我这是第二次来北京。就在前不久，我已经来过一次。说起来，我是个华裔，可我是在新加坡出生长大的，连筷子都不会用，对中文更是一知半解，英文也好不到哪里，与人交谈是英语、华语、马来语、潮州话夹杂在一起，有人戏称新加坡语言是“漂泊的语言”，没有祖没有根。可我一直是向往着中国、向着北京的。在我心目中，那是个似曾相识而备感亲切亲近的地方，那儿有着我的祖我的根。由于商务繁忙，我始终没有机会去一次向往中的北京，不料，一场震撼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却让我在大伤元气之时圆了遥远的梦。
我在新加坡掌管着当年由父亲创下的实业。或许是继承了父亲的基因，天资聪颖的我将家族的那份实业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名声越来越响。我的那幢掩映在热带植物的浓浓绿荫中，便是我成功的象征。孰料，历经风雨的我，这回没有抵住金融风暴的袭击，损失惨重。为保存实力，我决定变卖豪宅以套取现金，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我不敢在报纸上做卖楼广告，生怕影响公司在股票买卖和地产物业投资方面的正常运作，便托熟人物色新加坡以外的买家。只一星期，买家就找到了，来自北京的李先生以两千两百万坡币的代价成了豪宅的新主人。豪爽的李先生对我非常赏识，他非但不要我搬离大屋，还盛情邀请我去北京旅行。
三天的游览，北京城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回到新加坡之后，她发现脑子里满是北京的影子，挥之不去。北京的**力竟是那样的强大，以至才相隔短短几月，我决定再次去北京，在那里度过长长的圣诞节。
李先生以主人的身份邀我去一家夜总会跳舞、唱歌。当我赶到那里的时候，我看见随李先生迎出来的还有另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李先生向我介绍说，他叫韦克明，是他的好朋友。我微笑着朝克明点了点头，就在这一瞬间，我心里一颤，觉得仿佛在哪儿遇见过这个人。
这时，一首30年代的曲子响了起来。克明邀请我跳舞。别看我久经“沙场”，可我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连我自己都惊奇的是，此刻，我居然身不由已地站起身来，随克明下了舞池。我握住克明的手，抬起脸，这时她看到了一双平静又热情、奔放又压抑的眼睛。舞曲**漾着，旋转中的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和谐和舒畅。忽然，一颗泪珠从我的眼里滴落下来。克明看见了，俯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别这样。”他的温热的气息扑过来，让我觉得一阵眩晕，一切都模糊不清了。
音乐停了，我坐回沙发，可我听见自己的心还在怦怦跳着。我再次将目光投向克明，发现他也正静静地凝视着我。我合上眼睛，蓦然间，我感到一只大手将我的手轻轻的捉住了。顿时，一股暖流像电一般流遍我的全身。
这一刻，我觉得有种生生世世的感觉，可我一下子什么也说不上来。
我听从父亲的安排，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到新加坡，并与相识了十多年的男友结了婚。婚后，我们生下了一对儿女。丈夫几乎是个无可挑剔的男人，里里外外，帮着我打点一切。可以这样说，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的。可是，五年前，丈夫却离开这个家走了。至今，我都不能完全想明白，为什么最终丈夫会弃我而去。是不是自己只知道拼命工作，变成一台印钞票的机器，而不经意间疏淡了交流、疏淡了感情？
在那段没有丈夫的日子里，我只有更加拼命地工作，藉此忘掉痛苦。一位法师对我说：“人不学走路，怎么会有跌倒，可不要让自己的生活留下遗憾！”渐渐地，我从悲哀中重新站起来，在茫茫人海中再次试图寻找心中的至爱。寻寻觅觅但徒劳无功，我有些疲倦了，我想，心灵深处的那扇窗子大概要永远地关上了。
可是，现在，一个素不相识却又似前世约定的人，竟莫名其妙地搅动了我内心的情愫。
这不，第二天中午，我不能自己地给克明挂了电话。克明立刻听出了我的声音，并说马上到我下榻的酒店去接我共进午餐，二十分钟后到。由于堵车，克明那二十分钟的路程走了整整一个小时。我等不及，干脆站在酒店门口等。克明终于来了，脸上的焦急掩饰不住。见我冻得有些发抖，克明赶快脱下西装给我披上。
克明驾着自己的奔驰车，把我带到一家地道的北京餐馆。进门处有着高高低低的积雪，我犹豫了一下，不敢跨过去。没有想到，克明二话不说，背起我，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下，从容不迫地跨进餐馆。伏在克明背上的我，心像小鹿般地欢跳起来，虽然外面是一派冬日的灰蒙，我的内心却绽放出了充满生机的绿色。这一刻，我勇敢起来，我决定不再忧虑，不再彷徨，要无所畏惧地去追寻自己的幸福。虽说不能预料未来的一切，但我认定我新生活的开篇序曲已经奏响。
后来，我又让克明陪我去登长城。克明对长城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让我十分惊奇。克明告诉我，十六岁那年，我母亲得了肺病，可家里穷得没钱抓药。刚好同村的一位叔辈在长城摆摊替人拍照，问他愿不愿意做帮手，一个月给八块钱。他立刻答应了，第二天就退了学，来到长城。后来叔辈老了，索性把摊位交给了他，这样，他在长城上足呆了十年。我听罢，不禁为克明身世而感动。那天，我们还去天坛放了风筝，我觉得我仿佛又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光。
回到酒店，克明让我好好休息，可我执意要他再坐一会，我感到自己的语气和心情就像二十岁左右那样，忍不住笑了。克明问我笑什么，我的脸颊飞起了红晕。克明走到我身边，在我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我拥住克明问；“你喜欢我吗？”克明回答：“是的，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我又问：“你喜欢我什么呢？可你不能花言巧语哟 ！”克明说：“我已四十多了，早过了花言巧语的年龄。”我娇嗔地“抬杠”道：“那我也不是青春玉女，而是徐娘半老了。”克明说：“在我心目中，你永远是长不大的邻家女孩。”说着，克明把我抱到**，并给我盖上被子，“别多想了，好好睡一会吧。”
我闭起眼睛，陶醉在温馨甜美之中，克明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全然不知。现在，我唯一清楚的是，我已坠入情网。
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了。是从新加坡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那头，母亲气咻咻地说道：“真想不到，你在北京搞出那么多的事来，李先生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我想解释，可母亲不由分说地下了命令：“我已叫你的秘书小韩坐飞机去北京接你，你明天一定得回来！”
我乘坐的SQ878航班一抵新加坡樟宜机场，我就看到七十六岁的母亲率领十多个家族成员一起前来接机，真可谓浩浩****。我顿时感到了沉重的压力，禁不住搂着母亲哭了。
母亲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切已经过去了，还说那个韦克明不适合我，因为我读的是洋书，而他念的是唐书。“一时的**，并不代表永恒的”，母亲边说边吁了口气，好像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在我看来，随着环境的转变、时间的流逝，我在北京发生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但我没有想到，我偏偏是个执着的人，那份刚刚萌发的爱意，固执而热狂。
当晚，身心疲惫的我用新加坡盛行的“花水”洗了澡，以期洗去心中的烦恼和忧伤，但怎么也洗不掉，我坐在床头，把电话一次次地拿起又放下。一瞬间，我失去了力量。
半夜两点，电话骤响，我惊喜地一跃而起，我知道一定是克明打来的。果然是他。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个在冬季的北京，一个在夏日里盛开着胡姬花的新加坡。克明首先打破了沉默，对我说：“我会一直等你。”我回答道：“我一定会再去北京。”我的声音利索而勇敢。
我的朋友们也知道了我的“北京故事”。他们问我，克明是怎样一个人？这不，连我自己也被问倒了。我竟然都不知道他的年龄、职业、学历乃至婚姻、家庭……朋友们都说我太盲目了。
我真的很盲目吗？我问着自己。可爱本身常常就是很盲目的呀。我这样回答着自己。我想，或许命运犹如一张网，罩住后就很难再冲破。但其实人生的一个意义就是要冲破命运的安排，去获得新的可能性，从而使生命永远鲜活。能否冲破命运之网，很多时候决定于自己是否愿意，且落实履行，而一切的改变都是从心开始的。
那位李先生专程从北京飞来了，他为自己把克明介绍给我后悔不迭。他告诉我，克明有太太，有孩子。我在一阵沉默后说：“谢谢你的提醒，可我真是有点不可自拔了，我不愿放弃。如果这注定是杯苦酒，我愿意喝下去，我相信生命因为有了痛苦会变得丰富。”
接下来的日子，我活得很辛苦，时常失眠，夜夜流泪，动不动就觉得疲劳，食欲极差，人明显地消瘦了，我不愿再折磨自己，终于瞒着家人，再次飞往北京。
我和克明又相拥在了一起，他俩紧紧地攥住对方的手，好像生怕不经意间一切就会溜走。克明说：“你别走了，就留在北京吧。”我笑着说：“哪能呢，我还不知道你究竟是何许人呢。”
克明立刻把我带到了自己的商场。那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百货商场，足足有一千多个小摊位。我随克明从这儿走到那儿，腿都有点发酸了。克明说，中国的消费市场大得不得了，但由于消费者收入还不算高，所以高档的商场未必迎合市场需要，中低档的、实用的商场却很受欢迎。他说他摸索好一阵了，要在中国经营百货零售业，走这条路最符合国情，但规模一定要大，品种一定齐全。事实上，他已开设好几家这样的大型百货商场了。
我停在了一个摊位前，那地方有幅醒目的广告：“收购旧小学课本”。我好奇地询问克明，收购那么多课本干什么。克明说，给我的孩子呀。“你有很多孩子吗？”我追问我。“有一千多个呢。走吧，我带你去看。”克明驾着车，和我一起来到了北京郊区昌平县的一所乡村小学。这时，刚好下课铃响，一群孩子涌出教室，当他们看见克明时，纷纷亲切地叫着“叔叔好！”克明告诉我，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困，一直没有好好念书。这几年赚了些钱后，他回家乡建了学校，希望今天的孩子不要再像他童年时那样读不成书了。
那一夜，我又失眠了，我感到那个既有企业家眼光又有菩萨心肠的真正的男人已经彻底虏了我的心。我想，我真的要留在北京了我也要在这里开创自己的事业。
我不再偷偷摸摸地过日子，我在北京开展市场调查，并把结果和设想提交给公司董事会。最终，董事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决定抽调一部分资金到北京开拓市场。
现在，北京——新加坡成了我最熟悉的一条空中航线，我对克明的感情也像升空的飞机越爬越高。
那晚，夜半三更的时候，我下榻的酒店客房里，电话骤响。
“你是有钱人，要哪个男人不可以，为什么偏偏缠住我丈夫？”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愤愤的声音。
“你是谁？”
“我是他妻子。”
我一阵眩晕，我知道，一场风暴不可避免地袭来了。
克明的妻子找上门来了。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眼睛也算漂亮，只是穿着和涂抹的口红显出一些粗俗。她开门见山地要求我，把克明还给她。她说我抢走了她的丈夫；她说我没有出现前，一切都好好的；她说我破坏了她的家庭，使她受到了伤害，使她痛苦万分；她说她的孩子需要父亲。
我听着她的责难，心如刀割。是的，这个女人太可怜了，男人在她的生活里是一根梁，断了梁，整个屋子都会倒的。我想到了退出，可心里顿时泛起了酸楚的潮水；难道自己真要永远抽身而去，再没有生生世世的承诺？我无法想象离开克明后会是什么样子，难道两个人可以从此再不见面，再无半点关系，形同陌路？撕心裂肺般的疼痛，让我失声恸哭。
隔了几日，我看了欲改建成商场的地盘后回到酒店，刚步入大堂，忽然被窜出来的四个男女拦住了。其中一个女人不由分说地打了我两个耳光，另一个年纪大些的也扑过来，撕扯我的衣服。她们边打边称自己是克明的岳母和姨母，是来教训我的。这时，有人在远处大叫：“妈，不要这样！”我捂住流着鼻血的脸，寻声望去，只见克明的妻子缩在咖啡座里，显出一副憔悴、无助的样子。保安赶了过来，把四人团团围住。他们问我是否要报警。克明的妻子冲过来，央求我放过她母亲。我无力地靠在墙边，挥挥手，对保安说：“放他们走吧”。
克明赶来了。那晚，他在我的房里默默地喝了许多的酒，一直喝到脸上的酒红退去后变成苍白。突然，他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瘫倒在倚子上，而后用双手捂住脸哭泣起来。
我扶起万分沮丧的克明，不无真诚地说：“回家吧，她终究是孩子的母亲，再说，我们都是女人，何必相争呢？”
克明抹了抹眼睛，说：“答应我，给我点时间，你必须要等我！”
“我已经不是黄花闺女了，等不了了。”我伤心地回答。
克明一把握住我的手说：“我们去旅行吧，换一个好心情。走，现在就去机场！我摇头说不行，但克明不容争辩地把我抱起来，走出屋子，听任我在他怀里又捶又蹬。
谁也没有想到，接下去发生了一连串的飞来横祸。飞机刚刚抵达烟台机场，接机大厅电视机里播放的一条新闻便让我和克明怔住了——我们共同筹建的那家即将开业的大型百货商场发生了火灾，大火烧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两人迅速飞回北京，赶赴火灾现场，不料又遇氧气瓶爆炸，把我震得两天一夜才苏醒过来。
在我身边尽心尽力看护了两天一夜的克明，见我醒了过来，又急忙去处理火灾善后事宜了。他叫了辆出租车，要司机把我从医院送回酒店。可司机是个急性子，车开得很快，就要到达酒店时，突然，一个女人横穿过来，司机来不及刹车，把那女人撞倒了。我急急地打开车门，走到女人跟前，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女人竟是克明的妻子！我尖叫着又唤了辆车。血从克明妻子的身上流了出来，我紧紧地捉住她的手，一遍一遍地说：“你一定要坚持住，一定要活下去！”我将她送进急救室，一直守候到医生出来宣布说，病人已脱离了危险。这时，我才想起给克明打个电话。电话里，我复述情况之后，说出了一句对两人都是最残酷的话：“分手吧，回到她的身边去！”
我挂断电话后哭了许久，我决定立刻返回新加坡，我还决定把炽热的爱火熄灭在心底，让自己，也让克明和他的妻子重新回到过去平静的日子。
回来后的我忙于商订北京零售商场的装修方案，没有歇息的时候。可再忙，我也无法停止对克明的思念，这份苦涩的恋情让我心力交瘁。终于，我病倒了。一纸诊断是那样的无情：我得了食道癌，并且已经扩散。
面对死神，我坦然地接受了现实。我想，只要踏踏实实地生活过、爱过，生命就无悔无憾了，自然也就不会，害怕死亡了。我平静地安排好了一切，只是内心深处始终忘不了韦克明——这个曾走进我生命中的男人，而且我还想求得克明太太的宽恕。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轻声说：“要不，再去一次北京吧。”我听了，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1999年10月24日，我再次独自踏上了由新加坡飞往北京的SQ878航班。
也许身体太虚弱了，加上飞机遭遇强烈的气流，颠簸得我翻江倒海般地呕吐，最后连飞机是怎样降落的都浑然不知。航空公司把晕过去的我，从机场直接送到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醒来后，我给克明家挂去了电话。是克明的妻子接的，我让她到医院来一次。她来了，我当面诚恳地请求她的原谅。她轻声地叹了口气，说她有些歉疚，因为她缺少学识，在事业上帮不了克明。她问我，克明知道你来了北京没有。我摇了摇头。她立刻说，她这就去告诉克明。
果真，克明匆匆地赶来了，还带来了他妻子送给我的治疗用的灵芝孢子粉。那一晚，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又相守在了一起。虽说更多的是默然相对，但我感到了欣慰的满足，感到这个世界上除了爱情，还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真情；同时，我感到生命的活力再次在我的体内跃动起来。
四天之后，我要回新加坡了。克明把我送到了机场。我摸出一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克明，“我走了以后，你叫你太太去打开它。我给她留了一枚平安符，一块我最心爱的古董卡地亚手表。”克明说：“我也有一封信要给你，可得上了飞机才能拆开来看。”说着，他给我深深的一吻。
飞机起飞了。我打开了信封。克明在信中让我好好保重，还说为了帮助我度过难关，给我签了一张五千万港币的支票。回到新加坡后，我把那张支票影印后镶进了镜框，挂在办公室的墙上。至于那些款项，我把它们悉数捐给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其中包括“希望工程”，我期望能在贵州山区为孩子们建立一所有小学、也有中学的综合性学校。
我想，现在，我将自己那份毕竟有些残缺的爱情，完整地留在了北京，留在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