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寺内正毅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思考着日中关系的变化时，他的秘书官进来向他报告，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在等候他的接见。站在窗口的寺内走回了自己的座位，然后对着自己的秘书官吩咐道：“让他进来吧，然后沏两杯茶过来。”
在秘书官的引导下，田中义一进入了寺内的办公室，两人寒暄了几句之后，田中义一就向着寺内汇报道：“当前在中国出差的各官送回的情报已经基本汇总于参谋本部，陆军省也得到了一份。
军务局的幕僚官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假如这些派往中国出差军官搜集到的资料没有多少出入的话，那么在铁路较为密集的满洲地区和中国军队决战，我国并无胜算，即便有英国盟友在背后支持我们也一样。
因为在当前的满洲地区，道路交通设施要比日俄战争时期完善的多，不仅几条骨干铁路都完成了复线建设，其较为偏远的地区也建立了大量的砂土公路同铁路网进行了连接。按照这些资料的估算，从满洲境内任一县城出发，抵达哈尔滨、长春、沈阳三座中心城市，时间都不会超过三天。
而满洲之革命委员会虽然已经把势力向华北地区渗透，但是除了山东和河北之外，其他地区并未驻扎其所宣称的甲等师团。虽然我们并没有完全找到这些甲等师团的驻扎地点，但是我们推断至少有7-9个甲等师团依旧驻扎在满洲地区，至少3-4个甲等师团驻扎在南满地区。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复制日清、日俄战争的突袭作战，成功的几率已经不大。而且朝鲜人在中国人的支持下，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道把朝鲜半岛分为两半的防御阵地。这道阵地在37度线和38度线之间，由铁丝网、壕沟和机枪堡垒组成，部分地区还设置了地雷带，其纵深超过了10公里，最厚的地区约有20余公里。
参谋本部作战课此前让朝鲜军制造了几次小冲突，但是并没有找到这道防线的薄弱点。因此作战课认为，正面进攻这道防线并不明智，从防线后方进行登陆作战，然后从防线后方消灭驻守阵地的朝鲜人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这样一来，登陆作战的部队有可能遭到中国援助朝鲜人的部队的夹击，这一作战计划风险同样不小。
此外，根据本次中国人举办的防登陆演习来看，在中国人有所防备的开阔海岸进行登陆恐怕并不明智，有可能会重蹈英法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败绩。
因此参谋本部认为，我军想要进攻中国最好应当远离满洲地区，并获得足够的运力，至少一次能够运输两师团以上的兵力，方才能够在中国沿海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登陆点。因此最为合适的登陆作战地区，其实应当是上海到南京这段长江口。”
寺内正毅顿时语气不善的说道：“上原是故意的，还是真的脑袋坏了？从长江口登陆当然是最简单的，但是我们要是那样做了，英国人首先就要把我们视为敌人了。只要革命委员会的军队不兵临长江，英国人就不会允许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军队在长江口登陆。革命委员会在袁世凯去世之后，也没有越过淮河一线向南方发展，估计就是不愿意同英国人撕破脸。
而且，革命委员会在北方，我们却在南方登陆，中国南方的地方势力和冯国璋等旧北洋势力，显然不可能相信我们是去帮助他们对抗革命委员会的。我们如果选择了这一方案，中国国内反对革命委员会的势力恐怕也会倒向革命委员会来对付我们了。
仅仅是对付一个还没有消化北中国的革命委员会，我们已经要拿出最大的力量了，现在如果中国人统一在革命委员会的旗帜下对抗我们，那么我们还有胜利的可能吗？这就是一个看似美妙，却一无是处的计划，参谋本部中难道就没有其他声音了吗？”
田中义一能够理解寺内首相的不满，海军强行从英国人控制的荷兰小弟中挖出了半个婆罗洲，实际上已经打乱了英国在东南亚所建立的秩序。英国人并不是不眼馋荷属东印度群岛，也不是没有力量迫使荷兰人把东印度群岛的管理权交给自己。
只不过英国人不希望给其他列强一个错觉，以为强国可以从小国手中夺取殖民地。美国人从西班牙人手中夺走了古巴和菲律宾，结果就导致了德国认为自己也可以用武力夺取那些欧洲小国的海外殖民地。这种错误的示范，直接导致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的对抗。
因此，只要荷兰人屈从于英国所建立的全球殖民体系，那么英国人并不在意荷兰人在名义上享有东印度群岛的宗主权力。有着英国人的保护，英国人原本以为不会有什么傻大胆敢于挑战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归属。
只是这场欧洲大战确实耗尽了英国的国力，而不在英国计算之内的革命委员会的崛起，又打破了东亚地区美日的势力均衡。革命委员会站在美国立场上向荷兰人对东印度群岛的主权提出质疑，日本不能也无法对抗这两国势力的挤压，因此只能看着荷兰人向中美两国低头。
这一旁观也令日本发现，英国在东亚的霸权似乎没那么稳固，而荷兰人完全就是一块鱼腩，谁都可以上去咬一口。日本海军于是就试探的去咬了一口，结果也证实了当前的英国确实是被大战耗尽了国力，面对这一挑衅行动，英国采取了退让，顺便还和法国人、美国人一起瓜分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
海军的行动虽然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至少有四分之一个日本列岛的新土地被纳入了日本，但是英日之间的同盟互信关系也走到了破裂的边缘。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对于英国也存有了几许疑虑，日本人担心在日本和中国开战之后，英国也许会违背自己的承诺，从而让日本骑虎难下。
在日俄战争中，在本次大战中，英国人都是用着模棱两可的言论，让英国的对手自动的跳入了战争的泥潭，然后英国又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从而给自己的对手以沉重的打击。遏制中国的进步虽然是日本不少政治精英的共同认识，但是对于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日本人也不是不担忧的。
惹恼了英国人之后，再去和中国人拼个你死我活，这显然不会是日本上层人士的认识。哪怕如寺内正毅，想要的也是一场如日清战争这样的辉煌胜利，而不是如日俄战争这样的惨胜。前者可以打断中国的进步，和让日本汲取中国的财富以发展日本的经济；后者则只会让日本倒退到日清战争之前。
田中虽然心里有着这样的觉悟，但是口中没有停留的向寺内首相解释道：“以菊池和大竹为首的青年将校以为，参照欧洲战争的经验，日本和中国一旦开战就应当是总体战的形式。他们认为仅仅是军队方面的动员是不够的，需要国家各个机关在经济和工业方面进行动员。也就是说，日中再战必然是一场国力之战。
不过上原、田中等人认为：缺乏自给自足能力的帝国进行欧战这样的长期战争绝对是个禁物。因此，作为陆军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在开战初期就要集中尽可能多的精干部队……在开战初期就要给与敌人巨大的打击使其不能够有重新振作的机会……据此，帝国陆军如果能够做到就应有必要……拥有多数的常备军。
事实上两派都不赞成现在和中国开战，后者认为我们的常备军还不够多；前者则认为想要发动一场总体战需要一块资源丰富的土地，也就是说至少要把婆罗洲开发出来，才能解决帝国发动总体战所需的资源。”
“所以，他们就拿出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敷衍我么？”寺内正毅不满的摘下了眼镜丢在了办公桌上，田中顿时闭上了嘴，不过他也看出首相对华开战的欲望正不断的削弱，毕竟这场战争正遭到了举国一致的反对。
寺内心里其实也很明白，整个国家每一个阶层此时都不愿意打仗，就连出兵欧洲都遭到了议员们的大肆批评，如果不是中国已经出兵，日本不得不对英国盟友表明自己的立场，那么出兵欧洲的议案都未必能够通过。
特别是经济界，他们反对现在参与任何战争，更是反对和中国开战。在经济界的人士看来，当前的战争景气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日本的产品从来没有那么被外界需求过。
比如对于日本越来越重要的棉纺织业，在1899年日本全国的纱锭已经超过了100万枚，资本额在3300万日元以上，当年日本棉纱出口超过34万包，进口只有2万7千包，日本的棉纱棉布市场基本饱和。从这一年开始，日本棉纺织业想要发展，就只能向海外扩张了。
而鉴于日本的弱小，其所扩张的海外市场只能是中国，至于海外其他地区，日本的棉纱棉布几乎都没有市场。这也就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日本的棉纺织业就先受到了打击。为了抵御外部市场的风险，日本棉纺织业进行了第一次整合，这不仅增强了日本纺织公司的实力，也极大的提高了日本棉产品的质量。
日俄战争的爆发刺激了对于棉纱的需求，不仅让日本全国的纱锭超过了150万枚，年产棉纱达到了90万包，也开始了日本纺织公司在海外的投资设厂。如果不是革命委员会的崛起，日本对于南满铁路控制权的失去，那么日本几乎已经控制了东北的棉纱市场和粗布市场。
欧洲战争的爆发，首先就让欧美的棉产品让出了大部分的世界市场，从而给了日本棉产品一个对外扩张的机会。特别是在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地区，日本的棉产品正在快速的填补英国产品退去后留下的空缺。
1918年，中国境内约有纱锭510万枚，革命委员会投资的纱锭约为250万枚，英国人投资了20万枚，日本投资了30万枚，剩下的则属于中国私人资本。虽然日本在华投资的纱锭超过了英国，但是相比起中国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还是稍有逊色的。
但是在印度，因为兰开夏的棉纱在战时无法维持对于印度的输出，日本的棉纱则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13年，日本出口印度的棉纱也就3000包；但是到了1917年，日本棉纱已经占据了印度市场64%的份额，英国降低到了21%，中国棉纱占据了14%的印度市场。
在荷属东印度的棉业市场，战前荷兰人和英国人各占40%，但是到了1918年，荷兰布降到了5%以下，日本布上升到30%，中国布上升到了50%的市场份额。日本国内纺织业的资本，几乎比战前翻了一倍。
1915年下半年，日本纺织公司的股息是15.5%；1916年下半年为23.5%；1917年则达到了41.1%；在这样丰厚的利润支持下，日本经济界只觉得人力资源不足，哪里还愿意让陆军和自己争夺劳动力呢。
而在政治上，当前的日本也不适合挑起一场战争。虽然1917年日本财政收入超过了10亿日元，比1914年日本财政收入6.18亿日元增长了将近一倍，但是增加的财政收入几乎都投入到了造舰计划、军备整顿计划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上，对于民生的投入几乎没什么增长。
在1914年，日本全国5203.9万人，有74%的人口居住在常住人口1万人以下的乡村中，可以说和中国一样是一个农业国。但是战争景气，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了城市，1914年日本工厂就业人数为85万人，到了1918年已经达到了120万人。
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为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做好准备，城市郊区出现了大批的贫民窟，这些人不能获得干净的食水和平价的食物，甚至连睡觉都不能有翻身的地方。同一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工厂就业人数从60万人增长到了250万人，但是从1912年开始革命委员会就已经对于东北工业城市进行了规划和超前的基本建设投入，因此基本没有出现过于激烈的阶级矛盾。
而且革命委员会虽然和日本一样，在战争期间采取了以出口为经济导向，但是革命委员会名下拥有的国有经济规模远超过日本政府，因此革命委员会能够以法律对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进行保障，而无需理会私人资本的叫嚣。
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之后，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显然是不能超过物价上涨的幅度的，毕竟在充足的劳动力的保证下，资本家只会雇佣接受较低工资和无需保险的农民工。
1914年，日本纺织厂男工平均工资为450厘，女工为290厘。到了1918年，男工为513厘，女工为348厘，五年时间，增长不过14%（男工）20%（女工），而同期，物价指数却增长了200%。1石米从十多日元疯涨到了1918年3月的34日元·
而在东北，以1914年的物价指数和工人工资指数为100的话，那么1918年的物价指数大概才升到135，工人工资的指数则达到了185。在日本社会主义者将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工人生活水准加以比较之后，就开始对日本资本家和政府进行了极力的批评，认为日本的资本家把战争景气的红利都放入了自己的腰包，而人民几乎一无所获，日本政府对此则视若无睹，这简直就是犯罪。
由于日本的资本家还没有学会，“过于优厚的待遇是在养懒人……国企就是用国民的税金养活一群懒人……他们是人民富豪而不是什么压迫工人的资本家，他们的企业是养活了大多数工人的民营企业而不是什么私人企业……想想这些工人过去在农村连白米饭都吃不上的生活，现在吃上了白米饭的工人居然忘恩负义的攻击养活了他们的资本家，他们既然不情愿被资本家剥削，就应该滚回乡下去吃番薯……”等等奇谈怪论，因此只能要求政府加强对于工厂的保卫。这自然就引发了工人阶级和政府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