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希望拥有一个神奇的语句，它既可以阻止争执，去除厌恶感，带来和谐融洽，又可以使对方注意倾听你吗?希望?太好了。这就是那个神奇的句子：“我一点都不奇怪你有那种感受。如果我是你，我无疑也会和你的感受一样。”
这样的一句话，即使是脾气再固执的铁石心肠之人，也会软化下来。而且你完全要发自内心，因为假如你是对方，当然你的感受会同他的完全一样。
还以卡普思为例吧。假如你从遗传得来的躯体、性情、思想，和卡普恩的完全相同；假如你拥有他的环境与经验，那么你就会同他完全一样——也会落到他那样的下场，因为所有这一切——也唯有这一切——才使他成为那种人。
例如，你之所以不是一条响尾蛇，唯一的原因就是你的父母不是响尾蛇。你不与牛接吻，也不以蛇为圣灵，唯一的原因就是你没有生活在恒河河畔的印度人家庭中。
你之所以成为你目前这种样子，原因并不全在你——要记住，那个让你愤怒的、固执的、不可理喻的人，他之所以成为他那样的人，也并不全在他自己。要对这可怜的人表示惋惜、怜恤、同情。你不妨对自己说约翰·高弗在看见街上摇摇晃晃的醉汉时所常说的话：“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也会像他们一样。”
你明天将要遇见的人中，有3/4都渴望得到同情。如果你能给他们同情，他们就会喜欢你。
有一次，我在电台作演讲，讲到《小妇人》的作者露易莎·梅·奥尔科特。我当然知道她生长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特，并在那里写出了她这本不朽的名作。但是，我竟然粗心大意地说曾到新罕布什州的康科特去凭吊过她的故居。如果我只说错了一次，或许还可以原谅。但是，天啊！太不幸了！我竟说了两次。于是，无数函件、电报包围了我，激烈的言辞就像一群毒蜂绕着我这毫无防范的脑袋打转，这些信函大多是愤怒的，有些则是侮辱我的。
有一位名叫卡洛尼亚·达姆的老太太，她从小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特长大，当时她住在费城，对我发泄了她强烈至极的怒火。我即便是将奥尔科特女士误说成来自新几内亚的食人族，她的愤怒大概也不会比那更大了，她的愤怒实在是已经达到了极点。我在读信时，对自己说：“感谢上帝，幸好我没有娶这老太太。”
我觉得应写一封信告诉她，虽然我犯了一个地理上的错误，但她在通常的礼貌上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我准备就用这两句话作为回信的开头。于是，我卷起袖子，准备告诉她我这些真心话。但我没有那样做，我克制住了自己。我知道，任何昏头的傻子都会那样做——而大多数傻子也只会那样做。
我当然不愿做傻子，所以我决定试着把她的仇视改变为友善。这将是对人性弱点的一次挑战，也是我所乐意的一种人际游戏。我对自己说：“说实话，如果我是她，我的感受大概会和她的一样。”所以，我决定对她的观点表示认同。当我后来到费城的时候，便给她打电话；电话大致是这样的：
我：某夫人，你在几个星期之前，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要为此感谢你。
她：(用清晰、文雅、有教养的声调)请问你是谁?我有此荣幸和你说话？
我：你并不认识我这个陌生人。我的姓名是戴尔·卡耐基。在几个星期之前，你听过我有关奥尔科特的演讲；而我犯了一个不可宽恕的大错，说她生长在新罕布什州的康科特。那实在是一个低级的错误；我要为此向你道歉。你花时间给我写信，实在太好了。
她：我很抱歉，卡耐基先生。我写那封信，发了那么大的火，我必须向你道歉。
我：不!不！不是你应道歉，而是我应道歉。任何上了学的小孩都不会犯我那样的错误。在第二个星期日的广播里我已经道了歉。现在我要亲自对你个人道歉。
她：我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特。两个世纪以来，我的家族在马萨诸塞州很有声望，而且我很以我的家乡而自豪。听你讲到奥尔科特女士生在新罕布什州，实在让我太难过了。不过，我对那封信真是感到很抱歉。
我：我敢对你说，我比你还要难受10倍。我的错误对于马萨诸塞州来说没有任何损害，但却伤害了我自己。像你这样有地位、有教养的人，难得花功夫给无线电台的人写信。如果你今后再在我的演讲中发现错误，我非常希望你给我写信指正。
她：你知道吗？我真的很高兴你接受我的批评的态度。你一定是个很好的人，我愿和你交朋友。
就这样，因为我向她道歉，并同意了她的观点，我使她也向我道了歉，并同意我的观点。我对自己的自我克制，并以友善的态度报答侮辱，我对此感到很满意。让她喜欢我，使我获得了更多的快乐。
凡入主白宫的人、差不多每天都会在人际关系中遇到棘手的问题。塔夫脱总统也不例外，但他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同情对于中和“酸性的恶感”有极大的化学功能。在他的《服务道德》一书中，塔夫脱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详细说明他如何使一位野心勃勃却又满怀失望的母亲平息愤怒的。
“华盛顿一位妇人，”塔夫脱写道，“她丈夫在政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她来找我，与我纠缠了6个多星期，要我为她儿子安排一个职位。她得到了许多众议员的协助，并请他们一起来见我，讲了他们对她的支持。因为这个位置是需要技术能力的，于是我根据该部部长的举荐，安排了别人。于是，我接到这位母亲的一封信，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无义的人，因为我拒绝让她成为一个快乐的母亲，而对我来说这本来是易如反掌的。她进一步对我抱怨说，她与她的州代表费尽了心思，为我所特别关注的一项行政议案赢得了所有的投票，而我对她却是如此报答。
“当你收到一封那样的信时，你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何必跟一个失礼或甚至有些唐突的人那么较真。于是你可能会写一封回信。然后，如果你够聪明的话，就应该把这信锁抽屉里，过两天之后再拿出来——这类书信一般要迟两天再写——当你经过这几天时间再取出信来时，你就不会把它寄出去了。我所采取的正是这种做法。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极其客气的回信，告诉她我很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做母亲的会很失望的。但这件事实在不能只按我个人的好恶而定，我必须选择一个有技术资格的人，所以我只能接受这位部长的推荐。我对她表示，希望她的儿子能在他目前的职位上完成她对他的期望。这封回信使她终于息怒了，她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对她曾写了前一封信而向我道歉。
“但我所推荐的人选，当时还没有确定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一封据说是由她丈夫写的信，但笔迹却跟她前两封信完全相同。信中告诉我说，因为她在这件事情上过度失望，导致神经衰弱，卧床不起，并得了严重的胃癌。信中问我能不能将第一个人的名字撤回来，换上她儿子，以使她恢复健康。我不得不再写一封信，这次是给她丈夫的。我说，我希望这次诊断是不准确的，他夫人的重病必然让他产生严重的忧虑，对此我很同情，但将业已送报的名字撤回来，是不可能的。不久，我所任命的人选终于获准通过。在我接到那封信的两天之后，我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音乐会。音乐会上最先向我的夫人和我致意的，就是这对夫妇，虽然这位夫人不久前差点儿‘重病而死’!”
杰伊·孟古是奥克拉荷马州吐萨市一个电梯公司的业务经理。这家公司与该市最好的一家旅店订有电梯维修的业务合同。旅店经理在每次电梯维修期间，为了不给旅客带来不便，规定电梯最多只能停开2小时。但是，电梯维修最少要8个小时，而且旅店停开电梯的那两个小时之内，电梯公司也不一定能派出人手来维修。
一次，当孟古先生能够为修理工作安排一位最好的技工的时候，他给这家旅店的经理打电话，也不和这位经理争辩，只是说：
“瑞克，我知道你们旅店的客人非常多，你希望尽量减少电梯停开的时间。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一点，我们应该尽量配合你的要求。不过，我们检查你们的电梯之后，发现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将电梯彻底修理好，那么电梯损坏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到时候停开的时间也可能会更长。我知道，你不会希望给客人带来好几天的不方便。”
这位经理不得不同意，电梯停开8个小时总比停开几天要好。由于孟古对这位经理方便客人的愿望表示了理解，因此他很容易而且没有争议地赢得了这位经理的同意。
杰西·诺瑞丝是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一位钢琴教师。她讲述了她如何处理钢琴教师与一个十几岁女孩子之间经常发生的一个问题。贝贝蒂从小就留了一手特长的指甲，而任何人要想弹好钢琴，就不能留长指甲。
诺瑞丝太太说：“我知道她的长指甲会妨碍她学好弹钢琴。在开始教她钢琴课之前，我们俩谈话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提到她指甲的问题。我不能打击她学钢琴的良好愿望，我也知道她不想失去她的长指甲，并以此为傲，并且花了许多时间去修饰她的长指甲。
“在上了第一堂课之后，我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对她说：‘贝贝蒂，你有的手很漂亮，你的指甲也很美。如果你想把钢琴弹得如你所能够的以及你所希望的那么好，那么我认为，如果你能把指甲修得稍短一点，你就会发现弹好钢琴真是太容易了。你好好想一想，好不好?’她向我做了一个鬼脸，表示她绝对不会修短指甲。我也和她的母亲谈了这一情况，提到她的指甲确实很美丽，但我从她母亲那里又得到了否定的反应。很明显，贝贝蒂仔细修剪过的美丽的指甲，对她来说极其重要。
“第二个星期，贝贝蒂来上第二堂课。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将她的指甲修短了。我称赞她做出这样的舍弃，同时对她母亲给她的影响也表示了感谢。她母亲回答说：‘啊，我没有说什么。这是贝贝蒂自己决定的。这也是她第一次为了别人而修短了她的指甲。’”
诺瑞丝太太是否强迫贝贝蒂了呢？她有没有说她不愿教留有长指甲的学生呢?没有，她并没有这么说。她告诉贝贝蒂，说她的指甲很美丽，要她修短指甲是她的一种牺牲。她只是暗示，“我很同情你——我知道对你来说修短指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音乐方面的收获，将会给你更好的补偿。”
S·休洛可以说是美国第一位音乐经纪人。在20多年里，他一直保持与艺术家们——如查利亚宾、邓肯和潘洛弗等世界著名的艺术家的密切往来。休洛先生告诉我，要和这些性情无常的艺术家打好交道，最关键的第一课就是必须同情，同情！而且对他们那些荒谬可笑的古怪脾气必须给予更多的同情。
他曾给查利亚宾担任音乐经纪人长达3年之久——查利亚宾是最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之一，大都会歌剧院那些高贵的观众无不为之倾倒。但查利亚宾总是给人出难题，他的行为处事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子。用休洛先生独特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各方面都令人头痛的家伙。”
例如，查利亚宾可能会在他将要演唱的那天中午，给休洛先生打电话说：“沙尔，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的喉咙撕裂得像碎牛肉，今晚我不能演唱了。”休洛先生是否同他辩论呢?哦，没有。他知道自己作为艺术经纪人，不能那样对待艺术家。于是他赶到查利亚宾下榻的宾馆，对他表示同情。“多么不幸！”他会忧伤地说：“多么不幸！我可怜的朋友。当然，你不能唱了，我会立即取消这场演唱会，那只不过损失你二三千美元，但这和你的名誉相比，算不得什么。”
此时，查利亚宾会叹息说：“也许你下午最好再来一趟。看到5点钟时，我觉得怎样。”
到了5点钟时，休洛先生就再次来到他的旅馆，对他表示同情。他一再坚持取消演唱会，查利亚宾会再叹气说：“好吧。你再晚点儿来看我！那时我或许会感到好一点。”
到7点半，这位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答应上台演唱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休洛先生要登上大都会歌剧院的戏台，对听众宣布查利亚宾患有重伤风，嗓子不太好。休洛先生会谎称照他说的去办，因为他知道，那是使这位男低音歌唱家上台的唯一方法。
亚瑟·盖茨博士在他的名著《教育心理学》中说：“所有的人都普遍地渴求同情。例如小孩急于展示他所受的伤害，甚至于故意割伤或弄伤自己，以期获得大量的同情。出于同样的原因，成人也会向别人显示他们的伤痕，叙述他们的意外、疼痛，特别是动手术开刀的详情。为真实的或想象中的不幸而‘自怜’，这几乎是普遍的心理现象。”
所以，如果你想使人同意你的看法，第九项规则是：
同情别人的想法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