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殊情况下软弱的人不能仅仅依靠良心的支持，他们不可能总是依靠那个想象中的与其心意相通的公正旁观者来支撑自己的信心。但是，在任何时候良心的影响和权威都是不可忽视的。只是在这个内心法官的指示下，我们才得以对与自己相关的事情了然于心，才能恰当地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冲突。
由于原始人性中那些自私的感情顽固而强大，我们重自己的蝇头小利甚于陌生人最高利益，切身利益所引起的快乐或悲伤、渴望和厌恶情绪都甚为浓烈。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问题，当然不可能将他人的利益也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正常需要，于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便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只有我们转换了自己的立场，才能客观公正地处理这两种互相对立的利益的关系。但是，要使判断不偏袒于任何一方，我们就必须采用第三者的立场和眼光看待问题，而不能采取自己和对方的立场和眼光，因这两种立场都与我们有利害关系。习惯和经验会让我们轻而易举甚至下意识地做到这一点。这时，如果正义感还不能纠正天性中的不公之心，我们就需要进行反思甚至是哲学思考：为什么自己对与我们休戚相关的邻人那么漠不关心？对他的悲惨遭遇是无动于衷？
假如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连同其数亿居民突然毁于一场地震，那么试想一个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欧洲人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我认为，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进而忧心忡忡、百般感慨地想到人世无常，人类辛辛苦苦创造的全部成果就这样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毁于一旦。如果他是一个投机商人的话，也许还会联想到这种巨大灾祸对欧洲商界和世界贸易市场可能带来的影响。但是，当这一切悲天悯人的思绪全都过去以后，他还是会像平常一样优哉悠哉地做生意、寻开心，似乎这种不幸的事件从未发生过。相反，即便是他自己遇到的最小的麻烦，都会令他更为紧张不安。如果明天要丢掉一个小指头，他今天就无法成寐；但是，当他想到那素未谋面的亿万中国朋友在地震来临的前天晚上依然踏踏实实地酣然而眠，自己的小灾难与那样惨绝人寰的大毁灭一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一个天良未泯的人如果从未见过那亿万朋友，却愿意为了免除自己的小灾难而甘愿牺牲他们的生命，人类的良心如此让人惊愕汗颜：即使一个腐败堕落之极的世界，也不会生出这样的恶棍！为什么呢？差别在哪儿呢？当我们消极地沉湎于卑鄙自私的感情的时候，又如何会在积极的道义方面激昂慷慨呢?如果我们总是沉溺于一己的私利而对他人的利益漠不关心，那么为什么普通人在很多时候、高尚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意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这不是人性中温和的力量，也不是上帝用来照亮人心的微弱的仁慈的火光，那些只能够抑制最强烈的私欲冲动，这是一种在危难时刻更为强大的力量、更为有力的动机，这是理性、道义、良心，是那个内心的人，是那个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裁判。当我们的幸福是践踏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时，他的声音足以震慑住我们心中最剧烈的冲动，他大声疾呼道：我们不过是无数生命中的模糊个体，决不高人一等；如果我们如此妄自尊大，必将受到人们的仇视、憎恨和诅咒。只有他才能让我们明白自己以及一己私利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且这个公正的旁观者的眼光才能纠正自己自私心理的歪曲发酵。他指出：慷慨的行为合情合理，而违反正义的行为则是丑恶的；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值得称颂，为了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而使他人受到哪怕是最小的伤害，也是丑陋无边的。很多时候，不是出于对邻人的爱，也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在推动我们按照神性的美德去行动。那只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更强烈的爱，一种更有力的情感，一种对光荣和崇高的爱，对伟大和尊严的爱，对自己本性中优点的爱！
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造成直接的幸福或不幸时，我们不敢听从自私心理的使唤，把个人的利益置于众人利益之上。内心那个人会提醒我们：过于看重自己而不考虑别人，只会招来他人的蔑视和愤慨。贤能之人不会受这种情感的摆布。而任何一个优秀的军人对此都深有体会，他知道，如果他在尽军人天职、为国捐躯时踌躇不前，战友们就认为他是危险面前退缩，从而对他投以轻蔑的目光。
个人决不应该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人更重要，即使自己可能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给他人带来的损害，也不能因其恶小而为之；穷人决不应该诈骗和偷窃富人的财富，即使赃物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比给富人造成的损失更大。在这种时刻，内心的那个人会马上提醒他：你并不比周围的邻人更重要，而且你的私心只会招来人们的蔑视和愤怒以及必然会随之而至的惩罚，因为你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安全与和平所赖以建立的神圣法则。正直的人会恐惧于自私行为给内心带来的的耻辱感，那会是自己心灵上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他甚至宁愿无辜遭受外部的重大灾难也不要自取侮辱。因为那条伟大的斯多噶主义的格言根植于他心中，它表达这样的真理：对一个人来说，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另一个人的东西，或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的损失之上，要比由于肉体或外界原因造成的死亡、贫穷、痛苦等等所有的不幸，更加违背他的天性。
如果我们的行为不会给别人带来幸或不幸，如果我们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毫无瓜葛，更谈不上冲突，我们就不需要压抑自己与生俱来的、无法言传的自私心理以及对他人持有的冷漠态度。伦常教育让我们在所有重大的场合按照自己和他人之间的既定的某种游戏规则行事，甚至平时的经济活动也能积极调整我们的道义原则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但是，真正能纠正我们消极感情中偏差的东西，只有极为整饬、精致的教育和严谨、深奥的哲学。
试图向我们讲授这一最难理解的道德课程的哲学家有两类：一类哲学家试图增强我们对他人利益的关心度，另一类哲学家则反向行之，即试图减少我们对自身利益的过分牵挂。前者试图让我们把爱自己的天性施及他人，后者则试图让我们将漠视他人的天性也诉诸于己。这两者的教义都远远背离自然合适的正确标准。
前者是一些哭哭啼啼、垂头丧气的道德学家，他们没完没了地指责我们竟然在众多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同时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那么多可怜的人时刻面临着种种灾难，饱受贫困的煎熬、疾病的折磨和仇敌的欺压，挣扎在死亡线上，而你们竟然能视而不见，只是执着沉醉于自己的幸运生活中满心欢喜，这是多么邪恶的冷漠！他们认为，即使我们从未目见耳闻还有一些人类同胞无时无刻不在遭受厄运的折磨，但这确实真实可想的，我们就必须以对他们的怜悯之情来抑制自己幸福生活中所有的快乐，并且脸上要习惯性地表现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忧郁神情。但这是荒谬的：首先，对自己毫不知情的灾难表示过分的同情，简直是荒唐可笑、不合情理的。这个地球上每有一个受苦受难的人，就有二十个春风得意，或者至少还过得去的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服我们去为一个人哭泣而不是为二十个人感到高兴！其次，这种装腔作势的怜悯不仅荒诞，而且似乎根本就做不到；即使表面上能做到的人，那种那种悲痛也多是矫揉造作、多愁善感的假惺惺；虚假的悲痛不能打动人心，只会使人们的神情和谈话不合时宜地变得阴郁沉闷。最后，即使这种心愿能够实现，也毫无用处，只能让抱有美好心愿的人更感到痛苦。无论我们怎样关心那些跟自己素无瓜葛、完全为我们力所触不到的弱者，都只是自寻烦恼、空自感伤，对他们毫无帮助。我们为什么要为远不可及的世界而自寻烦恼呢?当然，所有的人，无论在我们眼前或天际，都有资格得到我们美好的祝福，我们也会祈祷祝福。但是，就算他们是不幸的，我们也没必要因此而折磨自己。对于和我们毫不相干、我们既无法帮助亦无法伤害的人，所谓的关心只能是有限的，这也是上帝的明智安排。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本来的天性有可能改变，那也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我们有时候看到别人的成功会感到些许不愉快，这可能是嫉妒心使然，若没有这种自私情感的妨碍，我们可能就会快乐地向他表示祝贺。道德学家在责怪我们对不幸者缺乏足够同情的同时，也就我们对幸运儿、权贵和富豪的崇拜心理大加批驳。
另一类道德学家则想通过降低我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程度从而来纠正人类消极感情中天生的不平等因素，古代的所有哲学派别莫不如此，尤以斯多噶学派为代表。斯多噶学派的理论助长：人不应该把自己与大众割裂开来孤独立世，而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一个公民、庞大自然界整体的一个微分子，为了整体利益他应该在必要时刻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蝇头微利，一个人在心灵天平上不能将自己的私利置高凌驾于整体中其他同等部分的利益。我们应以世界上任何其他公民都会用来看待我们的那种眼光看待自己，而不应任由自私心理膨胀蒙蔽了双眼。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当作邻人的事情，正如邻人看待我们自己的事情那样。埃皮克提图说：“当我们的邻人失去妻儿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天然的灾难，是完全符合自然规律的事情。但是，想想吧，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必会痛哭失声，不幸会将我们深深压垮。所以，我们要牢记这一点：我们对于某个偶然事故发生在他人身上时所采取的态度，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下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有两种个人不幸会使我们的感情出离正常：一种不幸先是影响与我们特别亲近的人，比如双亲、孩子、兄弟姐妹或最亲密的朋友等等，然后才间接影响到我们；另一种不幸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命运或者名誉，这些不幸通常是由疼痛、疾病、贫穷、耻辱、可以预知的死亡、等等带来的。
前一种不幸无疑会造成我们的情绪剧烈波动，但是有时候也有可能只是冷静如常。如果一个人面对父亲或儿子的死亡或痛苦竟然无动于衷，好像他们是别人的父亲或儿子，他显然不是一个好儿子和好父亲。这种不通人性的冷漠态度不值得任何赞扬，只会遭到众人愤慨和唾弃。然而，在家庭中经常有感情分配不均衡的情况，让人觉得不舒服。由于上帝聪明过头的安排，绝大部分人视自己的儿女高于父母，他们更爱下一代，因为接续香火的是儿女而不是日薄西山的双亲，再说，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和安全靠父母精心打理，而父母则很少有求于他们。因此，在这种强烈的感情面前，人们需要的是抑制而不是愈加激励。道德学家们很少批评我们对子女的娇生惯养，只是力劝我们要克制对自己的溺爱和过分的关心，这也同样暗示了我们不应该给以子女太多不合适的偏爱。但是，他们会就孝顺的问题反复告诫：要情真意切地照顾自己的父母，在他们的晚年的时候极尽孝道，以回报他们的哺育之恩。基督教也是如此，“十诫”要求我们尊敬自己的父母，对是否要热爱自己的儿女却毫无提及，因为上帝冥冥中已安排好我们怎样履行后一种责任。人们很少指责那些将疼爱孩子挂在口头上的父母，却常常怀疑那些孝敬父母的人是在装模作样。同样，寡妇夸张的悲痛也让人们怀疑那是不是虚情假意。某种感情如果过于强烈，如果我们打心底相信其真诚，就会尊重它，相信它的真实性，就算我们可能不完全赞同，也不会予以严厉的指责。在虚伪的人看来，装模作样的表现也是值得赞扬的。
虽然我们对家庭感情的不均衡感到不快，认为偏颇的感情应该受责备，但也不会过分厌烦。父母对孩子过分溺爱和护短，最终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但是人们很容易理解这种感情，不会对其大加指责和苛求。相反如果父母缺乏这种感情，反倒让人觉得面目可憎：他一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毫无温情，总是一副横眉怒目、暴跳如雷的样子，对任何事情都吹毛求疵，简直就是可恶之极的暴君、独裁者。当最亲近的人遭遇了不幸，我们不需要去强力压制激动的感情，这是正常而合适的，无动于衷才显得更假。在这种情况下，斯多噶式的冷漠不显得虚伪而矫情，是那么让人难以接受，这种想尽一切形而上学的诡辩支撑起来的冷漠理论，除了助长花花公子的冷酷心肠继续傲慢骄横、飞扬跋扈外，一无是处。
我们不会因为对他人的不幸予以适当的同情而忽视自己的责任，忧郁而深情的怀念朋友没什么不好，表面上的痛苦和悲伤似乎有损身心健康，但这是高尚品德和自我肯定的表现，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命运、荣誉带来不幸。 有时候过分的感情表达显得不合适。但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斯多噶式的冷漠无情才会浮出。
前面提到过，因他人的肉体受伤而产生不快的情绪非常普遍。身体受伤所产生的疼痛，是最能够引起旁观者的感同身受，以为大家都是一样的肉身皮囊，同样看到垂死挣扎的邻居心中也会涌起深深的悲哀。只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旁观者的感受都无法与当事人相比，就算旁观者无动于衷后者也绝不会感到不快。
人们不会去怜悯缺钱花的穷人。如果穷人为了这个而怨天尤人，更让人瞧不起，连同情都没了。我们看不起乞丐，虽然在其死缠烂打下可能会施舍给他们一点财物，但打心眼里我们看不起、不同情他们。由富翁而沦为乞丐的人饱尝人世艰辛，因生活巨大的落差而倍感世态炎凉。他们往往会得到旁观者真正的同情。在当今社会，遭受此种不幸的人通常是由于自身的原因，但人们还是愿意可怜他，决不会对他一贫如洗不闻不问。朋友们会慷慨解囊，富贵时过从甚密的债权人（他们当然会理直气壮地抱怨他的挥霍无度）会宽容他，体面地资助他一些微不足道的财富。遭受这种不幸的人人格都存在某些弱点，但人们不去计较。同时，其中一些生就自强不息的人，在落寞的环境中仍然乐观自足，不因为今昔冰火两重天而自暴自弃，由于这些人的积极品行不因财富的多寡而改变，因而总是会得到人们的深切赞同和高度敬仰。
一个无辜者看来，名誉上遭受莫名的玷污在是最大的的不幸，所以他们在面对可能造成巨大不幸的事情时显得过于激动，并不能一概归为粗鲁无礼。一个年轻人愤愤不平于为别人诬陷、诋毁他的品质或名，即使这种愤怒有些过头，人们也会非常理解。人们更会同情冰清玉洁的小姐为有关她品行的流言蜚语而苦恼。多年的人世沧桑使老人看穿了世路险恶的悲凉本质，已经学会将他人的毁誉置之度外，对喧嚣谩骂充耳不闻，甚至不屑于对那些无聊之人大动肝火。这种由于总结人生经验教训而生出的冷漠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年轻人不会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有了反令人生厌。不适龄的冷漠与年轻人的朝气格格不入，人们有理由觉得他们可能在今后的岁月里对真正的名誉漠不关心。
人们执着于关乎自己个人切身感受的事情，精心打理小世界。而别人遭到了倒霉的事情，我们很可能只是抱着幸灾乐祸的轻快心情，但如果这些痛苦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回忆，心情恐怕就会羞愧难当了。
让我们对生活中的感情脆弱和自我克制进行一下比较，考察它们那微小而渐次的变化，我们会发现：要做到对脆弱感情加以控制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它的来源不是那些佶屈聱牙、闪烁其词的演绎推理，而是上帝对的规定。上帝要求我们有必要尊重所有旁观者的感受，不管这个旁观者是现实的还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会使我们拥有其他各种必要的素质。
童稚之龄的孩子缺乏自我克制。不管是感到害怕、痛苦还是生气，他都可以用大哭大叫的方式来唤起保姆或父母的关心。当监护人无微不至的细心呵护中，孩子除了过分任性以外，没有必要去克制什么感情，。当孩子哭着闹着撒娇发脾气时，监护人为了不破坏自己的安闲舒畅，往往会高声训斥和恐吓孩子，使他保持安静。他的训斥告诫了孩子：要想自己安全，就有必要抑制自己的情绪。等到上学后和其他孩子在一起游戏时，他会发现人家对他没有任何的偏爱和容忍。为了避免受到孤立和敌对，加固安全感，融入群体以得到其他孩子的接纳，他会学着压抑自己的愤怒，克制住其他的过**绪，使身边的小伙伴们都觉得他容易接近。就这样他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逐步进入了克制的大学校。当然，再长的训练和实践也不可能达到完全控制自己感情的程度。
当我们去看望一个生活在痛苦、疾病和不幸中的可怜虫时，他马上会从自怨自艾中振作起来，稍微平静地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自以为不幸的处境。在短暂的时间里，他的心情难得地趋于平静。只是这种不自然的状态持续不了太长时间，他就会重新咀嚼起自己的小悲欢，沉湎于痛苦中，泪流涟涟。就像那些童稚期没有自制力的孩子，他无法压抑自己的悲伤，只想通过不断的哭泣和悲叹唤起旁观者对自己处境的认同和怜悯。
意志相对坚强的人会长时间地保持镇定情绪，并尽可能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感觉。如果在巨大不幸的压力面前还能够保持镇静，朋友们自然会对他敬佩有加。别人的肯定会使他受到鼓舞，在乐观情绪的促使下更加坚强地挺下去。他不会主动提起自己的遭遇，有修养的朋友也不会在挑起这方面的话头。相反，他会用各种玩笑话题使朋友们开心，即使不得不讲起自己的不幸的话，他也尽量用一种坚强和超脱的语气。但是如果他没有过硬的自我克制本领，这种努力就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在较长的谈话时间之后，感情决堤、本能冲破了克制，他动情地悲哀嗟叹于对自己不幸。如今的风气比较看淡人们身上的软弱情感。如果某人家里惨遭不幸，一般习俗只会允许最亲密的亲戚朋友到家中探访，而比较疏远的人则被婉拒前去吊唁。因为人在关系亲密的亲朋前会比较放得开，而且他们也更能给不幸者以最贴切的关怀和同情。其实心怀恶念的人最爱混在亲朋行列里进行所谓善意的拜访，宣泄恶毒的幸灾乐祸情绪。这时，即使最脆弱的人也会努力保持克制镇定，用轻松愉快的心态回击不善的来者。
一个素来具有果敢坚定品质、聪明诚实的人，如果还具有严格的自我克制能力，那么无论是面临纷乱复杂的局面，还是激烈的党派斗争，甚至直面惨烈的战争，他都会成功地控制住自己的冲动和**，同样，无论是单刀赴会还是舌战群儒，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不管面对的敌人还是朋友，他都保持冷静和理性。在任何时间即使是极短的瞬间内，他不会忘记心中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公正旁观者，正在对他的行为和感情进行监督；他更不会在任何时刻忘掉高挂心中的道德律。时时用旁观者的角度去评价自己和与自己有关的事物已经成了他的一个习惯，这习惯不仅约束着他外在的言谈举止，也规范着他的内心情感世界。他完全认同心中的公正旁观者的感受，几乎和他融为一体。他只需要严格恪守来自那个伟大的旁观者的指令。
综上所述，人们对自己行动的满意程度跟自我克制程度呈正向影响关系。没有自我克制，就没有自我满足感。划破了手指头的人很快就会表现得像没事一样，这种小疼痛本身也不值一提。但如果一个人是在战机轰炸中失去了双腿，但还是采取强烈的克制不让悲伤流露，使自己的表情语言像平时一样冷静镇，就会对自己产生深深的满意感。多数人在突然遭遇不幸时都会惊惶失措，除了痛苦和害怕外，什么东西也不去考虑。对于此时的他们来说，不管是身边的真正旁观者，还是心中的那个旁观者，都被丢到爪哇国去了。
上帝是公平的，对于我们在不幸事件中的损失，他会按照相应的自我克制行为进行补偿，而这种补偿通常来说会和我们的悲痛辛酸完全对应。为了克制我们的情绪，我们要付出很多努力，从而也就会得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这种幸福不会因为拿去和别人分享而减少，只会加倍，我们也会因为自我满足感强烈而不去触碰那些痛苦和辛酸。斯多噶学派认为，真正的聪明人在遭遇不幸后，也不会有太大反应，他的心情和别的场合没有什么不同的，固有的幸福不会因不行突降而有任何损失。这么说非常偏激，但我们也承认，即使那种痛苦感不会完全没有，也会因为聪明人对自己的完美评价而抵消大半。
当不幸从天而降时，明智坚强的人会做出巨大和痛苦的努力以保持自己的镇定。因不幸产生的痛苦感，和审时度势的种种考虑，会使他觉得百感交集，心力交瘁，因为他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去体会公正的旁观者此时会具有的感受和观点。荣誉、尊严和本能的情感，此时会产生严重的矛盾斗争。这时，他不可能完全做到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待问题，也无法完全听从良内心声音的指令，矛盾交织的心理使他的外在行为显得非常怪异。当为了荣誉和尊严而行动时，上帝会赋予他自信心和满足感，所有公正的旁观者也会啧啧称赞，如果这种补偿可以使他完全忘怀不幸的话，他就不会通过逃避不幸来保全自己。如果这种补偿仍然难以弥补他遭受的不幸，他就会自暴自弃、自绝于社会责任。因此，只有具备忍受痛苦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才会在不幸降临时保持心情镇定和思维清晰。
人的本性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当不幸逐渐减退后，我们也会淡忘它曾经带来的种种痛苦。所以，一个人只要承受住了不幸刚刚袭来时的痛苦，他会自然而然地慢慢适应。装了木头假腿的人无疑一开始会觉得难过，想到晚年的种种凄苦惨状时更加痛不欲生。不过，他很快就会适应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诚然假腿是缺憾，但这种缺憾并不妨碍自己与世人交往或者安居乐业。在那个公正的旁观者的指引下，他不再像最初那样悲伤哭泣。从此，他生活在一种安静祥和之中，不再会受到其他杂念的困扰。
人们迟早都会安于现状。斯多噶学派在阐述这方面是非常精辟入微的。在漫长的生活里，幸福的本质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幻想中一些微小的差别只是因为我们喜欢或者想要逃避某种环境，但那不是多么强烈甚或过分的感受。只有平静和安逸才会带来幸福，有平静的地方才会有能使人安逸的事物。在某种漫长的、几近绝望的境遇里，我们的心情早晚都会归于宁静：快乐的心情会逐渐低落，痛苦的心情会逐渐高昂。沉稳的人恢复平静比较快，也能找到更多的乐趣。
人们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和忙乱，主要来源于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攀比心态。贪欲使我们产生仇富心理，过于夸大贫富两极差距；野心使我们嫉妒他人的成就，喋喋不休抨击公众人物的奢侈豪华生活；虚荣则使我们盲目羡慕名流，把普通人看得一文不值，或自叹沉沦下寮。受到攀比情绪左右的人，不仅自己活得很累，也随时会为了追求他那头脑过热的目标而使社会处于混乱不安之中。其实他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乐天随性的人在任何一种生活状态中都可以保持平静、满足和快乐的心境。生活并不总是美妙无比，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抱着破坏性极强的冲动去追求幻想中的乐园。莽撞的冲动会使我们逾越审慎或正义的规范约束，并在以后为自己做下的蠢行内疚不已。不遵守审慎和正义的原则，人们可能会进行各种危险的赌博，直至把所有家当都输得精光。伊庇鲁斯国王对心腹讲述了自己一系列的征服计划，末了，心腹问：“那陛下最后准备做什么?” 伊庇鲁斯说：“那时，我就可以和朋友一起共享人生快乐，过轻裘肥马的生活。”亲信又问：“难道这不是陛下现在就拥有的生活吗？”我们梦想的理想生活中的幸福和快乐，其实在平时就可以唾手可得，即使除了自由外一无所有，亦是可以找到最高境界中的一切快乐——除了某些小小的虚荣心和优越感外。虚荣心、优越感和一切能够让人宁静快乐的原则都背道而驰。摆脱穷困处境的急切感，跟我们在锦衣玉食的生活中享受到的快乐，完全不成正比。想想古人书中那些智慧的小故事吧，再观察下周遭事物或开启自己的记忆搜索，你会得出这个结论：真正不幸的人从来就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已经生活在真正的幸福中，他不是随遇而安的家伙。还有的人本来十分健康，但非要追求长生不老，服用各种药物延年益寿，结果他的碑文上留下这样的警语：“我曾经有个健康的身体，但过分的追求让我早早躺在了这里。”这句话形容贪欲产生的痛悔心情，可谓入木三分。
一种比较奇怪但我们仍然相信是正确的想法：生活还没有坏到一败涂地的人，还不如那些已经全然不可挽回处境中的人们乐观，他们一心想回到以往的宁静生活中去。面对飞来横祸和从天而降的不幸打击，睿智的人和软弱的人会的反应截然不同。时间最终会冲淡软弱者的悲伤，使他重新拾回自己本应该具有的雄性气质和尊严，从而达到平静的心态，对假腿的逐步适应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当子女、朋友或者亲人突然死亡时，睿智的人也可能陷入短暂的悲伤之中，而灵心善感的女子恐怕会悲伤得发疯。随着时间的流逝，女子的心境慢慢平复。即便面对所有无法补救和挽回的灾难，睿智的人也能很快能恢复到平静状态，他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意志。
有些本来可以挽回的损失，或者虽然看似可以挽回，但其成本大大超出了当事人可以承受的范围时，他会焦虑地进行种种徒劳无益的尝试，如果尝试一再失败，各种打击叠加一起悔使他难以恢复心灵的平静。相比之下，面对巨大且不可避免甚至无可挽回的灾难，当事人往往会在两个星期内恢复平静，焦虑感也会消失大半。君王的宠臣被流放，权臣从高位上沦为阶下囚，富翁陡变穷光蛋，自由人失脚跌进牢笼，强壮如牛者变成病恹恹的药罐子，以上种种情况中，那个抗争最少、最从容认命、达观豁达的人，也最容易恢复平静安详的心态，最深刻体味到冷淡的旁观者的感受，并借用它来分析、总结过往曾有过的斗争和不幸。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阴谋会使政治家陷入不安，破产者一想到要去开发金矿就失眠，整天想越狱的囚徒无视监狱里的无所用心的安宁，吃了药却从不见好的病人最讨厌开药方的医生。
我们对他人感同身受，与男人气质中的自我克制关系密切，它正是这种自我克制的基础。邻居们发生不幸时，同情心使我们感同身受；当自己遇到不幸时，自我克制则促使我们控制哀伤情感。这种本性使我们在别人取得成功时也会恭喜他的幸运；在自己取得成功时，会约束自己的狂热之情。我们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正是来自于对他人感受的猜测和揣摩。
具有完美德行的人最让人敬仰。他能强有力控制本能的自私自利的感情，亦能敏锐地感受到别人的同情心的。他是综合具备随和、慈善、雅致、伟大、庄严、大方等美德的完人，最容易赢得人们的热爱和钦佩。
天性容易同情别人的人也容易实现自我克制。他们拥有比较强的人格力量，自我克制能力也达到了最高标准，他们将对别人的快乐或者伤悲表示的同情心很轻易地转化为对自身的快乐或者伤悲的克制能力。但具备这种潜质的人却未必真的具有这种能力。这可能是因为他在安定平和的生活中成长，没有参与过严重的党派斗争或者经历残酷的战争，也没有碰上专横的领导、喜欢说三道四、搬弄是非的同事，或者暗地里使坏的属下。当他在风烛残年突然遇到这些变故时，肯定会感到惊心动魄而疏于应对。完美的自我克制能力除了有赖天生外，最重要是得锻炼和实践。任何一种良好的品质都缺他不可。促使我们实践这种品德的老师是苦难、危险、痛苦和忧患，现实中是几乎没有人希望碰到这些个老师。
能够形成人类的高尚情操的环境，不一定会催生严格的自我克制。人处于舒适中时最容易体谅别人的痛苦，在面临考验时也会克制自己的感情全力以赴，优美舒适的自然环境和悠闲宁静的生活节奏，最有助人类温柔敦厚的美德发扬光大，并最终趋于完美。但这种环境却不利于形成自我克制的习惯。相反，严酷血腥的战争，波澜壮阔的**，最容易培养坚韧不拔的克制性格。只是这种严酷的环境常常扼杀和压抑人性，俘虏难以指望得到敌军的宽大处理，所以双方也就不会对被俘的人留活口。这种事情干得多了，人性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他往往不敢去正视自己所造成的各种伤害，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严酷的环境是可以锻炼人的最完美的克制能力，但也会诱发图财害命等罪行，并冲淡甚至完全消解人类对别人生命和财产的尊重——这种尊重恰恰是人性和正义的基本原则。那些富有人情味的人往往缺乏自我克制能力，在努力追求成功的过程，一遇到艰难困苦就会像泄气的皮球。反之，那些能够自如地进行自我克制的人，在任何困难和危险面前都不会丧失勇气，也能随时投身最凶险的事业。同时，他们对人性几乎看得非常淡漠。
当一个人独处时，对与自己相关的东西会非常敏感。这时，我们可能会把自己的善行无限拔高，也容易无限夸大自己受到的伤害。好运使我们兴奋异常，厄运则让我们万分沮丧。与朋友聊天可以使我们的心情有些好转，和陌生人交流则会让我们更加超脱，因为这样会唤醒心中那个抽象的旁观者，它会告诉我们：只有在最疏远我们的人那里，才可以最有效地锻炼自我克制能力。
当身处不幸的时候，千万不要向隅而泣，躲在角落里伤心，也不要沉溺于密友的宽慰中无限放松，而是应该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和陌生人、不了解你或者不关心你的人一起相处，甚至故意接近你的敌人。向敌人展示你藐视和克服灾难的勇气，会打击他们幸灾乐祸沾沾自喜的心态，而这样一来你的心情也会更加畅快。
当获得成功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得于亲朋好友的赞许和那些巴结奉承者的溢美之辞，也也不要去理会那些渴望从你的发达里得到什么好处的人。你应该走进和自己打交道不多的人群里去，和那些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人们相处。如果他的地位比你高，那么既不要追捧也无须回避，有的人发现你地位上升了会感到别扭，由此表现出来的轻慢也让你感到不愉快，但有的人不会那么轻慢自大，他就可以算作是你难得的知己了。谦逊坦诚会赢得人们的好感，你将会珍惜自己你的谦逊，以及面临不期而至的幸运时的镇定自若。
人类的道德感独立于其他情绪，它不会因为身边人的冷眼或者公正旁观者的缺席而出现不均衡的状况。
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对别的国家采取某种举动的真实动向，只有最公正的旁观者即没有卷入的中立国看得比较清楚。但是，由于地理上相隔遥远，它们无法完全掌握事态的发展，做不到完全了解。当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各自的公民都不太会去关注或考虑外国人对此的态度，那时人们所有的关注焦点就是获得本国同胞的支持，全民总动员的必然结果就是通过挑起好战者的激动情绪而煽动支持者的狂热追捧，最后激怒敌人，双方诉诸战争来解决问题。在全民脑充血的情况下，偏执的旁观者不断在身边聒噪起哄，公正的人则远在天涯或没人会去关注他的声音。所以，在战争和谈判中很难遵循正义的原则，也没有人会真正重视真理和平等。条约不需要得到人们的尊重，而且如果撕毁条约能够带来某些好处的话，人们也不会批评执政者，能够玩弄外国权臣于鼓掌之中的特使最受人们的赞美。如果对追逐和施舍的好处不能做权衡评价，相对倾向于喜欢施舍的人，在个人生活中也许会受人尊敬，在国际事务中却只会充当冤大头，并会受到同胞们的白眼和批判。没有人会在战争中真正遵守所谓的国际法，违反国际法者也都只关心本国同胞的看法，因为自己代表着他们的利益所以不会受到批评。当然，那些所谓的国际法，大多数条理在制定时往往缺乏简单明白的正义原则做指导，好人坏人互相利用，但好人不会被当作坏人被惩办，这是正义原则最简单的体现。在最为邪恶的战争中，真正有罪的是那些战争的发起者，老百姓没有什么过错。但是敌国一旦将战火烧来，就会不分陆地海洋地抢劫老百姓的土地、财产，一把火烧掉他们的田园，捣毁他们的家园。要是当地老百姓敢反抗的话，就会遭到屠杀囚禁的厄运。这些暴行却都与所谓的国际法并行不悖。
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民众中，互相敌对的派别间的积怨，往往比国与国之间的仇恨更深刻，他们与对方斗争的行为也更加残酷。所谓的派别间的规范，比国际法中体现的正义原则还要少。最狂热的爱国分子也不会完全无视敌国人们的存在，但教会和民间人士对于是否可以信任叛乱者和异教徒的问题，却从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叛乱分子和异教徒其实都是些不幸的弱势群体。当一个国家由于党派斗争进入风雨飘摇的紧急状态时，还是会有极少数人不会受舆论蛊惑而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数量太少了，且彼此孤立互不通信，也不会得到任何党派的重用，尽管才智过人，却会成为社会的孤零者、边缘人，经受着互相斗争的两派一致的嘲弄和排斥。党棍十分仇视慷慨正直的品质，因而身怀美德的人都羞于做党棍。在斗争的激烈冲突中，公正旁观者难以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党棍甚至大言不惭地把自己恶毒的偏见都归根于上帝，吹嘘神圣的上帝给了自己残酷报复的权利和勇气。党派性和狂热的好战情绪乃是道德中最为败朽的部分。
关于自我控制另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就是，只有当面临最严酷的不幸时，只有继续坚韧不拔努力前行的人，才会赢得别人由衷的钦佩，因为他是用强大的自制力和坚忍的意志的力量来克制受到的痛苦。麻木不仁者不会试图通过坚忍和镇定的努力去赢得称赞；对死亡也漠然处之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也不会努力在危难中保持沉着镇静。塞内加如下说有些过分：斯多噶学派的哲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甚至比上帝都强。上帝的安宁来自必然的天理，而哲人的安宁则来自个人的辛苦努力修为。
还是有那么一种人，对与自己有关的事物的反应过于强烈，以至情绪失控，根本无法进行自我克制。面对危难时，他又会吓得呆若木鸡，陷入无知觉状态，心中没有荣誉感的家伙，谆谆善诱的教育和持之以恒的锻炼也未必能治疗他神经质的怯懦。所以，坚决不能对这怯懦的家伙委以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