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后，关于辨别学习的研究，大多是进行人的辨别学习研究。除了上面的辨别反应说，还出现了位置习性说、消去说、负反应回避说，诱因说，二要素说，观察反应，注意说等等。
虽然上述各种学说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过度学习”的效果也有目共睹的，关键是要保持一个度。放松的状态是不行的,但把学习的弦绷得过紧也不行。因为“过度学习”是指,如果把人学习某种知识掌握到当时再现不出错的程度作为100%,那么,要保持住这种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要用一定的时间,用相同的注意水平来不断巩固这一知识。但这种巩固一般保持在学习程度的150%以内为佳,在这一限度内,其学习心理效应最大。
艾宾浩斯所说的“过度学习”,不是毫无限度的“超度学习”。一般认为在一定范围内，过度学习是必须的，超过了一定限度，就是很不经济的，因为过度学习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一般说来，学习程度以150%为佳，其效应也最大。超过150%,会因学习疲劳而发生“报酬递减”现象,学习的效果就会逐渐下降，出现注意分散、厌倦、疲劳等消极效应。
艾宾浩斯的“过度学习”实际上是“适度紧张学习”。要防止“报酬递减”就应该做到:当学习巩固到不再出现错误的水平时,就可以停止。如果此时再要求自己进行精力投入,那么学习效果将会下降,掌握能力将发生递减,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时间越长,越学习不进去。
功能固着心理
一个人看到一种惯常的功用或联系后，就很难看出它的其他新用途：如果初次看到的功用越重要，也就越难看出它的其他用途。
在一次课堂教学活动中，老师拿出一只蜡烛、一枚图钉、一盒火柴，要求学生利用这三个条件，把蜡烛点燃，固定在教室直立的墙壁上。全体学生思考了很久，无人想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这是一个趣味实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只需用火柴把蜡烛点燃，然后用图钉把空火柴盒固定在墙上，再用蜡油把蜡烛粘在火柴上，这个问题就这么轻易地解决了。
大家之所以没能想出这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原因是他们在思考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只是把火柴盒看作是装火柴用的，而没想到它还可以用来固定蜡烛。“功能固着”现象使我们趋向于以习惯的方式运用物品，从而妨碍以新的方式去运用它来解决问题。
这里所反映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功能固着心理。所谓功能固着心理，是指一个人看到一种惯常的事物功用或联系后，就很难看出其他新的功用和联系：如果初次看到功用或联系越重要，也就越难看出它的其他用途。
我们再以赫林和希尔的一个实验为例，让被试站在一间小房子的白线后面，把两个铁环放在垂直的木钉上。他可以在室内自由走动，运用任何物品帮助他解决此问题；但不许把铁环拾起来直接放在木钉上。房间里有两根木棒，单独用一根够不到铁环，两根木棒用绳子接起来就能顺利地解决问题。
对于一组被试，绳子挂在墙上的一枚钉子上，它没有固定的用途；这时被试很顺利地用这根绳子解决了问题。对于另一组被试，绳子也挂在那枚钉子上，但它用来挂日历或其他别的东西；这时大多数被试没有发现绳子能用来解决问题。虽然他们都知道室内的任何物品均可用来解决问题；但绳子挂了日历，它的用途似乎“固定了”，因而就看不出它还能用来捆木棒。
类似的现象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会经常发生。功能固着是思维活动刻板化的反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硬币好像只有一种用途，很少想到它还能用于导电；衣服好像也只有一种用途，很少想到它可用于扑灭烈火。
但是具体的现实，永远高于理论的教条。
在一次研究人的创造思维的会议上，日本创造学家村上信雄走上主席台，拿出一把曲别针，同时提出一个问题。他问：“这些曲别针有多少用途？”
当时在场的一位中国学者说有30多种。村上信雄自己证明有300多种。大家为他热烈鼓掌。这时台下有人递上来一个条子，条子上写：我明天将发表一个观点，证明这个曲别针可以有亿万用途。
这个人叫许国泰。他提出的这个方案后来被称为魔球现象，根据他的论证，曲别针由于相同的质量可以做各种法码；作为一个金属物，曲别针可以和各种酸类及其他的化学物质产生不知道多种反应；曲别针可以变顾1、2、3、4、5、6、7、8、9和加减乘除，可以变成英文、拉丁文、俄文字母，于是天下所有语言能够表达的东西，曲别针都可以表达。
对于这些难度不是很大的实际问题，许多人不能解决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他们的视野和心理上存在局限，受到某种物体的通常用途的影响，所以难以发现这种物体的其他新用途，因而束缚了自己的思维，妨碍了问题的解决。
一个东西能否发挥出多大的作用，就看拥有和使用者的聪明智慧，运用的方式和途径不同，得到的结果也就会有天壤之别。所以任何东西，包括任何思想和制度都不会主动发挥作用，而要看人能否善加运用，从中发掘出它的最大效益。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
宋国有一家人，有一个祖传秘方，能在冬天里涂在身上，不生冻疮，手上皮肤不会裂开来，所以这家人，凭了这个秘方，世世代代漂布，都不会伤手，因而漂的布又好又快又多。
有一个商人经过这里，听说这家人有这个秘方，要求以一百金——也许相当于现在一百万美金的价值，购买这个秘方。后来果然以这个大数目，把秘方买来了，然后到南方去游说吴王，吴越地在海边，打仗要练海军作水战，他游说吴王成功，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替吴国练兵。到了冬天，和越国打仗，吴国的海军涂了他的药，不怕冷，不生冻疮，大败越国，因之立了大功，裂地而封。他就是利用这个百金买来的方子，能够功成名就以至于封王。
庄子说，就是这样一个不生冻疮的方于，有的人能够利用它不生冻疮，不裂皮肤这一点而封侯拜将，名留万古。而这一家人却只能用这同一个方子，世世代代替人家漂布。
为什么会产生功能固着这种心理现象呢？这是因为一个人在遇到新出现的问题时，总是容易用过去处理这类问题时的方式或经验来对待和解决新出的问题。如果在一切条件都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运用已有的经验和方法会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但是如果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然照搬过去的老办法，以固定的模式去应付多变的生活和学习，就会走许多弯路，使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
一个人对某种物体的通常用途越熟悉，就越难发现这种物体在其他方面的新功能。例如：发卡是女同学用来卡头发的，所以有些人想不到它可以充当螺丝刀拧螺丝钉；尺子是用来测量物体长度的，有些人则想不到它还可以做教鞭和指挥棒；有些人手中有尺子则能测量物体的长度，没有尺子则完不成任务等等，都是受物体的一般固定功能所限制而不能变化思考的结果。功能固着的消极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消除其消极影响。
消除功能固着的消极影响能消除一个人对物体用途方面的呆板、机械的认识，使其对物体的用途认识更丰富、更全面，使思维变得灵活和敏捷。
有一次，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去英国考察，到一家工厂参观绘画颜料“柏林蓝”的配制过程。他见工人们先用药水煮动物的血和皮，调制成“柏林蓝”的原料，然后把原料溶液放在铁锅里再煮，并用铁棍长时间搅拌，边搅边把铁锅捣得卡卡响。李比希感到很奇怪，一个工头向他解释道：“搅拌锅里的溶液时，一定要用铁棍搅，而且发出的声音越大，‘柏林蓝’的质量越好。”
李比希笑道：“不需要这样搅，只要在‘柏林蓝’原料里加点含铁的化合物就行了。用铁棍使劲磨蹭，无非是把锅上的铁屑蹭下来，使它与原料化合成‘柏林蓝’。这样虽然也行，但太浪费时间啦！”
遇到问题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去考虑，使问题更加容易解决。对于培养我们的创造力有着特殊的意义，还可以增强一个人的自信心和探索新问题的勇气。那么，怎样才能消除功能固着的消极影响呢？
第一，遇到问题时能随机应变，多变换角度去思考问题，寻找答案，锻炼思维的灵活性。
第二，善于运用问题现场所提供的条件和物品，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第三，在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把有关的信息向各个方向、各个方面扩散，以此引出更多的信息，以多种设想，找出多项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每个方案都切实可行。
第四，丰富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因为解决问题是以知识和实际经验为前提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对周围事物的通常用途特别熟悉，而且对其他用途也十分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应付自如。
第五，我们既要有常规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又要养成勤于动脑和善于思考的好习惯。
邮票效应
与人的某种具体事物、活动和情景相联系的课题，推论出来的准确性就会大为提高。
唐朝宰相李德裕曾镇守浙右。
在他的任上，出了这样一件案子：甘露寺的和尚，控告前任主事贪污财物。证据是前几届主事接交都有文件，这个主事初任时，交接也很明白，但是他卸任时，黄金没有了。大家肯定是他把黄金藏了起来。经过审讯定罪，几乎已经结案。
李德裕认为，未查清这些黄金是怎么耗用的，转手给谁也没证实，疑点甚多，便去询问被控告的前主事僧。这个和尚诉冤：历届接交都是空交文书，不盘查实物，其实并没有黄金。大家是用这件事孤立他，想乘机把他挤走。
李德裕想了想，于是就把几届前任主事和尚请来，把他们单独分隔开，并让他们各自用黄泥，捏成各自交接的黄金模型。结果他们捏出的黄金模型千奇百怪，根本就没有相似的地方。
李德裕由此断定，历次交接只对证帐面，并未实际查库。那些主事僧面对证据，都不得不认罪。
在这个故事里，所反映出的一个规律就是：推理的材料具体，推理就比较容易；对于抽象材料，推理比较困难。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邮票效应，它得自于上个世纪后期进行的两个心理学实验。
1972年，有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让一批人扮演邮局的拣信员，在他的面前摆上几个贴了50里拉和40里拉面值邮票的信封，有的封了口，有的没有。告诉他们“如果信封封了，则它上面应贴有50里拉的邮票”这一规定。那么，他“应该翻看哪几个信封”才能作出判定呢？
结果发现，24个被试中有21人作了正确的选择，即翻看了那个封了的信封和贴有40里拉邮票的信封。
后来，一位叫沃森的科学家变更了材料，进行了一次实验。
他把印有符号的四张卡片摆在参加实验者面前。告诉他们，每张卡片的正面印有英文字母，背面印有数字。要求他们从这四张卡片推论出“如果一张卡片的正面印有一个元音字母，则在背面印有一个偶数”这个命题是否有效。
他们的任务是为判定这个命题是否有效他应该翻看哪几张卡片。结果发现，46％的人翻看了和4，这种选择是错的。是必须翻看的，但4却不必翻看，因为它的背面不论是元音或是辅音，都不会使这一命题失效。只有4％的被试翻看了和7。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的背面出现奇数，7的背面出现元音就会使这一命题失效。另外有33％的被试只翻看。其余17％的被试则做了其他错误的选择。
这次实验中，参加实验的人选择正确率为4％，远远低于邮票实验的正确率（87．5％）。这说明，与人的某种具体活动情景相联系的课题，推论的正确性就会大为提高。
邮票效应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是在一些科学研究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两千多年前，叙拉古的国王叫金匠造一个纯金的皇冠，做成后国王怀疑有假，便请被誉为“数学之神”的阿基米德来鉴定。阿基米德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一天他到浴室洗澡，当身子浸入浴盆时，发现水溢出盆外而身体重量减轻。他猛然想到：不同质料的东西，虽然重量相同，但因体积不同排去的水也不相等。
这一灵感的闪现，令他高兴得跳起来，飞奔回家试验，终于证实了皇冠掺有假，并发现了流体静力学的“浮力定律”。
阿基米德之所以能够证实皇冠掺假，并且发现“浮力定律”，原因就在于他从自己的洗澡中发现了类似的具体情景，从而推论出相似的结论。
蔡戈尼效应
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
倘若信才写了一半，圆珠笔突然写不显了，你是随手拿起另一支笔继续写下去还是四处找一支颜色相同的笔，在寻找时思路又转到别的方面去了，而丢下没的信不理？或者，你是否被一本间谍小说迷住了，哪怕明天早上有一个重要会议，也要读到凌晨4点仍不释卷？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请试画一个圆圈，在最后留下一个小缺口，现在请你再看它一眼，你的心思会倾向于要把这个圆完成。
1927年，心理学家蔡戈尼作了这样一个试验：她将受试者分为甲乙两组。让他们同时演算相同的并不十分困难的数学题。让甲组一直演算完毕，而在乙组演算中途，突然下令停止。然后让两组分别回忆演算的题目。其结果乙组记忆成绩明显优于甲组。
这是因为人们在面对问题时，尽管全神贯注，一旦解开了就会松懈不再在意，因而很快忘记。而对解不开或尚未解开的问题，则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开它，因而一起潜藏在大脑里。
这种解答未遂的问题，深刻地留存记忆中的心态叫蔡戈尼效应：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欲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深刻印象。
关于这种心理，曾有过这样一段佳话：一位爱睡懒觉的大作曲家的妻子为使丈夫起床，便在钢琴上弹出一组乐句的头三个和弦。作曲家听了之后，辗转反侧，终于不得不爬起来，弹完最后一个和弦。趋合心理逼使他在钢琴上完成他在脑中早已完成的乐句。
对大多数人来说，蔡戈尼效应是推动我们完成工作的重要驱动力。但是有些人会走向极端，要么因为拖拉永远也完不成一件事，要么非得一口气把事做完不可。
这两种人都需要调整他们的完成驱动力。
一个人做事半途而废，也许只是因为害怕失败。他永远不去把一件作品完成，以避免受到批评；同样，只愿永远当学生而不想毕业的人，也许是因为这样就可不必到社会上去工作；也可能由于他在潜意识中就不相信自己会成功，于是害怕成功，因此也就下意识地逃避成功。
泰克医生为有这样心理的人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他说：“如果你精力集中的时间限度是10分钟，而工作要一小时才能做完，那么，你的脑筋一开始散漫你就要停止工作，然后用三分钟的时间活动筋骨，例如跳几下，去倒一杯水，或是做些静力锻炼的肌肉运动；活动过后，再把另一个10分钟花在工作上。”
一个从不把工作做完的人，至少能够扩展自己的生活，而且可能生活得丰富多采，但是一个非把每件事都做完不可的人，驱动力过强，可能导致生活没有规律、太紧张、太狭窄。
只有减弱过强的驱动力，才可以使人一面做事一面享受人生乐趣。在工作方面，不做完不罢休的人可能是个工作狂。如果把这种态度缓和一下，不仅使你能在周末离开办公室，你还有时间去应付因工作狂带来的问题：自我怀疑，感觉自己能力不够或不能应付紧张等等。
非做完不可的人为了避免半途而废，很可能冒把自己封死在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上的危险。兴趣一旦变成狂热，就可能是一个警告信号，表示过分强烈的完成驱动力正在渐渐主宰你的消遣活动。有人会强迫自己织完一件毛衣，结果虽然不喜欢那件毛衣，但却觉得非穿它不可。对于某些事，不应该害怕半途而废。
怎样才能把脱缰之马一般的完成驱动力抑制住呢？
第一，在看事物的时候运用自己的价值观标准，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工作计划不值得做，那么我们就勇敢地放弃。
第二，编制一个时间表，把必须做的事以及要费的时间都写下来。努力培养出一种较合实际的意识，把期限定在要求办妥的时间以前。如果有笔帐必须在12月1日缴付，那就预订在11月25日付出。
第三，一点一滴地强化意志力，我们可以先从一件小事来训练自己，比如强迫自己在洗碗槽里留下几只碟子不洗，看一本书的时候，尝试停一下，想想自己是否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如果是的，要不要继续看下去？
自我参照效应
在接触新东西的时候，如果它与我们自身有密切关系的话，学习的时候就有动力，而且不容易忘记。
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安德鲁·杰克逊，曾经于1837年出任美国总统。在他妻子死后，杰克逊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变得非常地担忧，家中已经有好几个人死于瘫痪性中风，杰克逊因此认定他必会死于同样的症状，所以他一直在这种阴影下极度恐慌地生活着。
一天，他正在朋友家与一位年轻的小姐下棋。突然杰克逊的手垂了下来，整个人看上去非常地虚弱，脸色发白，呼吸沉重，他的朋友走到他身边。
“最后还是来了，”杰克逊乏力地说，“我得了中风，我的整个右侧瘫痪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朋友问。
“因为，”杰克逊答道，“刚才我在右腿上捏了几次，但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这时，和杰克逊下棋的那位姑娘说道：“可是，先生，你刚才捏到的是我的腿啊！”
不要以为这种错误的恐慌只会出现一位垂垂老去的人身上，实际上它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与程度不同而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受到一种“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的影响。所谓“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就是指我们在接触到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或者事情时，最不可能忽视或者出现遗忘。
有这样一个案例。
英国的一家大公司日常工作费用开支很大，公司经理为了降低费用开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雇了一位面孔冷酷、资历很深、有会计工作经验的人。经理让这位会计师坐在前面有玻璃窗的办公室里，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在他前面办公的所有的员工。公司经理告诉所有的员工说：“他是被雇来检查所有的费用帐簿的。”
每天早晨公司职员都会把一叠费用帐簿摆在他的办公桌上。到了晚上，他们又来把这些帐簿拿走交给会计部门。然而这位被请来的会计师根本未曾翻阅过那些帐簿，但是所有的员工都不知道这回事。
奇迹出现了，在会计师来公司“检查”帐簿的一个月时间内，公司所有费用开支降低至原来的80％。但是实际上，这家公司请来的会计师每天并没有检查帐簿，但奇迹为什么出现了呢？
这主要是公司的人员出现了“自我参照效应”。公司请会计师这一客观事实，引起公司人员的神经冲动，开始产生心理活动，感知到“检查”，对“检查”做出整体反映，就是要进行自律，不能胡乱开支。
我们在学习新东西的时候也常常有这种效应发生作用。
一方面，我们在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常常会将这些东西与自己联系起来。如果学到的东西与我们自身有密切关系的话，学习的时候就有动力，而且不容易忘记。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效应也有其不利影响。比如医学院的学生常常碰到这种情况，每当老师介绍一种病症的时候，学生总免不了会先想到自己是否出现过类似的征兆，如果不巧有两三点看似符合，就开始惊慌，怀疑自己是否已经病入膏肓，其实自己一点都没事。
这个记忆现象除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可以发挥作用之外，也可用在广告中。有这样一个研究，让被试看一则照相机的图片广告，然后分别问他们三个问题：这张图片有没有红色、这是什么、你用过这种产品吗。过后，让被试者回忆照相机的牌子，结果被问过第三个问题的人回忆得最好。很显然，第三个问题与我们自身有直接的联系。
思维的定势效应
所谓思维定势效应，是指人们因为局限于既有的信息或认识的现象。
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曾经讲过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阿西莫夫从小就聪明，年轻时多次参加“智商测试”，得分总在160左右，属于“天赋极高者”之列，他一直为此而洋洋得意。有一次，他遇到一位汽车修理工，是他的老熟人。修理工对阿西莫夫说：“嗨，博士！我来考考你的智力，出一道思考题，看你能不能回答正确。”
阿西莫夫点头同意。修理工便开始说思考题：“有一位既聋双哑的人，想买几根钉子，来到五金商店，对售货员做了这样一个手势：左手两个指头立在柜台上，右手所致拳头做出敲击状的样子。售货员见状，先给他拿来一把锤子；聋哑人摇摇头，指了指立着的那两根指头。于是售货员就明白了，聋哑人想买的是钉子。聋哑人买好钉子，刚走出商店，接着进来一位盲人。这位盲人想买一把剪刀，请问：盲人将会看样做？”
阿西莫夫顺口答道：“盲人肯定会这样。”说着，伸出食指和中指，做出剪刀的形状。
汽车修理工一听笑了：“哈哈，你答错了吧！－盲人想买剪刀，只需要开口说‘我买剪刀’就行了，他干吗要做手势呀？”
智商160的阿西莫夫，这时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是个“笨蛋”。而那位汽车修理工人却得理不饶人，用教训的口吻说：“在考你之前，我就料定你肯定你要答错，因为，你所受的教育太多了，不可能很聪明。”
实际上，修理工所说的受教育多与不可能聪明之间关系，并不是因为学的知识多了人反而变笨了，而是因为人的知识和经验多，会在头脑中形成较多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会束缚人的思维，使思维按照固有的路径展开。
所谓定势思维效应，是指人们因为局限于既有的信息或认识的现象。人们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使人们习惯于从固定的角度来观察、思考事物，以固定的方式来接受事物。
美国心理学家迈克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从天花板上悬下两根绳子，两根绳子之间的距离超过人的两臂长，如果你用一只手抓住一根绳子，那么另一只手无论如何也抓不到另外一根。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一个人把两根绳子系在一起。不过他在离绳子不远的地方放了一个滑轮，意思是想给系绳的人以帮助。然而尽管系绳的人早就看到了这个滑轮，却没有想到它的用处，没有想到滑轮会与系绳活动有关，结果没有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如果系绳的人将滑轮系到一根绳子的末端，用力使它**起来，然后抓住另一根绳子的末端，待滑轮**到他面前时抓住它，就能把两根绳子系到一起，问题就解决了。
定势有时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有时会妨碍问题的解决。心理学家曾经迈尔于1930年研究过定势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在他的实验中，对部分参加试验者利用指导语给以指向性的暗示，对另一些参加者则不给以指向性暗示。结果，前者绝大多数被试能解决问题，而后者则几乎没有一个能解决问题。这可以说是定势对于解决问题的帮助作用。
但是同时，定势对问题解决也有妨碍作用，这此情况在很多现实事件中都可以理解到。
有这样一个著名的试验：把六只蜜蜂和同样多的苍蝇装进一个玻璃瓶中，然后将瓶子平放，让瓶底朝着窗户。结果发生了什么情况？
蜜蜂不停地想在瓶底上找到出口，一直到它们力竭倒毙或饿死；而苍蝇则会在不到两分钟之内，穿过另一端的瓶颈逃逸一空。
由于蜜蜂基于出口就在光亮处的思维方式，想当然地设定了出口的方位，并且不停地重复着这种合乎逻辑的行动。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定势思维，它们才没有能走出囚室。而那些苍蝇则对所谓的逻辑毫不留意，全然没有对亮光的定势，而是四下乱飞，终于走出了囚室，头脑简单者在智者消亡的地方顺利得救，在偶然当中有很深的必然性。
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位公安局长在路边同一位老人谈话，这时跑过来一位小孩，急促的对公安局长说：“你爸爸和我爸爸吵起来了！”老人问：“这孩子是你什么人？”公安局长说：“是我儿子。”请你回答：这两个吵架的人和公安局长是什么关系？
这一问题，在100名被试中只有两人答对!后来对一个三口之家问这个问题，父母没答对，孩子却很快答了出来：“局长是个女的，吵架的一个是局长的丈夫，即孩子的爸爸；另一个是局长的爸爸，即孩子的外公。”
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对如此简单的问题解答反而不如孩子呢？这就是定势效应：按照成人的经验，公安局长应该是男的，从男局长这个心理定势去推想，自然找不到答案；而小孩子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就没有心理定势的限制，因而一下子就找到了正确答案。
清朝时期，通山县有个叫谭振兆的人，小时候因为家里比较宽裕，父亲给他定了亲，亲家是同村的乐进士。后来，谭父死了，谭家渐渐衰退，经济条件远不如以前，乐进士便想赖婚。
一天，谭振兆卖菜路过岳父家，就进去拜见岳父。乐进士对他说：“我做了两个阄，一个写着‘婚’字，另一个写着‘罢’字。你拿到‘婚’，就把女儿嫁给你；拿到‘罢’字，咱们就退婚，从此谭乐两家既不沾亲也不带故。不过，两个阄你只看一个就行了。”说完就把阄摆出来。
谭振兆心想：这两个阄分明都是“罢”字，我不能上他的当。想到这，他立刻拿了一个阄吞在腹中，指着另一个对乐进士说：“你把那个阄打开看看，如果是‘婚’字，我马上就离开这，咱们退婚；若是‘罢’字，那就说明我吞下的是‘婚’字，这门亲事算定了。”乐进士煞费苦心制造骗局却被谭振兆识破，没办法只好把女儿嫁给谭振兆。
能够把人限制住的，只有人自己。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像曲别针一样，至少有亿万种可能的变化。也许我们正在被困在一个看似走投无路的境地，也许我们正囿于一种两难选择之间，这时一定要明白，这种境遇只是因为我们固执的定势思维所致，只在勇于重新考虑，一定能够找到不止一条跳出困境的出路。
自我选择效应
一旦个人选择了某一人生道路，就存在向这条路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
有三个人要被关进监狱3年，监狱长满足他们每人一个要求，美国人爱抽雪茄，要了三箱雪茄，法国人最浪漫，要一个美丽的女子相伴，而犹太人说，他要一部与外界沟通的电话。
3年后，第一个冲出来的是美国人，嘴里鼻孔里塞满了雪茄，大喊：给我火，给我火！原来他忘了要火。接着出来的是法国人，已经孩子成群。
最后走出来的是犹太人，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这3年来我每天与外界联系，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增长了200%，为表感谢，我送你一辆劳斯来斯！
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生活，今天的生活是由3年前我们的选择决定的，而今天我们的抉择将决定我们3年后的生活。这就是自我选择效应。
在新的制度经济学里面，有这样两个概念：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它的意思是说，制度变迁（比如改革）一旦走上某条道路，就存在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即使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也是如此，甚至最后进入一种自我强化的状态。
一旦个人选择了某一人生道路，就存在向这条路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如果要转向其它的道路，就将付出更高的成本。这也告诫我们，在选择时应该慎重。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密尔顿·弗里德曼在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免费奖学金时，也获得了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的一笔奖学金，经过审慎考虑接受了前者，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但如果他接受了后者呢？他的未来会怎样，也许就不再成为经济学家，而是数学家或其它的什么人。
我们如果选择了某项职业，在从事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慢慢积累起这项职业的专门技能，如果半路出家转行，必然经过一个艰苦的“换羽”过程，而且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当然，人们是否转行的决定依然是权衡转行的成本与收益来决定的）。所以，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面临成千上万的雇主，因为他的可塑性大，而一个有十余年经验的技术员面临的雇主可能只有几千或者几百乃至几十甚至几个，因为（路径依赖和自相似性使）他们具备的能力越来越专业化，要重塑他们就需要花更大的成本。
我们也看到，频繁跳槽的人们的工作都不十分稳定，原因可能在于，他们跳槽的成本常常不大，也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富于变化，路径依赖和自相似性相对就弱一些——然而他们也难以成为某一领域的有大成者。从成本—收益角度看，跳槽者需要用大量时间、精力去学习新的制度乃至工作知识，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都是不小成本，而跳槽的收益常常需要机会，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
从前周国有个想当官总当不上的人，年纪大了头发白了，在大路上哭泣。
路过的人就上前问他：“为什么哭啊？”
老人一边哭一边回答说：“我几次想当官都不被看中，自己可怜自己年老了没有机会了，所以就哭啊。”
路人奇怪地问：“你求官怎么就一次都没求到呢？”
回答说：“我少年的时候，学的是文，道德文章学好了，准备去当官，国王喜欢用年老的人。用老人的国王死了，后来的国王又用武将。等我兵法武功学好了，用武将的国王又死了。少年的国王刚刚登基，喜欢用年轻人，我又老了，就这样没求成一次官。”
由这个故事可见，跳槽虽然有它的好处，可以带来新的感觉、新的生活，但如果因为环境的变化而频繁跳槽行为并不可取。
作为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形成的对世界、对人的看法可能影响人的一生，也即更易发生“选择”效应。一棵树在幼小时要扶正它是容易的，当它长大还想扶正它就很难了，因此注重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一个人一生是最重要的。
选择效应对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一种选择，“破罐子破甩”也是一种选择。“浪子回头金不换”则说明了要改变选择效应的作用，是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选择和接触那些能够带来的好影响的人，选择和人事那些能够更好地创造我们未来的工作。
毛毛虫效应
毛毛虫习惯于固守原有的本能、习惯、先例和经验，而无法破除尾随习惯而转向去觅食。
法国心理学家约翰·法伯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称之为“毛毛虫实验”：把许多毛毛虫放在一个花盆的边缘上，使其首尾相接，围成一圈，在花盆周围不远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吃的松叶。
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的边缘一圈一圈地走，一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这些毛毛虫还是夜以继日地绕着花盆的边缘在转圈，一连走了七天七夜，它们最终因为饥饿和精疲力竭而相继死去。
约翰·法伯在做这个实验前曾经设想：毛毛虫会很快厌倦这种毫无意义的绕圈而转向它们比较爱吃的食物，遗憾的是毛毛虫并没有这样做。导致这种悲剧的原因就在于毛毛虫习惯于固守原有的本能、习惯、先例和经验。毛毛虫付出了生命，但没有任何成果。其实，如果有一个毛毛虫能够破除尾随的习惯而转向去觅食，就完全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后来，科学家把这种喜欢跟着前面的路线走的习惯称之为“跟随者”的习惯，把因跟随而导致失败的现象称为“毛毛虫效应”。在自然界中许多比毛毛虫更高级的生物身上，这一效应也发挥着作用，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鲦鱼。鲦鱼因个体弱小而常常群居，并以强健者为自然首领。科学家将一只稍强的鲦鱼脑后控制行为的部分割除后，此鱼便失去自制力，行动也发生紊乱，但其它鲦鱼却仍像从前一样盲目追随。
再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人类也难逃这种效应的影响。比如说，在进行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对于那些“轻车熟路”的问题，会下意识地重复一些现成的思考过程和行为方式，因此很容易产生思想上的惯性，也就是不由自主地依靠既有的经验，按固定思路去考虑问题，不愿意转个方向、换个角度想问题。
固有的思路和方法具有相对的成熟性和稳定性，有积极的一面。是因为袭用前人的思路和方法，有助于人们进行类比思维，可以缩短和简化解决的过程，更加顺利和便捷地解决某些问题；
但与此同时，它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容易使人们盲目运用特定经验和习惯的方法，对待一些貌似而神异的问题，结果浪费时间与精力，妨碍问题的解决。而且经年累月地按照一种既定的模式思考问题，不仅容易使人厌倦，更容易麻痹人的创造能力，影响潜能的发挥。
时代在不断变化和发展，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地成长和发展，对于任何问题的解决不能禁锢于以往的僵化模式，而要不断地创新和与时俱进，从而能够适应时代变化以及自身发展的需求。惟有在工作和生活中有所创造，摆脱自己头脑中的思维定势，不再因循前人的足迹，而是另辟一条属于自己的蹊径，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清朝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自幼酷爱书法，古代著名书法家各种书体他都临摹，经过一番苦练，终于和前人写得几乎一模一样，能够乱真了。但是大家对他的字并不怎么欣赏，他自己也很着急，比以前学得更加勤奋，练得更加刻苦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他和妻子坐在外面乘凉，他用手指在自己的大腿上写起字来，写着写着，就写到他妻子身上去了。他妻子生气地把他的手打了一下说：“你有你的身体，我有我的身体，为什么不写自己的体，写别人的体?”
郑板桥猛然从这句话中受到启发：各人有各人的身体，写字也各有各的字体，本来就不一样嘛!我为什么老是学着别人的字体，而不写自己的体呢?即使学得和别人一样，也不过是别人的字体，没有自己的风格，又有什么意思?
从此，他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以隶书与篆、草、行、楷相杂，用作画的方法写字，终于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六分半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乱石铺街体”，成了清代享有盛誉的著名的书画家。
毛毛虫那种毫无意义的绕圈所导致的悲剧还说明：在实际工作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神话并不存在，我们不能只注意自己做了多少工作，而且还要关注这些工作带来多少成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绩效。如果沿着一个错误的方向，老是跟在别人后面走，可能会付出很多无谓的努力，只有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和思路，才能有更多的收获。
做学问如此，做生意赚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有一年，市场预测表明，该年度的苹果将供大于求。这使众多的苹果供应商和营销商暗暗叫苦，他们似乎都已认定：他们必将蒙受损失！可就在大家为即即将到来的损失长吁短叹时，聪明的某甲却想出了绝招！他想：如果在苹果上增加一个“祝福”的功能，即，只要能让苹果上出现表示喜庆与祝福的字样儿，如“喜”字“福”字，就准能买个好价钱！
于是，当苹果还长在树上，他就把提前剪好的纸样贴在了苹果朝阳的一面，如“喜”、“福”、“吉”、“寿”等。果然，由于贴了纸的地方阳光照不到，苹果上也就留下了痕迹——比如贴的是“福”，苹果上也就有了清晰的“福”字了！这样的苹果的确少见，这样的创意也的确领先于人，正因为他的苹果有了这种全新的祝福的功能——而这又是别人所没有的，他果然在该年度的苹果大战中独领**，赚了一笔大钱！
转眼到了第二年，他的这一手别人学会了，但仍然是他的苹果卖最火，为什么？因为他的点子想得更绝，他的苹果上不仅仅仍然有“字”，而且还能鼓励青睐者“成系列地购买”。原来，他早已将他的苹果一袋袋装好，且袋子里那几个有字的苹果总能组成一句甜美的祝词，如“祝你寿比南山”、“祝你们爱情甜美”、“祝您中秋愉快”、“永远怀念你”等等。人们再度慕名而至，纷纷买他的苹果作为礼品送人！
所以，当生活和工作遭遇挫折或陷入停顿时，我们不能再像毛毛虫那样做毫无意义的努力，而应该转变思路和善于另辟蹊径，以便更有技巧、更有效率地工作，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众效应
当个体受到群体的影响（引导或施加的压力），会怀疑并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朝着与群体大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随大流”。
一个老者携孙子去集市卖驴。
路上，开始时孙子骑驴，爷爷在地上走，有人指责孙子不孝；爷孙二人立刻调换了位置，结果又有人指责老头虐待孩子；于是二人都骑上了驴，一位老太太看到后又为驴鸣不平，说他们不顾驴的死活；最后爷孙二人都下了驴，徒步跟驴走，不久又听到有人讥笑:看！一定是两个傻瓜，不然为什么放着现成的驴不骑呢？
爷爷听罢，叹口气说:“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咱俩抬着驴走了。”
这虽然是一则笑话，但是却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一种现象――从众效应。所谓从众效应，是指个体受到群体的影响而怀疑、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等，以和他人保持一致。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从众倾向，总是倾向与跟随大多数人的想法或态度，以证明自己并不孤立。研究发现，持某种意见的人数的多少是影响从众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人多”本身就是说服力的一个明证，很少有人能够在众口一词的情况下还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
在研究从众现象的实验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阿希实验”。
1952年，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设计实施了一个实验，来研究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人的影响，而违心地进行明显错误的判断。他请大学生们自愿做他的被试，告诉他们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研究人的视觉情况的。当某个来参加实验的大学生走进实验室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有5个人先坐在那里了，他只能坐在第6个位置上。事实上他不知道，其它5个人是跟阿希串通好了的假被试（即所谓的“托儿”）。
阿希要大家做一个非常容易的判断---比较线段的长度。他拿出一张画有一条竖线的卡片，然后让大家比较这条线和另一张卡片上的3条线中的哪一条线等长。判断共进行了18次。事实上这些线条的长短差异很明显，正常人是很容易作出正确判断的。
然而，在两次正常判断之后，5个假被试故意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错误答案。于是许多真被试开始迷惑了，他是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眼力呢，还是说出一个和其它人一样、但自己心里认为不正确的答案呢？
从总体结果看，平均有33％的人判断是从众的，有76％的人至少做了一次从众的判断，而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判断错的可能性还不到1％。当然，还有24％的人一直没有从众，他们按照自己的正确判断来回答。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压力是从众的一个决定因素。在一个系统内，谁作出与众不同的判断或行为，往往会被其它成员孤立，甚至受到严厉惩罚，因而某个系统内的成员的行为往往高度一致。美国霍桑工厂的实验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工人们对自己每天的工作量都有一个标准，完成这些工作量后，就会明显的松弛下来。因为任何人超额完成都可能使管理人员提高定额，所以，没有任何人去打破日常标准。这样，一个人干得太多，就等于冒犯了众人；但干得太少，又有“磨洋工”的嫌疑。因此，任何人干得太多或者太少都会被提醒，而任何一个人冒犯了众人，都有可能被抛弃。为了免遭抛弃，人们就不会去“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只会采取“随大流”的做法。
巴菲特在贝克夏·哈斯维公司1985年的年报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石油大亨正在向天堂走去,但圣·彼得对他说:“你有资格住进来,但为石油大亨们保留的大院已经满员了,没办法把你挤去。”
这位大亨想了一会儿后,请求对大院里的居住者说句话。这对圣·彼得来说似乎没什么坏处,于是,圣·彼得同意了大亨的请求。这位大亨拢起嘴大声喊道:“在地狱里发现石油了!”大院的门很快就打开了,里面的人蜂拥而出，向地狱奔去。
圣·彼得非常惊讶,于是请这位大亨进入大院并要他自己照顾自己。大亨迟疑了一下说:“不,我认为我应跟着那些人,这个谣言中可能会有一些真实的东西。”说完，他也朝地狱飞奔而去。
一味盲目地从众，可以扼杀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能否减少盲从行为，运用自己的理性判断是非并坚持自己的判断，是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分水岭。
小泽征尔有一次去欧洲参加指挥家大赛，在进行前三名决赛时，评委交给他一张乐谱。演奏中，小泽征尔突然发现乐曲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地方，以为是演奏家演奏错了，就指挥乐队停下来重奏一次，结果仍觉得不自然。
这时，在场的权威人士都郑重声明乐谱没有问题，而是他的错觉。面对几百名国际音乐权威，他不免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动摇。但是，他考虑再三，坚信自己的判断没错，于是大吼一声：“不，一定是乐谱错了！”他的喊声一落，评委们立即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以试探指挥家们在发现错误而权威人士又不承认的情况下是否能坚信自己的判断。
大多数都认为从众行为扼杀了个人的独立意识和判断力，因此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但实际上，对待从众行为要辨证地看。
在特定的条件下，由于没有足够的信息或者搜集不到准确的信息，从众行为是很难避免的。通过模仿他人的行为来选择策略并无大碍，有时模仿策略还可以有效地避免风险和取得进步。
监狱角色模拟实验
一个简单的假设角色可以很快进入个人的社会现实中，他们从中获得自我认同，无法从他们扮演的角色中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
太平洋里有一个布拉特岛，在这个岛的水域中，有一种鱼，叫王鱼。王鱼分为两种，一种有鳞，一种没有鳞，有鳞没鳞，全是由自己来选择。
如果王鱼从小到大都没有鳞，就比较好活，一生都较为平静。但有的王鱼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让自己慢慢有鳞。它有一种本领，能吸引一些较小的动物贴附在自己身上。王鱼先给这些小动物一点自身的分泌物，当它们被吸引后，王鱼便把它们吸干，慢慢地吸收为自己身上的鳞片——其实那不是鳞，只是一种附属物。当王鱼有了这种附属物后，会比没有鳞的王鱼最少大出四倍。
可怜的是，有鳞的王鱼，生命进入到后半生时，由于身体机能退化，那些附属物会慢慢脱离，使王鱼重没有鳞，那是一件痛苦难堪的事情，因为无法再适应这个世界，表现得异常烦躁，每一天每一刻都在绝望中挣扎。
这时的王鱼，常会自残，往岩石上猛撞，那场景，真是惨不忍睹。越是身上附属物多的王鱼，后来就会越痛苦。到生命的最后，常常会浮上水面，跳上跳下，挣扎数日，而后死去。死时的王鱼，身上红肿，到处是腐烂，眼睛也被自己撞瞎。
王鱼的悲剧给我们各种启示，有人说它启示我们不要为各种浮名俗利所累，有人说它启示我们不要过自己不需要的生活。
但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王鱼其实象征着生活中的某一类人，这类人因为环境给予的各种包装和名衔，真的以为自己是如何如何了，一旦除掉那些耀眼的东西，就变得一文不名。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什么劣根性的问题，在它的背后是着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定律：那就是人们对自己的某种假设，很快会成为现实。这称为一种自我实现效应。
晋国有个名叫乐广的人，有一次，他邀请一位朋友到家里喝酒。当这个朋友举起酒杯却忽然看到酒杯里有条小蛇，可是已经晚了，他把它喝下去了。
回家以后这人就生起病来，他认为是蛇作怪。乐广听说朋友病了便前去探望。朋友于是就告诉他得病的原因。乐广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酒里怎么会有蛇呢？他把朋友安慰了一番后回到家里，突然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弓，他心里一亮，想到蛇一定是弓倒映在酒杯中的影子。
第二天，乐广又邀请那个朋友在原地饮酒，斟满了一杯酒，恭敬地请朋友喝。朋友一看连忙说：“杯里有蛇，我不喝！”
这时乐广哈哈大笑，指着墙上挂着的弓让朋友仔细看，那位朋友顿时明白，没几天病就好了。
正是由于乐广的这位朋友一心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吞下了一条蛇的病人，于是果然就实现了。
为了研究人及环境因素对个体的影响程度，心理学家津巴多于1972年设计了一个模拟监狱的实验，实验地点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底下室中，参加者是男性志愿者。
他们中的一半随机指派为“看守”，另一半指派为“犯人”，实验者发给他们制服和哨子，并训练他们推行一套“监狱”的规则。剩下的另一半扮演“犯人”角色，他们穿上品质低劣的囚衣，并被关在牢房内。
所有的参加者包括实验者，仅花了一天的时间就完全进入了实验。看守们开始变得十分粗鲁，充满敌意，他们还想出多种对付犯人的酷刑和体罚方法。犯人们垮了下来，要么变得无动于衷，要么开始了积极的反抗。
用津巴多的话来说，在那里“现实和错觉之间产生了混淆，角色扮演与自我认同也产生了混淆”。尽管实验原先设计要进行两周，但它不得不提前停止。“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令人胆战心惊。大多数人的确变成了‘犯人’和‘看守’，不再能够清楚地区分角色扮演还是真正的自我。”
这个颇受争议的模拟实验表明，一个简单假设的角色可以很快进入个人的社会现实中，他们从中获得自我认同，无法从他们扮演的角色中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