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行为中，“一本万利”是个理想的状态，所以，《三国演义》里面的“草船借箭”所体现出的靠他人的本金为自己赢得利益的思想也十分被中国历代商家所推崇。
这就如同赌徒试图用很小的投入去赢得大量资本一样。当投入和收益的比值越来越趋向于零（也就是投入越来越小但收益越来越大）的时候，自然是利益最大了，但这种情况不是永远都会出现的。而是要有一个几率，如果每个投机者都能达到这个理想状态获得巨额收益，那么这个世界除非有一个能够永远创造金钱的聚宝盆，否则怎么可能会让每个人都多进少出呢?
如果用严格的经济眼光和数学公式去考察的话，那么在投机行为中，成功率几乎是和投机者自己所期望的投入与收益的比值相当的。举例说来，如果一个投机者想要投入一块钱而获得一百万元的话，那么他获得这种收益的几率也就几乎是百万分之一。从理性的角度去考虑，这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是在赌徒的逻辑里面，只要几率不是零，就可以去放手一搏——风险大、几率小，但收益也高，这就是赌徒逻辑存在的三个基本点。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收益，赌徒们一掷千金的情况比比皆是。而稍微理性的人，则选择了买彩票或者买股票、债券的形式，这些形式，究其根本，都是一种风险投资，他们所获得的是风险收益。只不过赌博的风险最大，买股票次之，买债券又次之，买彩票最小。而如果从“风险博彩”这个角度出发，所有带有风险性的行为都可以视为一种赌博，诸如打劫、偷盗、诈骗也可属于此类——这是从风险的性质出发对社会行为归类，而不是从经济角度出发所作的归纳。
而历史上，能够流传下来的故事，在风险中搏杀的，更多的是政治投机。在政治场中进行风险投资，本身就需要胆量和实力，这也是一种赌博，只不过入场的门槛更高一些而已。
1、为何要变卖老底
经济学里面讲投资，这个词后来被应用到各个领域，比如“政治投资”、“感情投资”、“教育投资”等等。实际上，投资是什么?是一种带有风险性的行为，换言之，是一种近乎赌博的行为，不同的就是赌博是风险性高而收益几率不固定的行为，而投资则是有预期、有目的有一定收益几率的行为。
既然是投资，就需要一定的投入，而有的时候，需要很大的投入，看上去有点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样子。一旦做到这个程度，就和赌博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的一种投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失败了，就要倾家**产，甚至家破人亡。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田氏代齐”的事件，正是田氏家族孤注一掷变卖老底而换得国君地位的一种赌博性投资。
齐国原系周室分给功臣姜尚之封邑，姜尚即姜子牙，他是周武王的开国功臣，为周王朝的兴起立下了不朽之功。周武王将它封在营丘（山东临淄北），国号齐，这里是薄姑之民的故地，也是一股巨大的抗周势力。武王让他在这里镇抚薄姑之民，其封疆东至海滨，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山东沂水县北），北至无棣（山东无棣）。它也是周王室控制东夷的重要力量，同时周王还授予他征伐违抗王室的侯伯的权力。齐国是一个大国，在诸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至齐桓公姜小白时，“九会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公认的霸主，盛极一时。
春秋末年，霸政局面近于尾声，中国逐渐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七雄竞争的战国时代。本来春秋初年的大小诸侯国有一百数十个，后经不断兼并，小国渐被消灭。战国初期，大小国家只余下二十来个，其中又以韩、赵、魏、楚、燕、齐、秦最为强大，号称“战国七雄”。燕、楚、秦是春秋旧国，韩、赵、魏则由瓜分晋国而形成，而这时的齐国，姜氏之国亦大权旁落，渐为卿大夫田氏所控。
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奔齐，被任命为工正，这是陈（田）氏立足于齐的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田氏与公室（春秋时期的各个国家，国君都称“公”或者“侯”，故而其家族称为“公室”）关系非常密切。后来，由于齐国奴隶和平民反对奴隶主、反对公室的斗争广泛开展，旧制度的崩溃和公室的灭亡已成必然的趋势。田氏适应形势的发展，走向背离公室的道路。代表新兴势力的田氏家族，采用施恩授惠的手段，与“公室”展开争夺民众的斗争。可是，齐国的旧势力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以田氏为首的新兴势力不得不以暴力手段对旧势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于是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在公元前545年，田完四世孙田桓子，联合鲍氏以及大族栾氏、高氏合力在齐灭了当国的庆氏。之后田氏、鲍氏又共灭栾、高二氏。田桓子继而讨好公族与国人，他规定，那些作为贵族的公子、公孙，如果没有固定的“禄”，就要分给他们一些采邑来供养他们的生活；而国人之中如果有贫困、孤寡的，就要给他们粮食，从而取得了公族与国人的支持。
至齐景公时，公室腐败，剥削沉重。田桓子之子田乞，即田僖子，采取了一些争取民心的有效措施。他用大斗借出，小斗回收，于是“齐之民归之如流水”，田氏借此增强了势力。这就是所谓“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田僖子与齐旧贵族国惠子、高昭子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国、高二氏当权，田氏在表面上尽职于齐国公族，“伪事高、国者”。暗地里却组织力量，准备推翻国、高二氏。公元前489年，齐景公死，国、高二氏立公子荼为国君。田乞发动政变，赶走国、高二氏，另立公子阳生为国君。田乞自立为相，掌握了齐国的政权。
同时，田氏还实行了一套“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鱼盐蚌蜃，不加于海”的产销地等价的政策，这是一种薄利多销、赚取财富的手段，结果使“民财为之归”。田氏由此获得雄厚资财，就为他从事“厚施薄敛”提供了保证。果然，田氏“得齐众心”，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而重敛于民的“公室”却逐渐被抽空了。
投资是一种带有风险性的行为，换言之，是一种近乎赌博的行为，不同的就是赌博是风险性高而收益几率不固定的行为，而投资则是有预期、有目的有一定收益几率的行为。
田乞死后，其子田恒（田常）代立为齐相，是为田成子。田成子继续采用田僖子所制定的政策，用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大力争取民众。田氏暗地里实行笼络百姓的办法，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当时流传的民谣唱道：“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田氏的这种做法，如果只是赢得民心，但是没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话，最终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这种大斗出、小斗进的补贴平民的办法，是在拼家底，用自己的老本来积攒政治资源，这种做法，是一种带有很大投机性的赌博。
公元前481年，田成子发动武装政变，在民众的支持下，以武力战胜齐简公亲信监止，监止、齐简公出逃，后被杀死。许多强宗贵族也在这次斗争中被铲除，田氏另立齐平公，进一步把持了政权，对残留的旧贵族势力尽行诛戮。以后，又任命田氏兄弟和同族人做都邑大夫，扩大了自己的封地。田成子又通过“修公行赏”等亲民政策，使国民人心所向，使齐国国君实际上变成了傀儡。公元前391年，国相田和将齐国国君齐康公放逐到海上，只留一城之地作为他的食邑，田和成为了齐国实际上的国君。
公元前386年，周室册封田和为齐侯，正式将他列为诸侯。过了几年齐康公病逝，姜氏在齐国的统治结束，齐国全部为田氏所统治，史称“田氏代齐”。因为仅国君易姓，国名并未改变，故战国时代的齐国往往被称为“田齐”。田氏与齐国国君的博弈可以用以下矩阵来表示：这里的数字不是比值，而是收益值，6为最大值，也就是，只要田氏投入1个收益值，他将获得最大的收益值为6，这里6就代表齐国的最高权力。
在汉朝、唐朝、明朝，都有一些共同的历史现象，就是在皇帝统治最为衰弱的末期，都有尚为幼儿或者并未成年的小皇帝登基，而一些出身于外戚或者宦官的权臣在背后像操纵木偶一样把持着朝政，还口口声声说是皇帝的意思。
实际上，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这些权臣们都是靠着和皇帝的特殊关系——裙带关系，走向把持政局的前台的。而权臣们大多数只是停留在把持朝政满足个人权力欲的阶段，还没有几个想要取而代之，自己走向前台成为皇帝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自己走向前台，自己就不再是潜伏的猛虎，而是处于众矢之的的国贼了。
即使再强大的投机者，都只是处于实际统治地位而没有名义上的君主权或领导权的幕后指挥；而作为他们手中筹码的皇权，即使再软弱再无知，也都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处于实际统治权的权臣控制处于名义统治权的皇帝时，他们所处的是攻势地位，意在进取；而如果他们同时也拥有了名义上的统治权，他们就要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名义而采取守势。但是，对于猛虎而言，他们不具备对统治名义守势的条件，一旦攻守易势，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历代的投机者中，偏偏有人想要以身试法，以权臣的姿态变成龙椅上的真命天子。这个人，就是西汉末期的外戚王莽。
王莽的家族是西汉后期的大族，世世代代都与朝廷有密切关系，他的姑母更是成为皇后，后来皇帝去世，他的姑母成了皇太后，在朝中占有重要地位。王莽看自己的家族势力庞大，加上有姑母在朝中做靠山，他便想依靠这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
王莽自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所以不免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成分，做事不计后果，以为自己的家族既然有如此实力，自己就一定能成功。这种不识进退的性格，导致了他后来的失败。
王莽借助自己家族的势力，做了朝中的大司马，地位已经是位极人臣了。但是他恰恰想借助自己的地位谋取更大的政治资本，直到篡位。刚好，当时的政治局势对他非常有利，皇帝昏庸无道，大臣贪赃枉法，满朝上下没有凝聚力，他正好可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将汉朝江山扭转过来。
作为投机者的权臣与作为赌注的皇权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实力的强弱和主动被动的姿态，更是在于一个名义上的差别。所以，作为握有实权的投机者，应该避免追求虚名。虚名正是权臣的大忌，曹操就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不可慕虚名而处实祸。”
他先选择了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孩子做皇帝，而他自己则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发号施令，连自己的姑母太皇太后都被他所蒙蔽，以为他是为汉朝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一位贤臣。王莽就借助自己手中的势力，以违反国法的借口罢免了许多的大臣。其实,当时官场的腐败已经是人所共知的现象，所谓违反国法治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借口而已。实际上，王莽和他的党羽又何尝没有违反国法呢?
在他的欺诈之下，许多大臣被贬官，还有一部分大臣心灰意懒，辞官回家。王莽对外还宣称经过自己的治理，国家政令严明、官员清廉。同时，王莽做出了礼贤下士的姿态，还故作勤俭，一时赢得了“克己复礼”的美名。
接下去，王莽又指派手下在各地伪造奇异现象，先后献上多种“祥瑞”的动物和山石草木，并派人在社会中制造王莽道德过人，应当做天子的舆论。
在这个时候，王莽还处在幕后，像是一只蓄势待发的猛虎，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皇帝的宝座。
等到小皇帝立皇后的机会，他授意为皇帝挑选皇后人选的官员。将其他女子一并排除在外，只将自己的女儿留下，成为没有竞争者的皇后人选。这样，王莽除了辅政大臣以外，还多了一重国丈的身份。这对他篡夺皇位又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也就是说，即使皇帝成年，他也一样可以以国丈的身份参与朝政的决策。
可是王莽有一点没有算到，就是小皇帝渐渐长大以后，开始讨厌他并想要在成年之后杀掉他。当他得知了小皇帝的意愿，非常震怒，命人用毒酒毒死了小皇帝，另外立了一个刚出世不久的小孩做皇帝。
在另立小皇帝之后，王莽依然怕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也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情，便加紧了篡位的准备。终于，他指使大臣们上表，劝汉朝皇帝退位，让王莽顺应天意做皇帝。经过精心的布置，他按照“上天”——其实是他自己伪造的旨意，接受了汉朝小皇帝的禅让，自己定国号为“新”，黄袍加身，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
王莽做了皇帝，也失去了在皇权背后指手画脚的外戚的身份。他从暗处走向明处，让天下人惊诧不已。人们终于知道了他的篡位野心，以前被他蒙蔽的人们也奋然反对他，使他颁布的法令难以推行。汉朝的皇室因为江山易主，对他也十分痛恨，他们在各地组织人马，准备武装反抗他的统治。
在王莽做了十几年皇帝之后，农民起义的火焰终于燃烧起来，成为全社会各种势力反对王莽的导火线。一时天下大乱，各路人马群起而攻之，王莽自己也在绝望中被杀。
王莽一生追逐权力，可是始终不明白，自己作为一个没有合法名义的大势力的领袖，是不能轻易抛弃可以利用的政治筹码，径直走向前台成为最高统治者的。他的理想主义使他求全责备，有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还不够，还想把名义上的皇帝地位也抓在手中，可正是这个冒险的行动，使他葬送了自己。为了更明了王莽与西汉皇帝的博弈形式，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的博弈树：王莽操纵西汉皇帝顺从王：（拥有实权）5；汉：（皇帝名号）1反抗王：（更换傀儡）5；汉：（保留名号）自己当皇帝王：-6；汉：0王莽篡位2、慈善家与野心家的区别
中国古代的兵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谋定而后动”，如果没有全面的筹划和准备，是不能贸然行事的，否则就会成为盲动。而采用什么样的谋略来“动”，则是更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做一样的事情，但因为谋略不同，所以结果也不尽相同。就比如，同样是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江山，袁世凯就长袖善舞，一面对着清朝的太后哭泣说自己逼不得已，一面又忙不迭地逼迫末代皇帝溥仪退位；而曹操、曹丕父子则对汉朝皇帝采取刻薄而又严厉的态度，惹得一片骂声。
改朝换代是一件大事情，如果决定要进行这一行动，无异于用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赌博，这是一场成王败寇的豪赌，正所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而在进行豪赌的时候，一面做足官样文章，一面实施自己的计划，又是野心家，又是慈善家，让人放松警惕，才能一举成功。历史上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就是这样的成功典范。“陈桥兵变”是宋太祖赵匡胤发动取代后周、建立宋朝的兵变事件。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突然一病而死，宰相范质受命扶助柴荣幼子柴宗训继位为恭帝。这时恭帝年仅七岁（一说五岁），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局势，一个由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策划的军事政变计划正在酝酿着。
翌年正月初一，传来了契丹和北汉发兵南下要攻打后周的消息。其实，这个消息正是赵匡胤派人放出的，目的就是要借助这个“外敌入侵”的假象来调动军队，为自己的野心服务。可以想像，如果当时后周的权臣们能够认真分析形势，准确获取信息，就能分辨出消息的真伪，从而阻止兵变的发生。可是后周的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以为国家真的面临着军事威胁，就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
正月初三，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这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赵炅）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欺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表面上看来，这确实是赵匡胤本人不知情而且“被迫”发生的一场军队哗变，但是仔细考察蛛丝马迹，就能看出其中的问题了。问题之一，就是赵匡胤在当时的地位。在柴荣在世的时候，赵匡胤作为柴荣十分信任的大将，担任着禁军将领的职务，并且最后做到了殿前都点检的职位。作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军官，赵匡胤在当时的权力是十分大的，而且，五代时期，改朝换代都是由控制军队的大将进行的，有前例可循。问题之二，就是为什么传来契丹和北汉进攻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带兵出征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哗变发生。看上去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是距离都城十分近的陈桥，军人为什么不在京城出发之前就进行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不在远离了京城，被镇压的危险变小之后再进行这样的举动?显然，这是有预谋的，一开始就是为了制造出行军过程中发生兵变的假象而且利于迅速控制中央政权的篡位行为。问题之三，为什么煽动军人进行哗变的都是赵匡胤的亲信?真的是他们替赵匡胤忿忿不平吗?显然不是，他们只是替赵匡胤说话，让赵匡胤本人保全一个忠臣的形象而已。
这么一分析，赵匡胤作为野心家的形象已经暴露无遗了，而通过这些伪装，他也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遵从军心的忠于后周政权的慈善家。接下来，就是如何用慈善家的面目，去实行野心家的霸业的具体步骤了。
当赵匡胤“答应”将士自立为天子并且率部队返回京城之后，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促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出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做北宋，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的真相。
3、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局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投机者们往往不会死守一个布局不变，他们信奉的原则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越是局势混乱没有头绪的时候，这些投机者就越是喜欢到处下注，利用自己的敏锐感觉随时去培养可以给自己带来收益的个股。
这其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战国时代齐国孟尝君的“狡兔三窟”策略了。孟尝君在齐国政治失意，接受了门客的建议，到处宣扬自己的才能和影响，结果几个国家都相继要求孟尝君出任他们的宰相。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买方市场，孟尝君自己的回旋余地十分大，可以随意选择一个对自己发展最为有利的地方。
这种到处广注押宝的情况，在天下大乱的时代出现得更为频繁。这是因为在天下大乱时，失去了一个统一的权威，才使得各种强权势力更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筹码成就一番事业。
有时候，这些强权势力还包括多个子势力，这些子势力的根本利益都是一致的，他们不过是因为血缘或者地域的原因分为不同的势力而已。这些子势力也要各自扶持对自己有利的“伥”，无论哪一个他们所培养的个股成为名义上的统治者，最终的受益者都是那些子势力背后的那些投机者。
为了从各个子势力中选择出最适合自己控制的局面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赌注，强大的投机者们往往要在子势力中培养若干“个股”，让这些作为个股的竞争者们并存，让他们互相竞争，哪个个股的表现最适合投机者的利益，就扶植哪个个股，反之，则放弃那些不能充分实现自己愿望的个股。
这种方式，利于那些强大的投机者寻找到最具有生命力又最能听命于自己的代言人。
春秋时期，因为连年混战，中原早已没有宁静之日。在东方的大国齐国境内，就出现了强大的政治投机者们，这就是齐王属下的贵族们。他们在齐国境内拥有强大的权力，而且生性贪婪。他们想要争夺更大的利益，齐国虽然号称大国，但军事实力和政治权威远远不足以欺凌其他国家，所以他们想要扶持能够实现他们称霸愿望的君主上台，为之服务。
在齐国贵族这群投机者的大势力下，存在着两个子势力，那就是以管仲为代表的拥护公子纠的势力和以鲍叔牙为代表的拥护公子小白的势力。
这两位公子的父亲齐麓公在位时，齐国在对外战争上毫无建树，齐麓公去世后，他的长子即位为齐襄公。
齐襄公更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君主，而且荒**无道，因为与自己的妹妹鲁国王后私通而引起齐鲁两国的不睦，又欺凌朝中大臣，齐国贵族对他十分不满。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就在贵族们的鼓动下出逃，而后襄公也被大臣杀死，权臣公孙无知篡位。
在保护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出逃时，管仲和鲍叔牙就商议好，由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无论哪一个公子以后成为齐国的君主，另一个人都要回来辅佐新国王。
管仲和鲍叔牙两个都是齐国贵族势力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这个商议可以说是为齐国贵族们寻找代言人——个股的行为。
在两位公子出逃外国之后，齐国的贵族对襄公以及杀死襄公的篡权者公孙无知的政策更为不满，最后他们买通民间侠士杀死了公孙无知，并将消息通报给流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希望他们能回来继承王位。
两位公子得到了消息，都动身出发，准备赶回齐国即位。但是，这两个兄弟都想自己做君主，便明争暗斗，负责辅佐公子纠的管仲为了帮助公子纠，还一箭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衣带钩。小白将计就计，当时装死。
应该说，两位公子之间的斗争，对他们背后的齐国贵族来说，是一个意外情况，因为他们的本意是扶持一个能够实现他们意愿的君主上台，并不想造成两位公子的手足相残。
尤其是两位公子在出逃后都和管仲、鲍叔牙学了很多治国之术，这些治国之术也都是有益于贵族们的，损伤了其中的一位公子，对贵族们也是一种损失。
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也就只能让管仲保护公子纠回国即位了。
公子小白装死骗过管仲之后，在鲍叔牙的保护下，日夜兼程，比公子纠先回到了齐国，宣布即位，是为齐桓公。公子小白做了君主之后，也是一心想除掉自己的哥哥公子纠，但是齐国贵族们极力反对他们手足相残，他只好使用借刀杀人之计，让鲁国将公子纠杀死，并将管仲押送回齐国。
投资不能死守一个个股，而是要到处寻找培养有价值的个股，来投入自己的期望。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无论哪个个股胜利，最大的收益者都是那些到处投资的赌徒。
事实上，齐国贵族见到他们所扶持的公子小白已经即位，而且辅佐他的鲍叔牙也将帮助小白执行贵族们的政治主张，就已经满足了。这只齐国之虎已经看到他们扶持的“伥”坐上了王位，即将为他们服务了，所以不愿意节外生枝，让小白和公子纠自相残杀，他们也怕其他国家借口帮助公子纠而进攻齐国，那样贵族们的计划就将落空了。
不过，小白使用借刀杀人的计策让公子纠在鲁国送命，又把管仲押解回国，没有引起任何震动，贵族们也稍稍放心了。
按照齐桓公（公子小白）的意思，管仲差点伤了自己的性命，应该处死，而且要用最残酷的方法处死他。可惜齐桓公还不知道自己在整盘棋中的地位，不知道自己只是贵族们掌握下的“伥”，还以为自己是手操生杀大权的最高权威。他更不知道，管仲和鲍叔牙曾经定下各自辅佐一个公子，以后二人共同帮助新君主治理国家的约定。所以，鲍叔牙极力反对齐桓公处死管仲，并且对桓公说，管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杀了他，不但齐国失去了一个栋梁，更会使天下的人才对齐国心寒而不肯来齐国效力。所以，鲍叔牙亲自到齐鲁两国的边境去，等到押解管仲的人到了齐国，他便马上释放了管仲，并且说服了齐桓公，让齐桓公任命管仲做齐国的宰相。对齐国的贵族来说，虽然杀掉管仲是一件可惜的事情，但是对于整个大局的影响还不会非常大，不过如果能保全管仲，自然是锦上添花的美事。故而他们并没有对齐桓公施加压力，而鲍叔牙则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以个人的魅力说服了齐桓公，任用管仲来施行贵族们的政治要求。
果然，管仲做齐国的宰相之后，为实现贵族们的愿望励精图治，先是改革了军制，刻苦练兵，又利用齐国的自然环境优势，发展渔业和制盐业，使齐国迅速成为一个军事经济强国。
他又建议齐桓公推行“尊王攘夷”的外交政策，打出周天子的旗号去侵略其他的国家，最终促成了齐桓公在葵丘与诸侯会盟，成为中原的霸主，使齐国在春秋初期就建立了霸业。这里的博弈矩阵如下：齐国贵族利用扶持公子小白，使他成为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并通过管仲辅佐他，实现了贵族们称霸天下、夺取财富的愿望。齐桓公成为名垂千古的君主，贵族们则获得了实际的利益，这种投机者遍地撒网到处押宝，最终带来投机者与个股之间共生共荣的结果确实值得后人去思考。
4、 千万不要明知故犯
占小便宜吃大亏，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道理，但是，如果是大便宜，而且好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又该怎么选择呢?
面对大利益，人们就往往不会那么冷静了，他们会觉得是上天对自己的眷顾，或者是自己应得的，完全没有考虑到这背后有可能存在骗局和陷阱，甚至会让自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可是，赌徒的性格就是这样，能够让他们用一块钱赢得一百万，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拿出这一块钱，而没有想过这一百万属于自己的几率有多大。
正是利用这种赌徒心理，外交掮客们才有可乘之机。而张仪哄骗楚怀王的事情，则是其中最为荒诞也是最令人深思的。
战国后期的时候，秦国想要攻打齐国，然而齐楚两国缔结了合纵相亲的盟约，于是张仪肩负着拆散齐楚盟约的任务，前往楚国出任国相。
楚怀王听说张仪来，空出上等的宾馆，亲自到宾馆安排他住宿，说：“这是个偏僻鄙陋的国家，您用什么来指教我呢?”张仪游说楚王说：“大王如果真要听从我的意见，就和齐国断绝往来，解除盟约，我请秦王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的土地，让秦国的女子作为服侍大王的侍妾，秦楚之间娶妇嫁女，永远结为兄弟国家，这样向北可削弱齐国。而西方的秦国也可以得到好处，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
六百里的土地有多大?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是用五十万大军三年都难以攻取的土地，所以，这么大的利益放在面前，很少有人能够拒绝，何况代价只是解除盟约，并不需要什么实际的付出。
所以，楚王非常高兴地应允了他。大臣们来向楚王祝贺，惟独陈轸为他伤悼。楚王很生气地说：“我用不着调兵遣将就得到六百里土地，臣子们向我祝贺，惟独你为我伤悼，这是为什么?”
陈轸回答说：“不是这样，在我看来，商於一带的土地不仅不能得到，而且齐国和秦国可能会联合起来。齐秦联合起来，那么一定会祸患临头。”
楚王说：“能说明理由吗?”
陈轸回答说：“秦国之所以重视楚国，是因为楚国有结盟的齐国。
如今和齐国断绝往来，废除盟约，那么楚国就孤立了。
秦国为什么要满足一个追求孤立无援的楚国，而给它六百里土地呢?张仪回到秦国，一定会背弃向大王的承诺。
这是向北和齐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又从西方的秦国招来祸患，两国的军队必然会一起打到楚国。我妥善地替大王想出了对策，不如暗中和齐国联合而表面上断绝关系，并派人跟随张仪去秦国。
假如秦国给了我们土地，再和齐国断交也不算晚；假如秦国不给我们土地，那就符合了我们的策略。”
应该说，陈轸的计划是最为周全完备的，他的策略是，不见到实际的利益，就不能随便下注，不能听信张仪的花言巧语。
而楚怀王则不这么看，他急于得到六百里的土地，而且觉得机不可失，如果按照陈轸的做法，万一被秦国知道真相，这六百里土地就无法到手了。
楚怀王就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一样，只看到了六百里土地的报酬，没有看到这个报酬到底是否能够兑现。我们不妨来看看它的博弈树：楚王说：“希望陈先生闭上嘴，不要再讲话了，等着我得到土地。”然后就把相印授给了张仪，还馈赠了大量的财物，于是就和齐国断绝了关系，废除了盟约，派了一位将军跟着张仪到秦国去接收土地。
张仪回到秦国，假装没拉住车上的绳索，跌下车来受了伤，一连三个月没上朝，楚王听到这件事，说：“张仪是因为我与齐国断交还不彻底吧?”就派勇士到宋国，借了宋国的符节，到北方的齐国辱骂齐王，齐王愤怒，斩断符节而委屈地和秦国结交。秦齐建立了邦交，张仪才上朝，他对楚国的使者说：“我有秦王赐给的六里封地，愿把它献给楚王。”楚国使者说：“我奉楚王的命令，来接收商於之地六百里，不曾听说过六里。”使者回报楚王，楚王怒火填胸，立刻要出动军队攻打秦国。陈轸说：“我可以张开嘴说话了吗?与其攻打秦国，不如反过来割让土地贿赂秦国，和它合兵攻打齐国，我们把割让给秦国的土地，再从齐国夺回来补偿，这样，大王的国家还可以生存下去。”楚王不听，终于出动军队并派将军屈句进攻秦国。秦齐两国共同攻打楚国，杀死官兵八万，并杀死屈句，于是夺取了丹阳、汉中的土地。楚国又派出更多的军队去袭击秦国，到蓝田，展开大规模的战争，楚军大败，于是楚国又割让两座城池和秦国媾和。
秦国要挟楚国，想得到黔中一带的土地，要用武关以外的土地交换它。楚王说：“我不愿意交换土地，只要得到张仪，愿献出黔中地区。”秦王想要遣送张仪，又不忍开口说出来，张仪却请求前往。秦惠王说：“那楚王恼恨先生背弃奉送商於土地的承诺，这是存心报复您。”张仪说：“秦国强大，楚国弱小，我和楚国大夫靳尚关系亲善，靳尚能够去奉承楚国夫人郑袖，而郑袖的话楚王是全部听从的。况且我是奉大王的命令出使楚国的，楚王怎么敢杀我?假如杀死我而替秦国取得黔中的土地，这也是我的最高愿望。”于是，他出使楚国。
楚怀王等张仪一到就把他囚禁起来，要杀掉他。靳尚对郑袖说：“您知道您将被大王鄙弃吗?”郑袖说：“为什么?”靳尚说：“秦王特别钟爱张仪而打算把他从囚禁中救出来，如今将要用上庸六个县的土地贿赂楚国，把美女嫁给楚王，用宫中擅长歌唱的女人做陪嫁。楚王看重土地，就会敬重秦国，秦国的美女一定会受到宠爱而尊贵。这样，夫人也将被鄙弃了。不如替张仪讲情，使他从囚禁中释放出来。”于是郑袖日夜向怀王讲情说：“作为臣子，各自为他们的国家效力。现在土地还没有交给秦国，秦王就派张仪来了，对大王的尊重达到了极点。大王还没有回礼却杀张仪?秦王必定大怒出兵攻打楚国。我请求让我们母子都搬到江南去住，不要让秦国像鱼肉一样地欺凌屠戮。”楚怀王后悔了，赦免了张仪，像过去一样优厚地款待他。5、要与对手实现双赢一个成功的赌徒应该是什么样的?按照庄子的说法，就是“呆若木鸡”，不到关键时刻不显露自己的能力。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不过，在“实战”中，器度和策略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要做成功的靠赌博发家的大户，便不能斤斤计较，更不能因小失大。
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水浒传》里“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情节。林冲正是卖了一个破绽，让洪教头失去戒心，急躁进攻，才轻松取胜的。这段描写十分精彩——“洪教头深怪林冲来，又要争这个大银子，又怕输了锐气，把棒来尽心使个旗鼓，吐个门户，唤做把火烧天势。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里只要我赢他。’也横着棒，使个门户，吐个势，唤做拨草寻蛇势。洪教头喝一声：‘来，来，来!’便使棒盖将人来。林冲望后一退，洪教头赶人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林冲看他步已乱了，被林冲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臁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
一般人会理解成这是林冲的“以退为进”的战术，实际上，这是林冲在实战中器度和策略的体现。如果器度不够，就无法做到先退；如果策略不足，就无法看清对手的弱点。所以，单纯的以退为进是没有好处的，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器度能够容忍对方的攻城略地和气焰嚣张，然后靠着策略撕破对方的防线，这才是高明的做法。
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器度，有谋略，策略高。
中国人素来崇尚智慧，热衷谋略。所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形象写照。因此，历史上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物，其最大的特色必定是政治智慧超凡人圣，谋略运用炉火纯青，风风雨雨等闲而过，把握主动永不言败。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一。
郑庄公与共叔段都是姜氏之子，可是由于姜氏生郑庄公时难产，于是对庄公遂生厌恶，想立她的小儿子共叔段。姜氏想方设法把共叔段安置在要地，后来在郑武公那里讨了京这块地方，共叔段便大大方方地做起了“京城太叔”。祭仲对郑庄公说：“都城过了百雉（雉，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是国家的祸害，如今京地超过了它本应有的限度，不合先王之制，你将来要控制不住的。”郑庄公便说：“姜氏要这样，哪能避开祸害呢?”祭仲说道：“姜氏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不如早给共叔段安排个便于控制的地方。”郑庄公只是回答说：“你等着瞧吧!那小子多行不义，必会自取灭亡。”
后来那个“京城太叔”共叔段划出属于自己的地域。郑大夫公子日说：“一个国家容不得两个国君的，你打算把郑国送给共叙段，那我就侍奉他；你要不甘心让位于他，那请我除掉他!”郑庄公又是极为平淡地说：“用不着了，他会自己赶上灾祸的。”
这正是郑庄公政治智慧高明的第一个表现，就是遇事能忍，器量不凡。苏轼在《留侯论》里面有一番话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人。
当他的母亲姜氏与胞弟共叔段串通一气，给他多方制造麻烦的时候，他能做到隐忍不发。共叔段想占好的地方，他就把共叔段分封到京地；共叔段贪欲不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他也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忍下一时之气。
共叔段自私得很，又把原来划出的地域正式收为自己所有，到了郑邑庆延。于封说：“土地广大了会得民心。”郑庄公却说：“共叔段不义，不能笼住民心，土地占多了就要垮台。”
共叔段继续修葺城墙，并开始制造甲衣武器，准备步车兵车，将要袭击郑国。姜氏欲为内应，为共叔段开城门。郑庄公听到共叔段袭郑的日期，说：“太好了!”便派于封率大队人马伐京，京人背叛共叔段，共叔段最后仓皇而逃。
孔子说“过犹不及”。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绝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不做赌徒。
从隐忍不发到及时出击，正是郑庄公政治智慧高明的第二个表现，就是有谋略，出手狠辣。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说到底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属于韬光养晦，后发制人。
他不曾马上实施反制，是他不愿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和对手摊牌。所以，郑庄公在隐忍的同时，私底下一直在作充分的准备，以求一招制敌。
可笑的是，他的对手却对此茫然无知，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误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乎步步进逼：共叔段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谁知他忘乎所以的举动，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机会。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他予对手以迎头痛击：“克段于鄢。”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
可见，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就又准又狠，雷霆万钧，摧枯拉朽，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共叔段与姜氏二人可谓确实自私透顶。姜氏因生郑庄公时难产便不想让他继承王位；共叔段不仅自私，而且爱耍小聪明，时而划分疆域，时而扩充地盘，时而修兵买马。
庄公不动声色，任其弟为所欲为，只是说：“等着瞧吧!等着瞧吧!到时候他会自己碰到灾祸的。”等共叔段准备暗袭郑国时，庄公才出动军马大加讨伐。
共叔段为了争王位只能偷偷摸摸，灭郑也只能用“暗袭”的方式，而郑庄公争王位却是堂而皇之，灭掉共叔段也完全可以采用“大加讨伐”的姿态。
共叔段目光短浅、胸无点墨；而郑庄公则胸怀大志，让共叔段自己露出尾巴，然后以正义之师出师讨伐，故而一举获胜。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三为善后能稳。孔子说“过犹不及”，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见好便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郑庄公在这方面的作为，同样可圈可点。当挫败共叔段的叛乱阴谋，迫使他逃窜共地后，郑庄公便不再追击，因为他知道，共叔段此时已惶惶似丧家之犬，实在不值得继续花工夫去对付，自己的精力应该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果然，经过一番努力，他成了春秋时期最早的一位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