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文化词典中，对于任何问题的解释，几乎都是相互矛盾的。当然，也可以说都是带有辩证性的。比如，既说“量小非君子”，又说“无毒不丈夫”，既说君子“以德报怨”，又说大丈夫“恩怨分明”。那么，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个人的恩怨？是豁达大度、还是小肚鸡肠，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这就是一对矛盾。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理念上的矛盾，导致了一切决定都是因时因地而异，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处理问题。
现在，嘉靖皇帝站在自己立场上，开始以恩报恩、以怨报怨了。
先说他的报恩。
在杨廷和的高压之下，张璁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为皇帝说话的，可以说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对于这样一个两肋插刀、鼎力相助的朋友和臣子，嘉靖皇帝当然是第一个需要报答的。嘉靖三年四月，也就是杨廷和退休之后不久、左顺门事件发生前夕，虽然张璁还只是一个三年前才中进士的南京刑部主事，正六品官，嘉靖皇帝却破格任命他为翰林院学士。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翰林院学士。在明朝，翰林院学士虽然只是正五品的中级官员，却是一个十分“清要”的位置，他可以陪皇帝读书、可以给皇帝讲学、可以有许多的机会接触皇帝，这层关系一建立，只要不使皇帝讨厌，下一步就可以出任礼部左侍郎，并具备入阁为大学士的资格了。
事情就是这样不可理解。六年前，当张璁在第七次会试失败后，精通相术的友人预言他三年后中进士、又三年“骤贵”。张璁由赋闲的南京刑部主事，一步即为“清要”的翰林院学士，完全可以说得上是“骤贵”。那么，到底是友人的预言或鼓励成为一种暗示，使得张璁敢于义无反顾地和强大的杨廷和等大臣作斗争，还是因为张璁和嘉靖皇帝一样的误打误撞，让友人的预言或鼓励成为现实呢？这永远是个史无定论的“哥德巴赫猜想”。
对于当时的官员们来说，翰林院学士的分量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嘉靖皇帝一任命张璁为翰林院学士，立即便引起了轰动。有一批翰林院的官员认为，与张璁同事，是毕生的耻辱。他们向皇帝打报告，要求皇帝收回这个任命，否则，他们就辞职，或者请求调离翰林院。理由是：翰林院这样的高贵衙门，只能由高贵的人在这里任职，他张璁是什么人？考八次才弄一个进士，有什么学问？特别是，历任翰林院学士都是饱学持重之士，哪里容得了张璁这种“势利小人”？听到张璁进京的消息，一些激进的翰林院官员甚至四处拦截，准备把他活活打死。张璁连续几天躲在友人家中，不敢露面，更不敢去翰林院“上班”，其狼狈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这些反对都是徒劳的。在嘉靖皇帝强硬的态度面前，反对者或者乖乖地收起辞职报告、老老实实回去上班，或者是卷起铺盖自己走人。嘉靖皇帝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谁敢示威，我先炒了谁的鱿鱼。要知道，等着这个位置的人正在排着长队呢！所以，大凡在官场上混的，都不要轻言辞职。你以为你是老几呀？何况，你辞职不是炒上司的鱿鱼吗？这个权力你是不能用的，得留给上司。
不仅如此，张璁的好运并没有到此完结。左顺门事件之后不久，嘉靖皇帝继续对他进行提拔。但并没有按常规提升为礼部侍郎，而是提升为兵部侍郎。到嘉靖六年冬，又从兵部侍郎提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
这个时候，距离张璁中进士才六年半的时间。在这六年半的时间里，张璁在官场上走过了无数人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路。如果按照正常升迁，像张璁这种年近半百的老进士，此时充其量也就在一个贫瘠的地方做知县、知州，或者正在收拾行囊，去某个王府做长史，就像当年兴王府的长史袁宗皋那样。
我们可以断定，对于张璁的这样不合常规的提拔，完全是嘉靖皇帝个人的主意。因为按照这个时候明朝的制度和惯例，一个南京的刑部主事是完全不可能到北京直接做翰林院学士的，而翰林院学士也同样是没有可能直接做兵部侍郎的，当然，兵部侍郎也没有直接转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道理。
但是，嘉靖皇帝虽然不懂得这些规矩、不懂得这些“组织程序”，却完全有权力左右官员的命运。特别是在左顺门事件之后，任凭他怎么瞎弄、怎么折腾，也没人反对。有人是不敢反对，有人是不屑反对，懒得和他理论。更何况，你反对也没用。人们都看到了，这个皇帝连杨廷和的话都不听，你算什么？你玩得过他吗？
不仅仅是一个张璁得到火箭式提拔，凡是响应张璁的号召，在张璁之后站出来支持嘉靖皇帝议礼的官员，也都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其中有两个还步张璁的后尘，做了大学士。
当然，这一系列的提拔和重用，看上去是嘉靖皇帝在报恩，在报德，实际上却是最高决策层的一次重新洗牌。是新皇帝以报德报恩的方式培植自己的亲信，构建起嘉靖朝的决策和行政班子。
当然，张璁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了嘉靖皇帝的信任。在杨廷和退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真正能够帮助嘉靖皇帝解决一些重大国家事务的，还恰恰是这个义无反顾地帮助他渡过“大礼议”难关的张璁。这个被反对派称为势利小人、视为恶魔般的张璁，在明朝著名学者王世贞的笔下却是另外一番风采：张璁从小就与众不同，有主意，有气魄，而且容貌秀伟、读书刻苦，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礼仪有精深研究，所以后来能够在“大礼议”中一展才学。《明史》则说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明朝中期的一些积重难返的事情，如权贵们侵占民田，宦官们到各地镇守等，都在张璁主持朝政时被革除。张璁和杨廷和在“大礼议”中是对手，却进行了一场革除正德时期“积弊”的接力。
而且，张璁还“持身特廉”、痛恨贪赃枉法，是个大清官。在他主政的时候，竟然“苞苴路绝”。
报德报恩的同时，嘉靖皇帝更念念不忘的是报怨，是报复。如果说报恩的过程是培植势力的过程，那么，报怨的过程则是铲除异己的过程。
重点报复的自然是杨廷和、杨廷和的家人，以及杨廷和父子的支持者。
因为杨廷和的决策，朱厚熜做了皇帝。所以嘉靖皇帝即位后一直对杨廷和客客气气。事实上，除了有关皇帝的家事即“大礼议”之外，两人对于国事并无太多政见上的矛盾。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杨廷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段，才使得嘉靖皇帝即位的最初几年政通人和，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使嘉靖时代成为一个走向繁荣的时代，嘉靖皇帝自己在若干年后也还念叨他的好处。
但是，能够让嘉靖皇帝感到委屈、乃至感到屈辱的，也正是这个杨廷和。因为杨廷和固执地要求他称伯父为父亲、称父亲为叔父，嘉靖皇帝认为这是一生之中的奇耻大辱。杨廷和退休之后，他儿子杨慎竟然领头抵制张璁进翰林院，后来更领头大闹左顺门，俨然成了反对派的新领袖。所以，嘉靖皇帝决定先拿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开刀。
这位杨慎是正德六年的状元，中状元时才24岁，后来更成为著名的学者。《明史》说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为明代第一人。左顺门请愿事件之后，杨慎先是被押赴午门外，和一百多个官员一道接受廷杖，那一次死了16人。接着由于有人告密，说是他领头闹事，于是又和另外6人再一次被押赴午门，再一次受到廷杖，又有1人当场被杖毙。
我们多次说到的这个廷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创举，后来成了常刑。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只要皇帝一道谕旨，便由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校尉行刑。有人记载了施廷杖时的场面：受刑者被绳索绑住双腕，身穿囚服，押至午门外，趴在石板上。司礼监监刑太监手捧诏旨端坐，喝声“用刑”，侍立在两旁的锦衣卫校尉便轮流上前，用大棍猛击受刑者的臀部，左右站立的校尉喝声雷动。场面令人毛骨悚然，午门外也因此常常血迹斑斑。
杨慎连续两次遭受廷杖而死里逃生，应该说是一种幸运。廷杖之后，他被发配到云南的永昌卫。这个永昌卫的位置在现在云南省西南部靠近缅甸的保山市。不要说当年，就是现在，交通也极不方便。亏了给皇帝出主意的吏部官员，因为在当时明朝国家权力能够控制的地域之内，恐怕再难找到如此偏僻的地方了。
重创之余的杨慎能否活着抵达云南贬所，完全要看他个人的造化。不仅如此，我们曾经说过，杨廷和执政时，曾经革除了十多万在锦衣卫等衙门冒领钱粮的工匠，以及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得官职的宦官的义子、干儿。杨廷和父子倒霉了，有人便在杨慎被贬出京时进行跟踪，寻找机会行刺。杨慎虽然是大学者，却和父亲一样，精明强干，一路提防，终于在山东临清摆脱了刺客，安全抵达云南。
说嘉靖皇帝小心眼，那是毫不为过。他不但要求杨慎毕生不得迁回原籍四川，而且，凡有从云南到京师面见皇帝的官员，他都要问杨慎的状况。当听说杨慎在云南过得不好，水土不服、饮食不足，又体弱多病，他就开心了。
其实，嘉靖皇帝也是白操了心。杨慎虽然说是以罪臣的身份发配云南永昌卫，但当地官员和民众都善待他、保护他。因为他们都知道杨慎是因为向皇帝请愿示威、向皇帝提意见而获罪的。而在那个年头，谁敢向皇帝提意见，谁就是英雄，人们就佩服谁。何况杨慎还是大学者，既然他向皇帝提意见、请愿示威，那肯定是皇帝有过错。而且，他父亲是杨廷和，杨廷和是什么人？是对国家有大贡献的人。皇帝可以革了杨廷和的功名，却消除不了杨廷和的威望和影响，他的儿子当然要受到众人的爱戴和保护。所以，杨慎虽然在云南发配了35年，却是往返于川、滇之间，大多数时间则在省城昆明讲学、著述。
事情就是这样滑稽，嘉靖皇帝要惩罚杨慎，却让杨慎成为当时尚属“蛮荒之地”的云贵高原的“文化传播者”，在当地产生了极大影响，也成就了他成为明代著述最为丰富的学者。通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传唱，有一首明朝的《寄调临江仙》已是家喻户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的这个开篇词，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作者罗贯中或施耐庵的作品，而是杨慎的作品。
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的精神，其实杨慎身上就体现着这种精神。尽管在“大礼议”的过程中有偏执，但不畏权势、不怕艰辛，在任何时候都不气馁、不怨天尤人、不丢失高尚。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也绝非个别。当年柳宗元贬谪永州、柳州，不仅写下了“永州八记”，而且到处移风易俗、兴利除弊。苏东坡一路贬谪一路歌，贬谪到黄州，有前后《赤壁赋》，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文赤壁”；贬谪到惠州，弄出了一个惠州西湖；贬谪到琼州，京中权贵以为这个地方“非人所居”，苏轼却和当地居民成为朋友，以著书为乐。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都为伟大的中华文化提供了强劲的元素。相对于他们，贬谪他们的唐顺宗、宋神宗，以及我们现在正在述说的这位明朝的嘉靖皇帝，却是渺小的。
当然，和杨慎一道遭受廷杖并发配到各地的人们，却没有杨慎那样幸运，他们大多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身体的原因，很快就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杨慎受到打击既是因为他是杨廷和的儿子，也是因为他领头在左顺门闹事。但即使不闹事的，只要是杨廷和亲属，也在嘉靖皇帝的报复之列。
嘉靖六年，也就是左顺门事件发生、杨慎被发配到云南后的第三年，有一个名叫王邦奇的锦衣卫带俸署百户向杨廷和发难。这个王邦奇和他的这个官名都有些复杂，我们得先作点解释。锦衣卫和东厂并称厂卫，是大家都知道的明代两大特务机构。东厂由司礼监太监提督，但东厂的特务则是由锦衣卫的校尉充当，所以，锦衣卫的编制就无法用规定的名额来控制了。由于权力大，缺乏监管，锦衣卫成了明朝最黑暗、最腐败的衙门之一，有许多并不在这里当差却挂名拿军饷的官员。文官们只要一说到清除腐败，首先就要说到锦衣卫，以及宦官各衙门。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在锦衣卫及宦官衙门挂名拿饷的就高达十多万人，大多被杨廷和革除，没有革除的也遭到降级处理。
这个王邦奇就是许许多多挂名在锦衣卫拿军饷的一个，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不正当手段从百户升为千户，可见来头不小。杨廷和清理积弊时，把王邦奇谋得的千户革除，但并没有一撸到底，而是降到他原来的职名，叫“锦衣卫带俸署百户”。这个“署”表明并没有实际任职，而“带俸”，则明确了他挂名拿军饷的实际身份。对于这个处分，王邦奇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杨廷和一退休，他就伙同其他人，一起不断鸣冤叫屈，要求恢复职位。
虽然王邦奇等人的要求没有得逞，但被这样的小人盯上，而嘉靖皇帝又一直在寻找机会实施报复，这就给杨廷和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嘉靖六年二月，王邦奇上疏，指责杨廷和为“奸党”，指责杨廷和的次子、杨慎的弟弟，兵部主事杨惇，以及杨廷和的女婿余承勋(修撰)、义子叶桂章(侍读)均在奸党之列。
嘉靖皇帝等的就是对杨廷和的指责，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先将正在任职的杨惇等人下狱，叶桂章正在家乡守制，也火速派锦衣卫校尉解押进京。
嘉靖皇帝这样无端地对杨廷和的家人进行的报复行为立即招致了朝臣的反对。杨廷和一再坚持让嘉靖皇帝称伯父为皇父、称父亲为皇叔，固然有失偏执，但毕竟还是为着你朱家的皇统着想。如今人家已经退休多年了、垂垂老矣，长子也被发配到极边的云南，你还要怎么样？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又何必对其家人斩尽杀绝呢？
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一位名叫杨言的礼科给事中。这位给事中公然为杨廷和辩护：“(杨)廷和当权**横之日，保全神器，归于陛下，持危定难，有正始之功焉。即所拟诏条，或矫枉过直，然事专为国，心本无他。今去国未几，祸延子婿。臣恐自今全躯保身之臣，皆以廷和为口实，谁复为国家任事者哉。”大意是杨廷和有大功于国家，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也是为社稷考虑。现在刚刚退休，便祸及子婿。如果这样弄下去，还有谁敢为国家出力呢？这番言论可以说是义正词严，但这位给事中立即被拘捕，与杨惇一并拷讯。当然，王邦奇对杨廷和诬告也很快被澄清，全属“虚妄”，目的是假借建言进行钻营。但主持调查的官员却被嘉靖皇帝指责为“徇情”。最后，杨廷和儿子杨惇被削职为民，义子叶桂章在解押进京的途中，因不堪受辱而自杀。而告黑状的王邦奇仅降了一级。
然而，嘉靖皇帝对杨廷和的报复仍然没有了结。
嘉靖七年六月，张璁等人奉命编撰的一部名为《明伦大典》的文献完成。所谓的“明伦”，指的是澄清为人父、为人子的这个根本性的伦理。这个《明伦大典》主要收集左顺门事件发生之前，张璁等人所上的支持嘉靖皇帝的奏疏。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嘉靖皇帝，特别是在张璁等人看来，左顺门事件应该是“大礼议”的一个分界线。在这之前，杨廷和等人的气焰极盛，而皇帝则处于弱势。这个时候敢于和张璁一样，与杨廷和们进行抗争的，应该属于“英雄”，是真正的“忠臣”。等到左顺门事件发生后，嘉靖皇帝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这个时候你站出来，说要保卫皇帝，这皇帝还用得着你保卫吗？这显然就是拍马屁，是进行政治投机，虽然这样的人也需要，但绝对不能和张璁等人相提并论。
这个《明伦大典》收集的，就是这批反杨英雄们的议礼奏疏，经过嘉靖皇帝的作序，这些文献上升为本朝讨论“礼”的经典文献。但嘉靖皇帝指示编撰这个《大典》的目的，并不完全为了表彰功臣，更重要的是借这个机会再一次进行清算和报复。
在《明伦大典》编撰完成而向全国颁布的诏令中，嘉靖皇帝公开对杨廷和的“罪行”定了性。这个罪行就是：“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这个杨廷和倚老卖老，自认为有恩于皇帝，处处给皇帝难堪。嘉靖皇帝表示，像杨廷和的这种罪行，本来是应该处以极刑的，但皇恩浩**，留他一条性命，予以“削籍”，也就是革除一切功名。至于追随杨廷和和自己作对的其他几名大学士，以及去安陆州迎请他到北京来登基的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也一概削籍为民。无论是已经退休的，还是已经死去的，统统剥夺一切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若此时作出的不同选择，往往会对一个时代的时代特色和时代精神造成差异。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做了皇帝，以开阔的胸怀收罗了一批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开创了伟大的贞观时代。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而管理国家事务的几乎都是建文旧臣，进入内阁的七人，更是清一色的建文旧臣，正是因为这样，才开启了永乐时期的文治和武功：编撰了《永乐大典》，成就了郑和下西洋及开拓北部边疆的伟大事业。
而通过“大礼议”，特别是左顺门事件开始建立起绝对权威的嘉靖皇帝，却显然没有这种气魄，他是以一种睚眦必报的狭隘心态，以恩报恩、以怨报怨，从而造成嘉靖朝官场上无休无止的折腾，这是一种相对于正德时期的另一类的折腾。这就使得本来有可能成为又一个伟大时代的嘉靖时代，在政治上却没有大的作为。
最该报的恩报了，最该报的怨也报了；最该提拔的提拔了，最该铲除的铲除了，嘉靖皇帝踌躇满志了。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嘉靖皇帝对所有的人实施顺昌逆亡的时候，有几个宫女竟然联手对皇帝进行谋杀。这个以凶残的手段对待政敌的嘉靖皇帝，却险些死于这些真正手无缚鸡之力的宫女之手。
皇恩浩**：朱棣为何开创恩遇奶妈的先例
说到这里，善良的人们可能在着急：碽妃那么早早地离开人间，留下了少不更事的小朱棣，他怎么生存？从历史实际与史料的只言片语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碽妃死时，儿子朱棣十分年幼，嫡母马皇后仁慈，收养了朱棣，故而朱棣后来自称是嫡出，一般外人还真不知其真假了；更有“无疾而终”的碽妃在临终时看到年幼的朱棣，她不忍心就此走了！于是碽妃“易箦前，以己之画像一帧，授成祖乳母，且告以详，命以成祖就国后告之。成祖封燕王，乳母如命相告，于是成祖始知己之来历，乃投袂奋起，而靖难之变作矣”。(王謇《瓠庐杂缀》，转引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杂缀》，南京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P120)
从王謇《瓠庐杂缀》转述的这段史料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碽妃临死前对朱棣的奶妈是有所交代的，换个角度来讲，朱棣奶妈受于托孤之任；第二，遵循朱棣生母之命，奶妈是在朱棣被封为燕王后告知其身世之谜的，因此说，奶妈对朱棣起了极大的影响；第三，朱棣起兵“靖难”跟他的奶妈“告密”有关，与其自身的身世存在着前后的因果链。
不论这三者是否完全正确，但它们在无形中都汇聚到了一个焦点问题上——朱棣奶妈。
开创大明朝皇帝老爷优渥奶妈之先例
考《明太宗实录》可知，明成祖朱棣确实有个奶妈，她姓冯，丈夫叫王忠。在永乐朝他们风光透顶，可惜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篡夺帝位后朱棣的本事就大到了能将死人复活并使其沐浴到奶儿子的皇恩不成？
答案：非也！不过朱棣对已经死去的奶妈确实是好，甚至连一同在阴曹地府的“奶爹”也享受到了浩**之皇恩。有何为证？请看《明太宗实录》等相关史料的记载：
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朱棣)命使奉金册金宝，立徐氏为皇后，正位中宫，共承宗庙，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明太宗实录》卷14;［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第1册，P887)就在新皇帝册立新“国母”徐氏诏告天下后的第10天即建文四年十一月癸卯，“(朱棣)遣太监郑和祭乳母冯氏”。(《明太宗实录》卷14)
由此可见，在篡位新皇帝朱棣心目中对奶妈的纪念与新“国母”的册立几乎快要到了同日而语的地步。事情到此并没有打住，“永乐三年，(朱棣)追封乳母冯氏为保圣贤顺夫人”。(［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佞幸·乳母异恩》卷21)明朝国史记载更为详细一点：永乐三年夏四月辛巳，“(朱棣)追封乳母冯氏为保圣贤顺夫人，遣赵王高燧以珠冠香笏真衣致祭”。(《明太宗实录》卷41)永乐七年三月戊辰，“(朱棣又)遣官祭乳母保圣贤顺夫人冯氏”。(《明太宗实录》卷89)
原先是由太监祭祀，现在提升到了皇子“以珠冠香笏真衣致祭”，并将逝去的奶妈追封为“保圣贤顺夫人”。过了一段时间，永乐皇帝似乎又想念起了奶妈，于是又遣官致祭。
一再祭祀与追封奶妈后过了几年，奶儿子朱棣觉得还是没做到位，永乐十四年秋七月庚寅朔，“(永乐帝)享太庙，命皇太子行礼，赠乳母保圣贤顺夫人冯氏之夫镇抚王忠为后军都督府左都督，谥恭靖，遣官祭之”。(《明太宗实录》卷178)“永乐十四年，保圣贤顺夫人冯氏，夫王忠赠左都督，谥恭靖”。(［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皇明异典述四·夫妻赠谥异典》条，中华书局1958年12月1版，第1册，P442)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奶妈一般被人视作为“下人”，或作特殊的劳动力，尤其是在“九五之尊”的皇帝眼里，她不仅不入流，而且简直就与草芥相差无几。可大明第三位皇帝朱棣就是另类，祭祀过世的奶妈与册立“国母”几乎相提并论，并不断地予以升级，先是将“下人”奶妈追封为“夫人”，后又将奶爹追封为“左都督”。
“夫人”和“左都督”是些什么概念？据谈迁的《国榷》所载，洪武四年三月乙巳定命妇封号：“一品二品夫人，三品淑人，四品恭人，五品宜人，六品安人，七品孺人。”(［明］谈迁《国榷·太祖洪武四年》卷4,第1册，P442)“夫人”为一品，朱棣将奶妈冯氏追封为“夫人”，也就是将其归入为人臣命妇中的最高等次；冯氏之夫王忠虽然也已作古，可奶儿子朱棣将他追封为“左都督”。据《明史·职官志》所载，左都督为军职中最高职，亦为“一品”。(《明史·职官五》卷76)
由此说来冯氏夫妇在永乐朝被朱棣追尊的品秩均为朝廷“一品”，是皇帝以下人臣的最高品秩，殊荣至极。虽然这是死后的追赠，名义上的风光，但我们中国人向来重视名义上的事啊。因此说，冯氏夫妇被追封为“一品”秩，其本身就表明奶妈在永乐皇帝朱棣心目中的地位实为不一般！
对于明成祖朱棣的非常之举，明清之际大学者顾炎武曾说：“有明自永乐中封乳母为保圣贤顺夫人，列宗之遂为成例。”(［清］顾炎武《日知录·乳母》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1版，上册，P9)
换言之，朱棣的这等行为，开创了大明朝皇帝老爷特别厚待下人奶妈的先例。
明中后期文人学者沈德符在考察了有明一代奶妈受宠的史实后曾这样说道：“(明)仁宗初登极，为翊圣恭惠夫人置守塚十二户，盖即上保母也，已为异典矣。既又封保母杨氏为卫圣夫人，则上乳母用翊圣例。未几又追封杨氏故夫蒋廷珪为保昌侯谥庄靖，此本朝所未有之典，而列圣亦更无援此以私保母者。古来惟元魏有保太后，元文宗亦封乳母夫为营都王，此夷狄不足讶。本朝恩虽厚，犹为有节也。”接着沈德符又说：“永乐三年，追封乳母冯氏为保圣贤顺夫人，此封保母之始。翊圣、卫圣二妪遂因之，此后因以为例。宣德元年，封乳母李氏奉圣夫人，李夫吕斌、张夫傅胜，俱赠都督佥事。自是而后，不可胜纪矣！”(［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佞幸·乳母异恩》卷21)
从沈德符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第一，明朝以前正统汉族政权的皇帝们优渥他们的奶妈之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有少数民族政权的帝王才会这么做；第二，大明朝皇帝恩遇奶妈是永乐皇帝开了先例，因此有人认为朱棣身体内不仅流淌着来自母亲碽妃的蒙古血液，甚至怀疑其父亲也非朱元璋而是蒙古人，由此说来，这似乎还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下文详述)；第三，尽管明仁宗厚待奶妈的程度超过他的老子朱棣，尤其他追赠奶妈杨氏的亡夫蒋廷珪为保昌侯，侯的地位明显高于一品“左都督”，但后来的大明列帝并没有援引明仁宗的这样先例规格来厚待奶妈。明仁宗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表达他的“仁孝”，事实上明仁宗在大明列帝中算得上是个名副其实的“仁孝”之君，他厚待长辈和有乳育之恩的奶妈纯属正常，倒是他的老子朱棣为什么要开创恩遇奶妈的先例？
朱棣奶妈冯氏后来怎么啦？
用一句如今四十岁以上的国人还能耳熟能详的昔日时髦话来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朱棣一而再再而三地优渥奶妈，就仅仅因为奶妈对他有乳育之恩吗？以笔者之见，事情没那么简单。不妨我们再来看看朱棣公开恩遇奶妈是从何时开始的。
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日朱棣“靖难军”兵临南京城下，驻扎在金川门的两个吃里爬外的“软蛋”守将谷王朱橞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门揖盗，燕军不费吹灰之力进入了南京城，不料明皇宫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朱棣当即下令对建文帝及其“建文奸党”进行地毯式的搜寻，但无论怎么努力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侄儿皇帝的影子——建文帝就此人间蒸发，朱棣暴跳如雷，下令“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
己巳日，朱棣上南京东郊拜谒孝陵，随后便在明皇宫的奉天殿登基即位，同时他又下令恢复因犯谋反罪而被建文帝废除的周王朱橚、齐王朱榑的爵位。壬申日，出于迅速稳定统治秩序之需要，朱棣礼葬了所谓的“建文皇帝”。丁丑日起魔鬼屠刀开始指向“建文奸党”，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一一被夷族，“坐奸党死者甚众”，兽心大发的朱棣甚至还制造了“诛灭十族”和“瓜蔓抄”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人间惨祸。戊寅日，朱棣下令“迁兴宗孝康皇帝主于陵园，仍称懿文太子”。紧接着，调整任臣，安抚诸藩、颁诏国外，任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同直文渊阁参与机务，为皇帝之顾问，集中军权诸事。九月甲申，又大封靖难功臣；乙巳建金箓大醮于朝天宫，荐福于先帝后。还大搞移民北平。十月，乙未，下诏重修《高皇帝实录》。十一月丙戌日，奉天新殿成，举朝欢庆。壬辰日，立皇后徐氏，诏天下；同时下诏废除广泽王朱允、怀恩王朱允为庶人，等等。(《明太宗实录》卷9～14)
在如此繁忙与紧张的情势下，建文四年十一月癸卯日，新皇帝朱棣挤出时间，“遣太监郑和祭乳母冯氏”。此举仅与他册封“国母”相差10天时间，随后的永乐三年，朱棣追封起乳母冯氏为保圣贤顺夫人；永乐七年，他遣官追祭；永乐十四年，追赠保圣贤顺夫人冯氏之夫王忠为左都督，等等。这一切究竟是为何？由此说来，永乐皇帝对已经死去的奶妈之好不是偶尔为之，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为，并且不断地提升其规格档次，这究竟又是哪门子的事？而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据清代学者徐乾学的研究：“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就是这么一部“最为率略”的《明太宗实录》却一而再地将祭祀、追封奶妈当成大事予以记载，这到底是为什么？
翻遍明代正史，却找不到任何答案，然而在明人笔记中却隐藏着惊人的秘密。明代中期文人祝允明在他的《九朝野记》中这样记载道：“风李秀，不知何许人。太宗在藩时，秀邸寄赤籍中。阳狂奇谲，众因呼之云。然无他异。惟上知其人，数召与语，语多不伦。府殿鸱吻堕，上殊恶之，左右莫敢言。秀突来前，上曰：‘秀，吾殿兽堕，何也？’秀曰：‘欲换色耳。’上笑曰：‘痴子胡说。’尝启上：‘明日臣生辰，欲邀三护卫饮，乞为臣召之。’上又笑，令诸校往。及往，秀已出。茅庐萧萧，略无营具。老妻坐茅下，云：‘秀请客未归，幸少伺。’诸校坐门外地上，噪而不敢怒也。及午，秀持楮钱来，谢言：‘劳诸公枉临，伺烧纸后奉欤。’置楮于地下，散之，便煨之，烟起冲人窍，诸人涕横流。纸已烬，秀运箕扬之，灰被众衣。秀乃大言曰：‘如此时候，若辈犹不起邪？’众咸愤，诟其狂颠，去复于上。上笑而已。张英公时未极臣位，坐堂上偶梁尘落其背，秀疾趋其后，拍其背三，曰：‘如此大尘犹未起乎？吾拍公起耳。’尝启上：‘某地贵不可言，上宁有可葬者乎？’上怪其不祥，曰：‘无之。’秀曰：‘固也。第不知殿下乳母谁与？’上曰：‘死矣，藁葬于某。’秀请更葬，上从之。其地去西山四十里平壤间，即‘圣夫人墓’,人呼‘奶母墓’是已。及上登极，秀犹在，后不知所终。”(［明］祝允明：《九朝野记》卷2,根据《中华野史·明朝卷一》P425校对)
与祝允明差不多是同时代的高岱在他的《鸿猷录》中记载着相似的故事：“时有颠士，不知何许人，亦亡姓名，佯狂谲诞，语多不伦，然事或奇中，人不识。成祖独心异之，时召与言多隐语，赞成大事意。一日见张玉子辅坐，背有梁尘，拍其背，曰：‘如此大尘，犹不起邪？’又尝启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贵不可言，殿下岂有可葬者乎？’成祖怪其言不祥，曰：‘无之！’颠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藁葬矣！’颠曰：‘亟改葬是，是当有征。’成祖从之。今所称圣夫人墓是也……”(［明］高岱：《鸿猷录·靖难师起》卷7,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鸿猷录》第2册，P83,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初版，以下只称卷数)
明清之际史学家查继佐在《罪惟录》里也作相似的记载：“李秀，不知何许人。太宗在藩邸，秀寄籍燕，佯狂不羁，人咸呼之为风李。王闻，召与语，语不伦，王不见责。一日启王：‘明日臣生辰，欲邀三护卫饮。’秀贫，王知为浪语，护卫多，姑令数十人往。秀出，茅室无容膝，安得座？妻前见曰：‘秀方驰觅豚鸡享祖。’校以王遣，便门外席地待。未几，秀持所觅归，无别具，拱手：‘劳诸公枉顾，须之。’遂焚楮，楮烟冒诸校眼，眼为着泪。诸以不能一二饱，请别去。复拱手：‘公等度秀能治欤否？蒙王爱，享以此心耳。’校遽入实对。王笑：‘果风子！’时张英国玉未贵，方正坐，秀猝从其后拍背三，曰：‘胡不速建？’张不知何以，后乃知其劝从龙勿后也。尝启王：‘西山四十里有吉壤，王宁有欲葬者乎？’王怪其不祥，不答。且曰：‘殿下乳母为谁？’曰：‘已物故，葬某处矣。’秀立请更葬。今圣夫人墓，俗所云奶母坟是也。论曰：‘李秀当是谙大运而讬之乎风，所云语不伦，不能公闻。王不见责，惬其隐也。拍背张英国，亦即此意，要是王风之不自人口。奶子坟，其天寿山之第一破土欤！”(［清］查继佐：《罪惟录·风李秀传》列传卷32,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册，P2733~P2734)
尽管祝允明、高岱和查继佐三人的记载在个别地方有出入，但他们大致都讲了一个相同的故事：朱棣就藩北平以后，“高人”风李秀刚好被编入到了北平罪犯的户籍里，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叫风李秀的人一天到晚疯疯癫癫，但骨子里却十分诡秘，他常常来无影去无踪，因而人们将他称作为天上之“云”，只有燕王朱棣却不以为然，几次召他说说话，谁知这个风李秀说话语无伦次，尽是一派诳言。燕王府殿陛上的神鸟掉到了地上，朱棣为之相当不开心，燕王府内的人全知道这事，但谁都不敢说什么。突然有一天，风李秀闯到燕王府来，朱棣就问他：“最近我燕王府上的神鸟莫名其妙地掉到了地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风李秀脱口而出：“要换颜色了！”朱棣笑着应付道：“你这个疯子一天到晚疯疯癫癫，尽说些胡话。”可风李秀却一脸严肃地跟朱棣说：“明天是小民生日，想邀请燕王府上三护卫将领上鄙舍去畅饮一番，在此恳请燕王殿下代小民召唤他们一下。”听到这里，朱棣又笑了，随即下令让三护卫将领第二天全上风李秀家去喝寿酒去。
可当三护卫将领到达风李秀家时，“寿星”本人风李秀却外出了，大伙儿见到他家只有几间破旧不堪的茅草屋，什么家当也没有，心顿时凉了一大截。一个自称是风李秀之妻的老妇人坐在破茅屋下的矮凳上，听说燕王府的客人上门来喝寿酒，她顿时表露出一脸的无奈，嘴里开始不停地唠叨：“该死的疯老头，一大早就出门去，到现在还没回来。诸位军爷，你们就稍稍等一等吧！”因为家实在穷困不堪，连张像样的凳子都没有，所以三护卫将领们只好坐到破茅屋外的空地上去等了。等啊等，等了好久，大家实在不耐烦了，嘀嘀咕咕议论个不歇，但就是没人敢发怒，要不是燕王爷的指示，谁愿意上这个鬼地方来空等一个疯子？！
终于等到中午时刻，只见风李秀抱了一大堆的冥币踉踉跄跄地回家来了，见了三护卫将领，他只字不提喝寿酒的事，却居然这般说道：“有劳各位将校今天白跑一趟，等我将这些冥币烧了，再送给你们！”也不管燕府将领有何反应，风李秀边说边将冥币倒在地上，然后再将它们一一散开，点上火，一溜烟的工夫，冥币烧了起来，烟气顿时弥漫了整个场地，直冲人们的鼻孔与眼睛，燕王府的将领们个个都被呛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冥币烧完后，风李秀从他家破茅屋里拿出了畚箕和扫帚，随即就将已经化为灰烬的冥币扫在了一起，然后又跑到上风处将这些灰烬在大风里一一扬开，顿时间冥币灰烬散落在众将校身上。见到灰头土脸的将校依然坐着，风李秀终于忍不住大声喊道：“这样的时候，你们怎么还不起啊？！”
遭遇戏弄的燕府将校们个个恼怒透顶，大骂风李秀简直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精神病。他们怒气冲冲地回到燕王府，向朱棣回报了事情的经过。可没想到的是，朱棣听后只笑不说。
朱棣手下有个将领叫张玉，有一次他正坐在燕王府的公堂上，可不巧的是，从公堂梁上掉下的灰尘，刚刚好落在张玉的后背上，恰巧被风李秀看到了，他走上前去，不停地拍着张玉后背，说道：“这么大的灰尘，你怎么还不起啊？我拍你背，你就应该起了。”
更有“莫名其妙”的是，有一天，风李秀一脸严肃地向燕王启奏道：“我们北平有个地方风水特别好，燕王殿下，您有没有什么人要葬的？如果有人葬在那地方的话，那么其子孙后代将会贵不可言啊！”朱棣听到这番问话，顿时觉得晦气，就没好声好气地回答：“没什么人要葬的！”风李秀听后似乎意识到自己的问话出了点问题，于是赶紧纠偏且点拨朱棣：“本来燕王府是没有什么人要葬的，只是小民不知殿下乳母是谁？如今安否？”朱棣叹了一声气，回答说：“死了，用禾柇将她下葬的。”风李秀立马向朱棣提议：将已经下葬了的燕王奶妈改葬到那贵不可言的地方。朱棣照此执行，改葬了奶妈。在离西山40里的平川上有个像样的坟茔，这就是“圣夫人墓”，人们习惯地将它称为“奶妈墓”。朱棣登基称帝时，风李秀还在，但随后就不知其终。(［明］祝允明：《九朝野记》卷2;［明］高岱：《鸿猷录·靖难师起》卷7;［清］查继佐：《罪惟录·风李秀传》列传卷32,第4册，P2733~P2734)
从上述故事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点信息：
第一，朱棣改葬奶妈的事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祝允明、高岱和查继佐等都没有直接记明。但从事情发生的前后与明初这段特殊的历史实际来看，风李秀似乎是一直活跃在朱棣的身边，尽管他疯疯癫癫和口出狂言，但朱棣还挺喜欢他的。结合洪武时代严酷政治与到处布控特务之特点，笔者认为朱棣改葬奶妈可能是在朱元璋后时代，即建文帝当政时期。
第二，从风李秀问及朱棣奶妈之事与朱棣的回答来看，至少说在朱棣起兵前不仅朱棣自己了解奶妈之事，而且还知道得较为详细，“死矣，藁葬于某”。连下葬时用什么葬的，朱棣都说得出，说明奶妈死时朱棣应该年龄不小了；朱棣说到用“藁”葬之，那是极其简陋的下葬。这就怪了，“奶儿子”贵为藩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死了一个奶妈竟然要用禾柇给她下葬，那么是不是皇帝老子朱元璋抠门，给儿子们的经济待遇不好，弄得他们捉襟见肘了？要真是这样的话，大明皇家的脸面可就丢大了。
但仔细考察明朝历史之实际，我们发现朱元璋对大臣们较抠门，而对他的龙子龙孙们却极其大方。“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明史·诸王一》卷116)明初一个藩王直接从朝廷那里得到的年禄(即年收入)达10000石，换言之，朱元璋一个儿子的年收入是25个公爵的年俸禄，朱元璋的每一对子女的收入是10个最重要的开国元勋的年俸禄，也是50～60个宰相的年收入，每十对子女的收入等于全国所有县官收入的总和。(详见笔者：《朱元璋卷》下)所以说明代藩王绝对不穷，相反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超级富翁，由此从常理来讲，朱棣不用说下葬一个对他有着哺育之恩的奶妈，就是燕王府上死了一个极为低微的老婆子至少也可弄副蹩脚的棺材什么的，这总比用禾柇下葬要体面得多。那么朱棣奶妈为什么要用禾柇下葬？有人认为，很可能她就死于非命，且是在朱元璋洪武政治高压时期发生的，当时朱棣可能目击或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迫于“父亲”的威势，他敢怒而不敢言或不敢为。
第三，朱棣奶妈最初应该是葬在北京什么地方，朱棣与奶妈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同一般的“乳养”关系，这事在朱棣就藩北平时可能为不少人所知，否则怎么一个“疯子”风李秀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且“一言中的”了？
朱棣为何要优渥“下人”奶妈？
从上面对明成祖生母与乳母的考察，我们对朱棣的早年生活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朱棣生母碽妃死得很早，且可能死得很惨，由此说明成祖朱棣从小就失去生母之母爱，而奶妈冯氏在这个时期不仅承当起乳育朱棣的职责，而且还兼带着保护小朱棣之重任。因此说奶妈冯氏对朱棣人生的影响是非同一般。
说到这里，有读者朋友可能要问：不是说“马后仁慈”，将朱棣收为己子，故而朱棣有“嫡出”之说。由此也可证：朱棣小时候并不缺乏母爱！？
其实不然，朱棣被马皇后收养，这极有可能，但马皇后是大明后宫里的“大家长”，乾清门以内大大小小的事都归她管，“妃嫔宫人被宠有子者，(马皇后)厚待之”。(《明史·后妃传》卷113)，甚至“帝每御膳，后(皇后马氏)皆躬自省视”。(《明史·后妃传》卷113)就是讲皇帝朱元璋的每顿用膳，马皇后都要过问。
更有马皇后为朱元璋收养了一大帮子的“义子”，据明初大臣刘辰的记载，光马皇后与朱元璋收养的“义子”就有保儿、周舍、道舍、柴舍、马儿、金刚奴、也先、买驴、真童、泼儿，等等。“太祖于国初以所克城池专用义子作心腹，与将官同守，如得镇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驸马，得严州用保儿，得婺州用马儿，得处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刚奴、也先，得广信调周舍郎沐英也。”(［明］刘辰：《国初事迹》)
马皇后既要照顾好丈夫朱元璋的生活起居，又要抚养一大帮子的“义子”，一个人忙得过来吗？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此从年龄角度推算，在朱棣生母碽妃“走”后，年幼的朱棣不大可能就靠马皇后来满足他的最初生理本能需要——吃奶，而真正给予小朱棣母爱的是他的奶妈冯氏，马皇后有可能更多地将自己的“母爱”给了比朱棣年长的太子朱标、“义子”沐英和李文忠等人，他们之间倒是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因此说，幼年时代的朱棣极其抑郁，他是大明皇家的灰天鹅。
因为生母碽妃是个“不洁”的女人，她早早地“走”了，留下了连“父亲”朱元璋都无法弄清楚究竟是谁播的种而长成的苗子——朱棣，他当然极不受人重视，甚至可能很不得帝国皇家的认同。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童年时代的朱棣缺乏认同感和安全感。
在这样的情势下，奶妈冯氏可能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她关怀与照顾小朱棣，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那份缺失的母爱，或许对朱棣最初的启蒙教育也是由奶妈冯氏来承担的。但从“明成祖御碣”上所载的内容来看，朱棣奶妈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要将自己的主子碽妃之死与朱棣的身世之谜告诉给就藩后的朱棣，这里边就存在极大的风险。奶妈什么时候将大明皇家秘密告诉了朱棣，今人无法得知，历史事实是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他的奶妈冯氏已经不在人世了，否则怎么会有朱棣改葬奶妈和不久以后派遣心腹太监郑和祭祀奶妈之事？！
至此人们可能不禁还要问：朱棣奶妈后来是如何而去的，是他杀或病逝寿尽？是朱元璋“杀人灭口”，抑或为建文帝屠戮？于史无载，不敢擅断。但从建文“宽政”精神及建文帝的仁弱个性来推测，似乎不大可能是他杀了朱棣的奶妈；而残忍成性的朱元璋似疑为之。这对于朱棣来说，只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靖难”动因多多，或许其一就在此内。明末清初著名文人画家戴本孝曾写下意味深长的诗篇：“天子恩仇天不忘，舍利借此求西洋，佛骨佛牙亦尔尔，五色隐现牟尼幢。”(［清］戴本孝：《报恩寺塔灯歌》，载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集诗》，南京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P116)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奶妈冯氏不仅对朱棣有着“乳育”之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保护”朱棣和告诉其真相的重任，非一般奶妈可同日而语，所以“靖难”成功以后朱棣在日理万机处理大明国事之际还挤出时间郑重其事地派心腹祭祀奶妈，随后又轰轰烈烈地追赠奶妈，爱屋及乌，甚至对其可能从没见过面的“奶爹”也格外优渥，让奶妈、奶爹在阴曹地府里隔世享受人间“一品”的殊荣待遇，以此来表达他对奶妈的一片孝心和“反哺”之情；几乎与此同时，朱棣又在南京城筹备修建当时中国最大的寺塔——南京大报恩寺塔，那是为了表达自己对生母碽妃的孝敬之心和思念之情。(详见本书第6章)
不过，在自己钦定的“正史”或大明官方文书中，朱棣却坚决杜绝对纵欲“父亲”与“不贞”母亲之间的“风流艳史”和血淋淋的大明皇家虐杀之任何记录，因为这不仅仅是大明皇家的头号丑事，而且还是他坐稳大明帝位的最大障碍与“祸根”，雄才大略的天才皇帝才不会那么迂腐和傻愣了，故而原本应该的“实录”反而变成了矫录与伪录，历史由此留给后人的几乎是空白或曰无奈。
美女母亲，无辜的女人，遭遇了至今人们都无法言明的“变故”，使她来到了南京的明皇宫，“沐浴”了“天恩”，产下了“来路不明”的“龙子”，这一切使得朱棣自来到这个世上起就注定是个“是非”人物，也使得他早早地经历了人生的许多不幸与苦难。
倾城红颜：吴三桂兵败爱妾陈圆圆魂归何处
在中国，能够改变历史的女人不多。就算是武则天吧，最后也还是把江山交给了李氏家族。而在历史关键时刻，陈圆圆却扮演了一个改朝换代的“祸水”角色——因为她，吴三桂“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把偌大的大明江山送给了清人，这一给就是几百年。一个歌伎，在历史风云巨变的时刻，给天下英雄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公子无缘
陈圆圆，原名邢畹芬，是常州奔牛镇上的一个小家碧玉，父母早亡，从小与祖母相依为命。祖母疼爱孙女，曾送她到镇上的私塾读书，私塾先生为她改名为沅。邢沅十四岁那年，祖母卧病不起，家中没有了收入，为了给祖母治病，邢沅左借右贷，终至负债累累。这时，镇上的一个常年在外经商的小贩回来了，扬言要介绍邢沅到苏州做事，邢沅半信半疑，果然到了苏州邢沅才知道，那小贩是将她卖到教坊中做歌伎，卖身的钱一半给了她安置祖母，一半让那个小贩收进了腰包。
在教坊，邢沅学习了歌舞琴画。由于她天赋颖慧，很快就在教坊中崭露头角，当时人称她“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鸨母为她改名陈圆圆，高张艳帜，招揽贵客，不久就成了红极一时的名妓，倾倒了无数王孙公子。
冒襄(1611—1693)，字辟疆，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他出生在江苏如皋城一个世代仕宦之家，幼年随祖父在任所读书，十四岁就刊刻诗集《香俪园偶存》，文苑巨擘董其昌把他比做初唐的王勃，期望他“点缀盛明一代诗文之景运”。
据冒辟疆词友陈维崧《妇人集》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春，冒氏途经苏州，经同乡许直推荐，慕名去阊门外的横塘寓所寻访梨园名伶陈圆圆，后来，冒襄描述这次初见面的情景说：
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茧，丝棉袍)，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
两人一见钟情。当年秋天，冒氏偕母马恭人赴苏，与圆圆订下“嫁娶之约”，订于来年择日迎娶。第二年二月，冒辟疆处理完家务奔赴苏州，但遗憾的是，公子无缘：十天前，陈圆圆已被崇祯皇帝宠妃的父亲田弘遇强行“买”走了，从此开始了她渺渺茫茫、起伏跌宕、却牵动着整个国家政局的一生。
游走在帝王将相间
秦淮八艳，万众侧目，但真正具有传奇色彩，身系一代兴亡，游走于帝王将相之间的，只有陈圆圆。
不过，国丈爷买下陈圆圆，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奇货可居，乱世前夕的一种政治投资。
起初，他想把陈圆圆献给崇祯皇帝，但国难当头，大厦将倾，焦头烂额的崇祯早已没有精力和心情顾及美色了。沮丧之际，田弘遇只好先把陈圆圆领回自己府第，将其收为养女，好好供养，再寻找“交易”良机。
此时，明廷内忧外患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李自成越过宁武关、居庸关，直逼京师；清军也在东北一线蠢蠢欲动。危急关头，朝廷下诏吴三桂以总兵身份统领大军镇守山海关。乱世之际，谁都想得到军队的庇护，所以吴三桂离京前，满城的达官显贵纷纷设宴为他饯行，想为自己找个靠山。
田弘遇自然也不落后，在府中摆下珍肴美酒款待吴总兵，同他府不同的是，有绝色的陈圆圆在席前奉歌献舞。这舞这歌，把上座的吴三桂迷得欲醉欲仙，宴散前，吴三桂终于按捺不住，悄悄对田弘遇说：“倘以圆圆送我，战乱之时，我会先保贵府，再保大明江山！”田弘遇会心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吴三桂派人带了千两黄金做聘礼，到田府求婚。田弘遇也备办了丰盛的嫁妆，当天就亲自把陈圆圆送到了吴家。
此时战事已急，吴三桂王命在身，没过几天便赶往边关。当时有女眷不能随军的规定，吴三桂只得割爱。陈圆圆有《转运曲》，大略是描述的此时心境：
堤柳堤柳，不系东行马首，空余千缕秋霜，凝泪思君断肠。肠断肠断，又听催归声唤。
不久，闯王李自成率大军攻入北京，建立了大顺王朝。城中旧臣遗老全都遭到了搜捕，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全家也在其列，陈圆圆的美貌被闯王的心腹大将刘宗敏看中，于是夺为侍妾。
一说，刘宗敏又把她献给了闯王。
总之，不管世间如何战乱、血肉迸飞，也不管她愿不愿意、幸不幸福，陈圆圆依旧是穿行于王公府第，过着锦衣玉食、歌舞升平的生活。
据说，“大顺帝”李自成曾逼迫吴襄写信给吴三桂，劝他来京受降；据说，吴三桂也打算归顺李自成政权。但是，有关史料记载了他与父亲吴襄派来劝降仆人的一段对话，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格局。
吴三桂问父亲，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并不在乎地回答：“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的。”
吴三桂问其财产，仆人说：“已被没收。”吴三桂仍是满不在乎：“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的。”
吴三桂问爱妾陈圆圆，仆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走。”听到这句话，吴三桂顿时火冒三丈，怒吼道：“岂有此理！”随即抽出佩剑，一剑把面前的茶几砍断。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使得李自成大败，李自成一怒之下，阵前斩了吴襄，并将他的首级悬挂在高竿上示众。回师京城后，又杀了吴家老少共三十八口。
眼看大势已去，李自成只好带上京城的金银财宝撤回陕西老巢。临走时本想带着陈圆圆，据说，陈圆圆却告诫闯王：“妾身若随大王西行，只怕吴将军为了妾身而穷追不舍；不如将妾身留在京师，还可作缓兵之计！”李自成觉得有理，危急关头，索性丢下陈圆圆跑了。
吴三桂并不知道陈圆圆留在京城，挥师紧追，一心要夺回心爱的女人。追到山西绛州，才得到京师来报，陈圆圆就在京城。吴三桂喜不自胜，立刻停兵，派人接陈圆圆来绛州相会，任李自成残部渡过黄河，回了陕西。
据《觚剩》记载：陈圆圆到绛州时，吴三桂在军营前搭起了五彩楼牌，列旌旗箫鼓三十里地，吴三桂穿着整齐的戎装亲自骑马出迎，其仪式之隆重绝不亚于迎接圣驾降临。
吴伟业的《圆圆曲》写道：
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取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鬓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写的就是这段失而复得的情景。
清朝取得江山后，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效忠清朝三十年后，吴三桂于1673年起兵反清，被康熙帝镇压下去，他的妻妾子女都被凌迟处死。
魂归何处？
陈圆圆最后的结局，一般有三种说法：
一是，她跟随吴三桂出镇云南，在吴三桂起兵反清兵败时死于战乱。
康熙时陆次云的《圆圆传》所述：吴三桂在云南被封为平西王后，建苏台，营郿坞，华贵无比，陈圆圆常歌“大风之章”，向他献媚，吹捧他“神武不可一世”，因而受到吴三桂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房之宠。
据明末遗民李介立《天香阁笔记》及《武进县志》记载：吴三桂曾向江南各省发文，责令地方官员代为寻找陈圆圆的父母和大哥。找到后，“以礼款”，可见吴三桂对圆圆的情
后来吴三桂的叛乱，本是出于陈圆圆的“同梦之谋”。陈圆圆的结局，也和吴三桂一起“同归歼灭”。但对被“歼灭”的细节未具体言明，大概是死于战乱或者作为罪囚被处死了。
二是，吴三桂兵败后，城破，陈圆圆自尽。
陈圆圆随吴三桂至滇时，已是三十五岁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美人容颜凋谢，加上吴的大老婆“悍妒绝伦”，所以圆圆“屏谢铅华，独居别院”，潜心修佛，远离红尘是非恩怨。
满溪绿涨春将去，马踏星沙，雨打梨花，又有香风透碧纱。声声羌笛吹杨柳，月映官街，懒赋梅花，帘里人儿学唤茶。
此时陈圆圆所赋之《丑奴儿令》，看似闲雅，实在是有点凄凉索落的味道。
后来吴三桂举兵反清，从而招来灭门之祸。城破之日，也便是陈圆圆的生命终了之时。刘健《庭闻录》说：“辛酉城破，圆圆先死。”
刘健是吴三桂在滇为王时云南同知刘岜之子。刘岜在吴三桂叛乱时拒绝跟从，被吴三桂杖戍滇西，平叛后，官复原职。刘健根据其父口述写下的《庭闻录》，应该是很可信的。
不过怎样死的，则有多种不确定的说法，或说自缢而死，或说绝食而死，或说投莲花池而死。
三是，在吴三桂起兵反清之前，陈圆圆便与吴三桂不和，遁入空门，削发为尼，最后不知所终。
钮琇的《圆圆传》写于陆次云之后，关于陈圆圆在云南的生活写得比陆传要详细些。吴三桂进爵为王之后，在昆明占据五华山永历故宫，他欲将陈圆圆立为正妃，陈圆圆婉言推辞了，吴三桂就另娶一女。而此女悍妒绝伦，群姬之艳而进幸者则杀之，只有陈圆圆能顺适其意，不与争锋而且亲若娣姒。吴三桂图谋叛乱，陈圆圆有所觉察，但自感力不能禁，就以年老为由向吴三桂请求遁入空门，得到许可后便离宫入山，幽居净室，与药炉经卷为伴，晨夕焚修，为善是乐。此传写到吴三桂失败后其家被籍没时，并未提及圆圆的名字。
关于她的结局，钮琇写道：“其玄机之禅化耶？其红线之仙隐耶？其盼盼之终于燕子楼耶？已不可知。”
其实，“已不可知”，这就是关于陈圆圆结局最准确的回答。
另有清云南省巡盐道尹黎木庵《三圣庵访陈圆圆遗像记》记载，陈圆圆归隐的确切地址是锡瓦仓庄之三圣庵，她出家为尼，法名寂静，号玉庵。年八十卒，葬于归化寺侧的昙花庵旁。同行友人史澹初有临摹陈圆圆画像传世。
隐居贵州说
1983年，国家文物局编写《中国历代名人名胜录》，根据上级通知上的点名提示，时任贵州岑巩县宣传部副部长的黄透松参与了调查，得出了陈圆圆葬于古思州治地岑巩县水尾镇的马家寨。如今，那里的狮子山上有一座古墓，立有一块隐讳的石碑，当地人说那便是陈圆圆的安息之地。
据他们的研究：吴三桂死后，清军南下，要灭其九族。陈圆圆为了给吴家保存后代，就带着儿子吴启华、孙子吴仕杰，在军师马宝的护送下，逃到了马家寨。如今全寨一百七十余户一千余人，全姓吴，都自称是吴三桂的后裔。
在吴家祖辈的墓碑上，有一副奇怪的对联：“阭姓于斯上承一代统绪，藏身在此下衍百年箕裘。”其中“阭”字不见于字书，不知到底何读，何义？
后经吴永松老人介绍，“阭”是吴家人自造的简化字，即“隐”。再读，“隐姓于斯，上承一代统绪；藏身在此，下衍百年箕裘”，就文意显豁了。如果不是真有隐情，几百年前的已死老人，又何必在墓碑上留下如此玄虚？
经吴家后人指认，“陈老太婆”陈圆圆的坟墓位于狮子山麓，墓前有一块很不显眼的小石碑，碑脚已被泥土掩埋，碑上阴镂“故先妣吴门聂氏之墓位席。孝男：吴启华。媳：涂氏。孝孙男：仕龙、仕杰。杨氏。曾孙：大经、大纯……皇清雍正六年(1728)岁次戊申仲冬月吉日立”。整块碑文都是繁体字，只有一个简化的“聂”字。
据吴永松老人解释：“故先妣”没用“清”字，表明她是明末的一位王妃。“妣”是已故的母亲。“吴门”暗指老太婆是苏州人，苏州古称吴门，对外也可解释为夫家姓吴。“聂”字当年没有简化，是吴家为隐蔽真情自造的字。陈圆圆本姓邢，后跟养母姓陈。邢有右耳，陈有左耳，“双耳”代表邢和陈，一字双意。“双”的繁体“雙”上边有两个“佳”字，佳佳为好，花好月圆，暗喻“圆圆”。“位席”显示她地位崇高，以女性而位居宗祠。十一个字连起来正好就是“明苏州陈圆圆王妃之墓”。
对此，有关专家的解释是：
第一，吴氏秘传对雍正六年石碑文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
第二，马家寨的后裔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自称是吴三桂的后代。吴三桂历来被认定是卖国贼，备受社会鄙视，公开承认是吴三桂的子孙，必然是出于一种亲情；不然，又何必背此黑锅？而且今岩下杨氏原来是追查吴三桂后裔的，只是未能查明上报朝廷；至今，吴、杨两姓还有仇恨，互不往来。
第三，据长房十一世秘传人吴永鹏讲，陈圆圆等人从衡阳出发，沿沅水、龙鳌河而来到达木洞(马家寨背后山中)，在山麓鳌山寺隐居了一段时间，康熙二十四年(1685)才搬到马家寨一带的芦苇地。为感谢和纪念军师马宝的大恩大德才取名马家寨，让子孙后代永不忘记。其实全寨姓吴，没有一个姓马。
马宝墓的对联是：“重垒土茔，人祖即己祖；复修石台，若翁如吾翁。”也说明吴氏后代对马宝的感恩之情。
第四，据吴氏相传，陈圆圆晚年住天安寺(又名平西庵)，留有御字簿、皇伞、大刀、金银等物。所谓“御字簿”，即家史，与当地民间称为“家谱”、“族谱”、“堂记”等，大不相同。秘传“皇伞”，交给吴 家世代保管，后其因家贫拿来当被子盖而毁，见者不少。又金杯银筷被吴 家拿到野牛山亲朋家收藏而失，被偷卖了。两把大刀，一把九十六公斤，一把八十公斤，刀把有绣球，1958年当废铁卖了，知此事的人也不少。而且马家寨吴氏男人个子高大，同吴三桂身体魁梧类似。有人说是基因所致。
难道陈圆圆真能亲历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吴三桂的反清称帝而大难不死么？这可真是一个奇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