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一个历史故事开始
春秋时楚国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伍子胥，性格十分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伍子胥祖父伍举、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都是楚国忠臣。周景王二十三年，楚平王怀疑太子“外交诸侯，将入为乱”，于是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将伍奢和伍尚骗到郢都杀害，伍子胥只身逃往吴国。
在逃亡途中，伍子胥在边境上被守关的斥候抓住了。斥候对他说：“你是逃犯，我必须将你抓去面见楚王！”
伍子胥说：“楚王确实正在抓我。但是你知道楚王为什么要抓我吗？”
斥候冷冷地说：“我没必要知道，你是逃犯，我就可以抓你去受功领赏。”
伍子胥从容自若地说：“不，你需要知道。因为有人跟楚王告密，说我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楚王一心想得到我的宝珠，可我的宝珠已经丢失了。楚王不相信，以为我在欺骗他。我没有办法了，只好逃跑。”斥候冷笑说：“宝珠丢了，至少我还抓住了人，我想楚王还是有奖赏的。”
伍子胥摇头说：“这，你又错了，现在你抓住了我，还要把我交给楚王，那我将在楚王面前说是你夺去了我的宝珠，并吞到肚子里去了。楚王为了得到宝珠就一定会先把你杀掉，并且还会剖开你的肚子，把你的肠子一寸一寸地剪断来寻找宝珠。这样我活不成，而你会死得更惨。”
斥候信以为真，非常恐惧，觉得没必要以命相搏去换取那一丁点的奖赏，于是赶紧把伍子胥放了。伍子胥终于脱险，逃出了楚国。
这个故事可以算作是对囚徒困境的一个精彩注解，我们这里假设伍子胥被抓后将被杀头获得－5的收益，斥候被伍子胥诬陷将被剖腹也是－5的收益，斥候释放伍子胥，双方都得不到任何收益为0，斥候获得楚王的奖赏将获得5的收益，伍子胥巧妙地在自己和斥候之间设了一个囚徒困境。我们可以用如下图示来表示（见图3－4）。
斥候
押送 释放
－5，－5 ×，0
－5，5 0，0
诬 陷
伍子胥
不诬陷
图3－4 伍子胥和斥候的博弈收益矩阵
在这里，斥候只要一放了伍子胥，他是不可能诬陷斥候的，所以用叉号表示。由于伍子胥一口咬定，只要斥候押送他，他就诬陷，所以这个矩阵又变形为如下图示（见图3－2）。
斥候
押送 释放
－10，－10 ×，0
伍子胥 诬陷
图3－3 伍子胥和斥候的最终博弈收益矩阵
这时，斥候要么把伍子胥押送，双方各获得－5的收益，要么把伍子胥释放，自己收益为0，但免去了伍子胥的诬陷。两害相衡取其轻，每个明智的人都会选择释放。其实，这也是信息不对称下的博弈，伍子胥知道斥候的信息，但斥候不知道伍子胥的信息，即楚王抓伍子胥并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宝珠，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斩草除根。
二、从囚徒困境，看历史上的昏君
历史上有很多昏君，但他们都是昏庸无能的昏君吗，我看不见得，有些昏君表面上看是在亲小人，远贤臣，但他们实际上是借小人之手来牵制贤臣的独裁，在贤臣与小人之间制造一个囚徒困境，使他们诚诚恳恳地为君王服务，一旦一些贤臣的权力过大，君王无法用囚徒困境来制衡他的权力时，出现了功高盖主的情形，那么，贤臣的杀身之祸也就来临了。刘邦杀韩信、勾践杀文种，都是因为这些贤臣功高盖主。
分而治之的思想体现在国家政权的控制者为保住政权而采取的行动上。
历史剧《大脚马皇后》中有一段情节，说的是——朱元璋初定天下，根基尚浅，而朝中已分化成以刘伯温和马皇后为代表的江浙派，以及以李善长和胡惟庸为代表的淮西派。马皇后建议朱元璋亲刘伯温而疏胡惟庸，而朱元璋的回答是：他当然知道两人不和，而且他也知道胡惟庸只擅长溜须拍马，但是他之所以不疏远胡惟庸是因为胡可以牵制刘伯温，否则以刘伯温之盖世高功，没有掣肘恐将来不易管理。所以，他就是要利用两人不和来控制局面。
这是一种典型的分而治之的思想。在历史上，我们曾看到许多的昏君，他们亲小人、远贤臣。他们真的是非常昏庸吗？也许，其中确有一些傻瓜型的昏庸者。但是，大多数的昏君也许都是理性的昏君。贤臣往往建功立业，深得人心。然而一个深得人心的人，在缺乏民主基础的社会中，很可能成为王权的挑战者，甚至是皇帝的替代者。因此，在位的皇帝不得不亲小人，一小人之力量掣肘贤臣。除非，皇帝本人就是功高盖世、深孚众望之辈，他就不必惧怕任何贤臣的挑战，因此他也就可以少去亲小人。如果皇帝本人并无太大功绩，那么他就可能压不住功臣的光环，为了平衡力量他不得不亲小人。所以，我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可以发现，开国皇帝或者扩疆辟土而武功显赫的皇帝一般认为是比较英明的，那是因为他本人就是最大功臣，无所畏惧来自臣子的挑战，因此也少亲小人；而不少仅仅依靠继承王位获得政权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难有作为的皇帝，常常会表现出更多的昏庸一面，那是因为他时时面临竞争者的挑战，而不得不随时平衡忠奸的力量以确保自己的位置。他有时甚至会有意让朝廷分裂成几个派系，让派系斗争来消耗各方的力量，以降低王位所受到挑战的压力。
笔者相信，这样的解释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复旦大学一篇博士论文中写道：“当我们告诉君主某个大臣有异心或有很大的私人军事力量，或者某个地方有什么刁民聚集了数千信徒时，我们可以发现君主从来都是做出最快的反应，没有任何的昏君迹象。”这篇论文甚至还指出，皇帝一般更担心官僚和功臣造反，反而不大担心老百姓造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信息的原因——官僚人数少，比较容易监控谁更可能造反，而老百姓人数众多，不太容易监控谁会造反；但另一方面，原因在于官僚往往有更多的造反的初始财富——他们有更多的钱来作为谋反的基金，有声望的官僚更能集合起造反的队伍，经过沙场的将军更知道如何打仗——而老百姓在造反的初始财富方面显然要低得多，即使他们想集合一支队伍也不是易事。
朱元璋显然深知上述道理。他很清楚自己稳坐江山是因为自己威震海内，而他的儿子孙子们可就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和威严。因此，为了防止自己的儿子孙子的帝位受到挑战，他曾洪武13年和洪武26年两次大开杀戒，开国功臣几乎无一幸免，被杀者超过三万人。尽管他这一招去奠定了明朝朝廷的安全。但是，他仍然没法避免老百姓揭竿而起，最终断送了明王朝。
三、囚徒困境，压低供应商价格
王博是一家电脑制造企业的采购员，由于本公司要组装1000台电脑投入市场，公司派王博去采购1000个同样的电脑配件，假设每个配件的生产成本为6元，如果小分别向两家供应商各订购500个配件，那么每个供应商就会把价格定在10元，从而每个供应商将获利 500×（10－6）=2000元，而小王的支出将是1000×10=10000元。但这显然不符合公司的低成本采购原则，于是王博设了这样一个“囚徒困境”，从而给自己带来了好处，他的政策是这样的：
（1）如果价格在10元，则向两家供应商各订购500个；
（2）如果一家把价格降到8.5元，而另一家保持在10元，则1000个订购全部给低价的供应商；
（3）如果两家都把价格降到8.5元，则仍向两家各自订购500只。
这样的情况下，简单计算可以发现，如果两个供应商都不降价，则各自获利500×（10－6）=2000元；如果都降价，则各自获利500×（8.5－6）=1250元；如果一个降价一个不降价，那么降价者获得1000×（8.5－6）=2500元，而不降价者将得0元。这就在两个供应商中造成了囚徒困境，如图3—3所示。
供应商B
8.5 元 10元
1250，1250 2500，0
0，2500 2000，2000
8.5元
供应商A
10 元
图3－4 应商的囚徒困境
从图3－4 我们不难发现，两家供应商都选择8.5 元就是纳什均衡了。而此时，小王付出的总订购成本又是多少呢？即是，1000×8.5 =8500元，节约了1500元。
当然，我们必须说明的是，这样的机制只有在非重复博弈情况下有用，尤其是当你告诉供应商这笔合同只有一次的时候，每个供应商迫不及待为了抓住仅有的一次机会，而不得不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