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鸡博弈是博弈论中的一种典型。处于博弈状态的斗鸡实力相当，如果两者同时出击，往往是两败俱伤，当然，这种两败俱伤不是对等的。但一方想彻底战胜对手而毛发无损也决不可能。所以处于斗鸡对抗的时候，一方总想自己前进，而另一方自动后退，这是一种均衡，只是一种不对等的均衡。
别做两败俱伤的对抗
斗鸡博弈是博弈论中的一种典型。处于博弈状态的斗鸡实力相当，如果两者同时出击，往往是两败俱伤，当然，这种两败俱伤不是对等的。但一方想彻底战胜对手而毛发无损也决不可能。所以处于斗鸡对抗的时候，一方总想自己前进，而另一方自动后退，这是一种均衡，只是一种不对等的均衡。
其实，双方各让一步，也是较为理想的一种均衡。然而，双方同时作出让步的机会少之又少。这是因为博弈双方的出发点都往往是希望对方让一步，而自己进—步，从而使自己得到好处。所以，在斗鸡博弈中，双方都不敢轻易作出让步，因为这种历史教训实在太多而且血腥。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吴越两国国土相当，实力相当，但吴国最初似乎并不屑把越国当做主要敌人。它频频地进攻楚国。最凶狠的一次是在公元前506年冬天，吴王阖闾任用当时最杰出的军事家伍子胥和孙武，仅仅凭借3万人，却千里挺进，直插楚国腹地，到楚境内决战，七战七胜，打垮20万楚军，攻入郢都，险些使楚国灭亡。
就在吴国主力都集中在楚国攻城略地的时候，越国乘虚而入，派兵攻入吴国。从当时的形势来说，也就是一场斗鸡博弈。
在吴越这场博弈中，吴国进攻楚国，越国趁机攻入吴国。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乘机自立为王，阖闾无奈率军回国，夺回王位。吴军退回了国内，越军也退回了。吴越又保持了不战不和的状态。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了，勾践继位，阖闾想教训这个年轻的小后生，于是双方展开大战。勾践先以敢死之士冲击吴军，被吴军击退，于是派犯罪的刑徒向前挑战，他们前进到吴军阵地前面，大喊一声，然后集体杀。吴军看得目瞪口呆，越军乘势大破吴军。
在这场战争中，吴王阖闾死在初出茅庐的勾践手中。阖闾临死前，叮嘱儿子夫差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三年后，勾践听说夫差天天喊复仇，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点齐全国三万壮丁，浩浩****杀向吴国。吴越激战于夫椒，夫差年轻气盛，伍子胥老谋深算，吴军统帅调度灵活，指挥得当，士兵怀着为先王复仇的决心，奋勇出击，结果勾践被打得一败涂地，勾践仅带着残余的五千人躲在会稽山中惶惶不可终日。
夫椒之战以后，勾践仅仅剩下剩下五千人。这已经从一场旗鼓相当的斗鸡博弈转化成为实力一边倒的不对称博弈。在这两场博弈中，实力相当的吴、越先后主动发起进攻。按照斗鸡博弈的理论，如果双方都前进，那么必然使双方都遭受损失。
然而，真正的斗鸡博弈，在真正打击对方的时候，总会想方设法削弱对手，让自己获取利益，也就是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在穗李大战中，勾践巧妙地利用死囚集体自杀来挫败对方的锐气，而在夫椒之战前，吴军制订了复仇计划，双方交战，夫差一马当先，极大地激励了士气。
所以，在这两次博弈中，主动进攻的一方先后遭到失败，实际上是败在策略上。
这时候的形势对吴国极为有利，而越国则处在亡国灭种的边缘。吴国已经击溃了越国的全部主力，无论越国下一步怎么走，吴国要消灭越国，已经是举手之劳。而对越国来说，自己无论进攻还是后退，都已经无法决定越国的命运。
唯一的希望是吴国主动退却，给越国喘气的机会。但这种希望太渺茫了。因为吴国权臣伍子胥明白吴越同处三江之地，不能长久并存，现在越国战败，正是吞并它的土地和人口最好时机。
而在关键时刻，勾践的本性和夫差的贵族傲气同时出现了，勾践派文种“卑辞厚礼”向吴国求和，甚至愿意以身为奴，保存越国。而意气风发的夫差却小看了这位甘愿为奴的君王，在他看来，勾践为奴，无异于整个越国的臣服。这和吞并越国的国土和人口并没有什么两样。于是，夫差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位穷途末路的越国君主，保存了越国。而吴王夫差的视野从此投向了辽阔的北方，那里有更强硬的对手晋国和齐国，有令人羡慕的“霸主”名分。这一切，似乎对这位血统高贵的君王更有吸引力。
从公元前489年，吴国全面转向北方，开始与齐国展开生死博弈。夫差先攻灭位于河南淮阳的陈国，解除了北进时来自侧翼的威胁，接着，攻打鲁国，打开进军中原的大门。
为了建立北上的战略基地，打通向北进军的交通运输线，吴国开凿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邗沟。公元前485年，吴在陆地组建鲁、郑、郯等国联军由陆上进攻齐国，同时组建了一支海军，由长江入海，向山东半岛迂回包抄，攻打齐国的侧翼。
公元前484年，夫差得知齐国动乱，再次决定攻齐。齐、吴两军会战艾陵，吴军四面合围，大败齐军，十万齐军基本全军覆灭。然而，夫差的北伐，是一场典型的斗鸡博弈消耗战，吴国精锐就这样一批批暴尸荒野，而为夫差赢得的却是一个虚假的“霸主”称号。
而此时的越国呢？勾践为奴三年，甚至不惜替夫差品尝大粪，最后回到越国。在范蠡、文种的帮助下，他制订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战略计划。一面努力生产，一面鼓励夫差北上，又送美女西施**夫差，用大量的财物离间吴国君臣。经过十年时间，越国君臣上下齐心，十年磨砺，养精蓄锐，吴国不停地东征西讨，消耗殆尽，吴强越弱的形势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带领全国的主力在黄池与晋争霸，勾践和他的谋臣认为时机成熟，泓水歼灭吴军，并乘势攻入吴都。夫差大惊失色，率军回援，但已无可奈何，只能向越国求和。
这时候的吴越，可以说还是两只旗鼓相当的斗鸡，只是骄横的吴国忘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又跑到北方去，把自己柔软的腹部暴露在越国的利爪下。然而，此时的吴国已经缺乏后劲，所以，过了四年，吴国发生灾荒，勾践再次进攻，在笠泽与吴军隔江对峙，消灭了吴军仅有的主力。
这时候的吴越，又形成了越强而吴弱的“一边倒”的局面。
对吴国来说，唯一的机会也就是自己曾经做过的，越国乖乖退让，给喘气的机会。然而，从君王到奴隶，又从奴隶到君王的勾践，不会再让对手变成与自己平级的斗鸡。
于是，公元前475年，勾践率军猛扑吴国都城姑苏，围城三年，夫差求不成，城破自杀，吴国灭亡。
吴越博弈，吴国都是由于主动退让，吴国对越国而言，它的行为始至终都像个绅士一样，不把对手逼上绝路，最终让对手胜出，这都是自己留下后患的结果。
用一点“威慑战略”
要让自己的威慑更加有效。需要做出断绝后路的行为，表达出你孤注一掷的决心，对对方才才会有所听忌惮。
按博弈论的说法，“斗鸡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你进我退，你退我进。”自己的行为取决于对方的行为，而且双方都是这样的选择。那么最后的“纳什均衡”究竟会出现在哪一点？也就是到底是谁进攻谁撤退呢？
这就要看谁使用了“威慑战略”，并更为有效了。那么，什么是“威慑战略”呢？
就是选择“威慑”的一方要表现出义无反顾、勇不可挡的样子，以大无畏的气势震住对方。“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威慑战略”也是平等的，双方都可以采用，若对方表现得比你还勇猛，你就要“识时务者为俊杰”了，与“愣头青”去拼命是不值得的。
在战争年代，一场血腥战役之后，敌我双方的两个士兵狭路相逢了。他们都已身心疲惫，但双方都勉力对峙，枪口对着枪口，目光对着目光。终于，国民党士兵的信心崩溃了，扑通一下跪地求饶。当战士吃力地夺过对方枪支，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子弹时，他也一下子瘫倒在地，因为他早就弹尽粮绝。
勇还是不勇，有时并不需要真正的较量，而只需将“勇”的信息传递到对方即可。这个理论，甚至在人类与野兽的较量中也通行。
某马戏团表演，驯兽师与老虎同关在一只铁笼中演出，突然停电了。暗中的老虎视线不受影响虎视眈眈，而驯兽师却什么也看不见，形势暗含凶险。驯兽师突然意识到，老虎并不知道人看不见它，他镇定自若地挥舞道具，像平时那样表现出降伏猛兽的勇气。老虎在他的指挥下，仍然是只温驯的“猫”。
在很多情况下，博弈就是比拼谁比谁更有威慑力。下面的故事正应了这样一句话：“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一个面带菜色、衣着简朴的农民乘坐长途汽车，因为带的杂物太多，被司机训斥后蜷缩在车尾角落里。
车行半路，司机被凶狠的歹徒用刀顶住脖子，眼见一场对全体乘客的抢劫就要发生了。农民突然站了起来，大叫一声：“给我住手！”然后写了一张字条递了过去。几个歹徒读罢字条，互相对视片刻，竟然迅速下车逃跑了。大家诧异地问他：“你是警察？”“不是。”“你是军人？”“也不是。”“那你怎么这么厉害？”“老实说，我今天正好带着借来的大笔钱，被他们抢走的话我也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只得铤而走险了。我在字条上写的是：‘快滚蛋！我是一个持枪在逃犯，惹火了我就杀了你们。’”
所以“横的还是怕不要命的”，“威慑战略”在某些时候还真管用。你给别人的威慑不一定代表你真会那么去做，只是给别人一种震慑力的假象，在生活中采用一些假的威慑，或许可以解决一些难题。
越剧电影《追鱼》中书生张郎被宰相府招为女婿，但因家贫而遭宰相女儿牡丹的嫌弃。而在张郎读书处水潭里的鲤鱼精，因爱慕张郎而变作牡丹的模样来与他私会。张郎误以为她是真的回心转意，便与她情投意合肃相悦甚欢。终于事发东窗，两个牡丹真假难辨。断案的包公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假装要当庭杖打张郎。这时真的牡丹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而假的牡丹则难掩伤心。明察秋毫的包公一看，心里便有数了。
同样道理，如果鲤鱼精也知道一点博弈论的话，在洞察包公的用意也装作无动于衷、幸灾乐祸的样子。那么，即使是包青天也无可奈何。
因此，要让自己的威慑更加有效，需要做出断绝后路的行为，表达出你孤注一掷的决心，对方才会有所忌惮，使自己从弱势转为强者从而战胜对手。
狭路相逢的困局
在处于对立状态的斗鸡博弈中，一般而言，实力相对弱小的一方占下风的时候比较多，这是因为博弈双方如果都采取主动，就会变成一场消耗战，而弱者的实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折腾，最后总会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让步，从而形成一种纳什均衡。对于强的一方来说，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虽然家大业大，经得起折腾，但无休无止的消耗，也必然得不偿失，因此也宁肯牺牲小部分利益，甚至作出让步来换取长期的消耗。
所以，在实力不相当的斗鸡博弈中，虽然双方都是大打出手，但双方意识到谁也不能彻底打垮对手的时候，就会寻求解决办法。而有趣的是，在经济学上常说的“船小好调头”，在博弈学中同样适用。
在历史上大小斗鸡博弈中，用小本钱做出大买卖最成功的，当属西夏王朝的开国皇帝李元昊。他用自己仅有的本钱，游刃于大国之间，为自己和子孙套取了最大的利益。
李元昊的崛起可谓赶上了好时候，他遇到了一个重文轻武的对手。由于宋太祖赵匡胤凭借武力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了政权，怕人家东施效颦，所以宋朝立国后就奉行“重文轻武，重内轻外”的国策，不重视武备和外敌，而是牢牢地盯着自己的臣子。
李元昊的祖父和父亲两代时，党项族实力还比较弱小，鉴于宋朝实力强大，还不敢有什么较大的野心，仅满足在边陲称王称霸，因此利用辽和北宋的对立和战争，两边讨好，接受金钱和财物的馈赠，不断发展壮大。而宋朝也乐意用金钱来换取边境安定，然而，到李元昊的时候，他不仅极力反对对宋称臣，而且还要与宋朝平起平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零和博弈。
我们可以看出，一旦李元昊决定用武力来掠夺土地和财富，就形成了一种斗鸡博弈。从博弈理论上来说，宋朝是大国，党项是小族，如果双方都主张战争，李元昊的损失会比宋朝大。但为什么李元昊还是能够以小本钱做出大买卖，关键就在于他看出了北宋的弱点。
宋朝虽然是个大国，却是一个武备不修的大国。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宣布即位称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李元昊即位以后，上表要求宋朝承认。宋朝君臣认为这是李元昊反宋的表示，就下令削去李元昊西平王爵位，断绝贸易往来，还在边境关卡上张榜悬赏捉拿李元昊。李元昊决定大举进攻。那时候，宋军在西北驻防兵士有三四十万，但是这些兵士分散在二十四个州的几百个堡垒，而且各州人马都直接由朝廷指挥，互相不配合。这就为李元昊以小博大创造了条件。
1040年正月，李元昊先派亲信率部向宋金明寨部都监李士彬诈降，然后用突袭战术围攻金明寨，里应外合，一夜之间就攻破寨城，俘虏李士彬。接着李元昊假装进围延州，引诱驻守庆州的刘平和石元孙率军赴援，等宋军赶到延川、宜川、洛水三河的汇合处三川口时，已经人困马乏。西夏兵以逸待劳，四出合击，将宋军万余人狄消灭殆尽。
1041年二月，李元昊又一次向宋发动进攻。李元昊了解宋军将领任福求胜心，先派小股部队入侵，遇到大军后即佯装败北。任福不知是计，率数千轻骑追击。进入好水川口后，宋军发现路上摆着不少封闭的泥盒子，用手一拍，里面有跃动之声。任福命令士卒将盒砸开，装在里面的鸽子受惊腾起，直飞谷顶，这正是宋军军进入埋伏的信号。夏军得到信号，十万人马一起从山头出击，将宋军击败。此战宋一万多精锐全部丧命疆场。纵观几次会战，李元昊之所以能够取得胜硅利，关键在于能够集中兵力，在局部战场上形成优势，以大博小。由于宋军在整体上占优势，所以在三川口和好水川口两次会战中，李元昊都是集中自己的力量而分散对手的力量，同时利用游牧民族骑兵多，擅长野战的特点，引诱宋军出坚城用步兵与骑兵行野战，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在与宋作战的同时，李元昊请求辽国发兵从北方牵制宋朝。辽没有积极配合，引起李元昊不满，煽动、引诱辽统治下的山南党项各部及呆儿族叛辽归西夏，这—连串的摩擦，终于引发了西夏和辽的大战。
1044年十月，辽兴宗亲自统领十万骑兵向李元昊发起大规模进攻，于贺兰山北击败西夏兵。李元昊见辽军来势凶猛，便以缓兵之计，遣使向向辽上表谢罪，请辽退兵。辽兴宗不肯，率军继续进军。
李元昊见议和不成，遂退兵近百里。每退三十里，便将方圆数十里田园烧尽。辽军所到之处兵马无所食。李元昊估计辽军草尽粮绝、人乏马饥，又有意拖延，然后率兵反攻，将辽军大败于河曲。
在给辽军以重创之后，李元昊再次派人向辽请和，并愿归还俘获。辽兴宗无力再与李元昊战，只得与夏讲和，并派人送还先前扣押的西夏使者。辽、西夏冲突，暂告结束。辽和西夏这场战争，由于辽国的实力强于西夏，而且辽国也是以骑兵为主，所以要进行正面决战，西夏的损失会很巨大，李元昊很可能将自己仅有的一点家当输得精光。
但是，任何一支军队都需要大量的给养，骑兵也不例外，而游牧民族的习惯是就粮于敌，主要靠掠夺敌人的物资补充自己。对这一点李元昊非常清楚，在敌强我弱的形式下，采取坚壁清野，使对手陷入缺乏食物的境地，然后再展开反扑，局部胜利后，再与对手言和。
之所以如此，李元昊知道，西夏实力有限，打不起消耗战。持久大战，对西夏不利，而辽也不想和西夏拼个你死我活，双方的战斗意图都不浓厚，因为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财富。对两国来说，国力萎靡不振乏的宋朝才是主要目标，才是辽、西夏掠夺财富的主要来源。所以双方能够迅速罢兵言和。
在李元昊与辽国战争期间，宋朝意识到西北防务非常棘手，启用当时的名臣范仲淹主持西北防务。范仲淹认识到，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较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强，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在黄河以北的兴庆府。所以，宋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但是，西夏国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绢帛、瓷器、茶叶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又是它的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使西夏军无隙可乘，本国的经济就会十分贫乏，军队的斗志也会逐渐消失。
在范仲淹的主持下，宋与西夏展开持久消耗战。宋以防御为主，深沟壁垒，与西夏打城池攻防战。这就使李元昊通过战争夺取财富的目的达不到，自己有限的本钱眼看着一点点消失。在宋与李元吴这场博弈中，宋在最后把握住了对方的命门，不能速战速决，就打消耗战。虽然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但比的就是综合实力。这样，处于整体劣势的李元昊不得不与宋言和。而宋的最高决策者本身就无心作战，所以，李元昊也算把握了宋的命门。
1044年，宋夏达成协议，北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二千匹，茶三万斤。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对宋统治者而言，可以歌舞升平了，对西夏而言，也是皆大欢喜。因此，西夏取得了与宋和辽平等的地位。李元昊以小本钱为自己和子孙谋求了一份最大的产业。
同归于尽——斗鸡博弈中最悲惨的结局
在斗鸡博弈中，当双方实力相当的时候，要猜测对手作出什么选择，自己选择最佳策略维护自己的利益。其实，斗鸡博弈如果按照博弈原理，双方和则利，分则两害。但在历史上，斗鸡博弈双方往往是两败俱伤或者一方吞并另一方的结局居多。甚至如果双方都不遵守博弈规则，极有可能导致同归于尽的结局。这是斗鸡博弈最悲惨的结局。这种结局历史上是否有呢？在春秋初期，虞、虢两国之间唇亡齿寒的故事就是斗鸡博弈最具有悲剧性的结果。
春秋时期，在今天山西境内实力较强的晋国南面有两个小国，虞国（山西平陆）和虢国（河南陕县）。虞国、虢国虽然地狭人稀，国力弱小，但由于长期跟戎狄杂居，民风强悍。由于世代相邻，实力相当，谁也吞并不了谁，反而在对付戎狄侵略的过程中互助互济，结成了统一战线。如果用博弈观点来看，虞和虢找到了最佳均衡点。
这两国都和周天子有较多的联系和交往。虢国跟周天子特别亲，曾接任郑庄公任周天子卿士，在长葛之战担任下军统帅。虞、虢两国互结同盟，以为椅角，是一种典型的唇亡齿寒的关系。
但我们也可以看出，虞、虢两国的合作是相当脆弱的，它们必须是双方都具有互助互济的精神，而且要保持高度、充分的信任，任何一方只要有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想法，双方都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处境；而如果双方都打对方的主意的时候，必然会陷于双方同归于尽的悲惨境地。所以，任何一方的改变，或者任何外来势力的参与，都可能导致这一均衡的打破。
然而，不幸的是，这时候已经有一个大国盯上了这两块肥肉。这就是晋国。晋国从西周初年被分封到山西境内，实力一直不弱，晋献公结束了豕族的纷争，奋发图强，极力开拓疆土。
对国家而言，吞并他国是壮大自己的最佳策略。当时，地处黄河南岸虢国，是晋国向中原发展的首要障碍。晋献公遂决心灭虢，但灭虢又必须经过南部边境的虞，而虞、虢两国唇齿相依，关系又十分密切，倘使晋国开启战端，就会陷入两线作战，犯兵家大忌。所以，晋献公必须采取对策，打破虞、虢两国的共赢博弈状态。
晋献公为打破对手建立的战略联盟而征求臣下的意见。大臣荀息提出了个简单而又适用的方案用自己最喜欢的北屈的良马、垂玉璧，献给虞君，假道虞国而伐虢。
晋献公舍不得宝马和美玉，荀息劝他说：“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
晋献公担心虞国有贤臣宫之奇，怕虞君不会上当。荀息申辩说：“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于是，晋献公决计贿赂虞君，假道灭虢。
情况正如荀息所料，虞君一看到良马宝玉，就陷入了利令智昏的地步，很快就答应了晋国的借道要求，虞、虢两国脆弱的联盟顿时土崩瓦解。虞国大夫宫之奇向虞公讲述了“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指出虞国和虢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借道无异于自杀。然而，虞公却有了自己的小算盘。在他看来，晋国和虞国是同宗，同宗的晋国正在强大，依附晋国，必然获得更大的利益。事实是这样吗？晋和虞真实的博弈应该是怎样的呢？
虞公很显然是错误地估计了虞和晋的形势。对晋国来说，与虞国这样小的邻国互助互济明显是得不到最大好处的。因为不占据对方的土地和人口，只能弄到点蝇头小利。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对方的人口和土地据为己有，才能获取最大利益。所以，从一开始，晋国从內心深处就准备消灭这些小国。对虞公来说，他的想法也不无道理。晋、虞同宗，从血缘关系上与晋国更接近，都是周王室的后裔，而且与一个大国结成攻守同盟比与一个小国结成战略联盟似乎要划算得多。
虞公的想法相当幼稚。虞、虢两国旗鼓相当，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又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所以虞、虢能够找到最佳均衡点，能够做到同舟共济。虞公想与晋这样的大国结盟，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晋、虞的均衡点最是偏向晋国的。所以虞公一开始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博弈选择，没有看到任何平等都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
虞公迫不及待地出兵和晋国兵合一处，共同讨伐昔日的战友虢国。虢国还真不是弱者，丢了山西平陆县，但元气不伤，然而战略要地和军事虚实还是都被晋国摸清楚了。晋国知道虢国实力不弱，暂且退兵。随后数年里，晋献公屡次催促大臣荀息再次发兵打虢国。荀息说：“如今虢国和狄人作战，咱们坐山观虎斗吧。”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高明之举。
我们说，晋国和虞国在虢国实力较强的时候出兵攻打，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目的。所以，在对手实力强劲的时候出兵是不明智的。但当虢国和狄人打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出兵也是不明智的，这很可能导致灭了虢国而与狄人交手，或者把虢国推向了狄人一方。因此，静观对手实力削弱才是理智的。当等对手耗尽自己的力量时，又必须立刻出击，不给对方恢复元气的机会。
最后这一场三方的博弈结局很明显。晋献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655-年，晋国趁虢国实力大大削弱，再次借道虞而伐虢，灭掉虢国，虢公狼狈逃往周地。在荀息的策划之下，晋师于返回晋国的途中，乘虞国毫无戒备，突然发起袭击，轻而易举地灭掉虞国，俘虏了虞君。
虞、虢从相互依靠到最后共同灭亡，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两国建立的共赢博弈太脆弱了，经不起外来力量的推动。而虞公在**面前算错了形势，错误地推断了博弈均衡点，最终留下了唇亡齿寒的故事。
究竟如何选择你的道路
用斗鸡博弈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初发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一场导弹危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面对美国的反应，苏联面临着是将导弹撤回国还是坚持部署在古巴的选择。而对于美国，则面临着是挑起战争还是容忍苏联的挑衅行为的选择。也就是说，这两只大公鸡都在考虑是采取进的策略还是退的策略。
争的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任何一方退下来（而对方不退）则是不光彩的事情。结果苏联将导弹从古巴撤了下来，做了丢面子的公鸡；美国持了自己的原则，做了有面子的公鸡。当然，为了顾及苏联的面子，美国也限制性地从土耳其撤离了一些导弹。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期间美苏两之间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这就是美国与苏联在古巴上演的一次博弈。对于苏联来说，退下来的结果是丢了面子，但总比战争要好；对美国而言，既保全了面子，又没有发生战争。这就是这两只“大公鸡”博弈的结果。
前面我们已知，在博弈中纳什均衡点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结果就难以预料。这对每个博弈方都是麻烦事，因为后果难料，行动也往往进退两难。举一个小例子，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对面碰头，很容易互相“向往”：因为不知道对方会不会躲、往哪躲，自己也不知该如何反应，于是撞在一起。
自行车相撞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大麻烦，可是如果换成汽车，就可能出现伤亡。所以，应该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定，来告诉人们该怎么做。
开车的时候你应该走哪一边？假如别人都靠右行驶，你也会留在右边。假如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认为每个人都会靠右行驶，那么每个人都会靠右行驶，而他们的预计也全都确切无误。靠右行驶将成为一个均衡。
不过，靠左行驶也是一个均衡，正如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出现的情况。这个博弈有两个均衡。均衡的概念没有告诉我们哪一个更好或者哪一个应该更好。假如一个博弈具有多个均衡，所有参与者必须就应选择哪一个达成共识，否则就会导致困惑。
海上航行也要面临同样的问题，尽管大海辽阔，但是航线却是比较较固定的，因此船只交会的机会很多，这些船只属于不同的国家，如何调节进谁退的问题呢？先来看一个小笑话：
一艘军舰在夜航中，舰长发现前方航线上出现了灯光。
舰长马上呼叫：“对面船只，右转30度。”
对方回答：“请对面船只左转30度。”
“我是美国海军上校，右转30度。”
“我是加拿大海军二等兵，请左转30度。”
舰长生气了：“听着，我是‘列克星顿’号战列舰舰长，这是美国海军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右转30度！”。
“我是灯塔管理员，请左转30度。
即使你的官阶、舰船再大，灯塔也不会给你让路。那么，如果是两条船相遇，又如何决定呢？
谁先不能等待临时谈判，也不是由官阶说了算。海上避碰也有像许多国家规定车辆在马路上靠右走那样不容谈判的规矩。人们规定：迎面交会的船舶，各向右偏一点儿，问题就解决了。十字交叉交会的船舶，则规定看见对方左舷的那艘船要让，慢下来或者偏右一点儿都可以，这就从制度上规定了避让的方式。
这十字交叉交会时如何避免碰撞的规矩，就是上述博弈的两个纳什均衡中的一个。究竟哪一个纳什均衡真正发生，现在就看两船航行的相互位置。如果甲看见乙的左舷，甲要让乙原速直走；如果乙看见甲的左舷，乙要让甲原速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