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网之设，鸿则罹其中；螳螂之贪，雀又乘其后。机里藏机，变外生变，智巧何足恃哉。 【译文】

本来是一张为捕鱼而设的网，不料鸿雁竟落在其中；贪婪的螳螂一心想吃眼前的蝉，不料后面却有一只黄雀。可见天地万物实在奥妙，玄机中还藏有另外的玄机，变幻中又会发生另外的变幻，人类的智慧和计谋又怎么可以依恃的呢?

【解读】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世间的好多事情就是暗含着玄机，平常人们所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其中的缘就是一种玄机。还有“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也让你体会到玄机的不可捉摸。再聪明的人，再狡猾的人，也比不过天地间的变化莫测呀！当然人在大自然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认识掌握事物的变化周期和发展规律，才能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 【事典】

先尝尝再说

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到道光年间，突然遇到船坚炮利的“外夷”用炮火把鸦片烟强行送上中国大陆，一纸《南京条约》不但使二千一百万白花花的银两流到了侵略者手中，而且割去了香港，中国的门户首先在“五口”洞开。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于咸丰九年八月一直攻到清朝廷的老巢——北京，咸丰帝仓仓惶惶逃到热河，竟死在那里的避暑山庄，更无需说中国在这次战争中丧失的领土、主权和银两。其后，甲午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威逼，侵略者的两次割地狂潮，使得偌大一个中国遍体鳞伤，国将不国，民陷水火。与此同时，太平军蓬勃兴起于大江以南，捻军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与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棍棒刀矛，燃烧着起义的熊熊烽火。中国地主阶级及其总代表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面临着整个阶级的政权和财权即将全面崩溃的险境。他们年复一年地在风雨飘摇之中苟延残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地主阶级的紧急任务便是“自救”；

否则，“天朝上国”，便将永远成为统治者记忆中的梦幻。这点，除了那些昏庸、苟且的官僚外，略有忧国（清朝廷的“国”）意识的地主阶级成员都会清醒地了解到。在约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地主阶级中的许多先进分子，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无不奋发努力，寻求着中国地主阶级的自救之路。他们或作文著论，或上书陈情，或建厂铺路，或维新变法，不同程度地促进着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各自的历史效应也显然是极不相同的。但是他们尽力维护以清王朝为总代表的中国地主阶级自救的一次集中体现。

曾国藩为挽救中国地主阶级的危亡命运，基本举措有三条：一是针对绿营的腐败，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方法，建立起了一支与绿营迥然有异的新军队。这支军队终于除掉了清朝廷的“心腹之患”，挽救了王朝大厦于倾复之中。

二是整顿吏治，欲将那些退缩、琐屑、敷衍的官僚“转移”，建立起一支振作有为的新的统治者队伍。可惜，曾国藩由于长期没有掌握地方实权，反对腐败、整顿吏治这一条，他无法过多地付诸实践。后来，他任直隶总督，正着手整顿吏治，又因被派去处理天津教案，而不得不中断。

三是引进西洋的先进的科学技术。

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曾国藩，首先接触到的西方物质文明，与其他同时代人一样，仅是坚船和利炮。这是鸦片战争那样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

曾国藩深深为这些坚船和利炮所折服，并在自己的军事实践中加以引进，为剿“发逆”所 用。咸丰三年（1853年）十月，在太平军西征军围攻武昌的万分危急之时，清朝廷谕令正在衡 阳练兵的曾国藩，“赶紧督带兵勇炮船，驶赴下游会剿”。曾国藩则以为保全两湖而考虑，就必须多准备大炮和船只，才能够既能堵截，又能歼灭，而舟师尚未完备为理由，趁机申请“截留粤饷四万余两，作为筹备炮船之费”。

这个时候，他所说的“船”，是他于衡阳、湘潭两处所设船厂自造的木板船；而“炮”，则是两广总督叶名探奉命先后为他买到的六百尊洋炮。他在奏折中说：这六百尊炮，都是真正的洋货，是经过挑选适于使用的大炮，湘潭、岳阳两次胜利，其实是凭借洋炮的力量。因此，他于咸丰四年七月上奏，请求仍遵前旨，催促广东续解洋炮，总共达到千余尊。

与购买洋炮、洋船稍后一点时间发生的“借洋助剿”，更是中国地主阶级进行自救的重要内容。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法、俄等看透了清朝廷外似强大、内实脆弱的纸老虎原形，从而改变了对清朝廷的策略，即由进击清政府改为拉拢清政府，以保障和扩大它们在华的既得利益。这就是侵略者对清政府的“内改政治，外

笃友谊”的建议。所谓“内改政治”，即要求清政府加速对侵略者的屈辱投降的步伐。到咸丰十年八月，法国专使葛罗正式表示愿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提出“所有该国停泊港口的船只、兵丁，悉听调遣”；十月，俄国公使伊格那蒂耶夫面见奕时说：“发逆在江南等处横行，请令中国官军

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出击，必可得手。”清廷因而问计于曾国藩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曾国藩于十一月初八日复奏说：“该夷［俄］与我，向无嫌怨，其请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另怖诡谋。康熙年间进攻台湾，曾调荷兰夹板船助剿，亦中国借资夷船之一证。”

只是“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此时，我之陆军势不能退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送收夹击之效。”因此他主张“奖其效顺之忧，缓其会师之期”。当时咸丰帝尚怕侵略者占城后不让出，或贪利过甚，故于十二月十四日下诏说：借助洋人来消灭匪寇，有很多弊端。万万不能图眼前小利，而留下无穷祸患。于是此事便作罢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借洋助剿”的问题被苏州绅士潘曾玮等再次提了出来，经薛焕上奏朝廷。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二十二日议复，明确说：“臣之愚见，借 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士则不可。”由于后 来又有两次上谕，令曾国藩“悉心筹酌”，’曾国藩于三月二十四日第三次上奏，重申“助守上海则可，助剿苏、常则不可”。其后，

据清朝廷说，“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帮同战守，是以始示羁縻，未经阻止”，使得华尔的“常胜军”进入了青浦、嘉定二城。太平军猛烈反击，大队涌进，华尔畏之如虎，惨无人道地焚毁二城而逃。事后，英国领事吉必勋声称，是年秋天将调印度兵来华大举进剿太平军，作为报复。通商大臣崇厚听到这一信息，大为赞赏，建议朝廷“许其兴兵，约其助剿，即令由镇江一路水陆并进，直捣金陵贼”。并且说，此时英国侵略军已与太平军为仇，中国约其战亦战，不约其战亦战，与其不约其战而虞无穷之患，不若约其战而收有用之效”。封建地主阶级欲与外国侵略军相互勾结，以镇压太平天国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无遗。但是，较为开明的议政王奕不同意崇厚的意见，他上奏说：“若令外国带兵入内地

攻剿，不待得一处代守一处，足为中国腹心之患：即得一处焚毁一处，亦实为地方疮痈之灾。”一又说：“以内地城池竟全委于外国，无论流弊滋多，即使并无他意，亦太觉中国无人，实为外国轻视。”事下曾国藩等会商时，曾国藩于六月二十二日上奏，冷静地分析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按指焚毁青浦、嘉定二城事），断无起印度之兵，助剿此贼之事。”“兵头纵有此意，国主未必允许；印度纵有兵来，其数未必能多。”又说，万一果调印度兵前来，则当“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正告外国侵略兵：中国的灾难，由中国来承担。作为皇帝，自然拥有强国的办法，不会因时势艰难而向外邦求援。作为臣子，自然有应尽之职责，岂能轻易向外借兵而贻笑于他人？这是曾

国藩第四次正式表明自己对“借洋助剿”的态度。

当时在“助剿”的名义下，英国兵进驻上海，法国兵进驻宁波，垂涎三尺的俄国也照会清廷，拟派俄国兵船水师提督波波夫带领兵船来“帮同中国官兵堵御击退”。事下曾国藩等议筹，并询问可否让俄舰驶入里下河，会同江北水师防剿。曾国藩认为，“里下河本非通商口岸，若令常川停泊，殊多不便；却可以将俄国兵船安置于通州、海门以下，遥壮声威，亦不拂其和好之意”。

可见，曾国藩是不反对“借洋助剿”的。他甚至提出，如在“芜湖、梁山一带官兵战守之处，恰与洋人会合”，湘军则“胜必相让，败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见轻外国”，活活地画出了他自己主张勾结外国侵略者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嘴脸。事实上，他曾调白齐文的洋枪队围攻金陵。但他与外国人的勾结，是有条件的，即与洋兵会攻，“要自有为之主者与之俱进俱退，偕作偕行”，仍以湘军以为师，而以洋兵为偏师。当时，湘军的兵力尚未抵达苏浙，淮军新建，甫至上海，只堪自守，不能远征，因而没有劲旅与洋兵会战。曾国藩筹思道：“若使洋兵转战内地，但有西兵，而无主兵，则三吴父老方迓工师而慰云霓之望，或睹洋人而生疑惧之情。”曾国藩的这种考虑，是出于极想利用洋枪洋炮，但反对洋兵喧宾夺主，以致授柄于彼。他这种既拟引狼入室，又积极设法防范的方针，基调仍然是要引进西人长技，为我所用，以进行地主阶级的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