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九九年为止，李嘉诚在医疗及教育方面究竟捐助了多少钱一直无记录。直至新华社要出版一本关于李嘉诚的书，他拖了两三年，也表示不想出版。有一次，负责有关事宜的新华社记者在香港逗留了两个月，见了几次李嘉诚都追问他究竟捐了多少钱，李嘉诚本来不想发表捐款数目，最后给记者穷追，便拿了捐款支票存根计算了一两个月，得出捐款数目达二十八亿港元，七成多捐给中国大陆，两成多捐给香港。
本人平生宗旨，对大众有利之事，能力所及，不遗余力以赴，绝不为名，绝不欲宣扬，事情完善办妥后，内心已感快慰。
李嘉诚的家乡政府提出了在县和市各修建一座医院的建议，对此李嘉诚毫不犹豫地以最佳的方式采纳了这个建议，耗资2200万港元，捐建了潮州医院和潮安医院，并在给家乡政府的信中恳切地希望医院之筹建计划力求完美，务使捐款一分一厘皆用于医院。
两座医院建成之后，家乡政府邀请李嘉诚回乡参加剪彩，一直以默默无闻为做人宗旨的李嘉诚，复信表示：“最好不举行任何仪式：如举行仪式，一则是劳列位费神
筹备。二则虚耗资费，对医疗福利，毫无裨益。
本人深觉款项捐出，即属公有，不欲以一己之关系妨碍公平分配。
李嘉诚于1979年在家乡筹建“群众公寓”时，家乡政府部门提出“优先安排其亲属入居”的建议，李嘉诚坚决反对。他认为，既然是为大家修建的，那么在分房时就一定坚持公平的原则，同时，这也是他一贯做人、做事的方式，比如家族内曾有亲属提出原有祖层面积过于窄小，族人居住多有不便，强调这样的祖层既与李嘉诚今日在香港之显赫地位不相称，又无法更完美地纪念李氏先祖之功德，纷纷希望扩大祖层原有的面积。在认真思考之后，李嘉诚决定不扩大面积。打算就在原有面积的基础上建造一栋四层楼房，以供族人居住。他给那些深表疑惑的亲属解释说：“虽然目前要拿多少钱，扩充多大的面积都不是问题。但是要想一想，这样做的后果必须会影响左邻右舍的切身利益，我们不能拿乡亲们的祖层来扩充自己的祖层，绝对不可以以富压人，招致日后被人指责。”
说到这里，李嘉诚十分激动，凝望着遥远天际，半晌才喃喃自语：“我相信这样做，先祖会理解的。”
一个人当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想到曾为国家、民族、社会做过一些好事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他认为“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无私的奉献”，人的一生应该为国家、民族和人类做一些高尚有益的事情”，“为年轻一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李嘉诚正是从他这种基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出发，实践自己的人生信条。李嘉诚对香港社会福利事业的种种贡献，显示了他具有高尚的人格力量和博大的爱心。李嘉诚秉承着“达则兼善天下”的古训和家训，关怀香港社会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慈善福利事业。
对于李嘉诚这样的成功者来说，他们奋斗的目的已经不是单纯的金钱了，他们是在追寻一个梦想。这种梦产生的力量比单纯为了获得更多金钱带来的力量不知要大多少倍。
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我已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是只为了自己。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
据悉，他还有一本“私帐”，那是“扶危济困、抚恤孤寡、帮助亲朋”的“帐本”。逢年过节或者一月一季，他的手下就会按名字、地址、数目寄去款项。李嘉诚对寄发对象、寄发时间、寄发数目有一个清晰记忆。对这件事，他就像在履行“义务”那样认真地去做着。
从1977年，李嘉诚每年都以“匿名”方式，用一亿元港币，帮助香港和大陆发展医疗教育事业。
而他平时的行为中，也是以身作则，得到别人的信服。为了建立良好的信誉，李嘉诚不惜自己吃亏。
我是炎黄子孙，我永远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中国人，愿我们在此盛世之年，共同努力，使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在1983年12月31日晚“汕头大学奠基典礼庆祝大会上”，李嘉诚说：“在80年代的今天，一个国家要繁荣昌盛，必须奋发图强。中央提出振兴中华，加速实现四化，这个决策非常英明，非常正确，舍此无以立国兴邦。……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顺应民心，顺乎潮流，实行开放政策，使旅居各国华侨，港澳同胞更感报国有门。故本人应时捐资兴建汕头大学，以表赤子拳拳之心！”“我认为汕大的创办，是合乎民
意，深得人心的。千方百计以破釜沉舟精神，务必使之建成办好，这就是我最大心愿。”
李嘉诚对记者们说：“创建汕头大学是一个国民应尽的天职。支持国家，报效桑梓，乃是我抱定的宗旨！”因为“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也需要靠有优秀思想文化素质的人才去操纵去控制。汕头大学的创办，就是为国家四化培养人才，为潮汕地区培养出一流人才。为潮汕人民服务，为改变潮汕的落后面貌出力！”
本人惟一宗旨，乃尽心竭力，办好汕大，冀能为国家在培育人才方面发挥最大效能。
求实严谨学风，尊重社会公德。
李嘉诚强调说：“我对汕大的事业是坚抱信念，永恒如一，竭尽绵力，毫无私心。”李嘉诚不时对汕大筹委会、对汕大的校长、书记以至教职员工们表示：“我把办汕头大学看作是国民天职，是为国家和桑梓做点事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之创办，意义至为重要。”
尽管当时李嘉诚面对的是香港经济的严重困难时期，但是为了汕大的事业，他除了自己付出许多的时间关心汕大工作外，在香港公司内，还组织了一个专门负责汕大事务的工作班子。经常派出工作人员来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和困难。派出专家和建筑师，到建校工程地进行具体现场指导，严格要求建校工程质量上乘。
凡是汕大要办的事，我随叫随到！今天叫，明天到，好不好？
李嘉诚先生对大家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汕头大学就是我的家。尽管我在香港的事务很忙，但我任何事情都可以放下，惟独汕大的事我不能放下。以后每一年，我都要回到家里来走走。”
李嘉诚诚恳地紧握着中文系老教授梁东汉（古汉语专家）的手，说：“先父是教书的。我深知教师的辛苦！我所做的一切，决不会使你们失望！”
李嘉诚紧握着化学系副教授陆刚的手说：“我们明天一定要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最好在今天下午就都要认真准备好！”李嘉诚还上门探望巴西侨眷、数学系副教授吴乐光，他满怀豪情地对大家说：“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我们都要同舟共济！希望汕头大学的船，跑得快些、远些，顺风千里，满载而归！”李嘉诚感触殊深地对吴南生、林兴胜、林川、罗列等人说道：“人生在世，能够为大家做事，对一个人来说，这个辛苦值得！”“我们要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是怎样办大学
的！”李嘉诚重申：“汕头大学的事业，始终放在我自己一切
事业的首位！”
办教育跟做生意不同，我是永不灰心的，做生意认为不高兴和没前途便可以结束，但对汕头大学，我不会！无论如何，汕头大学一定要认真办好，我一生的心血就放在汕头大学这上面了。
李嘉诚对朋友和同事说：“假使这所大学被炸掉了，一次意外夷为平地，我也会重新把它建立起来。”李嘉诚透露，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经再没有任何生意令他需要通宵工作了，但兴办汕头大学不仅曾使他工作至深夜，而且还曾经带病坚持，有一次甚至在汕头大学医学院开会期间差点晕倒。
我对教育和医疗的支持，将超越生命的极限。
熟悉李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最为高兴最为满意的是独力捐资创建汕头大学，他常常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和钟情的则是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及附二院，还有汕大精神卫生中心的肿瘤医院。
李嘉诚说：“成功之后利用多余资金做我内心想做的善事，心安理得，方寸间自有天地。我希望上天或者有高人可以给我指引，告诉我怎样做有助民族和人类兴旺的事，让我能够做得比过去更有意义。不论花多少钱，多少精力，我都在所不惜。当我年纪渐长，我希望在以后的岁月减轻业务上的工作量，但是不会不工作，尤其是对于做善事。我希望多些时间放在医疗和教育上，对自己国家民族也有好处。我在过去二十多年也没有停过。在未来亦会做，甚至比过去做得更多。做利国利民的事，乃人生第一大乐事。”
他们需要些什么仪器就让他们开个单吧，办好医疗，保证市民健康，对政府对国家都十分重要！对这件事我十分乐意做。
1980年春，当时的全国侨联副主席、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先生曾在汕头访问。参观了汕头医专附属医院，发现这里的仪器很不够，且多落后。庄老对这事很为关心，回香港后，在一次商谈中，他对李嘉诚谈到了这件事。不料，李嘉诚对这件事也很关心，他对庄老说：“办医疗的事，我很喜欢。应该让他们的仪器设备更完善些！”据悉，医院所报购进仪器项目仅需人民币200万元左右。谁知李嘉诚一下就赞助了500万港元，这使庄老办成了一桩好事。汕头医专及其附属医院靠李嘉诚的赞助，引进了110多项先进仪器设备，顿时大大提高了医疗质量，扩大了诊治项
目，医护人员感到“有用武之地”，促进了积极性的发挥，医院也旧貌展新颜了！祝愿你们，努力学习，成长为中国优秀的医生。
李嘉诚在听了工作汇报和巡视之后，对在座的人强调说：“现在的医学院已有相当的规模，是在培养高质量的医生了。我们有了好仪器，还要有好老师，才能充分利用好仪器，让好仪器发挥作用。招生要重质。要创造好条件，吸引国外的优秀教授前来讲学。我们的学生也可到外国去学习几年，再回来服务，为潮汕一带服务，给国家做出大的贡献。”李嘉诚兴奋地说：“我们办事业，决心很重要！我们现
在的情况是条件够、决心够、运气也好。我们要实实在在干，汕大的前途是无限的！我有机会为国家为乡亲父老做一点事，是很应该的。”
所有建筑物和赠品，都不要写有我的名字！我个人是不求名的。
1988年1月8日，李嘉诚专程抵汕大参加新建附属一医院的平顶仪式。李嘉诚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今天参加这个盛典，我感到十分高兴。这个工程的速度快，质量好，这要感谢汕头市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要感谢香港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广东省二建公司全体人员和工人的共同努力！这个医院的建成，有利人民的身体健康，对服务社会、造福子孙将起巨大的作用。”他强调说：“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医学院办好，医学院的工作要带个好头。当然，我们汕大这个大家庭一定要搞好，医学院办好了，是汕大的光荣。”在教师座谈会上，他又一次反复地强调了这样的思想观点：“希望汕头市全力支援汕大和医院，把新建附属一院办
好！”
讲得最激烈的时候，我讲过一句话，“如果要迁，你们问问有没有办法迁走李嘉诚主席，如果没法的话，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提迁了。”之后，无人敢再讲！
深受父亲的教诲，李嘉诚从小就立下大志：勤勉苦读，出人头地，报国报民。
正是那深厚的国学及父亲做人方针熏陶培育了李嘉诚一颗坚定的爱国心。80年代，风云不定。不少人猜测长实系公司会迁离香港。
直到今日，长实并没有迁移海外，李嘉诚以实际行动和庞大资金为中国和港人注入了信心。
对于李嘉诚对自己两个儿子的教育而言，自小李嘉诚就让他们读书，让他们从小就开始知道创业的艰辛，教育他们要先学会做人，然后再经商的道理，终又为商界培育了两位德才兼备的商业超人。
有时我想为什么自己整天还要在香港投资那么辛苦？回头一想，我也是香港人，过得去的话就让它，可以做的，我就做。
超人在巴拿马投资，拥有集装箱码头、机场、旅馆、高尔夫球场以及大片的土地，从而成为了当地最大的海外投资商。巴拿马政府为了对他表示感谢，拿出了许多商人求之不得事实上可以赚大钱的赌场牌照，作为酬谢超人的礼物，面对送上门的钱财，超人却拒绝了。他说：“我对自己有个约束，并非所有赚钱的生意都做的。”后来巴拿马坚持说：“你这么大的投资，我一定要给你，你有三家旅馆，随便你放在哪一家都可以。”盛情难却之下，超人作出妥协，决定接受赌场牌照，但是在旅馆外面另外建独立的房子，给第三者经营，超人的公司只赚取租金，超人说：旅馆的客人要去哪，我不管，但是我的旅馆里，绝对不开设赌场。用现代的生意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方法。但超人说：“这是我的原则，原则必须坚持。”
但是，香港社会的情形实在太复杂了。李嘉诚在为长江实业（长江实业一新闻）及和记黄埔（和记黄埔一新闻）公布中期业绩举行的记者会时说：“我在外国投资碰到的麻烦，是远远少过在香港碰到的。”而且他还说如果不是公司十年前也转向外国投资，如果今天只集中在香港投资，经常受到媒体议论“这里是你的，那里也是你的”，好多公司就会面对别无出路、为媒体所困的局面。
面对包围他的上百名记者，他说：“我们自己爱香港希望在香港投资。但是在某个环境情形之下，让你连要在香港投资都有困难的时候，我就到外国投资。”
不过，李嘉诚也强调，尽管如此，他的根基仍在香港。
香港是家乡根基所在，长实集团将继续以香港为重要投资基地，谨慎选择优质项目积极拓展。
1998年，李嘉诚在一次长实集团举行的晚宴上，向该公司2000多员工致辞。他说：“过去的一年，是多年来罕有困难的一年。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大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长实集团在逆境中展开了多项投资项目，在稳健中不忘进取。”他还鼓励公司员工对香港的发展出谋策划：“如果大家想出一些对集团、对香港都有利的业务，我会非常重视，并乐意详细研究。”同时他还指出，近年来，高科技旋风席卷全球，不少香港上市公司都赶搭科技的列车。对此李嘉诚坦言，科技世界深如海，香港的科技发展步伐仍远远落后于海外国家。“香港根本无高科技，有的只是新科技”，一语道破现时香港对推动创新科技仍未够重视。
爱是捐赠更是投资，只要能对香港的经济有建设性的，你都不能一分钱一分钱地计算。
澳门大学硕士、香港作家杨兴安曾先后担任李嘉诚、金庸的秘书。对于金庸与李嘉诚，杨兴安每一次谈起都抑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敬仰和赞许。他说：“今生能有这样的机遇，真很幸运很幸运。查先生（金庸）与李先生也的确是当世屈指可数的杰出华人。金庸，对中华传统文化能收能放；李嘉诚，则是一种很朴素很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李嘉诚其可谓是一个身为华人，心系祖国的中华好商人。”
就是我刚下车的时候，我看到站在道路两边欢迎我归来的我的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们，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心痛得不想说话，也什么都说不出来，说真的，那一刻，我真想哭……
1979年，李嘉诚回到了阔别了40年的故乡。就在他刚到的那天晚上，潮州市政府为了欢迎李嘉诚的到来举行了一个茶话会，在会上，李嘉诚说了一些掏心肺腑的话： “我是1939年潮州沦陷的时候，随家人离开家乡的，至今已经有整整40年了。4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踏上我思念已久的故乡的土壤，虽然一路上我给自己作了心理准备，我知道偏远的家乡与灯红酒绿的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距离会是这么大。”
回港后，李嘉诚与家乡飞鸿不断。他在信中恳切地说：“乡中若有任何有助于桑梓福利等，我极愿尽其绵薄。原则上以领导同志意见为依归。倘有此需要，敬希详列计划示告。”“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以为荣的。”“本人捐赠绝不涉及名利，纯为稍尽个人绵力。”
1979年，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汕头市被列入了经济特区，因此更需要较多的经济管理人才。于是，为了尽快满足潮汕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潮汕地区更加迫切需要一所大学。在这种情况之下，海内外又一次掀起建立汕头大学的**。
教育的重要，是国家兴亡、社会繁荣的关键。甚至一个机构，一个家庭，其成员教育程度的高低都对其发展前途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教育事业的发展，直接影响时代的发展。一个国家资源丰富，若人才鼎盛，善于开源节流，则自可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富强。从历史上看，资源贫乏之国不一定衰弱，可为明证。
李嘉诚在《我对汕大的希望》一文中，敞开了一个身居海外的中国人爱国报国的诚挚情怀：“基于这一信念，我深感人才的重要性，只有选拔人才、培育人才和重用人才，才能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选才、养才之功有赖教育。教育事业跟不上，国家就会造成人才缺乏。因此，国家各方面发展的快慢，和教育事业的成败进退有着直接的关系，教育的成败，是国家强弱的根本原因。汉唐能奖励文教，而成一代盛世，历史是一面镜子，所以，我再三呼呈国家的领导人加强对教育的重视。希望我个人的微薄力量也能为教育事业做出一点贡献。认清状况，要使民族素质提高，人们生活改善，从而走上富裕的道路，必须大力发展科技。但要使科技水平提高，则首先要有良好的专业教育，为国家培养大批的有用人才，担负国家重任。否则，空谈理想，高呼口号，最终没有什么效果。因此，我产生了在汕头创办一所高水准的大学的动机。正在这时候，吴南生先生、庄世平先生和我商议筹办汕大的计划，他们的崇论宏识，和我的初衷不谋而合。中国应该抓住这一良好机遇，迅速办学培养人才。况且，只要能初具规模，以后便可激发更多海外爱国人士的支持，并付诸行动，参与开办的责任，从此便锲而不舍地为筹办汕大竭尽全力。若能因此而加速祖国四化的步伐，也可作为我为祖国做出的一点贡献吧。”
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为荣幸的。李嘉诚先生曾情思肃然地说过：“本人旅居香港数十年，无日不怀念家国，思念故里……”。“作为炎黄子孙，必须奋斗自强。发达不忘家国，来日必以报效桑梓……”。并一再强调：“本人捐赠绝不涉及名利。纯为稍尽个人绵力。”在他赴京参加国庆观礼返回香港之后，他先后接到来自家乡侨联会及有关单位的来信。“离乡卅八截，家书抵万金”！于是，李嘉诚挥笔给家乡致函，宣称“乡中或有若何有助于桑梓福利等等，我甚愿尽其绵薄。原则上以领导同志意见为依归。倘有些需要，敬希详列计划示知……”我目睹祖国之高速进步，在四个现代化政策之推动下，一切欣欣向荣，深感雀跃。支摇国家建设，报效桑梓，此乃本人毕生奋斗之宗旨也。李嘉诚，不仅造福于香港社会，泽披桑梓，对于国家，也尽力支持。仅据有所记载留存的数目统计，李嘉诚在香港对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及社会福利等的捐赠已逾数亿港元。对祖国内地各项捐赠则以10亿港元计。正是这样，李嘉诚一贯坚持把“办公益事业乃是我分内之天职”。“一辈子做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乃是我的基本宿愿”，“作为一名炎黄子孙，能为后世留下一点功业，今生无悔，这个辛苦值得。”
关于中国政府紧急呼呈国际社会援助的做法，我以为这表明国家有进步，不再像当年连唐山大地震也不肯接受国际援助了。这次天灾，公开呼呈国际社会和自己的同胞的帮助，这是很正常的做法。
面对华东地区出现的严重旱灾，李嘉诚又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说：“在这之前，没有谁曾叫我捐款赈灾。这次捐款，完全是我自动自觉的。”“过去，对公益事业，我一般以私人名义去做，这次，以公司的名义，则别有深一层的意义。作为以中国股东为主的香港公司，应该用最快的时间对中国紧急呼吁做出反应。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快、更自觉地做这件事情！我希望借这一快速反应，能起到一点引导作用。”“我们捐出的钱，和国家所需要的数目相差很大，但希望小小的贡献能起到一点好作用。我们只有这一个目的。”李嘉诚高兴地谈到香港市民踊跃捐款赈灾的情况。他说：“作为一个香港的中国人，这是应该做的事。以香港今天的情况，每个中国人尽心尽力，应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帮助华东灾区。希望各界人士、各个社团，只要经济能力许可的，都踊跃参加，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方式来支援灾区。”李嘉诚还表示：“希望天气快些好转。希望灾区的情况早日好起来！”
李嘉诚衷心地说：“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在我的有生之年，如果能为人类作出一些贡献，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死而无憾！”
我和两个孩子经过考虑，再捐1亿港元，也作为一个种子，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5年内把内地490多万白内障患者全部治好。我挣钱，你为残疾人办事。
1991年8月9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在香港与李嘉诚先生会面时，李嘉诚如是说道。
经过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深入调查和严密论证，邓朴方再次于是11月致函李嘉诚先生，表达了“残疾人事业领域广阔，各项业务也要注意均衡发展”云云。12月初，李嘉诚先生派次子李泽楷等专程赴京，听取“中国残联”就内地残疾人状况的详细介绍与具体分析。
李嘉诚先生致函邓朴方称：“贵会最能深切了解残疾人士之需要，所作之决策也能令残疾人士无论在心理及生理之健康均得到最大之帮助，本人及属下公司均乐意配合……”
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喜日子，不但是汕大的荣耀，本人也觉得毕生难忘。
在汕大落成庆典上，李嘉诚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
“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事业应长期发展。过去一些老生常谈，往往以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为例，认为办大学必需要有一百几十年始见成效，这是不切实际的。在今天的太空时代，科技日新月异，社会突飞猛进，这种旧常规是应该打破的。尤其是在国家建设工作迫切需求人才的时候，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必须投身社会，在适当的岗位上发挥积极的作用。高等教育若不能迅速配合，则会失去重大的意义。”
“教育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从世界和历史上的许多事例，都可以得到证明。学生就像种子，而学校就像土壤。教学的方法和环境，就如同阳光雨露。教学人员便是栽培灌溉的园丁。种子是否能健全地发芽茁长，而至成为可用的栋梁之材，各方面因素的配合，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果通过教育的途径，能使年青的一代养起爱国的情操，健全的心智，充实的学识和正确的人生观念，从而提高民族的素质，使国家的元气充沛，潜力深厚，则必然可使国家日渐富强。而教育的失败，也意味着国家前途的暗淡。当国家到了无可用之才的时候，则任何建国兴国的事业也谈不上了。所以，能促使教育的成功，便可对国家社会作出实际的贡献。这是我参与筹办汕头大学的主要动机之一，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业。”
从历史的事实看，积极进取的精神，才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知道美国立国的时间只有两百多年，比世界上极多国家的历史都短促，其整个国家的发展，却是后来居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曾几何时，便超越了许多比它历史更悠久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不久又在经济成就上大放异彩。而德国经历了两次大战的失败，都能迅速地复原。可见在人为的努力下，可以加速达到目标。”
李嘉诚认为“现在我们国家所建立起的基础，是前人努力的结果。我们除了珍惜现有的成就外，更要重视日后努力的方向。因为现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会对国家日后的前途有着直接影响。个人以至国家民族的竞争，都会依循着优胜劣汰的历史规律，知识水平的高低是竞争成败的主要条件。落后和不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文化，将很难追上时代的步伐而易被淘汰。
要给国家带来强盛的希望，我们这一代便必须对国家的前途负责。所以，办好目前的教育事业，是增强国力、造福后世的切实工作。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但要使学生知识的视野开拓，从不断的钻研中进取，充实及超越人类已有的成就，还要养成他们为国为民的抱负。研究努力的目的，不是在于个人的利益，而是大公无私地以社会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中心。这样，才可以为国家民族的振兴发挥出力量。”
事在人为，今天的汕大已经到了某一个成功的阶段，我对汕大是充满信心的，把汕大办成一个有成绩的重点大学是有希望的。
就关于汕大的发展前途问题，李嘉诚如是说。“我认为汕头大学的设立，不是为了造就个人的成功，也不全是为了汕头地区的利益，而是属于整个国家民族的事业。我希望它的设立，能为国家的教育前途作出好的开始，将来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培育人才的学府出现，使国家的文化科学生机勃勃，民族的机运欣欣向荣！”
只要祖先都是中国人，我相信90％以上的人都希望中国强大。
当有记者问李嘉诚关于欢迎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捐资办学的问题的看法时，李嘉诚说：“任何一个中国人，无论他是否移居到国外去，只要他是华人的后代，都有着不同的爱国情况。就以美籍华人来说，他们原来就是中国人，无论今天也好，10年后也好，到世上最后一天也好，也都还是中国人。
李嘉诚认为：“但是要使一个国家富强，教育是最要紧的途径。所以，如果在海外的华侨、港澳同胞能力所及的话，对祖国教育事业做出贡献是很应该的。”
如果同时我在这里投资发展工业，就会有人讲闲话，会怀疑你跟这里的领导关系那么好，人家就会误会你是利用关系来赚钱。
当有记者问关于对家乡的投资问题及态度时，李嘉诚答道：“我对潮汕，在办教育办医疗方面兴趣比较多。
而对工业这方面的兴趣不大。如果要办一些小型企业的话，我的动机和希望也是把投资的本金、利息及将来的收益，全部送给汕头大学。这样，他们就不好批评了。因为我把本和利、时间和精力，都无条件地放下了。”
我是中国人，我希望能够尽到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责任，做到对教育、医疗事业有一点贡献，我就心满意足了。
从这些恳切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并认识李嘉诚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精髓所在。这就是他“始终不渝”的“无私奉献”。
李嘉诚殷殷寄语：“汕大现在的天时、地利、人和均好。中国知识分子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钦佩。我们要齐心协力，共为汕大创造新的佳绩。”
只要汕大很好发展，逐步办成有水平的大学，我对汕大的支持是没有止境的。我别无所求，只求为祖国为民族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1991年12月20日李嘉诚先生给汕大校方发来的“传真信件”，这样写道：“希望全校教职员工艰苦奋斗2、3年，这2、3年对汕大来说是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会尽心尽力继续支持汕头大学。”“汕大的事业是我的终身事业，我对它充满信心。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汕大的事业搞得更好。希望汕大全体同仁共同努力，配合汕头经济特区之发展及国家需要，多育英才，取得更大成就。”
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韧不拔，虽然历史上有过受辱挨打的过去，但是现在走正确的道路必然会有着光明的未来。无论哪个民族和人民，都是爱自己国家的，对政府是否满意是另一回事。
李嘉诚一直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决心在香港定居，而不像其他富豪一样移居国外。李嘉诚近几年大举到广东、上海、北京投资，在香港也继续发展他的事业。事实将会证明，成功还是属于目光远大者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事业令人瞩目的李嘉诚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他曾充满感情地说：“本人旅居香港数十年，无日不怀念国家，思念故里”，“作为炎黄子孙，必然奋斗自强，发达不忘国家，来日以报效桑梓”。
我对香港人有非常大的信心，毕竟这地方是我欢苦与共的家园。
俗话说：高楼万丈平地起，树高千尺也不忘根。香港是超人的根，是他患难与共的地方，他相信香港必定能创造美好的明天。他说：“如果今日的香港人能够学那五十年代，或六七十年代那种坚韧的精神，香港将会发展得更好。”
香港给英国统治了百多年，中国怎么能够让香港比在英国管治时更差呢！
中华民族是传统的民族，有着辉煌的过去，同时在将来也有着无限的希望，李嘉诚认为以中国人的智慧，绝不会管不好香港，他十分推崇中国大陆走市场经济的决心，并且认为中国的发展吸引了全球的资本及人才，也显示出各方对中国的信心。士农工商，应该一视同行，无论知识分子也好，从事教育、研究科技的专家或工业家也好，企业家或政治家也好，根本都是社会的大结合。
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是大家共同奋斗的结果，在社会上每个行业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都是不可少缺的。古代的重农抑商思想是不正确的。李嘉诚认为，社会是一个大综合，是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人组合而成的。所以每个行业和个人对社会都是功不可没，应该一视同仁。
香港人真是很聪明，只要有干劲和肯挨，香港一定“掂”。
李嘉诚认为，香港人是非常聪明的，他说：“外国主要兴趣，都在中国的市场，我个人认为，外国人在中国从事什么生意也好，香港人由于文化相同，了解更多，所以外国人和香港人合作是好的。”
中国的前景非常好，加入世贸后，中国经济前景一样更好。
李嘉诚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景非常看好的，他认为，2000年以后，中国将会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政府要照顾低收入家庭的房屋需求，所以我绝不反对增建公屋。
九七年，香港特区政府坚持每年兴建八万五千个单位；楼价大跌，本港经济受到一定的拖累，李嘉诚促请政府重新考虑在短时间内大量增建居屋的急切性，不过他支持政府继续兴建大量的公共房屋，以照顾贫苦大众。
我对香港只有爱心无野心。
李嘉诚次子李泽楷创办的盈科集团并购香港电讯，有人指是“李家天下”的开始，李嘉诚显得非常不满，在二零零零年的中联春茗酒会上，澄清外界对他及儿子的种种误解，声言对香港“只有爱心无野心”。李嘉诚还说：“香港过去几年，经济增长是放慢了。我指有爱心原因是，外国做得那么好，我依然想在香港做，但有些人乱说，什么‘李家天下’，这是绝对错误的。”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痛苦无可避免，但必须支持港府应变的策略，发展有能力、有基础的事业。
李嘉诚认为，九七亚洲金融风暴给香港一个非常清晰的讯息，就是过去高地价政策所能做的已经到了尽头，大家必须反思。
我们应力争上游，制造理想环境让内地和外国继续投资，中国的经济基础、充足的储备和庞大的市场，都是我们的后盾。
特别是在九七香港回归后，内地对香港的支持日益增加，这将更加有利于香港经济的腾飞，所以，香港的前程是光明的。认为香港有中国作为最大的后盾，经济必定更上一层楼。有机会表达意见时，一定要讲真话，我认为最怕有人有机会表达意见而没将香港实际情况讲出来，那对香港是一种危害！
在香港即将回归之际，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的李嘉诚认为，如果要为香港的发展建设提意见，建设就应实事求是，讲真话，并表示自己尽力为香港讲真话。中国人并非傻瓜，中国迟早会找到正确的路向。
在中国出生的李嘉诚，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中国政府抱有无限的希望，他深信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下，早晚也会富强起来。
一时的经济低迷我并不担心，我是担心社会和谐政策和结构改变了。
一九九八年是香港最艰难的一年，金融风暴后，经济萧条，李嘉诚公布公司上半年业绩盈利大倒退是十年来最差的一次，加上社会各方互相抨击的气氛浓烈，政府的政策含糊，李嘉诚便公开发表了这番话。
中国在过去几百年来，自康熙以后国家一直极弱，原因是不重视工商。很多企业有创意，有好的经营方法，令国家财富与日俱增，对国家贡献绝对不下
于士、农、工。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重农抑商的思想，可以说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人们行为。到了现代，这种思想已有所改变了，而且商业对于国家，社会的影响也日益增大，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李嘉诚认为，士农工商应该一视同仁，他们对社会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如一地的政治不能令民生及经济好，就不是好政治。
李嘉诚说：“香港主权未移交之前，港英政府的目的，是移交时要储备不俗，经济也过得去，责任已经完成。但是今日董建华及特区政府要短期好，又要长期好。很多时候短期与长期的目标有矛盾。”
李嘉诚认为，特区政府已尽心尽力去做。以前批评政府的声音没有那么多，但现在面对的困难是以前的两、三倍之多，一方面泡沫经济要破；另一方面碰到金融风暴。今后如何令香港的成本可与外国竞争，这是很重要的。
当特首要人格好，要有能力、有气质，要以香港人福利为主、香港人利益为主，当然要顾及国家利益，而香港人得到福利，对国家亦好。
九四年，李嘉诚评论出任行政长官的条件时如是说。他还指出，未来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不宜由牵涉千丝万缕生意关系的商界人士出任。
不过，部分预委会成员认为商业人士若放弃原来的生意或在受监察的情况下处理其业务，亦可以免除利益冲突的顾虑而出任行政长官。
祖国是我们强大的后盾，只要国家安定，继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九七年香港主权移交后，面对香港经济转型，有些人退缩了，他们采取了逃避的态度，但李嘉诚却义无反顾地决定留在香港，他对祖国充满无限的希望，对香港这片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