弩，《辞海》释为“用机栝发箭的弓”。它是我国古代比较流行的狩猎工具，在我国武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武备志·军资乘》称：“中国之利器，日弓与弩……惟弩之用为最。”既然如此，它当然不能不引起研究者们的浓厚兴趣。探求它的起源也就成了大家的共同愿望。
弩究竟是何时发明的呢?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学者们就开始深入研究。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各家得出的结论也就大相径庭、难以一致。最早的说法是认为在中华民族形成之时就发明了弩，如《古史考》称“黄帝作弩”。但不少学者认为这种说法纯粹依赖传说，不足为信。徐中舒在《弋射与弩之溯源及关于此名称之考释》(《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四卷四本)一文中提出商代已有弩。新中国成立后唐兰也提出类似观点(《弓形器(铜弓)用途考》载《考古》1973年第3期)。因为甲骨文中有一“弘”字，这“弘”字便是弓上有一臂，与弩的形象一致。说明商代已经使用弩。不过，有的学者认为“弘”字的解释并非如此。
后来，这一尚未解决的问题又被提出来，并在史学界展开了一番争论。1961年第2期《考古》杂志发表了郭宝钧《殷周的青铜武器》一文，其中说：“发矢的漆弓和木弩(弓有臂者)长沙也有发现(指长沙战国墓中的发现)，唯铜制的弩机在战国还未制作。”郭的说法立即引起异议。不久，《考古》杂志发表了周庆基的《关于弩的起源》一文。周认为战国时铜弩已经出现，《贞松堂集古遗文》与《三代吉金文存》等均有战国铜弩之记载。再从《墨子·备高临》及《南越志》等记载看，战国时代我国人民制造铜弩机也是完全可能、不容置疑的。《南越志》曾载：“龙川有营涧，尝有铜弩牙出水，……父老云：‘越王弩营处也。”’在考证出郭文中的不足后，周便提出了弩大概是春秋时代楚国人发明的观点。首先从文献记载看，《吴越春秋》日：陈音对越王道：“弩生于弓，弓生于弹，……(楚)琴氏以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乃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刀，然后诸侯可服。”其次从考古发掘看，长沙战国墓中出土了木弩，说明楚国最早普遍使用弩。后来，随着互相交流与发展，中原的韩(见《战国策》)、魏(见《苟子·论兵篇》)等国家也开始制造弩，到了战国末年，又发明了“连弩之车”。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一书也同意弩发明于春秋之说。
近几年来，一些学者从民族学角度人手，提出了一种与他人不同的观点。宋兆麟、何其耀等在深入研究鄂伦春族的地弓、纳西族的地弩、独龙等少数民族的手指弩之后，发表了《从少数民族的木弩看弩的起源》一文(载《考古》1980年第1期)。他们认为过去研究者把铜弩机的出现作为弩产生的标志是不准确的，而应该把木弩的出现作为弩发明的一个标志，这样一来，他们便把弩的起源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
众所周知，人类最初以木棒和石器狩猎，进而发明了飞礞、弹弓和弓箭。弓箭具有较大的杀伤力，并且射程远。它的发明无疑是狩猎技术的重大变革，．从而大大提高了狩猎水准，使狩猎成为正常的生产部门。但是，弓箭有其无法改变的局限性：瞄准时容易摇摆，难以一矢中的；张弓用力大，不能过久；一个人同时只能使一只弓等。为了更好地猎取野兽，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逐渐摸索规律总结经验，发明了弩。弩的操作比较简单，当猎人张弓时，一般以左手握紧弓拊，伸直左臂，用右手食指、中指向后引弦即可。弩的威力当然比弓箭大。它射程较远，杀伤力大；张弓时间可长可短，有利于瞄准射击，提高了-命中率；一个人可同时使用几架弩等。它的发明标志着狩猎技术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那么最早的弩是怎样的呢?宋兆麟、何其耀根据民族学资料得出最原始的弩是木制的，或者是木和骨角合制的。鄂伦春族的地弓、纳西族的地弩皆是如此。另外，文献记载也可证明。《韩非子·说林篇》曰：“羿执鞅持杆操弓关机，越人争为持的。”鞅、杆和机均为弩上部件。杆可持，当为弩臂，从木，当然是木质的。这种木制的弩大约在原始社会晚期由弓箭演化而来。到了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政权，适应战争需要，大力改进军事装备和武器，加上金属铸造加工工艺的发展，因而出现了青铜弩机。发矢机关，由过去简易的骨角质弩机变成利用枢轴、杠杆和齿轮的原理将青铜铸造的各种机件组成一个有机的、结构严密的铜弩机。这样，弩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古代最重要的远射武器之一。
(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