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多藏者厚亡，故知富不如贫之无虑；高步者疾颠，故知贵不如贱之常安。 【译文】
一个聚财太多的人，整天忧虑自己的财产被人夺去，可见富有不如贫穷那样无忧无虑。
一个地位很高的人，整天患得患失担心丢官，可见为官不如平民那样逍遥自在。 【解读】
俗话说：“贵人
处富如贫，穷人处贫如富。”何以造成贫富、贵贱之间的强烈反差呢？关键还是一个“钱”
字，有钱的人又要去赚更多的钱，又担心自己的财产的安全，怎能不整天提心吊胆？有钱有势的人，又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又要站稳自己的官位，怎能不整日战战兢兢？平民百姓虽然贫穷但量入为出，反能贫中有余，知足常乐，过着无官一身轻的生活。
【事典】
秦廷议帝，始皇霸业
所以，秦王政在给了自己皇帝名称后，又忽而更名：“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此名号气魄不可谓不大，他是妄想要将嬴氏的专制统治传至千秋万代以至无穷之世，名号已定，他自以为秦朝金城千里，江山永固，哪知他铁打的江山，传到秦二世就灭亡了。所以说，名号毕竟是一个标记，没有实际意义，无论响亮也罢喑哑也罢，都只是一个代号，秦
始皇不是因为他创立这个帝号和名号而伟大，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建立了统一的秦帝国，开创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尽管后世皆事秦，以“皇帝”为名，只是显示自己惟我独尊，与百姓不同罢了，能传之千世、万世，确是荒谬之想。皇帝名号好听，还得找点根据，把皇权神化，让人崇拜而不敢违叛。历代统治者都在名号上大做文章，把自己的权力神化和神秘化，从而拉开与百姓的距离，更利于自己的统治，像“奉天承运”、“君权神授”、“天子”等等，都是它的产物。而秦始皇无疑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先河。
秦王政变成秦始皇后，对秦国的人来说也许非常容易接受，但对于原山东六国的人却是强人所难。秦王政在消灭六国时的残暴行径，给六国民众所造成的巨大戕害，是难以用寥寥数语使之熨贴的，而且秦与山东六国在长期的相互厮杀中，所形成的心理上的鸿沟更难以填平。
秦始皇这个新的政治权威还难以被普天之下的民众所接受，这种情况下，他就必然要尽快地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找到一个充足的理由。因此，他必须把政权神秘化，以此来愚弄人民，减少人民的反叛与对立。
但是这儿有一个难题，传统的“君权神授”的天命论，在夏、商、周的王朝更迭中早已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君权很难再穿上神授的外衣，这给秦始皇神化皇权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时代要求阐释统一王朝合法性的新理论既具有天意神授的神秘色彩，又要看得见摸得着，具有现实征兆，道理通俗易懂，才会被广大民众认可接受。这种新理论最终还是被秦王朝君臣们找到了，那就是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邹衍是战
国末期的齐国人，他在其学说中说，中国名赤县神州；在中国以外也有九块这么大的地方，各
有裨海环之；再向外，是一圈大瀛海。邹衍说，那里就是天与地的尽头。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其
理论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把他叫作“谈天衍”。“谈天衍”的核心是阴阳五行的五德终始论，古人又叫“主运”说。因而邹衍被看作是阴阳家的创始人。对这套荒诞不经的理论，始皇嬴政如获至宝，觉得只有《五德终始说》才能恰当解释他作为天下共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根据《五德始终说》的解释，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他统治天下的权威性与合法性表示怀疑。再加上这种理论不是产生于秦国，而是来自于东方，这更符合他的
胃口，更成了他“君权神授”的定心丸，更被视为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的理论法宝。
《五德终始说》不仅给秦帝国的皇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同时也与始皇嬴政执行的法家路线接轨，为他以后的残暴统治制造了理论上的根据。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五德终始理论在历史上自有其进步意义。譬如它警告历代的封建统治者：王朝的运作并非昌隆永盛，倘不恤民勤政，必然被他人取代，然而历代君王都在不同程度上一厢情愿地忽略了皇帝轮流坐、有德者居之这一点，他们所看重的，是五德始终包含的“奉天承运”这一唯心主义的意义。至于“德”将来要循环到别的“德”上去，他们连想也不愿想，始皇帝是始作俑者，他不就是要把自己开创的水德之运，“二世三世万世”地传之无穷吗?
秦始皇从《五德始终说》中找到了神圣的依据，又得水德，那么秦王朝就找到了强大的思想统
治武器，奠定了开创天下之势的理论基础，维护了秦国得来的统一。接下来，他就要给自己找
一些专用的东西了。他给自己称呼“朕”，不再叫“寡人”了；而规定臣下百姓称他为“陛下”、“万岁”，否则定斩不饶；百姓却由“民”变成了“黔首”，漆黑鄙陋，表现了秦始皇
对百姓的蔑视，视万民如草芥，而他却高高在上，超越三皇、功盖五帝。除了这些称呼外，秦始皇还给自己定了专用的器物，如玉玺、御辇、黄罗伞、龙凤旗等，这些东西，更加塑造了自己就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大皇帝，神圣不可侵犯。而这种富贵、威慑、神圣的光环，毕竟是一种表面的虚假的东西，又能持续到几时呢?〖H ###读易松间，谈经竹下
【原文】
读易晓窗，丹砂研松间之露；谈经午案，宝馨宣竹下之风。 【译文】
清晨静坐窗前细读《易经》，用松间滴下的露水研朱砂圈点书中精义。
午时在书案上诵读“佛经”，让清脆的木鱼之声随风飘到竹林之间。 【解读】
天刚拂晓，有一读书人坐在窗前静静地研究《易经》，好一派超凡脱俗的境界，更叫人羡慕的是他用的笔墨也与众不同，是采集松树滴下来的露水加上朱砂调制成的。在中午的时候，他又在轻轻地敲打木鱼，诵读着佛经，木鱼声声随着清风飘散，好一幅飘飘欲仙的神态。这与世人熙熙攘攘追求名利、时时刻刻忙于算计，最终使自己身疲力竭、百忧烦心的境况相比，难道不是地狱、天堂之别么？ 【事典】
乱世用重典
曾国藩的思想一方面是以纲常名教为中心的社会约束性道德，另一方面是以仁、诚为中心的精神超越道德。二者的综合，进一步关联到经世致用的“挺经”，也就是曾国藩所向往的“内圣外王”，正是他“卫道”的思想依据。在这一点上，他把孔、孟、荀的早期儒学，同程、朱、陆、王各有门户的晚期儒学以及经世之学都捏合到一块儿了，从而有了“挺”的现代意义。既不废性理，又不废事功。以“王霸杂术”持身，以峻法用人、施政、御军，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文化的实际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曾氏“杂烩”的主导特点大概是维持或重建传统秩序这一条。这些便是曾乱世用重典的立意和出发点。下面的话使他的这种思想更加清晰：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如无物也。
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其在《劝诫浅语十六条》中所表的观点，是这一思想的阐扬：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又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辩，谳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人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咸丰二年壬子八月，太平军已由道州出击，连陷桂阳、安化、醴陵，进逼长沙。清军节节败退，土匪乘机蜂起。曾国藩以母丧，丁忧在家，十一月奉令帮办本省团练，搜缉匪类，正欲恳辞，忽闻武汉失守，巡抚张亮基力促其进保桑梓，经郭嵩焘等苦劝，始勉强应命，前往长沙，设置审案局。
曾氏在设立审案局的同时，还派出团练武装袭击各地会党武装。太平军途经湖南时，湖南天地会的群众有二万人随太平军北上，但留下来的会党势力仍然强大，衡阳、永州、郴州、桂阳、常宁、宝庆、靖州这些地方，“匪患”更烈。可惜太平军悉数东下，没有留下部队来发动群众，联络会党，在咸丰三年正月至十一月这十一个月时间内，湖南各地会党，被曾氏各个击破。在出兵剿匪的过程中，不知又有多少人死于刀下。“曾剃头”之浑名不胫而走。
安庆一战，太平军损失精锐三万余人，城陷之前死万余人，含刘玱琳部4000人，城外各垒陷死八
千余人，总数在13万人以上，城陷后当即被杀者万余人，被俘或投降后被杀者万余人。曾国荃部将朱洪章曾经详细记述过湘军杀害安庆城内战俘万余人的经过：朱洪章派亲兵去请曾国荃来营，面商处理战俘问题。曾国荃说：“悍贼甚多，如何对付?”章曰：“唯有杀最妙。”九帅曰：“杀亦要设法。”章曰：“营门缓开，将逆匪十人一次，唤进，只半日可以杀完。”九帅曰：“我心不忍，交汝办之。”章当即准备，自辰至酉刻，万余贼尽行歼戮，乃往销差。
曾国荃杀俘之后，恐冥冥之中受到惩罚，于是在给其兄的信中流露出悔意，曾氏即复信训导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认为太平天国这种“以邪教惑民，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即公元1864年7月19日正午，湘军引爆地道中的几万斤炸药，炸塌城墙二十多丈，当天半夜，天京全城失守。曾氏在奏折中称：“三日之内，毙贼十余万，秦淮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王将、天将及大小头目约三千余名，死于敌军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当时天京地内总共不过三万人，曾氏所谓“毙贼十余万”完全是夸张之词，然而这也说明平民死者极多。湘军破城后第五天，即六月二十一日，赵烈文记述道：全城“尸骸塞路，臭不可闻”。二十三日又写 道：“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但是那些老弱的本地人，既不能挑抬物品，又不知窖藏财物地点，则“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亦所戮以为戏。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老者无不受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