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过，“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但是，是什么东西把马隆和布鲁斯同这家浅薄小报联结在一起呢，这就是他们对马克思的共同的嫉妒。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想到以法兰西思想造福世界的、拥有思想垄断权的民族，文明中心的巴黎，现在忽然要接受德国人马克思的现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就觉得非常可怕。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况且马克思，他的天才，他的几乎可以说对科学过分认真的态度，他的渊博得出奇的学问，都大大超过我们大家，谁硬要批评他的发现，谁就只会自讨苦吃。为此需要一个更进步的时代，如果说，这样一来，法国社会主义者(即他们的多数)不得不好歹屈服于不可避免的东西，那末也仍然免不了要有些嘟嘟囔囔的。《无产者报》的人们断言盖得和拉法格是马克思的传声筒，他们在同比较亲密的人的谈话中把这一点解释成企图将法国工人出卖给普鲁士人和俾斯麦。在马隆先生的所有著作中，这种嘟囔也表现得很明显，而且方式很不体面：马隆力图为马克思的发现另找一些始祖(拉萨尔，谢夫莱，甚至德·巴普！)，或者把马克思的发现硬归之于他们。当然，对党员——不管他们是谁——在这种或那种场合的行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用这类办法去向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争夺完全是他个人的发现，这就是表现出大概只有排字工人才能有的狭隘性，排字工人的自以为是，您大约根据经验是相当了解的。我完全不理解，怎么能妒忌天才。天才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我们这些没有天才的人一开始就知道，这是我们所达不到的；只有十分渺小的人才妒忌天才。”
就是这些没有远见的人整天只知道为眼前的利益或得失斤斤计较，却不知道自己以后应该做些什么，做到何等地步。他们需要应付的困难也很多，但不管怎样他们总走不远。他们不知道，应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当你把眼光放得远一些，你就知道自己的大方向，蔑视自己当前的困难，也就减少了、失败的可能。成大事者是具有远见的人，因为只有把目光盯在远处，才能有大志向、大决心和大行动。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空军元帅戈林是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二号人物，但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却是个鼠目寸光的人。正是由于他造成的种种失误，给德军带来了致命的灾难。
1942年初，戈林收到一份发自波罗的海海岸秘密实验站的绝密电报。在电报中，德军工程师罗森施泰因详尽地描述了他在实验中利用偶极子可以抵消雷达的发现，并提出了制造干扰对方雷达的新式电子武器的设想。罗森施泰因的发现使戈林又喜又惊：英国海空军的雷达曾一度使他大伤脑筋，如果能干扰了雷达，无疑等于挖掉了对方的眼睛。
可是，戈林转念一想，德军保卫本土也是凭借和依赖雷达，如果这一新技术被英军所利用，就会祸及自身。他犹豫再三，觉得英军尚不能发现这一秘密，决定先把这一发明藏匿起来，下令烧毁所有关于偶极子的技术报告。
但事实非同戈林的想象。几乎与此同时，英国科学家科兰博士也在实验中得到了这一新发现。英军很快就以金属箔制造了一种代号为“月光”的电子装置，并在1943年7月27日对汉堡的大空袭中，把这一新装置用于实战，使汉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把科学技术的新成就用于军事，必然产生新的装备和新的战术。这是战争在另一个领域中的竞赛，战场的主动权常常归属于捷足先登者。封锁或忽视新技术的运用，等于给自己的军队埋下失败的祸根。戈林企图藏匿新技术，恰如把头钻进沙堆的鸵鸟那样蠢笨。
可见没有远见的人只看到眼前的、摸得着的、手边的东西。相反，有远见的人心中装着整个世界。远见跟一个人的职业无关，他可以是个货车司机、银行家、大学校长、职员、农民。世界上最穷的人并非是身无分文者，而是没有远见的人。要想做成大事，不能没有远见，即把目光盯在远处，确定自己人生的方向，用远大之志激发自己，并咬紧牙关、握紧拳头，顽强地朝着自己的人生方向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