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不列颠，经常有人请求对某一种产业的产品发给出口奖金，政府有时也给予这样的出口奖金。人们觉得，有了出口奖金，我国的商人和制造商在国外市场上出售货物就可以和竞争者一样价格低廉或者更低廉些。据说这样就能够让出口的数量比较大些，从而让贸易差额变得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更加有利。在外国，我们没办法给予我们的工人垄断权，就像我们在国内市场上所做的那样。我们没办法强迫外国人购买我国工人的货物，就像我们对自己的同胞所做的那样。从而，他们觉得，差一点的办法，就是付钱给外国人，让外国人购买。重商主义体系正是如此提议，用贸易差额的办法来让整个国家致富，将钱放在我们任何人的口袋中。
他们觉得，只应当对没有奖金就没有办法进行的那些贸易部门发给。可是，商人出售货物的价格可以补偿在生产和上市中所用的资本并带来普通利润的，任何一个贸易部门都是没有奖金就可以进行的。任何一个如此而来的部门显然和一切其他没有奖金也在进行的贸易部门处在同一水平上，从而没办法要求比它们多出一个奖金。只有商人不得不通过不足补偿他的资本还有普通利润的价格出售货物的那些贸易，或他只得通过少于将商品送入市场的实际成本卖出货物的那些贸易，才需要得到奖金。
奖金是为弥补这样的亏损而发给的，是为了鼓励他继续或开始从事这样一种贸易：它的每一笔交易都亏损在里面所用到的资本的一部分，它的性质是，假使其他的贸易都像它，不久就没有什么办法给国家留下任何资本。
应当指出的是，靠奖金进行的贸易是在两国之间可以长期经营下去然而老是亏本或通过低于上市成本的价格卖出货物的贸易。可是假使不用奖金去补偿商人在货物价格上的损失，他自己的利益不久就会迫使他去用此外的方式运用他的资本，或找到一种货物价格可以补偿他送货物上市使用的资本并带来普通利润的贸易。
奖金的效果，也就像重商主义体系一切其他办法的效果一样，只不过迫使一国贸易进入如此而来一种渠道，它不与贸易自行进入的渠道可以得到更多利益。
谷物贸易论文的睿智的消息灵通的作者十分清楚地表明，自从谷物出口奖金第一次建立通过以来，谷物出口价格(估价颇为适中)大大多于了谷物进口价格(估价十分高)，它超过的数额比在此期间支付的一切奖金数额大得多。他觉得，依照重商主义体系的正确原理，就清晰地证明，这样的强迫的谷物贸易对国家有利；出口的价值多于进口的价值，他的数目比国家为让谷物出口所作为一切特别开支要大得多。他没有思考到，这样的特别开支或奖金，只不过是社会为让谷物出口实际所作开支的一个非常小部分。农场主在谷物生产中用到的资本也应当计算在内。除非谷物在外国市场上卖出的价格不仅可以补偿奖金而且可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还有他的普通利润，否则社会就会损失这个差额，或者说国家资本减少了那么多。可是觉得一定要发给奖金的理由，正是如果价格不足够办到这一点。
据了解，自从奖金设置以来，谷物的平均价格已经大为下滑。我想要表明，自上世纪末以来，谷物平均价格开始稍有下滑，本世纪头64年中继续下滑。可是这个事件，假定它就像我相信的那样是真实的，必定是没有奖金也会发生的，不可能是因为奖金才产生的结果。它在法国也就像在英格兰那样发生，尽管在法国不仅没有奖金，而且直到1764年以前，谷物出口通常被禁止。从而，这样的谷物平均价格的渐渐下降，既不是因为这种规定，也不是因为那种规定，而是因为白银价值的渐渐的悄无声息的上升，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一编已经表明在本世纪中在欧洲的通常市场上已经发生。说奖金可以有助于降低谷物价格，那仿佛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
已经指出的是，在丰收年份，奖金造成极其不寻常的出口，必定让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维持在它自然会落到的水平以上。这就是奖金制度公开宣布的目的。在歉收年份尽管经常停止发给奖金，可是它在丰收年份造成的大量出口，必定经常阻碍用一年的多余去弥补另一年的不足。所以，无论在丰收年份还是在歉收年份，奖金必定让国内市场上谷物货币价格略为高出应有的水平。
在实际的耕作状态下奖金必定有这样的趋势，我觉得任何有理性的人是不可能有异议的。可是有很多人觉得，奖金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鼓励耕作：第一，奖金为农场主的谷物开辟更为广泛的外国市场，他们觉得这会增加对谷物的需求，从而增加谷物的生产；第二，保证他得到比在实际耕作状态下所可以预期的更好的价格，他们觉得这会鼓励耕作。他们如果得到这样的双重鼓励，在长时期内必定增加谷物的生产。
我的回答是，不管奖金可以让外国市场多么扩大，它在任何一个具体年份，必定是靠放弃国内市场来达成的，由于每一蒲式耳靠奖金来出口而没有奖金就不可能出口的谷物，会留在国内市场上来增加消费，同时降低谷物的价格。一定要指出，谷物奖金，还有每一种其他的出口奖金，会对人民征收两种税收：第一，为了支付奖金他们只得缴纳的税收；第二，因为国内市场上谷物价格上涨而产生的税收负担。因为所有人民都是谷物的购买者，所以所有人民一定要缴纳这样的税收。在这样的商品上，第二种税比第一种税要征收的更多。让我们这样假设，各个年份平均每夸特小麦出口奖金为5先令，让国内市场上每蒲式耳小麦价格比自然收成状况的实际价格只提高6便士，或每夸特提高4先令。
即便是依照这个十分适中的假设，人们除了要缴纳为支付每夸特出口小麦5先令奖金的税收之外，还需要缴纳自己所消费的每夸特小麦4先令的税收。可是，依照这位消息十分灵通的谷物贸易论文的作者的说法，出口谷物和国内消费谷物的比例是1：31。所以，他们第一种税就要支付5先令，第二种税就一定要支付 6镑4先令。
对于这样一种第一生活必需品支付如此沉重的税收，必定会减少贫苦人民的生活资料，或者说必定会稍微增加他们的货币工资，二者均和他们的生活资料货币价格的提高成比例。就他在前一场合所起的作用来说，它必定会降低贫苦人民的教育和抚养子女的能力，从而必定会限制国家人口的增长。就他在后一场合所起的作用来说，它必定会让雇佣的工人人数比应有的少，因此必定会限制国家产业的发展。所以，由奖金造成的谷物不寻常出口，不仅在第一年使国内市场和消费的缩小和国外市场和消费的扩大相等，而且，因为限制了国家的人口增长和产业发展，它的最终趋势是阻碍和限制国内市场的扩大，所以在长时期内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整个的谷物市场和消费。
他们觉得，这样的谷物货币价格的提高，因为让这样的商品对农场主可通过得到更多利益，必定会鼓励谷物的生产。我的回答是，假使奖金的效果是提高谷物的真实价格，或者说可以让农场主通过同样多谷物按附近地区普通维持其他劳动者的方式——无论为大方的、适中的或节俭的——维持更多的劳动者，情形有可能是那样。可是很明显，无论是奖金，还是任何其他的人为制度，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奖金影响的，不是谷物的真实价格，而是它的名义价格。尽管奖金制度所征收的税收对纳税人是沉重的负担，对于接受奖金的人来说却没有多大好处。
奖金的真正效果，与其说是提高谷物的真正价格，不如说是降低白银的真正价值；或让同样多白银交换到的谷物数量还有一切其他国产商品的数量都比较少，因为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一切其他国产商品的货币价格。
谷物的货币价格调节劳动的货币价格，后者一定要让劳动者可以购买足够数量的谷物，依照社会的进步、停滞或衰落状态强迫雇工所采用的维持工人的奢侈的、适中的或节俭的方式，去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人的生活。
谷物的货币价格也支配一切其他的土地天然产物的货币价格，后者在任何一个改良时期必定和谷物的货币价格保持相应的比例，尽管这样的比例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差别。例如，它支配牧草和干草、肉类、马、马的饲料、内陆运输还有全国大多数国内商业的货币价格。
因为支配一切其他的土地天然产物的货币价格，谷物的货币价格也调节差不多一切制成品的原料的货币价格。因为调节劳动的货币价格，它也调节制造工艺和技巧的货币价格。因为调节两者，它也就调节整个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还有作为劳动和土地产品的每一样东西的货币价格，必定随着谷物价格升降的比例而升降。
所以，尽管因为有了奖金，农场主可以将每蒲式耳谷物卖得4先令而不是3先令6便士，付给地主的地租也随着产物货币价格的上升成比例地增加，可是4先令可以购买的其他国产货物并不比以前多，农场主的情况和地主的情况均不可能因为这样的变化而有所改善。农场主没办法耕种得更好一些，地主没办法生活得更好一点。在购买外国商品方面，这样的谷物价格提高可能给他们带来一点小小的好处。在国产商品方面，却没办法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然而农场主的差不多一切支出、甚至地主的大多数支出，都是用在国产商品上。
白银价值的下跌是矿山富饶导致的结果，在商业世界大多数地区与此相同地或差不多是与此相同地起作用，它对任何特定国家的影响十分小。它所造成的一切货币价格的上升尽管没办法让接受者在实际上更富一点，却也没办法让他们在实际上更穷一点。一套银器变得实际上更贱一点，可是每一样其他东西的真正价值依然和从前相同。可是白银价值的下落假使是因为特殊情况或政治制度的影响然而仅限于一个国家，那就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它远远不可能让任何一个人真正更富，然而只会让任何一个人更穷。
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的上调是这个国家特有的现象，这会多多少少地阻碍在该国进行的每一种产业，让外国可以通过比该国自己的工人所索取的更小量的白银供应差不多一切的货物，也就是说，不仅在外国市场上、国内市场上是这样，甚至比自己国家工人的售价更低。
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一座大矿山，所有人的特殊处境，让它们成为向一切其他欧洲国家分配金银的人。所以，这些金属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自然也就应该比在欧洲其他地方价格较低。可是，差额不可能比运费和保险费数量更大；因为这些金属价值大而体积小，运费不多，保险费也和其他同等价值的货物一样。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它们的特殊处境而遭受的损失很小，假使它们的政治制度不让这样的不利加剧的话。
西班牙对金银出口课税，葡萄牙却禁止金银出口，让这样的出口承担了偷运的费用，让这些金属在其他国家的价格比在它们自己国内高出了这样的支出的一切数额。假使你对水流建筑堤坝，坝内水满了以后，多余的水就会从坝顶流出，好像根本没有堤坝一样。禁止出口没办法让西班牙和葡萄牙保存更多的金银，可以保存的只是它们所可以利用的为限，也就是说，它们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允许它们可以利用的，或是铸币，或是器皿，或作镀金还有其他金银装饰品。当它们得到这个数量以后，堤坝就灌满了，以后注入的一切水流必定会溢出。所以，每一年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出口的金银，依照一切的记录，大体上等于一切进口的金银。
尽管有了这些限制，可是，就像堤坝内的水必定比外面的水更深一样，这些限制使保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银数量，相比于它们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来说，必定会比其他国家的金银数量更多。堤坝越高才能越坚固，坝内坝外水深的差别也就越大。税收越高，保证禁令的惩罚越严重，执行监督法令的警察越警惕越严厉，金银和西班牙、葡萄牙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和其他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比例之差也就越大。所以据了解这样的差别非常大，以至于你经常会发现那里屋中的金银器皿极多，却看不到在别国觉得和这样的豪华相适宜或相配称的其他东西。
金银的低廉或其他一切商品的昂贵(二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两者是这样的金属必定大量的结果，妨碍了两国的农业和制造业，让外国可以通过比在两国之内生产或制造所花费的较少量的金银供应它们通过很多天然产物和差不多一切制造品。税收和禁令通过两种方式起作用。它们不仅让两国贵金属的价值降低很多，而且因为在国内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原本会流入他国的金银，让他国的金银价值比应有的略高，从而让这些国家在和两国通商时能够享有双倍的好处。
打开闸门，坝内的水迅速就会比大坝外少，不久就会让两者处于同一水平。一旦取消关税和禁令，两国的金银数量就会急剧减少，他国的金银数量就会稍有增加，金银对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比例在各国用不了多久就会处于同一水平或接近同一水平。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这样的金银输出所遭受的损失完完全全是名义上的和虚构的。它们的货物、它们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名义价值会下降，会用比以前较小量的白银去表示或代表，可是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还是和以前一样，会足够维持、调节和雇佣同一数量的劳动。因为它们货物的名义价值会下降，它们的剩下来的金银的真正价值就会上调，较小量的金银会达到以前利用较大量金银来达到的同一商业和流通目的。
送往国外的金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会带回同等价值的各种货物。这些货物也不可能全都只是奢侈消耗的东西，专供懒惰的人利用，他们只有消费，不生产什么东西作为回报。因为懒惰者的真正财富和收益不可能因金银的这样的特别输出而增加，他消费也不可能所以而大大增加。这些货物或许有一大多数、必然有一些部分是原料、工具和食物，用来雇佣和维持勤劳人民，他们会再生产出自己所消费的东西的一切价值，并带来利润。如此而来社会的一部分固定资财就会变成活资财，会比以前推动更大数量的劳动。两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会很快稍有增加，几年之内或许会大为增加，如此而来它们的产业就会从现在承受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
谷物输出奖金也必定完完全全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这样的荒谬政策一样起作用。不管实际的耕作状态如何，它会让我们的谷物在国内市场上比在实际耕作状态下原本的价格稍微贵些，然而在外国市场上那么稍微便宜些；因为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或多或少调节一切其他商品的平均货币价格，所以它让白银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大为降低，在国外市场上的价值稍有提高。它使得外国人特别是荷兰人不仅可以比在无奖金的情况下更为低廉地食用我们的谷物，而且有时甚至可以比我们自己的人民在同一情况下可以更为低廉地食用我们的谷物，这是一位卓越的权威，马修·德克尔爵士告诉我们的。它阻止我们自己的工人在无奖金时那样去通过小量的白银供应自己的货物，却让荷兰人可以通过较小量的白银供应他们的货物。它使得我们的制造品在每个市场上都比在无奖金时略微贵一点，使得他们的制造品比在无奖金时稍微便宜一点，从而让他们的产业得到双倍于我们产业的好处。
奖金在国内市场上提高我们的谷物的名义价格而不是提高它的真正价格，不是增加了定量谷物所可以维持和雇佣的劳动数量然而只不过增加了它所可以交换的白银的数量，所以它阻抑我们的制造业，然而又没办法给我们的农场主或乡绅带来任何重大好处。诚然，它在两者的口袋中放进了稍为多一点的钱，或许难以说服他们大多数的人，让之相信这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重大好处。可是假使这样的钱的价值下滑，它的数目尽管增加，它所可以购买的劳动、食物和国产商品的数量却相应地减少，那么这样的好处就只不过名义上的和虚构的。 或许只不过对整个国家中的一部分人，奖金曾经可能是有重大好处的。这就是谷物商，也就是谷物的输出者和输入者。
在丰收年份，奖金必定让谷物出口比没有奖金时大，因为阻止一年的富余去弥补另一年的短缺，它在歉收年份让谷物进口多于必要的数量。它增加了谷物商人在两种不同年份中的营业；在歉收年份，它不仅让谷物商人的进口数量更大一点，而且售价更高一点，假使丰收年份没有或多或少地被阻止去弥补歉收年份，情形就不可能是如此而来。正是在这样的人身上，我看到了要求继续并更新奖金的热情。
乡绅在安排对外国谷物进口的高关税(这在普通丰收年份等于禁止进口)时，在安排奖金时，仿佛是在模仿我们的制造商的行为。通过前一种制度，他们保证自己享有对国内市场的垄断权；用后一种制度，他们想要防止国内市场上自己的货物存量过量。他们想要通过这两种办法来提高谷物的真正价值，就像制造商用与此相同的办法提高了很多种制造品的真正价值那样。
他们或许不曾注意到自然赋予谷物的和差不多一切其他货物之间的本质差异。当你用垄断自己国家市场或发给出口奖金的办法，让我们的麻织造商可以通过比原本能够得到的价格较好的价格卖出货物时，你不仅使这些货物的名义价格提高了，而且也提高了它们的真正价格。你让这些货物的价格等于较大数量的劳动和生活资料，你不仅增加了货物名义利润，而且也增加了真正利润。也就是说，这些制造商的真正财富和收益，你让他们自己生活得更好一点，或在这些特定的制造业中雇佣更大数量的劳动。你真正的作用是鼓励了这些制造业，引导了比自行进入的数量更多的国家劳动进入这些制造业。可是当你用与此相同的办法提高谷物的名义价格或者是货币价格时，你并没有提高它的真正价值。你没有增加我们对农场主或者是乡绅的真正财富、真正收益。你没有鼓励谷物增加产量，因为你没有让他们可以维持和雇佣更多的劳动者去生产谷物。
依照事物的性质，谷物有它的真正的价值，只改变它的货币价格是没办法改变真正价值的。出口奖金和国内市场垄断都没办法提高这样的价值。最自由的竞争也没办法降低它。从整个世界范围来说，这样的价值等于它所可以维持的劳动数量；就某个地方来说，它可以等于在该地用普通维持劳动的慷慨的、适中的或节约的方式所可以维持的劳动数量。呢绒或麻布不是最终在衡量和决定一切其他商品的真正价值中起调节作用的商品，谷物却是。
每一种其他商品的真正价值，最终都按照它的平均货币价格和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的比例来比较和决定。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有时在一个世纪和另一个世纪不同，然而它的真正价值不随这样的变化而改变。然而白银的真正价值随着这样的变化而改变。
鼓励任何国产商品出口的奖金，第一，都能够用对重商主义体系一切不同办法的反对理由去反对，也就是说，强迫国家的某些部分劳动进入不与它自行进入的渠道有利的渠道；第二，还有一个反对理由，也就是说，它不仅强迫这部分劳动进入不那么有利的渠道，而且在实际上强迫它进入不利的渠道，没有奖金就没有办法进行的行业必定是一种亏损的行业。谷物出口奖金就能够用这样的理由去进一步反对，它丝毫没办法促进谷物的生产，奖金的用意却在鼓励这样的生产。所以，当我们的乡绅要求安排这样的奖金时，他们并不完完全全理解自己的利益，然而商人和制造商的行为那么普通是由对自己利益的完完全全理解所引导的。乡绅们让国家收益负担一笔十分大的开支，向一切人民征收了一种十分沉重的税收，可是他们自己的商品的真正价值却没有任何显著的增加；而且因为稍微降低了白银的真正价值，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阻抑了国家的通常产业，不是促进了他们自己土地的改良，而是或多或少阻碍了这样的改良，因为土地改良必定是依存于国家的通常产业的。
如果人们能够，为了鼓励任何商品的生产，生产奖金会比出口奖金起更直接的作用。除此之外，它只对人民征收一种税收，也就是说，为支付奖金所一定要缴纳的税收。它不可能提高反而只会降低国内市场上商品的价格；然而它不可能向人民征收第二种税收，反而可能是补偿人民缴纳的第一种税收，至少可以是它的一部分。然而生产奖金很少发放。
重商主义体系设立的偏见，教导我们相信，国民财富更直接的方式是由出口产生而不是由生产引起的。所以更加重视出口，觉得出口是把货币带进国内的比较直接的手段。还听说，依照经验，生产奖金比起出口奖金来，更容易弄虚作假。我不明白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然而出口奖金被滥用于很多虚假的目的，却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商人和制造商是这一切办法的伟大发明家，生产奖金是不合乎他们的利益的，因为它有时会让他们的货物在国内市场上大量存积。然而出口奖金能够让他们将多余的货物送往国外，保证留在国内市场上的货物的价格，有效地防止大量存货。所以，在重商主义体系的一切办法中，他们喜欢的就是这个办法。我明白有一点工程的经营者，他们私下里同意，自己掏腰包设立奖金，奖励他们所经营的货物的必定部分出口。这样的办法十分成功，尽管产量确实增加很大，然而国内市场上他们的货物的价格却提高了一倍以上。谷物奖金假使真正降低了谷物的货币价格，那它的作用必定是大不相同。
然而，在某些特殊场合，已经发给了类似生产奖金的东西。向白鲱渔业和鲸渔业所发的渔船吨位奖金，或许能够看做具有这样的性质。据了解，这样的奖金直接让这些货物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比没有奖金时低廉。一定要承认，在其他方面，这样的奖金的效果和出口奖金相同。
因为有了吨位奖金，国内的一部分资本被用来把货物送往市场，然而它的价格没办法补偿成本还有资本的普通利润。尽管对这些渔业的船舶吨位奖金没办法增加国家的富裕，却因为增加了海员和船只，或许能够有助于国防。也许能够说，比起就像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陆军那样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海军(假使我能够这样说的话)来，有时能够利用奖金，用较小的支出来达到国防的目的。
尽管有这些有利的说法，然而通过以下的思考让我相信，至少在给予这样的奖金之一时，立法机关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欺骗。
第一，鲱渔业大渔船的奖金有些过大。从1771年冬季开始捕鱼，到1781年冬季结束捕鱼，鲱渔业大渔船的吨位奖金每吨30先令。在这11年中苏格兰鲱渔业捕鱼产量共计378347桶。捕获后也就是说，在海上腌制的鲱鱼称为海条。为了让之成为所谓的商业鲱鱼，一定要额外用盐将它重新包装；在这样的场合，依照计算，3桶海条大多数时候再包装为两桶商业鲱鱼。所以，依照这样的计算，在这11年中捕获的商业鲱鱼，只有252231桶。在这11年中，所发给他们的吨位奖金共计155463镑11先令，或者说每桶海条的奖金是8先令2便士，每桶商业鲱鱼的奖金是12先令3便士。
腌制这些鲱鱼用到的盐有时候是苏格兰的盐，有时候是外国的盐，两者在发给腌鱼人时均免征一切货物税。现时对苏格兰的盐征收的货物税为每蒲式耳1先令6便士，对外国的盐征收10先令。一桶鲱鱼被要求用外国盐大概1蒲式耳。平均要用苏格兰盐2蒲式耳。假使鲱鱼用来出口，不付这样的税；假使作为国内消费，无论是用苏格兰盐或外国盐腌制，每桶只付1先令。这是对每蒲式耳盐征收的过去的苏格兰税，据最保守估计，腌制一桶鲱鱼需要用1蒲式耳盐。
在苏格兰这样的国家，外国盐除了用来腌鱼之外，很少作其他用途。然而从1771年4月5日开始到1782年4月5日，进口外国盐共 936974蒲式耳，每蒲式耳大概重量是84磅；从工厂中发给腌鱼人的苏格兰盐是168226蒲式耳1~2_k，每蒲式耳只有56磅。很显然，用在渔业方面的，主要是外国盐。除此之外，每桶出口的鲱鱼还有2先令8便士奖金，2／31~2_k由大渔船捕获的鲱鱼全部用来出口。
把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你就不难发现，在这11年中，由大渔船捕获的每桶鲱鱼，用苏格兰盐腌制的，出口时要花费掉政府17先令 11便士，供国内消费的要花费掉政府14先令3号便士；而用外国盐腌制的，出口时要花费掉政府1镑7先令5号便士，供给国内消费的1镑3先令9便士。上等商业鲱鱼的价格为每桶17和18先令到24和25先令，平均大概为1基尼。
第二，发放给白鲱渔业的奖金是渔船吨位奖金，与渔船的载重量成比例，而不是和渔船在捕鱼中的勤劳与懒惰或成败成比例；我恐怕，最普遍的情况是，渔船出海的唯一目的并不是捕鱼，而是捞取奖金。1759年，当奖金是每吨50先令时，苏格兰整个的大渔船渔业只捕获了4桶海条。那一年每桶海条单是奖金就要花费掉了政府113镑15先令，每桶商业鲱鱼要花费掉了政府159镑7先令 6便士。
第三，白鲱渔业中那种发给吨位奖金的捕鱼方式(使用载重 20至80吨的大渔船或双桅渔船)，是很不适宜苏格兰的实际情况的，它只适宜荷兰的情况，这样的方式仿佛是从荷兰学来的。荷兰距离鲱鱼主要游息的大海很远，因而只可通过大渔船捕鱼，大渔船能够装载充分的水和食物，以便供远海航行之用。然而赫布里底群岛或西部群岛，设得兰群岛，还有苏格兰的北部和西北部的海岸，都是从事捕捞鲱鱼的主要地区，到处都被海湾隔断，伸入陆地很远，俗话叫做海闸。在鲱鱼游入这些海域的季节，它们主要是游向这些海闸地带；鲱鱼，我听说还有其他各种鱼类游入这样的海闸的时期很不固定。可见，小船捕鱼仿佛是最适宜苏格兰的特殊情况的渔业方式。
渔夫一旦捕得鲱鱼就可以马上送往岸上，进行腌制或食用。然而，给予大船渔业每吨30先令的重大奖励，必定是对小船渔业的阻碍；小船渔业没有这样的奖金，没办法按照大船渔业的条件把腌鱼送往市场。所以，在设立大船奖金以前，十分可观的小船渔业，据了解，雇佣的水手数量并不少于现在大船渔业所雇佣的水手，现在却差不多完完全全衰落了。我一定要承认，若于这样的现今已毁灭和放弃的渔业的旧规模，我没有办法准确叙述。因为对小船渔业的装备不发奖金，所以海关或盐税官员对它均无记载。
第四，在苏格兰很多地区，在一年中的某些季节里，鲱鱼是很多普通居民食物的主要部分。用意在让国内市场上鲱鱼价格降低的奖金，对于救济我国很多处境并不富裕的同胞可以做出重大的贡献。然而鲱鱼大船奖金却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它摧毁了小船渔业，额外的每桶2先令8便士的出口奖金，又让大船渔业产品的大多数，也就是2／3以上送往国外。在大约三十至四十年以前，还没有设立大船奖金的时候，我听说通常白鲱鱼的价格是每桶 16先令。
10至15年以前，当小船渔业尚未被完完全全毁灭的时候，据了解价格为每桶17至20先令。在最近的五年中，平均每桶鲱鱼的价格已达25先令。然而，这样的高价可能是因为苏格兰海岸鲱鱼的稀少。我还一定要指出的是，装鲱鱼的桶大多数时候是同鲱鱼一道售出的，它价格也包括在上面所说的各种价格在内，自从美洲战争开始以来，桶的价格大概比从前高出一倍，也就是说，从大概3先令涨至大概6先令。我也一定要指出，我所收到的关于以前价格的记录，绝不是非常统一和一致的；一位非常精明和有经验的老人告诉我，五十多年以前，一桶上等商业鲱鱼的普通价格是1基尼；我想，这在现今仍然能够被看做是平均价格。然而，我觉得一切的记录均一致表明，国内市场上鲱鱼的价格并没有因为大船奖金而降低。
当渔业经营者在得到这样的丰厚奖金后继续就像从前习惯所做的那样通过同一价格甚至较高价格卖出他商品时，人们会预期他们的利润可能很高，有些个别的人情况也很可能是如此而来。然而，我有一切理由相信，通常说来，他们并非如此。这样的奖金的大多数时候效果是，鼓励草率的经营者去冒险从事一种他们并不十分了解的营业，他们因为自己的疏忽和无知所遭受的损失，远远多于从政府的极端慷慨所得到的一切。
1750年，依照为鼓励白鲱渔业第一次给予每吨30先令奖金的同一法律(乔治二世第 23年24号)，有人设立了一家股份公司，资本为50万镑，认股人 (在一切其他鼓励——也就是说，刚才提到吨位奖金、每桶2先令8便士的出口奖金、所用不列颠盐和外国盐免税——之外)，在14年内，就他认购和缴纳的每100镑股本每一年有权得到3镑，由海关总督每半年支付一半。这家大公司的总裁和董事们应该住在伦敦，除此以外，还宣布在王国一切其他港口设立渔业公司是合法的，然而每家公司认购的股本不得少于1万镑，自主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给予大公司的年金和一切各种奖励，与此相同也给予这些小公司行业。大公司的认股不久就已经满额，在王国的各个港口设立了好几家小渔业公司。尽管有一切奖励，差不多所有这些公司，无论大小，损失了大多数资本；现在它们任何一家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白鲱渔业一切或者差不多一切均由私人企业家经营。
诚然，假使任何一种制造品都是保卫社会所必需的，完全依靠我们的邻国来供应可能是不明智的；假使这样的制造业没有奖励，也就是说，没办法在国内自行建立，那么用一切其他产业部门课税去支持它，也不一定是不合理的。对于不列颠制造帆布和不列颠制造火药发给出口奖金，或许能够依照这个原则为之辩护。
然而，利用人民大众的产业课税去支持少数种类的制造商的产业显然就很难说是合理的，在极度繁荣的奢侈状态下，公众享有较大的收益而又不知如何利用，为发给自己喜欢的制造业一点奖金，也就像作出任何其他无益的开支一样，可能是很自然的。在公共支出中也就像在私人支出中一样，大财富或许经常能够作为大蠢事的辩解。然而处在通常困难和紧迫的时候仍然继续从事这样的浪费，那必然就是异乎寻常的荒谬了。
所谓奖金有时只不过是退税，因而没办法用反对真正奖金的理由去加以反对。举例来说，对出口糖的奖金，只不过是用来退还对作为原料的赤砂糖和黑砂糖的进口关税，对于出口丝制品的奖金，只不过是退还对进口生丝和捻丝征收的关税。对于出口火药的奖金，只不过是退还进口硫磺和硝石征收的关税。用海关的语言来说，对于出口货物如果和进口时保持同一形态时给予的津贴才可以称为退税。当因为制造而改变了形态以至有新的名称时，发给的津贴就称为奖金。
国家对于在自己的行业中有过出色成就的技术人员和制造商发给的奖励金，不可能遭到相同对奖金的反对。通过鼓励某种特殊的熟练和技巧，这些奖励金的作用只在维持在这些行业中实际雇佣的工人的竞争心，不可能大到让国家资本有比没有奖金时更大的份额转入之中任何一种行业。奖励金的趋势并不是用来推翻各种行业之间的自然平衡，而只在于让每种行业中所做的工作尽可能地完善和完完全全。除此之外，这类奖励金的支出很小，然而奖金的支出却非常大。单是谷物奖金一项，一年就耗费国家30万镑以上。
奖金有时也被称为奖励金，就像退税有时也称为奖金一样。然而我们在一切的场合都一定要注意事物的本质，而不去思考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