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劳动加在一个物体上就能够增加其价值，另外一种劳动却并没有这种作用。前者因为它能够增加价值，能够称作生产性劳动，后者因为并没有这种作用，可以称为非生产性劳动。所以一个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常常把其维持生活的必需品的价值还有其雇主的利润的价值都加在他所加工的原料中。相反，一个仆人的劳动却不增加任何的价值。即使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由雇主预先支付，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花雇主的钱，其工资的价值通常和利润加入了劳动后增加了价值的物件中一并获得了回报。而一个仆人的生活费用则是永远无法回收的。一个人通过雇佣大量的制造业工人能够致富，而因为大量雇佣家丁能够变穷。
事实上，仆人的劳动也有他的价值，就像前一种劳动一样应该有其回报。不过制造业工人把他的劳动固定体现在某一个特定的物品或者可销售的商品上。在那个劳动消失之后，这个商品最起码还可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宛如它是把一定量的劳动储存起来贮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那个物品，或者说也是同一回事，也就是那个物件的价格，假如需要的话，能够把原先生产它所投入的同等劳动日后再投入运转。反之，一个仆人的劳动就不会把自身固定或者体现在某一特定物品或者可销售的商品上。他的服务性劳动在他做事的那一瞬间常常也就消失了。身后很少有什么痕迹或者价值留下，并且可以用它来换取日后同等的服务性劳动。
生产性劳动者以及非生产性劳动者还有那一些全然不劳动的人，他们都一样是依赖这个国家的土堆，这一国家的劳动的年产物而生活。无论这个产物的产量有多大，但是它不会是无限的，它肯定有一定的限度。如此一来，因为每年的年产物肯定有部分用于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就肯定愈小，而来年的生产也会因之而变小。反之，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部分就会愈大，而来年的生产也会因之而变大。除了土地上自然生产的物，都将是生产性劳动的成果。
虽然每一个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整个年产物无疑是注定了要全部用以供给其居民消费，为他们获取的收入。但是不论它最初出自土地，还是出自于生产性劳动者的双手，它当然都要划分成两个部分。中间之一，并且常常是最大的一部分首先注定要用来归还资本，或者说，用以补充从资本中取出的食品、材料以及制成品。另外一部分用以作为原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当做他的资本的利润，或者给其他的某一些人作为地租。所以，作为土地的生产物，其中的一部分要用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另外一部分则要支付农场主的利润以及地主的地租。如此一来它就组成了两者的收入，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当做他的资本的利润，以及另外某个人的收入——当做他的土地的地租。在一个大的制造厂里其产品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分配。其中一部分，并且总是最大的一部分要归还经营者的资本。另外一部分则支付他的利润，这样也就组成这个资本的所有者的收入。
任何的一个国家中补偿资本的那部分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从来就是直接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的。它只用来支付生产性劳动的工资。直接用于构成利润或者地租的收入则既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也可以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
任何人将其资本的某部分作为资本进行投资，总是指望可以回收并附有利润。因此，他只用于维持生产性人手的生活；在对于所有者起资本作用之后，又构成对于生产性劳动人手的收入。而他把其资本当中的任何部分用于任何一种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那部分从投入的时候起就从其资本中撤了出来，而置于留下供直接消费的资本当中。
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那一些全然不劳动的人都是依靠收入维生。首先，在年产物中原来指定为某一些人的收入的那部分，它或者作为他们的地租，或者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其次，即使原本指定仅为归还资本以及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那部分，但是当它进入获得它的人们的手中的时候，维持他们必需生活以外的剩余部分或许会不分差别地用于维持生产性或者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所以，不仅仅大的地主或者富裕商人，甚至一个普通工人，假如他的工资非常可观的话，他也或许会雇佣仆人。他有的时候也可能去看戏或者观看木偶剧，于是就把其工资的部分用于维持一班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了。他也或许交纳某种税收，这样他就帮助维持了另外一班人——诚然较为高尚以及有用的人——的生活。不过他们一样是非生产性人手。但是，原本注定要用以归还资本的那部分年产物，在它并没有把生产性劳动力充分地调动起来之前，或者说它在并没有把它可能调动的一切调动起来之前，它是不会去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的。一个工人需要在完成工作后才可以取得工资，然后他才可以以工资的一部分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而这一部分常常也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这仅仅是收入的节余。这种节余，生产性劳动者大部分只有非常少。但是，他们常常有一些。在交纳税收方面，因为他们人数非常大，在某种程度就可以弥补了他们个人纳税小的不足。所以，在任何的地方，地租以及资本利润都是非生产性人手维持生活的重要来源。这一些是资本所有者常常有余的两种收入。他们既可以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也可以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但是，他们似乎对于后者有所偏爱。一个大领主的费用通常用在养游手好闲的人的身上，要比用在维持勤劳的人的生活上还多一些。一个富裕的商人即使只用其资本维持勤劳人的生活，不过他的费用，也就是说他在他收入的使用上，他也就像大领主一样那样养了一些游手好闲的人。
所以，生产性人手以及非生产性人手之间的比例在每一个国家里在非常大程度上取决于下一比例，也就是来自土地或者来自生产性劳动者并预定用于归还资本的那一部分年产物以及预定用于归还地租或者利润的那一部分年产物中间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里有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当今在富裕的欧洲各个国家土地生产物的非常大多数，经常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预定用于归还声誉以及独立的农场主的资本；余下的部分才用以支付他的利润以及地主的地租。在过去，在封建政府盛行的时候，产物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已足以归还用于耕作的投资。它常常就是几头可怜的牲口，而它们吃的又全都是并没有耕种的土地上自然生长的东西。自然那一些东西也可当做是天然产物的一部分。它一般也都是属于地主，并且是由地主垫付给耕种土地的人的。而产物的其余的全部也完完全全地属于地主，或者作为他的土地的地租，或者作为投在牲口上的资本的利润。那一些耕种土地的人常常都是农奴，他们的人身以及财物都一样是地主的财产。那一些并不是农奴的人而是自愿的佃户，他们所交的地租名义上经常要比免役租多不了什么，但是它实际上已经等于土地的全部产物。在和平时期，地主随时可以征用他们的劳动；在战争时期，能够征他们服役。他们即使住在离地主家较远的地方，但是他们同住在他家里的仆人一样依赖于他。土地上所有的产物无疑的是属于他的，并且他能够支配所有依靠他生活的人的劳动以及劳役。现在欧洲的现状是地主所得的份额不超过土地所有的产物的1／3，有的时候还不超过 1／4。但是土地的地租在英格兰所有的发达地区从那个时候起已经增加了2倍以及3倍。所以，这个年产物的1／3或者1／4看来已3倍或者4倍于之前的全部年产物。在改良的进程当中，地租即使在比例上增加了许多，然而在对于土地年产物的比例上却缩小了。
在欧洲富裕的国度，大量的资本都用于商业以及制造业。在过去的国家里，那样一点小小的商业就忙忙碌碌，少数的家庭以及粗糙的制造业只需要极小一点资本。但是，它们一定产生了非常大的利润。利息率到处都是不少于10％，他们的利润肯定足以支付这种利息。在现在，在欧洲发达地区的利息率却并没有一个地方过高。而在某一些发达的地区，它已经低到3％。即使居民从资本利润得来的那一部分收入在富国中要远大于穷国，但是这是由于资本自身大得多的缘故。和资本相比，利润一般还是非常少。
所以，来自土地或者生产性劳动者之手的年产物中预定用以归还资本的那一部分在富国不仅仅要比穷国大得多，并且对于直接定为构成收入，即地租或者利润的比例也大得多。预定为了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基金在富国里也要比穷国里多得多，而其余在可能用于维持生产性或者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基金当中，通常用于后者的基金的要比用于前者的还大得多。
这两种不同基金的比例肯定决定着每一个国家人民的普遍性格，是勤劳还是懒惰。我们就要比我们的祖先勤劳得多。由于今天预定用于维持勤劳人们生活的基金在比例上和用于维持懒惰的人们的生活的基金要比我们祖先两三百年前的要大得多。我们的祖先之所以懒惰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激励人们勤奋的奖励。谚语说得好，玩能够不为了什么，工作可无法无所得。
在商业以及工业城镇里下层人民群众主要是依赖于资本的运作而生活，因此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勤劳、朴实、兴旺的。英格兰的许多城镇以及荷兰的大多数城镇就是如此。在那主要依赖作为宫廷长期或者临时住地的城市，比如罗马、凡尔赛宫要比涅以及枫丹白露，下层人民主要是依靠收入来维持生活，他们一般都懒散、**、贫穷。假如不算卢昂以及波尔多，那么在法国的任何的一个有议会的城市都没有什么商业或者工业。那里的下层人民主要是依赖于法院成员还有前来打官司的人员的花费来生活。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懒散，贫穷。卢昂以及波尔多商业的发达看来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后果。卢昂是从国外或者法国沿海省市运送到巴黎以供大城市巴黎消费的各种的货物的集散地，波尔多一样是加龙流域盛产葡萄酒的集散地。同样也是流入加龙的诸河的汇合点，世界上最为盛产葡萄酒地之一。那儿产的葡萄酒看来最为适宜于出口，或者说最合外国人的口味。
如此有利的地理位置肯定吸引大量资本来投资。而这一些资本的投入正是这两个城市人民勤劳的结果。在法国的其他的议会城市，除去为了维持本市的消费所必需的投资之外，好像再并没有什么更加多的投入，那就是说，那一些城市所能够容纳的只是非常小的一点资本。巴黎、马德里以及维也纳的情况与此相同。在这三个城市当中巴黎是最为勤劳的了。不过巴黎本身又是巴黎本地所有的制造业的主要市场，巴黎自身的消费是巴黎所有的商业活动的主要对象。伦敦、里斯本以及哥本哈根可能是欧洲仅有的三个城市：它们既是宫廷的长期的住地，与此同时又可看做商业城市。换言之，那一些城市的商业不仅仅是为了它们自身的消费，并且是为其他城市以及国家的消费。这三个城市的地理位置都是非常有利，自然而然使它们适于作远地消费的大多数货物的集散地。在一个大量收入被消费掉的城市，投资于除了供应本城市消费外的其他的任何领域以谋求利润，或许要比在一个下层人民除去从这种资本的投入中得到生计外，别无以为生的城市甚至困难得多。用花费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大多数人的懒惰或许腐蚀着本应该由运用资本而维持生活的人们的勤劳，并且使在那里投入的资本也无法得到在其他地方的收益。在英格兰以及苏格兰合并前，爱丁堡几乎并没有什么商业或者工业。当苏格兰议会迁走以后，当它不再是苏格兰主要贵族以及绅士的必要住地之后，爱丁堡才变成一个有一些商业以及工业的城市。但是，它依然是苏格兰大法院以及海关税局等的所在地。所以，仍有非常可观的收入继续在那儿花费掉。在商业以及工业方面它远远不如格拉斯哥，格拉斯哥的居民主要是依靠运作资本为生。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大村子的居民在制造业当中取得非常大的进展后，因为一个大的领主在四周盖起了公馆，就会变得懒散以及穷困。
所以，看来资本和收入间的比例到处都在调整着勤劳和懒惰间的比例。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是资本占据优势，勤劳也就占据上风；任何的地方，收入占据优势，懒惰就占据上风。所以，资本的每一增长或者减少都会自然地导致勤劳的实际量的增长或者减少，生产性劳动人手的增长或者减少，还有最终该国的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所有的居民的真实财富以及收入的增加或者减少。
资本因为异常节俭而增长，因为挥霍以及渎职而减少。
一个人无论从自己的收入中节约下来了什么，他都会把它加到自己的资本当中去：他或者用它来维持增加了的生产性人手的生活，或者通过把它租借给别人，让其他人去这样做，以获得一定的利息，也就是一份利润。好像个人的资本只能靠他从年收入或者年所得中节省出来的东西而增长一样，一个社会的资本和构成这个社会的所有的个人资本，只可以同样的方式获得增长。
非常俭省，而并不是勤劳，是资本增长的直接的原因。当然，勤劳提供了非常俭省可供积累的物质。不过，无论勤劳能产生什么，假如并不是异常俭省把它节省以及保存起来，资本就永远没办法扩大。
非常俭省通过预定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人手的基金的增长让生产性劳动人数增加，而他们的劳动同时又增加了劳动投入对象的价值。所以，异常俭省可以使一个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大。由于它把勤劳的附加值投入了运行，从而为年产物增加了附加值。
每一年所节省下来的东西就像每年所花费掉的东西那样有规律地被消费掉，并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不过是由不相同的人们消费掉的。一个富人每一年收入中花费掉的一个部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被他的游手好闲的宾客以及家仆消费掉的。他们消费之后不留下任何的东西作为回报。他每年节省下来为谋求利润而直接用作资本的一部分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并且几乎也是同时被消费掉。
但是消费的人不同。他们是劳动者、制造业者以及技工。他们会再生产他们每一年消费的价值，并且提供利润。我们假定他的收入是以货币支付的。假如他把它所有花费掉了，他的所有的收入可能已经购买了食物、衣服以及住所，并且已经分配给了前面一种人。假如他节省收入的一部分，把那一个部分亲自或者由其他什么人作为资本直接投资来谋取利润，则那部分钱所能够购买的食物、衣服以及住所就肯定是为后一种人保留的。同样是消费，但是消费者完全不同。
一个节俭的人节约下来的钱不仅仅以维持当年或者下年增加的生产性人手的生活，并且像一个社会救济院的创办人，他好像建立了一个为了维持将来同等数量人手生活的永久性基金。这个基金的永久性拨款以及目的即使并不是总是受到任何的成文法，委托权或者永久经管契约的保护，但是它却总是受到一个非常有力的原则的保护，那就是每一个将享有其中一份的人的明白无误的利益。假如把其中的任何一部分用于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那一些违背这个基金正当的目的人肯定会要遭受明显的损失。
挥霍者就是如此滥用资本的。不量入为出，他蚕食着自己的资金，就好像把某一些虔诚基金的收入滥用在亵渎的用途上一样，他把其父辈用节俭积累下来要用于维持勤劳人们生活的基金支付了游手好闲的人的工资。因为预定用于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减少了；并且由于这一切取决于他，他肯定就会减少雇佣能增多物品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结果全国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以及收入也肯定减少。假如某一些人的挥霍无法由其他的俭省而获得补偿，则每一个挥霍者的行为通过用勤劳者的面包来喂养游手好闲者，不仅仅会自身变成乞丐，并且会搞穷整个国家。
即便挥霍者的花费所有都是国内产品，并没有一点国外商品，然而他对于社会基金的影响依然是一样的。每年依然会需要把原本应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一定量的食品以及衣服，投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所以，每年一个国家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依然要减少许多。
当然，能够这样说，这个花费并没有用在国外货物上，也并没有任何的金银出口，同样量的货币像之前一样依然留在了国内。不过，假如把这一些被非生产性劳动人手消费掉的同量食品以及衣服分配给生产性人手，他们就会再生产出其消费的所有的价值，而且还可提供利润。如此一来，同量的货币将一样留在了国内，除此之外还会再生产出相同价值的消费品。这样一个价值就变为了两个价值。
与此同时，在任何的一个年产物价值渐渐减少的国家，同量的货币也不会长期保留。货币的唯一用途就是促使消费品周转。经过货币食品、材料、制成品上市、卖出，然后分配给其正当的消费者。所以，一个国家每年可以使用的货币量必须由国内每一年所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来决定。这一些消费品包括本国土地以及劳动的直接生产品，也包括少许用部分本国产品购来的商品。所以，它们的价值肯定随国内生产品的价值的下降而降低。与此同时用于促使货物流通的货币量也会减少。不过，因为这种年产物的减少而被逐出国内流通领域的货币并不可能无所作为。货币所有者出于自己的利益会要把它们运用起来。国内并没有用途，他就会不顾所有的法律以及禁令而送往国外，用以购买国内有一些用途的消费品。货币用这种方式每年向国外的输出将持续一段时间，使国内的年消费多于他们本国年产物的价值。在繁荣的岁月当中节省下来的钱买的金银，能够支持他们在困难中短时间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之下，金银的输出并不是衰退的原因，而是衰退的后果；并且可以在一个短时间减轻衰退的痛苦。
相反，一个国家的货币量需要自然而然地随着年产物价值的增长而增加。社会的年流通消费品的价值增大，它需要促进流通的货币也增加。所以，部分增加的产品非常自然地会要用于购买为促进其余的部分流通所必需增加的金银。在这一种情况下，金银量的增长将会是社会繁荣的结果，而并不是社会繁荣的原因。金银在各个地方都是以这种方式买的。食品、衣服以及住所，所有用于把金银从矿山运往市场的劳动或者资本，他们的收入以及生活费，这就是在秘鲁还有英格兰付给金银的价格。一个国家只要能够付得起这个价格，就不要着急无法买到它所要的数量的金银，而并没有需要的国家也不会久长把它保留在国内。
所以，无论我们把一个国家的真实财富以及收入想象成什么，就像朴素的道理所说的那样，它是其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的价值。或者像一些庸俗的偏见所说到的那样，是国内流通的贵重的金属的数量。无论是哪一种观点，每一个挥霍者都是社会公敌，而每一个俭朴的人均是社会的捐助者。
渎职的结果往往和挥霍者的结果一样。农业、矿山、商业或者制造业中的每一个不依照法律手续行事或者失败的工程项目都会以相同的方式使原预定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人手生活的基金减少。在每一个这种工程项目当中，即使资本是由生产性人手消费掉了，由于使用的方式不当，他们也不可以再生产出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和使用相比，总免不了要使社会生产性基金有所减少。
当然，对于一个大国而言个别人的挥霍或者渎职的影响不会非常大。某一些人的挥霍或者鲁莽行事总可由其他人的俭省以及良好行为而获得充分的弥补。
至于挥霍，怂恿人们消费的原因是对于目前享受的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有的时候即使来势凶猛，非常难克制，不过通常只是有时的以及临时的。促使人们节省的原因是改变自身状况的欲望，这种欲望即使常常是冷静的，并没有**的，但是它从我们从娘胎出世就有了，并且直至我们进入坟墓才可能离开我们。从生到死整个的时间内，每时每刻都有一个人会完全非常满意自己的处境，并没有一点改变或者改善自身处境的意愿。增加财富就是大多数人想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一种手段，并且是最通俗、最明显的手段。而增加财富最可能的方法是节约，把所得当中的一部分积累起来。这个所得能够是每年正常的收入，也能够是某一些特殊的收入。所以，开支的这个原则几乎是所有的人在某一些情况下或者有一些人几近在所有情况下一直奉行的原则。但是在大部分人的一生中平均起来，节俭的原则看来不仅仅占统治地位，并且是大大地占统治地位。
至于渎职，谨慎而成功的事业处处都远远要大于判断失误以及失败的事业。我们虽然经常听到的关于破产的抱怨还有看到陷入这个灾难的不幸的人，但是他们毕竟只是非常小一部分，或许还不到千分之一。破产或许是一个无辜的人可能遭遇的最大以及最令人感到羞耻的灾难。所以，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非常小心地回避着它。当然，有一些人并没有可以回避掉，就好像有一些人并没有可以逃脱绞架一样。
大国从来不会因为私人的挥霍还有失误而变穷。自然，它们有的时候可能因公家的挥霍还有官员的渎职而变穷。在大部分国家中全部或者几乎全部政府收入是用于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这一些人构成了数目庞大以及辉煌的宫廷，巨大的教会机构还有庞大的海军以及陆军；他们这一些人在和平时期不生产任何东西，在战争的时候也得不到什么能够补偿维持他们生活费用的东西，甚至在战争持续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这一些人因为他们自身不生产任何的东西，他们都是依赖于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来维持生活。所以，当他们的人数翻番到了一个不用的数额的时候，他们在某一年里就能够消费掉这个生产物中的非常大的份额，以至于剩下的不足以维持来年应该从事再生产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所以，次年的产量将要比前一年减少，假如这种混乱状况继续下去，第三年的年产量会要比第二年的年产量更加少。那一些仅仅应由人民多余的收入中的一部分来维系的非生产性人手或许消费掉了人民所有收入中的很大一个份额，致使他们蚕食他们的资本，蚕食预定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生活的基金，而所有个人的节俭以及慎重行为都无能弥补由这种狂暴的蚕食所引起的浪费以及生产的退化。
但是，依据经验，在大多数场合个人的节俭以及慎重行为看来不仅仅足以补偿个人的挥霍以及决策失误，还足以来补偿政府的浪费。每一个人一致地、一贯地、持久地努力去改变其自身生活条件。这条原则原来是社会、国家还有个人致富的来源，经常具有强大威力足够维持事物向前的自然发展，即使政府有浪费，行政有重大的失策。就好像动物生活中的一条还并没有被认知的原则，无论是疾病，抑或是医生荒谬的处方，它经常能够使机体恢复健康以及体力。
任何的一个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要增加其价值，并没有别的方法。其一是增多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其二是提高已经雇佣的劳动者的生产力。非常明显，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不会永远大量增加，除非增加资本或者增加预定用于维持他们生活的基金。相同数目的劳动者的生产力也不会增加，除非增加以及改进方便劳动以及减轻劳动的机器和工具，或者对于劳动有一个更好的分工和分配。无论哪一种方式，增加资本几乎总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增加资金，从事生产的雇主才会给他的工人提供比较好的机器设备，或者在工人中进行更好的分工。当一个成品包括几个部件的时候，使每一个工人经常长期仅仅从事一件工作，要比一个工人临时从事不同工作需要更加多的资本。所以，当我们要比较一个国家在两个不同时期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后一时期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明显大于前一时期，土地耕种得要比之前好了，制造业多了，并且更为繁荣，商业扩大了。我们能够肯定其资本在这两个的时候期的一段间隙里一定增加了，并且由于某一些人的正确决策肯定又使资本获得大大增长，超过另一些人的渎职或者政府的浪费从资本中所花去的部分。不过我们将发现，在相当平静以及和平时期，即便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并不是最谨慎以及最节俭的，几乎所有的国家也都会是这种情况。要对于一个国家形成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必须把同一国家的两个相距多少久远一点的两个时期进行对比。进步经常是逐渐的，在相距太过近的时候里，改进不仅仅不容易觉察，并且反而根据某一些行业的衰退，或者国内某一些地区的衰退(而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国家大发展的时候有的时候通常也会发生)，而经常产生一种疑惑：全国的财富以及勤劳都在衰退。
比如，现今英格兰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肯定要比之前大多了，要比上一世纪前，查理二世复辟的时代大多了。我相信现在即使有人怀疑这一点。不过在这一段时期里，不出5年就要出版的一本书或者一本小册子，它们写得是那样具有才华以至于博得了不少读者，但是妄言国家的财富正在迅速锐减，人口减少，农业荒废，制造业衰败，商业在遭毁掉。并且那一些出版物还并不完全是党派的宣传小册子、谎言以及见利忘义的产物，其中非常多还是由十分公正以及十分聪明的人士所写的。他们写的都是他们非常相信的东西，他们之所以如此写并不是为了什么其他的原因，而只是因为他们深信这一点。
再者说，英格兰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在查理二世复辟的时期肯定要比，我能设想，100年前，伊丽莎白即位的那个时期要大得多。而我们又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现在的国家，要比100年前约克家族以及兰考斯特家族间结束纷争的时候进步了许多。而那个的时期可能又要比诺尔曼征服英国的时期的条件又好多了。而诺尔曼征服英国的时期又要比撒克逊七头政治的混乱的时代好。而国家在那个的时代的初期也要比朱利斯、凯撒的入侵的时期肯定进步一些，那个时候英格兰的居民几乎和北美的野蛮人处于相同的状况。 ．
但是，在上述的每一个的时期里，不仅仅有非常多私人以及公家的浪费，还有许多耗资巨大的以及不必要的战争，把维持生产性人手的年产物大量地转用于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能够推测得出，有的时候在内部不和谐的混乱中对于资本造成的这种绝对浪费以及破坏，不仅仅会放慢财富的自然积累，这是必然的，并且会使国家在那个的时期的末尾要比那个的时期的开初更为贫困。如此一来，查理二世复辟以后可以说是在所有的时期中最快乐以及最幸福的时期了。然而在那个时期又发生了多少混乱以及灾难，假如那一切是可以被预见到的话。除了贫困以及国家的整个毁灭，还能从那一些混乱以及灾难中指望什么呢？伦敦的大火以及瘟疫，两次和荷兰的战争，革命中的混战，爱尔兰战争，1688年，1702年，1742年还有1756年的4次耗资巨大的对法战争，再加上1715年以及1745年的两次叛乱。在4次英法大战过程当中英国欠下了1．45亿镑的债务，除此之外每年还有其他特殊支出，一共加起来不会少于2亿。自从革命以后，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中一个这样巨大的份额在不同的场合中都被用于维持一支人数非常庞大的非生产性大军。不过，假如并没有那一些战争，这样消耗的一大笔资本，其中的大多数就自然而然会用于维持生产性人手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将可能会补偿他们消费的所有价值，而且还会付一定的利润。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必将因此而逐年大幅度增长，并且这一年的增长肯定更将增大下一年的年产物的价值。更多的房子会建造起来，更多的土地将获得改良，之前已经改良了的土地将耕种得更加好，更多的制造业将会建立起来，之前已经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将获得发展，那么到那个时候，国家的真实财富以及收入将提高到什么程度，也许还真非常难以想象呢。
不过，政府的浪费无疑地肯定会阻碍英格兰走向富裕以及进步的自然发展过程，但是它并未能阻止英格兰前进。英格兰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在现今无疑地要比复辟的时候或者革命的时候多得多。所以，用于耕种土地以及用于维持劳动人手生活的资本同样也要比之前多得多。在政府各种各样苛捐杂税的重压之下，这个资本由自己私人的节俭，小心谨慎的行为，由这一些人普遍地从不中断地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悄悄地逐渐地积累了起来。正是这样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努力以及容许人们用最为有利的方式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几乎在之前各个时期支持着英格兰走向富裕以及进步。同时，也希望它在未来的岁月之中同样这样进行下去。可是，因为英格兰从来没有过非常节俭的政府，并且节俭也从来并不是英格兰人民的传统美德。自称要监督百姓的个人节约，限制他们的消费，因此通过节约法，或者禁止外国奢侈品进口实在是英国王室以及大臣们最傲慢以及最专横的行为。他们自己常常并且毫无例外的是社会之中最大的挥霍者。他们只要好好地照看好他们自己的开销，而百姓私人的开销完全可以放心让百姓私人去管。假如王公大臣的消费还不能够毁灭一个国家，他们的臣民的消费就更加是永远也毁灭不了一个国家了。
因为节俭能增加公共资本，浪费会减少公共资本；因此，假如那一些人的消费正好和他们的收入相平衡，既没有积累，也没有蚕食，那么就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公共资本。但是，有一些消费的模式看起来要比其他的更加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加。
个人的收入能够花费在购买立刻消费掉的东西上面，并且不能够减少或者节省明天的消费为什么会自己多出来？它也可以用在购买较为经久耐用的东西上。所以，它们可以积累起来，并且今天的消费可以依据其意愿，或者减少明日的消费或者可节省以及提高明日的消费的效果。例如，一个有钱的人能够把他的收入花费在奢华的宴席上面，可以用来雇佣非常多的仆人，喂养大批的狗马；或者他也能够满足于俭朴的饭食，不雇佣仆人；他可以用收入的大多数装饰其住宅或者自己的别墅，用于有用的或者作装饰用的建筑，有用的或者作装饰用的家具，收藏书籍、雕像、名画；或者用以购买一些更加没有意义的东西：珠宝，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玩意以及精巧的摆设。或者最无聊不过的购买满满一大衣柜华丽的衣服，就像几年之前死去的某个太子的宠臣一样。
假如有两个财富相同的富人，两人对于他们收入的花费方法不一样。一个主要是用前一种方式，另外一个主要是后一种方式。把钱主要用在购买经久耐用的商品上面的人，其豪华将不断增多，每天的花费都可增强次日花费的效果；反之，另外那个人的豪华在一段时期结尾的时候将不会比开始的时候更好。同时，前者在一段的时期结尾的时候也必将成为他们中的较为有钱的。因为他将储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货物，即使那一些东西不会值得它们原来的那么多的钱，但是毕竟多少还有一些价值的。然而后者的消费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以及残余，10年或者20年浪费的结果把一切**然无存，好像从来就并没有过什么一样。
因为前一种消费模式要比后一种模式对于个人的富裕更为有利一些。所以，它对于一个国家的富裕也是相同的。富人的房屋、家具、衣服在一个短时间内还可以对于下层以及中层人民有用。当上层人们对于那一些东西感到厌倦的时候，下层以及中层人民就可以购买它们。所以当这种消费方式在富人之间变成普遍的时候，全民的总的住房会由此而逐渐改进。在那一些已经富裕了非常长时间的国家之中，你会常常发现下层人民既拥有住宅，也拥有非常美好以及完整的家具，然而这一些房子之前不可能是为他们使用而建造的，家具也不可能是为他们使用而制作的。
之前曾经是西穆尔家庭的邸宅的地方，现如今是巴斯道上的路边的小客店。大不列颠詹姆斯一世的婚床，原本是皇后从丹麦随身带来作为国君对于国君的一个礼物几年之前成为敦弗林路边酒店的装饰物品。在有一些或者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多少有一些走向衰落的古代城市之中，你有的时候几乎找不到一栋是今天修建的房屋。假如你走进那一些屋子，你也会经常发现许多即使有一些古老但却精美的家具，而它们依然非常的适用。当然它们不可能是为了现在的房主而制作的。高贵的宫殿，豪华的别墅，大量的藏书、雕像、名画以及其他珍品常常不仅仅对于其周围地区，并且对于整个国家都是一个装饰、一种荣誉。凡尔赛宫对于法国是一种装饰以及荣誉，斯托威以及威尔登对于英国也是这样。意大利仍然由于拥有大量的这种纪念物品而继续受到别人的尊敬。即使产生这一些纪念物品的财富已经耗去，设计它们的天才看来也已然绝迹了。这也许是因为没有了那种工作的原因。
花费在耐用性商品上的费用不仅仅有利于积累，并且有利节俭。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在这方面花费过多，他能够非常容易地改正，也不需要公众的指责。反之，假如大量减少仆人，改革饮食从挥霍更改为节俭，取消成立的马队，这一些变化不可能逃脱他的邻人的眼睛以及议论，与此同时它们也意味着主人对于自己过去错误的某一些认识。所以，曾经不幸陷入这样的花费的人，事后少人有勇气改正，除非为毁灭以及破产所迫。不过，假如一个人在建筑房屋，购买家具以及书画中花费过多，之后财力不足，改了，并没有人能够从他行为的改变中推论说他轻浮。由于这一些东西是花了一次钱就并没有必要再花二次钱的，所以当一个人停止购买的时候，使人感到他并不是没有钱了，而是因为他对于他的爱好已感到满足。
除此之外，购买耐用性商品的花费和用于最挥霍的殷勤招待相比，常常维持了更多人的生活。有的时候一次大的宴会花费掉的二三百斤食品，其中或许有一半被扔进了粪堆，并且总是有许多被浪费以及滥用。不过，假如把这个招待的费用用于雇佣泥工、木工、室内装饰工、机械师等，相同价值的食品分配给了更多的人，他们一便士一便士，一镑一镑地买，一盎司也不会浪费以及被扔掉。除此之外，前面一种方式，其费用维持了生产性人手的生活；后面一种方式，则维持了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所以，前一种方式它增加了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后一种方式则无法增加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
但是，我并不是想借此以表明前一种花费方式总是要比后一种花费方式更慷慨或者更大方。当一个富人把他的收入主要用于好客以及款待的时候，他是和他的友人以及同伴分享了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当他把他的收入用于购买那类耐用性商品的时候，他通常把全部花费用在了自己身上，并没有给任何人任何东西。所以，后一种花费，特别是用以购买轻浮物品、衣服以及家具的装饰品、珠宝、小玩艺儿还有漂亮的玩物常常说明这种花费不仅仅是轻薄，并且是一种卑下以及自私的脾性。所有的这一些我只是想说，一种花费方式因为它总是能积累一些有价值的商品；因为它更有利于个人节俭，所以也有利于社会资本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它维持生产性，而不是非生产性人手的生活，因此它要比另一种方式更为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