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得者分金恨不得玉，封公怨不受侯，权豪自甘乞丐；知足者藜羹旨于膏粱，布袍暖于狐貉，编民不让王公。
【译文】
一个贪得无厌的人，给金银还怨恨不得珠玉，封公爵还怨恨没封侯爵，这种人虽然身居富贵之位却等于自愿沦为乞丐。
一个自知满足的人，即使吃野菜也比吃山珍海味还香甜，即使穿布袍也比狐袄貉裘还温暖，这种人虽然身居平民地位却比王公更为高贵。 【解读】
古代有位太后是一理政奇才，相传她听说有一些大臣，常常袖中藏物，携出宫外，纳入家中，此事为太后所知，太后并不惩处，而是在某日召集所有大臣们到仓库内，下诏令说：各位可以尽你们的力气，搬走库中之物，于是有一大臣只取绢一丈而罢，被询问则回答说，做一件衣服一丈足够了。而另一大臣则背荷绢数十丈，不堪重负，刚出官门就腰折而不得行，传说笑柄。可见贪婪之人没有满足的时候，最终被外物所累，知足者一得自喜，不亦乐乎。谚语云，进得京城嫌官小，到得外国嫌钱小，不也是世态的写照么！得寸进尺，得陇望蜀，世上不知满足的人大有人在，有人为了得到某种利益、荣耀，往往不择手段，丑态百出，倒不如知足的人常保一种优雅脱俗的风度。 【事典】
独尊儒学，宣扬愚忠愚孝
明王朝创建后，明太祖特地在南
京奉天门东边盖起了文渊阁，将诸子百家经典藏于阁中。他每天处理完公务，就抽空去那里读书。他经常对周围的人讲，孔子之言，万世之师。为寻求治国平天下的良策，他阅读了百家之书，并虚心向名儒们请教。他曾让范祖干为他讲述和剖析《大学》的精华，他又跟宋濂学习《春秋左传》，再从陈南宾学习《尚书洪范》，他还亲自著书立传，撰写了《御注洪范》。功夫不负有心人，朱元璋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与不耻下问的求学态度，使他的学问大增。加之他能将读书和他的戎马实践、平定天下的鸿图大志融为一体，那些熟读经史的大儒也对他另眼看待，以致他们从心底里叹服朱元璋的学识不在他们之下。朱元璋称帝后，根据以前学习过的儒家经义关于控制、约束人的行为应当“礼法结合”、“出礼入刑”的思想，得出结论说：治理民众当以教化为先，“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
。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君主中不乏推行“教化”之道者，其中以朱元璋最为显著。有人根据朱元璋政尚严苛的特色断言他采用的是法家的治国之道，此虽有一定道理，然未达其要。从总体上看，朱元璋的治国理想浸透了儒家精神，他一直努力使自己成为符合儒家规范的君主，“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终其一生，朱元璋“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做了大量工作，收效也较明显。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像朱元璋这样切实贯彻教化政策、从事社会教育、大力移风易俗的君主，还是比较少见的。
为了表示对儒学的尊敬，朱元璋还于洪武二年（公元1368年）11月，封孔希学世袭封衍圣公，官职也由三品升到二品，同时又置衍圣公官属，其族人也做了曲阜的县令。孔氏子孙的徭役、赋税尽被免除。孔希学每年入京朝见时，都会受到特殊的待遇，礼同丞相。后来，世袭封
衍圣公的孔氏子孙都受到了相应的待遇，不但可以乘坐驿站的舟船，在被皇帝召见的时候还位列各位大臣之首。朱元璋这样做，朝中大臣由于尽是文臣，自然是非常赞成的。到了洪武十五年（公元1381），朱元璋又下令全国祭孔，以为制度。京师国子监落成后，首先举行的仪式便是祭祀孔子。朱元璋的这种尊儒的措施，使得当时尊儒之风盛行一时。凡“古代帝王治理天下，都把制定礼仪制度放在首位，用以区别贵贱等级。”因此除了说 礼，朱元璋还展开了大规模的制礼活动。洪武元年（1368年），进行了服制改革，并制定了婚、 丧等礼仪。第二年，朱元璋认为“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下令让全国各地方官府推举志向高洁、博古通今、练达时务、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儒士，礼送到京师，参与制礼活动。一年多以后，礼书修成，朱元璋赐名为《大明集礼》。此后，不断对一些礼仪进行修改。朱元璋解释说：“自从元朝废弃礼教，因循百年，中国传统的礼仪被变易殆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很想振兴传统礼仪，清除元朝的不良习气。现在礼书虽已修成，你们还要与儒士们仔细商议，务必恢复中国旧礼，并要合乎人情，可以永远通行，这样朕才能满意。”经过儒臣们的不断努力，陆续编成了《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大明礼制》等书，对各种仪礼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此外，朱元璋还从自己小时候家庭贫穷，无钱读书，“遂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丧其身焉”的亲身经历，认识到让人民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重要性，并编写了一些直白简明的读本以供百姓学习之用。为了进一步全面传播儒家思想，加强自己的君主专制统治，朱元璋根据汉朝时因规定所有的诸子百家都算儒学导致的儒学思想繁杂，难以被一般人掌握的情况，把儒学的思想强行纳入了三大块，分别是“敬天”、“忠君”、“孝亲”三个方面，认为“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并且让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根据这几个方面，从儒家的经典当中选择与之有关的内容，专门编写成书，以便传播。朱元璋在安排吴沉的时候，特别吩咐，圣贤立教主要是三个宗旨：敬天、忠君、孝亲，这些内容都比较零散，一般人不能领会其中的意思，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以这三个方面为基础进行编撰。此书编写完成之后，朱元璋颇感欣慰，亲自为此书题名《精诚录》。
综上可见，朱元璋绝不是一个只懂刑杀的人，相反，他十分清楚愚民政策对稳固统治的重要意义，因而从多方面着手，推行教化政策，使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以忠、孝、仁、义为座右铭，不敢越雷池一步，由此整个社会就都处于君权的掌握之中了。独裁专制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以至于使封建君王们一代代地乐此不疲。朱元璋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地推行教化，无非是一个目的，就是怎样设法加强自己的封建专制独裁统治，让百姓们俯首贴耳地被约束着，只求吃饱穿暖。然而从朱元璋的举动来看，他推行的并非纯粹是儒家思想。这倒不是因为他曾当过和尚，学过几天佛经，而在于他骨子眼儿里所具有的政治功利、实用思想，即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并不管是什么理论，凡是能够达到治民于心，加强文化专制目的，是什么对他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当然，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他只是做得从容些，把自己的功利、实用性掩饰得更深刻些罢了。###隐者高明，省事平安
【原文】
矜名不若逃名趣，练事何如省事闲。 【译文】
一个喜欢夸耀名声的人，不如避讳名声更高明。
一个潜心研究事物的人，不如免于做事更安闲。 【解读】
有名的人逃名在客观上会产生两种效果：一是有名不夸名，更显得涵养深厚，二是有名不恃名，反而名声会更噪。钱钟书夫妇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之最，但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深居简出，从不抛头露面，潜心治学，甘于寂寞，过着平凡朴素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名声更是驰名中外、远播四海。同样，精通世事虽然为人喝彩，但细究起来，不如少事更为清闲自在。
【事典】
一致对外，不搞内讧
团结就是力量。一个集团，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作战才能发挥它的强大作用。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开始时轰轰烈烈，后来走上灭亡之路的，大多是起源于内讧。太平天国运动后期，诸王四分五裂，最后被清军各个击破就是明显一例。曹操一代霸主，几近于白手起家，知道眼前势力来之不易，况且内讧就等于自相残杀，自相消耗，所以他对内讧是极为仇视的。早在他揭杆而起，跟随各路诸侯讨伐董卓的时倏，这种思想就已经形成了。
关东诸将不能一致对付董卓，内部关系很难协调，很快产生了矛盾。开始，兖州刺史刘岱和东郡太守桥瑁发生摩擦，刘岱火并了桥瑁，派王肱去兼任东郡太守。接着，袁绍胁迫冀州牧韩馥让出冀州，自己做了冀州牧，韩馥不久自杀。屯驻酸枣的诸军在粮食吃完后，连形式上的联合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立即散伙，回到了各自的辖区，发展自己的势力。此后，中国成了拥兵割据者的天下，在东汉王朝的版图上，出现了大大小小数十个独立王国。此后一段时间内，各地区的主要割据势力是：公孙度占据辽东。刘虞、公孙瓒占据幽州。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和并州。曹操占据兖州。董卓、李傕、郭汜等占据司州。马腾、韩遂占据凉州。张鲁占据汉中。
刘焉占据益州。刘表占据荆州。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先占据南阳，后占据扬州。孙策占据江东。
这样，他们之间就由原来的联盟走向了内讧，这些割据势力为了保持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相互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和人民的大量死亡。对于这一幕惨剧，曹操后来写了《蒿里行》一诗写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篇描写了关东诸将从一同起兵到发生内讧、各据一方、自相残杀、给百姓造成深重灾难的全过程，被称为“汉末实录”。“义士”指关东诸将，“群凶”指董卓及其婿牛辅，其部将李傕、郭汜等。“盟津”，即孟津，相传周武王起兵伐纣时，中途
曾同联盟反纣的八百诸侯会合于此，这里用“会盟津”代指关东诸将联合起兵讨伐董卓的义举。“咸阳”，秦朝都城，这里代指长安，当时献帝被董卓软禁在长安。“淮南弟”指割据淮南地区的袁绍的堂弟袁术，袁术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在淮南寿春称帝。“刻玺于北方”
，则指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袁绍等在河内私刻皇帝印玺，图谋废掉献帝，拥立刘虞为帝的事
。诗的头四句写起兵，于客观叙述中微露欣慰、赞美之意。中六句写内讧和争权夺利，于客观叙述中透出厌恶痛恨之情。后六句写军阀混战造成的恶果，明确抒发了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这是曹操这一时期思想感受的真实再现，委婉地表达了他要削平战乱、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决心和愿望。
曹操争取力量，减少内耗，不搞内讧的思想，还在另一件事中有所反映。曹操第二次东征陶谦期间，兖州境内发生的反对曹操的叛乱，是由陈留太守张邈发动的。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本来和曹操的关系不错。张邈年轻时以仗义行侠闻名，喜欢振穷救急，颇得曹操看重，两人从那时起就开始了交往。董卓乱起，曹操从洛阳逃到陈留，张邈曾支持曹操起兵。起兵后的一段时间，曹操曾受张邈节制，实际等于张邈的部将。袁绍出任关东联军盟主后，狂妄自大，张邈看不惯，曾义正辞严地加以谴责。袁绍很气恼，暗中让曹操杀掉张邈，曹操不同意，说：
“孟卓是我的朋友，你对他应当宽容一些。现在天下大乱，我们应当一致对外，不要闹内讧。”
后来张邈知道了这件事，很感激曹操。曹操第一次东征陶谦时，两人的关系都还不错，曹操甚至将自己的家属托付给了张邈，临出发时对家属说：“我万一战死了，你们就去投靠孟卓。”结果曹操平安返回，两人重逢时，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