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两汉对匈奴发动决定性打击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渐迁至内地并逐步汉化；北匈奴逐渐西迁，给欧亚大陆政治格局带来剧烈变化；还有一些别支在广阔的北方草原生息繁衍，有人认为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他们迁居到金山（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又工于铁作。当时正值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后来突厥灭柔然汗国，建立突厥政权。由于突厥非常强大，纵横捭阖于齐、周之间，利用双方的矛盾战争，不断索取财物。隋王朝时，突厥因为内部矛盾，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隋文帝杨坚利用其内部的纷争，迫使突厥归附。
隋末中原纷乱，突厥又再度强盛起来，“控弦百万”，曾经围攻隋炀帝于雁门。这一时期，突厥汗国是我国北方颇能左右大局的政治力量，隋末北方诸雄几乎都和突厥有勾连，要么结盟，要么称臣，连李渊也不例外。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李渊）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抉择，在这场博弈中，双方力量是不均等的，各种割据势力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与突厥为敌，被突厥灭亡或被突厥支持的其他势力消灭；要么臣服于突厥，向其交纳一定财物从而维护自己的政权或者去欺诈其他割据势力。当时，突厥骑兵给中原地区很大骚扰，突厥贵族不仅向唐王朝和其他割据势力勒索财物，而且大量掳掠北方无辜百姓为奴。唐高祖武德初年，突厥始毕可汗之弟处罗趁李氏家族率兵进入关中争夺天下之际，带兵攻破太原，大抢三天，“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统一全国。突厥统治者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产。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人攻并州，掳男女5000余人；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颉利可汗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乃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便桥之盟”。这次结盟中，唐太宗和颉利可汗约为兄弟，唐朝和突厥的关系在这是和西汉初年与匈奴的关系极为相似的。这从下图可以看出：
在这场博弈中，唐王朝处于下风，对于唐朝来讲，这时也有两个选择的机会，战与和，与突厥进行战争是一种选择，但由于中原的内战刚刚结束，形式上虽然实现了统一，然而残破经济犹待恢复，各种不确定的反抗势力正在伺机而动，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力量，唐王朝都还比较弱小，贸然采取攻势，只能或是国家败亡或是长期衰弱，汉高祖的百登山之围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在敌人强大的时期，只能采取与之和解的方式，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然而，这时的唐王朝不是李氏父子在太原起兵，胜败存亡未卜，也不是盛唐威名远播之期，而是由一个从弱到强的过渡阶段，需要时间来恢复战争创伤，由时间决定成败，但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帝国的尊严、开国的霸气又使唐王朝不可能再像割据时期那样纳贡称臣。因此，唐太宗只能采取有声和无声的两种博弈方式，在无声的博弈中，他率军队严阵以待，隔着渭水对峙，既利用天然屏障，展示唐军的强大，又给突厥以回旋的余地。有声的博弈，他亲自出马，与突厥最高统治者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一下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手，也能尽快地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看出突厥的目的就是女子玉帛，许之以利，唐太宗占据了信息上的优势。而对于突厥一方来说，掠夺财物是最终目的，战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与其在不知对手虚实的情况下贸然对阵，还不如捞到多少是多少。正是由于双方都考虑到能够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纳什均衡才能产生。这时候的兄弟关系，实质上应该是突厥为兄，唐朝为弟，唐朝被人家兵临城下，结成城下之盟，对雄心勃勃的开国皇帝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但唐朝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为下一场更大的博弈建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建立在盟约基础上的共存，是一种合作性博弈，而一旦要放弃盟约，就是从合作走向对抗，这一转变，首先就是要践踏自己的信誉，把诚信资本抛弃。如果没有更大的利益期望，理性的人不会随便抛弃诚信资本，所以，利益期望是最关键的一环。
“便桥之盟”后，太宗进一步加紧备战。他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于是“士卒皆为精锐”，中原经济已得到一定恢复，国力逐渐强盛，反击突厥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从贞观三年拉开了唐代与突厥30余年战争的序幕，“汉家大将西出师”，唐太宗的决心是剿灭突厥，彻底消除内地遭受的祸患。这时候唐王朝与突厥的关系由形式上的兄弟变成了对手，唐朝能取得这场博弈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占据着实力和信息上的优势，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唐朝这一方面，唐太宗已经决定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以暴制暴，以杀止杀，在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给北征创造了良好条件。而对突厥来说，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一方面这时突厥内部出现了混乱，《通典》记述：贞观元年（627年），阳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都发生了叛乱。颉利可汗派突利率兵讨伐，突利又兵败，轻骑奔还。颉利可汗将突利关押了几十天，突利于是也发生怨言，产生背叛之心。突利为突厥王族，颉利亲侄，他怨汗欲叛，说明在突厥的最高统治阶层也发生了严重裂痕。
另外，颉利后期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部众早就不满，史料记载“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再遇上连年大雪之灾，六畜冻死，就引起了突厥内部大崩溃。对这些情况，唐朝方面是了如指掌的，因此，唐太宗命令徐世责（李责）、李靖，分统大军十余万，于贞观三年出击。这次出击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成功的，在李靖突击突厥大本营时，唐太宗派出的使节都不知道，还在与颉利可汗进行和谈。颉利可汗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对唐朝“兄弟”的谦让自然是万分高兴，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面对这种和谈即将成功的情况，是战是和，李靖不仅作为一个军事家，作为政治家的才干也显示出来，他明白实力决定一切，“一日纵敌，万世之患”。
李靖在一个大雾迷茫的早上袭击了突厥的中军营帐，在定襄（治所在今山西忻县）、云中（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打败东突厥，突利可汗请降，颉利向铁山逃亡（今内蒙古阴山北），李靖乘胜追击。生擒颉利，俘其众十余万，东突厥灭亡。下图可以显示唐王朝的忍辱负重策略的成功。
这场博弈，唐王朝是赢得干净利落。一般说来，战争胜败取决于实力、信息、战略和人心，如果其中一方各方面均优于另外一方，并且弱的一方知道的话，理性的弱者就不会进行战争的，唐太宗的便桥会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理智地选择了求和。但在贞观四年这一系列战争中，作战的有利因素全都掌握在唐朝这一边，唐朝的最高统治者面临的抉择是，唐朝不主动开战，而突厥不可能主动开战，那就得履行前约，每年送金银珠宝；如果在等突厥内乱平息，挑起战端，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双方是两败俱伤；而出其不意，主动发起战争，又在敌占区进行这一场战争，这就注定会赢得胜利。因为既然唐军已经发动了攻势，对突厥来说，就是两种命运，知道而且主动迎战，失败、损失小一些；不知道被动迎战，只能彻底失败。
在东突厥问题解决之后，对西突厥的战争，是在唐高宗时期完成的，伴随着唐与西突厥对西域的激烈争夺。唐初，西突厥势力极盛，“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并阻碍着中西商业交通。
与西突厥的博弈，唐太宗和高宗父子两人用的策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削其枝叶，弱其主干，因为对东突厥战争以后，唐朝已经失去了战争的突然性，在与两突厥的博弈中，既然双方都选择了战争，只有一方在感到技不如人，愿意臣服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纳什均衡。在战争初期，综合实力又相当的情况下，从太宗起就开始了剪其羽翼的战略。贞观年间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此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他曾因突厥内争失败而归附唐朝，受封左骁卫将军，但太宗死，贺鲁即起反心，自号可汗，建牙帐（相当于帅府）于千泉（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与唐为敌，数扰西域，对于这种时降时叛的部落，只有将其彻底击垮。
唐高宗时期，仍然继承了太宗避实就虚的战略，经过多年的征战，逐个击破其联盟或附属各部。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平西突厥最后一战开始。唐军由大将苏定方统辖，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激烈的战斗接连不断，天降大雪，平地深二尺，唐军踏雪兼程追敌，士气高昂，阿史那贺鲁战败跳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自此灭亡。
在与两突厥的长期征战中，由于双方都选择了战争，那么要想达到均衡，只有一方被消灭或臣服才能达到新的均衡。唐朝在战略上是棋高一招，唐朝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向汉代一样，派出大量的军队，“劳师以袭远”，与西突厥硬碰硬，双方损失相当；一种是削其枝叶，弱其主干，最后摧枯拉朽。
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高宗父子的博弈战略是一致的，贯彻得相当的彻底，针对突厥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组织，不仅在军事上逐个击破，而且在政治上进行分化，对于被征服的突厥人，唐王朝并不以战胜者自居，突厥贵族多被唐朝任命为高官，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的达百人以上，他们都可以参加朝廷的各种大典和被皇帝召见。
由于唐朝对突厥人的优待。当时迁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有万家之多。广大突厥人民，由山林草原进入平原，由落后的经济生活改变为先进的经济生活，而且不愿再回到原来那种奴隶制的生活方式，这就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也为彻底击败西突厥奠定了政治基础。正因为在博弈过程中，唐王朝放弃了单纯的军事征服，而是以融合为主，以军事进攻为次，这就避免了汉武帝与匈奴几十年的战争弄得国家疲敝，致使西汉衰落的结局，而是使唐王朝在长期战争的同时，国力仍是蒸蒸日上。正确投资女婿
一个局中人的策略，是他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所将作出的决策的描述。如果在一场博弈中，不论局中人的策略是什么，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总和为零，那么该博弈称为零和博弈。此时，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凡是不具备这一性质的博弈，称为非零和博弈。二人零和博弈，即只有两个参加者（局中人）并且一方所得恰为另一方所失的博弈。
在春秋时期的秦晋之间的一场博弈就是典型的二人零和博弈。春秋时期，晋献公即位初年的晋国仍是诸侯小国，而此时的齐、楚、秦都已成为地方千里的泱泱大国，而且都想向中原发展。
为了发展晋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能与诸侯争霸天下，晋献公先从巩固政权入手，进而灭掉周围的小国，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秦穆公，从而扩大晋之领地范围，建立了巩固的联盟，使晋国走上了强盛之路。
正当晋献公的霸业蓬勃兴起之时，晋献公灭了骊狄，获得了两个美貌的姑娘，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夫人，不久这两个女人生下了两个儿子，年轻漂亮的夫人骊姬导演了一场以庶代长的争夺君位的内乱。在这次内乱中，太子申生被迫自杀，次子重耳和三子夷吾为避祸而出走。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逝，骊姬先后立自己和妹妹所生之子为国君，但都被大夫里克、丕郑率三公子的私属杀死在献公灵前。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50年，夷吾在秦国的保护下首先返回晋国做了国君，是为晋惠公。晋惠公的继位并未使晋国从骊姬之乱中摆脱出来，反而由于其对内党同伐异，对外言而无信，使晋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危险之中。晋惠公处理内部事务，他把拥戴他有功的老臣里克以连接诛杀了两位国君为理由，迫其自杀；对外，在没有当上国君之前，秦国答应帮他夺取国君之位，他信口开河，许诺将黄河以西的五座晋国城池作为回报，但即位之后就翻脸不认账。即位后没两年，晋国又遭受旱灾，晋向秦乞求粮食援助，渡过了难关。
第二年，秦国遭受大旱，希望能够得到晋国的援助，哪知晋国居然一毛不拔。晋献公当年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的目的，就是想缓和与秦国的关系，获得秦国的支持，从而放心吞并周围小国；秦与晋结亲，其目的也是找到一条进入中原争霸的捷径，这实际就是一场两人的博弈，但在这一场博弈中，秦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晋的发展反而阻止了秦进入中原的道路，因为秦晋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就博弈来说，这是零和博弈，晋让步，晋的利益就受损失；晋不让步，秦的目的就无法实现。
秦扶植晋惠公，本也就是想再扶植一个傀儡国君，但晋惠公偏偏不买这位姐夫的账。秦晋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公元前645年晋秦的“韩原之战”，晋国在这一战役中遭到惨败，晋惠公及诸大夫成为秦国的阶下囚。最后，晋国被迫答应秦国的条件，割让五城，并且送晋太子（公子圉）为人质才换回了晋惠公。
秦国仍然没有看出秦晋之间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为了进一步协调与晋国公室之间的关系，秦穆公将一位宗室女子嫁给做人质的晋太子为妻。可惜这位晋太子并不领秦国的情，在晋惠公死后，抛下妻子一个人，偷偷跑回去继承了国君之位，但这位长期在国外做人质的太子回国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支持，晋国仍然陷于动**之中。
这时，一个新的人物跑进了秦穆公的视线，这就是晋献公的另外一位公子重耳。重耳是晋献公五位公子中颇具才能的一位，其命运坎坷，在外逃亡十九年，先后流亡于戎狄部落、齐、卫、曹、宋、郑、楚等国，历经艰辛和磨难，最后来到了秦国。重耳的出现，使秦穆公似乎又看到了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希望，因为与晋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正面交锋是不明智的，这就好比两个身强力壮的人之间的博弈，只能是两败俱伤。秦穆公在晋惠公和晋怀公父子俩身上下的赌注都失败了，但他还不甘心，他想把宝押在公子重耳身上。
为了密切两人之间的关系，他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重耳，这一年，穆公五十三岁，重耳六十一岁。从穆公讨了重耳妹妹这边算，穆公是重耳的小舅子，而从重耳讨了穆公女儿这边算，穆公是重耳的岳丈，秦穆公是晋国的女婿，晋文公也是秦国的女婿，这种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就是历史上所称道的“秦晋之好”吧?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打败了新即位的晋怀公（公子圉），重返晋国，登上了王位，是为晋文公。重耳结束了其逃亡生涯，归国执政，晋国趋于稳定，又重新走上了称霸之路。
一个局中人的策略，是他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所将作出的决策的描述。如果在一场博弈中，不论局中人的策略是什么，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总和为零，那么该博弈称为零和博弈。此时，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凡是不具备这一性质的博弈，称为非零和博弈。
晋文公先后在国外流亡了近二十年，正是所谓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流亡生涯磨砺出来的聪明才智和经验成为其宝贵的政治财富，为晋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秦国的女婿，他并没有向其他兄弟与侄子一样，翻脸不认人，而是较好地处理了秦晋之间的关系，恭谨地履行翁婿之礼，两国进入了“蜜月期”。
晋国没有后顾之忧，于是就把目标转移到其他方向。文公即位之后，立即展开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并且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他即位的第二年，周王室发生叛乱，周襄王的异母弟王子带与狄人联合将周襄王驱逐出成周，自立为王。周襄王逃奔同姓的郑国，郑国遂向晋告急。
晋文公抓住这一政治良机，亲自带兵迅速平息了叛乱，并护送周襄王重返洛邑。感激之余，周襄王将周成王国畿内的八个城邑赏赐给晋国。这一举措令各诸侯刮目相看，晋国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但与霸主地位还有很大距离。当时实际控制各诸侯国的是楚国，因此，要想独霸天下，必须先征服楚国。
位于南方的楚国，由于地处偏远的“荆蛮”，一向为中原诸国所鄙视，但楚国是最为桀骜不驯的部落。早在两周之际，周昭王因为楚国不听号令，就两次讨伐楚国，但第二次是被楚人设计淹死在汉水中，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记载的“昭王南征而不还”。
面对中原诸国的鄙视，楚国并没自甘堕落，而是发奋图强，先后灭掉五十多个小国，势力逐步从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发展，参与中原诸国的争霸战争，东周已经进入春秋五霸时期。
公元前638年，第一代霸主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当仁不让地扛起了霸主的大旗。楚国最不服气，宋楚之间发生了争霸的泓水之战，楚国大胜，自此一役，除晋、秦、齐三国外，其余诸侯国皆朝贡楚王。
公元前634年，宋国叛楚归晋。第二年，楚国派兵伐宋包围了宋都商丘，宋向晋求援，晋楚之战一触即发。
楚国围宋使晋国出师有名，但一则晋文公在流亡时到楚国，受到了楚成王的很好接待，曾经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再则鉴于楚国力量强大，晋国仍不愿主动与楚国交锋。晋文公采取一系列迂回战术，一退再退，表面上是报答楚成王的恩惠，实际上是诱敌深入，逼迫楚国主动出击。
最后，楚国终于按捺不住，在城濮与晋军展开了决战，结果晋军大获全胜。城濮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它大大挫败了楚国的锐气，此后，楚的盟国纷纷背楚而投向晋国。同年五月，晋文公又请周襄王到践土（今河南荥阳）大会诸侯，襄王立晋侯为晋伯，可以王命讨伐诸侯。自此，晋国确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主地位。
晋文公的成功使秦穆公沾沾自喜，以为在这位女婿上的投资是投对了，因此，在晋国的一系列争霸战争中是真心实意支持晋国的，但秦穆公的真正目的不是让晋国独霸中原，而是要让自己的女婿替自己扫除争霸中原的障碍。
他以为，在晋成功的基础上，晋国会心悦诚服地把秦国推向霸主的地位。但他在这场博弈中却少算了一个事实——秦晋都是大国，而且疆域相连，都有独霸中原的野心，对于这场争霸的博弈，秦晋都有让与不让的两种选择：两国互让，所得利益均为零，只有让他国得利；晋不让步秦让步，晋得益，秦受损；晋让步秦不让步，晋受损，秦受益；秦晋都不让步，双方利益均受损。在晋文公时期，秦晋可以说处于秦让步，晋受益，使晋强大。
晋文公执政虽仅有八年，使晋国由普通的诸侯国发展为雄踞中原的超级大国，并开创了晋国的霸业，建立了以晋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为晋国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晋文公死后，秦穆公认为晋国应该作出让步，让秦国称霸中原。但已经独霸中原的晋却没有作出让步，在晋文公死去的当年即公元前628年就爆发了秦晋崤之战，晋成为阻挡秦向中原发展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此后，公元前597年的晋楚邺之战，公元前589年的晋齐鞍之战，公元前578年晋秦麻隧之战，公元前575年的晋楚鄢陵之战等，几十年的战争使晋国的实力受到极大重创，霸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但公元前573年，孙周在新田继位，是为晋悼公。悼公针对晋国出现的危机，对内对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振了晋国的霸业。直到公元前546年，晋楚等十四国盟于宋两门之外，楚国争盟，晋让楚先，从此结束了晋国独霸的时代，形成了晋楚共霸的局面。
公元前482年，晋吴会于黄池，吴王列兵劫盟，晋国只好退让，标志着晋国霸业的正式结束。
晋国的强大，使秦国在一百四十年里无法向东方发展，秦穆公在自己女婿上的投资失败，应该是秦国发展史上一个最大的失误，如果他找一个不与自己山水相连的二流的中等小国进行投资，或许就会得到一个争霸中原的助手。但他不该找了一个与自己实力相当而且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晋国进行女婿投资，这只能是养虎成患，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话。秦穆公的失策可以从下面的图表看出：
秦穆公选相邻的晋国做女婿晋国合作岳丈的账晋受损秦受益利用却不买账秦赔了夫人又折兵选不相邻的他国做女婿他国合作买岳丈的账双方受益利用却不买账秦赔了夫人不折兵
秦晋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