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史要尊重历史事实，历时是对过去的公证叙述，而不是为帝王的歌功颂德。魏帝不懂得其中的道理，而错杀了贤臣。
崔浩谋略出众，深得魏太武帝宠幸。魏太武帝命崔浩统管秘书监事务，与高允等人撰写《国记》
《国记》写好，刊刻于碑上，并将石碑竖立于平城郊外神坛东侧。
崔浩等所撰写的北魏皇朝祖先事迹，绝不抑错扬功。石碑立于大道两旁，行人读后议论纷纷。鲜卑人无不愤怨，认为崔浩故意宣扬鲜卑祖先的丑恶行径。
魏帝大为恼怒，今有关部门加以惩处。
高允曾为太子师傅，太子与高允一同进宫朝见魏帝。
太子见到魏帝，说：
二局允小心谨慎，官位低贱，着书主要是崔浩所为，请赦高允不死。”
魏太武帝于是问高允：
“《国记》都是崔浩所写的吗？”
高允回答：
三太祖记》是前着作郎邓渊所写，《先帝记》和《今记》是我与崔浩共同执笔。然而崔浩只是总揽裁定大纲而已，至于实际写作，我比崔浩要多。”
魏帝大怒说：
二局允的罪行比崔浩还大，怎能让他活命?”
太子恐惧地解释道：
“高允是个小臣，慌乱失去了条理。我之前曾问过他，都说是崔浩所写。”
魏帝又问高允：
“东宫太子的话可是真的?”
高允回答：
“太子殿下是因为怜悯我的处境，有意救我而已。”
魏帝望着太子说：
“好一个正直之人!临死不改变自己所说过的话，此乃信义；作为臣下而不欺骗君上，此乃忠贞。应该特赦他的罪过，以示表彰。”
于是高允得以免罪。
魏帝又召崔浩问话，崔浩惶恐迷惑不能对答。
魏帝遂令高允起草诏书，诛杀崔浩及其下属官员。
高允迟疑，久久不能下笔。
魏帝派人频频催促，高允请求再次晋见，然后才愿起草诏书。
皇帝应允。
高允朝见魏帝说：
“崔浩之案，我不敢多问，如果只是因写史而冒犯皇家，则尚不至于判处死刑。”
魏帝大怒，命逮捕高允。
太子赶紧为高允求情，魏帝经详细思考后，怒气渐消，说：
“没有此人，会有数千人被杀!”
于是魏太武帝重新下诏：凡与崔浩同宗的清河崔氏，不分远近，一律诛灭全族，其他人等只诛杀当事者本人。
时隔数日，太子责备高允说：
“做人应当见机行事。我为了让你免去死罪，已经为你开头讲了话，而你却始终不顺着我的话去做，将皇上激怒到那种程度，一回想起来，至今还让人心有余悸。”
高允说：
“史书本是记载君主善恶，以为后人勉励与警戒，因而君主对它心存畏忌，所作所为会因此而十分谨慎。所以记载皇帝日常活动、叙述国家政治得失是撰写史书的基本原则，崔浩所做所为并未背离这一原则。我与崔浩共同从事这一工作，生死荣辱与共，本就不应有什么特别不同，我不能为了自己求生，而作假地为自己开脱，将罪责全推给崔浩。如今我虽然苟且活下，但崔浩却被诛灭三族，使我活着也深感不安。”
“识时务者为俊杰。”（语出《三国志·诸葛亮传》）在现实面前能够认清形势利害而能自如对策行事，才是真正顺应时代潮流前进的英雄。魏帝诏令崔浩从实撰写国史，实与其他大多数封建皇帝一样，只能颂扬，不能谈论缺失，用以警戒后人。魏帝虽然较以往其他封建皇帝要开明和宽容，但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