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产品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者自然工资。
在土地私有以及资本积累之前的原始社会状态之下，劳动的所有产物属于劳动者，并没有地主以及雇主要求和他分享。
假如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劳动工资会伴随着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进步而提高。所有东西都会变得更为便宜。用较小量的劳动就可以把它们生产出来。在这样的状态下，相同数量劳动生产的商品当然会彼此交换。所以，较小量劳动的产物也能够买到它们。
不过，即使所有的东西在事实上会变得更为便宜，许多东西在表面上要比之前会更加昂贵一些，能换取更大数量的其他货物。比如，我们假定在大多数的行业当中劳动生产力提高到了十倍，也就是说一天的劳动可以生产出相当于最开始十倍的工作量。但是在某一行业中劳动生产力仅仅提高了一倍，也就是说一天的劳动只可以生产出最开始二倍的工作量。用大多数行业当中一天劳动的产物来换取某一行业当中一天劳动的产物，前者的最原始工作量的十倍仅仅购买到后者的最原始工作量的二倍。所以，后者的所有数量，比如一磅，好像比之前要昂贵五倍。但是实际上，它会便宜一半。即使要用其他货物五倍的数量来购买它，却仅仅需要有一半的劳动量去购买或者生产它。所以，取得会比之前容易一半。
不过这种由劳动者拥有自己劳动的所有产物的原始状态，在第一次实行土地私有以及资本积累之后，就无法继续下去。因此，远在劳动生产力作出更加重大的改进之前，那种状态便已经终止，它对于劳动报酬或者工资的影响怎样，就不必进一步去追究了。
土地只要变为私有财产，地主就需要从劳动者所能够从土地种植或者收集的几乎全部产物中获得一份。他的地租组成了耕地劳动所得产物的首次扣除。
种田的人极少能维持自己生活直到收获的季节。他的生活费用一般是由雇主，即雇佣他的农场主垫付。除非可以分享劳动的商品，除非自己的资本可以带着利润收回，否则农场主是不会雇佣农业工人的。这一种利润是从耕地劳动得到产物的第二次克扣。
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品，也一样要扣除利润。在所有的工艺以及制造业当中，大多数工人都需要一个雇主，来为他们提供工作的原料，并且在完工之前为他们垫支工资以及生活费。雇主共享工人劳动的产物，或者分享他们在所提供的原料之上增加的价值，这一份额就是他的利益。
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有这样一个自主独立的工人，他有够多的资本去购买工作需要的原料，并且在完工之前维持自己的生活。他又是雇主，同时又是工人，可以享受他自己劳动的所有产物，或者在原料上所添加的全部价值。这包括了通常归两个不同的人所有的两个不同收入，即资本的利润以及劳动的工资。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在欧洲各个地方，为了雇主工作的工人有二十个，独立工人才会有一个。而劳动的工资被理解为每当劳动者是一个人而雇佣他的资本所有人是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所说的工资。通常所说的劳动工资，都依存于双方常常所订的合同，双方的利益绝对并不是相同的、工人渴望获得的要尽量可能多，而雇主则希望付给的要尽量可能少。前者趋向于联合起来，来提高劳动的工资，后者亦趋向于联合起来，来降低劳动的工资。
但是，不难预测，在通常情况下，哪一方在争执当中居于有利地位，可以迫使对方屈从于自己的条件。雇主人数较为少，能更为容易地联合起来。除此之外，法律以及政府机关最起码是不禁止他们的联合，却禁止工人的联合。我们并没有什么由议会通过的律法，反对联合起来降低工钱的价格，但是有非常多法律反对联合起来去提高这种价格。
在任何这类争议当中，雇主们可以撑持得更为长久。一个地主、一个农场雇主、一个制造业者或者商人，就算不雇佣一个工人，普遍也能依靠已经拥有的资本过一两年。然而没有工作，工人们就无法维持一星期，非常少有人能维持一个月，更少的人能度过一年。从长远利益来说，雇主不可以没有工人也像工人不可以没有雇主一样，不过前一种必要性并不是那么迫切。
我们经常听到工人们的联合，却极少听到雇主们的联合。不过假如有人信以为真，觉得雇主并不联合，那他就是既不明白真相，又不懂得世故。雇主们随时随地都有一种默契的，但是又是经常的以及融洽的联合，不容许把劳动工资提升到各种实际比率之上。违反这种联合在四处都被觉得是不受欢迎的行为，某个雇主在他的邻人以及其他雇主的心目中都要遭受谴责。
自然，我们极少听到这种联合，由于这是一种从来没人听说过的平常的，或者说是自然的状态。雇主们有的时候也参加特别的联合，去把劳动工资甚至降到这一比率之下。这些联合永远是不声不响地悄悄地进行的，直到行动的时刻，此刻工人们就毫无抵抗地屈从。他们有的时候是这样做的，自己即使感到切肤之痛，别人却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这种联合经常受到工人们的抵抗及联合的抵御，有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挑衅，他们也自发地联合起来，以提高自身薪酬价格。他们通常所持的理由，有的时候是食物价格昂贵，有的时候是雇主们从他们的劳动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是无论他们的联合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备性的，他们老是闹得满城风雨。为了让问题获得迅速解决，他们永远是大叫大嚷，有的时候使用最惊人的行为。他们是感到绝望的，就像绝望的人那样子荒唐地放纵地进行行动：他们要不就饿死，要不就得威胁雇主们马上接受他们的要求。在这样的场合，雇主们在这一面也一样大叫大嚷，不停地向官吏们大声呼救，要求严厉执行那些已然通过的严厉对待仆人、工人以及工匠的法律。所以，工人们从这样喧嚣联合的行为当中非常少获得什么好处。因为官吏们的干涉，、因为雇主们的超乎寻常的镇定，部分地因为大多数工人为了现在的生存只好屈服，这种行为仅仅落得以工人领袖遭受惩罚或者毁灭而告终。
不过，即使雇主们在和自己工人的争议中一般处于优势，却有一定的比率，就算是最低贱的那一些劳动的普通工资，也好像不可能在长的时候期内降到这个要比率之下。
一个人总得依靠工作来维系生活，他的工资最起码要足以维系他的生活。在大多数的场合，这种工资甚至还必须更多一些，不然他就不可能抚养家庭，而这类工人的族群就不可能维系到下一代。所以，坎梯隆先生认为，最为低贱的那种普通工人所赚得的，不管何处最起码应当双倍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费，来使得他们都可以抚养两个子女，至于说他的妻子的劳动的薪酬，因为必须她来照看孩子，觉得只要足够维持她的生存就行。
不过，依据计算，生下的儿童中一半在成年之前就要死亡。所以，最贫困的劳工也必须试图最起码生育四个子女，来使得其中两个有活到那样年纪的同等机会。不过四个儿童的必须生活费用被认为几乎相当于一个成人的生活费用。同样一个作者说，一个健硕的奴隶的劳动，等价于他的生活费用的两倍。他觉得一个最为低层的工人的劳动，所值绝对不会比一个健壮奴隶的劳动更加少。说到此处，看来最起码可以肯定的是：为能赡养一个家庭，丈夫及妻子的劳动结合在一起，就算是最低级的普通劳动，也需要赚得比恰好足以维持他们自己生活的要多一些。不过得到多少，是依照上面所说的比例或者其他的要比例，我就不负责去决定了。
但是，有一些情况有时使工人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可以将工资提到极大超出这个比例，这个要比率明显地只是符合普通人道主义的最低廉的工资。
当任何一国对于依靠工资生活的人，对于各种工人、工匠、仆人的需要不断增长，当每年提供的就业机会比上一年的就业人数更大的时候，工人就没有必要去联合起来提高自己的工资。人手缺少使雇主们相互竞争，宁愿出更高的价钱去获得工人，这样就自动打破了雇主们阻挡增加工资的自然联合。
显然，对于依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要增长，肯定和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增长互成比例。这类基金可以分为两种：第一，多于生活费所必需的收入；第二，多于雇主们自己使用所必需的资金。
每当地主、年金领取人或者有钱人收入多于他认为足以维系自己家庭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把剩下的全部或者一部分用来维持一个或者更多的家庭仆役。增多这个剩余，他当然就会增加这种奴仆的人数。而当一个独立的工人，例如织布匠或者制鞋匠，拥有的资本要比足够购买自己工作的原料以及维持自己直到出售货物的需要更多的时候，他自然会用这种剩余去雇佣一个或者更多的工匠，以便从其工作当中获利。增多这种剩余，当然就会增加他的工人人数。
对于依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要，必须伴随每一个国家收入以及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并且不可能离开它而增长。收入以及资本的增长也就是国民财富的增长。
并不是国民财富的事实大小，而是它的一直增长，引发劳动工资的上扬。所以，并不是在最富有的国家，而是在最为兴旺发达或者说致富最迅速的国家，劳动工资是最高的。英格兰现在肯定是比北美地区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北美的劳动工资要比英格兰所有地区更高，在纽约等地区，普通工人每天赚美元3先令6便士，折合英币2先令；造船木工，10先令6便士，另外加一品脱的酒价值英币6便士，一共合英币6先令6便士；建房木工以及泥瓦匠，8先令，合英币4先令6便士；裁缝工人，五5先令，大约合英币2先令10便士：这一些价格全都高于伦敦的价格；听说在其他各殖民地，工资也和在纽约同样高。在北美的各个地方，食物的价格要比在英格兰低廉得多。在那儿从来并没有听到过发生饥荒的事。在最糟糕的季节，他们依然能够维持自己，即使输出较少。所以，假如劳动的货币价格要比在母国各处都高，劳动实际价格，即赋予劳动者的对于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实际上的支配能力，必定是要比例更高。不过，尽管北美还比不上英格兰那么富有，它却用更快的速度走向富强。任何一个国家繁荣的最具决定意义的标志，就是它的居民人数的增加。在大不列颠，还有大多数其他的欧洲国家，听说在将近500年中居民没能增加一倍。而就在北美的不列颠殖民地，已然发现居民人数在20年至25年中增加了一倍。在现在，这样的增加主要并不是因为新居民的不断移入，而是因为本地人口非常大数量的繁殖。听说，活到老年的人经常亲眼看到自己的子孙后代拥有50个到100个，有的时候更多。劳动的薪酬在那里这样丰厚，以至于子女众多的家庭不仅仅不是负担，反倒是父母富裕以及幸运的源泉。
在离开父母之前，每一个儿童的劳动，依据计算，能够给他们带来净100镑的收益。一个有着四五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在欧洲的中层或者下层人民当中，再婚的机会非常少，而在北美却经常有人求婚，觉得是—笔财富。儿童的自身价值，对于婚姻是最大的鼓舞。所以，我们对于北美人民一般早婚就不觉得奇怪了。就算早婚使人口大批量增长，在北美依然抱怨人手太少。对于劳工的需求，用来维系他们的基金，好像要比能够找到的劳工人数增加得更快。
尽管一国的财富非常可能巨大，但是它长期处在停滞状态，我们绝对无法预期劳动工资在那儿会非常高。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资金，即它的居民的收入以及资本，或许数目最大。不过假如它在几个世纪中保持不变或者几乎不变，则每年雇佣的工人人数就能非常容易地供给下一年所需的工人人数，甚而还能超过，不会感到人手缺少，雇主们也不会为争雇工人而相互抬高价钱。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会自动增加，超越就业机会。就业机会常常稀少，工人只好竞相降价，来求得有工可做。假如在这样的国家，劳动工资曾经高于劳工自己的生活费，并且使他能够赡养家庭，则劳工的竞争以及雇主的利益不久之后就会使它降到和普通人道标准相符的最低的比率。
但是，中国即使处在停滞状态，却好像并未走向后退。它的城市并没有一处被自己的居民所抛弃。它的土地只要被耕种之后就没有任其荒芜。所以，每年必须继续完成同样多或者差不多的劳动，然后预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肯定没有明显的减少。所以，最低级的劳动者，就算生活资料非常贫乏，肯定能想方设法维系自己的种族，让通常的人数保证不变。
但是在预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明显下降的国家，情况就可能不同。在各类不相同的职业中，每年对于仆役以及工人的需求会比先前一年少。非常多在上层阶级长大的人在他们自己的职业当中无法找到工作，会愿意在最低级的营生中找事做。最低级的营生不仅仅充斥了他的工人，同时也有其他阶级的人流入，对于就业的竞争就会非常剧烈，将劳动工资下降到劳动者生活资料非常贫乏的最可怜的地步。就算按照这种苛刻条件，非常多的人也无法找到工作，他们要么挨饿，要么靠乞讨度日，要么就去干穷凶极恶的营生。贫乏、饥荒和死亡会立刻在那个阶级当中流行，从那里拓展到所有的上层阶级，直到这个国家的居民人数减少到残存的收入以及资本能够容易维持的程度，其他的收入以及资本均已被苛政以及灾难摧毁了。在一个人口已然大量减少而土地肥沃的国度，生活资料并不非常困难，假如每年还有三四十万人活活饿死，我们能够肯定说，那里用于维持劳动贫民的资金一定在快速减少。保护以及治理北美的不列颠宪法和压迫以及统治东印度的商业公司的宪法在性质上的区别，经过这些国家的不同现状或许可以获得最好的说明。
所以，丰厚的劳动薪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肯定后果，又是国民财富增长的自然预兆。相反，劳动贫民生活资料的匮乏是停滞状态的自然预兆，但他们的饥饿状态却是迅速后退的自然预兆。
在大不列颠，现在的劳动工资明显要比使劳动者能赡养一个家庭所需要的多。在这点上我们要寻找证据，不必要去对于可以这样做的最低廉数目进行繁琐的靠不住的计算。有非常多明白的征兆，能够说明劳动工资在这个国家并没有一处是受这种和普通人道标准符合的最低比率支配的。
第一，就在大不列颠的几乎所有地方，就算是在最低的那种劳动当中，也有夏季工资和冬季工资的不同。夏季工资永远是最高的。但是因为燃料开支巨大，一个家庭的维持费在冬季最高。当支出最低的时候工资却是最高，明显工资并不是受这样开支的必要性分配的，而是受到工作的数量以及认定的价值支配的。诚然，一个劳动者应该储蓄夏季工资的一部分来应对冬季的开支，所以，他的全年所得并没有超过全年维持家庭所必需的数目。
第二，就在大不列颠，劳动的工资并不会随着食物的价格浮动。食物的价格都是每年不同，经常是每月不同。但在许多地方，劳动的货币工资有的时候半个世纪都维持不变。所以，假如在这些地方物价贵的时候，劳动贫民还可以赡养家庭，则在东西较为丰富的时候他们一定过得非常舒适，并且在物价极其低廉的时候，生活肯定非常优裕。近十年以来食物价格高昂，就在这个王国的许多地区并没有伴有劳动价格的明显提高。确实，在有的地方有所提高，但那或许是因为对于劳动需求的增长，而不是因为食物价格的上扬。
第三，就不相同年度说，食物价格的变化要比劳动工资的变化大；而就不相同的地区说，劳动工资的变化则要比食物价格的变化大。在不列颠的大多数地区，面包以及肉类的价格一般相同或者大体相同。这些还有其他大多数零售的物品(按劳动贫民购买所有东西的方式)，在大城市和在边远地区一样便宜或者更加便宜一些，它的理由我将会有机会在下面说明。不过大城市及其周围的工资，却经常要比几英里之外高出1／4或者1／5。在伦敦以及四周，劳动的普通价格能够说是每一天18便士。相隔几英里远的地方，它就下降到了14至15便士。爱丁堡还有周边的价格为10便士。相隔几英里它就降到8便士，这是苏格兰大多数地区一般劳动的普遍价格，在那儿要比在英格兰的变动少得多。这样的价格上的差异好像总是不足以驱动一个人从一个教区移居另外一个教区，却肯定会使体积最为庞大的商品从一个教区运到另外一个教区，甚而从国内或者世界的一个角落运到另外一个角落，所以不久就会使它们下降到大体相同的水平。即使经常说到人性善变，无法始终如一，凭借经验就能够知道，一个人通常是安土重迁的。所以，假如劳动贫民能在劳动价格最低廉的地区赡养家庭，那么他们在劳动价格最高的地区就能过富足的生活。
第四，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仅仅在地点或者时间上不与食物价格的变动相一致，并且经常相反。
谷物是平常人民的食物，它在苏格兰要比在英格兰昂贵，前者从后者每年大量的购买谷物，英格兰提供谷物，谷物在苏格兰的卖价一定要比在英格兰昂贵，而相同质量的谷物，英格兰的则不会比进入市场进行竞争的苏格兰谷物价格更高。谷物的质量主要存在于它在磨坊磨粉的数目，在这方面英格兰的谷物好于苏格兰的，即使从表面上来看，它的体积大小甚至同它的重量大小的比例来看，英格兰的谷物是昂贵一些。但是从事实上来看，从其质量上来看，甚至只从它的重量上看来，英格兰的谷物一般都会便宜一些。相反，劳动的价值在英格兰要比在苏格兰昂贵。所以，假如劳动贫民可以在联合王国的这一个地区即苏格兰抚养家庭，那么在另外一地区也就是英格兰肯定可以过上富裕生活。当然，燕麦面就是苏格兰普通人最好的粮食，要比起他们在英格兰的相同等级人民的食物来要次得多。不过，他们的生活方法的不同并不在于他们工资不同的因素，而是工资不相同的结果。即使出于一种奇怪的误导，我经常听到把它说成是因素。一个人富有而他的邻居贫穷，并不是由于他出门坐车然而邻居走路，而是由于他富裕可以备得起马车，由于邻居穷才只好走路。
在上个世纪中，联合王国这两个地区的谷物要比本世纪昂贵。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其证据对于苏格兰来说要比对于英格兰来说更加具有确定性。而在苏格兰，它是通过政府档案作为证明的，依据市场的实际的情况，对于每一县的各式各样谷物的价格进行宣誓评估。假如这种直接证据还要有任何旁证来作为确认的话，我能说，法国的状况就是这样，欧洲大多数其他地区的情况或者也是如此。在法国这方面有着非常明确的证据。假如说在联合王国这两个地区谷物的价格上个世纪要比本世纪稍贵是肯定的事实，则劳动更便宜一些也一样是确定的事实。所以，假如劳动贫民那个时候能赡养家庭，则他们现在肯定是日子容易过一些。在上个世纪，苏格兰大多数地区普通劳动的常日工资是夏季6便士，冬季5便士，在苏格兰高地以及西部各岛仍然继续支付几乎相同的工资，一个星期3先令。在苏格兰洼地的大多数地区，普通劳动的最平常的工资现今是每天8便士；在爱丁堡四周，在毗连英格兰的各个县(或者因为这种邻近的关系)，却是10便士，有的时候是1先令；还有在少数的其他地方，最近对于劳动的需求大大增长，如格拉斯哥、卡隆、艾尔郡等地区，情形也是一样的。农业、制造业以及商业的改进，在英格兰的开端要比在苏格兰早得多。对于劳动的需求，劳动的价格，肯定伴随这种改进而增长。所以，在上个世纪也如同在本世纪一样，劳动工资在英格兰要比在苏格兰高。从那时候开始，工资已经大为增长，但是因为在不同地区所付的工资变化较大，难以确定到底是多少。
在1614年，一个步兵的军饷像现在一样，每天8便士。在开始规定这个数目的时候，自然会考虑到平常劳动者的通常工资，步兵普遍是从这类人当中抽调来的。据查尔斯二世时写书的最高法院院长海尔斯统计，一个工人家庭的必须开支，包含父母，两个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子女以及两个无法做事的子女，是每星期10先令，也就是一年26镑。假如他们无法凭劳动赚得此数，他觉得他们就应当去乞讨或去偷来凑数。他好像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这一问题。格雷戈里·金先生在政治算术这方面的技能是达夫南博士极力称赞的，他于1688年计算，劳动者以外仆人的普通收入，每个家庭每年为15镑，他假设一个家庭平均3人。所以，他的计算表面上看来虽有不相同，在事实上却和海尔斯法官的计算十分接近。两人都觉得，这样的家庭每星期的消费大约是每人20便士。在英国的大多数地区，这样的家庭的货币收入以及支出那个时候已经大为增长。有一些地方增加得多一些，有些地方少一些。但是所增加的，并不是最近发布的关于现在劳动工资增高那些夸张报告所说的那么多。需要指出，劳动工资在所有地方都是难以确切断定的，由于在同一地方对于同一种劳动经常支付不同的价格，不仅仅要看工人的不同的能力，还要看雇主是慷慨抑或是吝啬。在工资并没有法律规定的地方，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什么是最为普通的工资，经验表明，法律从来不可以对工资作出合适的规定，尽管经常企图这样做。
在这个世纪，劳动的真正报酬，即劳动者可以购买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真正数量，或者要比它的货币价格增加的比例更加大。不仅仅谷物较为便宜，并且成为勤劳贫民惬意以及卫生的食物其非常多也变得大为低廉。比如土豆在王国的大多数地区价格要比在三四十年前便宜一半。胡萝卜、萝卜、卷心菜的状况也是一样。这些东西过去只有用锄头才可以种植，现在普遍都用犁来种植。所以各式各样的蔬菜都更为便宜。
大不列颠消费的大多数苹果甚至洋葱，上个世纪都是从佛兰德进口的。亚麻以及呢绒粗制业的大大地改进，让劳动者能获得价格较廉以及质地较好的衣服，粗金属制造的极大改进，让他们能获得较低廉的以及较好的劳动工具，还有非常多惬意的以及便利的家用器具。肥皂、蜡烛、盐、皮革以及酵母酒确实已经变得非常昂贵，主要是因为对于它们课征的税。但是，劳动人民，应当消费的这些东西的数目非常小，它们的价格增长可以为非常多其他东西的价格下降所相抵有余。大多抱怨奢侈之风已经波及到最下层的人民，劳动贫民已然不再满足于之前使他们感到满意的物品、衣着以及住所，这就使我们深信，不仅仅是劳动的货币工钱，并且劳动的真正报酬已经增加了。
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的改变，应该看做对于社会有好处呢，抑或是并没有好处？答案好像看起来是非常明白的。仆役、劳动者以及各种工人占领每个巨大的政治社会的人口的大多数。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变，绝对无法看做是对于整个社会的不利。当大多数成员贫穷困苦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社会可以确实是兴旺发达以及幸福的。除此之外，只有那些为整个社会提供吃的、衣服以及住所的人自己也能分到自己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以便能获得勉强可以生活的食物、衣服以及住所的时候，那才称得上是公平。
贫困无疑不可能鼓励人们结婚，也不可能永远阻止人们结婚。它甚至似乎是有益于生育子孙后代。一个苏格兰高地的处在半饥饿状态的妇女经常生育20多个孩子，而一个娇生惯养的胖夫人经常一个不生，一般也只生两三个。
不过贫穷无法阻止生育，并且非常不利于抚育儿童。幼小的植物出生了，但是出生在寒冷的土壤中以及严峻的气候中，不久之后就会枯萎以及死亡。
在有的地方，一半的出生小孩未满四岁就死了，许多地方未满七岁，在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未满九岁或者十岁。但是，到处如此高的死亡率主要是在平凡人民的儿童中间看到，他们并没有能力像处境较好的人那个样子去抚养儿童。他们的孩子能活到成人的比例较小。在弃儿抚养院中，在由慈善教堂抚养的儿童当中，死亡率要比在普通人民的儿童更高。
丰富的劳动报酬让他们能为自己的子女提供较好的供应，从而可以养活更多的孩子，这样当然就会拓宽以及扩大上述限度。同时值得指出，以上限度的放宽程度肯定会同对劳动需求所要求的程度尽可能地保持同样的比例。假如这种需求一直增长，劳动报酬肯定鼓励劳动者结婚以及生育，使他们能用一直增加的人口来供应不断增长的需要。假如劳动报酬在任何的时候要比为此目的所需求的更少，人手缺少不久就会使之升高；假如其在任何的时候要比所需要的更多，人口过量繁殖就会使之下降到这个必要的比率。在前一种情况下市场的劳动存储量不足，在后一种情况下市场的劳动存储量过多，不久之后均会迫使劳动价格回到社会情况所需要的适当比率。按这种方式，对人口的需求也像对于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那样，肯定调节着人口的生产：当其进展过慢的时候使之加快，当其进展过快的时候使之停止。在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在北美，在欧洲，正是这样的需求调节以及决定繁殖的状态。它让繁殖在北美快速进行，在欧洲缓慢而渐渐地进行。
付给工匠以及各种佣工的工钱，肯定使他们能按社会需求的增多、减少或者停滞，维持工匠以及佣工的人数。不过，即使自由佣工损耗一样也使雇主受到损失，一般要比奴隶使他受到的损失少。因为替代以及修补的基金，假如我能够这样说的话，就在奴隶的损耗方面，普通是由漫不经心的主人或者疏忽大意的监工经管的，而在自由人方面，用于同一个目的基金则是由自由人自己经管的。富人持家之中一般流行的杂乱无章自然也会侵入对前者的经管，然而穷人的严苛节约以及精打细算自然而然地也会在后者的经管之中获得贯彻。在这样两种不同的经管之下，同样一个目标一定会要求不同程度的支出去达成。因此，从不同的时代以及国家的经验来看，我坚信自由人所做的工作终归要比奴隶所完成的工作价格低贱一些。即便在波士顿、纽约以及费城这些普通劳动者工资特别高的地方，情况也是这样。
因此，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长的结果，也是人口增长的原因。对于劳动丰厚报酬的抱怨，也就是对于最大的公共繁荣必定产生的因果关系的叹息哀婉。
或许应该指出，正是在进步的状态之中。即并不是在社会已到达非常富裕的时候，而是在它不间断地变得更为富裕的时候，劳动贫民也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是最幸福最舒服的。当社会处于停滞状态的时候，生活艰辛；处于衰落状态的时候，生活悲惨。进步的状态对于社会所有阶层的人民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使人愉悦以及心满意足的状态。停滞的状态是枯燥乏味的，衰落的状态是令人悲痛的。
丰厚报酬的劳动鼓励人口的繁殖，又增加了普通人民的勤勉工作。劳动工资是对于勤勉工作的激励。勤勉也同所有其他的人类品德一样，越是受到鼓励就越是增加。丰富的生活资料会增强劳动者的体力，改进生活状况的美好希望，或者也许会在丰衣足食之中终其一生。这会促进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实力。因此，在工资高的地方我们总看到工人要比在工资低的地方更为积极、更为勤劳、更为敏捷。比如，在英格兰就和在苏格兰不同，在大城市的周围就和在穷乡僻壤不同。诚然，一些工人假如能够在四天之内赚到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用，那就三天不去工作。不过，这绝对不是大多数人的情况。反之，当工人通过工资获得丰厚报酬的时候，经常操劳过度，在几年内损坏了自己的健康。在伦敦以及在某些其他的地方，听说一个精力充沛的木匠不能够维持工作到八年以上。在工人按件计酬的许多其他行业也发生过相似的情况。要比如在制造业中，甚至在工资要比普通地区高的农村劳动之中，工人一般也是这样。几乎每一类工匠，因为在自己的特殊工作之中操劳过度，常常患有某种职业病。
拉穆志尼(Ramuzzini)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医生，曾写过一部有关这类疾病的专门著作。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士兵算做是我们中间最为勤勉的人。不过当士兵们从事某个具体工作并且通过计件获得丰厚报酬的时候，他们的军官们往往只好为掺和工作的人规定每天赚到的钱按支付的比率无法超过一定的数目。在做出这种规定之前，相互之间的竞争以及多得的欲望经常促使他们工作过度，以至因为劳累而损坏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经常有人高声抱怨，一个星期中四天的紧张工作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另外三天能够偷懒。一连好几天从事着大量的劳动(无论是脑力方面的还是体力方面的)之后，大多数人都渴望轻松一下，这种欲望假如并没有受到强压或者某种巨大的必要性的限制，几乎是不能够抗拒的。
这是人类本性的要求，必须用某种姿态去满足。有的时候只是悠然自得，有的时候则需要娱乐以及消遣。假如不遵从，后果往往是危险的，甚而是致命的。或迟或早的总是会带来特殊的职业病。假如雇主们总是听从理智以及人道的命令，他们往往就会使自己非常多的工人操劳适度而并不是兴奋过度。我坚信能够发现，在每种行业之中，适度工作并且能够经常工作的人，不但能使他的健康保持的时间最为长久，并且在一年之中能够完成最大的工作量。
有的人觉得，在物价低的年份，工人们一般要比通常不勤勉，而在物价贵的年份则更为勤勉。因而我们得出结论，生活资料的丰富会让他们的勤勉松弛，而生活资料的贫乏则会让他加速。人们在营养不良的时候会比在营养充足的时候一般工作得更加好一些，人们在沮丧气馁的时候会比在兴高采烈的时候一般工作得更好一些，人们在经常得病的时候会比在健康的时候一般工作得更加好一些，好像是不太可能的。应该指出，饥寒的年份，在平凡人中经常是疾病以及死亡的年份，这应当使他们劳动的产物减弱。
在物资丰富的年份，佣工们经常离开他们的主人，去碰一下运气，看凭借自己的勤劳能赢得多少的生活资料。不过同样的食物价格低廉也增加了预定用于佣工维持费用的基金，所以鼓励雇主们，特别是农场主，去雇佣更多的工人。在这样的场合，农场主期望用自己的谷物多雇佣几个劳动佣工，会比把其在市场低价售出能获得更加多的利润。对于佣工的需求增多了，而答应供应这种需求的人数少了。所以，劳动价格经常在物价低的年份上扬。
在缺少的年份，生活资料的获得既困难又无法确定，使所有的人急于回归雇主那里去。不过食物价格昂贵减少了预定用于维持佣工的工钱，促使雇主们宁可减少而不是增多现有雇工的人数。在物价昂贵的年份，贫困的独立工人也经常消耗了用来为自己备办工作原料的一些资本，所以变成谋取生计的雇工。工作岗位较少而想要获得的人多。非常多人愿按照低于普通的条件去获得它，所以在物价昂贵的年份佣工以及帮工的工资经常下降。
所以，所有各种各样雇主在物价昂贵的年份要比在物价低廉的年份，更能从他们的佣工那里获得更大的好处，发觉他们更为温顺，更为服从。所以，他们当然称赞物价贵的年份更有益于生产。除此之外，地主以及农场主这两个最大的雇主阶层，还有其他的理由乐于看到物价贵的年份。地主的地租以及农场主的利润在非常大程度上依存于食物的价格。但是，设想人们在为了自己工作的时候要比在为他人工作的时候一般要工作得少一些，那是最为荒谬不过的了。一个贫困的独立工人，甚至要比一个按件计酬的工人更加勤勉。前者享受他自己勤劳的所有产品，而后者则要与雇主分享这一产品。前者处在自己的分离自立状态，少受不良同伴的**，这种同伴在大工厂当中经常败坏他人的道德。自立的工人要比起那些按照月或者按年雇佣、无论做多做少工资以及维持费都是同样的佣工来，优越性应当更大一些。物价低的年份可以提高独立工人对于帮工以及各种佣工的要比率，而物价昂贵的年份则会降低这种比例。
麦桑斯先生是个博闻强识的法国作家，在圣艾蒂安选举当中担任税收的官员，他试图通过比较三种不相同的制造业中所生产的货物的数量以及价值，来表达穷人在物价贱的年份要比在物价贵的年份能做更多的工作：一种是在埃尔伯夫进行的粗毛织业；一种是麻织业，一种是丝织业，都在卢昂的所有地区进行。依据他由官署登记簿抄袭的报告，所有这三种制造业当中生产的物品的数量以及价值，在物价低廉的年份一般要比在物价昂贵的年份大；在物价最低廉的年份产物的数量以及价值最大；在价格最高的年份，产品的数量以及价值最小。这三种制造业好像都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说，它们的产品即使每年都稍微不同，不过整个说来，却既无退步，也没有前进。
苏格兰的麻织业以及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织行业，都是正在快速发展的制造业，每年生产即使略有变化，不过数量以及价值两方面一般都在增加。但是，经过考察它们已然公布的年度生产报告，我并没有发现它们的生产变化和每年物价的贵贱有什么明显的联系。1740年是非常大的缺乏年份，两种制造业的确看起来生产降低非常大。但在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缺乏年份， 1756年苏格兰的制造行业却要比在平常的年份进展更大。在美洲的印花税法废止之后，约克郡的制造业的确生产降低了，一直到1766年，产量才回升到1755年的水准。就在1766年以及次年，产量大大超过了之前任何一年，之后一直不间断地增长。
任何向远方售出产品的大型制造业的生产，与其说依附于其所在国的每年物价的贵贱，不如说依存于影响消费国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依存于和平或者战争；依附于其他竞争性制造行业的繁荣或者衰落；依附于主要消费者的高兴或者不高兴。除此之外，或许在价贱年份完成的大多数特殊工作，向来不进入制造业以及公共登记册。脱离雇主的男佣工变为了独立劳动者。妇女重新回到父母身边，平凡地从事纺织，为自己以及家人添置衣服。甚至独立工人也并不永远是为向公众售卖而工作，而是受雇佣于一些邻人，从事家用制造。所以，其劳动产品经常不列入公共登记册中，这些登记册公布的记录有的时候十分夸张，而我们的商人以及制造业者却经常据以虚幻地称到这个最大帝国是怎样的繁荣或者衰败。
即使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仅仅不与食物价格的变动永远一致，并且经常完全相反，我们却无法因此觉得，食物的价格对于劳动的价格并没有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肯定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对于劳动的需求；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价格。对于劳动的要求，依是增多、不变或者减少，即是人口增多、不变或者减少，决定着需要向劳动者供应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数量，但劳动的货币价格就是由购买这个数量所必需的金额所决定的。因此，即使在食物价格低的地方有时劳动的货币价格非常高，不过假如食物价格高而需要保持不变，劳动的钱币价格还会更加高。
就是由于在变动的以及特殊的丰富年份对于劳动的需求增加、在突变的以及特殊的缺少年份对于劳动的需求减少，劳动的货币价格也就有的时候上升，有的时候下降。
在变动的以及特殊的丰富年份，多数产业雇主手中的资金足够雇佣比上年所雇佣数目更多的勤劳人民；这个特别的数目的工人无法老是雇到。所以，无法雇到更多的工人的雇主相互竞出高价，以求雇佣到他们，这样就提高劳动的真实价格以及货币价格。
在突变的以及特殊的缺乏的年份，情形刚好相反。预定用于雇佣工人的基金要比前一年少。非常多人失去了工作相互竞相削价以求获得工作，这就有的时候降低了劳动的真正的价格以及货币价格。1740年是非常缺乏的一年，许多人愿意为求生计而工作。之后几年是丰富的年岁，较为难雇到劳动者以及佣工。
价格昂贵之年的匮乏，经过对劳动需求的减少，倾向于降低劳动的价格，而食物的价格高则倾向于提升劳动的价格。相反，价贱之年的丰盛，经过对劳动需求的增多，倾向于提升劳动的价格，然而食物的廉价则倾向于降低劳动的价格。就在食物价格的普通的变化中，两种相对的原因似乎相互抵消。这或者是劳动工资比起食品的价格来，更为稳定、更为持久的一部分原因。
劳动工钱的增长肯定提升许多商品的价格(这是由于这种价格中所包括的工资部分提升了)，所以倾向于减少它们在国内以及国外的消费。提高劳动工资的同样原因，也就是资本的增加，倾向于提升劳动生产力，使较为少量的劳动能生产较为多量的产品。雇大量劳工的资本所有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肯定要尽力将工作做恰当的划分以及分配，使之可以生产出数量尽可能大的产品。为了相同的原因，他尽力向工人提供他自己或者工人们所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机器。在某个工场的劳动者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整个社会的劳动者当中也会发生。工人的数量越多，他们就更为自然地划分成为不一样的职业以及工种。有更加多的头脑用于发明完成每一类工作的最适合的机器，这就更加有可能实现这种发明。所以，许多商品是因为这种改进，能够比之前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来，进而使得劳动价格的提高会被劳动数目的降低所抵消并且有富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