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一切资本都注定要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但是等量的资本能调动的劳动量却由于它们用途的不同而非常不同。所以资本的不同用途对于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也同样非常不同。
资本可以有四种不同用途：(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需要使用以及消费的原生产物；(二)用以加工原生产物制造供社会直接使用以及消费的产品； (三)用于运输原生产物或者制成品，把它们从富足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 (四)用以把原生产物或者制成品分成小份装进小包，来满足人们的临时需求。第一种方法是从事土地、矿山或者渔业的改良或者耕作的人对于资本的使用方法；第二种方法是所有制造业主的使用方法；第三种方法是所有批发商的使用方法；第四种方法是所有零售商的用法。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资本用途无法归纳到上述四种方法当中的某一种去。
上述四种资本使用方法中的每种基本上对于其他三种用途的生存或者扩张，或者对于社会大众的方便都是必需的。
假如没有资本用来提供充足的原生产物，任何的制造业以及商业都将无法存在。
原生产物有部分通常要经过制作之后才能适宜于使用以及消费。假如并没有加工，它将不会存在，因为对于它并没有需求；假如它是天然生长出来的，则它在交换中又不会有任何的价值，因而也对于社会的财富无所补益。
假如并没有资本投入运输业把原生产物或者制成品从富足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它们的生产量就不会超过附近地区所必需的消费量。商人的资本将一个地区剩余的产品和另一个地区的剩余产品进行交换，从而鼓舞了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增加了两地的享受。
假如并没有资本投入把原生产物或者制成品打碎以及分成适合于人们临的时候临时需要的小包，每一个人就只好购买远远超过他临时需要的大量的货物。比方说，假如并没有屠夫这个行业，每一个人就只好一次购买一只整牛或者一只整羊。一般来说这样对于富人不便，而对于穷人就更为如此。假如一个穷苦工人必须一次购进1个月或者6个月的食品，他原本要用于购其行业工具或者装备店铺的大多数资本只好保留下来以备着急的消费。如此一来，原本可以为其产生收入的资本，却无法发挥作用。对于这种人来说，最方便的莫过于可以逐日甚至逐时地购买他的生活必需品。这样他就可以几乎把他全部的资本用作资金。他能够将它的产品制造得具有更加大的价值，所以他能获得的利润也将大大地超过补偿零售商附加在商品之上的利润所产生的价格。有一些政治学家对于店主以及商人的偏见是完完全全没有根据的。完全并没有必要对于他们加以征税或者限制他们的人数，他们的数目绝对不会增长到危害社会的程度，即使他们本身可能互相危害。比如说，一个城市里能够销售的杂货的数量是受那个城市还有其近郊的需求所限制的。所以，投资于杂货业的资本无法超过足以购买那个数量所需要的资本。假如把这个资本分给两个不相同的杂货商，他们之间的竞争将会使他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只有一个人经营的时候的价格。假如把那个资本划分给20个人，他们之间的竞争将会更为激烈，而联合起来以提高价格的可能性更加小。他们间的竞争或许会弄得他们中的某一些人破产；不过关心这一点是有关各个方面的事情，能够放心地由他们自己去处理。他们的竞争既不可能伤害消费者，也不会伤害生产者。相反，假如整个商业不是由一两个人垄断，它肯定迫使零售商以较为便宜的价格出售，而以比较贵的价格买进。他们中的有一些人也许有的时候可能诱骗老实的顾客购买他并不需要的东西。但是，这种恶行无所谓，不值得社会的关注，也无须用限制他们的人数来阻止。并不是因为酒店多才造成了普通老百姓普遍好饮酒，而是因为其他原因所产生的饮酒的偏好，才肯定地造成了非常多酒店的出现。
把资本投入上述四种用途中的任何的一种的人本身即是生产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假如使用得当，都可固定以及体现在劳动所投入的对象或者出卖的商品上，通常最起码可以把他们的生活费以及消费的价值附加在其价格之上。农场主、制造业者、商人、零售商的利润全部都来自前两类人所生产的货物的价钱，还有后两类人买卖贷物的价格。但是，同等的资本投入上述的四种不同用途中的每一种，都将立刻把数量非常不相同的生产性劳动调动起来，与此同时使他们所在的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以不相同的比例增大。
零售商的资金偿还向其提供货物的商人的资本以及利润，使其能够继续维持营业。零售商自己是其资本直接雇佣的唯一生产性劳动者。这个资本的使用对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即是他自己的利润。
批发商向农场主以及制造业者购买他所经营的原生产物以及制成品，所以他的资本需偿还农场主以及制造业者的资本以及他们的利润，使他们可以立刻继续生产以及经营。正是主要通过这样的服务，批发商间接地对于支持社会生产性劳动作出了贡献，并且增加了社会年产物的价值。他的资本与此同时也雇佣水手以及搬运工，把他的货物从一个地方运往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他的资本对于这一些货物所增加的价格不仅仅包括其自身的利润，并且还有他们的工资。这就是他的资本直接调动起来的生产性劳动，还有他的资本直接附加给年产物的所有的价值。他的资本在这两个方面的运作在非常大程度上要优越于零售商的资本的运转。
制造业者的一部分资本作为固定资本用于购买其生产工具，与此同时偿还他购买工具的某一些资本以及他们的利润。他的部分流通资本则用于购买材料，与此同时补偿出卖材料给他的农场主以及矿商的资本以及利润。不过他的资本的大多数总是按年或者一个短得多的时期分配给了他所雇佣的各种工人。所以他对于那一些材料所增加的价值包括他们的工资，还有他们的雇主投入工人的工资、材料以及生产使用的工具的全部资本所应有的利润。它立刻使一个数量大得多的生产性劳动直接运作起来，要比把相同的资本放在一个批发商手上对于社会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所附加的价值就更大了。
并没有任何的资本能和农场主的资本所调动起来的生产性劳动量相同。不仅仅他的劳动工人，同时他的劳动牲畜都是生产性劳动者。在农业中大自然和人一起劳动，即使它的劳动无须费用，但是它的产品以及昂贵的工人的产品一样具有价值。农业的最为重要的运作看来并不是要大大增产，即使它也是在增产，而是要把大自然的繁殖力引导向生产最有利于人的植物。长满蓬蒿荆棘的田野常常可生产出和耕种得最好的葡萄园或者谷地同等数量的蔬菜。种植以及耕作能够激活大自然的主动繁殖力，但是更多的还是控制大自然的繁殖力。在人力进行了劳动以后，大多数的工作还是要留待大自然自身去作。所以，劳动者以及劳动牲畜在农业劳动中不仅仅就像制造业中的工人一样，再生产出来的价值不仅仅等同于他们的消费，换言之，不仅仅等同于雇佣他们的资本还有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并且还要生产出更大的价值。除了农场主的资本以及利润外，照例同时要再生产出地主的地租。这个地租能够视作地主借给农场主使用的自然力的产品。地租的大小取决于那一些自然力所想象的限度，换言之，取决于对于土地的想象的自然的或者改良了的繁殖力。在扣除以及补偿了所有可视为人的劳动成果之后，保留下来的即是大自然工作的成果。它常常不小于整个产品的l/4，经常是要比1／3还多。用于制造业的任何的等量生产性劳动都无法有这样大的再生产力。由于在制造业中大自然完全无所作为，所有都是人做的。所以其再生产必须总是和导致再生产的生产因素的力量成比例。所以，用于农业的资本调动起来的生产性劳动量要比投入制造业的等量资本所能够调动起来的生产性劳动量大得多，与此同时按照它所雇佣的生产性劳动量来说，它对于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对于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以及收入所附加的价值都要大得多。在所有的可以投资的用途中，农业投资对于社会是最为有利的一种。
在任何的一个社会中投入农业以及零售业的资本肯定总是保留在社会内。它们的使用几乎总是固定在一个明确的地点，固定在农场以及零售商的店铺里。即使也有一些例外，但是它们通常也肯定属于该社会的居住成员。
反之，批发商的资本看来则几乎没有固定的或者必需的地点。它能够从一个地方游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全看哪里能够便宜买进或者高价卖出。
制造业者的资本毫无疑问肯定停留在制造业所在的地方；但是具体在哪儿并不老是需要规定死，它常常可能在远离原材料的地方，而与此同时又是远离制成品消费的地方。里昂既远离制造业的原材料供应地，与此同时又远离他们所消费的制成品的生产的地方。西西里时髦的人穿的丝绸都是其他的国家制造的，而丝绸的原材料同时又是他们自己生产的。西班牙的一部分羊毛是在大不列颠制造加工，而有一部分呢绒后来又返回了西班牙。
至于把资本用于出口一个社会的剩余产品的商人是本国人，抑或是外国人，这点并不重要。假如他是一个外国人，雇佣的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肯定要比他是一个本国人少一些，不过也仅仅少一些。而他们的年产物的价值也肯定要少一些人的利润。他所雇佣的水手或者搬运工人依然可以无关紧要地分属于他自己国家、本国的甚至第三国。这一点和他是本国人没什么区别。外国人的资本给他们的剩余产品所增加的价值和本国人的资本给他们的剩余产品所增多的价值是相同的，由于它把国内剩余的产品换取了国内所需要的产品。外国人的资本一样有效地弥补了生产那些剩余产品的人的资本，一样有效地使他能够继续他的经营；批发商的资本的重要贡献是通过上面的服务支持了生产性劳动，与此同时扩大了他所属的社会或者国家的年产物的价值。
制造业的资本留在国内则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肯定会把数量更加大的生产性劳动调动起来，为社会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增加更加大的价值。但是，即便它并没有留在国内，它依然可能对国家非常有利。比如，大不列颠制造业者加工每一年从波罗的海沿岸进口的亚麻以及苎麻，他们的资本肯定对于生产亚麻以及苎麻的国家非常有利。这一些材料仅仅是那些国家的部分剩余产品，假如它们无法每一年交换一些他们国家所需要的东西，就会没有任何的价值，并且非常快也就会停止生产。出口这些剩余产品的商人偿还了生产这些材料的人民的资本，以此来鼓励他们继续生产，而英国的制造商就是偿还了那一些商人的资本。
像人一样，一个国家常常并没有足够的资本改良以及耕作一国所有土地，将他们国家所有的全部原生产物加工以及制成适合于直接消费的货物，并没有足够资本把原生产物以及制成品的剩余部分运到能够交换到国内所需要的一些东西的远方市场。大不列颠的非常多不同的地区的居民就是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改良以及耕作他们的全部的土地。苏格兰南部区域的羊毛，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经过崎岖不平的长途运输以后在约克郡进行加工的，由于在本土缺少进行加工的资本。在大不列颠有很多小的工业城镇，那儿的居民并没有足够的资本将他们的工业产品运输到需要以及消费那一些产品的远方市场。居民中就算有几个商人，他们也仅仅是某一些较大的商业城市当中的较为富有的商人的代理人。
每当一个国家的资本不足以满足所有的上述三个目的的时候，那么按照比例投入在农业上的份额越大，它调动的国内生产性劳动量也将会愈大。同理这种投入给社会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附加的价值也就会愈大。继农业以后，投入制造业的资本调动了最为大量的生产性劳动，对于年产物附加的价值也是最大。投入出口贸易的资本在这三种目的当中效益是最小的。
假如一个国家并没有足够的资本同时满足上述三项目的，则它的富裕程度就还没达到应有的高度。但是，条件不够成熟，用不充足的资本企图同时去达到上述三点，对于一个社会如同对于一个人一样，都并不是得到充足资本的捷径。一个国家所有的个人资本就像个人的资本一样都有它的极限，只能用于实现某一些目的。一个国家所有的个人资本就像一个人的资本一样，是通过不断的积累以及把其收入当中可以节省下来的东西都增加进去而增加起来的。所以，当一个国家所有的个人资本都投入在能对于全国居民提供最大的收入的用途的时候，由于居民们有更加多的钱储蓄，因此国家的资本一样能最快地增长起来。不过全国所有居民的收入必须和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价值成比例。
几乎把全部资本都投入在农业里，这就是我国美洲殖民地迅速走向富裕以及强大的主要原因。那里除了农业发展所必需的家庭制造业以及粗糙制造业，并且又都是由每一个家庭的妇女以及儿童操作的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制造业。出口以及美洲沿岸的商贸大多数是由居住在大不列颠的商人的资本做的。有一些州，特别是弗吉尼亚以及马里兰经营零售商品的一些商店以及仓库都是属于非常多的居住在母国的商人所有。这也是一个国家的零售业不被本国居民而是由外国居民的资本经营的为数不多的事例之一。假如美洲人通过联合或者任何暴力停止进口欧洲的制成品，与此同时，通过给予他们本国人制造这一些货物的垄断权，将他们自己资本中的相当的一部分投入这个用途，则他们就将不是进一步加速它的年产品的价值的增长，而是将会阻碍其增长；他们，将不会是促进本国迅速走向富强，而是阻碍它的进步。假如他们真的企图以相同的方式去垄断他们的所有的出口贸易，情况会更加糟糕。
确实，人类繁荣的过程好像从未延续过这样长久，致使一个大国能得到足够的资本来同时完成上述三个目的。或许，除非我们相信关于中国、古埃及还有巴比伦的财富以及耕作的神奇的报导，不然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那三个国家，根据所有的记载，它们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为富裕的国家，它们的优势也主要是在农业以及制造业上。他们的国外贸易好像也并不出色。古埃及人对于海洋有一种迷信的反感，几乎是相同的迷信也盛行在印度，所有的这三个国家的大多数剩余产品都是由外国人出口的，他们通常用这三个国家当地的需要的金银来与之交换。
就是这样，同一资本在一个国家中能调动起来的生产性劳动量的大小，对其本国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资本用于农业、制造业以及批发商的不同比例。并且由于资本的多少还有所投入批发业的种类的不同，它的结果也非常不同。
所有批发业，所有为了重新卖出而购买的批发业能够归纳为三类：国内贸易、消费品的对外贸易以及运输业。国内贸易是在同一国家之中的某地购进该国工业产品，而在另外一地区出售，它包含内陆贸易以及沿海贸易。消费品的对外贸易是为了本国消费而买进外国货物。运输业是从事于国外商品的交易，也就是把一个国家的剩余产品运到另外一个国家。
投在收购国内某一个地区的工业产品而到国内另外一地区出售的资本常常通过每一次买卖偿还用于该国农业以及制造业的两个不相同资本，并且以此使两者不至于中断。当它从商人的住地发送出一定的价值的商品的时候，通常可以带回最起码是同等价值的其他的商品。假如这两种商品都是国内制造的，它肯定通过每次这样的买卖偿还用于扶持这两种商品生产的生产性劳动的两个资本，并且以此而使它们能继续获得扶持。用于把苏格兰制造品送到伦敦而又把英格兰谷物以及制造品带回爱丁堡的资本肯定通过每次这样的买卖偿还了两个曾投入大不列颠农业或者制造业的英国资本。
用于购进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的资本，假如这种交易是用国内工业产品进行的，同理也会通过每次这样的买卖偿还两个不同的资本。但是其中一个仅用于支持国内工业。用于把英国货物送往葡萄牙，之后又把葡萄牙的货物带回大不列颠的资本，通过每次这样的买卖，仅仅偿还一个英国资本。另外一个则是葡萄牙资本。所以，即使消费品的对外贸易的利润的收回应该是像国内消费品的贸易的利润收回一样快，用于其中的资本却只可以给予国内工业或者生产性劳动一半的鼓励。
不过消费品的对外贸易的利润的回收，极少有消费品的国内贸易的利润的回收那么快。国内贸易的利润常常在年底之前就收回来了，有的时候一年甚至可收回三四次。而消费品的对外贸易的利润极少能在当年年底收回，有的时候要等两三年之后才可以收回。所以，用于国内贸易的资本在用于消费品对外贸易的资本来回运作1回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运作了12回，也就是送出去又回来往返了12次。所以，假如两个资本是相等的，一个将给予国内工业24次的鼓励以及扶持，而另外一个却只给予1次。
有的时候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可能并不是用本国工业产品购买的，而是用某一些外国货物购进的。但是，这些外国货物必须或者直接由国内工业产品购进，或者用国内工业产品购进的某一种东西购进。由于除了战争以及征服的情况以外，外国货物只能通过用本国生产的某种货物的交换，或者直接或者经过两次或两次以上的交换才能获得。所以，用于这样一种迂回的消费品的对外贸易以及用于最直接的消费品晶的对于外贸易的资本相比，除去它的最后利润的回报，因为它们必须取决于两三次不同的对外贸易的利润，所需的时间更长一些外，在各方面其效果应当是完全相同的。假如里加的亚麻以及苎麻是用弗吉尼亚的烟草购进的，而弗吉尼亚的烟草又是用英国的制造品购进的，则这个商人就必须等待两次不同的对外贸易的利润以后，才可以把同一资本用于再购买同样数量的英国制造品。假如弗吉尼亚的烟草并不是用英国制造的商品购进的，而是用牙买加的食糖以及糖酒购进的，而牙买加的食糖以及糖酒曾是用英国的制造品购进的，则这个商人就需要等待三个来回才可以收回资本。
假如上述两三次的不同的国外贸易刚好是由两三个不同的商人进行的，第二个买进第一个进口的货物，而第三个同时又购进第二个进口的货物以便重新出口，每一个商人获得其本人资本的利润就要更快；不过用于这个贸易的整个的资本的最后利润的回收依然将像前一个一样缓慢。投入这种迂回贸易上的资本，无论是属于一个商人，抑或是三个商人，对于国家来说，它并没有任何区别，即使它对于个别商人来说，或许有一些意义。为了用一定价值的英国制造品交换一定量的亚麻以及苎麻，在这两次交易当中所需的资本和用英国制造品和亚麻、苎麻直接相互交换比较，需要有3倍的相同资本，所以，投入这种迂回的消费品对外贸易的整个资本对于国家生产性劳动的鼓励以及扶持通常要小于用于同类较为直接的贸易的相同资本。
无论作为国内消费而买进的外国货物是什么商品，在贸易的性质方面，对于进行贸易的所在国的生产性劳动的鼓励以及扶持其作用相同。比如说，假如它们是用巴西的黄金，或者秘鲁的白银购进的，则这个黄金以及白银像弗吉尼亚的烟草一样，它们都肯定是用那个国家的工业品，或者用那个国家的工业品交换来的东西购进的。所以，就国内生产性劳动而言，通过金银进行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具有其他的任何迂回消费品的对外贸易的所有好处以及所有不便之处。它在偿还直接用于扶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中的快慢速度也将完全一样。但是，它要比其他方式进行的相同迂回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好像有一个优越之处，那就是这一些金属从一个地方运往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它们的体积小、价值高，所以要比其他相同价值的外国货物运费低一些。这是由于它们的重量小许多，保险费又并不高。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货物能够比它在运输中更加不易受损了。所以，用金银作中介，和用别种外国货物作中介相比较，我们常常用较小量的本国货物就可购买等量的外国货物。国内的需求用这种方式经常以较小的费用可要比用其他任何方式获得更为充分的供应。因为要不断地出口这一些金属，这种贸易能否使国家贫困呢？这个问题我将在之后的章节当中作充分的说明。
任何的国家投入运输业的部分资本都是从扶持这个国家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中抽取出来的，但是它却用以去扶持某一些外国的生产性劳动。即使通过每一次运作，用于这项贸易的资本能够偿还两个不同的资本，但是并没有一个是属于自己国家的。荷兰商人的资本将波兰的谷物运往葡萄牙，而从那里又将葡萄牙的水果以及葡萄酒带回波兰，通过每次这样的运作，它归还了两个资本，但是其中并没有一个资本用来扶持了荷兰的生产性劳动。其中的一个扶持了波兰的生产性劳动，另外一个扶持了葡萄牙的生产性劳动。当利润定期地回归到了荷兰，它就组成了这个贸易肯定给荷兰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所造成的全部的附加值。
当然，假如一个国家的运输业是用本国船只以及水手进行的，那么用于这个运输业的部分资本垫付了运费；这一部分资本就会调动起本国的一定数目的生产性劳动者，并且在他们中进行分配。实际上，几乎所有大量从事这样的运输业的国家都是这样的。这种贸易自身可能就是从此而获得的，这一些国家的人民都是往其他的国家运输货物的搬运夫。但是，这对于这个贸易的性质来说看似乎并不重要。比如，一个荷兰商人可以用他的资本从事波兰以及葡萄牙间的商贸，并且他不用荷兰的船只，而是用英国的船只。能够设想他在某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确是这样做的。
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运输业长期以来被认为对于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非常有利，由于英国的国防以及安全就取决于其水手以及船只的数目。不过不论是消费品的对外贸易，抑或是消费品的国内贸易，相同的资本可以雇佣同样多的水手以及船只，假如所必需的运输是用近海船只来进行的话，一定的资本可以雇佣水手以及船只的数目不取决于贸易性质，而是部分取决于货物的体积和其价值的比例，一部分取决于货物运输的两个港口之间的距离。并且主要取决于这两个条件中的前面一个。比如，从纽卡斯尔到伦敦之间的煤炭贸易雇佣的船只就要比英格兰国内所有运输业雇佣的都多，即使这一些港口并不非常远。所以，假如通过特殊的鼓励来强迫一个国家的较大多数资本投入运输业，而不是顺其自然地发展，则它不一定总是会增强该国的航运业。
所以，与投在消费品的对于外贸易上的资本相比，投在国内贸易上的相同的资本常常能鼓励以及扶持国家更大量的生产性劳动；与此同时给国家的年产物增加比较大的价值。由于投在国外贸易中的资本在这两个方面要比投在运输业上的相同的资本具有更加大的好处。显然国家的权力取决于财富，每一个国家的财富以及权力必须总是和一个国家年产物的价值互成比例，与包含支付全部税收的基金成比例。而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对象就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所以，它不应当给予消费品的对外贸易要比国内贸易以更多优惠更多的鼓励，也不应给运输业要比对外贸易以及国内贸易以更多优惠。它也不应强迫或者引诱国家的大多数资本流入上述两个渠道，而应当听其自然自愿流入。
但是，上述的每种不同贸易都不仅仅是有利的，并且也是必要以及不可少的。当其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时候，无须限制，也并没有必要施加暴力。
当工业的任何的一个部门，其产品超过了国家的需求的时候，其剩余部分就必须要送往海外，交换国内需要的东西。没有这样的出口，国家的一部分生产性劳动就必须停止工作，国家的年产物价值就肯定减少。大不列颠的土地以及劳力平常生产的谷物、毛织品以及五金制品都超过国内市场的需求。所以，剩余的部分需要送往海外，交换国内所需要的东西。只有通过这样的出口方式，剩余产品才可以获得足以偿还生产它所消耗的劳动以及费用的价值。沿海地区，所有的通航河流的两岸都是发展工业的有利的位置，由于它们方便于出口以及把这种剩余产品交换当地更加需要的东西。
当用国内工业剩余产品购进的外国货物多于国内市场的需求的时候，剩余部分又必须送到海外，交换国内更加需要的某一些东西。英国用工业部分剩余产品每年从弗吉尼亚以及马里兰购进大概96000大桶烟草，不过大不列颠也许需要的烟草不超过14000大桶。所以，假如剩下的82000桶不可以送到国外去，交换国内更加需要的某一些东西，它们的进口就必须立刻停止。与此同时，现在从事加工用以购买那82000桶烟草的产品的那一些英国居民也都必须立刻停止工作。那一些货物，作为英国土地以及劳动产物的一部分，在国内并没有市场，并且被剥夺了其国外市场，就需要停止生产。所以，最迂回消费品的对外贸易同样也是扶持本国生产性劳动以及维持本国年产物价值所必要的。
每当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已增长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也就是它已不可以全部投入到提供整个国家消费、扶持本国生产性劳动的时候，其剩余部分自然就会投入运输业扶持其他国家的生产性劳动。运输业并不是国家富裕的自然原因，那一些非常倾向于运输业并且给予特殊鼓励的政治家看来是错误的，他们将结果以及象征当作了原因。从土地以及人口的比例来讲，荷兰是欧洲最为富有的国家。所以，在欧洲的运输业当中它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英格兰或许是欧洲第二大富国，同理推测在运输业当中占有非常大的份额。但是，英格兰的所谓运输业经常不过是迂回的消费品对外贸易。在非常大的程度上，这些贸易就是将东西印度的货物以及美洲的货物运往欧洲的不同的市场。这些货物常常都是直接用英国工业品购进的，或者用英国工业品购来的东西购进的。而这一些贸易最终带回的东西常常都是供英国人使用或者消费的。在大不列颠河边的低地、地中海不同港口之间的这种贸易还有由英国商人经营的在印度不同港口之间的这种贸易，或许才是大不列颠真正运输业的重要部分。
国内贸易的范围还有可以投入国内贸易的资本的大小肯定受到国内所有的遥远地区的剩余产品价值的限制。与此同时国内各地区也有互相交换产品的要求。消费品的对外贸易可能投入的资本的大小，肯定受到全国剩余产品以及用它所能够购买的东西的价值的限制。运输业的范围还有可能投入的资本的大小，又肯定受到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剩余产品的价值的限制。所以，它的可能的范围和其他两种范围相比较在某种意义当中是无限的，并且也能吸收最大的资本。
对于私人利润的考虑是资本的所有者决定投资农业，制造业，或者某种批发、零售业的唯一的动机。在他的资本投入这种或者那种不同用途的时候，他的资本能够调动多少生产性劳动，能够给社会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增加多少，这一些事情他是向来没有考虑过的。所以，当农业在国家所有用途中最能够获利的时候，当耕作以及改良农业是走向辉煌财富最为直接的道路的时候，个人的资本当然就会投在这个对于社会最有利的用途上。但是，农业的利润在欧洲各个地区似乎要比其他的用途没有什么优势。确实，在欧洲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年来有一些规划家发表了非常多动听而辉煌的报告，报道耕种土地以及改良土地所带来的丰厚的利益。不必对于他们的计算做什么深刻的讨论，简单看来，我们就能够知道他们的计算的结果是错误的。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一生经营商业以及制造业就可获得非常大财富的人，并且他们的发家的时候常是开始只有很小一点儿资本，有的时候甚至是白手起家。与此同时，用这么一点儿资本从事农业投资而发大财的例子在本世纪整个欧洲或许一个都还没有。与此同时，在欧洲所有的大国当中，许多好地依然未被耕种，并且即便是耕种了的土地中大多数也远未改良到应有的程度。所以，几乎各地的农业都还可以吸纳比现在已经投入的大得多的资本。欧洲政策当中到底有一些什么条件使得在城镇经营商业要比在农村中经营商业获利更大，以至于使得人们都经常发现把他们的资本投入亚洲以及美洲这些最远的地区的运输业要比投入改良以及耕种家庭周边最肥沃的土地更加有利呢？在下面的两篇当中我将会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