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像所有其他的动物一样是和他们的生存手段成比例自然增长的，因此食品总是或多或少处于需求当中。它总是能够购买或者支配大量或者少量的劳动力，并且总能够找到为了得到食品而愿意从事某一些工作的人。确实，假如能够以最节约的方式进行安排，食品可以购买的劳动量并不总是等于它所能够维持的劳动量，由于有的时候给劳动力的工资非常高。但是依据劳动力在附近地区平常生活的水平，它常常可以购买到所能够维持的劳动量。
土地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总是能生产足以维系将食品送往市场所必需的所有劳动的食品。余下的食品也总是除了补偿雇佣那些劳动力的资金以及相应利润之外还有剩余。所以，总是有的东西可剩余作为地主的地租。
挪威以及苏格兰的最为荒芜的荒地上生长一种能够饲养牲畜的牧草，这个地方牲畜的奶以及其繁殖的牲畜不仅仅可以维持饲养牲畜所必需的所有劳动力，还有支付农场主或者牲畜或者飞禽所有者的平均利润之外，还可以对地主提供少量的地租。地租则依据牧草的质量的好坏按照比例增加。一样大小的一块好地不仅仅可以维持更多的牲畜，并且因为它们是饲养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喂养它们以及收集它们的产品的劳动力也要求较少。如此，地主能够从两方面受益：增加产品或者减少饲养其劳动力。
无论土地的产物是什么，地租因为土地的肥沃程度而不相同，地租又无论其肥沃程度如何，因为其位置而不相同，在城镇周围地区的土地所提供的地租高过偏远地区一样肥沃的土地所可以提供的地租。即使耕种后一块土地并不需要比耕种前一块土地更多的劳动力，但是它总是应当花费更多的劳动力才可以把它的产品送到市场。所以，它就应当支付更多的劳动力，所以农场主的利润以及地主的地租所得到的剩余就减少了。不过偏远地区的利润率就像前面所述，常常要比在大城镇附近地区高得多。所以，在这个变少了的剩余当中有较小的部分就肯定属于地主。
优秀的道路，运河以及通航的河流，经过减少运输的费用，让偏远地区和城镇附近地区几乎处于同样的水平。基于这一原因，它们变成所有改良中最大的改变。它们促进了偏远地区，国家最为外围地方的开发。它们对于城镇有利，打破了村庄在其附近地区的垄断。它们甚至对于那部分乡村也有好处。即使它们把有的竞争的商品带到了古老的市场，不过它们也为农村的产品开拓了许多新的市场。除此之外，垄断是优秀管理的大敌，虽然由于自由以及普遍的竞争，垄断不会普遍地树立起来，但是竞争又迫使每人为了自卫而只好求助于它。大概是50年前，伦敦四周的一些县镇还向国会请示反对把收税公路扩展到偏僻地区。他们借口那些较偏远的县镇由于劳动力便宜将可以在伦敦市场要比他们更为便宜的价格卖出他们的草料以及谷物，所以减少了他们的租金，断送了其耕种。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的租金提高了，他们的耕地改良了。
一块中等肥沃的麦地要比同等大小的一块最为良好的草地为人类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即使谷物的耕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不过除去对于种子的补偿以及对于维持所有劳动的补偿，它的剩余依然要大得多。所以假如1磅肉的价格向来并没有超越1磅面包，则这种较大的剩余在所有的地方都将具有较大的价值。它对于农场主的利润以及地主的地租都将组成一个较大的基金。在农业初始阶段，到处似乎都是这样。
不过面包以及鲜肉这两种食品的相对价值在农业的不同时期是非常不同的。在农业原始时期，占据那个时期农村较大多数土地的没有经过改良的荒野都被抛弃给了牲畜，鲜肉要比面包多，因此面包是竞争性最大的食品，所以也是最为昂贵的食品。乌洛阿告知我们，在40或者50年前，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4里亚斯，也就是1先令20个半便士就是在两三百只牛中任意选一只的平均价格。他一个字没提面包的价格，或许是他觉得不值得提。他说道，在那儿一头牛的价格和捕捉一头牛的劳动力的价钱差不多。不过谷物不消费大量的劳动在所有的地方都不会生长。而就在普内特河沿岸的所有国家，那个时候是处于要从欧洲到波塔西银矿的道路上，劳动的货币价格不会非常低廉。每当耕种扩散到全国的大多数地区的时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个时候面包就要比鲜肉多了。竞争改变了它的方向，鲜肉的价格变成大大地高于面包的价钱。
除此之外，经过耕种的扩大，并没有改良的荒野所饲养的牲畜不足以满足对于鲜肉的需求。大多数开垦了的土地必须用于饲养牲畜以及牲畜的催肥，所以其价格需要足以支付饲养牲畜所需要的劳动以及地主的地租及农场主从耕种土地中可以得到的利润。不过在完全没有开荒过的荒野上生长的牲畜，在同一个市场上，它们却与在改良得最良好的土地上培育的牲畜售价完全一致。那一些荒野地的所有者由此获得了好处，同一时候由于牲畜价格的提高，提升了他们土地的地租。但是在100年之前，在苏格兰高地许多地方鲜肉和燕麦制作的面包同样便宜，甚至要比面包还要便宜。两者的结合开拓了苏格兰高地牲畜在英国的市场。它们现今的平均价格是本世纪初的3倍，同时，许多高地的地租也增加了3倍到4倍。好像在不列颠的每处地方1磅上等的鲜肉现在常常都要价值2磅以上的优质白面包，在丰收的年月有时候还要价值3到4磅。
就是以这样的方法，在改良的过程中并没有经过改良的牧场的地租以及利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改良了的牧场的地租以及利润的调控，然而它们又受到麦地的地租以及利润的控制。小麦一年仅仅收一季。鲜肉，作为一类收成，要有四五年才可以成长。所以，因为一亩地生产的后面一种食品要比前一种食品少得多，这个产量上的弱势就需要通过价格上的优势来补偿。假如补偿后剩余太多，更多的麦地就可以改变成放牧场，假如无法得到足够的补偿，一部分的牧场就会又转变回麦地。
但是，在草场的地租以及利润和谷物的地租以及利润之间，救灾土地的直接产物为牲畜的饲料和土地的直接产物为人的粮食的平等，仅仅当一个大国的大多数土地经过了改良以后才能实现。在个别的地区，情况或许正好相反，草场的地租以及利润高于谷物所可以提供的地租以及利润。
所以，在大城镇的附近对于牛奶以及马的饲料的需求常常和鲜肉的昂贵价格一道促进了牧草的价值大大高出了它和谷物价值应该有的自然比例。非常明显，这种地方优势不会延伸到遥远的土地。
特殊的情况有的时候使得有些国家人口非常稠密，以至于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城市附近的土地一样，无法生产维持其居民生活所必要的牧草以及谷物。所以，他们的土地总是主要用于生产牧草。由于这个较为笨重而巨大的商品不容易从远方运送，而人民的基本食品——谷物则总是从国外进口。现今的荷兰就是处在这种状况。在罗马兴盛的时期，古意大利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好像也一直是如此。老卡托说道，西塞罗曾告诉过我们，在个人的地产经营当中，饲养好牲畜是第一等获利的事，饲养得马虎是二等，饲养得不好则是三等。他将种地仅列在利润以及好处的第四位。的确，在古代意大利处在罗马附近的那一部分地区因为谷物常常是以免费或者极低的价格分配给人民的，因此耕种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由于这些谷物是从被征服的省份运来的，其中有一些省份规定需要把它们产品的1/10用国家的定价大概是6便士1派克卖给共和国，来替代纳税。这样的分配给人民的谷物，价钱低廉，肯定会降低要从拉提乌姆(也就是古代罗马领土)运到罗马市场的谷物的价钱，挫伤国家种植的积极性。
在一个用谷物为主要产品的开放的国度里，一块圈得非常好的草场地租的价格经常高于附近地区所有麦地的地租价格。由于圈地方便于耕畜的饲养。所以，草场的高地租并不会出自其自身的产品价值，而是出自于牲畜耕种的麦地的物品的价值。假如附近的土地都被完全圈起来，地租可能就会降低。如今苏格兰圈起来的土地的地租之所以高，看来就是由于圈地少的缘故，并且只要圈地多了，这种高地租或许就无法存在了。圈地的好处对于牧草要比谷物大一些。它节约了看守牲畜的劳动力，当牲畜不受看守人或者看守狗干扰的时候，它们也会吃得更香。
不过在没有这样优势的地方，谷物的地租以及利润，或者其他共同植物食品的地租以及利润对于草地地租以及利润的调控就需要根据土地的性质自动地进行了。
在同样大小的一块土地上利用人造牧草、芜青、萝卜卷心菜还有其他代用品所饲养牲畜的数目更加大天然牧草所饲养的数目。能够想象，这样肯定会略微降低一个进步国家中鲜肉对面包价格中的优势。
事情就是如此。有理由相信，最起码在伦敦市场上，鲜肉的价钱和面包的价格相比较，现在要比上世纪初期下降了许多。
就在《亨利王子的生平》一书的附录当中，伯奇博士给了我们一个王子常常支付的鲜肉价钱的统计。上面写道：一头重达600磅的牛的四条腿肉常常要值9镑10先令左右，也就是说每百磅价值31先令8便士。亨利王子逝世于1612年11月6日，终年19岁。
1764年国会曾经对当时的食品价格昂贵的原因进行了调研。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为了同一个目的，在其他的证据当中有一弗吉尼亚商人提到的证据。1763年3月他花费24或者20先令为他的商船准备了100磅牛肉，他觉得那是那个时候的平均价格。但是在物价昂贵的年头，他购买同等重量以及质量的牛肉却付了27先令。这就是1764年的高价，但是却比亨利王子所付出的平均价格下降了4先令8便士。需要注意，这是最上等的牛肉，适合于为远航而腌制的肉类。
亨利王子所付的价钱是整头牛的价钱，每一磅3便士，按那个比例，上等的好肉零售价每磅不会低于4便士半或者5便士。
就在1764年国会的调查当中，作证人宣称最好的牛肉的精选的部分1磅需要 4便士以及40便士，而其次要部分常常为7个硬币也就是2便士半以及2个便士。并且听说这一价格要比相同的牛肉在3月份的售价昂贵半个便士。不过通过这个价格比我们可以非常好地推断出的亨利王子时代的平均零售价还是要便宜很多。
在上一个世纪的头12年，在温莎市场上优质小麦的平均价格是每一夸特 (合9温彻斯特蒲式耳)1镑18先令3便士。不过在1764年之前的12年中，包含1764年在内，一样重量的上等小麦在同一个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是每一夸特为2镑l先令9便士半。所以，看来在上一个世纪的头12年要比1764年前的12年，包含1764年在内，小麦便宜了许多，而鲜肉则昂贵许多。
在所有大国里，大多数耕种了的土地不是用于生产人吃的粮食就是用于生产牲畜的饲料。这些土地的地租以及利润调整着所有其他的耕作土地的地租以及利润。假如哪种产品提供的地租以及利润少一些，土地立刻就会转入生产谷物或者牧草。假如哪种产品提供的地租以及利润多一些，生产谷物或者牧草的一部分土地马上又会转入生产那种产品。
确实，这些产品假如不是要求较多的原始费用用于改良土地，就是需要每年有一定的费用用于耕作，才可以适宜于它们的生长。这样的产品看来常常要比谷物或者牧草能提供更多的地租以及更大的利润。但是，这个优势不可能超过对于其费用的合理利息或者补偿。
种植啤酒花、果园以及菜园，地主的地租以及农场主的利润常常都大于种植谷物或者牧草。不过土地改造要求更多的费用。如此一来，地主就应当有更多的地租。同时，它也要求更细致以及更为有技术的管理。这样，农场主也应当有更大的利润。更何况啤酒花园以及果园的收成更为不稳定。所以，其价格除去补偿所有意外损失之外，还需要提供某种保险的利润。这些农民的生活条件非常简陋并且花费不多，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深信，他们的才能一般都没有获得应有的补偿。其愉快的技术被许多富人学了作为娱乐，所以用它来谋利的人无法得到非常大的好处，由于本应变成他们最好顾客的人常常都用自己栽种的最为宝贵的产品来欣赏。
但是地主从这些改良当中所获得的好处好像从来也没有大于他们投入的原始费用的补偿。在过去的耕作中，除去葡萄园，一个浇灌得非常好的菜园就可能被视作是能为农场主生产最有价值的产品的一部分了。大概2000多年之前，被看做是古代这种手艺之父之一的德莫克里特斯曾经写过一本有关耕作的书，他觉得把菜园围起来的方法并不聪明。他说道，其利润将会不足以补偿修筑一个石墙的费用。但是砖块(我猜测他是指用阳光晒的土砖)又因为雨水的冲刷还有冬日风暴的袭击需要一直修葺。科卢梅拉转达了德莫克里特斯的这一论断，他并没有反驳它，仅仅是提出了一个非常节省的办法，那就是用多刺的植物编造成一个篱笆把园子围起来。他说道，依据经验，他发觉那种篱笆既持续又不容易被侵入。但是那种方法在德莫克里特斯的时代似乎还不大为人们所知道。帕拉迪阿斯采用了科卢梅拉的意见，在此之前瓦罗，也曾经推荐过德莫克里特斯的那个意见。在这样的古代改良者的评论当中，一个菜园子的产品好像仅仅足够支付那异乎寻常的栽种方法以及浇水的费用。由于在离太阳非常近的国家，那个时候像现今一样，觉得最好有一条能够控制的水流，它能够把水转送到菜园的每一个角落。如今在欧洲的大多数地区并不觉得菜园应该有一个要比科卢梅拉推荐的更加好的围子。在大不列颠还有其他西方国家，上等的水果假如没有围墙就无法生长得好。所以，在这些国家它们的价格需要足以支付建筑以及维持那些必不可少的设备的费用。用果树做成一道墙将菜园子四周围起来，如此就可享受到其自身产品没法支付的围子的优势。
葡萄园种得好，培养得完好是农场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这在过去的农业中就好像在现代所有生产葡萄酒的国家当中一样，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人怀疑的信条。不过种植新的葡萄园能否有利，依据科卢梅拉的报告，在过去意大利的农民中反倒是一个争论。就像一个对于所有的新奇耕作的真诚爱好者那样，他主张种植葡萄园，并且通过一个利润以及费用的对比力图表达种植葡萄园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改良。
但是，对于新项目的利润以及费用所进行的对比常常是靠不住的，特别是在农业当中。假如通过这种种植所获得利润真的像所想象的那样大，那自然不会有争议。而这点在今天仍然常常是生产葡萄酒国家争论不休的事情。的确，有关农业方面的作者，也就是高级耕作的爱好者以及鼓吹者好像一般都倾向于和科卢梅拉站在一起支持种植葡萄园。而在法国，有些老葡萄园主对于阻止种植任何新的葡萄园所表现出的焦虑，好像是对他们建议的支持。一些有经验的人觉得，现在在法国种植葡萄要比种植其他作物更加有利。另外一种意见也觉得，这种太高的利润不能够维持很久，它需要有现今限制自由栽种葡萄园的法律的保护。1731年他们得到了议会通过的法律：假如没有国王的特许，严禁种植新的葡萄园以及复垦老葡萄园。停止种植了两年的葡萄园只有通过州长对这个州土地的调查，证明了该州的土地不适合种植其他任何植物之后，才可以获得国王的特准。发布这道命令的借口是谷物以及牧草的缺乏还有葡萄酒的充足。
但是，假如这种充足是真实的话，那就是没有议会的法律，因为种植葡萄的利润低于谷物以及牧草的利润，事实上它也会阻挡新葡萄园的开垦。至于说因为葡萄园的增加而假想出来的谷物的缺乏则肯定是过虑了。在法国土壤适合于种植谷物同时又盛产葡萄酒的省份当中，谷物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栽种得更为细心。垦第吉恩以及上郎格多克就是如此。前者的栽种雇佣了非常多的人手，同时通过对后者的产品提供了充足的市场，肯定也就鼓励了其后者的种植。减少拥有购买力的人数明显是对鼓励谷物种植的一种非常不可取的权宜之计，它就像用效仿制造业的办法来促进农业的政策一样。
所以，为了让土地适宜于其种植而要求比较多的原始改良费用，或者每年要求更多的耕种费用的产品，其地租以及利润即使常常要远远高于谷物以及牧草的地租以及利润，但是当它们也仅仅能对其超额费用进行补偿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受那些普通的作物的地租以及利润所调控。
的确，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适宜于种植某种特殊产品的土地非常少，不能够满足有效的需求。其所有的产品就只能全部出售给这样的人，他们宁愿支付略微高于这种产品从栽培到运到市场所需的地租、工资以及利润。这些地租、工资以及利润均按其自然价格即大多数其他耕地支付的价格来算。在除去改良以及耕作的整个费用后，其价格剩下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之下，并且也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和种植谷物或者牧草的剩余部分没有固定的比例，在任何程度上超越它。并且这个超出部分中的大多数通常都自然而然地归到地主的地租。
比如，在葡萄酒的地租以及利润和谷物以及牧草的地租以及利润之间这种通常在自然的比例仅仅和那些只能生产普通的葡萄酒的葡萄园——那些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土质，即包含砾石的或者含有沙质的土上都能够栽培的葡萄园，那一些酒除了浓度高有利于健康外别无其他能够值得称道的地方——比较的时候才可能产生。国内普通的土地正是拥有这些葡萄园才能和它竞争。由于和那些拥有某种特质的葡萄园相比较，它明显是无法和它竞争的。
葡萄要比其他任何果树更容易受土壤差异的影响，有些葡萄树上散发的香味听说并不是在其他的任何土壤上通过栽培或者管理能产生的。这样的香味不论是真实的或者是想象的，有的时候它只为少量的葡萄园所独有，有的时候在一个非常小的地区的大多数葡萄园里都会有，有的时候在一个大州的大多数葡萄园里都会有。这种葡萄酒的所有产量送往市场上都无法满足有效需求，也就是无法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他们宁愿支付从培育到送往市场所需要的地租、工资以及利润率，这些地租、工资以及利润率的价格按照它们在普通葡萄园付的价格计算。所以它的所有产量就会出售给宁愿支付更多地租、工资以及利润的人，这样也就肯定提高了它的价格，使其高过普通葡萄酒的价钱。这一差价是大得多或者大得不太多，取决于这种葡萄酒的流行以及缺少的程度在买主中所激起的竞争程度的大小。无论其差额如何，其中的大多数归于地主的租金。这种葡萄园常常要比其他大多数葡萄园耕作得更加细致，但是葡萄酒的昂贵价钱似乎并不是细心栽培的后果，而是这样的精心栽培的原因。在这样昂贵的商品中，因为工作疏忽而引发的损失之大使得即便是最粗心大意的人也只好小心谨慎。所以，在这种昂贵价格当中的一小部分就是用支付投在它们的种植上的额外劳动的工资以及使那劳动运转的额外资金的利润。
欧洲国家在西印度所占有的种植甘蔗的殖民地能够和这些珍贵的葡萄园相媲美。它们的所有产品不能满足欧洲的有效需要，只可以出售给宁愿以超过从这一产品的栽培到上市所需要支付的所有的地租、利润以及工资的价格 (按其任何产品通常支付的地租、工资以及利润的比率)而买的人。波佛尔先生对于当地的农业进行过非常细致的调查，他说在那优质的精制白糖是每昆特尔3皮亚斯特，大约合英币13先令6便士。那儿的所谓的昆特尔和巴黎的150磅到200磅等值，或者相等于法国的175磅。转化成英衡制，每一100磅大约8先令。它和平常从殖民地进口的红糖或者粗砂糖所支付的价钱相比不到其1／4，和最优质的精制白糖的价格相比较也不及其 1／6。那里的大多数耕地用于生产小麦以及大米，它们是大多数人民的粮食。小麦、大米以及食糖的价钱在那儿有一种自然的比例，也就是大多数耕地上的不相同作物天然形成的比例，就是依据尽可能准确的计算让地主以及农场主常常依照其原始改良费用以及每年的耕作费用获得应得的补偿。不过在我国种植蔗糖的殖民地，蔗糖的价格和欧洲或者美洲稻田或麦地的产品的价格却并没有这种比例。听说，蔗糖种植者希望糖酒以及糖浆可以支付他栽培的全部费用，那么食糖就可全部作为纯利润。对于此我不敢妄加断定，假如这是真实的话，则它就像种植小麦的农场主希望麦糠以及麦秆能够支付种植的全部费用，而小麦成为纯利润一样。我们常常看到伦敦以及其他一些大的商业城市的商会购买种植蔗糖的殖民地的荒地，他们希望通过地产管理人以及代理人对于荒地进行改良以及耕种获取利润，即使那些荒地地处遥远，并且那些国家司法机构不够健全，回报并没有保障。却没有人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去改良以及耕种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北美产麦各个省份最肥沃的耕地，即使在这些国家司法机构更加健全，能够指望的正常回报也更加多。
在弗吉尼亚以及马里兰州种植烟草要比栽种小麦利润高一些，人们愿意种植烟草。在欧洲大多数地区栽种烟草都能够获利。几乎在欧洲各地烟草都是征税的最主要的对象，假如到国内每个可能栽种烟草的农场去收税，根据推测将要比对它加征海关进口税困难得多。所以，欧洲大多数地区非常荒谬地严禁栽种烟草。
如此一来就肯定给那些允许栽种烟草的国家以某种垄断：弗吉尼亚以及马里兰耕种得最多，它们和少数的几个竞争者分享着这个垄断的优势。但是，栽种烟草好像并不如栽种蔗糖有利。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烟草种植园是由居住在大不列颠的生意人的资本进行改良以及栽种的，并且我国种植烟草的殖民地并没有给我们送回过一个像我们经常见的从我国种植蔗糖的小岛上回来的那种发财的殖民者。从那些殖民地对于烟草种植所给予的优惠(要比小麦种植好)来看，好像欧洲对烟草的需求要比对食糖的需求已更加接近满足。按照对于麦地常常所付的租金、工资以及利润的比率，如今烟草的价格即使可以支付从烟草的培植到上市所需要的全部地租、工资以及利润外还有剩余，但是它绝不像现在的食糖的价格那样高。
所以，我们的烟草种植人对于烟草的过剩已经表现出了几分之前法国老葡萄园所有者对葡萄酒的过于充裕所具有的恐惧。因此依据州议会的法规，他们已经对烟草种植园做了限制。每人一年栽种6000本，一年产出烟草1 000磅。他们预测，每个黑人完成了这一数额的烟草之外，还可以耕种4亩玉米地。道格拉斯博士告知我们(我质疑他的信息不太准确)，为了阻止市场上库存过多，有的时候在丰收年月，每人还要烧毁一些数量的烟草，就好像传说的荷兰人烧掉香料一样。假如说为了保持现在的烟草价格采用这样非常规方法是必须的话，那么种植烟草对于种植谷物这样的优势，或许也不会久长。
生产人类粮食的耕地的地租就是以这种方式控制着大多数耕地的租金。并没有哪种特殊产品能够长期只提供非常低的地租，假如是那样的话，那块土地立刻就会转作他用。与此同时，假如哪种特殊产品总是可以提供较高的地租，那也仅仅是因为适宜于种植该种作物的土地过少，不能满足对它的有效需求。
欧洲小麦是直接用作人类粮食的最重要产物，所以，除去少数特殊的情况外，麦地的租金在欧洲调控着所有其他耕地的地租。大不列颠既不妒忌法国的葡萄园，也没必要忌妒意大利的橄榄种植园。由于除了少数情况外，这些产品的价值都是受到小麦价值所调控的，同时大不列颠土地肥沃的程度也毫不差于那两个国家中任意的一个。
所有的国家，假如其人民一般喜欢的植物食品来源于一种植物，同时它的栽培又和小麦相同或者几乎相同，但是一块最普通的土地上的产量却大大高于最肥沃的土地上的小麦产量，那么这个时候地主的地租或者说在支付劳动工资以及补偿农场主的资金和平均利润之后地主的剩余肯定要比平常的利润大得多。无论一个国家平常维持劳动力的比例怎样，这样过大的剩余总是可以维持更加大量的劳动力，所以使地主也能购买或者支配更多的劳动力。这个时候，其地租的真正价值，其实际权力以及权威，对于其他人的劳动力为他提供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支配权，肯定也将会更大。
一块稻田所产的食粮比一块最为肥沃的麦地所产的粮食要多得多。一年两季，每季听说一亩地的平均产量是30到60浦式耳。即使稻田的耕作需要的劳动力更多一些，不过在维持所有劳动力以后所剩下的也大得多。所以在以大米为人民普遍喜欢的植物食品的产米国家，那儿的种植者主要靠它为生，同时地主在它超额的剩余当中所得的部分也大于种植小麦国家当中的地主所得到的份额。而在卡罗林纳，那儿的种植者就像在不列颠其他殖民地一样常常既是农场主又是地主，所以那里的地租和利润混杂在一起。即使那里的稻田一年仅仅一收，即使因为欧洲的习俗在那儿占上风，稻米并不是人民喜欢的植物食品，种植稻米仍然要比种植小麦的利润更高。
一块肥沃的稻田一年四季就是一个泥塘，并且有一个季节上面还有一层水。它既不适合栽种小麦、牧草、葡萄，也不合适栽种任何对于人有用的其植物。而适合于栽种小麦、牧草或者葡萄的土地，又不适合栽种稻谷。所以，即便在生产大米的国家，稻田的租金也无法调控其他不可以种植稻米而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的租金。
一块马铃薯地产出的食物在产量上不低于一块稻田的产量，与此同时也远高于麦田的产量。一亩土地生产12000磅土豆并不算是特别的高产，然而一亩麦地产2000磅小麦就可以算是高产了。当然，因为马铃薯的含水量要大，从这两类作物中可以提取的食品或者固体滋养品与它们的重量根本无法成比例。但是，即便去掉这种重量的一半——水，这已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折扣，一亩马铃薯地依然可以生产6000磅固体的滋养品，仍然为一亩麦地产出的3倍。并且种植一亩马铃薯的费用也要比一亩麦地少。播种小麦之前，所需要的休耕费用就超过种植马铃薯在锄草以及其他特殊作业上的费用。只要这种根茎植物在欧洲的任何地区像在有些产米国家一样变成人民普遍喜欢的植物食品，然后在现有栽种小麦以及作为食物的其他谷物的土地上都栽种马铃薯，一样数量的耕地就将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并且假如劳动者都食用了马铃薯，则在补偿了资金以及栽种过程当中雇佣的全部劳动力的生活费用外，它的剩余所得也将更多。这个剩余当中的最大的份额将归于地主。那个时候人口就会增长，地租也将会提高，远远高于现今的地租。
但凡适宜于种植马铃薯的土地，几乎也适宜于栽种所有其他有用的植物。假如现在栽种小麦的土地都栽种马铃薯，也将一样调控着其他耕地当中大多数土地的地租。
我听说过在兰开夏的某些地方劳动人民吃燕麦面包要比吃小麦面包长得更加健壮。我在苏格兰也常常听到这样的理论。但是，我对于它的真实性有些怀疑，由于吃燕麦的苏格兰老百姓一般情况长得没有吃小麦面包的英国的老百姓那样健壮。经验好像说明苏格兰老百姓所吃的粮食并不像他们邻国的老百姓吃的粮食那样适合于人体的构造。
英国的轿夫，挑夫以及运煤工，当中的大多数来自于爱尔兰的最下层，他们平常吃的就是这样的根块。并没有什么食品可以对其营养价值提出比这个更加有力的证据了，这就是对于它非常适合于人的体质以及健康的一个更加有力的证据。
马铃薯无法四季储存，更无法像小麦一样储藏两三年。所以对于在腐烂之前能否全都销售出去的担心挫败了栽种的积极性。这就是它无法像面包一样变成任何一个大国各个阶层人民最主要植物食品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