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让大家知道,这本书讲述的是关于我的故事,而不是别人的。故事就从我一来到人间写起。听别人说,我是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里十二点出生的。据说钟刚敲响,我就哇哇地哭出了声,分秒不差。

由于我出生在这样一个日子,又恰好生在这样一个时辰,我的保姆和左邻右舍的几个见识的太太们便议论开来,都说我这个人,一,命中注定要一辈子倒霉;二,有看见鬼魂的特殊才能。她们认为,凡是有幸在星期五深夜出生的孩子,不论男女,一定会有这两种天分。

关于第一点,我不想多说什么了,因为我的亲身经历完全可以证明那预言是否真实。可是对于第二点,我想说,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神异事件,我怀疑在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把那种才能用光了。不过,就是没那种才能我也不会怨天尤人,如果有人正享用这个天分,我则衷心地祝福他能享用终生。

我出生时从胎里带出来一张头膜[ 有的婴儿出生时头上罩着的一层薄膜,是胎膜的一部分。英国民俗认为,头膜为吉祥物,带在身边就不会淹死。],为这张头膜,家人还曾在报纸上登了广告,出价十五几尼[ 英国旧金币,一几尼等于二十一先令。],希望有人愿意捡这个便宜,可是无人问津。我猜要不就是当时航海的人囊中羞涩,要不就是他们缺少对头膜威力的认识,因为他们更愿买软木救生衣来防身。我后来了解到,有个做期票证券交易的经纪人想买,尽管再三保证他不会被淹死,可他只肯拿出两镑现金和一些雪利酒,就再也不出一个子了。我们只好把广告撤了回来,再等下去只会浪费更多的钱来支付广告费用了——说到雪利酒[ 原产于西班牙南部的一种烈性白葡萄酒。],当时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自己就有一批这样的酒堆积在家里卖不出去呢。十年后,这张头膜又在我的家乡以抽彩的方式出售,参加抽彩的有五十人,每人出半克朗[ 英国旧币,一克朗等于五先令。]参加抽奖,中彩的人出五先令就能拿到头膜了。抽彩的那天,我就在现场,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看到自己身上的一部分用这种方式被处理掉的时候,心里五味杂陈,甚至还感到有些难堪。我还记得,一位提着个小提篮的老太太抽到了头奖,她极不情愿地从她那个小篮子里往外掏钱,全是半便士的辅币,结果还少给了两个半便士。虽然有人费尽口舌地说给她听,可是她到最后还是没有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她真的没有淹死,而是活到九十二岁高龄,高高兴兴地在**寿终正寝了。这件事,已经作为佳话在我们那一带流传至今。不过据我了解,这位老太太这辈子直到死,除了过桥外,从来没有到过水上,这也是她生前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每当她和别人喝茶的时候(她很爱喝茶),总会抱怨地说,那些海员之类的人实在不像话,竟敢放肆地到全世界去“闲逛”。你对解释她说,我们常用的好物品,包括她喝的茶在内,都是从这种闲逛中得来的。可是她会更加坚决、更加理直气壮地回答你说,“不管怎样我们不应该去闲逛”。

现在,我也不能在这里闲逛了,还是言归正传,接着讲我自己的故事吧。

我出生在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镇,或者就如苏格兰人所说的那样,就在布伦德斯通是“在那一片儿。[ 在英语中,狒狒(Baboon)、(印度)绅士(Baboo)和(印度)穆斯林贵妇(Begum)三词读音相近。]”我是一个遗腹子。父亲闭上眼六个月后我睁开了眼。直到现在,我一想到他竟从未见过我,我依然觉得很奇怪的。更令我觉得奇怪的是,我还依稀记得他那块白灰色的墓石竟是我儿时产生种种幻想的根源。每当我们坐在明亮而又暖和的小客厅里,我都会同情独自躺在黑夜里的父亲,尤其一想到他竟被我们关在门外,我就心生不忍。

我父亲有一个姨妈——也就是我的姨奶奶——是在我们家里说一不二的重要人物,我在文章的后面还会谈到她。特洛伍德小姐,或称她为贝西小姐(这是我可怜的母亲不得不提到她时,能鼓足勇气用的一个称呼,但提到的次数少之又少)曾嫁给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这个男人长得漂亮,但正如俗话说的那样:“做得漂亮才算漂亮,”他在这一点上可真算不上漂亮了。大家都怀疑他打过贝西小姐,因为有一次因为家用物品争吵时,他差点把贝西小姐从三层楼的窗户扔下去。贝西小姐最后实在忍受不了他这种暴躁的脾气了,就给了他一笔钱,二人从此分开了。听人说他拿着那笔本钱去了印度。而我在家里听到他的故事时,被传的更神奇了,因为有人说曾亲眼在印度看到他和一个大狒狒一起骑在一头大象身上。可我总觉得,那肯定不是大狒狒,应当是一个贵妇或是一个公主才对。然而,十年后就从印度传来了他的死讯,我姨奶奶当时是什么感受至今无人知晓。和那个男人分手后,我姨奶奶就恢复了她在娘家时的姓,并在一个很远的海边小村里买了房子,带着一个仆人就去那里定居了。人们都说她从此以后要在那里隐居了。

我了解到,她一度很宠爱我的父亲。可父亲自作主张的婚事让她伤透了心。在她看来,我母亲是一个蜡制的娃娃。她不相信一个素未谋面而且不超过二十岁的孩子能做好别人的妻子。自打我父亲结婚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姨奶奶。父母亲结婚时,父亲比母亲大一倍,父亲的身体还不好。一年后,他就去世了,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他去世后六个月我才来到这世上。

在那个十分重要的——我想我是有理由这么说——星期五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不能说我自己亲眼目睹了事情的过程,那太不现实了。可事实就是如此。

那天下午,母亲坐在壁炉前,两眼含泪望着炉火,身体虚弱,精神萎靡,她在为自己、也为肚子里那个尚未见面、一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小人儿而忧心忡忡。这个小人儿不知道,尽管楼上抽屉里准备了好多别针,但是没有人对他的到来感到特别兴奋。咱们还是继续说我可怜的母亲吧。在那个重要的三月份的下午,天气晴朗,还微微有风。母亲坐在壁炉前,愁容满面,心情忧郁,暗自揣度自己是否能渡过眼下的难关。就在她擦干眼泪,抬头望着窗子外面时,忽然看到有一个陌生的女人走到庭园里来。

母亲只是仔细地朝那女人多看了一眼,就立即断定,这个女人一定是贝西小姐。此时,落霞的余晖正洒在庭园的篱笆上,红光也映射在这个女人身上。她径直朝屋门走来,挺直身板和从容不迫的气势在其他人身上还没有见过。

当她走到门口时,她的古怪的行动让人不再怀疑来的人就是她。父亲以前就经多次提到,姨奶奶的行为举止,永远跟别人不一样。而此时,她到别人家里也不拉门铃,反倒直接走到母亲正对着的那扇窗子跟前,把自己的鼻尖使劲贴到玻璃上,往屋子里面张望。我那可怜的母亲后来还经常说说当时姨奶奶的鼻子一下子就变得又平又白了。

我母亲对于她的到来感到非常吃惊。因此我一直确信,我之所以会在那个星期五出世,完全归功于贝西小姐。

我母亲吓得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又惊慌地躲到椅子后面。贝西小姐带着质疑的眼光,从房间的一头开始,缓缓地扫视着整个房间,她那神态像极了荷兰钟上的撒拉逊人[ 古时希腊人和罗马人对阿拉伯人的称谓,十字军时期则以此称伊斯兰教徒。后来撒拉逊人的头像常用作纹章。]的头像,最后她把目光落到我母亲身上。然后她颐指气使朝我母亲皱了皱眉头,给她打了个开门的手势。于是,母亲走了过去,打开了房门。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西小姐说,她的“想”字加重了语气,大概是看到了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和她现在的身体状态。

“是的。”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有一个特洛伍德小姐,”来访者说道,“我想你应该听说过她吧?”

母亲回答说,她很荣幸,听说过这个大名。不过母亲并没有作出认识她是多么荣幸的表情来,因为她当时沉浸在忧伤之中。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她。”贝西小姐说。母亲随后低下头,请她进屋。

她们一起走进母亲的小客厅里,走廊里那间最好的房间里没有生火炉——更准确地说,自从我父亲的葬礼以后,那儿就没有再生过火了。她们两人坐了下来,可贝西小姐一言不发,我母亲极力地克制,最后没能忍住,哭了起来。

“嗨,得啦,得啦!”贝西小姐急忙说,“别这样!行啦,行啦!”

可是我母亲的泪水怎么也控制不住,直到哭够了,才停了下来。

“孩子,把你的帽子摘下来”贝特西小姐说,“让我好好看看你。”

母亲对她敬畏至极,即使她想要拒绝她的无理而又古怪的要求,她也不敢那么做,于是她乖乖地摘下帽子,不过摘帽的时候紧张的两手直哆嗦,把一头漂亮的头发全都弄到了脸上。

“噢,我的天哪!”贝西小姐喊了出来,“你纯粹就是个孩子啊!”

母亲当时的确很年轻,看上去甚至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可怜的母亲好像觉得年轻就是她的罪过一样,低下头又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她确实是个孩子气的寡妇,如果继续活下去,她还会做个孩子气的母亲呢。接着,两人都沉默了下来。母亲恍惚觉得,贝西小姐很温柔地在抚摸她的头发。但是当她怯怯地抬头看她时,却发现贝西小姐已经坐了下来,撩起了长裙的下摆,双手交叠放在一个膝盖上,两只脚搁在炉栏上,冲着炉火直皱眉头。

“我的老天爷呀,”贝西小姐突然说,“为什么叫做乌鸦巢?”

“您是说这房子吗,姨妈?”母亲问道。

“为什么叫鸦巢?”贝西小姐说,“如果你们两人中有一个会过日子的,就该知道把它叫做厨房[ 鸦巢英文为Rookery,厨房英文为Cookery,读音相近。]要恰当得多。”

“是科波菲尔先生为它取的名字,”母亲回答说,“买下这里的时候,他一直以为这附近有乌鸦呢。”

就在此候,一阵晚风吹过,庭院里的几棵高大的老榆树随风舞动起来,惹得母亲和贝西小姐都不由自主朝它们看去。只见那几棵榆树随风弯下腰身,仿佛几个巨人在密谋什么大事,几秒钟后,它们突然就争吵起来,四下里挥动着它们那粗野的胳膊,好像为刚才的事情感到难堪,谁也不能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一样。这时,挂在高处树枝上的几个饱经风雨的破旧乌鸦巢,就像暴风雨的海面上行驶的小船一样随风摇摆。

“那些乌鸦去哪里去了?”贝西小姐问道。

“那些什么——?”母亲正在想着别的什么事情。

“那些乌鸦呀——它们在哪里啊?”贝西小姐问道。

“从我们搬来这里到现在住那天起,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乌鸦,”母亲说,“我们原以为——是科波菲尔先生以为——这儿会有一大群的乌鸦;可是那些鸟巢都有些年头了,乌鸦早就不要它们了。”

“彻彻底底地个大卫·科波菲尔!”贝西小姐叫了起来。“真是十足的大卫·科波菲尔!这里一只乌鸦也没有,他却把这房子叫做乌鸦巢。看到有几个乌鸦巢,他就愚蠢地相信一定会有乌鸦。”

“科波菲尔先生已经去世了,”母亲回答说,“您要是在我面前说他的坏话——”

我想,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那个片刻肯定有股冲动想要狠狠揍我的姨奶奶一顿。不过即使她身体健康,受过很好的格斗训练,我的姨奶奶也只需一只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她给撂倒,更何况她那天下午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允许她冲动。我那可怜的母亲刚从椅子上站起来,那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随后她又软弱无力地坐下来,接着就晕过去了。

等她醒过来的时候,也许是贝西小姐想法子把她弄醒时,反正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发现贝西小姐正站在窗前。这时,夜幕已降临她们只能靠着炉火的亮光隐约地看到对方,其他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贝西小姐重新回到椅子上,仿佛她刚才只是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窗外的景色,问我母亲“我问你啊,你预计什么时候——”

“我全身都在发抖,”母亲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想我一定快要死了!”。

“不会的,不会的,”贝西小姐说,“喝点热茶吧。”

“哎哟,哎哟,您说喝茶对我有什么用呢?”母亲茫然无措地叫喊着。

“当然管用,”贝西小姐说,“你这会别胡思乱想了。你的女孩叫什么?”

“我还不确定是不是女孩呢,姨妈。”我母亲天真地回答说。

“愿上帝保佑这孩子!”贝西小姐叫了出来,这句话和楼上抽屉里刺绣上的第二句祝福语一致,不过这个祝福不是给我的,而是给我母亲的,“我说的不是那个,我问的是你的女仆叫什么名字。”

“她叫裴果提。”母亲说。

“裴果提!”贝西小姐有点厌恶地把这名字重复了一遍,“孩子,你是说,有人进了基督教堂,却给自己取了这么个名字?”

“这个是她的姓氏,”母亲有气无力地说,“因为她的名字跟我的一样,科波菲尔先生就这样叫她了。”

“裴果提!”贝西小姐打开小客厅的门,朝外面喊道。“拿茶来,你的太太有点不舒服。别拖拖拉拉的。”

贝西小姐用主人的口气发布了这个命令,仿佛这个家从来都是由她来主宰一样。之后,她朝门外打量着,直到看到裴果提纳闷地举着蜡烛沿过道跑过来,她才又关上门,像先前那样坐了下来,撩起衣服下摆,双手交叠放在一个膝盖上,两脚搁在炉栏上。

“你刚才说不敢确定是不是女孩子吧,”贝西小姐说,“我一点都不怀疑,肯定是个女孩。这样吧,孩子,这个女孩生下来之后——”

“也可能是个男孩呢。”母亲冒昧地插了一句。

“我告诉你,我有预感,这肯定是个女孩,”贝西小姐回答道,“不要跟我争辩啦。打这个女孩一生下来,孩子,我就打算照顾她,我要做她的教母,我希望你把她的名字取作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次,可不能再让贝西·特洛伍德犯错啦。也不能让她滥用她的感情啦。可怜的孩子,她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好好地受到保护,不让她愚蠢地去信赖那些不值得信赖的人。这些都要由我来做。”

贝西小姐每说一句,她的头都要**一下,好像她自己过去的遭遇正在内心翻腾,她得克制自己,不让它们表露出来一样。至少母亲当时就着灰暗的火光看她时,心里是这样想的。不过当时我母亲太畏惧贝西小姐了,心绪不宁,自己的身体又极不舒服,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楚,不知道如何接话才好。

“大卫对你好不好,孩子?”沉默了一会儿后,贝西小姐开口了,她的也不再摇摆了,“你们在一起过得幸福吗?”

“我们很幸福,”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真是太好了。”

“哦,我看他是把你宠坏了吧?”贝西小姐说。

“是啊,现在我又孤单一人活在这艰难的世上了,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我想他真的把我给宠坏了。”母亲呜咽着说。

“好啦!别哭了!”贝西小姐说,“孩子,我想说即使随便的两个人在一起也合适的话,你们俩却怎么也不合适啊。所以我才问你这个问题。你是个孤儿吧,是不是?”

“是的。”

“曾经当过家庭教师?”

“我在科波菲尔先生常去的一家人家当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对我很好,非常在意我,关心我,后来有一天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然后我们就结了婚。”我母亲非常坦率地对她说。

“嘿!可怜的孩子!”贝西小姐若有所思地说,又对着火炉皱起了眉头,“你都会做些什么呀?”

“对不起,我不明白您说什么,姨妈。”我母亲迟疑地说道。

“像整理家务什么的。”贝西小姐说。

“我会做的不多,”母亲回答说,“我希望能做的更多点,科波菲尔先生也一直在教我——”

“他可是什么都会做呢!”贝西小姐从旁插了一句。

“科波菲尔先生很有耐心地教我,我学到了不少,要是不他突然去世的话——”母亲说到这儿,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行啦,行啦!”贝西小姐说。

“我每天都记账,晚上我们就一起结算。”母亲说到这儿悲伤地呜咽起来,再也说不下去了。

“行啦,行啦!”贝西小姐说,“别再哭了。”

“在这方面,我相信我们的意见一直一致。只是科波菲尔先生觉得我把‘3’字和‘5’字写得太相像了,还说我不该在‘7’字和‘9’字下面多添加那个弯弯的小尾巴。”母亲说着说着一阵伤心,又哭了起来。

“你要知道,你再这样下去会得病的,对我未出生的侄女也不好。”贝西小姐说,“行啦!你不要再哭了!”

姨奶奶的话让母亲母亲平静了许多,可是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却越来越难受。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只是偶尔会听见贝西小姐突然发出的“嗨,嗨!”的声音,她仍然坐在那儿,两只脚搁在炉栏上。

“据我所知,大卫花钱给自己买过一笔保险年金,”过了一会,贝特西小姐说,“他是怎么给你安排的?”

“科波菲尔先生人太好了,”母亲答说,现在她说话已感到有些费力了,“为我安排得也很周到,他把年金一部分指定给我继承。”

“多少钱呀?”贝西小姐问道。

“每年给我一百零五镑。”母亲回答。

“他想的还挺周全,不然可就糟糕了。”姨奶奶说。

“糟糕”这个词用得可真恰当,母亲这时的情况真是糟透了。裴果提端着茶盘和蜡烛一进来的,一下就知道她为什么如此难受了——如果当时房间里的光线再亮一点的话:贝西小姐应该也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裴果提赶紧把我母亲扶到楼上卧室里,又打发她的侄子哈姆·裴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母亲并不知道裴果提的侄子在我们家里已经呆了好几天了,裴果提想让他在家里忙乱的时候出去跑跑腿。

那两位联手的重要人物,在几分钟内相继赶到了家里。一进门,他们就看到一位打扮的与众不同的陌生女人坐在壁炉前,她左臂上系着帽子,耳朵里还塞着珠宝商用的棉花[ 即当时珠宝商用来垫珠宝的特制棉花。],都吃了一惊。裴果提对她也一无所知,母亲在她面前从来没有说起过她。她成了小客厅中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人物。尽管她的口袋里装满了珠宝商用的棉花,耳朵里也塞了一些,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那高贵庄严的神态。

医生去了楼上,不一会就下来了。我想,他一定也意识到到,自己肯定要有几个小时跟这位陌生的太太面对面地坐在这里,便彬彬有礼地准备搭讪。在我认识的男性中,他算得上是个很温顺的人,在所有的小个子中也是脾气最好的人。他连进出房间时都侧着身子,以便少占点空间。他走起路来的时候脚步很轻,跟《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的剧作。]里的那个鬼魂一样,而且走得比那个鬼魂还慢。他把自己的脑袋低垂向一边,一方面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谦虚,一方面是为了讨好别人。

他对狗都不会说句难听的话,甚至对疯狗都不会说。如果非说不可,他也只会温柔地对它说上一句,或者说半句,再或者说是一句里面的一个词,因为他说话跟他走路一样的慢;但是不管是为了什么可能存在的理由,他也绝不可能对它说出难听的话,更不会对它大发雷霆。

祁力普先生把头侧向一边,温和地看着我的姨奶奶,微微地朝她鞠了一个躬,然后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左耳,对着对方耳朵里塞着的珠宝商用的棉花发问。

“夫人,您那里有点发炎吗?”

“什么!”我姨奶奶回答道,一边像拔塞子似的把棉花从耳朵里拔了出来。

祁力普先生被她这一突然的举动吓了一大跳——这是他后来对我母亲说的——几乎弄得他有点慌乱了。可他还是温和地重复了:

“您那里有点发炎吗,夫人?”

“胡说!”我姨奶奶回答了一声,又把棉花塞回耳朵了。

祁力普先生再也无话可说了,只好坐在那儿,怯生生地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儿注视着炉火,直到祁力普先生又被请到楼上去。约摸过了一刻钟,他又回来了。

“好了吗?”我姨奶奶问道,一面把靠近医生那面耳朵里的棉花拔了出来。

“哦,夫人,”祁力普先生回答说,“还得——还得慢慢来呢,夫人。”

“哼……!”我姨奶奶在这个轻蔑的感叹词上,加了一串纯正的颤音。说完后,她跟前面一样,又把棉花塞回耳朵。

祁力普先生后来告诉我母亲,他真的、真的被吓坏了。尽管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医生,他还是被吓着了。不过,尽管气氛如此尴尬,他还是坐在那儿看着她,她则依旧看着炉火。过了大约两个小时,他又被叫了上去。没一会,他又回来了。

“好了啦?”我姨奶奶问道,一面又拔出靠近他那边的棉花。

“哦,夫人,”祁力普先生回答说,“还在——还在慢慢地进行,夫人。”

“哼……!”我姨奶奶哼了一声,祁力普先生觉得自己已经忍受不了她的粗暴态度了。他后来对我母亲说,他当时真的都快疯掉了。他宁愿离开温暖的小客厅,迎风坐在黑暗的楼梯口那里等待被召唤。

哈姆·裴果提上过国立小学,对于回答问题很在行,因而可以被认为是个可靠的证人。第二天,哈姆·裴果提说,这事发生后一个钟头左右,他路过客厅门口时往客厅里瞅了一眼,不料却被正紧张的团团转的贝西小姐瞧见了,一把就抓住了他,使他半天都没法脱身。他说,楼上传来了阵阵脚步声和叫喊声音,当其中有个声音变得很大时,那位女士就紧紧地揪住他,把他当成了供她发泄过剩的精力的出气筒;他说,那些棉花肯定不能挡住楼上的那些嘈杂的声音。那位女士揪住他的衣领后就把他拽来拽去的,好像他服用了许多的鸦片酊一样[ 鸦片酊为麻醉剂,人服多了会昏睡,因此必须拖着他走动,使他醒着。]。这位女士还一边摇晃他,揪他的头发,揉着他的衣领,并且还塞住他的耳朵,他觉得这位女士已经分不清那是谁的耳朵了还用手抓他,打他。他的姑妈可以证实他说的都是事实,因为她在十二点半那会儿——也就是他刚脱身那会儿——碰到他,发现她侄子的脸跟她一样红扑扑的。

即使善良的祁力普先生在有的时候会对某人忍无可忍,但在那种情况下都不会发作的了。他一忙完,就侧着身子走进了客厅,非常温和地对我姨奶奶说:

“嗯,夫人,我非常高兴地祝贺您。”

“为什么祝贺我?”我姨奶奶严厉地说。

祁力普先生又被姨奶奶这种严厉的样子吓蒙了。但他还是朝她微微鞠了一躬,轻轻笑了一笑,努力地想让她平复怒气。

“天啊,这人到底怎么回事?”我姨奶奶不耐烦地叫道,“他不会说人话吗?”

“冷静点,夫人,”祁力普先生用他最温柔的声音说道,“现在,您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了。夫人,一切都过去了。”

姨奶奶居然没有去摇晃他,逼着他把要说的话说出来,这让人匪夷所思。她只是对他摇了摇头,不过那副模样足以吓到祁力普先生了。

“哦,夫人,”祁力普先生鼓足了勇气继续说,“我非常高兴地祝贺您。一切都很好,夫人,圆满地结束了。”

祁力普先生在进行他为时五分钟左右的演讲时,我姨奶奶只是仔细盯着他看。

“她怎么样了?”我姨奶奶抱着双臂问,其中一只胳膊上还挂着她的帽子。

“哦,夫人,我希望她很快就舒服起来,”祁力普先生说,“在这样悲伤的家庭环境,对任何一个年轻母亲来说,我们只能希望她的舒服也不过如此。夫人,如果您现在想去看她就请去吧,那对她很有好处。”

“我问的是她呢?她怎么样?”我姨奶奶严厉地问道。

祁力普先生的头已经快要歪到一边去了。他看着我姨奶奶的样子就像一只期待主人宠爱的鸟。

“那个小女孩,”我姨奶奶说,“她好吗?”

“夫人,”祁力普先生答道,“我还以为您早知道了呢。那婴儿是个男孩。”

我姨奶奶再也没有说话,拿起帽带朝着祁力普先生的脑袋瞄了一会,然后把帽子歪扣在自己头上,径直离去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她像一个失望的仙女一样消失了。或者说像那些人人都认为我有能力看得见的鬼魂那样消失了,一去不返。

她再也没有回到这里。我躺在自己的摇篮里,母亲睡在她的**,而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德则永远留在了那个梦想中的地方,那片我不久前还游历过的广阔的地域。我们卧室窗户透出的光亮照在这世间所有过客经过的地方,也照在那个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人的尸骨上面的小山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