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采取合作还是对抗的方式进行竞争。不过，博弈论里的理论，我们熟知的，大部分是非合作性博弈。这是为什么呢?是合作性博弈太过普通不值得研究，还是太过复杂研究不了?
其实，这是由博弈论的预设条件所决定的。博弈论里面，假设的条件是人们都是理性的，而理性的人们在面对博弈的局面时，都是理性地去分析，然后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去执行的——显然，博弈论的这个预设前提，忽略了两个重要内容：第一个，难道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都是真正有理性的吗?有很多的行为，看上去是十分符合博弈论模型的，但实际上，处于那种情境的人，都不是理智地、冷静客观地去考虑问题的。同样，除了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之外，还有社会价值标准和道德律法在约束人的行为，不可能只有理性的策略而没有其他方面的内容起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在现实情况下，到底人们是在采取什么方式博弈，受什么因素影响去进行博弈?尤其，在合作性博弈之中，理性所占的成分有多大?选择合作还是选择单干甚至背叛，是否只有理性在起作用?
可以看到，在现实之中，非理性的情况确实存在，不过，在博弈的局面下，非理性的情绪、情感因素所起的作用，却是不断变化，无法形成一个变量的。当合作的诚意和需要合作的理性相遇的时候，人们是靠诚意进行博弈，还是靠理性进行选择?
1、诚信是发展的基础
盟约是什么?盟约本质上是博弈双方或者多方为了避免出现双输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达成的协议，在某种意义上盟约就是博弈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例如，前苏联和美国制定削减核武器的条约，这是在双方力量基本对等，谁也无法彻底战胜博弈对手，而如此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再继续下去，最后只会使双方的国家经济都崩溃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在不损害自己的根本利益，保持足够威慑力的条件下，达成如此协议。事实上，盟约在许多博弈的场合都会出现，只是有时能够延续较长的时期，有时候却是昙花一现。博弈双方达成协议和毁掉盟约，其中蕴藏的玄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秦末刘邦和项羽的两次建盟与背盟中看出其中的奥妙。
秦末农民战争，由陈胜和吴广首先发难，但最终推翻秦朝的却是刘邦和项羽两支起义军。一般人只知道这两人是一对博弈的对手，却不知他们曾经在共同的旗帜下，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合作战斗。只是由于不能达成合作的协议，兄弟又变成对手罢了。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做过秦朝的小吏，由于私自释放囚犯而隐藏在茫砀山的刘邦，终于等到了迟来的春天。他与同乡好友萧何、曹参、樊哙等合谋杀掉沛县县令后，率领沛县数千子弟走上了反秦的道路。此时，楚国的旧贵族，项羽叔侄也起兵响应。由于项羽家族世代为楚将，因此，他们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陈胜、吴广失败后，项羽叔侄的军队成为义军的主力。
公元前208年，项梁、项羽叔侄率领八千江东子弟渡江北上，在徐州地区消灭了楚怀王景驹，军事实力迅速壮大。刘邦起兵后，一直不顺利，他先依附于景驹，景驹被项梁杀掉后，他便投靠了项梁。刘邦与项羽并肩作战，在灭秦的战争中走到了一起，并结拜为手足兄弟，这一年刘邦47岁，项羽24岁。
公元前207年，起兵反秦的六国旧贵族共同拥立了原楚怀王之孙名心为共主，仍称楚怀王。这时候，章邯所率领的秦军主力和王离统率的边防军正在围困起义的赵国。奉怀王之命，项羽率军救赵。刘邦西进伐秦，怀王与诸侯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救赵途中，项羽本为副将，但主将宋义畏敌不前，项羽便杀了宋义，率军渡过漳水后，下令破釜沉舟，全军只带三天的口粮，以胜则存，败则亡的勇气，在巨鹿大败章邯统率的秦军主力，杀死秦将苏角，俘虏王离，迫使涉问自杀，在战斗中，项羽和楚军将士们勇猛如虎，威震各路诸侯。
大战结束后，项羽在辕门召见诸侯军将领，他们各个膝行而前不敢仰视。自此，名义上怀王是天下抗击秦军的共主，实际上项羽成了“霸天下以令诸侯”的统帅。
在项羽率领各路义军与秦军主力浴血奋战的时候，伐秦的刘邦，采纳了张良等谋士的建议，迂回进军，避实就虚，向西挺进，进展顺利。由于项羽拖住了秦军主力，刘邦军队遇到的阻力极小。公元前206年，刘邦先于各路诸侯攻入关中，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不得已向刘邦投降，至此，秦王朝宣告灭亡。刘邦进入咸阳后，贪恋财富，喜欢美女，好在还能听从张良、樊哙的劝告，封存秦宫的府库、财宝，退军霸上，并与咸阳父老约法三章，废除了前朝的全部苛政，受到了关中百姓的拥戴，惟恐沛公不为关中王。
项羽经过一系列的战役，迫使秦军主力投降，又将二十万秦降军全部杀死后，也率军杀奔关中而来。见刘邦派兵把守函谷关，大怒，发兵攻破了函谷关，屯兵新丰鸿门，范增要项羽趁机消灭刘邦。生死关头，张良让刘邦赴鸿门，假意谢罪，利用项羽少谋而狂傲的本性，对他卑躬屈膝，俯首称臣，以求自保。刚直而缺少心机的项羽，果然放弃了除掉刘邦的打算，并设宴款待，最后放走了刘邦。
鸿门宴后，项羽率军进入咸阳，杀掉了秦降王子婴，并放火烧毁了秦朝的宫室。公元前206年，项羽在咸阳分封诸侯，他背弃了当初“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自封为“西楚霸王”，并分封了十九个王，刘邦被封到了汉中巴蜀的边远之地做汉王。项羽还把原来的秦国一分为三，封秦军三个降将为王，借以遏制刘邦的发展。刘邦接受萧何“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的建议，忍气引兵西入汉中，养精蓄锐，以图发展。
当时楚怀王与天下诸侯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时候，秦朝的力量还非常强大，起兵的六国旧贵族根本就没有想过推翻秦朝的统治，只是希望恢复六国旧有的地盘，割据称王。正是由于这种离心离德的想法，使得秦军能够各个击破。为了使六国旧势力能够齐心协力对付秦军，怀王才提出这个一般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而时势造英雄，项羽在巨鹿之战，及其后来对章邯的一系列战斗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由于秦朝廷中宦官赵高的责难，使章邯进退两难，被迫投降项羽，项羽成为义军统帅，所率军队百战成钢，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并发展到四十万人。刘邦的军队独树一帜，沿途吸收各路英雄，虽然先入关中，说白了也是三分能力，七分运气。
在鸿门宴的前夕，刘邦和项羽两军无论在哪个方面，刘家军都不是项家军的对手，所以，项羽凭借他的实力，推翻了最初怀王与诸侯定下的盟约。刘邦的那点本钱，无法和项羽进行正面的直接博弈，只能是任人宰割，接受汉王的封号。这就好比两个不成对手的拳击手进行博弈，弱者为了避免失去最后一点本钱，主动宣布放弃博弈，强者也给对方留一点颜面，给了点出场费让他回去。所以，西汉建国过程中的第一次盟约是以项羽的毁约，刘邦的委曲求全而结束。
所以刘项的第一次结盟，刘邦获得了与项羽争先进入关中为王的机会，其后，刘邦主动放弃战争手段，保留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在这场博弈中，作出了最佳选择。
不甘屈服的刘邦在汉中经过整顿，拜韩信为大将，采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出其不意，一举平定了三秦。公元前205年，平定了三秦的刘邦，集合了五路诸侯的兵马共五十万人，利用项羽进攻齐地田荣的机会，乘虚攻入项羽的国都彭城，这是刘邦起兵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占领彭城后，刘邦和诸侯军忙着分割胜利果实，毫无戒备。远在齐地平叛的项羽得知彭城失守，立刻率三万精兵，从鲁南杀回彭城。彭城之战刘邦几乎全军覆没，连他的父亲和妻子都做了楚军的俘虏。夺回彭城后，项羽没有对刘邦赶尽杀绝，再次错失了消灭刘邦的良机。
公元前205年至公元前203年是刘邦和项羽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较量，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彭城之战后，刘邦退守荥阳，收集散卒，补充兵员，又由于萧何全盘掌握了秦国故地，刘邦在该地又颇得民心，所以萧何能源源不断地调拨关中的粮草兵力，汉军得以重整旗鼓，使项羽无法越过荥阳——成皋一线西进。刘邦在正面与项羽对峙，虽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同时让韩信、彭越在项羽的后方和两翼不断地进攻，袭扰阻断了楚军的粮道，使楚军的根据地不断缩小，并很快形成了对西楚合围的态势，使项羽腹背受敌，兵员亏损，粮草殆尽。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项羽不得以同意与刘邦议和，楚汉约定以当年魏惠王开辟的“鸿沟”为界，东归楚，西归汉。议和后，项羽送还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信守盟约，引兵东归。
鸿沟之盟以后，天下已有大半归汉，张良、陈平建议刘邦抓住这个灭楚的天赐良机，刘邦率军大举东进，追击项羽，把项羽逼到了彭城——垓下一线，这次是刘邦背弃了“鸿沟议和”的约定。最后，刘邦利用韩信的十面埋伏之计，迫使项羽自杀于乌江边上。
透视楚汉的第二次达成盟约，是在长达四年的博弈中，刘邦充分发挥萧何、韩信、张良的才智，再加上自己永不言败的勇气，与项羽相持了近四年，在双方谁也不能吃掉谁，项羽略占下风的时候，刘项双方达成平分天下的盟约。这就好比斗鸡博弈，在谁也无法再前进，但谁也不愿后退的情况下，达成了纳什均衡，但总体上的形式是对刘邦有利。
在刘邦许诺分封韩信和彭越为王，获得他们的支持之后，形势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刘邦的实力大大超出了项羽的力量，所以，刘邦撕毁盟约，结盟麻醉项羽，然后主动攻击，垓下一战定胜负，取得彻底胜利，成为第二次博弈的大赢家。
刘项第二次结盟刘邦背盟，表明刘邦又作出了最佳选择。
所以，盟约只是博弈各方在一定形势下的权宜之计，一旦博弈任何一方的实力发生变化，处于强势的博弈方就会毁弃盟约，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西方所说的：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博弈各方最终追求的还是永恒的利益最大化，盟约是手段，却不是最终目的，它必然随实力的变化而变化，所谓的友谊地久天长只是说说罢了。盟约是假的，实力是真的，利益才是至关重要的。
2、 要巧妙地说出丑话
有时候，人们信奉“先礼后兵”的原则，在为人处世的时候不愿意单刀直入，因为那样即便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也会让别人感到不快。可是，这种办法不适用于所有的场合，如果你面对的是老谋深算又深谙人情世故的人，那么先礼后兵或者彬彬有礼的姿态反而会让对方感觉你是在矫揉造作，不肯信任你，也就自然不肯重用你了。
“丑话说在前头”是人们的一句俗语。但是这句俗语在很多场合下都被使用着，说明在一些情况下，不那么中听但是能表现出你没有挟私没有做假的言语更能获取他人的信任。
魏征，作为古代广为人知的一位以“提意见”而著称的大臣，就是一个喜欢把丑话时时说出来的人。其实，他的说丑话，和一些人的说好话，是异曲同工的。
魏征早年在瓦岗军中效力，后来投靠了唐朝。当时，他是作为与唐朝敌对武装力量的下属身份出现的，如果按照正常的升迁途径，他一生都无法显贵。不过，他选择了在太子李建成身边。太子是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在皇帝驾崩之后，太子自然就会成为新任皇帝，而太子登基之后，所重用的人无非是三种：老皇帝留下的朝廷重臣，按照升迁途径一步步走上来的大臣，太子的亲戚和心腹。
显然，魏征就是朝着这其中的第三种人的标准去努力的，而且他确实也为李建成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在李建成和李世民展开皇位争夺的时候，魏征甚至建议李建成先发制人，采取武装行动杀掉李世民，可见他的急切心情。
不巧的是，最后先发制人的是李世民。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兵变，杀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自己做了太子，并且逼迫唐高祖李渊退位，“名正言顺”地成了唐朝的第二任皇帝。经过皇位争夺，魏征再次遭遇了政治生涯中的失败，不同的是，第一次他是以降将的身份出现，而这次是以阶下囚的身份出现。
在被押送到唐太宗面前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问魏征：“你为什么当初建议太子李建成先下手为强杀掉我?你这不是挑唆我们兄弟相残吗?”
要知道，挑唆皇族手足相残这样的罪名，就算不治一个死罪，此后的政治前途也肯定是没有了。不过魏征十分有应对策略，面对李世民的问题，魏征毫不畏惧地回答说：“要是当初太子接受了我的建议，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局面了。”
言外之意，他的建议是十分正确的，只不过太子没有采纳才导致了失败。这样的回答，看上去好像回避了唐太宗的问题，实际上却委婉地表达了魏征的意思：“所谓手足相残云云，只不过是一个虚伪的道德口号，实际上你还不是杀掉了自己的兄弟才做了太子掌握了政权?”
果然，魏征的回答让唐太宗十分欣赏，他觉得魏征有胆有识，不但敢于当面顶撞自己，而且他当初提出的让太子李建成杀掉自己的计谋也确实合理。就这样，魏征摆脱了政治犯和阶下囚的命运，被唐太宗重用，没过几年就做了宰相，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春天。
魏征这一次，没有像以前那样表现出忠心耿耿，而是直接对唐太宗说：“我希望陛下把我当做一个良臣，而不是把我当做一个忠臣。”这说的是实话，但也是十分高明的自我表白。从事实上来说，魏征前后投靠了几个主子，如果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他肯定是算不上忠臣了，但他没有隐讳这一点，相反，开诚布公地对唐太宗讲了出来，并且摆出了另外一张王牌：良臣。他向唐太宗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治国安邦的人才，只要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唐太宗本人也会成为古往今来少有的好皇帝，这一点对唐太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魏征的这番话正是击中了唐太宗心中最敏感的部位：做一个好皇帝。
从唐太宗本身来讲，靠着政变做了皇帝，已经不够理直气壮，如果再做不好，就会被后人当做秦二世、隋炀帝那样的昏君和暴君来看待了。所以，唐太宗需要良臣帮助他治理国家，魏征既然表明了自己的良臣身份，唐太宗自然会对他另眼相看。
而且，一个臣子是否忠心，最主要的还是看他为皇帝出过多少建议，做过多少实事，对唐太宗而言，这才是最大的忠诚，以前魏征有过多少个主子，相比之下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魏征靠着“做良臣不做忠臣”的口号，为自己谋求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也最终成为千古流芳的名臣。
魏征为唐太宗做过很多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帮助唐太宗制定继位之后的一些基本国策，并且在国家已经安定、统治已经稳固之后，提出善始慎终的原则，提醒唐太宗在实现了清明统治后如何维持下去，让后来的皇帝也能继承这一政治传统。从这方面而言，魏征确实是当得起“良臣”的称号。
不过，在后人眼中，魏征最主要做的事情是进谏，说白了就是给皇帝提意见，这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误读。而且，后世广为传颂的魏征的故事，最为著名的就是他因为提意见，惹得唐太宗大为恼火的那一次。
根据史书记载，魏征在朝廷上和唐太宗因为意见不一致争吵起来，结果让唐太宗很下不来台。唐太宗十分气愤，退朝之后，回到后宫，说：“我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乡巴佬儿!”唐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见到丈夫如此发怒，就询问到底是因为什么。
当长孙皇后得知是因为魏征提意见惹得唐太宗不高兴时，她马上进到内室去换了上朝所穿的礼服，出来对太宗行君臣之礼，并且恭喜太宗得到了魏征这样敢于表达正确意见而不是对君主阿谀奉承的人才。这样一来，魏征才转危为安。
实际上是怎么样呢?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魏征当时已经是朝中的宰相，就算唐太宗真的一时动怒想要杀掉他，除非是太宗本人在朝廷上亲自动手，否则都不可能真正杀掉魏征的。为什么呢?因为唐朝的法律有一个规定，就是判处流放以上的罪（包括死刑），都是要在一审判决之后，进行复审，并且还要由朝中最重要的几个行政机关的长官联合审查之后才能执行。有这么一套法律作为保障，就算是唐太宗想要杀魏征，也是要通过一个复审并且审查的过程的，但唐太宗杀魏征的罪名肯定是不成立的，所以，魏征根本就不会因为激怒唐太宗而被判死刑。正因为这样，魏征才能够从容不迫并且理直气壮地顶撞唐太宗，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他知道，自己死不了，顶多是在太宗心中的印象分打折扣而已。
由此可见，以往人们在评价魏征的时候，所用的那些“刚直不阿”、“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评语，都是隔靴搔痒，没有看到魏征恰恰是在制度的保护下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不会受到任何法律制裁这一真相。可以说，如果唐朝不是有这样的法律保障，魏征也许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侃侃而谈，甚至会看着唐太宗的眼色行事。
下图显示了一代名臣魏征的匠心独具的生存策略：魏征说丑话唐太宗接受魏征：忠臣；青史留名唐太宗：明君，流芳千古不接受魏征：不畏强暴的贤臣唐太宗：不能虚心纳谏的庸主魏征的“进谏”与唐太宗的“纳谏”
3、 正确认识板凳上的“心”
有的时候，一个人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做出什么样的姿态，十分难以判断他的真正用意，这个情况在博弈论中就被称为“言语博弈”。像外交签约、谈判、社交场合的言论、公开发表的感想心得之类，都属于言语博弈。通过言语博弈，能够透露出发言者的一些信息，他是要通过这些信息来和别人进行博弈，来试探他人的反应和态度，并且给能够理解自己真正用意的人以信息提示的。所以，人们常说的“商场无真话”、“官样文章”、“空头支票”，都是对言语博弈试探行为的一种形象概括。
具体到应用上，言语博弈不但有和他人进行试探和彼此探底的作用，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了解自己的人能够从中获取真实信息。所以，对于言语博弈，有人就会当真，认为那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保证，也有人觉得全部是假话，但只有真正了解的人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诸葛亮和刘备一向被称为君臣一体、君臣同心，尤其是刘备临终托孤的表现，更是让人觉得他十分信赖诸葛亮。实际上，刘备正是通过托孤，进行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博弈——对诸葛亮进行拉拢的同时将真实信息透露给他。
作为三国中苦守西陲的国家，蜀汉政权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内外的危机。而蜀汉的开国君主刘备虽然在建国过程中没有太多的功业，完全靠自己和诸葛亮的纵横之术发展势力，但在身后的继承人问题和国策转移的问题上，他却煞费苦心，炮制出一个绝妙的方案。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因为发兵攻打孙权失败而病死在永安（白帝城）。在此之前，刘备因为病倒在永安，无法回到成都，便紧急下令，把诸葛亮从成都召到永安，交代后事。刘备的托孤之语十分有意思，他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不敢怠慢，马上一面磕头一面哭着回答：“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随后，刘备又颁下诏书留给儿子后主刘禅，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表面看来这是刘备、诸葛亮君臣之间互相推心置腹交往的结果，历代的评论家也觉得刘备虽然一生糊涂，但是在临终之前并不吝惜自己的江山，而是希望把国家交给贤明的诸葛亮来治理。其实不然——确实，这一托孤之语，是刘备一生中真正精彩的地方，但这精彩之处在于他这番话背后的意思。我们可以从图中得到启发：刘备可辅辅之；君可自取诸葛亮辅之刘备：有远见，信任属下诸葛亮：贤相，万世仰慕自取刘备：用人失察，保住子孙性命诸葛亮：小人，为后世所唾弃刘备托孤博弈蜀汉政权建立的基础本身就不稳固，刘备的江山取自刘璋，而刘璋则是继承了父亲刘焉的势力范围，刘焉又是汉政府派到益州的外来势力，所以和本土大家族向来关系不合。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经营二十多年，吸收了从关中等地区进入益州的外来官僚、从外地归乡的益州本地官僚和雄霸一方的益州本地大地主这三部分力量，形成了自己麾下的松散政治集团。刘焉接受东汉政府的任命来到益州的时候，就曾经屡次和益州本地的豪族发生摩擦和矛盾，甚至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用武力消灭对方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
刘璋在位期间，则注重吸纳外来的人才，一方面充实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对抗益州本地的豪强，让益州的统治趋于稳定。
而刘备不但从刘璋那里继承了和本地士人的不和关系，而且还背负了刘备集团和刘璋集团之间的冲突。因而，蜀汉政权在和孙吴交兵大败之后，最大的威胁并不在于作为敌国的曹魏和孙吴，而是在于国家内部。蜀汉内部由于政权更替而形成的刘备嫡系和刘璋旧部之间的矛盾纠葛，是蜀汉政治中的隐患，随时可能爆发成为急症，所以刘备不得不防，但由于时目无多，已经无力处理，只能寄希望于和他心意相通的诸葛亮了。
刘备最初是接受了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的，而进入益州之后，刘备的部属和刘璋的旧臣之间，就形成了“主客”、“新旧”的关系。而刘璋旧部因为已经和益州本地政治与社会相结合，在统治上占据主动地位，刘备夺取了刘璋的政权之后，广泛任用自己的亲信下属，一时间让主客、新旧的地位倒转过来，一切重要的正职都被刘备属下的“新人”所占据，刘璋旧部怎能没有怨言?
所以，为了平息刘璋旧部的怨气和不满，刘备把原来刘璋手下的董和、黄权、李严进行重用，意在安抚人心。
虽然刘备十分注重平衡矛盾、处理内部新旧关系，但刘备从称帝到去世，中间不过短短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完全弥合益州旧臣和蜀汉新政权之间的所有矛盾，也不能将自己手下所有的政治资源一一整合，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诸葛亮后来的话说，那确实是“败军之际，危难之间”。所谓败军之际，是指刘备在与孙吴的战争中大败而且自己染病身亡；所谓危难之间，就是因为刘备的去世，刚刚建立不久的蜀汉政权因为新旧臣僚的冲突矛盾而趋向内乱和倒台的危险。
刘备是个一生善用权谋的政治家，他不会不知道蜀汉政权内部有潜在的危险存在，所以，他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安排诸葛亮和李严共同接受遗诏——诸葛亮是刘备的班底，李严是刘璋的旧部，二人接受遗命共同辅佐幼主，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这种安排本身就出于尊重新旧双方的利益，共同尊崇等量齐观的考虑。
在安排辅政大臣方面刘备都考虑得如此周密，那么在他一生最后的命令中，对诸葛亮所说的托孤言论，怎么可能会不考虑到如何处理他身后蜀汉政权内部新旧臣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摆平小皇帝和旧臣之间的关系这些难题呢?
从蜀汉政权内部结构来看，以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在数量上占多数，而刘备的心腹班底在其中只是少数派。但是，因为刘备打败了刘璋成为益州的主人，所以刘备的旧部也就随之反客为主占据了朝中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是刘备成为蜀汉政权皇帝的基础，失去了这一点，刘备及其继承者也就失去了统治蜀汉的力量，所以，刘备绝对不允许在他死后出现形势逆转的现象。
使用李严，并且任命他做托孤的辅政大臣，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平衡势力，安抚矛盾，避免双方起冲突。但是，李严获得了辅政大臣的身份之后，既可以作为刘璋旧部的领军人物，率刘璋旧部与刘备部下合作，又可以利用其辅政身份和在刘璋旧部中的威信与地位图谋不轨。因而，刘备还要准备好厉害的后着防备李严才行。所以，他在托孤的时候，对诸葛亮说出了“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话。
在刘备看来,当时自己的儿子刘禅年纪尚幼，无法和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周旋抗衡，所以只能依靠自己的心腹来完成平衡内部矛盾、整合新旧政治资源的工作。而朝中大臣里，真正可以托付的，只有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既是自己的心腹，又是自己在进入西川之前的班底，更是自己老部下中的领袖人物。
诸葛亮在接受刘备的遗诏，辅佐年幼的君主执政方面，和李严是地位平等、不分高下的。但是，如果要预防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发动内部的叛乱，就必须授予诸葛亮特别的权力，让他可以有控制李严而不被李严压服的特殊名义。
所以，刘备的托孤遗言，所谓在关键时刻令诸葛亮对蜀汉政权“君可自取”的嘱咐，正是为了在接受遗命的李严面前，突出诸葛亮的特殊地位，暗示如果在刘璋旧部有所行动、阴谋叛变的危急时刻，通过国家行政方面的力量无法有效处理时，诸葛亮可以为了刘备集团的利益，不顾君臣名分，走向前台，自取帝位来与旧人们相抗衡。
果然，诸葛亮明白了刘备的用意，在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以蜀汉皇帝的名义，把刘璋手下最有权力的李严外放到江州（今重庆市），还委派亲刘备的将领陈到为永安都督，起到随时监视李严的作用。这样一来，李严对蜀汉中央政治没有插手的余地，只能做一个象征性的朝臣领袖。通过这个前期的和平策略，让诸葛亮抓住了任用亲刘备集团的新人充实统治基础，而进一步彻底解决新旧关系的休养时间。
李严在镇守江州期间，曾经去信劝诸葛亮封王。对李严的这个建议，诸葛亮的回答十分出人意料，他说：“我确实应该接受封赏为王，可是没有，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而是现在时机还不到。”李严和诸葛亮二人在这里通过封王的问题，对刘备的托孤遗命进行了一次引申。因为刘备托孤时的言论，让李严觉得诸葛亮肯定要位居群臣之上，成为蜀汉的“影子皇帝”，所以他以封王为借口试探诸葛亮本人是否有此心意。诸葛亮也知道李严的用心，所以毫无顾忌地表示自己完全可以封王，表示自己始终处于李严之上，可以控制蜀汉形势的身份。
4、 要学会巧妙跳槽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道理，“跳槽”讲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选择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地方。但是，一旦选择了一个发展的环境，就要相应地形成某种契约或者准契约关系。有了这种契约关系，才能确立自己在这个环境中的位置，同时也让这个环境确认你在他们之中的身份。如果无故违背契约，是要受到一定惩罚的——有时候这个惩罚是具体的，比如罚金；有时候这个惩罚则是抽象的，比如产生对你不利的评价和口碑。
为什么违背契约也要受到指责?因为契约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双方合作的关系（只要是双方在非胁迫状态下以对等身份确认的自愿合作），这种关系一旦确立，就不能随便反悔，否则就会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用和合作诚意。
契约之所以要带有这种属性，正是基于人都是驱利避害这一前提的。既然每个人都想着更利于自己的情况，那么对订立契约的双方而言，都怕对方先背叛自己而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要让契约带有一种社会约束力。因而，在选择跳槽之前，一个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单方面违背契约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否值得。如果跳槽之后所能得到的收益高于自己受到的惩罚，自然可以选择跳槽；如果持平，则不必非跳槽不可；如果是弊大于利，则出于理性不应该跳槽。
不过，有的时候，跳槽时是否能够分析清楚自己将来的得失，是十分难说的。吴三桂先投降李自成后投靠清朝的行为，正是在跳槽中对未来的预期无法把握的一个混沌选择。
吴三桂出身于武举，此后就随着辽东军队四处征战，勇猛过人，人称“小吴总兵”。有一次他以寡敌众，为了救出被清军围困的父亲，直接与皇太极交战，突围而出，让皇太极十分欣赏，甚至说出“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的话来。吴三桂在辽东立下了赫赫战功，与清军长期对峙交锋，最后成为明王朝牵制清军的最后一张王牌。
可就是这张王牌，亲自把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迎接进了山海关，从此把关内的万里江山送到了清朝统治者手上。
1644年，清军入关，从此正式宣告了一个新王朝的诞生。而清军入关，又与明朝的灭亡、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和清王朝的胜利这三个重大事件直接相关。
李自成在当年的3月19日进入北京，明朝的末代君主崇祯皇帝自缢而死，明朝几百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李自成在北京的统治也不过维持了短短的四十二天，就因为在4月22日兵败山海关而不得不进行撤退。4月30日就匆匆逃离北京，开始了最后的流亡；同时，清军从4月9日自沈阳出发，一路**，在5月2日进入北京并宣告称帝。
清军入关这个影响到当时三方局势的大事件，历来都被认为是吴三桂引狼入室、卖国求荣的结果。可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吴三桂不投降，清军难道就进不了关，李自成就不会失败吗?我们看到的是，清军入关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无论是打击李自成的农民军，还是扫**明朝残余势力，都表现出摧枯拉朽的气势。如果清军只是侥幸靠着吴三桂的投降才“捡起”了明朝皇帝失落的玉玺，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够横扫关内，统一中国呢?当然，有一种回答，就是汉奸足够多，投降足够多，所以清军才会取得天下。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江南一带，不屈不挠的抵抗是屡见不鲜的，而农民军对清军的斗争也是长期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清军就不会获得全面的胜利。这么看来，吴三桂的投降对历史的影响，需要重新去估计，而吴三桂的汉奸历史，也有很多我们未曾注意的前前后后。
吴三桂长期在辽东生活，对明朝的政局和关外的清军都十分了解。一方面，辽东的将领们，如袁崇焕、祖大寿这些最优秀的军事指挥者，都成为明朝中央党争的牺牲品，袁崇焕甚至被凌迟处死，这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现实让吴三桂对明朝政府有些灰心。虽然在明朝灭亡之前，作为辽东将领中硕果仅存的吴三桂被明朝封为平西伯，但他知道那不过是因为他有非凡的军事才能，而不是因为他对明朝的忠心。
另一方面，因为兵败而投降清朝的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父，吴三桂本人也出身于辽东祖氏军事集团，无论从血统上还是出身上，吴三桂与祖大寿都有很多相通之处。
吴三桂对清朝的政策也比较了解，知道他们十分优待那些有才能的汉人。无论是自愿投靠还是被迫投降，清朝统治者都能予以重用。而且，清朝当时最为倚重的军事大臣，无论是范文程还是洪承畴，都是汉人，洪承畴还曾经在辽东指挥明军与清军作战。这样的比较，自然会令吴三桂心中有一个得失的权衡，一旦发生了非常事件，他会选择与清朝合作，而不是为那个翻脸无情的明朝政府尽忠。
实际上，清朝早就对吴三桂进行过策反工作，前后几次对他进行招降，但都被吴三桂所拒绝。可见，吴三桂并不是那种不知廉耻卖国求荣的阴险小人，否则他早就投入用人政治清明、国力蒸蒸日上的清朝的怀抱了。这时候吴三桂与清朝的利害关系可以从下面矩阵中看出：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在李自成农民军已经向明朝发动最后的总攻时，崇祯皇帝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了吴三桂的兵力情况，然后提升了吴襄的官职，大有把明朝的命运托付在吴三桂身上的意思。在李自成已经占领山西、威胁北京的时候，明朝紧急召吴三桂回师保卫北京。可是吴三桂当时迟迟没有动身，这也成为他被指责为拥兵自重的一个罪证。实际上，那是因为他迫不得已——他手下的军兵，大部分都是辽东本地人，如果军队从辽东撤回关内，军队的家属就没有安全保证。他们与清军仇杀多年，所以辽东军兵的家属很可能会因为军队调走而被清军杀害，所以这些将士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家属留在辽东，吴三桂不得已只能先把军人家属运往关内。正是这样一件事，耽误了吴三桂的行程，当他的军队刚刚从山海关行进到丰润的时候，农民军已经攻陷北京了。
明朝灭亡了，吴三桂也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应该如何选择未来。当时他的前途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马上投降李自成，二是出关投降清朝，三是依靠兵力自保。
当时，从北京到山海关一带的明军将领，都投降了李自成，所以吴三桂如果要依靠兵力自保，或者和明朝的残余力量联络，是最不可能的选择。一来，他如何突围?二来，他的军需供应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就是他无法解决的。
而投降清朝，对吴三桂来说，大门是永远对他敞开的，首先来说有他的舅父祖大寿在清朝，其次清朝还有优待投降汉人的政策，加上吴三桂在辽东防线上的重要地位，他如果投降，将是清政府十分欢迎的。不过，吴三桂此刻正在去北京的路上，沿途关卡都已经在李自成手中，如果转身投清，势必要杀出一条血路，代价太大。
而且，当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明朝的几千名官员都投降了，其中还包括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所以，吴三桂自然要考虑到父亲的处境，作出自己的选择。李自成对吴三桂也十分看重，进入北京之后就马上派使者招降吴三桂，并且对吴三桂进行了十分有诚意的安抚。
当时吴三桂手下的将士已经长达十四个月没有军饷，生活十分困难，而李自成招降吴三桂的时候，就率先派人对他的部队进行了犒赏，并且发放了粮饷，这对吴三桂而言，无疑是久旱逢甘霖。所以，他马上和李自成达成共识，愿意投降李自成。
不过吴三桂对李自成投降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后来他投靠清朝之后又极力掩饰此事，所以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就是，吴三桂一开始就左右摇摆，最后因为陈圆圆的事情才投靠清朝。
可惜好景不长，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之后，就开始了对明朝官员没收家产、追缴赃款的行动，很多明朝官员身受酷刑甚至被折磨至死，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被严刑拷打。这个消息传到吴三桂的耳中，他十分气愤，于是秘密率兵返回山海关，准备向李自成报复。吴三桂知道，如果自己去北京，免不了也和父亲一个命运，那还不如另谋出路，为父亲报仇。
但他背叛李自成，马上就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南边是李自成的农民军，北边是清军，凭他的实力，无法和这两支力量抗衡，于是，吴三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投降了清朝。不过，他当时是有所保留的，他与多尔衮进行接洽的时候，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请求清军帮助他报国恨家仇，剿灭农民军，而且要求多尔衮入关之后，辅佐明朝的皇太子登基，并且不允许清军从山海关入关，把这个重要关口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吴三桂与李自成的博弈可以用下面的矩阵图反映出来：从两个矩阵图可以看出，吴三桂与清政权合作是极为有利的。可能有人会觉得吴三桂提出的让多尔衮拥立明朝皇太子登基的想法是幼稚的甚至是可笑的，但是实际上，清军虽然多年与明朝作战，但一直都没有放弃讲和，而且多次表示愿意接受明朝的统治，只是想做东北的主人而已。所以，吴三桂才会觉得清军不过是和自己一样，都是明朝的臣子，他认为，清朝就像唐朝那些割据的藩镇一样，所以才提出要辅佐太子登基的条件。多尔衮对此满口应承，并且马上派兵，在山海关附近和吴三桂联手击败了李自成。
随后，清军马上大举入关，占领了北京，可是，多尔衮并没有遵守先前的诺言拥立明朝太子登基，反而把清朝的小皇帝顺治搬到北京君临天下。吴三桂与多尔衮订立的契约是秘而不宣的，所以吴三桂吃了一个大亏，虽然报了家仇，但是国恨却并未得报，反而是他引清军入关这一事实让他背上了汉奸的罪名。后来，多尔衮等清朝统治者又有意利用吴三桂，让他去追剿明朝的残余势力，吴三桂亲手杀了明朝的桂王，让汉奸这个名声坐实了。
5、兄弟和对手的区别
自两汉对匈奴发动决定性打击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渐迁至内地并逐步汉化；北匈奴逐渐西迁，给欧亚大陆政治格局带来剧烈变化；还有一些别支在广阔的北方草原生息繁衍，有人认为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他们迁居到金山（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又工于铁作。当时正值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后来突厥灭柔然汗国，建立突厥政权。由于突厥非常强大，纵横捭阖于齐、周之间，利用双方的矛盾战争，不断索取财物。隋王朝时，突厥因为内部矛盾，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隋文帝杨坚利用其内部的纷争，迫使突厥归附。
隋末中原纷乱，突厥又再度强盛起来，“控弦百万”，曾经围攻隋炀帝于雁门。这一时期，突厥汗国是我国北方颇能左右大局的政治力量，隋末北方诸雄几乎都和突厥有勾连，要么结盟，要么称臣，连李渊也不例外。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李渊）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抉择，在这场博弈中，双方力量是不均等的，各种割据势力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与突厥为敌，被突厥灭亡或被突厥支持的其他势力消灭；要么臣服于突厥，向其交纳一定财物从而维护自己的政权或者去欺诈其他割据势力。当时，突厥骑兵给中原地区很大骚扰，突厥贵族不仅向唐王朝和其他割据势力勒索财物，而且大量掳掠北方无辜百姓为奴。唐高祖武德初年，突厥始毕可汗之弟处罗趁李氏家族率兵进入关中争夺天下之际，带兵攻破太原，大抢三天，“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统一全国。突厥统治者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产。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人攻并州，掳男女5000余人；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颉利可汗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乃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便桥之盟”。这次结盟中，唐太宗和颉利可汗约为兄弟，唐朝和突厥的关系在这是和西汉初年与匈奴的关系极为相似的。这从下图可以看出：在这场博弈中，唐王朝处于下风，对于唐朝来讲，这时也有两个选择的机会，战与和，与突厥进行战争是一种选择，但由于中原的内战刚刚结束，形式上虽然实现了统一，然而残破经济犹待恢复，各种不确定的反抗势力正在伺机而动，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力量，唐王朝都还比较弱小，贸然采取攻势，只能或是国家败亡或是长期衰弱，汉高祖的百登山之围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在敌人强大的时期，只能采取与之和解的方式，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然而，这时的唐王朝不是李氏父子在太原起兵，胜败存亡未卜，也不是盛唐威名远播之期，而是由一个从弱到强的过渡阶段，需要时间来恢复战争创伤，由时间决定成败，但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帝国的尊严、开国的霸气又使唐王朝不可能再像割据时期那样纳贡称臣。因此，唐太宗只能采取有声和无声的两种博弈方式，在无声的博弈中，他率军队严阵以待，隔着渭水对峙，既利用天然屏障，展示唐军的强大，又给突厥以回旋的余地。有声的博弈，他亲自出马，与突厥最高统治者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一下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手，也能尽快地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看出突厥的目的就是女子玉帛，许之以利，唐太宗占据了信息上的优势。而对于突厥一方来说，掠夺财物是最终目的，战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与其在不知对手虚实的情况下贸然对阵，还不如捞到多少是多少。正是由于双方都考虑到能够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纳什均衡才能产生。这时候的兄弟关系，实质上应该是突厥为兄，唐朝为弟，唐朝被人家兵临城下，结成城下之盟，对雄心勃勃的开国皇帝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但唐朝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为下一场更大的博弈建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建立在盟约基础上的共存，是一种合作性博弈，而一旦要放弃盟约，就是从合作走向对抗，这一转变，首先就是要践踏自己的信誉，把诚信资本抛弃。如果没有更大的利益期望，理性的人不会随便抛弃诚信资本，所以，利益期望是最关键的一环。
“便桥之盟”后，太宗进一步加紧备战。他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于是“士卒皆为精锐”，中原经济已得到一定恢复，国力逐渐强盛，反击突厥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从贞观三年拉开了唐代与突厥30余年战争的序幕，“汉家大将西出师”，唐太宗的决心是剿灭突厥，彻底消除内地遭受的祸患。这时候唐王朝与突厥的关系由形式上的兄弟变成了对手，唐朝能取得这场博弈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占据着实力和信息上的优势，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唐朝这一方面，唐太宗已经决定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以暴制暴，以杀止杀，在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给北征创造了良好条件。而对突厥来说，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一方面这时突厥内部出现了混乱，《通典》记述：贞观元年（627年），阳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都发生了叛乱。颉利可汗派突利率兵讨伐，突利又兵败，轻骑奔还。颉利可汗将突利关押了几十天，突利于是也发生怨言，产生背叛之心。突利为突厥王族，颉利亲侄，他怨汗欲叛，说明在突厥的最高统治阶层也发生了严重裂痕。
另外，颉利后期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部众早就不满，史料记载“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再遇上连年大雪之灾，六畜冻死，就引起了突厥内部大崩溃。对这些情况，唐朝方面是了如指掌的，因此，唐太宗命令徐世责（李责）、李靖，分统大军十余万，于贞观三年出击。这次出击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成功的，在李靖突击突厥大本营时，唐太宗派出的使节都不知道，还在与颉利可汗进行和谈。颉利可汗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对唐朝“兄弟”的谦让自然是万分高兴，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面对这种和谈即将成功的情况，是战是和，李靖不仅作为一个军事家，作为政治家的才干也显示出来，他明白实力决定一切，“一日纵敌，万世之患”。
李靖在一个大雾迷茫的早上袭击了突厥的中军营帐，在定襄（治所在今山西忻县）、云中（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打败东突厥，突利可汗请降，颉利向铁山逃亡（今内蒙古阴山北），李靖乘胜追击。生擒颉利，俘其众十余万，东突厥灭亡。下图可以显示唐王朝的忍辱负重策略的成功。
这场博弈，唐王朝是赢得干净利落。一般说来，战争胜败取决于实力、信息、战略和人心，如果其中一方各方面均优于另外一方，并且弱的一方知道的话，理性的弱者就不会进行战争的，唐太宗的便桥会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理智地选择了求和。但在贞观四年这一系列战争中，作战的有利因素全都掌握在唐朝这一边，唐朝的最高统治者面临的抉择是，唐朝不主动开战，而突厥不可能主动开战，那就得履行前约，每年送金银珠宝；如果在等突厥内乱平息，挑起战端，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双方是两败俱伤；而出其不意，主动发起战争，又在敌占区进行这一场战争，这就注定会赢得胜利。因为既然唐军已经发动了攻势，对突厥来说，就是两种命运，知道而且主动迎战，失败、损失小一些；不知道被动迎战，只能彻底失败。
在东突厥问题解决之后，对西突厥的战争，是在唐高宗时期完成的，伴随着唐与西突厥对西域的激烈争夺。唐初，西突厥势力极盛，“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并阻碍着中西商业交通。
与西突厥的博弈，唐太宗和高宗父子两人用的策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削其枝叶，弱其主干，因为对东突厥战争以后，唐朝已经失去了战争的突然性，在与两突厥的博弈中，既然双方都选择了战争，只有一方在感到技不如人，愿意臣服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纳什均衡。在战争初期，综合实力又相当的情况下，从太宗起就开始了剪其羽翼的战略。贞观年间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此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他曾因突厥内争失败而归附唐朝，受封左骁卫将军，但太宗死，贺鲁即起反心，自号可汗，建牙帐（相当于帅府）于千泉（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与唐为敌，数扰西域，对于这种时降时叛的部落，只有将其彻底击垮。
唐高宗时期，仍然继承了太宗避实就虚的战略，经过多年的征战，逐个击破其联盟或附属各部。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平西突厥最后一战开始。唐军由大将苏定方统辖，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激烈的战斗接连不断，天降大雪，平地深二尺，唐军踏雪兼程追敌，士气高昂，阿史那贺鲁战败跳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自此灭亡。
在与两突厥的长期征战中，由于双方都选择了战争，那么要想达到均衡，只有一方被消灭或臣服才能达到新的均衡。唐朝在战略上是棋高一招，唐朝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向汉代一样，派出大量的军队，“劳师以袭远”，与西突厥硬碰硬，双方损失相当；一种是削其枝叶，弱其主干，最后摧枯拉朽。
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高宗父子的博弈战略是一致的，贯彻得相当的彻底，针对突厥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组织，不仅在军事上逐个击破，而且在政治上进行分化，对于被征服的突厥人，唐王朝并不以战胜者自居，突厥贵族多被唐朝任命为高官，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的达百人以上，他们都可以参加朝廷的各种大典和被皇帝召见。
由于唐朝对突厥人的优待。当时迁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有万家之多。广大突厥人民，由山林草原进入平原，由落后的经济生活改变为先进的经济生活，而且不愿再回到原来那种奴隶制的生活方式，这就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也为彻底击败西突厥奠定了政治基础。正因为在博弈过程中，唐王朝放弃了单纯的军事征服，而是以融合为主，以军事进攻为次，这就避免了汉武帝与匈奴几十年的战争弄得国家疲敝，致使西汉衰落的结局，而是使唐王朝在长期战争的同时，国力仍是蒸蒸日上。
6、正确投资女婿
一个局中人的策略，是他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所将作出的决策的描述。如果在一场博弈中，不论局中人的策略是什么，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总和为零，那么该博弈称为零和博弈。此时，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凡是不具备这一性质的博弈，称为非零和博弈。二人零和博弈，即只有两个参加者（局中人）并且一方所得恰为另一方所失的博弈。
在春秋时期的秦晋之间的一场博弈就是典型的二人零和博弈。春秋时期，晋献公即位初年的晋国仍是诸侯小国，而此时的齐、楚、秦都已成为地方千里的泱泱大国，而且都想向中原发展。
为了发展晋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能与诸侯争霸天下，晋献公先从巩固政权入手，进而灭掉周围的小国，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秦穆公，从而扩大晋之领地范围，建立了巩固的联盟，使晋国走上了强盛之路。
正当晋献公的霸业蓬勃兴起之时，晋献公灭了骊狄，获得了两个美貌的姑娘，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夫人，不久这两个女人生下了两个儿子，年轻漂亮的夫人骊姬导演了一场以庶代长的争夺君位的内乱。在这次内乱中，太子申生被迫自杀，次子重耳和三子夷吾为避祸而出走。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逝，骊姬先后立自己和妹妹所生之子为国君，但都被大夫里克、丕郑率三公子的私属杀死在献公灵前。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50年，夷吾在秦国的保护下首先返回晋国做了国君，是为晋惠公。晋惠公的继位并未使晋国从骊姬之乱中摆脱出来，反而由于其对内党同伐异，对外言而无信，使晋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危险之中。晋惠公处理内部事务，他把拥戴他有功的老臣里克以连接诛杀了两位国君为理由，迫其自杀；对外，在没有当上国君之前，秦国答应帮他夺取国君之位，他信口开河，许诺将黄河以西的五座晋国城池作为回报，但即位之后就翻脸不认账。即位后没两年，晋国又遭受旱灾，晋向秦乞求粮食援助，渡过了难关。
第二年，秦国遭受大旱，希望能够得到晋国的援助，哪知晋国居然一毛不拔。晋献公当年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的目的，就是想缓和与秦国的关系，获得秦国的支持，从而放心吞并周围小国；秦与晋结亲，其目的也是找到一条进入中原争霸的捷径，这实际就是一场两人的博弈，但在这一场博弈中，秦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晋的发展反而阻止了秦进入中原的道路，因为秦晋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就博弈来说，这是零和博弈，晋让步，晋的利益就受损失；晋不让步，秦的目的就无法实现。
秦扶植晋惠公，本也就是想再扶植一个傀儡国君，但晋惠公偏偏不买这位姐夫的账。秦晋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公元前645年晋秦的“韩原之战”，晋国在这一战役中遭到惨败，晋惠公及诸大夫成为秦国的阶下囚。最后，晋国被迫答应秦国的条件，割让五城，并且送晋太子（公子圉）为人质才换回了晋惠公。
秦国仍然没有看出秦晋之间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为了进一步协调与晋国公室之间的关系，秦穆公将一位宗室女子嫁给做人质的晋太子为妻。可惜这位晋太子并不领秦国的情，在晋惠公死后，抛下妻子一个人，偷偷跑回去继承了国君之位，但这位长期在国外做人质的太子回国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支持，晋国仍然陷于动**之中。
这时，一个新的人物跑进了秦穆公的视线，这就是晋献公的另外一位公子重耳。重耳是晋献公五位公子中颇具才能的一位，其命运坎坷，在外逃亡十九年，先后流亡于戎狄部落、齐、卫、曹、宋、郑、楚等国，历经艰辛和磨难，最后来到了秦国。重耳的出现，使秦穆公似乎又看到了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希望，因为与晋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正面交锋是不明智的，这就好比两个身强力壮的人之间的博弈，只能是两败俱伤。秦穆公在晋惠公和晋怀公父子俩身上下的赌注都失败了，但他还不甘心，他想把宝押在公子重耳身上。
为了密切两人之间的关系，他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重耳，这一年，穆公五十三岁，重耳六十一岁。从穆公讨了重耳妹妹这边算，穆公是重耳的小舅子，而从重耳讨了穆公女儿这边算，穆公是重耳的岳丈，秦穆公是晋国的女婿，晋文公也是秦国的女婿，这种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就是历史上所称道的“秦晋之好”吧?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打败了新即位的晋怀公（公子圉），重返晋国，登上了王位，是为晋文公。重耳结束了其逃亡生涯，归国执政，晋国趋于稳定，又重新走上了称霸之路。
一个局中人的策略，是他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所将作出的决策的描述。如果在一场博弈中，不论局中人的策略是什么，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总和为零，那么该博弈称为零和博弈。此时，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凡是不具备这一性质的博弈，称为非零和博弈。
晋文公先后在国外流亡了近二十年，正是所谓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流亡生涯磨砺出来的聪明才智和经验成为其宝贵的政治财富，为晋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秦国的女婿，他并没有向其他兄弟与侄子一样，翻脸不认人，而是较好地处理了秦晋之间的关系，恭谨地履行翁婿之礼，两国进入了“蜜月期”。
晋国没有后顾之忧，于是就把目标转移到其他方向。文公即位之后，立即展开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并且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他即位的第二年，周王室发生叛乱，周襄王的异母弟王子带与狄人联合将周襄王驱逐出成周，自立为王。周襄王逃奔同姓的郑国，郑国遂向晋告急。
晋文公抓住这一政治良机，亲自带兵迅速平息了叛乱，并护送周襄王重返洛邑。感激之余，周襄王将周成王国畿内的八个城邑赏赐给晋国。这一举措令各诸侯刮目相看，晋国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但与霸主地位还有很大距离。当时实际控制各诸侯国的是楚国，因此，要想独霸天下，必须先征服楚国。
位于南方的楚国，由于地处偏远的“荆蛮”，一向为中原诸国所鄙视，但楚国是最为桀骜不驯的部落。早在两周之际，周昭王因为楚国不听号令，就两次讨伐楚国，但第二次是被楚人设计淹死在汉水中，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记载的“昭王南征而不还”。
面对中原诸国的鄙视，楚国并没自甘堕落，而是发奋图强，先后灭掉五十多个小国，势力逐步从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发展，参与中原诸国的争霸战争，东周已经进入春秋五霸时期。
公元前638年，第一代霸主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当仁不让地扛起了霸主的大旗。楚国最不服气，宋楚之间发生了争霸的泓水之战，楚国大胜，自此一役，除晋、秦、齐三国外，其余诸侯国皆朝贡楚王。
公元前634年，宋国叛楚归晋。第二年，楚国派兵伐宋包围了宋都商丘，宋向晋求援，晋楚之战一触即发。
楚国围宋使晋国出师有名，但一则晋文公在流亡时到楚国，受到了楚成王的很好接待，曾经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再则鉴于楚国力量强大，晋国仍不愿主动与楚国交锋。晋文公采取一系列迂回战术，一退再退，表面上是报答楚成王的恩惠，实际上是诱敌深入，逼迫楚国主动出击。
最后，楚国终于按捺不住，在城濮与晋军展开了决战，结果晋军大获全胜。城濮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它大大挫败了楚国的锐气，此后，楚的盟国纷纷背楚而投向晋国。同年五月，晋文公又请周襄王到践土（今河南荥阳）大会诸侯，襄王立晋侯为晋伯，可以王命讨伐诸侯。自此，晋国确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主地位。
晋文公的成功使秦穆公沾沾自喜，以为在这位女婿上的投资是投对了，因此，在晋国的一系列争霸战争中是真心实意支持晋国的，但秦穆公的真正目的不是让晋国独霸中原，而是要让自己的女婿替自己扫除争霸中原的障碍。
他以为，在晋成功的基础上，晋国会心悦诚服地把秦国推向霸主的地位。但他在这场博弈中却少算了一个事实——秦晋都是大国，而且疆域相连，都有独霸中原的野心，对于这场争霸的博弈，秦晋都有让与不让的两种选择：两国互让，所得利益均为零，只有让他国得利；晋不让步秦让步，晋得益，秦受损；晋让步秦不让步，晋受损，秦受益；秦晋都不让步，双方利益均受损。在晋文公时期，秦晋可以说处于秦让步，晋受益，使晋强大。
晋文公执政虽仅有八年，使晋国由普通的诸侯国发展为雄踞中原的超级大国，并开创了晋国的霸业，建立了以晋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为晋国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晋文公死后，秦穆公认为晋国应该作出让步，让秦国称霸中原。但已经独霸中原的晋却没有作出让步，在晋文公死去的当年即公元前628年就爆发了秦晋崤之战，晋成为阻挡秦向中原发展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此后，公元前597年的晋楚邺之战，公元前589年的晋齐鞍之战，公元前578年晋秦麻隧之战，公元前575年的晋楚鄢陵之战等，几十年的战争使晋国的实力受到极大重创，霸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但公元前573年，孙周在新田继位，是为晋悼公。悼公针对晋国出现的危机，对内对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振了晋国的霸业。直到公元前546年，晋楚等十四国盟于宋两门之外，楚国争盟，晋让楚先，从此结束了晋国独霸的时代，形成了晋楚共霸的局面。
公元前482年，晋吴会于黄池，吴王列兵劫盟，晋国只好退让，标志着晋国霸业的正式结束。
晋国的强大，使秦国在一百四十年里无法向东方发展，秦穆公在自己女婿上的投资失败，应该是秦国发展史上一个最大的失误，如果他找一个不与自己山水相连的二流的中等小国进行投资，或许就会得到一个争霸中原的助手。但他不该找了一个与自己实力相当而且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晋国进行女婿投资，这只能是养虎成患，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话。秦穆公的失策可以从下面的图表看出：秦穆公选相邻的晋国做女婿晋国合作岳丈的账晋受损秦受益利用却不买账秦赔了夫人又折兵选不相邻的他国做女婿他国合作买岳丈的账双方受益利用却不买账秦赔了夫人不折兵 秦晋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