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远征队员们已经越过了金砂地区的区界和塔尔波特郡的郡界，马蹄正嗒嗒嗒的走在达胡西亚郡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坐船渡过了科尔班江以及坎帕斯普江，两条江分别位于东经一百四十四度三十五分和一百四十四度四十五分。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走完了一半的旅程，假如一切顺利，再用十五天就能穿过那片土地，小队就可以到达图福湾岸边。
值得高兴的是，所有的人身体都十分健康，帕噶乃尔关于当地气候有益健康的论断正在成为现实。这里的湿气特别少或者根本没有湿气，炎热的程度也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马匹和套牛没有因为气候而显得特别难受，人也没有感到有任何的不适。
从康登桥出发到现在，小队行路的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由于艾尔顿得知火车出轨的悲剧是由犯罪行为造成的，便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而在此之前，是不采取任何措施的。现在，几个狩猎的男人必须时时刻刻都盯住大车，在宿营时，也必须总有一位男人去值班。他们武器上的雷管不分昼夜，及时更新。还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有一帮坏人正在乡野间流窜，尽管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对他们产生威胁，还是应该做好准备应付一切突发事件。当然，为了不让让格雷那凡夫人和玛丽·格兰受特到任何惊吓，这些预防措施都是瞒着她们安排的
事实上，这样的安排是非常必要的，只要稍有不慎，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止格雷那凡一行人担心发生这种情况，在那些偏僻的村镇和畜牧站，居民和“坐地人”都在采取各种防备措施，准备应付一切攻击和突然袭击。在夜幕快要降临时，每家每户都紧关门窗，家养的狗也被放到栅栏周边，只要稍有动静，家狗就会汪汪叫起来。傍晚时分，在集合放牧的多批畜群回家时，没有哪个牧羊人不把自己的马枪挂在马鞍架上。尤其是康登桥发生惨案的消息传到这些地方，这里的人就更加迅速实行原本已经有些过分的预防措施了。许多移殖民一到傍晚就紧闭门户，而往常他们是夜不闭户的。
州行政当局本身也十分小心谨慎，行政长官派出一些本地人组成的宪兵队到乡村巡逻，邮电交通也受到非常特殊的保护。在此之前，邮车一直在没有人押运的情况下急驶在大路上。但是，就在这天，在格雷那凡一行人正穿行在基尔摩尔到希斯考特的公路时，邮车以极快的速度的从那里跑了过去，马蹄掀起了一团团尘土。尽管邮车一晃而过，格雷那凡依然看见了站在车门边的押运警察身上挂的闪闪发光的马枪。这样的情景让大家感觉又回到了刚发现金矿时那不堪回首的时代似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欧洲的一些社会渣滓都蜂拥到了澳大利亚大陆。
大车穿过基尔摩尔公路之后又走了一英里，便进入了一片参天大树形成的森林。格雷那凡一行自离开贝努伊角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深入这样的大森林，这种森林常常一连覆盖好几经度的面积。大家一看见高达二百英尺的桉树便不由自主地大叫起来，桉树的海绵状树皮竟然有五寸厚!桉树的主干也要很多人才能合抱，其圆周长度竟有二十英尺，树身上还挂着一道道芳香四溢的树脂液。这些巨型桉树离常常都有一百五十英尺高，树干笔直光滑，没有一根枝干，甚至连一个疙瘩也没有，恐怕车工的巧手也做不出那样光滑的物品。
这些大树的直径简直一模一样，一片森林就有几百棵，看上去活像几百个巨型柱子。圆形的树冠长在高得出奇的树顶上，树枝的顶端长着交生的树叶，一朵朵孤零零的花垂在树叶中，花托像极了倒放的瓶子。在那一望无际的碧绿天幕下，空气可以自由流通，不停的通风换气吸干了周围的潮气。马匹、牛群和车辆都可以十分轻松走在大树间，自然生长的大树看上去活像采伐树林时安插的桩标。这里既不是荆棘丛生的树丛、郁郁葱葱的树林，也不是原始森林，因为原始森林里到处都有砍倒了的树干和纠错的藤蔓，只有铁和火才能对付那些树干和藤蔓，为开拓者开辟道路。
在这里，郁郁葱葱的大树下延伸着好像地毯一般的草坪，树梢则构成一片片使人陶醉的碧绿天幕。在一望无垠的路途上耸立着一根根笔直的擎天柱，总的说来，这里没有树荫，也谈不上凉快。但树林里一种亮光显得十分特别，就像从薄薄的纱布透进来的光景，这里的树影也十分规整，地面上的闪光也清晰可见。这一切加起来构成一派非常奇特的景观，给人一种全新的印象。大洋洲的森林与新大陆的森林迥然不同，这里的桉树，也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塔拉”，属于品种多不胜举的爱神木科，“它是澳大利亚植物群里最具典型的一种树。
令人奇怪的是，在那一个个绿色圆屋顶似的树冠之下，树阴并不密集，树影也不那么漆黑，原来桉树叶子生长的布局非常奇异而又与众不同：没有一片叶子正面朝向太阳，而所有叶子锋利的侧边却都向阳。人的眼睛也仅仅能够看见那奇特树叶的侧面，因此，阳光能够透过侧着的叶子直接洒到地上，就像阳光透过开启的百叶窗片射进房屋里边。探访队员们都注意到了这点，对这个现象十分惊奇。那么怎么会出现如此特别的现象呢？这个问题自然提给了帕噶乃尔，这位不会被任何问题难倒的学者即刻做了回答。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说，“并不是大自然有多么奇异，大自然行事自然有它的道理。大自然给这些树木特别的树叶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人们把这种树称为‘桉树’却犯了大错了。”
“桉树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玛丽·格兰特问道。
“这个词来自希腊文，意思是：‘我遮掩出色。’人们似乎是故意用希腊文来犯这个错误，以便让这个错误不是那么明显，但很显然桉树‘遮掩’得可并不好，。”
“大家也赞同这点，亲爱的帕噶乃尔，”格雷那凡说道，“现在，请您告诉我们，为什么桉树叶会那样生长？”
“这完全是出于物理的原因，朋友们，”帕噶乃尔答道，“相信你们很容易就理解了。在这个地区，气候缺乏雨水而显得十分干燥，同时土壤也不够潮湿，植物当然就缺乏水分，因此，那些窄窄的树叶就必须想方设法自己保护自己，以避开阳光过度的照射。这就是它们为什么侧面向着太阳，而不正面接受阳光的照射。恐怕世上绝没有什么别的植物比桉树叶更聪明的了。”
“也不存在比这树叶更自私的东西啦!”少校反驳他说，“树叶从来都是只考虑自己，却一点不为旅行的人们想一想。”大家都十分同意麦克·纳布鲁斯的看法，除了帕噶乃尔，他一边擦了擦拭着额头，一边庆幸自己有机会在没有树荫的树下行走。可是，树叶的这种奇怪的姿势让大家多少感到有些遗憾，，毕竟旅行的人们没有任何东西对抗炎热的太阳，而穿过这些树林的时间往往又特别长，因此，这段路程走得异常艰苦。
牛拉着大车在那无边无际的一排排桉树间穿梭，旅行者们一路上既没有见到一头四足野兽，也没有碰到一个当地土著人。有时候看到有些树冠上住着几只白鹦，但由于树顶太高，也基本看不清楚，而且，白鹦一看到行人，它们唧唧喳喳也一下子变成了低声啁啾，人们几乎听不到。有的时候，也会有一大群虎皮鹦鹉飞过远方的小路，使那条小路在刹那间变得炫丽多彩。总之，这个广阔的绿色世界仍然沉寂在静谧之中，只有马蹄声和时有时无的说话声，以及大车车轮的吱嘎声和艾尔顿为刺激那些懒洋洋的套牛而发出的几声吆喝会时而打破这无边无垠的寂静。
夜幕降临之后，他们停下来在一片桉树脚下宿营，那片桉树有刚刚遭遇大火焚烧过的痕迹，它们像工厂的烟囱一样矗立在那里，尽管它们的树心从上到下都被火完全烧空了，只剩下外面的一张树皮，但仍然活得十分健康。不过，“坐地人”或当地土著人这种焚烧树木的坏习惯最终肯定会毁掉这片美不胜收的树林的，就像当年黎巴嫩的雪松一样被焚烧殆尽——当时在那里宿营的人们曾不小心把那一片有四百多年树龄的雪松完全焚毁了。
奥尔比奈特采纳了帕嘎乃尔的建议，在一棵空心树干里生火做晚饭。他刚一点燃，火苗就窜的老高，袅袅炊烟也随即消失在密密的深色树叶间。为了大家能够平安过夜，艾尔顿、穆拉第、威尔逊和约翰·孟格尔轮流值班，一直到太阳升起。
1月3日，他们整天都行走在无边无际的森林里。对称的道路绵延数里，让人感到似乎永远也走不到路的尽头了。终于，在接近傍晚时，一排排桉树开始变得稀疏了，有走了几英里路之后，他们来到了一片小小的平原，前面还有一片十分整齐的房屋。
“是塞缪尔!”帕嘎乃尔喜出望外地大叫起来，“那是我们离开维多利亚州之前遇到的最后一座城市。”
“那城市非常重要吗？”格雷那凡夫人问道。
“不，夫人，”帕嘎乃尔回答道，“那只不过是一个乡镇，现在正逐渐发展成一座真正的城市。”
“我们去那里能找到一家好些的旅馆吗？”
格雷那凡问。
“希望能找到。”地理学家回答说。
“那好吧，我们进城去，我们需要让女客们今晚住的舒服些，我想她们不会反对吧？”
“亲爱的爱特尔华，”格雷那凡夫人说，“玛丽和我都非常愿意接受这个建议，但前提条件是，这不会麻烦别人，更不会延误行程。”
“放心吧，”格雷那凡答道，“我们的套牛已经筋疲力尽了，车队也需要好好休整，我们明天一早就启程。”
当时正是夜里九点，地平线边上的月亮从侧面洒出的点点亮光，转瞬就被雾霭淹没了。黑暗越发变得深沉。格雷那凡和同伴们在帕嘎乃尔的带领下进入了塞缪尔宽阔的街道。看来，即使是从未见过的事物，这位地理学家也似乎了若指掌也。只一会儿，他便依靠自己的特有的直觉，直接来到康拜尔北方不列颠旅馆。
伙计过来把马匹和套牛牵到马厩里，大车也被放进了车库，旅客们分别被安排到舒适的房间里。十点整，用餐的人都各自入座，此前，奥尔比奈特还以管家的眼光特意检查了桌上的饭菜。帕嘎乃尔拉着小罗伯特去城里玩了一圈，他回来后只简单谈到他们夜游城镇的印象，因为他确实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是，除了像他那样粗心大意的人，人们都会注意到塞缪尔大街上也有一些异常动静。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人，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他们有的在家门口聊天，有的则用极其担忧口吻在互相问讯，有的则在高声朗读当天的报纸，并且加以评论或相互争论。即使是再马虎的人也能捕捉到这些现象，但帕嘎乃尔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但是少校却截然不同，他不需走很远，甚至不出旅馆大门就能看出这个小城正处于惊慌之中。他同那多嘴的旅馆主人迪克森谈了十分钟，便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但他却只字未提。在晚饭结束之后，等格雷那凡夫人、玛丽·格兰特和小罗伯特都回到了各自的房间里，他才拦住同伴们，说道：“大家都已经知道桑达斯特铁路犯罪团伙是哪些人了吗？”
“他们被抓住了吗？”艾尔顿急切地问道。
“没有。”麦克·纳布鲁斯说，似乎他并没有在意水手长询问的急切态度，再说，这种情况下，急忙询问也是合乎常理的。
“那就可惜啦。”艾尔顿又补充一句。
“那么，在他们看来，到底是哪些歹徒做了那些犯罪的勾当？”格雷那凡问。
“您看吧，”少校边说边递给他一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日报》，“您看了就自然会发现之前那位警官的想法是非常正确的。”
于是，格雷那凡开始大声朗读下面这一段：
悉尼，1866年1月2日讯——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去年12月29日到30日夜晚，在墨尔本—桑达斯特铁路距卡斯脱曼五英里的康登桥上曾经发生一起事故。一列十一时四十五分出发的全速前进中的夜间快车在路过卢顿河时，康登桥居然是断开的。
事故之后发生的多起盗窃事件以及在离康登桥半英里处找到的守桥人的尸体足以证明，此次灾难是罪恶滔天的犯罪分子早有预谋的。
据调查结果得知，此罪行的元凶就是半年前从珀斯苦役监狱潜逃的犯罪团伙，该监狱位于西澳大利亚，当时此批囚犯即将转运至诺福克岛[ 诺福克岛位于澳大利哑东部，该岛是政府关押再次犯罪的罪犯以及不可救药的罪犯之处。罪犯在该处受到特殊的监视。]。
这批流窜的罪犯共有二十九人，为首的叫彭·觉斯，此人是最危险的匪徒，几个月前到达澳大利亚，目前却不知到他所乘船只的名称，虽然司法部门一直在通缉此人，他却仍然逍遥法外。
特提请各城市居民、移殖民以及各畜牧站之“坐地人”时刻保持警惕，并及时把掌握的有助于抓捕歹徒之一切线索报告总监。
总监J．P．米切尔
格雷那凡念完这篇文章后，麦克·纳布鲁斯转过身来对帕噶乃尔说：“那么，您也看见了，在澳大利亚也极可能有流窜犯。”
“有那些越狱的流窜犯，这十分明显!”帕噶乃尔回答说，“不过正式收留的流放犯却一个都没有，这类犯人是绝不允许待在这里的。”
“不管怎样，这些人已经来到这里了，”格雷纳万又说，“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存在不会影响我们的计划，也不会妨碍我们继续旅行。约翰，你说呢？”
约翰·孟格尔并没有立即回答，他脑中犹豫着，放弃寻找会给格兰特船长的两个孩子带来巨大的痛苦，但如果在接下来的寻访中不幸遭遇流窜犯，便会让这次远征遭受巨大损失。“如果格雷那凡夫人和格兰特小姐没跟我们一起出行，”他回答说，“我才不在乎这帮混混呢。”
格雷那凡对约翰的话深有体会，他补充说：“我们当然不能放弃寻访的任务，但考虑到两位女伴的安全，或许先去墨尔本同邓肯号会合，然后从那里往东寻找哈瑞·格兰特的踪迹是更为慎重的做法。麦克·纳布鲁斯，您怎么想？”
“在我发表意见之前，”少校回答说，“我想先听听艾尔顿的意见。”
水手十分惊讶自己被少校点名，他怔怔地看看格雷那凡说：“我们现在离墨尔本大概有两百英里，假如有危险，走南路和走北路是一样危险的。这两条路的人都很少，两条路的路况也大致相当。而且，我不相信三十个左右的强盗能吓倒八个全副武装而且勇敢坚定的男人。所以，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主张继续前进。”
“说得很好，艾尔顿，”帕噶乃尔说道，“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有可能找到格兰特船长的行踪，但假如往南走，我们反而会与那些踪迹越来越远。我赞同您的想法，我根本不把珀斯那帮逃犯放在眼里。一个真正有勇气的人是不应惧怕他们的。”
大家反复商量之后，一致认为不改变旅行路线，继续前行的建议是可取的。
“我还要提一点意见，爵士。”艾尔顿在大家准备散开时说道。
“您请说吧，艾尔顿。”
“您给邓肯号下达命令，让它现在就去东海岸不是更适合吗？”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约翰·孟格尔向他问道。“我们到达图福湾后再下达这个命令也许更好。如果有什么意外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墨尔本，那时找不到邓肯号的话我们大家绝对会后悔的。再说，邓肯号损坏的地方也许还没有修好。所以，出于这几个原因，我认为，最好还是等等。”
“好吧!”艾尔顿说，他并不一味地坚持自己的想法。
翌日，格雷那凡一行离开了塞缪尔，他们全副武装，时刻准备应付一切意外。前进半小时之后，他们又一次进入了向东延伸的桉树林。格雷那凡宁愿在一览无余的乡野走路，因为与辽阔的平原相比，郁郁葱葱的的森林对陷阱和埋伏更有利。然而，大车别无选择，只能钻进森林，一整天都在单调的大树间前行。晚上的时候，他们沿安格塞郡北边的边界，穿过东经一百四十六度线，最后在墨累县的郊野宿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