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种职业中，从事该种职业的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总是和他们要求工作的程度成正比。对于职业的报酬是他们所倚赖的财富的唯一来源，甚至是他们日常收益生活费的唯一来源的人来说，工作要求的努力程度也最大。为了能够获取这个财富，或者说为了得到这个生活费用，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一定要完成具有公认价值的必定量的工作：在自由竞争的地方，竞争的对手都是竭尽全力要把对方从工作岗位上挤出去，这样也就强迫任何一个人明确地努力进行工作。
在某一些特殊的职业部门里，只有通过成功才可以达到的伟大的目的毫无疑问有的时候可以激起少数具有不同寻常的精神和抱负的人的奋发。然而，为了激发最大的努力，明显而且不一定需要什么伟大的目的。竞争就可让人达到卓越，甚至在一些寻常的职业里也可产生雄心勃勃的目的，而且，还经常可爆发出最大的努力。相反，单纯一个没有受到奋发的支撑的伟大目的是非常难激发任何极其大的努力的。在英格兰，在法律界的成功能够让人产生某些非常大的野心，然而哪怕是出身富家的子弟在英格兰可以在法律界出名的又有几个？
对中小学校和大学的捐款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师对勤奋的必要性，由于他们的生活费来源于一个和他们职业上的成功和名誉全然无关的基金。
在有些大学里，薪金只构成而且大多数时候还只构成教师报酬的一小部分。教师报酬的大多数来自学生所交纳的学费或酬金。勤奋的必要性尽管多少减少了一点，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并没有完完全全消失。职业上的名誉对于他来说仍然有些重要，他仍然有些依靠聆听他的教诲的人的钟爱，感激和称赞，然而他要得到这些称赞的评语，只有靠赢得它们，也就是说，凭他在完成他的每一项职责时所表现出的力量和勤奋。
在有些大学里，教师是禁止接受学生的学费或酬金的。教师的报酬构成了他从学校所可以获取的一切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的利益被置于和他的职责完完全全对立的地位。每个人的利益是生活得尽可能地悠闲，假如不管完成或不完成某种极端艰辛的职责，他的报酬全然一样，那么必然他的利益，至少被歪曲了的利益，就是全然对职责漠不关心。假如他的上级不允许他这样来做的话，那么他就会在他上级允许的范围内把工作完成得尽可能地草率和马虎。假如他天生爱动和热爱劳动，那么他的利益也是把他的气力用在他可以得到某些好处的地方，而不是用在他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工作上。
假如他所应服从的上级是在他自己所在的一个法人团体里，学院或大学内，并且在那个法人团体内其他大多数的成员也就像他一样，都是或应该是教师，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联合起来互相宽容，不仅这样，每个人都同意他的同事对自己的职责漠不关心，假如他自己也被许可对自己的工作漠不关心的话。在牛津大学里，大多数的知名教授许多年来都完完全全不通过教书自居。
假如他所应服从的那个权力并不在他自己所属的那个法人团体，而属于外部的某一法人团体；比方说，属于主教管区的主教、州长或者某一阁员，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常可能就会禁止他对自己的工作疏忽大意。然而，一切这些上级所可以强迫他做的只不过给他的学生上几小时的征收，也就是说在一周或一年里不止一次征收。至于这些征收讲得怎样，仍然还需取决于教师的勤奋；然而这个勤奋非常可能也还是要和他努力的动机成比例。除此之外，这样的外来的管辖权非常可能是无知和任性的。就他的性质来说，是专横和随意的。行使这个权利的人本人既没有听教师的征收，可能还不懂教师所讲授的那门学科。他们非常少有能力作出正确的判断。
出于对职务的傲慢，他们常常对教师的教学情况漠不关心。不仅这样，非常容易让他们任性地、没有任何理由地谴责或开除教师。屈从于这样的管辖权的人必定要降低自己的人格，让他不是成为最受到尊敬的教师之一，而是成为社会上最卑贱和最受到人蔑视的人之一。因为只有借助有权势的人的保护，他才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避免随时可能受到的粗暴待遇，然而他最可能得到这样的保护的途径，又不是他的专业力量和在职业上所表现的勤奋，而是他对上级意志的顺从，而是他随时准备放弃他所在的法人团体的权利、利益和荣誉。凡是和一个法国大学的行政当局有过一段时期接触的人，必定有机会感受到这样的外界专横管辖必定产生的后果。
不论怎样，假如学生进入某一大学或学院是被强迫的，完完全全没有思考该校教师的学术成就或名望，就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教师对学术成就或名望的要求。
不论学校教师的学术成就或是名望如何，假如学生只要在某些大学里上几年学就能够得到法学、艺术、物理学，和神学毕业生的特权，那就必定会让一定数额的学生投奔那些大学。毕业生的特权也是一种学徒制度，就像别的学徒制度有助于技艺和制造业的改良一样，它也有助于教育的改良。
奖学金、补助金等的慈善基金必定会让一部分学生全然不顾某些学院教师的学术成就或名望而喜爱那些学院。假如得到这些慈善基金的学生能够选择他们最喜欢的院校，这样的自由可能会有助于激发不同院校间的竞争。相反，假如有一个章程不允许每个学院的独立成员，在没有首先经过申请而且得到他所想离开的学院的许可前不得自动离校，这个章程就会大大地扼杀那个竞争。
假如每个学院里讲授一切文学和科学的导师或教师不是学生自愿选择的，而是由院长指定的；假如在遇到教师失职，无能力或具有不良习惯时，学生在没有首先申请而且得到许可之前不许更换教师，那么这样的章程就将不仅大大扼杀同一学院不同教师间的竞争，而且，还会大大减少教师的勤奋和他们对各自学生的关怀。这样而来的教师即便学生支付的酬金非常高，他们也可能并不关心学生，就好像学生一点也没有给他支付酬金，或者他除了薪金再没有别的报酬一样。
假如这个教师恰巧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当他在向他的学生讲授时，意识到讲的是一点废话或者是和废话相差无几的东西，他必定会感到不自在。当他见到他的大多数学生离开讲堂而去，或者对他的讲授表现出非常漫不经心、蔑视还有嘲笑，他必定也感到不愉快。假如他是被迫去讲授不止一次，然而没有什么别的利益，单纯是为了不发生那种不愉快，他也会忍受到一点痛苦，努力讲好那几节征收。
当然，他也可能采取一点应付的方法。然而，他们那么把有效地让一切激励奋发的刀刃变钝。那就是教师不努力向学生讲解他应向学生们讲授的科学，却向学生朗读某本有关该学科的书籍，假如那本书是用呆板的外语写的，他就可以把它翻译成学生的语言。或者为了更省事，他要学生们自己翻译给他听，自己只不时地做一些指正，然而自己欺骗自己说是在讲征收。
他只要有最起码的一点知识和只费一点点力气就能够这样来做了，而不可能让自己受到到轻蔑，嘲笑和说出一点愚蠢、荒谬或可笑的东西。同时，学院的纪律可能让他可以强迫他一切的学生按时去听他的这样的讲授，而且在整个征收堂教学中保持着最良好的秩序和有礼貌的态度。
高等院校的纪律总体上来说不是为了学生的利益来制订的，更恰当地说，是为了教师的利益和教师的方便来制订的。它的目的是在一切情况下维护教师的权威，不管他对工作是疏忽大意还是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都是要求学生对教师要像教师是通过最大的勤奋和才能在履行他的职责一样。这好像都是认定了一方具有完美的智慧和德行，一方那么具有最大的弱点和愚蠢。
然而，我相信当教师真真正正履行了他们自己的职责时，大多数学生是不可能对他们的讲授不予任何理睬的。大家都知道，真正值得用心去听的讲授，是没有必要用纪律来强迫学生出席的。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儿童或者非常年幼的孩子，为了强迫他们去上征收，接受到一些早期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定的强制。然而对于十二三岁以上的学生，假如教师尽忠职守的话，可能就不需要进行任何强制教育了。大多数的青年人都是非常宽大的，只要教师真心实意地想帮助他们，他们是不可能轻视或蔑视教师的教诲的。他们大多数时候都会对教师在履行职责中的非常多错误给予原谅，有的时候甚至向公众隐瞒他们的巨大疏忽。
值得注意的是，公立学校所不承担的那部分教育大多数时候都教得非常好。当一个年轻人进入一个击剑学校或舞蹈学校学习时，尽管他并不是真心要想学好击剑或跳舞，然而他却非常少缺席。然而骑术学校的效果就大多数时候没有这么明显。骑术学校的费用非常高，以至于在大多数的地方它都是公立的。文化教育的三大基础部分：读、写、算，人们现在仍然多是在私立学校得到而不是在公立学校得到的，而且，也非常少出现一个人没有学到他所一定要得到的这些基础知识的现象。
在英格兰，公立的中小学校远比不上大学那么腐败。中小学校向年轻人传授，或者至少可能向年轻人讲授希腊文和拉丁文。也就是说，年轻人在那里能够学到一切教师声明要讲授的功征收，或者指望他们所讲授的功征收。然而在大学里，青年人既没有学到大学所应该教导他们的科学，也时常找不到能够学习这些科学的恰当手段。教师的报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所依赖，在有些情况下完完全全是依赖他们的学生的学费或酬金。学校没有特殊的特权，为了得到毕业文凭，一个人不需要持有在公立学校读过必定年限的证明。假如在考试时他能够理解他在学校所学的东西，这时并不追问他是在什么地方学的。
大多数时候在大学里所传授的那部分教育，可能能够说都教得不非常好。然而假如没有这些大学，那他们就会完全接受不到那些教育，那么不管个人和社会都将会因为缺乏这些重要部分的教育而蒙受到非常大的损失。
现在欧洲的大学原本大多数都是教会团体为培养教士而设立的。它们是通过教皇的权威建立的，所以完完全全在他的直接保护之下，因而一切成员，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当时一切都享有教士的特权，也就是说他们完全不受到个别大学所在地的民事司法权的管辖，他们只服从教会的法制。大多数学校里所教的征收程也完完全全服从于他们机构的目的，也就是说，神学或某些和神学相关的预备课程。
当基督教通过法律确立为国教以后，被乱用了的拉丁语成为欧洲西部一切国家的共同语言。因此教堂里朗读的《圣经》的译文用的全部都是那种被乱用了的拉丁文，也就是说，用教堂所在国的共同语言。在野蛮民族推翻罗马帝国入侵以后，拉丁文渐渐地在欧洲各地停止利用。在最开始引进而且让这些形式和仪式成为合理的环境不再存在的非常长一段时间后，因为人民的崇敬，那些宗教形式和礼仪很容易地保存了下来。所以，尽管拉丁文已没法为大多数人民所理解，然而宗教的仪式却仍然用拉丁文进行。因此在欧洲使用着两种不同的语言，他的方式有如古埃及一样，一种是传教士用的语言，一种是人民用的语言，一个是神圣的语言，一个是世俗的语言，一个是学者的语言，一个是非学者的语言。然而传教士就一定要懂得一点他们行使职务时所利用的那种神圣的和学者的语言。因此学习拉丁文从一开始就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课程。
然而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却不是这样。教会准确无误地用命令宣布拉丁文译文的《圣经》，也就是大多数时候称作的拉丁文《圣经》，与此相同都是神灵所口述的，所以它和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原文具有同等的权威，因此通晓这两种语言就不是教士们的必备条件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以来学习这两种语言也就不是大学教育所必修的共同课程了。我能够肯定地说，西班牙的一部分大学从来就没有把希腊文当做共同课程的一个部分。
最开始的宗教改革者们发现《新约全书》的希腊言语本，甚至《旧约》全书的希伯来文本，都比拉丁文本《圣经》对他们的观点可以得到更多利益。非常容易地能够猜想得出，拉丁文本《圣经》已渐渐地被适应于用来支持天主教的教义。所以他们竭力披露译文中的许多错误，因此罗马天主教的僧侣就一定要出来捍卫和解释。然而要做好这件事，就一定要懂得原文的语言，因此拥护改革教义的人和反对改革教义的人都渐渐地把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引入了大多数大学的课堂。
希腊文和古典学问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有联系，尽管在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天主教徒和意大利人研究它，然而当它成为时髦，又恰好是改革的教义站住了脚跟的时候，大多数的大学在讲授哲学之前都是要先开设希腊文，这时也正好是学生学会一点拉丁文的时候。希伯来文和古典学问没有什么联系，除《圣经》外，没有任何一本有价值的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它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学习了哲学后才开始开设，也就是当学生进入神学学习阶段时才开设。
在大学里，原本只讲授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最基本的知识，不仅这样，有些大学里现在仍然是这样做的，那么有些大学指望学生先至少要学习一种或两种这样的语言的基本知识，然而对它们的进一步的研究现已构成各地大学教育中的极其大的一个部分。
古希腊哲学分成三大分支：物理学，或称很容易哲学；伦理学，或称道德哲学还有逻辑学。这个总是的划分看上去完完全全符合事物的本质。
自然界的有一些大的现象，比如天体的演变，日食月食、慧星、雷，闪电还有其他不寻常的大气现象，生殖、生命、成长、植物和动物的死亡，这些现象必定会引起人们的惊异，所以它们很容易就会唤起人们的好奇心去探讨它的原因。迷信首先想要来满足这个好奇心，它把一切这些奇异的现象归结于神的直接的力量。随后哲学竭力想要解释它们，哲学用比上帝的力量更为常见、更为人类容易了解的原因来解释它们。因为这些大的现象是人类好奇的第一对象，所以试图解释它们的科学很容易就是哲学的第一个分支。所以历史上记载过的最早的哲学家仿佛都是自然哲学家。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年代和任何一个国家，人们必定要互相关注双方的性格、意图和行为，同时要确立非常多规范性的而且为大家所公认的规则和准则来指导人们的生活。一旦有了文字，睿智的人，或者自觉得睿智的人，很容易就会竭力扩充那些受到人尊敬的确立了的准则，通过表达他们对什么是恰当的行为，什么是不恰当的行为的看法，他们有的时候采用比较艺术的寓言形式，如我们所称道的《伊索寓言》，有的时候采用比较简单的格言形式。采用这样的形式的著作有《所罗门金言》、西奥尼斯还有弗西里迪斯的诗，还有希西奥德的部分著作。
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他们可能还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扩大那些有关谨慎和道德的规则的数量，丝毫没有打算用任何一种明确的或有条理的方式把它们整理出来，更没有打算用一个比较通用的准则把它们连贯起来，然后依照那个准则就能够把它们推断出来，就好像从它们的自然原因推断出结果一样。把不同的观察通过几个共同的准则连接起来，再通过系统的整理所表现出来的美，第一次出现在古代有关哲学体系的一部分直率的短文中。随后在有关道德的一部分短文中也做了某种类似的尝试。有关共同生活的规则却是通过某种有条理的顺序整理的，不仅这样，通过一点共同的准则把一切联系了起来，他的方式就同他们以前把自然界的现象整理和联系起来时一模一样。研究和解释这些有联系的准则的科学就是道德哲学。
不同的作者对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体系。然而他们通过支持这些不同体系的辩论却时常不是论证，顶多也就是一点非常小的可能性，有的时候还只是一点诡辩。它们没有任何依据，只不过是一些不确切和模棱两可的语言。古往今来，人们采用的思辨体系都是为了一点非常琐屑的理由，为了一点非常小的金钱上的利益，它们对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的判断都没法起决定性的作用。纯粹的诡辩对于人类的看法，除了有关哲学和思辨的事情之外，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影响。然而在哲学和思辨方面它却经常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各个体系的拥护者很容易就竭力指出和自己体系相对立的议论中的弱点。在仔细研究这些辩论时，他们必定就会去思考可能和论证间的差异，幻想和结论间的差异，然而逻辑学，或者说有关好坏的推理的寻常规则的科学必定就在这类细致的观察中产生了。尽管它的产生晚于物理学和伦理学，这门科学一经产生就在大多数古代哲学学校里都开设了，不仅这样，先于物理学和伦理学，看上去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也就是说，在进入对这些这样重要的课程推理之前，首先应该深入理会对好坏的推理间的差异。
古代哲学划分成的三个部分在欧洲的大多数大学里后来又划分成了五个部分。
在古代哲学里，有关人的精神和神学性质的教学是物理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东西，不管你觉得它们的实质是由什么构成的，它们都是宇宙这个伟大的体系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能够产生非常多举足轻重影响的部分。不管人类推理有关这两部分可以作出的结论或推论如何，无疑它们是试图解释宇宙这个伟大体系的本原和演变的科学中的非常重要的两章。
然而在欧洲把哲学只当作对神学的一种辅助课程然而开设的大学里，这两章很容易比科学的其他任何章节要讲授得更为详细。因此它们渐渐地越来越大，又分成非常多小的章节，直至最终人们非常难认识的精神学说在哲学体系中占据了和人们能够认识的天体学说同样大的位置。因此有关这两个对象的学说被视为截不同的两门科学。因此所谓的形然而上学或精神学被安排在和物理学对立的位置上，而且不仅被看做是一门比较崇高的科学，而且对于某种特定的职业来说还是这两门科学中比较有用的一门科学。试验和观察的专门学科、通过细心地关注可能作出非常多有用的发明的学科反而差不多完完全全被忽视。相反，除了几个极其简单和差不多非常明显的真理外，最细心的关注也只可以发现一点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东西，结果只可以产生可捉摸的诡辩的学科而且是大大地被培植了起来。
在这两门学科被置于互相对立以后，它们之间的比较又产生了第三种学科，也就是说，所谓的本体论，也就是对两门学科中的一点共同的性质和属性进行研究的科学。然而，假如说是不可捉摸和诡辩构成了学校讲授的形而上学或精神学的绝大多数内容，那么它们就构成了本体论这门学科的整个蛛网，本体论有的时候也与此同样叫做形而上学。
人的幸福和圆满到底是什么？当然这里所要思考的人不单单是一个单个的个体，而是作为家庭、国家和人类这个大社会的一个成员的人，是古代道德哲学所致力于探讨的对象。在那个哲学范畴里，人生的职责是作为从属于人生的幸福和圆满这个主题来进行研究的。然而当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都是作为从属于神学的课程来讲授时，人生的职责就主要是作为从属于来世的幸福来探讨了。在古代哲学当中，道德的完善对于具有这样的道德的人来说当然表示着今生能够得到最完美的幸福。在现代哲学中，道德的完善大多数时候被认作或差不多总是被认作是和今生的任何幸福不相调和的东西。天国是只有通过修行和禁欲，通过僧侣的苦行和谦卑才可以到达，然而没法通过人的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的精神行为到达的。在大多数的场合，诡辩术和苦行的道德组成了学校中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哲学一切不同分支中举足轻重的东西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变成了最被歪曲了的东西。
因此，在欧洲绝大多数大学里哲学教育的共同课就是这个样子。首先开设的是逻辑学，接着第二门开设本休学，包括有关人的灵魂和神的性质的理论的精神学是第三门，随后第四门是被歪曲了的道德哲学体系。它被叫做是和精神学理论，和人的灵魂不死还有因为神的公道来世所可以指望的奖惩有着直接的联系的学问。然后，通过简单而浅薄的物理学结束了这个课程。
欧洲大学通过这种对古代哲学课程所进行的修改，一切都是为了僧侣教育，而且让哲学成为神学学习的一个比较恰当的入门。然而附加的难于捉摸的东西比如诡辩，诡辩术和禁欲的道德，这些所加进去的东西必然没法让哲学更适宜于对绅士或通常世人的教育，也没法让哲学更可以促进对心灵的理解或心灵的修补。
这就是现今在欧洲绝大多数大学仍持续在讲授的哲学课程。依照每个大学的教学大纲的要求，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勤奋地讲授着。在—些最富裕和捐赠基金最多的大学里，导师们也满足于讲授这个被歪曲了的课程的一点不相连贯的片断和章节；不仅这样，即便这些片断和章节，他们大多数时候讲授得也是极不经心而又肤浅。
绝大多数大学对现代哲学几个不同分支所进行的一点改进也都没有进行。有些大学尽管是进行了，然而绝大多数的大学甚至在有了这些改进后，也不热心于采纳这些改进。当那些被驳倒了的体系和成见在世界各地被驱赶得走投无路时，有几个学术团体却愿意为它们充当避难所和保护的圣殿。通常来说，这些最富裕和捐赠基金最多的大学总是对那些改进采纳得最慢，它们对已建立起来的教育计划总是最不情愿进行任何重大的改变。这些改进在有些比较贫穷的大学里实行起来反而容易些，因为在那些大学里，教师们的绝大多数生活费取决于他们的名望，从而也强迫他们更加关注世界流行的看法。
然而，尽管欧洲的公立中小学和大学原本都是为了某一特定的职业来进行的教育，也就是为培养僧侣来设立的；尽管学校对向自己的学生讲授他本身职业所必需的一点科学总是不非常热情，然而它们渐渐地差不多把对所有人，特别是差不多所有的绅士和富人进行教育的责任也承担了起来。在人的幼儿期到人开始认真地从事一番事业，一个终身从事的事业之间，有一个非常长的间隙，怎么度过这个间隙，又让它对人多少有些益处，看上去没有比进学校更好的方法了。然而中小学和大学所传授的绝大多数知识仿佛又不是对他未来的事业的最合适的准备。
在英格兰，一天天逐渐流行的一个风尚就是年轻人在中学毕业后迅速就被送到国外去旅行，而不是进大学。据了解，我们的年轻人大多数时候经过一段时期的旅行，回国后就有非常大的长进。一个年轻人在十七八岁时到国外去，在 21岁时回家。回家时比他出国时年长了三四岁，然而在那个年纪，在三四年里是非常容易得到非常大的长进的。在他旅行的过程中，他大多数时候得到了一两门外语的知识，尽管那点知识还不足够让他能够正确地说、写。至于其他方面，回家时他通常都比较自负，比较肆无忌惮，比较**，没法严肃地对待学习或工作。假如他在国内没有出去，他本是在一个非常短时期就能够学会这些东西的。这么年轻就出国去旅行，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全都消磨在**中，远离父母和亲属的监督和控制，早年时期的教育原本可能在他身上形成的任何一个良好习惯，在出国的几年中不仅没有得到巩固，反而被淡忘或消失。事实上没有别的，就是对大学的不信任才让人们在生命的早年出国旅行。这样荒谬的一种做法变得声名鹊起。通过送自己的儿子出国，父亲就把儿子从失业、被人忽视和走向毁灭，这样一些令人难堪的局面中解脱出来，至少可以解脱一段时间。
这就是某些现代教育机构所产生的全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