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列文觉得和两位女士待在一起，感到十分不耐烦，因为他想到，如今他对农业经营所感觉到的不满，并非是他一个人的特殊情况，而是作为整个俄国农业的普遍情况存在着。他想到，想要转变劳动者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就像他在途中碰到的那个农民家一样，这并不仅仅是梦想，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想到这些，令他比什么时候都要激动。他感觉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确实需要想方设法去解决。
列文向太太们道过晚安，说好明天就再在这里留一天，然后一起骑马去公家树林里的一处有趣古迹游玩。在就寝之前他来到主人的书房里，去找斯维亚日斯基刚才谈话时介绍给他的一些有关劳动问题的书籍。斯维亚日斯基的书房非常宽敞，四周都摆满书架，里面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摆在书房中间的大写字台，另一张是个圆桌，在上面放着一盏台灯，就在台灯的四周众星捧月般摆放了各种文字的新出版的报纸以及杂志。在写字台一边摆有一个柜子，在抽屉上面标着金字标签，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件。
斯维亚日斯基拿着本书，就在摇椅上坐下来。
“您现在在看什么书呀？”他问站在圆桌旁边查看杂志的列文。
“哦，我发现这儿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斯维亚日斯基指了指列文现在手里捧着的那本杂志说。“看上去就像是，”他很起劲儿地说，“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不应该是腓特烈。应该是……”
于是，他就以他所特有的简单直白的语言讲述了那些十分重要而且新颖的发现。虽然列文此刻一心只想着农业经营问题，但是他在听主人讲话时，却暗暗自问道：“现在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呢？为什么，他是为什么会对瓜分波兰的问题这么感兴趣呢？”等斯维亚日斯基说完时，列文急不可耐地问道：“那又能怎么样呢？”不过再没有什么了，让斯维亚日斯基觉得感兴趣的只不过是“原来”怎样怎样。可是，斯维亚日斯基并没有说明，并且认为用不着说明，他为什么会对这事儿感兴趣。
“是的，我对那位非常容易生气的地主倒是非常感兴趣，”列文叹口说。“他非常聪明，并且也说了很多实话。”
“哼，得了吧！他只不过就是一个隐蔽的冥顽不化的农奴制拥护者而已，像他们这一帮人都是这个样子！”斯维亚日斯基说。
“可是您作为他们的首领……”
“是的，只不过我是要把他们带向另外一个方向罢了。”斯维亚日斯基大笑着说。
“让我很感趣味的是，”列文说，“他说的话非常正确，我们要用的方法——也就是说使用合法经营农业——行不通，唯一可以行得通的只能是像那位温和的地主所采取的放债的方法。要么索性，就采用最简单的方法。这又能怪谁呢？”
“自然，这只能怪我们自己。但是，要说它行不通是错误的。瓦西里奇科夫家的方法就可以行得通。”
“一座工厂……”
“只是我依然不明白，这个样子为什么会使您感到惊讶。现在的农民无论是从物质水平或是从认识水平都是处于非常低的发展水平上，显然，他们会对一切不熟悉的设施采取反对态度。之所以在欧洲合理的经营方法可以行得通，就是由于农民受到了教育，由此可见，我们要教育农民，问题应该就在这儿。”
“但是究竟要怎样去让农民接受教育呢？”
“如果要让农民接受教育必须有三件东西：第一是学校，其次是学校，最后还是学校。”
“可是您自己刚才也讲过，现在农民物质发展水平非常低。那么学校在这一点上究竟可以起到什么效用呢？”
“那您是否知道，您的问题让我想起了一个关于劝说病人的笑话：
‘我觉得您最好试用一下泻药，
‘试过之后，结果会更坏。’
‘那么就试一试移植疗法吧。’
‘试过之后，结果会更坏。’
‘那么，你就只向上帝祷告吧。’
‘试过之后，结果会更坏。’
我们目前是一样的。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形式会更坏。我说社会主义，您说形式会更坏。我说教育，您还是会说情形会更坏。”
“那么，学校在这一点上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给他们提供另外的需求。”
“这一点我一直不明白，”列文激动地回敬道。“学校怎样帮助他们改善其物质状况呢？您刚才说，学校和教育将供给他们其他的需求。那就会变得更糟糕，因为他们的需求是没有能力可以获得满足的。请问学会加减法和教义问答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物质情况了吗？这一点我始终都不懂。在前天晚上，我遇到一个怀抱婴孩的农妇，我询问她要去什么地方。她说：‘要去巫婆那儿，因为孩子忽然得了好啼哭的怪病，我需要带他去治一治。’我问她，巫婆怎么可能医治好你的小孩的啼哭病呢。她说‘巫婆会把小孩儿放在鸡棚上面，她会再念念咒语。’”
“哦，这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教育就是为了不让他们再把自己的小孩儿放到鸡窝上去治疗孩子的啼哭病。”斯维亚日斯基快活地微笑着说。
“啊，不！”列文烦恼地说，“我认为这种医治方法就好像是用学校医治农民。农民贫穷，而且又没有知识，关于这一点我们都已经看得十分清楚，这就好像巫婆清楚小孩儿得了啼哭病，是因为那个小孩一直哭。但是学校是怎样去治疗农民这种贫困和没有知识的病呢，这就叫人很难理解了，就好像不理解放到鸡棚上怎么就可以治好啼哭病一样。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治一治农民贫穷的病根。”
“啊，最起码在这一点上，您和您不太喜欢的斯宾塞不谋而合了。他也这样说，教育也许是丰衣足食和生活安定的结果，就像他说的那样，更是勤洗刷的结果，可是并非是能读会算的结果……”
“总之，您说我居然和斯宾塞不谋而合，这还是让我感到很高兴的，或者相反，我也觉得非常遗憾，但是这一点我早就是知道的了。学校是根本没有用处的，我认为有用的是一种可以让农民富裕一些的，更加悠闲轻松一点儿的经济制度，而且等到那时候农民们都富裕悠闲了，学校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了。”
“但是，现在在全欧洲的学校都是义务教育的。”
“那么在这个方面上您是怎么会同斯宾塞不谋而合呢？”列文问道。
然而，在斯维亚日斯基眼睛里闪烁了一个惊异的眼神后笑了笑说：“嘿，你说得这个医治啼哭病的故事简直太妙啦！难道这是您亲自听见的吗？”
列文已经看出来了，他简直就发现不了这个人的生活与他思想间的任何关系。显然，他对于他的论断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是毫不在乎的，他需要的仅仅是推论而已。并且每当他的推论过程会将他带入一条死胡同的时候，他就会变得不愉快了。他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前，就把话题转移到别的愉快的事儿上了。
在途中遇到的农民所给他留下的印象仿佛变成了这一天里所有见闻和思想的基础，所有这些印象都让他感到非常兴奋。这位心地善良的斯维亚日斯基所保持的许多想法只不过是为了在社交场合用的，而且很显然，他还有着另外一些列文窥探不到的生活原则，而且同时当他与广大群众在一起的时候，却使用一些与他没有一点关系的思想来指导社会舆论。当然还有那位爱抱怨的地主，出于对生活感到苦恼不堪的情况而发表的意见都是十分正确的，只不过他对整个农民阶级，作为俄国最好的阶级的愤恨却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还有就是，列文对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意，茫然地期望可以寻找到一种补救的办法。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聚成一种内心的烦恼和期待快速解决的心情。
列文独自一人待在给他安排好的房间里，躺在那个手脚每动一下就会有意想不到地弹跳的床垫上，久久都无法入眠。斯维亚日斯基虽然是说了好多聪明的话，但是列文几乎对他每一次说的话都没有一点儿的兴趣，但是对那位地主的一番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列文不由得回想起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且在想象中修改着自己的回答。
“没错，我当时真应该告诉他：您说我们现在的农业不行全是因为农民讨厌所有的改良，只要是想进行改良就必须使用权力。但是如果农业改良不成的话，那么，您说的话当然就是对的。可是，其实只要雇工们能够按照他们的习惯去劳动，就像我途中所看到的那个老人家里那样子，农业还是依旧可以得到发展。现在我们对农业都感到非常不满，这说明过错不是在我们这边，那就是在雇工那儿。那么我们这边实际上早已采用我们的方式、采取欧洲的办法随意地干，也从来没有看过劳动力的性质如何。我们应当承认劳动力并不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劳动力，而是带有自己本身特性的俄国农民，因此我们应该依照这种情况来安排农业。‘你要知道，’我当时真应该对他这样说，‘您应该学那位老农一样管理你的农业，要想出办法让雇工们留意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且找到他们都承认的改良办法。那么这样一来，您就可以不用消耗那么多的资源，而得到比以前多一倍或者两倍的收入。然后把您的收成对分，一半留给你的那些雇工，剩下一半您自己留下来，这些应该也比以前多，而且雇工们得到的也多点儿。那么为了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应该放低农业经营水平，好让雇工们对农业的成果产生足够的兴趣。至于要怎样才可以办到这一点，那已经是细节的问题，但是这毫无疑问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这个念头使得列文格外的兴奋，以至于到半夜了他还没有睡着，他仔细思考着怎样去实现这个思想。他原本是不想第二天就走的，但是现在已拿定主意，明天一早就动身回家。原因当然还有那个穿着大领口连衣裙的姨妹，让他在他心里面有了一种好像干了什么坏事一样的羞愧和悔恨的感觉。而最主要的就是，他必须毫不延迟地马上赶回去，他需要在越冬作物播种之前向农民们提出自己的这个新计划，然后就可以采用新的办法播种了。他已经下定决心彻底改变之前的经营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