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弱）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 遵守
克服暗箱操作
要合理防止垄断的产生
法律和道德是一个社会最普遍的博弈规则，所有的法律道德，都是出自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人性意愿，出自每个人对社会关系的看法、观点和认识，这是法律道德的主观性。可是，一旦人们通过社会博弈，形成了某种均衡态，形成了某种统一性的社会规范，那就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遵从这一规范。在一个社会，这些规范不仅对被统治者适用，就是统治者，他们是大部分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同时也是监督者，因此，他们本身也应该遵守这些博弈规则。然而，正是由于统治者在博弈中处于强者的地位，他们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因此，往往在他们最大利益受到损失，或者觉得自己可能会得到更大利益的时候，他们会主动撕毁自己制定的博弈规则，从而使一种合作性博弈演变为非合作性博弈。
在农业社会，最常见的博弈是军事官僚统治集团和广大农民之间的博弈，虽然这两大集团或者说阶级在组织性力量的对比上差距很大，但互利性则比较弱，因为官僚们给农民提供不了什么利益。农民给官僚们虽然提供利益，但总量比较固定，农业生产发展的余地总是有限的。军事官僚统治集团往往希望借助于他们制定的法律来攫取更多的利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由于农民创造的价值在总量上是有限的，在维护他们自身生存和繁衍后代之后，剩余的已经不多，因此，在遇到具有长远目光的统治者时，他们一般会把对农民的剥削控制在农民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就是古人所谓的“盛世”，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实际上都是这样。但人的欲望是无穷的，统治者总希望不断得到更多的财富，因此，越是一个王朝的末期，由于他的统治者没有经历过农民风暴的洗礼，他总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权势，总想改变博弈的规则，试图获取更大的财富。而当他们试图攫取的财富超出农民可以忍受的程度时，这就会导致民变，严重的就会是叛乱，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农民起义。所以，反过来说，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很大原因在于作为强者的一方自己改变了博弈的规则，最后使己方利益受到损害。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是举不胜举。
西晋末年，由于统治阶层的腐朽统治和诸王的混战，给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加上接连不断的天灾，许多地方的农民没有粮吃，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成群结队到别的地方逃荒。这种逃荒的农民叫做“流民”。
公元298年，关中地区闹了一场大饥荒，略阳（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东北）、天水等六郡十几万流民逃荒到蜀地。有一个氐族人李特和他兄弟李庠、李流，也跟着流民一起逃荒。一路上，流民中间有挨饿的、生病的，李特兄弟虽然自己兄弟也十分艰苦，但还是常常接济他们，照顾他们，并将流民组织起来，一路扶老携幼，终于使大部分人走到了四川。流民都很感激、敬重李特兄弟。
蜀地离中原地区比较远，而自从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之后，有了较好的水利设施，这对靠天吃饭的农业来说，无疑是上了保险，因此蜀地好称“天府之国”，百姓生活比较安定。流民进了蜀地后，就分散在各地，靠给富户人家打长工过活。
流民，在历代统治者看来，都是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安置得好，可以增加地方的劳动力，扩大生产；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发本地和外来人口的冲突，增加地方政府的负担。因此，益州刺史罗尚以为流民可欺，于是借口流民不事生产，无事生非，扰乱地方生计，流民必须回关中务农；同时却在要道上设立关卡，抢夺流民的财物。流民们听到官府要逼他们离开蜀地，想到家乡正在闹饥荒，回去也没法过日子，人人都发愁叫苦。
规则有时是掌权者所制定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在博弈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既然是博弈，他们也应该考虑到让普通人也有收益。否则就无法形成合作性博弈。当规则不再能保证博弈处于合作状态时，利用群众力量冲击规则也就成了一种激进的求生手段。
由于李特生性敢作敢当，急公好义，流民们向李特诉苦，李特几次向官府请求放宽遣送流民的限期。流民听到这个消息，感戴李特，纷纷投奔他。李特在绵竹地方设了一个大营，收容流民，不到一个月，流民越聚越多，约有两万人，他的弟弟李流也设营收容了几千流民。李特收容流民之后，派使者阎或去见罗尚，再次请求缓期遣送流民。
阎或来到罗尚的刺史府，看到那里正在修筑营寨，调动人马，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他见了罗尚，说明了来意。罗尚对阎或说：“我已经准许流民缓期遣送了，你回去告诉他们吧!”阎或直爽地对他说：“罗公听了别人的坏话，看样子恐怕不会饶过他们。不过我倒要劝您，不要小看了老百姓。百姓就好像水，看起来温和可欺，但引导不当，水灾泛滥，也会带来危害。单个的百姓看起来是软弱的，您若逼得他们无路可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只怕对您没有好处。”罗尚假惺惺地说：“我不会骗你，你就这样去说吧!”
阎或回到绵竹，把罗尚那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李特，并且对李特说：“罗尚虽然这样说，但是我们不能轻信他，所谓有备无患，我们也要多作几手打算，防备他偷袭。”李特是一个有经验的人，结合各方面的信息，也怀疑罗尚的话不可靠，立刻把流民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并准备好武器，布置阵势，准备抵抗晋兵的进攻。
没过多久，罗尚果然借助一个漆黑的晚上，派部将带了步兵、骑兵三万人，偷袭绵竹大营。晋军进入李特的营地，李特故意镇静自若地躺在大营里。晋将自以为得计，一声号令，率领兵士气势汹汹地攻入李特大营。
三万晋军刚进了营地，只听得四面八方响起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大营里预先埋伏好的流民，手拿长矛大刀，一起杀了出来。中国的农民乡土观念本来就重，远离家乡的流民往往能够抱成一团，同甘苦，共患难，在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所爆发的反抗力量更是惊人，因此流民的斗志是晋军无法相比的，可谓是勇猛无比，以一当十。晋军没有料到流民早有准备，中了埋伏，气势上本身就输了三分，心里一慌，更加没有斗志，被流民杀得丢盔弃甲，四散逃窜。两三个晋将逃脱不了，被流民们杀了。
流民们杀散晋军，等于公开走上了与官府对抗的道路，知道晋朝统治者不会罢休，就请求李特替他们做主，领导他们抗击官府。李特和六郡流民首领一商量，大家推举李特为镇北大将军，李流为镇东将军，几个流民首领都被推举为将领。他们整顿兵马，军威大振。过不了几天，就攻下了附近的广汉，赶走了那里的太守。
李特进了广汉，学汉高祖刘邦的样子，宣布约法三章，打开了官府的粮仓，救济当地的贫苦百姓。流民组成的军队在李特的领导下，纪律严明。蜀地的百姓平时受尽晋朝官府的压迫，现在来了李特，生活倒安定起来，怎么能不高兴?民间编了一个歌谣说：“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表面上派使者向李特求和，暗地里却勾结当地豪强势力，围攻李特。李特在奋勇抵抗之后，战败牺牲。他的儿子李雄继续率领流民战斗。
公元304年，李雄自立为成都王。过了两年，又自称皇帝，国号大成。后来到李雄侄儿李寿在位时，改国号为汉。所以历史上又称“成汉”。西晋在统一全国后没有多久，就又失去了西南的一隅之地。
李特和罗尚的这场博弈，本来可以是一场共赢的合作性博弈，但由于罗尚的急功近利，最终演变成一场非合作性博弈，走上了历代官逼民反，走上历代农民起义的老路。我们知道，统治集团之间的许多战争，争夺的都是土地和人口，说穿了，就是争夺剥削资源，当年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连下三郡，最后街亭失守，只好退兵的时候，将三郡的人口席卷一空，都带到蜀地，目的就是增加劳动力，实质上就是增加剥削的对象。四川号称富裕，地广人稀，安置几十万流民本身是绰绰有余。因此，对于流民问题，罗尚有和平和武力两种解决方式，和平办法，就是想办法帮助流民在蜀地安置下来，从事劳动生产；武力就是动用暴力机器，将流民赶走或者斩尽杀绝。流民作为外来人口，对待地方官府，有着顺从和反抗两种途径。
群众资源的利用
如果罗尚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很可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即流民获得安置，政府得到劳动力和增加赋税收入。因为李特如果采用反抗，流民不会大规模追随李特，只能部分反抗者付出生命的代价。但罗尚在这场博弈中，采用的是武力镇压的策略，以李特为首的流民如果采用顺从的策略，只能是任人宰割，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他们采用反抗的方式，还可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因此，双方只能采用非合作性博弈，结果是以罗尚为代表的统治者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李特为代表的流民付出相对小的代价。
这场博弈由合作性博弈转化为非合作性博弈，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统治者的代表罗尚他过于相信自己的实力，他认为，必须由他来主导博弈的规则。殊不知，规则本身就是对双方的一种约束，一方改变，对方也可以不按照原来的规则出牌，这样双方在摸索中重新找到纳什均衡点，只是这个均衡点是在对抗，在各自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达到新的均衡。所以，即使是强者，也不要随意修改既有的博弈规则，以为双方出现付出的局面。第十三章 后台程序的更替——秩序之外的博弈
电脑技术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后台程序”，意思是并非在当前你视野内的，但也是同时在运行的一种程序。换成通俗的语言来讲，后台程序，就是一个隐蔽起来的不进入公众视野范围内的程序。
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说，经济生活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影响价值波动的价值规律。后来，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凯恩斯又提出，经济管理上，要有一只“看得见的手”，这就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实际上，“看得见的手”是对“看不见的手”的反映和具体体现，而“看不见的手”才是起到决定作用的。
社会生活中也是一样，那些真正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政策、法规和制度，是看得见的，但是这些具体的规则背后，又有着不为人知的“看不见的手”，这就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后台程序”。
那么，这些后台程序是什么呢?按照博弈论的说法，这些后台程序，就是处于公众知识之外的权力。当一种权力处于公众知识之外的时候，它就会成为权力拥有者的一种独占资源，因而就成为一种可以具有强制力的暴力工具。而且，权力拥有者为了自己的地位稳固，还会不断地把一些资源强行划为公共知识之外的垄断性权力，让自己占有的资源越来越多，而相应地，普通民众所拥有的公共知识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古代的愚民政策，和一些宗教国家把祭祀权垄断到贵族手中的行为，都是权力拥有者独占后台程序的例证。
握有很大权力的当权者，他们在和他人合作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参与者，而其他人只能作为陪衬而存在。而当权者所掌握的后台程序，也是加强他们的权力、增强他们在参与某些事务时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力量。
柔性渗透的学问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里面，老子一向是强调柔与刚之间的关系的，他认为无论是柔还是刚，都不能单独长久地维持下去，只有互相调剂才能有长久的安宁。
如果把这个基本思路放在处理具体问题之中，就很容易联想到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丘吉尔说过的话：“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所谓的朋友、敌人，其实就是围绕着某一个合作的规则所达成的双方之间的博弈关系，或者是合作，或者是对抗。那么，为什么有时是合作，有时是对抗呢?一切都取决于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可以做朋友，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是敌人。
那么，按照己方的利益，去确定与他人的博弈关系，与“刚”、“柔”又有什么联系呢?这正是丘吉尔所说的话所没有透露出的信息：规则的渐变性。当按照自己的利益去确立一个博弈规则的时候，肯定是受到当时种种现实原因制约的，而这些现实的原因不会一朝一夕就改变，所以如果要对博弈的规则进行调整变通，势必要先考虑到现实的限制，一步步去推行渐变，而不是不顾现实情况去大刀阔斧地破旧立新。
具体来说，要改变一项博弈规则，至少需要几个条件：既定目标按照原有规则难以顺利实现，时局的发展与原有的规则相背离，但只是暂时性的背离而非永久性的改变；执行既定目标的人有回旋的余地，能够在时局变化之后迅速调整自己的思路，将规则作出变通，以保证既定目标不受影响。
要实现既定的目标，可以使用雷厉风行的手法，也可以用春风化雨的风洛，具体的方法要视情况而定。不过，如果原来是使用雷厉风行的手法保证既定目标的实现，而在时局变化之后，尤其是要实现目标的阻力增大以后，继续使用强攻策略、奉行清除所有阻力的原则就不切实际了，只能作出变通，让阻力与动力并存于实现目标的过程之中，把策略转换成怀柔之法。
和亲政策是汉代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政策在很长时期内存在，并在汉代、唐代等王朝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政策的出台，以及此政策的具体应用，正是当时汉代的决策者审时度势、合理地对规则进行渐变的结果。
战国时期，北方的匈奴逐渐强大起来。匈奴人以游牧为生，所以马上作战能力很强，他们就经常南下，侵扰与他们相毗邻的秦国、赵国、燕国等北部国家。当时各国都修筑长城，并在北部边境屯驻大量军队，预防匈奴的进犯。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倚仗着秦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对匈奴进行强攻，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击败匈奴。夺得了河套地区水草丰美的土地。当时的匈奴人非常沮丧，认为从此失去了生活的乐土。
秦始皇时期，国富兵强，所以有实力对匈奴开战，也借助武力暂时解除了匈奴对北部边疆的威胁。但是到了秦朝末年，因为地方上的农民起义和原来各国残余势力的反扑，使国家力量丧失殆尽，而匈奴此时又出现了一位英明的首领冒顿，双方的实力对比马上出现了逆转。
经过多年的战争，最终刘邦灭掉了其他的势力，在中原建立了西汉。在西汉建立之时，北方的匈奴在冒顿的率领下，经过多年征战。已经称雄大漠，并不时南下侵扰中原百姓。这个北方的心腹之患，终于变成危及中原政权和北方百姓生活的大灾难了。在如何处理匈奴问题上，西汉君臣之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那些靠军功起家的大将，都认为应该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而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只有继续秦始皇时期的强攻政策，进行军事征服才可以；而一些文臣谋士们则很清楚国家当时的状况，知道以当时汉朝的实力无法和匈奴抗衡，建议改变政策，对匈奴进行怀柔，等到实力强大再作处理。
面对这两种不同的方案，汉高祖刘邦一时难以下决定。不过，历来各国对匈奴都是以战争对抗为主的，所以战争这个原则对决策者而言是非常熟悉的；而怀柔政策则是一个全新的方法，这对马上得天下的刘邦而言，不仅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不会使用。所以，刘邦是倾向于武将们的强攻的观点的。不过，因为他忙于平定内部的叛乱和居功自傲的大臣，暂时还没有对匈奴下手。
汉高祖七年，匈奴的首领冒顿单于率大军南下，而汉朝驻守北边的韩王信投降了匈奴，让汉朝的大片疆土落入匈奴手中。汉高祖刘邦大怒之下亲自率领军队准备和匈奴决战。但是，因为天气苦寒，汉军的许多士卒被冻伤，而且冒顿使用诱敌深入之计，引得刘邦孤军深入，死伤惨重。刘邦被困在白登山，最后靠陈平使用离间计说服了冒顿的妻子。使她竭力劝冒顿撤军，刘邦被困七日后才解围而出。经过这番惊险，刘邦对匈奴十分忌惮，知道单靠战争无法消灭匈奴，更知道现在自己的实力不足以与匈奴决战，但又不知如何才能解决匈奴问题，便向大臣们问计。
谋士们觉得这个时候说服刘邦，变通处理匈奴问题的处事规则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他们推举在和匈奴作战时曾经立下大功的建信侯刘敬出面陈说他们的观点。刘敬为刘邦进行了一番详尽地分析，他说：“现在天下初定，士卒们都不愿再有战争，不可以武力强行攻打匈奴。而且冒顿这个人崇信武力，也不可以用仁义的道理去说服他。只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方法可以使用，那就是让他的子孙为汉代臣子的办法，但是不知陛下能否答应。”
刘邦听说有此良策，急忙追问，并表示没有不能答应的要求。刘敬便说：“如果您把亲生女儿嫁给冒顿，然后再送大量的钱货，冒顿单于见了这等好处，必然会立您的女儿为阏氏（单于的王后），将她所生的儿子立为太子，来表示匈奴对您的友好，以期望从您这里得到更多的实惠。您就可以每年把我们所剩余的而匈奴所缺少的物品送给他，并慢慢用中原礼法教化匈奴。冒顿活着，是您的女婿；他死了，他的儿子、继位的单于是您的外孙，又哪里有外孙和外公分庭抗礼的道理呢?这样，可以不用兵而慢慢令匈奴臣服。另外，如果您不愿把女儿嫁给冒顿，也可以让宗室或者后宫的女子诈称公主而出嫁，但是冒顿肯定会知道，便不会和您过分亲近，那样和亲就失去最佳效果了。”
刘敬的这番话令刘邦深为折服，连连称善，并准备将女儿嫁给冒顿。但是吕后不舍得让女儿嫁给外族，日夜哭泣，对高祖说：“我只有太子和这一个女儿，怎么能将她嫁给匈奴呢?”在吕后的一再要求下，刘邦最终没有将女儿嫁给冒顿，而是另选一名女子冒充长公主嫁给了冒顿，并根据刘敬的筹划赠送给匈奴大批财物，冒顿单于这才减少了对汉代边境的侵扰。
刘敬为汉高祖筹划的和亲之计，是在权衡了利弊之后得出的比较理性的方案。他从汉代的现状、双方的实力、冒顿的个性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办法，就是以婚姻为纽带，在文化上对匈奴潜移默化，经济上对其尽量满足以减少其侵犯边境情况的发生，政治关系上用婚姻——血缘关系缓和敌对关系。既顾及到眼前利益，又考虑到长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理性的一个提议。这正是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及时根据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不拘泥于已有的方案，变通规则解决问题的一个范例。而且，刘敬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与以往的以战争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但目的还是为了解决匈奴问题，为了让汉朝不受到匈奴的侵扰，可以说是和用武力方式解决问题殊途同归的。
在汉文帝时期，因为统治者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朝的军事、经济实力都有了恢复和发展，在解决匈奴威胁北部边疆的问题上，可以有多种选择的方式了。一次，匈奴的单于又提出与汉朝和亲，文帝向大臣们咨询究竟应该继续和匈奴和亲还是出兵和匈奴交战。富有政治经验的大臣们都说，匈奴刚刚在对大月氏的战争中取胜，应该避其锋芒，不应出兵；而且即使取胜，匈奴的领土也大部分是沼泽和盐碱地，不适合农耕，还是和亲可以免除祸患。从高祖到文帝的选择。我们可以用图加以说明：
匈奴劫取财物西汉反抗匈奴攻击敌强我弱自取其辱退却匈奴逞凶代价沉重和亲匈奴骚扰匈奴得财 保存部分力量和亲匈奴得财 保存主要力量
柔性渗透政策
对于最高统治者的选择，历代都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当时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匈奴现在横行于北边，而且肆意侵入汉境掠夺人口、财物，这种祸患如果不加制止，只有到汉代亡于匈奴才能停止。而汉代皇帝居然还要每年向匈奴单于赠送财物，完全是一副臣子的模样，这样的卑微姿态、顺从态度都没能让匈奴停止扰边，祸患不知何时才能停止。他激愤地提出：“匈奴的人口，也不过和汉的一个大县相当。以天下之大，竟然被一个县的人所困扰，我真为执政者痛惜啊!陛下您何不试试任命我为主管经营匈奴事务的官员来办理此事，并按照我的计划行事，我一定会扼住其要害而制伏他们的!”
贾谊的言论虽然感人，但是因为汉代内部还有同姓诸侯王势力过大的问题尚未解决，所以不能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来抗击匈奴。汉文帝也是出于此点考虑，最终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而是采取鼓励人民拓边、养马等迂回的方法，为以后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汉文帝时期的大臣们对和亲与战争的看法，基本上继承了高祖时期的思路，而且他们能够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匈奴的军事成功以及匈奴领地的贫瘠——来作出更为理智的判断，可惜他们只将眼光放在当下，而不考虑到日后如何解决匈奴问题。而贾谊恰恰相反，他因为看到了汉代的上升势头，所以急切建议文帝对匈奴采取强硬政策，却没有估计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
作为最终的决策者，汉文帝既考虑到当下，又顾及到将来，因为他知道，当初之所以汉高祖会和匈奴和亲，全是因为双方实力相差太大，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边患问题，所以想要用怀柔政策暂时缓解匈奴对边境的压力。这种和亲政策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当初刘敬为汉高祖筹划的改变匈奴的风俗并让匈奴以亲戚的身份臣服于汉朝的目的却没有达到，所以贾谊的话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还是不可不注意的。因而，汉文帝一面坚持奉行和亲政策，一面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以和亲为盾、以武力为矛，而且还屡屡教诲子孙，不要忘了和亲的目的是要解决边患，而不是要汉朝对匈奴俯首称臣。汉文帝的想法，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对原有的以和亲方式维持双方暂时互不侵扰的规则进行渐变，既不是怯懦地一味龟缩，也不是鲁莽地贸然出击。就这样，最终到了汉武帝时代，由大将卫青和霍去病讨伐匈奴，彻底解决了北部边境的问题。
太极中的四两拨千斤
博弈需要规则，而博弈中的合作，更是需要建立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规则，让大家有章可循。这规则来自于合作各方的实力对比和他们所处的具体形势，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合作各方的较量和让步，最后会形成一个对各方都具有约束力的契约。
所以，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契约都是不可动摇的规则，是不容侵犯的，更不要说篡改了。
不过，如果在特殊的情况下，合作的基础发生了改变，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规则，也需要及时进行变通，才能维持合作的良性发展。实际上，对政治契约进行变通，对于实现契约订立时规定下的目标，反而更有帮助。
什么情况下可以对契约进行变通?变通后是否能保证原有的契约中的各方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并且最终可以得到自己应有的利益?契约既然不容侵犯，那么一旦要修改契约，一定不仅仅是契约本身受到挑战，而是最初订立契约的合作者们本身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战。此时，应该从订立契约的人们的身份变化着手，先保证他们在形势变化之后，合作的状态不会改变，只有这样，合作才能延续，而契约也才能维持。一旦他们在合作状态下摆脱一时遇到的特殊情况，原有的契约自然也就可以恢复了，这就是一个迂回往复的过程。
这种变通的做法，正是所谓“能屈能伸”。“屈”并不是为了求得一时的安逸，而是为了日后有“伸”的机会，而且“屈”与“伸”是并不矛盾的，恰恰是可以用表面上的一时之屈换得日后顺利伸展的良机。而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在形势变化之后，原有的合作各方，并不是只能束手无策，而是可以在合作这一大前提之下，进行弹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只是策略上的变化，是在合作所允许的范围内的合理弹性。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西汉王朝建立不久的时候，陈平巧妙地与处于强势的吕后周旋，最终保全了汉家山河的事情，正是在功臣与皇帝之间的政治合作中所采取的一种弹性的自保方案。
汉高祖刘邦本来只是一个无名之人，后来在秦末的大变乱中加入了反秦军队，才慢慢崭露头角。他之所以能够建立汉朝，一方面是靠一批勇猛善战的大将，另一方面是靠善于运筹帷幄的文臣谋士。这些人为什么要和刘邦一起打天下?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就是建立新政权，建功立业。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性，使刘邦和功臣们之间建立了合作的默契，也因为有这种合作，所以，刘邦统一天下不久，便举行了一个仪式，和辅佐他打天下的功臣们杀白马为盟，订立了一个关于富贵等级的政治契约。
契约中规定，功臣们可以在朝廷中享有极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而且规定只有皇室成员才能封王，只有拥有大功的人才能封侯，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要受到天下人的共同征讨。这个政治契约正是对刘邦和功臣们之间原有的合作关系的一种维护，一方面保证了功臣们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刘姓江山的安全。皇帝为功臣们提供特殊待遇，功臣们负责拥护刘姓人做皇帝不受侵犯。这个规则让汉高祖和他的功臣们相处得比较融洽，彼此间很少有什么争斗。
但是，汉高祖死后，他的妻子吕后专权，以皇太后的身份干涉朝政，名义上是辅助她的儿子惠帝，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家族吕氏争权夺利。吕后要建立吕氏家族的统治，首先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刘姓皇族和开国功臣之间的合作关系。
如果国家的这一基础不变，那么吕氏只能做一个裙带关系下的暴发户家族，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统治者。所以，要改朝换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瓦解这种政治合作，而瓦解这种政治合作，就要颠覆他们合作的契约，让他们没有合作的依据。
吕后本人十分工于心计，她知道自己这样做会引起功臣们的不满，就等到功臣中的两位元老萧何和曹参先后去世之后，才慢慢推行自己的计划。但是，这样也引起了许多功臣的不满，吕后则使用各种手段，将他们撤职或者给予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逐渐把权力交给臣服于她的大臣，意图就在掌握政权，为吕氏牟利。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十分有效，因为它剥离了原有政治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上的互相扶植，以及皇帝必须对功臣的地位进行保证。
但是，吕后还是没有触及到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当初刘邦和功臣们之间的那种共富贵的关系。功臣们虽然有的离开重要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的爵位依然存在，既然他们有爵位，他们的地位就没有改变，皇帝维护他们地位的话就没有落空，所以这些功臣们就要继续担负起与皇室合作，维护刘氏江山的任务。
可是吕后对此却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她只是从政治权力去考虑问题，认为没有了权力就没有了一切，并没有考虑到爵位这个地位标志对于汉朝的实际维护力。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吕后觉得人事安排上已经基本搞定，便着手计划封吕氏家族的人为王加强实力。她计划封王的名单，都是她的兄弟和侄子辈的人，用意也在于先让吕氏诸人先拥有和功臣们一样甚至更高的地位，然后逐步把持各方面的权力，最后如果事情顺利。就可以让吕氏代替刘氏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了。
吕后的这一步计划，是十分危险的，最初在刘邦和功臣们订立的契约中，只有皇室成员，也就是姓刘的人才可以封王，除此以外其他人这样做，就要受到天下人的共同讨伐。契约中没有说要立即讨伐违反这一规定的人，所以，对于功臣而言，这就是一个可以发挥的规则弹性，可以马上动手反对违背契约的人，也可以从长计议等待时机。
在一天上朝的时候，吕后把给吕氏家族的人封王的想法对大臣们直接说了出来。当时，功臣出身的右丞相（相当于首相）王陵极力表示反对，并且搬出了汉高祖刘邦当年与功臣们订立契约的誓言，和吕后当场发生争执。
王陵认为，刘邦统一天下时和功臣们立下盟约，规定只有刘氏才能封王，其他人不得染指王爵，因此他极力反对吕后的做法。
吕后本以为自己既然提出了计划，就应该水到渠成，毫不费力就为吕氏家族争得地位，根本没想到作为首相的王陵会率先反对。她十分气愤，但是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反而和颜悦色地对王陵说，治理天下要靠人才，而自己帮助刘邦多年，吕氏家族也为汉朝呕心沥血，按照功劳也可以封王；而且吕后还怀有恨意地质问王陵是不是欺负她是一个妇道人家。
王陵虽然官居丞相，但是权变之术却一窍不通。他认定了刘邦与功臣之间的政治契约不容侵犯，便把刚才那番话翻来覆去地说，就是不同意吕后的建议。
吕后非常难堪，而且她也知道先帝与功臣的盟约在政治上的地位，不敢直接对此进行否认，只得为自己寻找台阶，问当时站立一旁的左丞相陈平：
“陈丞相，您是先帝身边最有智谋的人之一，深谋远虑，智慧过人，先帝对您非常欣赏，常常说您的见解最合他的心意。我刚才说的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陈平是一个文臣，不像王陵那样战功卓著，但他的计谋一向为刘邦所重视。他也知道这几年来吕后所作所为的目的，也知道现在吕后这么问他，就是想征得他的同意，挽回面子。并且顺利地把封吕氏为王的计划推行下去。他思考了一下，就对吕后说：
“先帝为国家考虑，所以与功臣订立了盟约。而先帝去世之后，太后为国家殚精竭虑，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太后治国的功劳之大，我们这些臣子有目共睹，而且太后是先帝的皇后，根本不是外人，太后的兄弟子侄，也和刘氏大有渊源，以此而论，封他们为王，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