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后大家一定听过范仲淹刻苦学习的故事，他的确是一个良材。
自从范仲淹被眨黜后，七大夫等认为失去范仲淹这样的人才实为国家不幸，因而都为范仲淹鸣不平。参知政事李若谷向宋仁宗进言说：“近些年来风俗很坏，专门用朋党的帽子来诬谄贤良。君子和小人各以类聚，如今不论君子、小人一概视作明党，加以打压，恐怕正直的大臣再也无法立足于朝堂了。”
仁宗也同意李若谷所言。
于是仁宗知错而改，收回前诏，重新重用范仲淹。
仁宗重新提拔任用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和富弼等人后，虚心征求他们的意见，每次召见，都责成他们拿出一个能使国家太平的治国方案来。
* 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
一天，范仲淹对人说：“现在皇上的确非常信任我，不过事情总得有个先后，况且要革除在长期安定环境中所积累的弊端，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
于是仁宗再次于天章合召见范仲淹等人，赐给他们座位和纸、笔，要求当场写出奏章。范仲淹上奏十条建议如下：限制凭关系圆侥幸升官途径；严明官员考核任免制度；改革科举制度，以求精选人才；严格选择各级长宫；按等级重新分配职田；重视农业生产；整顿军备；减轻榣役；严格执行朝廷赦免令，以普施恩惠和维护信用；法令必须统一，各地不得自行其政。
宋仁宗当即全部采纳范仲淹建议，且其中应该定为法令的，都以诏书形式统一颁布。
后来范仲淹和富弼等人又建议皇上说：
“现在中央和地方官吏虽然很多，但是与陛下共同治理国家的，首推地方长官。但是近来朝廷在用人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的建树，这样下去农民起义是不可避免的。
臣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便是选择好的地方长官。要想选择好的地方官，请下诏中书、枢密二府合力精选各地转运使，转运使选好后，就委派他逐个选择知州，知州选好后，再委派知州逐个选择知县。
至于不称职者应即予罢免，称职者则让其继续留任，不要频繁变更。政绩优越者，应加以提拔任用。这样就能够使吏员廉洁，政治清明。朝廷只要抓住这件大事，就可以振兴了。”
仁宗采纳了这一意见，任命了一批转运按察使。新任命的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入朝辞行，仁宗说：“你现在就去谏院，若有还没有讲的事，可以充分讲出来。”
范仲淹等人打算重振好学之风，根据实际表现选拔人才，几次建议兴办学校。于是仁宗下诏让近侍大臣商议。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联名上奏说：“教育不依靠学校，选士不依靠乡里父老推荐，就不能名实相符。有关部门用声律、章句限制考生，学子只知死记硬背，这样就不能充份发挥人的才能。臣根据众人意见，选择一个适合现在的辞法，就是让七人都在原籍上学，然后由州县官吏考察他们的一贯表现，这样学子自然就会注重修养和学业。”
仁宗马上下诏命令州县兴办学校，本道行政长官从所属官员中选拔任教教师。从官员中选拔不够，便从乡里选拔学识渊博而又有道德修养、几年之内无过失者，上报朝廷，正式授予宫职。
于是仁宗向左右辅臣说：“自古以来，小人大多结成朋党，那么正人君子是否也有结党的?”
范仲淹回答：“臣下在防边时，看见勇敢善战者自动聚合在一起，胆小怯战者也自动聚合在一起，在朝廷中邪恶之人和忠良之士也会若此各自聚合成群或组合成‘党’，这就全靠皇上留心观察。”
后来欧阳修写《朋党论》一文上呈仁宗，大意是说：“臣下以为邪恶小人无真正的同党，只有正人君子才有同党。冈为前者所爱好的是名利爵禄，所贪恋的是金钱财物。当他们有共同利益时，就互相举荐，结为同党，待有利可图，就争先恐后地抢夺，当无利可图时，则互相疏远，甚至还翻睑互相伤害。后者则不是如此，他们所坚守的是信义道德，所奉行的是忠实诚信，所珍惜的是名誉气节，用这些品质来修养身心，则是志同道合，互相帮助；用这些品质来为国家服务，则是齐心协力，始终如一。这才是正人君子所结成的‘朋党’。作为君主者只要斥退奸恶之徒和以利相结的‘假朋党’，重用正人君子的‘真朋党’，天下就可以得到大治。”
于是制造朋党流言蜚语的那些人专门挑剔欧阳修的言行，通过内侍蓝元震向皇上上书说：“过去蔡襄称范仲淹、欧阳修、尹沫、余靖为四贤人，四人得势后，立即引荐蔡襄为知谏院的同事，他们将国家的爵位俸禄作为私人的恩典，用来相互勾结成朋党，彼此先后举荐提拔，不出二、三年，他们的党羽便会掌握各重要部门，迷惑朝廷，祸害国家，但他们权高位重，谁又敢说他们一句不是。”
幸好仁宗英明，没有相信蓝元震的话。
范仲淹和欧阳修都是幸运的，他们遇到了宋仁宗这样的明君。在工作中，如果你一时怀才不遇，不要灰心，继续努力奋斗，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器重你的上司，并得以大展宏图，“ 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黑格尔）如果你总是愤愤不平，让怨恨情绪成为自己成功路上的一块绊脚石，那不是得不偿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