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精神上的残疾和畸形和一个在肉体上丧失了举足轻重的肢体中的某一部分或肢体失去了作用的人完完全全没有差别。然而在这两者中明显前者更为可怜、更为可悲。因为幸福和痛苦同时存在于精神之中，它们必定更多的是倚赖于一个健康的或者不健康的精神状态，一个残疾的或完完全全好的精神状态而不是主要依赖于身体健康或不健康，残疾或不残疾。也就是说，即便是人民的尚武精神对保卫社会无用，然而防止胆小鬼所必定具有的那种精神上的残疾，畸形和不幸在人民大众中的散播仍然非常值得政府的高度关注，就像防止麻风病或其他讨厌的疾病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值得政府的高度关注一样。尽管这些疾病不是致命的，也没有生命危险，尽管这样的关注不可能对社会再有什么其他大的好处，只能是防止这样而来一个重大公害的传播。
对于在文明社会中看上去经常让一切下层人民的理解力麻痹的无知和愚昧，我们也能够这样来看待，一个人假如不对他的智力功能给以恰当的利用 (假如能够这样而来说的话)，那比一个胆小鬼还更可鄙，就好像都是人性的品质中更基本的部分残废和畸形了。尽管国家从对下层人民的教育中没法得到什么好处，然而对下层人民的教育仍然很值得国家的关注，让他们不至于完完全全没有受到过一点教育。不仅这样，国家还是可以从对他们的教育中得到必定的好处的。
他们受到的教育愈多，他们就愈不可能受到狂热和迷信的迷惑。这样的迷惑在愚昧的民族中常引起最可怕的骚乱。除此之外，有教养、有理智的人民的行为总是要比愚昧和愚蠢的人民行为更为得体和有秩序。他们任何一个都感到自己表现的体面些，就更可能得到他们守法的上级的尊重，因此他们也更乐于尊重那些上级，他们也更乐于分析和更有力量看透闹派别和煽动暴乱的人怀有私心的抱怨和牢骚。所以他们也就不易被误导而平白无故或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地去反对政府。在自由的国家里，政府的稳定在非常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人民对政府的行为可以作出赞同的判断。举足轻重的就是没法让人民对政府的行为作出轻率或反复无常的判断。
第三项 对各种年龄人民进行教育的机构的经费
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民进行教育的机构大部分是那些进行宗教教育的机构。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教育，它的目的不是要让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好的公民，而是为他们在另一个更好的世界上(也就是他们的来世)做准备。讲授包含这样的教育的教义的教师也就像其他教师一样，他们的生活来源是完完全全依靠听讲人的自愿捐献；也能够是来自依照国家的法律专门指定的某一基金，它们能够是地产、什一税或土地税；一种国家的薪金或者是补助。处在前一种场合的教师的敬业精神、热情和勤奋可能比处在后一种情况下的教师要高得多。在这一方面，新教的教师在反对那些古老的过去的体制时总是拥有极其大的优势，过去的教的牧师躺在他们的圣俸上，忽视了维持大多数人民对信仰和礼拜的热情，不仅这样，听任自己懒散，最终变得完完全全没法来捍卫自己的教会。
国教和捐赠基金富有的教会的牧师经常变成了有学问和高雅的人士，他们具有绅士的一切品德，或是让他们博得绅士的尊敬的品德。然而他们却渐渐趋向于丧失过去让他们在下层人民中间得到威信和影响的那些品质，那些品质可能是他们的宗教成功和得以成为国教的原始基础。
这样的牧师在受到一群群众欢迎而又勇敢的狂热分子(尽管他们也可能是无知然而愚昧)的攻击时，他们就感到自己毫无防卫力量，就像亚洲南部的那些懒散、柔弱而吃得非常好的民族，在遭遇到北方的活跃、坚忍然而饥饿的人的入侵时一样。这样然而来的牧师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大多数时候没有别的方法，只有请求当地行政长官把他们的对手作为破坏社会治安的暴徒而加以迫害、消灭或驱赶。
罗马天主教的神甫就曾经是这样呼吁地方行政当局迫害新教徒；英格兰的教会就曾是这样迫害他们的不信奉国教者。通常来说，任何一个宗教的教派，当它一旦享有一个世纪或者是两个世纪的合法机构的保护，它会发现自身已经没法对任何向它的教义或原理进攻的新派进行十分有力的反击和自卫。在这样的场合，就学问和写作方面，有的时候国教可能会占优势。然而在争取群众的艺术，争取改变宗教信仰的人在艺术上却总是要输给对手。在英格兰，这些艺术早已经被国教里面拥有富裕捐赠基金的牧师所忽视。
现在关注和运用它们的主要是不信奉国教者和卫理公会教徒。然而，在非常多地方现在通过自愿捐赠、委托权和其他逃避法律的方式为不信奉国教的牧师所筹措的独立供给看上去也大大减低了那些牧师的热情和活力。他们中的非常多人也变成了非常有学问、有独创和受到人尊敬的人，然而同时他们却已经不再是受到人欢迎的传教士。卫理公会教徒不具备那些不信奉国教者一半的学问，却成为当前最走红的人。
罗马教会通过自身利益的十分有力的驱动，可能让低层教士的勤奋和热情比任何耶稣教教会中的牧师都可以保持着更大的活力。教区中的牧师，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极其大一部分生活资料是从人民的自愿的供奉中获取的。然而忏悔又给增进这个收益的来源非常多新的机会。托钵教团就像有些军队中的轻骑兵和轻步兵不进行掠夺就没有薪金一样，他们的一切生活资料都是取自这样的供奉。
教区牧师就像他的报酬部分依靠薪金，部分依靠收受到学生的学费或酬金的教师一样，他们必定总是要依靠他们的勤奋和名望。托钵教团就像他一切生活来源完完全全依靠他自身的勤奋的教师。所以他们一定要尽各种艺术来激发寻常百姓的热诚。据马基雅弗利的观察，在13和14两世纪时期里建立起来的圣多米尼克和圣佛兰西斯两大托钵教团曾经让人民对天主教的日益减少的信仰和虔诚重新恢复起来。在罗马天主教的国家里，虔诚的精神就完完全全是靠僧侣和比较贫穷的教区教士支撑的。教会中具有绅士和通达世故的人的一切才艺，有的时候甚至具有有学问的人的一切才艺的高层神职人员，尽管都非常留意维护对下级必要的纪律，然而对百姓的教育那么不屑一顾。
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过，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手艺和职业都具有这样一种性质，那就是当它们在促进社会利益时，同时也对某些个人有用或有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行政官的一条固定不变的准则可能就是在引进一种技艺以后，就顺其自然，听任从中受益的人去自由发展。当手艺人渐渐发现他们的利润会因他们的顾客的青睐而提高时，他们就会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技巧和勤奋，同时因为事物没有受到任何不明智和错误的干扰，他们的商品必然在任何时候都会差不多和需求成比例。
也有一部分行业尽管对国家有用，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任何个人不带来任何好处或快乐，然而最高当局却又没办法不对这些职业的从业者采取灵活的政策。它一定要给他们公开的鼓励让他们能够生存。为了防止他们非常容易地流于怠慢，还一定要给那种职业一种特殊的荣誉，建立起长时期的等级和严格的依赖关系，或采取其他的对策。从事财经、海军和行政的人员基本就属于这一类。
乍看上去，我们可能很容易地认为神职人员属于第一类职业。与律师和医生的职业一样，对于他们的鼓励，我们能够放心地把它看成是个人的慷慨，那些人遵循他们的教义，从他们的精神上的指引和协助中找到益处和安慰。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勤奋和警惕将会从这样一个附加的动机里得到增强：他们职业上的技能还有他们调节人们思想的灵巧将会从他们日益增加的实践、学习和留心中连续增长。
然而假如我们对这件事情可以观察得更仔细一点，我们将会发现牧师们的这样的怀有私心的勤奋正是任何一个明智的议员所要极力研究和防止的。因为在每一种宗教里面，除了真理，都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它通过把迷信、愚昧和幻想相互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歪曲真理的很容易产生的倾向。任何一个宗教从业人员为了让自己在他的信徒的眼中显得更庄严和神圣，总是向他们宣讲其他一切教派如何凶暴可憎，而且竭力通过一点新花样激发他的听众的已有些倦怠的热诚。
在他反复灌输的教义中将会全然不顾真实、道德或礼仪，而采用最可以扰乱人类感情的教条。为了吸引听众参加他的任何一个集会，他总是更加勤奋地想尽办法影响群众的感情和成功骗取他们的信任。结果就是，地方行政长官将会发现他为了节省牧师固定薪俸这样的表面的节约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同时他会发现事实上他可以和这些精神上的向导所达成的最恰当和最有利的妥协方式是收买他们的懒散，对他们的职业指定一定的薪金，让人们感到除了为了防止羊群在寻找新的牧场时误入歧途外，其他更多的活动都是多余的。这样而来教会的固定薪俸尽管最开始是出于宗教的观点，然而最终证明对社会的政治利益却是有利的。
然而，不论牧师的独立给养会带来什么样的好的或坏的效果，可能，对这个制度大加赞赏的人并不是从这些后果出发。宗教矛盾极端尖锐的时代与此同样也是政治派别矛盾冲突的时代。在这样的场合，任何一个政党都感到或者觉得为了他自身的利益，他们应该和某一竞争的宗教派别联手。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去接受，或者至少支持那一派别的信条。运气好的情况下可以和取胜的政党联合的教派分享他盟友的胜利，凭借盟友的支持和保护，它迅速就可让他对手沉默和屈服。这些对手大多数时候也都和取胜党的敌人成了联盟，因此同样成为取胜党的敌人。这时取胜的教派的牧师完完全全变成了这个领域的主人，他们对广泛群众的影响和权威已经达到了顶点，他们的权力足够震慑他们自己党内的领袖，而且也足够地方长官尊重他们的看法和意向。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大多数时候都是地方长官应让他们一切的对手沉默和屈服，他们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地方长官应该给他们拨发独立的给养。因为他们对胜利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们应该分享某一部分战利品也是完完全全合理的。
除此之外，他们对于为了生活来哄骗人民和依赖于人民的处境必定感到了厌倦。所以在提出这样的要求时，他们思考的是他们的安逸和舒适，完完全全没有操心这样来做未来会对他们教会的影响力和权威产生什么样的可能的后果。然而地方行政长官要满足这些要求，就只有把他本来想要获取或留给自己的某些东西分给他们，因而他是不可能热心于批准的。然而，结果总还是强迫他最终屈服，尽管经常会有非常多的拖延、回避和用矫揉造作的借口推脱。
然而，假如政治斗争没有要求宗教的援助，取胜党并没有采用任何一个教派的信条，那么当取胜党赢得胜利时，它可能就会对一切不同教派一视同仁，做到公正无私，同时会允许每个人去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牧师和宗教。在这样的场合，无疑会有非常多宗教教派。差不多任何一个不同地区的教徒就能够自己构成一个教派，或者信奉自己的某些特殊信条。任何一个牧师无疑都会想到一定要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利用一切技巧来保持和赢得更多的信徒。
然而，因为其他的牧师与此同样感受到到这样的压力，与此同样的努力，因此没有一个牧师或一个教派的牧师能够获取非常大的成功。牧师的利己和积极的热情只有在仅仅允许一个教派的社会里，或者是整个社会虽然分成两三个大教派，然而各教派有正规的纪律和正规的从属关系，这样的牧师，协同一致的行动才可能造成危险和麻烦。然而在一个分成了两三百，甚至分成了数千个小的教派的社会，那里没有一个教派的势力足够扰乱社会的安宁，牧师的热情就必定是无害的了。
当一个教派的牧师见到自己四周大多都是对手而不是朋友，他们就必定要学会那些在大教派的牧师中非常难见到的诚实和谦恭。因为那些大的教派的信条得到了地方长官的支持，受到了王国或帝国的差不多一切居民的尊敬，因此牧师们所见到的各个地方都是他们的追随者、信徒和谦卑的崇拜者。然而任何一个小的教派的牧师发现他们差不多就是自己几个人，被迫没办法不尊敬差不多一切各教派的牧师，不仅这样，他们会感到互相让步对双方都有利，也愉快。
可能到时候他们会把绝大多数的教义中所包含的荒谬、谎言或臆想的混合物都丢掉，而只留下宗教中纯粹并且合理的部分，也就是说，世界上各个世纪的圣贤们所希望见到的宗教。然而成文的法律可能还从来没有建立过这样的宗教，这样的宗教也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建立起来。因为有关宗教的法律总是可能将会永远是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流行的迷信和热情的影响。这样的教会管理方案，或者更确切些说，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管理方案，也就是说，所谓的独立教派，它无疑是一个特别狂热的教派，有人在内战结束时建议在英格兰成立，假如它成立了，尽管它的起源是非常不合于哲理的，可能到现在它就会让一切宗教的教义都出现最合乎哲理的十分和睦和节制精神。它在宾夕法尼亚已经建立了，那里尽管教友派占绝大多数，然而法律在事实上不偏袒任何一个教派，据了解，在那里就产生了这样的合乎哲理的和睦和节制。
然而，尽管这样的平等对待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的一切教派内，甚或绝大多数的教派内产生这样的和睦和节制，然而假如这样的教派数量极其大，不仅这样，其中任何一个又小得不足够扰乱社会的安宁，那么任何一个教派对他的信条的狂热也就不足够产生任何有害的影响，相反倒会产生一点好的影响。而且假如政府决定让一切宗教自由，同时也要求任何教派没法干涉其他教派，那么也就不存在它们会被强行分裂，然后一下子变成为数众多的教派的危险了。
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在任何一个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的社会里，总是在同一时期流行着两种全然不同的道德体系：其中的一个能够叫做严格的或者朴素的体系；另一个能够叫做自由的，或者也可叫做放任的体系。
前者大多数时候受到寻常百姓的赞赏和敬重。后者大多数时候为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士所尊重和使用。轻浮，这是一种在过度繁荣、过度欢乐和想入非非时很容易产生的恶行。对于轻浮这样的恶行，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给以赞成，看上去构成了这两个对立体系之间的主要区别。
在自由的或放任的道德体系里，对于**、奢侈、胡乱的取乐、某种程度的放纵、至少是两性中的一方破坏贞节等，只要它们不伴随着非常严重的不得体并且不导致虚伪或不义，通常都会采取极其容忍的态度，或者非常容易受到人们的原谅或宽恕。相反的是，在严格的体系里，那些过度行为全都被看成极端可憎和讨厌的东西。轻浮的恶行对于寻常百姓总是具有毁灭性的，一个礼拜的轻率和浪费经常就足够应用来毁坏一个贫苦工人的一生，足够过驱使他在绝望中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所以寻常百姓中比较睿智和善良的人总是对这些过度行为怀有非常大的憎恨和厌恶。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那些行为对于处在他们这样的条件下的人来说是能够很快致命的。与此相反的是，几年的胡乱生活和浪费却并不可能毁灭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不仅这样，那个阶层的人非常容易把某种程度的放纵看成是他们财富的一种优势。他们有这样作乐的自由，不需要受到谴责，这是属于他们地位的一种特权。因此，同他们处在同一地位上的人，他们对这样的过度行为只表示轻微的不赞成，或十分轻微的指责或全然不予指责。
差不多一切的宗教派别都是始发于寻常百姓之中。从他们当中，那些宗教派别大多数时候吸引了它们最开始的同时也是它们最多的新的信徒。所以，严格的道德体系，除极少数例外，差不多总是被那些教派所采用。因为这个体系最可以让它们博得最开始提出对已建立起来的体系实行改革计划的那一阶层人民的欢迎。他们中的非常多人，可能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总是通过对这个严格的体系提炼，甚至是通过让它达到几分愚蠢的程度来博得那些人的信任。不仅这样，这样的极端的努力常常让他们做任何其他事情更可以得到寻常百姓的尊敬和崇拜。
一个有财产的人因为他所处的地位是社会中十分显要的一员，社会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因此社会也强迫他注意自己的一切。他的威信和对他的尊敬非常大地取决于这个社会对他的尊重。他不敢做任何将会有损于他的名誉和信誉的事，因此他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个社会觉得合乎他那个阶层的人的身份的道德规范，不管它是自由的还是严格的。与此相反的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人远不是任何社会中的显要一员。当他还是留在乡村的时候，他的行为举止可能还有人注意，他也可能没办法不注意自己的举止。在这样的境地，也只有在这样的境地，他能够有所谓丧失人格的问题。
然而一旦他进入大城市，他就陷入模糊和黑暗之中。他的行为举止就不可能被任何人所注视，因此他也非常可能就不再检点。他就会开始放纵自己，甚至不惜干出各种邪恶的丑事。只有当他成为一个小小的宗教教派的一员之后，他才可能从混浊中走出来，他的举止才会开始引起任何一个受到人尊敬的社团的注意。从这个时候起，他才得到了他从没有过的尊重。他的一切教友为了教派的信誉才会有兴趣来观察他的行为举止。假如他惹起了什么乱子，假如他远离他们互相要求遵守的严格的道德原则，就会受到十分严厉的惩处，或是把他从教派中开除出去，尽管这样的惩罚不可能有什么世俗的非宗教的效果。因此，在小的宗教教派里，寻常百姓的道德差不多总是非常正规而又有条有理，大多数时候比在国教的教会里还好些。这些小的教派的道德确实经常没有过于严厉和过于不近人情。
然而，国家不需要利用暴力，只要通过两种非常容易和有效的“药物”的联合行动，就能够把这些分裂国家的宗教派别的道德原则中过于严厉和过于不近人情的东西纠正过来。
这两剂“药物”中的第一剂就是认真学习科学和哲学。这一剂“药”，国家差不多能够寻常地开给一切中产或比中产还高的阶层的人民。它不是通过给教师薪金而让他们对教学漫不经心而懒惰，而是通过在高级或较难的科学中设立某种检查或考试的方式，每一个人在从事任何一项自由职业之前，或者在将要被提名为某种有报酬的或名誉的职务之前都一定要经过检查或考试。假如这一阶层的人一定要学习，国家也不需要费神去为他们带来适宜的教师，他们迅速就会为自己找到比国家可以为他们带来的还好的教师。科学对于狂热和迷信是强有力的解毒药。在一个一切上层人民都免除了这样的毒害的国家里，下层人民也就不可能受到它的多大毒害了。
第二剂就是时常性的公共娱乐和欢乐。国家通过某种鼓励，也就是让一切的人民依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意愿通过诗歌、音乐、绘画、舞蹈来实行娱乐，让人的消遣有完完全全的自由，只要他们不搞出乱子或有什么很不得体的行为。通过形式丰富的戏剧表演和展览会，能够非常容易地排遣绝大多数人民心中的郁闷和灰色情绪，然而这些又差不多总是群众性的迷信和狂热的原因。公共性娱乐总是群众性狂乱的狂热提倡者所害怕和憎恨的对象。公共性娱乐所鼓舞的欢乐和良好情绪都是和那些提倡者的目的所要求的或者说他们最可以影响的那种思想情绪完全不相容的。除此之外，戏剧表演时常揭露他们的诡计从而让公众嘲笑，有的时候甚至让公众咒骂他们，所以戏剧表演比其他任何娱乐形式更成为他们憎恨的对象。
在法律不能够偏袒任何一个宗教的牧师的国家里，任何一个宗教的牧师也就都没必要直接依赖君主或行政权力，也就是说君主不需要在他们职务的任免上做任何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只需维持他们间的相安无事，就像维持他的其他臣民中的相安无事一样。也就是说，不让他们互相迫害、侵犯或压迫。然而在一个确定了国教或者统治宗教的国家，情况就完完全全不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假如没有方法在极其大的程度上影响那个宗教的绝大多数的牧师，他就永远也不可能安宁、无忧无虑。
任何一个国教教会的牧师构成一个十分庞大的法人团体。他们能够一致行动，依照一个计划用一种精神追求他们的利益，就像他们是在一个人的指挥下一样。不仅这样，他们也时常是在这样来的一个指挥下。他们的利益作为一个法人团体，是从来也不可能和君主的利益一致的，有的时候甚至与此截然相反。他们的最大利益就是维护他们在人民中的威信。然而这个威信又取决于两种假设：
(一)如果他所谆谆教诲的教义是真正的；
(二)如果对他所宣扬的教义的绝对信仰和履行就可永远解脱人世的痛苦。
假如君主行为草率，对他们教义的细微的部分有所嘲弄或有所怀疑，或者出于人道试图保护对教义实行某些嘲弄或有所怀疑的人，那么对君主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拘泥小节的牧师迅速就可宣布君主是亵渎神灵的人，而且会运用宗教的一切恐怖手段迫使人民把他们的忠诚移向某一更正统和更顺从的君主。假如君主对他们的任何要求或侵占行为有所反对，也具有与此同样大的危险。
敢于通过这样的方式反对教会的君主，不论他怎样严肃地宣称他对教会觉得他应该遵守的信条是如何绝对信仰和谦卑地顺从，除了被判通过叛逆罪之外，大多数时候还要判以信奉邪教的罪名，宗教的权威超过其他任何的权威。教会所带来的恐惧多于一切其他，然后又通过各种奸计和借口把每个主教管区内的下层俸有圣职的任命权都揽到手中，给主教只留下维持他在他的牧师中应有的权威所必需的一部分权力。经过这样的安排后，君主所处的境地就变得比以前更糟。
欧洲一切国家的牧师或教士因此形成了一种心灵上的军队，尽管分散在各个国家驻扎，然而他们的一切行动和运行现在能够直接由一个首领领导，依照一个统一的计划行动。各个不同国家的教士能够看成是那个军队的一个分队，任何一个分队的行动能够非常容易地得到驻扎在周边各国的其他分队的支援。任何一个分队不仅独立于它所驻扎的而且从那得到给养的国家的君主；反过来依赖于一个外国的君主，这个君主随时能够叫他们把武器指向他自己国家的君主，而且用其他一切分队的武力来支援他们。
那些武器是我们所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了。在古代欧洲，在技术和制造业创立以前，牧师的财富让牧师对寻常百姓拥有和大贵族对他自己的仆从，佃农和扈从同样的影响力。他在君主和一点私人因为错误的虔诚而捐赠给教会的大片地产上具有和大贵族领地类似的管辖权。在这些十分庞大的地产上，牧师或者他们的执事不需要国王或任何人支持就能够非常容易地维持和平；与此相反的是，没有牧师的支持和协助，任何国王或个人却没法维持和平。所以牧师的管辖权在他们所在的贵族领地和庄园都是与此相独立的，就像大的世俗的领主的管辖权一样，与此同样不服从于国王的法院的权威。牧师们的佃农就像大贵族的佃农一样都是自愿租佃的，完完全全依赖于他们的直接主人，所以牧师们能够随意叫他们出去参加牧师们觉得他们应该参加的殴斗。
除了这些地产的地租，牧师们还从什一税中得到欧洲一切王国里一切地产的地租中一个非常大的份额。从这两种地租中得来的收益，之中的绝大多数是通过实物如谷物、牲畜、家禽、酒等交纳的。他的数量远远多于牧师们自己所可以消费的，然而当时又没有什么别的他们可以用他的剩余产品和被人交换的艺术品和制造品。牧师们从这庞大的剩余生产物中所得到的好处没有别的，就是像贵族们一样利用他们收益中的剩余部分大宴宾客，大施善行。因此，古代牧师们中好客和行善据了解非常流行。他们不仅维持了差不多各个王国的整个穷苦人民的生活，不仅这样，非常多骑土和绅士因为无以为生，也经常没办法不借口虔诚奔走于各寺院之间，实质上是为了得到教士的款待。
有些高级教士的扈从经常和领主的扈从一样数量众多。然而在教士之间大多数时候比大领主之间总是更加团结，前者是有一个正规的纪律，而且从属于罗马教皇的权威。后者没有正规的纪律，也没有从属关系，差不多总是互相妒忌，甚至妒忌国王。所以尽管教士的佃农和扈从在数量上没有大的领主的佃农和扈从那么多，而且他们的佃农可能在数量上还要少得多，然而教士们的团结使佃农们感到更加可怕。
教士们的好客和善行也不仅让他们能够对世俗力量有非常大的控制权，而且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精神武器的重量。这些德行使他们赢得了下层人民中非常高的尊重和崇敬，不仅这样，因为下层人民中有不少的人甚至可以说总是由他们所赡养。属于或是和这样一个受到群众欢迎的阶层有关的任何东西，包括它的财产、它的特权。它的教义必定在寻常百姓的眼中显得极为神圣，对它们的任何侵犯不管是真正的，还是随意编造的，都是最亵渎神灵的恶行。这样而来，假如君主对抵抗少数几个大贵族的同盟都感到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奇怪，他要抵抗他自己领地内然而又受到四邻领地的支持的教士的联合力量就感到更加困难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奇怪的倒不是他有的时候被迫投降，而是他竟然有力量抵抗。
在当时那个时候，教士的特权在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看上去是十分荒谬的。比方说，他们对于世俗的司法审判所拥有的豁免权，也就是说英格兰的所谓牧师的特权，正是上面所说的情况的很容易产生或是必定的结果。假如整个教士阶层都有意保护一个犯有罪行的教士，而且指出证据不足够惩处这样神圣的一个人，或者指出惩处对于一个宗教已经让他成为神圣的人过于严厉，君主要想对他施加惩处必定是非常危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除非把他交给教会法庭去审判外，别无其他更好的方法。为了他们自己阶层的荣誉着想，教会法庭总是尽可能抑制任何一个牧师不犯大罪，或是不做会引起人民恶感的丑事。
在欧洲的绝大多数地区，在整个10、11、12或13世纪与在这前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罗马教会的法规能够被看成反对政府的权威和稳定还有反对人类自由、理性和幸福(这些只有在政府有力量保护它们的地方才可以得到保障)的一个最可怕的结合体。在那个法规里面，最荒谬的迷信的臆想都受到了大多数人的私利的支持，让它受不到人类理性的攻击。因为人类的理性尽管可能向寻常百姓揭穿某些迷信的臆想，然而它却没法瓦解个人私利的纽带。假如这个法规没有受到其他敌人的攻击，只有人类理性的无力的攻击，那么它必定会永存下去。然而这个一切人类的智慧和德行都没有方法动摇更没有推翻的巨大而且编织得非常好的结构却在事物的自然进程中首先受到了削弱，然后部分被摧毁，现在看上去再有几百年它可能就会完完全全倒塌成为一堆瓦砾。
技术、制造业和商业的渐渐发达曾经摧毁了大贵族的势力，后来通过与此同样的方式在欧洲大多数的地区摧毁了教士的世俗权力。教士就像大贵族一样，发现在技术，制造业和商业的产品中他们有非常多能够用自己的原生产物交换的东西，因此他们也发现了非常多能够花费他们个人收益的方式，而不需要再把它们和其他人分享。他们的善行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他们的好客也不再像从前那么慷慨和那么挥霍，他们的扈从也渐渐变得少了，而且渐渐地完完全全化为了乌有。
教士们也像很多大的贵族一样希望从他们的地产中得到更多的地租，为了花费这些地租，他们通过与此同样的方式去满足他们个人的虚荣和**。然而要增加地租，他们就没办法不授予他们的佃农租佃权，这样而来佃农也变得在很大的程度上独立于他们了。那根曾经把下层人民和教士捆绑在一起的纽带因此就被打破和瓦解得更快了。因为教会的封地，之中绝大多数的封地，远比大贵族的地产小得多，每个封地的拥有者不用很久就能够把他个人的一切收益花费精光。
在14和15世纪大多数的时间里，大贵族的权力在欧洲的绝大多数正是昌盛时期，然而教士的世俗权力，他们对广泛人民曾经有过的绝对统治却已经很大程度地衰退。这个时候，教会的权力在欧洲的绝大多数地区差不多就衰减到只剩下心灵上的权威了，不仅这样，当这个心灵上的权威在没有了教士的善行和殷勤好客的支持后也很大程度地受到削弱。下层人民不再就像以前那样把他们看成他们痛苦的安慰者、贫穷的救济者。与此相反的是，比较富裕的教士的虚荣、奢侈和浪费又很容易激起了下层人民的愤怒和厌恶，因为他们在拿以前一向被看成贫苦人的祖传财产供自己取乐。
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各国君主在每个主教管区的教长和牧师会通过恢复了他们选择主教的古老权利，从而恢复了每个修道院里修道士选举院长的古老权利，而且竭力恢复他们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享有的对处置教会大的俸职的影响。是英格兰在14世纪通过几个法令得以恢复这个古老的制度，特别是所谓圣职委任法令的目的。同时这也是法国在15世纪颁发国事诏书的目的。为了让选举有效，候选人事先需征得君主的同意，事后又需得到君主对当选人的确认。
尽管这样的选举仍然可说是自由的，然而君主的地位能够给他带来各种间接方式来影响自己领地范围之内的教士。在欧洲的其他部分也建立了有类似倾向的其他法规。然而教皇对委任教会有圣职的权力仿佛在改革以前没有一个地方有在法国和英格兰这么有效和这么广泛地受到过遏制，在16世纪的时候，教皇和各国教会所达成的协议给予法国国王有向一切重要圣职，也就是说，所谓的天主教，教会议会上院的有圣职推荐人选的绝对权力。
自从颁发国事诏书还有教皇和各教会达成协议以后，法国的教士总体来说对教皇法院所颁布的教令的尊敬就比其他任何天主教国家差了很多。在一切君主和教皇的争论中，教士差不多总是站在君主一边。法国教士对罗马法庭的独立性仿佛主要就是建立在国家诏书和教皇和各国教会所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在君主制度的初期，法国的教士就像其他国家的教士一样对教皇非常忠诚。当克培王室的第二王子罗伯特极不公正地被教皇法庭逐出教会时，据了解，王子的仆人曾经把他餐桌上的食物扔给了狗吃，他们表示拒绝食用处在他那种位置的人接触过的任何东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能够绝对无误地推测是由于受到了他们领地的教士的教唆。
教会对于十分重要的有圣职的委任权的要求(为了能够捍卫这个要求，罗马教皇宫廷经常动摇，有的时候甚至推翻了基督教世界中几个最大的君主的王位)，就是这样，在欧洲的非常多地方，甚至在宗教改革以前被遏制或修改，甚至完完全全被放弃。因为教士现在对于人民的影响较小，所以国家才对教士有了更大的影响，教士们扰乱国家的势力和意图也就大大减少了。
当引发宗教改革的争论开始于法国而且迅速传播到欧洲各地时，罗马教会的权威正是处在这样的衰退的状态。新的教义在很多地方受到到了群众高度的青睐。宣传新教义的人大多数时候通过一个党派在向既定的权威发动进攻时派性所可以激发的一切热情实行宣传。宣传这些教义的教士尽管可能在其他方面并不比许多捍卫过去的教的教士们更有学问，然而大体上他们对于教会的历史，教会权威所树立的思想体系的起源和沿革更为熟悉，所以他们在差不多一切的争论中都占着某些优势。寻常百姓在把他们朴实严格的行为举止和他们自己绝大多数教士的**和没有法纪的生活实行对比后，他们举止的简朴严肃在寻常百姓中赢得了威信。他们也掌握了一整套博取群众欢心和争取信徒的艺术，而且远甚于他们的对手。然而教会的那些高尚并且尊贵的弟子们因为那些艺术对他们长期的无用而荒疏了。新教义的理性让有些人喜欢它，新教义的新颖令非常多人热爱它。国教教士对它的憎恨和鄙视让更多的人爱上它。各地宣扬、推介新教义的信徒的热情洋溢，动人而且狂热(尽管经常也有些粗野下流)的口才让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为之折服。
新教义差不多在各地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成功，当时和罗马教皇宫廷有些龃龉的君主借助它十分轻松地就在自己的领地内推翻了已经在下层人民中失去尊敬和尊崇然而又没法作任何抵抗的教会。罗马教皇宫廷曾经得罪了德意志北部某些较小的君主，当时宫廷可能是觉得他们无足轻重不值得理睬。因此，他们广泛地在自己的领地内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特罗尔的克雷蒂恩二世和阿普沙尔大主教的残酷暴虐使得卡斯塔瓦·瓦萨能够把他们两个从瑞典驱逐了出去。
因为教皇青睐暴君和大主教，所以卡斯塔瓦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就在瑞典实行了改革。克雷蒂恩二世后来又被从丹麦的王位上废黜了，因为在那里他的行为仍然就像在瑞典一样可憎，然而，教皇依然非常青睐他，因此继登王位的霍斯泰恩的腓勒德烈为了报复教皇，效仿卡斯塔瓦·瓦萨实行了宗教改革。伯尔尼和苏黎士的行政长官从来没有和教皇有过什么冲突，不久前因为有些教士做了一点越规的欺诈行为，让整个教士阶层令人鄙视。因此两地的行政长官也十分轻松地在各自的州里实行了改革。
在这个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教皇宫廷没办法不大力培育和法国、西班牙两个强有力的君主的友谊，后一个还是当时的德国皇帝。在他们的协助下，尽管有非常多困难，血流成河，教皇最终完完全全镇压或者很大程度阻止了在他们领地内的改革的进程。对英格兰的国王，教皇也是百般讨好。然而由于当时的形势，因为不想得罪更为强大的君主西班牙国王和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讨好英格兰国王却很难做到。所以，英王亨利八世，尽管并不全然拥护改革的大多数教义，然而借助于新教义的广泛盛行，镇压了一切寺院，在他的领地内打倒了罗马教会的权威。
原本他应该走得更远一点，然而他没有这样来做。他只给了改革的拥护者一定程度的满足，在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执政的时间内，改革派才控制了政府，然而他的儿子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就完成了他父亲开始了的工作。
在有些国家里，比如苏格兰，那里的政府十分软弱，不受到群众欢迎，非常不稳固，改革力量足够推翻罗马教会，不仅这样，还足够推翻试图支持罗马教会的国家。
在分散在欧洲各国的那些改革的追随者中，没有一个可以像罗马教皇的法庭或一切教会议会的共同法庭那样能够解决他们间的纷争，而且通过不可抵制的权威给他们划定正教的明确界限，因此当一个国家的改革派的追随者和另一个国家的弟兄发生意见分歧时，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法官能够去申诉，纷争永远没法得到解决。然而在他们中间又产生了很多这样的纷争。有关教会的管理机构和教士有俸圣职的授予权的纷争，可能是和世俗社会的和平、福祉关系最密切的纷争了。因此在改革派的追随者中间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派系：路德派和加尔文派。这两个派系是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众多的教派中，教义和纪律已经由法律给以规定了的仅有的两个教派。
路德教派的信徒和所谓的英格兰教会一起保留了教会团的管理机构，在牧师中间建立了一种从属关系，给予君主在他的领地内任免一切主教和其他高级有俸圣职的权力。这样而来，也就让君主成为教会的真正首领，同时也并没有剥夺主教在他所主教管区内委托较低层次的有圣职的权力，不仅这样，还鼓励君主和一切其他有圣职授予权的人实行推荐。这样的教会管理体系从一开始就有利于和平和秩序，同时有利于服从世俗的君主。所以在建立了这样的体系的国家，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一场动乱和内讧，特别是英格兰的教会总是通过非常大的理性自夸对他所信奉的原理无限的忠诚。
在这样的一种管理制度下，牧师很容易会竭力讨好君主，讨好宫廷还有国内的贵族和绅士。牧师们主要是期望通过他们的影响可以得到升迁。牧师们为了能够讨得那些有圣职授予权人的欢心，无疑有的时候也要借助阿谀奉承和曲意迎合这些最差劲的手段。然而经常也运用他们掌握的一点最值得因此也最可能博得有钱人尊重的技巧。他们运用他在各个不同领域的有用的知识，谈话的幽默还有他们对狂热者喋喋不休宣扬和假装要实践的荒谬、虚伪的苦行的蔑视博得人们的尊敬，煽动寻常百姓对那些没法实践他的教义的部分有钱人的憎恨。然而，这样的牧师在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讨好于上层阶层的时候，却很容易全然忽略维持他们在下层人民中的影响和权威。他们得到了他们的上级的重视和尊重，然而在他们的下级面前，他们经常是没有方法有效地让听众信服地捍卫最愚蠢的狂热分子对他们有节制和温和的教义的攻击。
那些茨温克利的追随者，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加尔文的追随者却与此相反。只要什么地方的教会出了一个空缺，他们就把他们选举自己的牧师的权力授予给那个教区的人民，不仅这样，同时在牧师中间建立了最完完全全的平等。这个制度的前一部分，也就是自行选举那一部分，在它的实施期间，仿佛除了制造混乱和驱使牧师和人民道德趋向腐败之外，别无任何其他结果；然而制度的后一部分，也就是牧师间的平等，仿佛除了完完全全和谐之外也再无任何其他效果。
只要任何一个教区的人民保有选举他们自己的牧师的权力，人民差不多总是要受到牧师的影响，然而大多数时候又总是受到最热闹派系和最狂热的牧师的影响。牧师为了保持他们在群众选举中的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变成或受到影响而后变成了狂热分子，在人民中鼓吹狂热主义，不仅这样，人民总是对最狂热的候选人更加青睐，就像任命教区牧师这样的一件小事都总是要引起狂暴的竞争。不仅是在一个教区，而且在一切不参与这场斗争的相邻的教区都要引起竞争。
假如这个教区恰好是处在一个大城市，它就要把一切的居民分成两派；假如那个城市就像瑞士和荷兰的非常多城市曾经有过的那种情况，恰好它自己本身构成一个共和国，或者是一个小共和国的首都，那么这类毫无价值的纷争除了激起一切党派的敌意外，还要在教会内留下一个完全新的宗派，在国内留下一个完全新的派系。所以，在那些小的共和国里，地方行政长官迅速就发现，为了保持社会安定，一定要把推荐一切有俸圣职的权力拿在手中。在英格兰，这个建立了长老会管理形式的国家，在威廉三世统治的开始一段时间就通过建立长老会的法令，事实上已废除了教会对圣职的授予权。那个法令至少是把这个授予权放到了每个教区的某些阶层手中，让他们可以通过一个非常小的价格就收回了选举他们自己的牧师的权利。
根据这个法令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存在了大概22年，然而因为这个比较受到群众欢迎的选举模式差不多在各地都引发了混乱和无秩序现象，因此安妮女王第10年通过第12号法令把它废止了。然而，在苏格兰，一个幅员这样辽阔的国家，偏远教区的骚乱是不可能就像在一个小国里一样足够给政府造成扰乱的。因此安妮女王在第10年又恢复了圣职的选举权。然而在苏格兰，这个法令对于有圣职授予权推荐的人，虽然无例外地授予了有俸圣职，然而教会有的时候要求(因为教会在这方面和它的决议不完完全全一致)在教会授予被推荐人口口声声所谓灵魂的教化，或教区教会管辖权之前，需得到人民的同意。
教会有的时候至少出于对教区安定的假装的关心，常把这个委任一直拖延到在人民中间得到了同意然后才任命。靠近的有些牧师有的时候是为了得到这个同意，然而更多的是为阻止这个同意，而实行私下收买，还有为了在这样的场合能够更有效地产生影响，他们所操练出的博取群众欢心的艺术可能就是苏格兰牧师和人民中间依过去的保留着古老的狂热精神的主要原因。
长老会管理形式在牧师中间建立起来的平等首先包括权力或教会管辖权的平等，接着是圣俸的平等。在一切长老会的教会里权力是完完全全平等的，然而圣俸的平等就不完全这样了。然而，圣俸之间的差别大多数时候也不太大，不足以让圣俸小的人要用阿谀奉承等无耻手法去讨好有权推荐圣职的人，从而求得一个圣俸更高的职位。在一切已彻底建立圣职推荐权的长老会教会中，大多数时候牧师要想能够得到上级的青睐，只有通过比较高尚和比较文雅的方法：他们的学识，他们无可指责的非常有规律的生活还有履行职责的忠诚和勤勉。他们的推荐人甚至常常抱怨他们的独立精神，不仅这样，推荐人非常容易把这样的精神上的独立性理解成对过去的恩惠的忘恩负义，然而最糟的是因为意识到不可能再有什么恩宠能够期望，而很容易产生对他们的淡漠。在欧洲的任何地方，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荷兰、日内瓦、瑞士和苏格兰的长老会的大多数牧师更有礼节、更有学问、更具独立精神和更为受到人尊敬的人了。
教会的圣俸差不多是平等的，其中没一个圣俸非常大的地方，这样的圣俸的平等，尽管可能是做得过了头一点，然而却有一点非常好的效果。那就是高度的模范性的道德能够让一个小有财产的人受到非常大的尊重。然而轻浮和虚荣的恶行必定就会让他受到人嘲笑。除此之外，那些恶行对于他和对于一切寻常百姓一样差不多具有与此同样的毁灭性。所以，在他的个人行为中，他就一定要遵循寻常百姓最尊重的道德体系。他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是因为他遵循了他的利益和地位要求他遵循的生活方式。
寻常百姓对他怀着我们对处在和自己同一境地的人(然而我们又觉得他应该是比我们高一等的人)所很容易具有的亲善。他们的亲善很容易又引起了他的亲善。他变得更加细心地教导他们，热心帮助他们和解救他们。他甚至对那些对他非常亲近的人的偏见也不可能鄙视，也从来不可能用我们在那些富裕而又捐赠基金多的教会里常遇到的地位高而又傲慢的人一切的轻蔑和粗野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所以，长老会的牧师对于寻常百姓的思想的影响可能要比任何其他国教教会的牧师对他们的影响都要大。因此只有在长老会的国家，我们才能够见到寻常百姓不受到强迫而自动地、差不多没有一个例外地完完全全地皈依国教。
在教会圣俸都不是非常高的国家，大学里的一个职位通常都优于一个有俸圣职。在这样的场合，大学就经常从全国的牧师中挑选和选择他们的教师。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牧师构成了人数最多的一个学者阶层。与此相反的是，假如一个地方，那里的圣俸极其的丰厚，很容易那里的教会就会从大学里拉走绝大多数卓越的学者。他们大多数时候会发现一部分有权推荐圣职的人，他们以能够为人们得到升迁为荣耀。在前一种情况，我们可能发现大学里充满了国内所可以找到的有学问的人。在后一种场合，我们可能发现大学中非常少有几个卓越的学者，然而那为数不多的几个最年轻的教师也可能在他们得到足够运用的经验和学识之前就被教会拉走。
据伏尔泰的观察，耶稣会教徒波雷在学术界并不怎么著名，竟然还是法国唯一的一个著作值得一读的教授。在一个产生了这样众多的卓越学者的国家，必定会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之中竟然没有一个是大学教授。著名的加桑迪在他生活的早期曾是艾克斯大学教授。在他的天才初露曙光时，就有人推荐他到教会里去，说在那里他能够非常容易地找到一个远为安静和远为舒适的生活，不仅这样，也可以找到一个研究学术的更好的环境。因此他迅速接受了这个劝告。我相信，伏尔泰的观察不仅能够适用于法国，与此同样，也适用于一切其他罗马天主教的国家。我们非常少在这些国家中发现一个十分杰出的学者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可能法律和物理这两门职业可以除外，因为教会不大从这些职业当中吸收人才。除了罗马教会之外，英格兰的教会在一切基督教国家中是最富有和捐赠基金最多的。因此在英格兰，教会总是连续地把大学里一切最好的和最有力量的成员吸引过去，所以在英格兰就像在罗马天主教国家一样，非常难找到一个老的导师是欧洲著名的和卓越的学者。与此相反的是，在日内瓦，在瑞士奉行新教的各州，还有在德国、瑞士，瑞典、荷兰、丹麦这些新教国家产生的最有学问的人，尽管不是所有人，然而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的教授。在这些国家里，大学连续地把教会里一切最杰出的学者都吸收了进去。
可能还一定要指出，那就是假如我们除去诗人、为数不多的几个演说家和几个历史学家外，不管是在古希腊还是在罗马，绝大多数的其他知名学者仿佛不是公立教师就是私立教师，不仅这样，大多数时候不是哲学教师就是修辞学教师。从里伊索克拉底、西阿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直至普鲁塔克和埃史蒂塔斯，还有苏埃托尼乌斯和昆体良时代，总是存在着上面指出的那个现象。让一个人年复一年地讲授一门科学，事实上看上去是让他完完全全精通那门科学的最有效的方法。通过强迫一个人每一年都在同一场地上走一遍，假如他还是一个可以做些事的人，经过几年后，他必定对那个场地的每一寸土地都非常熟悉了，假如他在某一年对某一问题的观点还不十分成熟，那么他来年再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他非常可能就会纠正它。当一个科学教师实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的天然职业。可能，这也正是最可以让他成为一个有坚实的学问和有知识的人的教育。在一个教会圣俸只不过中等的国家，它很容易有助于让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去从事他们能够对社会最有用的工作，同时也可以给予他们最好的教育的工作。它有助于让他们的学问尽可能地扎实，也尽可能地有用。
应该指出的是，每个国教教会的收益，除去来源于特定的土地和庄园的那些部分，应该是国家总收益的一部分，只不过它从国防转移到了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用途。举例来说，什一税是一种真正的土地税，教会假如不把它从土地的拥有者的权力中拿走，它就能够对国防作出非常大的贡献。然而，据有的人的说法，土地的地租是一切大的君主制度国家中国家紧急支出最终一定要依靠的唯一基金，那么有的人说是主要基金。这个基金给予教会的愈多，明显给国家的就会愈少。能够确定这样一个准则，那就是说，假如其他的一切东西都是平等的，那么教会越富有，君主或人民就必定越穷。不仅这样，不论怎样，国家防卫自己的力量就必定越差。
在几个新教的国家，尤其是在瑞士的一切新教的各州，古代属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所有收益，如什一税和教会土地的一切收益，已被发现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基金，它们不仅有力量对国教牧师带来充分的薪金，而且只要稍加补充甚至不需要补充，就能够支付国家的一切其他费用。特别是强大的伯尔尼州的地方行政长官，从这个基金的节余里已经积累了一笔数量非常大的金额，据推测可达几百万。之中一部分存放在国库内，一部分投资在所谓的欧洲各债务国的国债，事实上主要是法国和大不列颠的国债。伯·尔尼或其他任何一个新教州的教会花去国家的一切费用可能是多少，我不敢妄言。
依照一个十分确切的统计，在1755年苏格兰教会牧师的一切收益，包括他们的基督教牧师享用的土地或教会土地还有他们的牧师住宅的房租，依照合理的估价达68514镑1先令57便士。这样的一个中等的收益为944名牧师带来了一个还不错的生活。教会的一切费用，包括偶尔对教堂的建造和修葺还有牧师住宅的建造和修葺，估计一年也不多于8万镑或8．5万镑。然而基督教世界里最富有的教会在维持大多数人民的信仰的统一，献身的热情、守秩序、正规和严格的道德精神方面却比不过苏格兰这个捐赠基金极少的贫穷教会。
凡是一个国教教会所可以产生的所有好的效果，不管是非宗教的和宗教的，其他任何一个教会所可以产生的，苏格兰教会都能够产生。瑞士的新教教会也不比苏格兰教会富裕到哪里去，然而产生这样的良好效果还更多些。在信奉新教的大多数州里，找不出任何一个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国教教会的信徒。假如他承认他是属于此外别的教会，法律就一定会要求他离开那个州。然而这么严厉，或者说这样具有压迫性的法律在这样自由的国家，假如不是牧师们的勤奋事先让人民中的大多数——少数个别分子除外——都皈依了国教的话是绝不可能实行的。所以在瑞士的某一部分地区，因为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偶然联合，可能改变宗教信仰的人就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广泛，所以两个宗教不仅为法律所容忍，而且也都是法律所承认。
认真履行了每一种职责必定要求他的报酬应尽可能准确地和该项职责的性质相对应。假如对任何一项职责所付的报酬太低，那项服务就非常容易因为被雇佣从事那项职责的大多数人的平庸和无知，然而会受到比疏忽大意和怠惰更大的损害。不管什么职业，一个收益非常大的人都会觉得他应该过就像其他收益非常大的人一样的生活，然而把他大多数的时间消耗在寻欢作乐、虚荣和**上。在一个牧师身上，这样的生活就不仅会消磨掉他本应用于履行他的职责的时间，还会完完全全毁掉他在寻常百姓眼中的人格的尊严，然而正是这个人格的尊严让他可以具有正当的力量和权威来履行他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