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司马迁为一部史记，沤心沥血，他对礼义也是很有研究的。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道：
“人如果只重视自身生命的苟全，而不知道名誉节操的重要，一定不能保全其生命；人如果只重视苟得之利，而不知道礼义的价值，一定会蒙受灾害；人如果一味地懈怠懒惰，不能以礼自持，反以为是安逸舒适的享受，一定会遭遇到艰难危险；人如果过份地恣情任性，不顾礼义规范，自以为这是放任自然的行为，就会落到毁情灭性的地步。
如果以圣人的礼义涵盖一切，就能理性与情性两者兼得；如果以情性涵盖一切，就必然是两者皆失。所以重视礼义的儒家思想，乃是使人两者兼得；而重视情性的墨家思想，则将使人两者皆失。此为儒、墨两家思想最大的区别。
礼是人际关系、亲疏远近区分辨别的最高标准，是促使国家富强坚固的根本办法，是孔子威行天下、四海归心的唯一途径，也是功业声誉总集大成的重要因素。天子诸侯如能遵礼行治，就可以统一天下，使万民臣服；如不能遵礼行治，必然会导致社稷毁灭，即使拥有坚固的甲胄装备、锋利的武器，也不足以确保必胜；即使具备高耸的城墙、深浚的护城河，也不足以确保一定能固守不破；严苛的法令、繁复的刑罚，也不足以确保这样就一定可以威摄百姓。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遵用礼义之道者，才可以行于天下而无敌，不能遵用礼义之道者，就会招致失败。
正如楚国人用鲛鱼及犀牛皮制镜甲，坚固如同金石，牢不可破；用南阳宛城出产的精钢打制铁矛，刺人时就像蜂蝎鳖人一样的轻便锐利而又快速，士兵的矫捷俐落犹如疾风突然而至。然而楚怀王二十八年，兵败于垂沙，大将唐昧战败阵亡；不久，楚将庄蹯起兵作乱，结果楚国竟一分为四。这难道是楚国没有坚固的装备和锋利的兵器?不是，乃是由于在上位者用以治理人民的方法，不合于礼义之道，失去了民心，所以才会如此。楚国以汝水、颖水作为天然险阻，以岷江、汉水作为外围沟池，有古代邓地的山林地区阻挡来犯之敌，还有方城山沿着边界蜿蜒高耸。然而秦国的军队来到鄢城郢都时，一战即克，就像摧枯拉朽似的容易。这难道是没有坚固的要塞和险要的防阻吗?不是，乃是由于在上位者用以治理人民的方法不合礼义之道，失去了民心，所以才会如此。
又如商纣王曾残暴地挖取比干的心，无理地囚禁箕子，又制造极为残酷的炮烙之刑，经常杀戮毫无罪过之人，把杀人当游戏，他的臣民一个个心惊胆寒，不知灾祸何时会降临。于是，当周的军队一到，纣王的命令便不再能有效通行于臣下，更无法指挥人民为他抗敌作战，这难道是纣的命令不严、刑法不重?不是，乃是由于用以治理人民的方法不合于礼义之道，失去了民心，臣民甘愿做亡国奴，也不愿死在纣的暴政酷刑之下，所以才会如此。
古代的兵器，不过是简单的戈、矛、弓、箭而已，然而有时还不需要使用任何兵器，敌国就已经归顺臣服；有时也根本不必勤修城郭，不必深挖壕沟，不必在边境上建立坚固的险阻，不必张设许多应敌的机变措施，然而这个国家却相当安全不怕外敌侵扰，而能屹立固守。其实也并无其他原因，只不过是在上位者懂得应用礼义之道治理臣民，使理性与情性等量齐观、并行不悖，在适当的时候运用民力，而又能以真诚的心去照顾人民，于是臣下受命而行，政令得到响应。如果仍有人不从教令、不服礼义，再以刑罚待之，人民自然就会了解自己的不是之处。所以适当地处分一人，天下人就均能因此顺服者，只是犯罪者不会怨恨在上者的不公，而了解错在自己的缘故。因此，刑罚尽管极少，可是，政府的威信仍旧如水之流行，不论远近无所不及，这并无其他原因，只不过是由于能够遵行礼义之道以治民而已。古代帝尧以礼义治理天下，所以只不过是斩杀一个鲧、放逐共工和骥兜两个人，而天下就得以平治。
所以，天下如果都能顺礼而治，则二正是太平盛治，如果不能顺礼而治，则必然是纷乱的局面。顺礼而行必可安定，不顺礼而行必致危险。
礼的涵盖是深厚而难以测量的，那些专作‘坚白同异（战国名家公孙龙所倡的诡辩之学，是一种知觉的分析）之说的诡辩论者，进入礼义之中探讨其内蕴，必会感到相形见绌。
礼的涵盖是恢宏广大的，那些喜欢自以为是地改动典章制度而又专作偏狭浅薄理论的人，进入礼义之中体认其内蕴，必定会感到仰之弥高，自恨不如甚远矣。
礼的涵盖可谓既高又远，那些粗暴傲慢放任不拘，向来就以诋毁破坏传统礼俗而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进入礼义之中巡礼一番，定会感到自我愚陋和微不足道。
土木工人用的墨绳是正直的最高标准，权衡轻重的秤是平衡的最高标准，卧规和曲尺是方圆的最高标准，而礼则是做人处事的最高标准。那些不能遵循礼制，或是不能适应礼治的人，就应该称之为无道之民；能遵循礼制，或能适应礼治的人，才可称之为有道之士。
对于切合礼义的中正之道，能以思想去探求其所以然者，可以称之为用心思考；能用心思考，得其所以然之后，不再轻易变动其中心思想者，可以称之为笃信固守。对于礼义，如果真能处处用心思考：时时笃信固守，再加上由衷的爱好，那就是圣人的胸怀了。
天是高的极致，地是低的极致，日月是光明的极致，无穷是广大的极致，而圣人则是遵礼行道的极致。”
以上就是司马迁论澧为人和与治国之本。
但具体来讲，何谓礼呢?狭义来讲，礼者即礼节，或礼貌。但就广义来讲，孝顺忠信、仁义廉耻、善美智诚、和正谦德，皆属礼的范畴，皆简称为礼或礼义。司马迁所讨论的礼，就是广义的礼。
何又谓仁呢?“恻隐—同情怜悯）之心，仁之端（始”也。”（《孟子·公孙壬上》）；“仁者爱人。”（《论语》）；“恻隐足以为仁，而仁不止于恻隐。”（《子恩论》）；“一言而益于仁者，莫如‘恕’（宽恕）。”三孔子家语·颜回》）；“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有三曰（宇）可以终身为之者为‘恕’。”（《论语》）。
何谓义?“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壬上》）；“羞恶足以为义，而义不止于羞恶。”（子思论》）；“临义而思利，则义不行；见利思义，见危授（付出）命；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
何谓智?“一言而有益于智者，莫如‘预’（预知）。”（孔子家语·颜回》）。
从司马迁对关于礼是人和治国之本的全面论述可以看出，礼对国家强盛、社会安定、人民富有和人际关系协调的作用，是任何法律和武力所不可比拟和取代的。所以圣明、有远见的统治者和政治家，无不时时刻刻注意礼的培养、宣传和教育。
礼义培养难、破坏易，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孔子的礼义思想虽在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树立，在中国人心目中扎着很深的根，但一旦予以歪曲、批判、扫**，则迅即崩溃瓦解，因为礼义对每个人都具有一种约束的性质。礼义一旦崩溃瓦解，社会也随之混乱，国富民强也随之受到影响。礼义一旦崩溃瓦解，欲在全民中再次培养树立起来，则需付出艰巨的代价，绝不足一朝一夕之功可成。
统治者要达到以礼治国、全民遵循澧义的目的，首先必需为官者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遵行礼义，昕谓正人先正己，树人先树己，同时并积极努力为社会和全民提供一个和谐、有秩序、人民安居乐业和生活温饱的社会政治环境，并配合持之以恒的宣传教育。在这裏，人民安居乐业和生活温饱是最重要的，它是人民遵循礼义的物质基础。
一次，孟子曾经去见魏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对我的国家有很大利益吧!”
孟子说：“国君为什么一开口就讲利呢?应该要讲仁义。如果国君说怎样才能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才能利于我的家族?乎民说怎样才能利于我自身?上上下下皆为了逐利而争斗，国家必将发生危难。从来没有满怀仁爱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也从来没有讲求道义的人会怠慢他的国君。”
后来，孟子问子思：“管理、教育民众应先从何处着手?”
子思回答说：“先给予民众利益。”
孟子又说：“君子用以教育民众的，只引导他们行仁义就足够了，您为什么要涉及利益?”
子思回答：“教育民众行仁义，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带给他们利益，国君、百官如果不以仁爱之心爱民，民众就无法和乐生活；在上者不讲道义，在下的普通民众就会以欺诈为乐事，这样一来才真要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易经》上说：‘所谓利，与道义是一致的。’又说：‘利益用来安身立命，用来崇尚道德。’这些都算得上最大的利益。”
所以后来孟子又说：“夫民，衣食不足则无暇治（讲究）礼义，而饱暖时不予教育，则又近于禽兽。”
管仲说：“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宣传克己复礼、礼义治国，其用心可嘉，但其时不适。当时正是诸侯列国争覇称雄、兼并上地、争夺王位、民不聊生、造反有理的大混战时代、大调整时代，怎能谈礼义?所以孔子以失败告终。及至汉代以后孔子的礼教思想，才开始受到统治者和有识之士的重视，并逐渐深入人心。
在中国历史上，礼义的破坏首先是来自统治者，恣纵专横、横征暴敛、贪污腐化，致使民不聊生，而导致社会动乱、国家灭亡。如果能充分发挥礼义对人们思想的熏陶作用，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有什么政策的不到贯彻呢?要成大事，不只是靠武力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