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1644甲申年华夏神州大地上那一场遽变，确实让一大批文人墨客写出了太平盛世之吟风弄月所不可比拟的深沉隽永诗篇，吴伟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
跟钱谦益的暗中反清复明和龚鼎孳的公开的及时享乐不同，吴伟业是“江左三大家”中最郁闷最忧郁的一个。当然，他也不像钱谦益和龚鼎孳那样，各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如夫人。本来，吴伟业曾经有机会娶到“秦淮八艳”中最孤傲的卞玉京的，但却由于他自己的怯懦，错过了这段情缘。
吴伟业与秦淮名妓卞玉京的爱情，是一个委婉伤感的故事，它几乎影响了吴伟业后来的整个生活。尤其在吴伟业的晚年，他写了许多诗，来表示对这段付出了真心却没有结果的爱情的追悔。
然而，有些讽刺的是，吴伟业在后世的名气却有一大半并非源于其本身的文才，而是间接来自于另一位秦淮名妓的影响——“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女主角陈圆圆，陈圆圆本人和这句诗的知名度恐怕远比吴伟业本人要高得多。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先世居昆山，祖父始迁江苏太仓。
吴伟业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学识渊博，著述甚多。他不但工诗能文，而且熟悉音律，擅长度曲填词、杂剧传奇、绘画等。他的词在婉约、豪放上都有很高的艺术建树，尤其他的婉约词，兼吸了周邦彦、柳永两人词的长处，后人称他的词有周词之雅而无周词之隐晦，有柳词之畅而无柳词之俗丽。但吴伟业的诗歌创作成就最大，其诗取经唐人，各体皆工，而以七言歌行最能自成一体，时称“娄东派”，世称“梅村体”，与钱谦益、龚鼎孽并称“江左三大家”。他一生写诗千余首。著有《梅村集》、《梅村家藏稿》、《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等。其诗多以反映现实为主，早期作品风华绚丽，明亡后多激楚苍凉之音，尤擅歌行，既委婉含蓄，又沉着痛快。
江左三大家（12）
吴伟业出身在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十四岁即能写一手好文章。少时“笃好《史记》、《汉书》，为文不趋俗”（《镇洋县志》），后受学于同乡张溥，很受张溥赏识。张溥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张溥的书斋叫“七录”——他读书必要手抄，每本书抄一遍朗诵一遍，六七遍后就能记得。吴伟业在少年就遇到这样的一位老师，不能不说他是幸运的，对于他以后的治学之路张溥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崇祯初年，张溥继东林党之后倡立复社。复社是当时重要的文学团体和政治团体，影响遍及大江南北。吴伟业是复社的重要成员，名列“十哲”。
崇祯四年（1631年），吴伟业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二的优异成绩考取进士。当时有人为了攻击主考官周廷儒，因为周延儒与吴伟业父亲相熟，连及吴伟业。崇祯帝亲自审阅了吴伟业的试卷，作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的批示，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其实这件事是当时复社和以温体仁为首的浙党的斗争。此时，吴伟业尚未成婚，崇祯帝又特赐他归里娶亲，这样的荣耀对于新人吴伟业是光宗耀祖的大事，荣极一时。
以后，吴伟业历任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左中允、左庶子等职。吴伟业入仕之初，即以“直声动朝右”，他曾上疏弹劾多名政要，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朝官。后来见复社中人升浮不定，终以国是日非，仕途险恶而归隐。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词藻华丽的诗歌，但大多未能流传下来。
卞玉京原名赛，又名赛赛，号云裳。她原系官宦出身，因父早亡，家道中落，与其妹卞敏一同沦落风尘，是明末清初秦淮河畔一对出名的姊妹花，而卞玉京的名气略胜，时人因有“酒垆寻卞玉京，花底出陈圆”之咏，被列为“秦淮八艳”之一。后来卞玉京为女道士，号“玉京道人”，于是有了“卞玉京”这个习称。
（注：“玉京”是道家语，指天界。李白有“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之句。古龙的小说中笔者最爱《七种武器》，其中《长生剑》一篇的男主角叫白玉京，兵器叫长生剑，取的便是李白的诗意。）
卞玉京诗琴书画无所不能，善于诗，工于画，尤其爱画兰花，“好作风枝婀娜，一落笔尽十余纸”；又工于小楷，精于琴道，“书法逼真黄庭，琴亦妙得指法”。更兼秉性高洁，居处一尘不染，时人有“爱洁无如卞玉京赛”之叹，虽为青楼女子，却“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
卞玉京十八岁时游吴门，居虎丘，往来于秦淮与苏州之间，成为著名歌妓。她当时与柳如是、顾眉齐名。在当时的某种意义上，她们三人的名气比著名的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有过之而无不及。
卞玉京久居秦淮，一般见客不善酬对，但如遇佳人知音，则谈吐如云，令人倾倒。这个色艺双绝的女子感情细腻，颇有傲气，屡屡拒王孙公子于门前；而她又是至情至性的。在相处日久的知音面前，这位名噪一时名妓时有哀怨之情流露，只是当被问及的时候，她却总是岔开了话题，其敏捷聪慧，文士之中也鲜有能及者。她曾为自己画像一副，上题小诗：“沙鸥同住水云乡，不记荷花几度香。颇怪麻姑太多事，犹知人世有沧桑”，诗中可以隐约窥见其不欲言表的感怀身世之幽情。
卞玉京最初的爱是献给王竹轩的。这是一个风雅深情的年轻俊贤，然而却偏巧是卞玉京家仇人的儿子。卞玉京对此无法释怀，冷静片刻后立即净手为王竹轩用蝇头小楷写了一篇《道德经》，从此绝断情缘。这大概就是她所咏叹的“人世有沧桑”吧？
崇祯十四年春，吴伟业时任南京国子监司，他在南京水西门外的胜楚楼上饯送胞兄吴志衍赴任成都知府，在这里，他第一次遇见了前来为吴志衍送行的卞玉京姐妹。
宴席上，卞玉京题七绝于扇面，作为临别寄赠：“剪烛巴山别思遥，送君兰楫渡江皋。愿将一幅潇湘种，寄与春风问薜涛”。她的慧丽聪敏，以及高贵脱俗而又含有几分忧郁的气质，都令初次见面的吴伟业倾倒不已。吴伟业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正统的文人，但他的内心却有些不安份。这种外清内浊的性格，直接影响了吴伟业与卞玉京的爱情。
而第一次遇到名满三吴的才士吴伟业的卞玉京，也同样对他一见钟情，以致这位平素对初见之人一向应酬寥寥的秦淮名花，竟然抛弃了她的矜持和高傲，以那个时代青年男女罕有的大胆直率，在席间对吴梅村表白了爱慕之心，并当场作出以身相许的表示。
此事在吴伟业于《过锦树临玉京道人墓》小序中曾云：与鹿樵生（吴公自号）一见……酒酣附几而顾曰“亦有意乎？生固为若不解者，长叹凝睇，后亦竟弗复言”。
在当时的封建体制对女性束缚程度来看，这种敢爱并敢于直陈于人前的举动是极为罕见的，卞玉京对感情的执着和坦诚可见一斑，她率直毫不隐藏的真诚也给在座人带来深深的震撼。
流水有心，落花亦有意，原本极有可能成就一段佳话，又或成为一段美好感情的开端。谁知吴梅村对卞玉京真诚的表白不是坦然接受，不是婉言回拒，也不是自道曲折，却选择了一种自以为聪明、其实却是感情中相当忌讳的做法来回应卞玉京的真诚：装傻做戏，“固为若弗解者”，即一再假装不懂卞玉京的意思。
卞玉京是个“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女子，只因动了真情，才不顾一切表白心意，但她绝非没有自尊，死缠滥打之辈，见吴梅村如此推搪，只是凝望着他，长叹一声，便即不复多言了。
吴伟业当时对卞玉京是一见倾心的，这由他后来的许多吟咏可以看出，而以卞玉京的个性，若不是吴伟业先在席间对她作出了爱慕的表示（比如他写的情意缠绵的词作），则她聊表寸心犹有可能，乍然以身相许的可能性却非常小。
既然是两情相悦，为什么到了话到关键，吴伟业又突然装起傻来了呢？个中缘由，吴伟业自己从未有所解释。
对于吴伟业的佯装不解风情，一种说法是：当时明廷严禁朝官在自辖的地方纳民妇为妾，而吴梅村又恰是是南国子监司业，官署正在南京，故而不敢犯禁。还有一层，吴伟业家中已有妻室，而且当年是崇祯皇帝亲旨特准他返乡迎娶，故有“奉旨成亲”的说法，他与元配的婚姻既是皇帝点了头的，地位自然不同一般妻室；而卞玉京毕竟是青楼出身，取她回家，即使不为朝廷明令所禁，也多少会伤及他的“官声”，甚至可能引起皇帝的不悦。
江左三大家（13）
因此种种可能利害关系，吴伟业便有了憾负卞玉京的一生悔恨。明末的名人胆小怕事的居多，吴梅村也是同一族类，枉费了卞玉京的一份深情。与钱谦益和龚鼎孳立场坚定地要抱得佳人归的决心相比，吴伟业得不到卞玉京也是正常的。
不过，这些顾忌该是吴伟业在向卞玉京示好、与之谈情赋爱的时候就已经心知肚明了的，事到临头才打退场鼓，也只能说明他和冒襄是同一路人——谈情说爱起来甜言蜜语，谈婚论嫁起来推三阻四，说他假意，他真有情；说他真心，他又负不起责任。这种作风，与他后来在涉及千秋名节时的患得患失与临事怯步是如出一辙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这次宴会之后，心高气傲的卞玉京的自尊心虽然受了很大伤害，却仍然未轻易放弃。相反，两人仍有往来，而且交往日深。但吴伟业毕竟是传统礼教束缚下的社会名流，对于卞玉京一往情深的一再示意，始终在患得患失中犹豫着。
直到吴伟业离开南京，也没有接受卞玉京的相许。临别前的那一晚，卞玉京乘着夜色，为吴伟业吹笛以寄情，却终究没能换得他对这份感情的一个承诺。卞玉京终于明白以自己的身份要想得到完整正常的婚姻生活是不可能的，属于她的只有日日弦歌、朝朝宴乐和各种各样的逢场作戏。
吴伟业后来写过一组《琴河感怀》，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休将消息恨层城，犹有罗敷未嫁情。
车过卷帘徒怅望，梦来褍袖费逢迎。
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怜卿。
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
由这首诗看，尽管吴伟业没有给卞玉京任何的承诺，在他离去后的那些日子里，卞玉京还是一直以“罗敷未嫁”的心意守着这份感情，对门庭若市的追求者们丝毫不假辞色。倘若不是对吴伟业一往情深，又焉得如此？
因此说来说去，症结仍在吴梅村。他说起来对卞玉京情意缠绵，可行动上却总萎缩不前。
当才子佳人的感情若即若离之时，时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吴伟业时在家中，闻讯后号啕大哭，欲自缢，幸被家人所觉。吴伟业为此大病了一场。他的好友王翰国约他一起出家，吴伟业以舍不得家人为由拒绝。王翰国独自焚书出家。其实当时出家是一个很好的全节的机会，吴伟业没有殉国、没有出家主要是其儒弱的性格决定的，这与他爱慕卞玉京，却又顾虑娶她的后果如出一辙。
同年五月，吴伟业在南明弘光朝拜少詹兼侍读，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仅任职两月，就认为“天下事不可为”，辞官归里。此后的很多年吴伟业就在家乡太仓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清顺治二年（1645年）的春夏之交，南京陷落，弘光小朝廷覆灭。清廷随即在南京广征教坊歌女，所有身在乐籍的女子都在侯召之列，而艳名远播的卞玉京更随时面临着被征召的可能。
“昨夜城头吹筚篥，教坊也被传呼急。碧玉班中怕点留，乐营门外卢家泣。”假如卞玉京也和寻常女子一样，遭逢遽变只知自怨自艾，听天由命的话，历史上可能就没有“卞玉京”这号人物的存在了。然而恰是在这天崩地裂的危难时刻，卞玉京显示出了过人的胆识与沉着。她虽身在青楼，却不甘沦为欺侮杀戮同胞的异族的取乐工具，于是悄悄改换了一身道装，只带了少量钱物和一张最爱的古琴，避过清军的注意，来到了江边。
在那里，卞玉京遇到一艘丹阳来的民船，就这样登山船只，顺江东下，从随波逐流的命运中机智地抽身出来。正是：“私更妆束出江边，恰遇丹阳下诸船。剪就黄絁贪入道，携来绿绮诉婵娟”（《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黄絁”是道服，“绿绮”是琴名，从那之后，卞玉京惯着道装，自号“玉京道人”，这便是“卞玉京”的来历了！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卞玉京的入道，分明是被清军逼出来的，并不说传说中为了逃避爱情的困扰。卞玉京的这一身道装，虽是为了应急才穿上的，其后却长久地不愿脱去，当中正包含了国破山河碎，宁做化外人，不为清朝民的决心。《桃花扇》以史入戏，写卞玉京因感亡国之痛而断绝俗尘，入冠为道，虽然有艺术虚构的成份，却是符合她以女道士自居的初衷的。
所以说，把卞玉京的入道说成单纯是为了和吴梅村之间的儿女私情，实在是看低了卞玉京，也抹煞了她这一身道装里包裹着的高洁情操。这个温婉美丽的才女，为了抗拒清军的传召，竟以超乎寻常的勇气，于兵荒马乱之间毅然冒险出奔，表示她对满清残暴的不满和反抗；她的胆识和气节，实在是身受明朝深恩，号称复社才俊，最终却屈身事敌的吴伟业所不可比的。
卞玉京这一走，就离开秦淮河长达五年之久，连吴伟业也无从得知她的音讯。
顺治七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卞玉京作客拂水山庄，主人钱谦益设盛宴招待。钱谦益因为与吴伟业是挚交，知道他与卞玉京的难解情结，便有意撮合他们，邀他一同赴宴。吴伟业自秦淮别后也是相思成灾，念之甚切，接到钱谦益发出的邀请后，很快就来了。
然而，这次卞玉京却径自入内室与柳如是交谈。钱谦益再三派人延请，卞玉京先是托词更衣妆点，不久又称旧疾骤发，异日再访吴伟业，到最后，终究没有出现。
咫尺天涯，情何以堪？吴伟业惆怅若失，又悔恨又是无奈长叹，黯然神伤之余，唯以四首诗赋寄托相思，诗中写尽“缘知薄倖逢应恨，却便多情唤却羞”的追悔之情，这便是著名的《琴河感怀》四首的来历。
吴伟业写罢搁笔，怅然长叹：是自己负玉京在先，更可奈何！
江左三大家（14）
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卞玉京对这一段若有若无的感情是非常怀恋的。如果卞玉京真的已经放下她和吴伟业之间的感情，那就没有必要避而不见了；正因为剪不断，理还乱，不知相见之后如何为情，才会有托病不出之举。倘若吴伟业再积极主动一些，比如作出迎娶的表示，恐怕两人之间的故事就不是绵绵无尽的悔恨。
候方域对李香君，吴三桂对陈圆圆，都是倾心之下，当即下订，更不要说钱谦益对柳如是、龚鼎慈对顾横波的郑重其事，迎以妻礼了。和他们相比，吴梅村对卞玉京的“爱”由始至终都只是停留在口头笔头上的柔情蜜意，可他心中到底有几分诚意，打算如何安置这段感情，是否有对卞玉京的终身负责的念头，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卞玉京也一样无从把握吧？既然无法天长地久，就只能是此恨绵绵了。
两人此后还有一次会面。
数月后，卞玉京带着一身料峭春寒，携琴踏春，在虎丘与吴伟业会晤，极诉尽离别之情。那次，卞玉京披淡黄长衣，作道人服，平淡雍容。她说及清人入关后烧杀抢掠的情景时道：“吾洎沦落分也，又复谁怨乎！”然后解琴为吴伟业歌弹一曲。
卞玉京借着抚琴歌弹倾诉了南京陷落前后自己的亲历亲闻，发出了深沉的浩叹——整个神州河山都已经残破不堪，自己一个人的沦落又哪还值得哀怨呢？“翦就黄絁来入道，携来绿绮诉婵娟”，这一曲情出婵娟，韵著绿绮，却不拘泥个人恩怨沉浮的血泪悲歌，浸透着对民族兴亡的心心牵念和良深感慨，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尽在五弦之中，深深震撼了吴伟业。《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这首沉郁苍凉、寓意深远的时代悲歌，便是由此而来。
诗中道出了卞玉京在这十年中的情景，点出了清军下江南、玉京“弦索冷无声”，一派凄凉状况。吴伟业在这首诗中，还用追悔伤感的语气记述了他与卞玉京的缠绵悱恻、悲切哀惋的爱情艳歌。这首诗没有《圆圆曲》著名，但吴伟业在写这首诗时所投入的感情和抒发的感慨，尤深于《圆圆曲》也说不定。因为他和卞玉京之间，毕竟有着一段付出了真心却没有结果的情缘。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吴梅村那首传世名作《圆圆曲》的创作，也正是完成于这次听琴之后的不久，与《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份属异曲同工之作。只因卞玉京在“弹琴歌”中讲述了自己亲睹的江南陷落后许多佳丽被清军劫掠凌辱的悲惨遭遇，二人又回首往事，想到整整十年以前，陈圆圆恰于此地被挟行北上，从此之后辗转万里，“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飘泊腰枝细”，不胜今昔之感，这才引发了吴梅村借陈圆圆的身世浮沉来唱讽兴亡的意念。“然则骏公于一年之中甚近之时间，赋此两诗，以陈卞两人前后同异情事为譶，而家过身世之悲恨，更深更切。”（《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圆圆曲》以史实为据，文采斐然，几乎到了因诗代史的地步。开首即以“鼎湖当日弃人间”起兴，抒写出深挚的遗民之恸，表达了他对于明王朝的眷恋之情以及江山易主、韶华尽去的哀婉。他讽刺当时权势熏天的吴三桂写下了“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全家故国空从难，异姓真王独拜恩”这样的诗句，由此可见他对明王朝是很有孤臣孽子之心的。对于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爱情，很难说吴伟业到底是用同情还是讽刺的语气来描写。
这次相会成了吴伟业与卞玉京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他们到死也没有再相见。可以想像卞玉京转身离去时，对依旧毫无表示的吴伟业是何等的失望。
南明政权覆灭以后，吴伟业闭门不出，他既没有能力像陈子龙一样坚持抗战，也没有勇气自杀殉国，但更不愿媚颜事敌，而准备做遗民，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对异族政权的不合作。这期间，他亲历国变，饱经忧患，写下了不少悯时伤世之作，诗风趋于沉郁苍凉。他的诗作，感伤时事，悲愤凄怆，对明末的社会矛盾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其心系魏阙、不忘家国之情，灼然可见。
然而，当时尚未完全巩固其政权的清王朝如何又能容忍一个持消极抵制态度的遗民的存在？愈是有声望的遗民，便愈有危险。吴伟业在入清以后是毫无疑问的海内宗主，更是清廷必欲罗致的首要对象。
清顺治十年（1653年），江南初定，清朝吏部侍郎孙承泽推荐吴伟业出来做官，说他堪为顾问之职；他的女婿礼部尚书陈之遴和大学士陈名夏也极力推荐。
吴伟业当时既想出世拯民，又想洁身自好，进退维谷，极为矛盾。所以他在这一段时期对元末明初的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例如杨维桢（1296—1370）、宋濂（1310—1381），他们两人虽然曾应元人之召入朝，却显然并未失节。
就在吴伟业复出之说甚嚣尘上的时候，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致书规劝：不可出的理由有三。侯方域认为吴伟业蒙崇祯皇帝重恩，举科名第一，这是第一不可出；短短数年吴伟业就被崇祯提升为大臣，这是第二不可出；侯方域认为吴伟业再次出山官位清望都会有所损失，这是三不可出。
明亡后侯方域曾经与吴伟业相约终隐。但侯方域终究还是参加满清的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引来无穷无尽的非议和诽谤，此时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爱人李香君，以及士大夫最重要的名节，正处于无穷的追悔之中。侯方域以自己切身的悔恨来规劝吴伟业，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吴伟业当即写了一封回信，慷慨激昂表示：“必不负良友”。
可是当权者是不会放过他的，威胁利诱一起袭来，吴伟业不得不在父母泪水中准备出山，同时由于忧郁又是一场大病。“问华佗，解我肠千结”？“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从这些写于当时吴伟业去北京的路上的诗词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心情是悲愤的，他个人的意愿是真的不愿意与清廷合作的。
吴伟业曾经涕泣谓人曰：“余非负国，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供菽水耳。”意思是说他是为了保全母亲而不得不出仕。时人却认为是推诿之词，顾炎武当时堂上也有老亲，却坚持不肯赴诏。自然，无论是气节还是抱负，吴伟业都不能与顾炎武相提并论，甚至比起江左三大家中的另外两外，吴伟业也远远不及。这是性格使然，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和命运，包括他与卞玉京的爱情悲剧。
吴伟业出仕之前，曾受钱谦益委托调和当时的社事，当时慎交、同声二社积习很深。顺治十年，吴伟业召集两社人等共举虎丘大会，他想集九郡的人才，两社的同志成立一个象复社一样的组织。虎丘大会虽然还算圆满，就连归庄这样的人也都参加了（归庄是复社重要成员，以性格孤傲怪癖著称。时人将他和顾炎武并称为“归奇顾怪”），但是裂痕依旧。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少年投函吴伟业，信上极尽嘲讽地写着一首诗：“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吴伟业看了信后，立即站了起来，但默然无语。
江左三大家（15）
吴伟业出仕后不久，卞玉京出人意料地出嫁。这其中多少有些对吴伟业彻底绝望的因素在里面，否则时间上不会如此巧合。卞玉京嫁给了浙江一户世家子弟，但婚姻并不如意，在她心中，大概始终无法忘记吴伟业的影子。不久后由她的侍女柔柔以身相代，卞玉京自己则乞身下发，依附于吴中良医郑保御。
郑保御已经年过七十，是卞玉京前夫的亲戚。他不仅是一位名医，也是一位名士。他对卞玉京的人品才情极为敬重，特地为她建筑别宫，赠以厚资，使她可以安渡余生。于是卞玉京就在那里长住下来，开始潜心修道，持课诵经，戒律甚严，在晨钟暮鼓中度过了余生。她感于郑保御的恩德，用三年的时间蘸着自己的舌血为郑保御写成一部《法华经》，作为对他的报答。
卞玉京身上有一种缥缈的气质，这样气质的女子竟然无时不体现出毅然和决然，实在令人惊异。她一生颇多坎坷，其为人又心志颇高。她一生中倾心于两个男子，而这两个男子却都深深地伤害了她。命运安排给她太多凌利的冲突，想来除了遁世独立，也别无出路了。
十几年后，卞玉京在平静的生活中去世，死前郁郁寡欢，不知是不是含恨而终？卞玉京死后葬于无锡惠山柢陀庵锦树林中。身后每有路经此地者赋诗凭吊，悲悯她的命运。
康熙七年，年届六十的吴伟业来到墓前，以一首极其伤感的《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序》为他们的半生情缘划下句点。
吴伟业在北京也不过做国子监祭酒的闲职，心情颓伤。顺治十三年，吴伟业的第二任妻子郁氏过世，吴伟业更是悲叹：“尔死顾得归，我留复为谁？”对于自己的这次失足降清，吴伟业也毫不原谅自己，认为是“误尽平生”的憾事。
同年，吴伟业伯母张氏病故，吴伟业是张氏过继的儿子，所以借机乞假归里，回到家乡的吴伟业已经无意复出。就在这时候，好友侯方域病逝的消息传来，更增加了吴伟业的沉痛心情。
侯方域的心思与吴伟业有几多相似，侯方域自认为自己的错误无可遁逃，一直处于极为消沉郁闷的状态，年仅三十七岁的壮年而下世。回想当年侯方域的规劝，吴伟业写下：“生死总负候羸诺，欲滴椒浆泪满樽”。侯方域在《壮悔堂记〉自言：“壮果能悔，其尚愈诸，犹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吴伟业的悔与侯方域的悔几多相似。然而，这两个人除了悔恨，还是悔恨。
吴伟业从此不复出仕。但对于自已的仕清，他终身悔恨。在其《自叹》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又《过淮阴有感》云：“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在其临终时所作《贺新郎·病中有感》词中更说：“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在这些诗词中，与其说是为自己作辩解，毋宁说更多地表现了个人在历史的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这是忏悔的灵魂的呐喊，是吴伟业漂在无尽的黑的海面上的心灵无助的呼告！
顺治十五年（公元1685年），这年吴伟业五十岁。他的女婿陈之遴革职问罪，以陈名夏、陈之遴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再次失势于朝廷，而同年的江南科举案更是牵连很广泛。被吴伟业誉为“江左三凤凰”之一的吴兆骞被发配宁古塔，吴伟业写诗赠送悲愤万千：“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菲死”；“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政治的翻云覆雨往往是吴伟业这样的文人所没有办法明了的，对于当时的黑暗的政治状况吴伟业用手中的笔记下了一切，而好友的责难他也只能苦涩面对。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愿云和尚（即吴伟业的好友王翰国）赠诗一首，责备吴伟业有负入山之约。“半百定将前诺践，敢期对坐听钟声”。愿云和尚曾多次约吴伟业入山，吴伟业以双亲家小为念而拒绝。直到吴伟业死的时候，才遗命家人为自己穿上和尚的衣服，总算是践了愿云和尚之约。
晚年的吴伟业专心著述，《春秋地理志》《春秋氏族志》都是在他晚年作成。用尽他半生心血的《梅村集》也付刊。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
康熙十年，一代诗人吴伟业吴梅村在家乡病逝，他留下遗言：“吾一生际遇，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刻不尝辛苦。实为天下第一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袍，葬我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闻其言者皆悲之。
吴伟业在他的最后时刻依然是矛盾的，敛以僧袍，也是无奈的选择。他的本意可能更愿意以明朝的官服入敛，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清朝给他的官服他心灵深处是不愿意穿的，墓前题字也是一样的心态。
吴伟业在临死时，对他与卞玉京的那段爱情仍然不能释怀，念念不忘那位红颜知己，作了一首《临终诗》：
忍死偷生廿载余，
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须填补，
总比鸿毛也不如。
黯然伤神，哀矜至死。
据说连后世乾隆皇帝读了吴伟业的诗后都连点了三下头，“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秋”。
1918年，郁达夫有八首诗咏及唐宋以来各家诗人，其咏先于吴伟业降清的钱谦益云：“虞山才力轶前贤，可惜风流品未全。行太卑微诗太俊，狱中清句动人怜。”而咏吴梅村则云：“斑管题诗泪带痕，阿蒙吴下数梅村。冬郎忍创香奁格，红粉青衫总断魂。”很显然，郁达夫十分同情吴伟业的遭际，他透过“梅村体”**的表象，看到了一颗被痛苦折磨的心。对于同样被胁迫降清、同样知道忏悔的钱谦益，郁达夫也表示了相当程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