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斯电视网迅速发展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福克斯电视网吸取了其他电视网失败的教训，使其节目贴近现实，而且节目吸引无数的青年人。70年代全球性经济大危机，美国大多数家庭都承受生活的巨大压力，对政府失去信心。80年代里根上台后，形势有所好转，但穷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通货膨胀加剧，工人每小时的工资由8.55降至7.45美元，到1989年70％的家庭没有可自由支配的收入。80年代仍以经济紧缩结束。《辛普森一家》反映这些现实。同时他们还在每个节目中选择年轻、精力充沛的男人与年轻、迷人的女演员作为主角，以适合年轻观众的胃口。《辛普森一家》是一个木偶剧。赫默尔·辛普森是一家核工厂的工人，没什么去向，妻子是一个性格怪僻的护士。他们有三个孩子：郁郁寡欢的丽莎；每天靠母亲安慰的婴儿玛基；主角巴特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不愿受任何约束，是街上的精灵，富有进攻性，喜欢捉弄人，操纵别人，但常常因小聪明吃苦头。人们的生活仍以在汽车上为主，只是汽车不再向前行驶了，《辛普森一家》就反映了这些现实。《辛普森一家》占据了星期天晚上的黄金节目，节目播出时风靡整个美国。人们都在谈论巴特，印有巴特的T恤衫卖得很红火。许多美国人成为了福克斯的观众，其年轻观众的比例远远超过其他三个电视网。从而对广告商形成巨大的吸引力。1990年广告收入达5.5亿美元，比1989年增长75％。可以说，《辛普森一家》使福克斯电视网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二是福克斯电视网自己能制作节目和电影。这是其他电视网无法比的。1988年，好莱坞的制作家们举行罢工，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和限制了其他电视网播放节目吸引观众的举措，它们不得不推出以前的旧戏或旧节目。而福克斯电视网自己可制作新的节目。《特雷西·龙尔门系列》取得第一个成功，从1987年4月到1990年3月，这个节目吸引观众准时坐到电视机前。这极大地吸引了广告商。1988年（BIG)一片就赚了1亿美元。《职业女孩》、《绝地战警》、《小枪》等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进入90年代后，福克斯电视网又制作出一些世界一流的影片，如《星球大战》等。这些促使它成为美国最大的电视集团。到1996年，在美国10个顶尖的娱乐市场中有9个属于福克斯，在全美国9990万电视家庭中福克斯占有40％的份额。
6.目光远瞻，建立世界媒体帝国1984年，《福布斯》杂志在一篇封面文章里称，默多克“正在建立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最伟大的通讯帝国，争夺传媒世界的领导权。”1984年新闻公司的全球范围的收入约21亿美元。
默多克的报纸与电视台拥有数亿的记者与观众。
在澳大利亚，他的报纸占发行总量的70％，并在一家全国性电视台拥有15％的股份。
在英国与爱尔兰，他的卫星有线电视台约有300万个用户，他的新闻广播电台在整个西欧都能收听到。在伦敦，他拥有《太阳报》、《泰晤士报》、《世界新闻报》等。
在美国，他的福克斯电视网占全美电视市场的40％的份额，他的发行量达17000万份的《电视指南》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节目报。还拥有美国最大的出版公司哈伯·柯林斯公司，发行量最大的杂志。
在亚洲，他于1993年做出一次重大的收购行为，他花了5.25亿美元买下了当时正在挣扎的“卫星电视”64％的股份。这就是亚洲最大的卫星直播公司——香港的凤凰电视台，可向2.2亿个家庭发射电视节目。在1996年7月《亚洲周刊》将默多克排在“亚洲最有影响的50人”中的第6位，居李光耀、日本的桥东龙太郎之前。
这位媒体帝王在全世界出售约150种报纸杂志，每周的发行总量超过6000万份，在全世界首屈一指。
在默多克的朋友中，尼克松是他的“挚交”，他出访他国时常常乘坐由默多克提供的私人飞机。在80年代默多克是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盟友，在80年代中期，默多克出版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书的英文版，使戈尔巴乔夫在西方享有盛誉。默多克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曾通过“20世纪福克斯公司”连续10年向中央电视台提供优秀的电视节目及电影作品，如《音乐之声》、《巴顿将军》等。
面对20世纪后期世界电脑浪潮的兴起，默多克的思路并没有停滞，他在伦敦瓦平工厂建立发达的计算机系统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并且他敏锐地体察到，当今电脑与网络迅速发展为他的世界媒体帝国的前景提供的最佳契机。
1996年5月下旬，默多克来到日本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结果找到了孙正义与他的日本软件银行公司。默多克看中了孙正义公司是日本公司，同时又是软件专业公司的特点，而且效益好，1995年该公司的税后利润达143亿日元；而孙正义则看中了默多克在世界传媒中的巨大影响力。结果经商讨，默多克的新闻公司与孙正义的软件银行公司各出资208.75亿日元，一举买下了日本朝日电视台21.4％的股票，成为这家日本著名民间电视台的最大股东。朝日电视台是日本五大商业新闻网中的老四，享有盛誉。对人们提出是否以后改变电视节目内容的问题，默多克与孙正义都称，他们关心的是新传播技术，对节目内容不感兴趣。
默多克的前瞻眼光总是比他人先到，他先从报业的平面媒体起家，慢慢走向立体媒体电影与电视。当90年代初以来电脑与国际互联网络形成的巨大浪潮到来时，他毫不犹豫地跨入这一全新世界。
1995年，当太阳微系统公司开发的网络语言Java还不被广泛认识时，默多克便积极活动，促使下属的德尔菲互联网络服务公司获得太阳微系统公司同意，服务公司的总裁负责经营太阳微系统的一个新的公司，目的是在快速增长的互联网络和有利可图的内部网络上推销Java。
在1999年7月，默多克在伦敦宣布，他的新闻公司正式转型为一家互联网公司，他指出报纸印刷时代将要结束。他强调，未来的世界不再是“以大欺小”，而是“以快击慢”。传统的经营手段已行不通。国际互联网络可以闪电速度改变商业形式。
与理查德·米勒交锋
1 9 9 7年，丽贝卡·奥尔森刚刚就任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圣克莱蒙医院的C E O。
当她得到这个职位时，许多人都感到惊讶，因为她以前只是在一家大型H M O 所属的小型便利（d o c - i n - t h e - b o x）医疗连锁机构担任过8年的副总经理。此外，与所有前任都不一样的是，她并不是天主教徒。
显然，圣克莱蒙医院董事会在聘用奥尔森的问题上是仔细算计过其风险的。那些董事们很快就对医院面临何等困境达成了共识，但是却很难决定谁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恰当人选。
多年来，医院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好几家与其情况类似的机构都已被迫停业。管理医疗的改革导致了对医院的医生、护士、行政人员的大幅度调整，患者们的抱怨也迅速增多。
支持奥尔森的董事会成员们相信她能给医院带来活力和**，创造新的途径来增加医院的业务量。其他的董事会成员则支持一位内部候选人，他们相信财务经营上不景气的医院需要一个深谙机构内情的领导者。最终，董事会通过了对奥尔森的聘用。
上任几天后，一位董事会主席来到奥尔森的办公室，告诉她一件相当棘手的人事问题。
梅兰妮·沃莫特，一位身体很弱小的办公室雇员，正准备向州劳工就业部投诉，要指控医院的副院长理查德·米勒犯有性骚扰和歧视。奥尔森几周前才遇见过米勒，跟他聊得很愉快，对他自信的态度和冷静的魅力记忆犹新。5 0多岁的米勒英俊魁梧，在圣克莱蒙医院已经工作了2 5年。他几乎担任过医院里所有非医疗方面的重要职位，包括社区事务主任和会计负责人。米勒出身于奥马哈的一个显赫家族，而且正是董事会保守派推举的内部候选人。
在董事会公布丽贝卡·奥尔森的当选之前，大多数医院员工都认为他会成为新一任的C E O。
那位主席刚一走出办公室，奥尔森强忍的怒火就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早在几周前，董事会主席和其他几个人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却拖到现在才告诉她。更糟糕的是，这位主席承认他曾经和前任C E O讨论过这个问题，而后者由于认为在他任期内不可能查出什么结果来，而决定不介入此事。奥尔森认为这不过是一种遁词罢了。同时，她意识到自己非常信任沃莫特，尽管她们素未谋面。同沃莫特一样，奥尔森的身体也有残疾。十几岁时，她滑雪出过一次事故，至今走路还明显地有些跛。
由于奥尔森在过去的工作中处理过一些性骚扰指控，她对眼前的问题有一定了解。医院的声誉已经因为经济问题受到损害，再出这样的丑闻，无异于雪上加霜。如果这件事传到州议会里，医院会受到惩罚，而受害者将提出控告。奥尔森对这件事的处理，必然会影响到她与医院员工及董事会成员的起始关系，并且如果事情进一步公开的话，还将牵扯到她与当地社区的关系。
奥尔森立即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好在医院有一套调查性骚扰指控的程序，她依此展开调查。在接受医院外部顾问委员会的面谈了解时，沃莫特重复了她的指控，而她的一名同事证明沃莫特在出事后不久就告诉了她发生的一切。在另外一些面访中，还听到了一些谣传说，米勒曾经骚扰过医院里另一名妇女，但她已经离开本州，并且已经失去了联系。医院的律师也告诉奥尔森，他怀疑他的调查遭到了干扰和阻碍，因为米勒对一些人进行恐吓。
律师还听说米勒最近曾逼迫两名他不喜欢的员工辞职。
在奥尔森听说了更多有关米勒的不端品行的同时，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心里越来越对这个人有了某种恐惧，虽然这一点说出来，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不会相信。小时候，奥尔森天天都进行体育运动，由于胆子太大，她经常受伤。自从在滑雪时出了事故，她再也不能参与体育竞技了，于是她把争强好胜的劲头转移到高中和大学的学习上。她在读医学院的时候，遇到过一些态度生硬粗暴的教授，但让她引以为傲的是，没有一个能把她吓倒。作为一个领导者，奥尔森给人的印象是直来直去、强悍有力的，有时甚至是冲动卤莽的。这些年来，她曾经接到过一些意见反馈，建议她“低调处理”自己的领导方式，但她并没有怎么在意。
米勒的平静使奥尔森有所警觉。她相信米勒知道对他的指控，因为，医院里他的朋友无处不在。但是奥尔森每天看见米勒好几次，经常与他相处一两个小时，而他无论何时都显得轻松平静。一天下午，她甚至看到米勒试图与一位指控他的受害者交谈，后者僵直地坐在那里，目光呆滞，而他却脸带微笑，斜倚在她的办公桌边上。这使奥尔森感到毛骨悚然。
看来，米勒压根就没拿自己的所作所为当回事，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受到调查。他有恃无恐，相信自己是绝对安全的。
律师的汇报使奥尔森相信解雇米勒是正确的。事实上，奥尔森的真正想法是，不能简简单单把他解雇就了事，绝对该把他从办公室里拖出，直接扔到大街上去。她不想看到他做了十恶不赦的事之后还能逍遥法外，并相信那罪恶应该记录在他永久的档案中。此外，解雇米勒，还能满足那位控告他性骚扰的女士的最基本要求。那位女士表示，如果医院解雇米勒，她就可以不用参加通常州里为处理此类事件所举行的听证会，那样就能避免许多令她难堪的流言蜚语。
最后，奥尔森还是决定不解雇米勒，也不控告他性骚扰。相反，她会想办法让他自动辞职。不过，在要求他辞职之前，奥尔森决定先要准备好自己所需要的所有的“人马弹药火力”。换句话说，她把这个大问题化整为零，分解成一系列小的步骤，并努力逐步实施，各个击破。像其他沉静型领导者一样，她明白小事并不好做，而且往往是见真章的地方。
例如，她准备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并且花了时间与律师交谈，弄清自己必须既遵守关于性虐待的法律条文，又尊重米勒在被指控严重冒犯他人罪名时还应享有的权利。她努力争取能用一笔解雇费，来显示出医院对一位老员工应该尽到的一种义务。在处理法律方面工作的同时，奥尔森私下与两个赞成她计划的董事碰了头，让他们试着去知会和说服其他董事会成员。
终于，奥尔森在董事会里的盟友们与其他董事们私下进行了非正式的会面，决定解除米勒的职务。他们所提出的意见、证据，都出自奥尔森和她的支持者们共同拟订的一份为特定的“菜单”，其中，包括了说明指控有多么严重、让丑闻止步的机会与可能、如果不这么办的话奥尔森可能会辞职，以及有必要承认米勒多年来在医院服务的价值，等等。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多数董事投票赞成给米勒一笔高额解雇费。
由于米勒有恐吓他人的前科，在会见米勒的时候，奥尔森让一名医院保安人员守在办公室外面。会见安排在傍晚，在米勒到达的时候，奥尔森坐在她的办公桌旁，旁边坐着董事会主席。米勒本以为参加的是一次常规的管理会议，进来后，他环顾四周，才意识到事情不对。他冲出办公室，片刻之后带进来一个他医院里的老朋友。他希望这次会见有一个目击证人。
奥尔森非常委婉地提出，希望他自动辞职。奥尔森叙述了对他的调查和调查的结果，然后提到了董事会批给他的那笔解雇费，最后，递给他一封拟好的辞职信，解释说只要他在上面签名就再也不要来医院上班了，他可以在这次会后立即离开医院。第二天会有人把他留在办公室的个人物品送到他家里去。
奥尔森庆幸自己一直控制着声音没有颤抖。董事会主席半句话都没说，谈话一度出现了短暂的冷场。米勒的脸变得跟猪肝一样红，随后把身体猛然探过桌子，乞求董事会主席不要解雇他。董事会主席大吃一惊，请米勒控制情绪，然后声称自己对所有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并建议他好自为之，走好以后的道路。米勒坐回到座位上，沉默不语。他拿起那份辞职信，慢慢地阅读。与此同时，他恢复了平素冰冷的态度。再又读了一遍信之后，他签了名，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
第二天，奥尔森向医院的高级职员们宣布米勒不会再来上班了。她措辞委婉，与医院董事会统一口径，宣布米勒自动辞职。她声称医院高度评价米勒多年来的服务，希望他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帆风顺，提醒所有人，医院的工作仍需照常进行，并宣布了在过渡期间接替米勒工作的人员安排。有些人对她宣布的事情感到惊讶，而其他人似乎都已听说了关于此事的传闻。
奥尔森两个月的秘密计划在没有什么失误的情况下得以实施。一周后，米勒领到了那笔解雇费。危机化解了，受害者满意了，没有人到州劳工就业部去请愿，当地媒体没听到任何风声。几周以来，奥尔森一直觉得自己裹在一身巨大的、厚重的衣服里举步维艰。现在，这身衣服被脱掉了。
一个月之后，奥尔森家里的电话在清晨六点三十分响起。医院的人力资源部主任告诉她一定得看看当天的早报。头版的一篇文章叙述了米勒的“解雇”事件和他在圣克莱蒙医院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整个文章充斥的都是米勒的一面之词。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报纸刊载了几封米勒的同盟者的来信，抨击奥尔森和医院董事会。当记者们询问医院他们这方的说法时，由于调查的保密性，他们几乎一无所获。
在此期间，有人非法闯进了医院的人力资源资料室，奥尔森和那个最开始指控米勒性骚扰的女员工接到了深夜恐吓电话，有人扔石头砸了奥尔森家的窗户。米勒的住处离奥尔森家只隔几栋楼，但查不出所有这些事与他有任何关系，而奥尔森认为这是蓄意报复。医院遭到了某种精神氛围上的穷追围困，而奥尔森后来也说妄想症和受虐感成了她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米勒在西海岸找到了一份工作，丽贝卡·奥尔森和圣克莱蒙才终于得以安生。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一些董事仍在替米勒说话，其中几个人始终对奥尔森保持着疏远和不友好的态度。
四项指导原则
以英雄主义的观点来看，奥尔森的做法更像是投降妥协，而不是什么勇敢行为。指控米勒的证据是有力的，而法律站在奥尔森这一边。从伦理角度来看，奥尔森似乎显然应该解雇米勒，而这也正是她心中深信不疑的念头。同时，解雇米勒看起来也颇有可行性—毕竟，奥尔森是老板，而且她也并不是个害怕对阵较量的人。
那么，为什么她恰恰没有开展行动，做“正确的事”呢？为什么她不采取一种直截了当的、强悍有力的方式呢？可能是因为她上任伊始，缺乏信心。或许米勒曾经恐吓威胁她，就像对其他许多人那样。然而，即使想把奥尔森的行为解释为胆小怕事，也不太能站得住脚。
答案是，她冷静而现实地观察了自己的处境，认定正面进攻是毫无用处而不负责任的做法。幸运的是，她并没有把这件事看成对自己勇气的考验，或者是主持正义的机会。她希望的是保护医院的利益，而不是拿自己的职位和名誉冒险。她意识到除了C E O的头衔，自己并没有多大权力。奥尔森感到自己正在雷区中穿行，而小心迂回是最好的前进路线，她以这种方式实际而尽职地解决了理查德·米勒问题。
奥尔森的成功之处在于她看清了所处的局势。不是因为她多么了解医院的情形或与她打交道的人，所有这些对她来讲都是陌生的。对她帮助最大的，是她对世事的了解。在她观人察事的时候，遵循的是四项指导原则。它们使她了解真正的局势，避免可能的伤害，同时非常准确地判断自己的处境，安全地驶出了身边汹涌狂暴的湍流。
你并非什么都知道
需要运用沉静领导之道来处理的局面往往是复杂的、动**的、危险的。摆脱并控制这种局面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而不是夸大你对事态了解的程度。
想一想围绕在奥尔森身边的不确定因素吧。一些是个人因素与专业因素。她或者其他任何人有使圣克莱蒙医院翻身的能力吗？医疗发展日新月异，行业竞争紧张激烈，而她的医院积弱已久。奥尔森在接受C E O职务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但她常常清晨很早醒来，躺在**，怀疑自己是否脑子出了毛病。她估计自己很多年都弄不清这件事情。
管理层的政治关系则是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当奥尔森开始在圣克莱蒙医院工作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谁不胜任工作，也不知道谁真正站在她这一边。如果她在头一二年里遇到麻烦怎么办？她认为事态在出现转机之前总会每况愈下，她知道重大的结构调整会威胁到几乎每个人。与此同时，董事会中米勒的支持者们会把她的表现与想象中米勒的表现做比较。
由于凭空想象总要比现实美好，他们很快就会对她的表现产生不满。
当然，性骚扰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雷区。奥尔森强烈地倾向于相信沃莫特的说法，尽管她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儿在某种程度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如果奥尔森将调查开展下去，米勒差不多一定会否认对他的指控。这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而死缠烂打的官司—无论在法庭上，在董事会里，还是在医院的走廊中。米勒的名声将为他赢得信任，他长期以来的同盟者们会给予他支持，而其他人会怀疑奥尔森的动机。她是想除去米勒这个眼中钉吗？她是想夺权吗？她是害怕与强手共事吗？另一方面，如果奥尔森告诉沃莫特她的官司不一定能打赢，沃莫特很可能会把事情闹到州议会去。米勒会倒打一耙，当地媒体会趋之若鹜，米勒的同盟者们会四处鼓动，而医院的很多时间和精力都会花费这在这件事上，而不是用于完成打翻身仗的紧迫任务。
同时，奥尔森也面对着伦理上的不确定因素。她必须明确对医院、对梅兰妮·沃莫特、对自己，甚至对理查德·米勒应负的责任，毕竟米勒有权力享受该有的待遇和应有的程序。
奥尔森帮助沃莫特讨回公道的责任，难道该比她保护医院及其名誉的责任更优先吗？这些事情本身已经够麻烦的了，而伦理因素使得整个局面更加棘手，更加危机四伏。像这样的伦理指控，会在公司内部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它们会激发强烈的情绪，加强每个内部圈子中人的忠诚度，有时甚至把公司分裂成许多不同阵营。米勒并没有被指控疏忽大意、判断失误，或者有其他什么失职行为，受到抨击的是他的个人品德—连带着，这也指责了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的品格和判断力。指责一个人犯错是一回事，像这样指责他和他亲近的人们品质奸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对米勒的指控很容易使奥尔森面对的其他问题激烈化和复杂化。
奥尔森面前布满了巨大的不定性和危险性因素。一旦出错，会给她本人，给医院，以及给很多其他人造成伤害。奥尔森感到危机重重、踌躇不定，所以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这不是软弱和怯懦的表现，只能说明她认清了形势。总而言之，奥尔森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不会在局势的复杂性上自己哄骗自己。她采取一种谨慎谦卑的态度来对待问题，乐于相信有很多事她还一无所知。
你会惊讶
这四个字充分形容了沉静型领导者的世界观。像奥尔森一样，他们总是设法多想几步接下去的棋路。他们进行分析，做好准备，拟订计划。他们揣摩那些未知的因素并审慎地加以判断。然而，甚至在做好了所有这些之后，他们仍然准备迎接各种意外的发生。
换句话说，沉静型领导者相信他们需要和两类未知因素打交道。一类是“已知”的未知因素。它们显然不确定，可能这样发展，也可能那样转变。优秀的领导者试图将这些偶然性纳入计划的范畴。另外一类未知因素更具挑战性。它们是“未知”的未知因素。这就完全无从预料、无法计划了。没人能探测到它们。它们在人身上潜伏着，突如其来地搅乱他们本来的周密计划。
在丽贝卡·奥尔森的故事中出现的这些大小意外，说明了做好迎接变化的准备是何等的重要。包括奥尔森自己在内，很少有人能够料到她被任命为C E O。她年纪轻轻，是个外人，还是卫理公会教徒。她从来没在医院工作过，也从来没有领导过整个组织。然而，尽管如此，奥尔森得到了C E O的职位。当这个职位空着的时候，无论是米勒和他的同盟者，还是董事会的保守派，都没有预见到这个结果。他们坚信米勒是理所当然的继任者。
当然，米勒事件，对于奥尔森来说是令人惊讶的意外。同样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她得知此事的途径—居然是她一向以为自己了解并信任的董事会主席，在她刚刚上任的时候，突然将这件事推到她面前，以及米勒的令人费解的愚蠢—他居然不顾丢掉工作和失去成为C E O 的机会的风险，对梅兰妮·沃莫特进行骚扰—而且恰恰发生在寻找新的C E O的这一段时间里。奥尔森惊讶地看到米勒在受调查时仍保持冷静；看到即便是在暧昧的局势下，沃莫特依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指控米勒。最后，她为自己感到吃惊。她一辈子都是个斗士，却受到了米勒的威胁；而就在她刚刚开始梦寐以求的工作之后，她居然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
所有这些意外都是可以解释的，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偶然事件。而隐藏在未知的未知背后的逻辑关系，只有在回顾和反思的时候方才露出庐山真面目。或许董事会在聘用奥尔森的时候是仔细算计过其风险的；或许董事会的领导者掩盖米勒事件是为了促使奥尔森接受她的职位；或许米勒是一个自我毁灭型的人；或许沃莫特怒火中烧，为了复仇不惜任何代价；或许奥尔森之所以害怕米勒，是因为他使她陷入压力当中。在它们发生之前，奥尔森从未预料到会出现这些事。这并不是因为她天真幼稚、目光短浅，或是缺乏想像力。奥尔森已经是非常努力地去了解她要应对的局面，并且认为自己很清楚要冒的风险，但是深刻影响着她在这个岗位上第一年的工作的那些因素，说实话都是不知从哪儿突然就冒出来的。
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过，我们可以通过回顾过去来理解生活，然而，若要真正生活却必须不断前行。在回顾中，我们经常会找到为什么有些事会发生，而另一些没有发生的原因所在。但像丽贝卡·奥尔森这样的人面对的问题，同样需要他们向前看。往往会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和力量在事态发展中起作用，很难说哪一种是影响最大的。
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假定人们都依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就可以了。这看上去颇有道理。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是断续的、延迟的、间接的。有的时候，就像米勒事件那样，他们也许出了差错，或者很懒惰而选择走捷径，也许感情或无意识的想法占了上风，或者不能确定自己的利益的真正所在。而即便人们直接追求其一己私利，他们与其他有同样做法的人也会发生冲突。利己主义、利他主义、混乱迷茫、贪婪欲望、机会主义、奉献精神，以及理性思考，这种种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偏向何方、强度多大都是我们很难预料的。
对身处今天变幻莫测的世界的管理者们来说，理性意味着预料到明天会发生一些今天所不曾想到和不能想象的事情。这就是那句俗话“计划不如变化快”或者古语“机关算尽，始料未及”的本原所在。这也就是奥尔森选择一手导演米勒的辞职，而不是将其解雇的原因所在。她不想再冒出任何意外了—无论是米勒反击的能力，还是其他内部成员对于他们一位同伴失败遭遇的忍耐程度。
奥尔森很快就发现是非对错的问题是整个事件中最简单的部分。好在她同时意识到真正的挑战是认清这个变幻多端而模糊复杂的局面，并取得事情的进展。作为历史上最大一次战略大进军的策划者和一位谨慎平静的人，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依靠计划方法，但别笃信计划”1，这就是指导她行为的第二个准则。
时刻注意内部人
时下人们在谈起组织扁平化、内部等级淡化，或是上司的角色向指导员和教练员转化的时候，往往会提到第三个指导原则。它明确指出，组织内部划分为地位相对安全的圈内人和地位岌岌可危的局外人。换句话说，组织内部系统的运行就跟太阳系一样，有些人处于离其核心较近的位置上，而其他人则远远地徘徊在动**不定的外围轨道上。
在大型的、传统的公司里，圈内人往往是在长期而激烈的争夺高级职位的斗争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他们已经出人头地，爬上了组织的顶端或占据了关键岗位。在小型的、新起的公司里，圈内人则是公司的组建者和贡献资金、技术、重要关系纽带的人。这些圈内人常常拥有大量的公司股票，而且可以买到更多股份，连C E O都对他们俯首听命。
当然，内部核心和外围圈子的界限并不是密不透风的，公司也不会列出名单来指明哪些是圈内人。但是人们对于其他人离内部权力和影响力核心圈到底有多远还是心里有数的。
他们知道谁被邀请参加了重要的会议，而公司在会议召开之前会请教和咨询什么人。他们知道圈内人决定着谁能得到资金、提拔、奖赏和机遇—包括成为内部核心一分子的机遇。
与此同时，局外人的地位是不甚牢靠的。
丽贝卡·奥尔森对这一切都十分清楚。在以前的工作岗位上，她是一名内部核心成员。
如今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在她看来，圣克莱蒙医院的内部核心包括五位长期供职医院董事会的董事，一位当地的卫理公会主教，两位经常代表医院出面的律师，以及几名医院的元老级雇员，其中也包括米勒在内。虽然作为C E O，在外人看来奥尔森是内部核心的一员，但事实上她还处于实习阶段。支持她的董事们希望与她共事，愿意帮忙，同样，其他董事们也会支持别的候选人。然而，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圈内人，奥尔森必须树立威信，发展关系网。这需要时间，需要长期的共事，尤其需要一份成功的战绩。在此之前，她的地位也是不甚稳固的。
这就是奥尔森在与米勒交锋时，行动始终极为谨慎的部分原因。设法逼迫米勒辞职，就等于要求内部核心驱逐它本身的一名成员。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但他们也很容易做出其他选择。他们可以先安抚沃莫特，然后使他们的朋友米勒在一段漫长而从容的时间内体面地离开公司。或者，米勒的一些长期盟友甚至会试图帮他抵赖。他们中的某个人很可能会说：“这种性骚扰的事儿，一般还不是各说各的吗？我认识迪克·米勒都这么多年了，我才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来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奥尔森希望米勒能迅速辞职，尽早消失。尽管认为他活该被扫地出门，连半个子儿的解雇费都领不到，她还是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如果米勒真的被开除的话，他一定会反击，会煽动他的支持者们，会威胁去法院打官司，会毁谤奥尔森的名誉，会使整个医院陷入长期的争执中。奥尔森想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把米勒事件迅速处理掉，着手解决医院面临的紧迫问题。如果角色掉转过来的话，她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法。然而，尽管她是米勒的上司，尽管她有指控他的有力证据，但奥尔森始终没有忘记谁是圈内人，谁是局外人，而她的做法恰如其分。
信任，但选择对象
我们生活在一个玩世不恭的年代。电视和报纸上经常会报道一些公众人物的泥足深陷甚至一身污点。历史学家们证实了几乎所有往昔伟大人物的弱点和错失。社会调查常常表明，大多数人对公务员、商业家、律师以及许多其他的职业的评价相当低。在企业里，许多人都听说过关于高层领导者的“内幕”，它们大多数都不尽人意。
对待所有这些负面的东西，一种方法是将其视做生活中的基本事实来接受。但这种世界观是冷酷无情和消极悲观的。它同时会导致人们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这种对世界有害无益的观念当做行为准则。当然，另外一种选择是努力超脱出犬儒主义者的思想境界，坚持对人类本性抱有希望。这种想法值得钦佩，但却使得人们在流氓恶棍和损人利己者面前毫无防范，不堪一击。太多的信任其实是过犹不及的。
对沉静型领导者来说，信任就像一块美丽的水晶制品，得之不易，价值不菲，脆弱不堪。
沉静型领导者并不愤世嫉俗，但他们在付出信任时是相当谨慎的，不会当它是一种随便丢出去的零钱来对待。他们努力赢取别人的信任，希望得到相同的回报。有时候，他们察人观物，断定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毫无价值，而后便会谨慎从事。
这正是奥尔森对待米勒的方式。她没理由信任他这样的老滑头。而且，在奥尔森到来之前，他在圣克莱蒙医院这个小王国里一直处于王储的地位。他绝对可能知道奥尔森正在调查他，并正在做出反击的准备。她必须清楚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会不择手段。
意大利有一句谚语：“对耳闻的事一句也别信，对目睹的也顶多半信半疑”，它形容的正是奥尔森对米勒的态度。
但是米勒的问题对她来说还不算复杂。显然她不能相信他，她也没有这样做。真正的问题在于判断谁有可能支持她—在这个性骚扰事件上，以及在医院迫切需要的一些重大变革中。奥尔森从来没有与任何医院的雇员或领导成员共事过。相反，米勒的朋友遍布整个医院—他聘用来的人，他提拔过的人，他共事过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身上贴着标签：“我是迪克的人”。在最初的几周里，奥尔森对人们做出了初步的判断，但这是暂时的。由于是新来的一把手，任何人在对她表示肯定和支持的时候都是审慎的。建立信任需要时间，让奥尔森非常相信任何人都还太早了点儿。
甚至连奥尔森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也都还是脆弱的。她上任的时候，那些董事们对她说非常期待与她合作，而且随时乐于助她一臂之力，而通过几个小时的相处，她对董事会主席也产生了好感。可是，没有任何人向她提起过有米勒这枚定时炸弹，奥尔森认为让她恢复对董事会的信任需要很长时间。并且，她不可避免地怀疑，除此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事是自己所不知道的。
总之，当奥尔森理智现实地观察自己的处境时，她难于确定任何可以相信的人。这也是她没有采取直接而强硬的手段的另一个原因。在不知道谁会在暗中给她使绊子之前就贸然行动是相当愚蠢的。
丽贝卡·奥尔森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幕，证实了用非常理智、非常现实的态度来看待棘手的伦理问题是多么重要。在这四项指导原则的帮助下，奥尔森睁大了眼睛，看清了事物的真相，这一点在她对米勒最终的处理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尔森发现圈内人长期以来建立的忠诚改变起来是相当缓慢的，她真正可以依靠的只有很少的一些人，而圣克莱蒙医院依然是一个动**不安的、意外频仍的，有时甚至危机四伏的地方。
现实主义与犬儒主义
在组织这列火车就要面临失事的危险时，明智的选择是置身事外、明哲保身。奥尔森的前任在退休前一直对米勒的指控置若罔闻，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奥尔森本来也可以采取相同的策略。没人逼她踏入米勒造成的这个雷区。在处理米勒问题期间，她认真考虑过另一个办法，那就是换个工作。后来，奥尔森说：“我身体里每一分理性的本能都在告诉我，应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我以前不是没解雇过人，但当初我同意就职不是为了接下现在这团乱麻，而且他们聘用我的时候也没对我说清楚。实际上，我可以找到其他称心的工作，犯不着耗在这儿处理这种丑恶的事。”
没有人愿意在新工作一开始就遇到奥尔森发现的这些问题，也没有人愿意让这些问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愈演愈烈、阴魂不散。但希望是一回事，而事态的发展是另一回事，这就是为什么像奥尔森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在遇到严重问题时没有临阵脱逃的原因。现实主义者深深懂得，那些不愉快的意外往往或多或少都会不请自来，而谨慎的警觉、必要的勤奋和循序渐进的计划不仅有益，有时更不可或缺，但它们并不能够确保事情一帆风顺。没有人料到米勒还会一连几个月继续捣乱和不断暗算，原本对他来说理智的做法应该是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地拿钱走人，为自己躲过了一劫感激不尽。
米勒的做法，甚至其他更糟的行径，都不会使现实主义者大惊小怪—他们表现出一种老练通达的心境。希腊最早的哲学家之一赫拉克利特（ H e r a c l e i t u s）说过：“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对他来说，现实是永远变化着的水流。五百年前，马基雅维里同样把人生比做一条大河，在不提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流淌和奔腾。“运气，”他写道，“决定了我们做的半数事情，剩下差不多另一半由我们自己掌握” 2。英国伟大的道德家塞缪尔·约翰逊将世界视为“一个乱七八糟的、拥挤嘈杂的丛林，布满了阴谋、愚蠢、虚荣和自私的念头，里面所有的人—不管是邪恶之徒，还是无辜和高尚的人—都可能被打个措手不及。”
这些古老的真理至今仍然颇具意义。在今天的组织里，很少有固定或者确定的东西。金钱、观念、才能和技术在公司和国家之间不断流动。当然，当管理者在一段时间内从事一项特定工作的时候，他们往往对它有感觉有概念，知道应该当心什么。这导致了暂时的稳定。但是，现今那些像丽贝卡·奥尔森这样雄心勃勃的、成绩斐然的领导者常常会接受新的任务，随后很快就发现自己步入了新的轨道。关键在于认识到，丽贝卡·奥尔森这类人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不等于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把问题过度简单化了：灰色眼镜和粉色眼镜扭曲现实的程度是一样的。事实上，犬儒主义者往往相当天真—他们实际上认为自己可以预言人们的行为，只要近乎机械化地断定人们的行为都基于狭隘、自私和普遍低级的动机就可以了。相反，现实主义者能够面对万变挑战—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是高尚的还是邪恶的，是鼓舞人心的还是令人沮丧的。对于意料之外的情形，他们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去接受。
举个例子，一位在某会计事务所工作的合伙人在主管某项审计的时候耍了花招。为了取悦他的客户，为了不危及到这笔生意，他对一些账目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问题要是报上去的话，公司会损失掉整整一年的盈利。在审计结束以前，会计事务所的一位经理从伦理角度出发，对这种做法提出反对。这位合伙人这时才意识到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于是，他通知他的客户必须揭露这些账目问题。当客户威胁他要停止聘用该会计事务所的时候，那位合伙人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公司董事会并没有惩罚这位举报人，也没有撤换这个会计事务所，相反，他们对事务所的诚实表示感谢。
对一个犬儒主义者来说，这个故事听着像科幻小说，但它体现出了犬儒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重要分歧。犬儒主义者们给世界披上了悲观灰暗的制服，而现实主义者则承认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全面性和丰富性。犬儒主义者们相信人们之所以会无休止地工作，建立新的公司，是由于他们贪得无厌，想要发财。现实主义者们承认金钱的力量，但考虑到了其他的动机：兴奋刺激，热爱挑战和渴望创造，以及取得人生成就。这个审计师悔过的例子是特殊的，但是奉献、忠诚和利他主义的种子可以在沙漠里扎根。现实主义者并不指望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但不排除它们存在的可能—因为他们排除在外的东西是很少的。
犬儒主义者会认为奥尔森的运气实在不怎么样。前任C E O把“米勒问题”塞给了她，董事会欺骗了她，而她头一年的工作简直就是一团糟。现实主义者不否认这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米勒问题”对奥尔森来说有如芒刺在背。此外，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产生了副作用。米勒没有上法庭的机会—尽管证据强烈地指明他有罪，他在为自己辩护之前就被迫离开了。而且，医院员工们可能会担心，她会把组织调整和打游击战的手段拿来对付他们，这会降低他们对她的信任度和忠诚度，而这正是她在未来的艰巨工作中所需要的。
然而，偏激或否定地看待奥尔森的行为是非常不全面的观点；经过一段时间，她发现“米勒问题”带来了若干令人惊讶的好处。它使得奥尔森、医院律师，以及几名董事会成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艰难的合作，使他们开始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奥尔森开始成为一个圈内人。
而且，米勒离开后，奥尔森就不用对付一个有力的内部竞争对手了。在撵走他这件事上，她同样展示了顽强作风和政治手腕。医院的员工们都看得出来如今是她说了算。同样重要的是，奥尔森也“觉得”自己说了算—从而对于担负起重组圣克莱蒙医院的艰巨任务、领导医院在惊涛骇浪中前行增添了信心。
现实主义是导致奥尔森所作所为的大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许多人看待世界的观点与她一样—直面和正视，既不感情用事也不愤世嫉俗。他们悟出无论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也的确发生了。但是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许多人什么也不做：他们看见了，他们了解了，但就是不采取行动。现实主义给他们充分的理由来作壁上观。他们说：“你没法跟整个政府斗”，或者“你得选择值得自己去打的仗”，或者“这不是我的工作”。只要有一点想像力，奥尔森就能够找到避开米勒问题的途径。她本可以委托公司的律师或者董事会，让他们来整理这个烂摊子。她也可以设法打消受害者上告的勇气，从而赢得米勒的忠诚。
然而奥尔森没有这样做。她负起了个人的责任，承担了一些风险，在很多个夜晚里辗转难眠。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沉静型领导者会接受他们本来可以轻松避免的挑战？他们在对世界的认识上没有自己骗自己，但是他们对人、对组织、对生活充满偶然性的清醒认识并没有让他们斗志尽失。下一章我们将对此做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