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在最深沉的寂静中入座，陪审官也入座，维尔福先生是大众注意的目标，而且几乎可说是大家崇拜的对象，他坐在圈椅里，以宁静的目光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每一个人都惊奇地望着那张庄重严厉的面孔，私人的悲伤并不能打扰平静的表情，大家看到一个人竟能这样斩断人类喜怒哀乐的情绪，不禁产生一种恐怖感。
“法警!”审判长说，“带被告。”
听到这句话，听众席上的气氛更紧张了，所有的目光都盯在贝尼台多将要进来的那扇门上。不一会儿，这扇门就打开，被告出现了。在场的人都得到同样的一个印象，谁都明白地看出了他脸上的表情。他的脸上毫无使人心脏停止跳动或使人脸色苍白的那种激动的情绪。他的两只手的位置放得很优美，一只手按住他的帽子，一只手放在他那白背心的开口处，手指一点不颤抖，他的眼光很平静，甚至可说很明亮。走进法庭以后，他用询问的眼光向法官和陪审官扫射了一遍，然后让他的凝视停留在审判长和检察官的身上。安德里的旁边坐着那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因为安德里自己并未请律师，他似乎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小事。那个律师是一个浅黄色头发的青年，他脸上所表露的激动情绪百倍于那犯人。
审判长宣布读起诉书，那份起诉书，我们知道，是维尔福那支铁面无私的灵巧的笔草拟出来的。宣读起诉书占去了相当的时间，在那个时间中，大众的注意力不断地倾注到安德里的身上，安德里则以斯巴达人那种不在乎的神气忍受着那种注视。维尔福的话从来不曾这样简洁或这样雄辩。他极其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犯罪的始末：犯人以前的生活，他的变化，他从童年以来的连续犯罪，这一切，检察官都是用尽人类的头脑里所能有的全部才智写出来的。单凭这一份起诉书的力量，不必等到宣判，大家就认为贝尼台多已经完蛋了。安德里对那接连提出来的罪名并不加以注意。维尔福先生时时留神打量他，无疑地在向他实施他惯用的种种心理攻势，但他虽然目不转睛地凝视那被告，却始终不能使他垂低他的眼睛。宣读终于完毕了。
“被告，”审判长说，“你的姓名?”
安德里站起身来。
“请原谅，审判长先生，”他以清晰的嗓音说道，“我看您是采用了普通的审问程序，用那种程序，我将无法遵从。我要求——而且不久就可以证明我的要求是正当的——开一个例外。我恳求您允许我在回答的时候遵从一种不同的程序，但所有的问题我都愿回答。”
审判长惊讶地望着陪审团，陪审员们则望着检察官。全场的人都露出一种非常惊讶的表情。但安德里依然不动声色。
“你的年龄?”庭长问，“这个问题你愿意回答吗?”
“对这个问题，我将作出回答。对所有其他的问题，我也都将一一作出回答，审判长先生，但要按一定的顺序。”
“你的年龄?”法官重问一遍。
“二十一岁，说得更确切些，过几天就要满二十一岁了，因为我是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晚上生的。”
维尔福先生正在做笔记，听到这个日期抬起了头来。
“你出生在什么地方?”庭长继续问道。
“在巴黎近郊的阿都尔。”贝尼台多回答说。
维尔福先生第二次抬起头来看着贝尼台多，而且他就像看到了墨杜萨的头似的，脸上变得没有一点血色。而贝尼台多却掏出一块绣着花边的细麻布手帕，很潇洒地轻轻按了按嘴唇。
“你的职业?”庭长问。
“起先是造假币，”安德里说，他的语气是再平静不过的，“后来就偷东西，最近又杀了人。”
法庭里到处爆发出愤慨的低语声。法官们也似乎呆住了，陪审官现出厌恶的表示，想不到一个时髦人物竟会采取这样无耻的自嘲态度。维尔福先生用手压住他的额头，他的额头最初发白，然后转红，热得烫手。然后他突然起来，象丧失了知觉似的四面环顾，他要透一透气。
“您是在找什么东西吗，检察官先生?”贝尼台多带着最殷勤的笑容问道。维尔福先生没有回答，重又坐下，或者说跌倒在他的椅子上。
“被告，现在你愿意说出你的姓名了吗?”庭长问，“你历数自己的罪名时那种残酷的装腔，你认罪时的那种骄傲，——不论从人道上讲或从道义上讲，法院方面都将判处严厉的惩罚，——大概就是你延迟宣布你的姓名的原因吧，你是想把你的姓名作为你自嘲的一个**。”
“太神了，审判长先生，”贝尼台多以最亲切的语调、最谦恭的态度说，“您真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我请求您颠倒提问的顺序，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大众的惊奇已达到最高点。被告的态度上已不再有欺诈或浮夸的样子。兴奋的群众等待着那必然会从黑云深处来的雷声。
“好吧!”审判长说，“你的名字?”
“我没法告诉你我的名字，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我可以把他的名字告诉你。”
一阵痛苦的晕眩使维尔福看不见东西。大滴的冷汗滚下他的脸颊，落在他用**的颤抖的手所抓住的纸上。
“那就说出你父亲的名字吧。”审判长接着说。
宽敞的大厅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屏息敛气地等待着。
“我的父亲是个检察官。”安德里镇静地回答说。
“检察官？”庭长惊愕地说，并没有注意到维尔福脸上的惊慌神情，“检察官!”
“是的，而且既然您要知道他的名字，那我就告诉您：他叫维尔福!”
旁听席上由于对法庭的尊敬感而抑制了这么久的激动情绪，现在象雷鸣似地从每一个人的胸膛里爆发出来了，法官也并不去约束众人的**。群众对那屹立不动的贝尼台多喊叫、辱骂、讥诮、舞臂挥拳、口沫四溅，宪兵跑来跑去，——这一切原是任何**时必有的现象，而这一切继续了五分钟，法官和宪兵才恢复了肃静。
在刚才那片喧闹声中，可以听见庭长在大声喊道：
“被告，你在戏弄法院吗？你要在这世风日下的时代，独创一帜，胆敢在你的同胞面前创立一个藐视法庭的榜样吗？”
有几个人赶上去照顾那几乎已倒在椅子里的维尔福先生，劝慰他，鼓励他，对他表示热忱和同情。法庭里的秩序重新建立起来了，只是有一个地方还有一群人在那儿**。据说有一位女太太刚才昏了过去，他们给她吸了嗅瓶，她已醒过来了。
在这场骚乱中，安德里始终转过脸笑吟吟地朝着听众。过后，他以一种颇为优雅的姿势，把一只手撑在被告席的橡木栏杆上。“诸位，”他说，“上帝禁止我侮辱法庭或在这可敬的会场上造成徒然的纷扰。他们问我的年龄，我说了。他们问我是在哪儿生的，我答复了。他们问我的姓名，我无法讲出来，因为我的父母遗弃了我。我无法讲出我自己的姓名，因为我根本没有姓名，我却能把我父亲的姓名告诉他们。现在，我再说一遍，我父亲名叫维尔福先生，而我很愿意来证明这一点。”
那个青年人的态度里有一种力量、一种信心和一种真挚使**平静了下来。一时，所有的眼睛都转移到检察官身上，检察官一动不动地坐着，象是一个霹雳已把他击成了一具尸体似的。
“诸位，”安德里继续说道，一边用手势和声音要求大家安静，“我上面说的话，是应该向诸位提出证据并作出解释的。”
“可是，”审判长气急败坏地喊道，“你在预审中说过你叫贝尼台多，是个孤儿。你还说你的家乡在科西嘉。”
“那是我随便说说的，目的是为了可以使我发表刚才那个庄严的宣布，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受阻止。我现在再说一遍，我是在一八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在阿都尔降生的，我是检察官维尔福先生的儿子。你们想知道更详细的情节吗？我可以讲出来。我降生的地点是芳丹街二十八号，在一个挂着红缎窗帷的房间里。我的父亲把我抱在他的怀里，对我的母亲说我是死的，就把我包在一张绣有一个‘霭’字和一个‘奈’字的餐巾里，抱我到后花园，就在那儿活埋了我。”
全场的人眼看被告愈说愈自信，而维尔福先生却愈听愈惊惶，都不由得打起了寒颤。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详细情况的?”审判长问。
“请听我说，审判长先生。有一个人曾发誓要向我的父亲报仇，他早就在留心杀死他的机会，那天晚上，他偷偷地爬进我父亲埋我的那个花园。他躲在一丛树木里，他看见我的父亲把一样东西埋在地里，就在这个时候上去刺了他一刀，然后，一心以为里面藏着某种宝物，他挖开地面，发觉我还活着。那个人抱我到育婴堂里，在那儿，我被编为五十六号。三个月以后，他的嫂嫂从洛格里亚诺赶到巴黎来，声称我是她的儿子，把我带走。所以，你们看，我虽然生在巴黎，却在科西嘉长大。”
法庭里静寂了一会儿，在这期间，外面的人或许会以为法庭里是空的，因为当时的沉静是这样的深沉。
“请继续说下去。”审判长的声音响了起来。
“当然，”贝尼台多继续说，“抚养我的那些人很钟爱我，我本来可以和那些好人过很快乐的生活，但我那乖戾的本性超过了我继母竭力灌输在我心里的美德。我愈变愈坏，直到我犯了罪。有一天，当我在诅咒上帝把我造得这样恶劣，给我注定这样一个命运的时候，我的继父对我说：‘不要亵渎神明，倒霉的孩子！因为上帝在赐你生命的时候并无恶意。罪孽是你的父亲的，不是你的，——是你的父亲的，他连累你生遭孽报，死入地狱。’自从那次以后，我不再诅咒上帝，而诅咒我的父亲了。为了这个原因，我才说了你们责备我的那一番话，为了这个原因，我才使法庭上充满了恐怖。假如这一番话加重了我的罪名，那末请惩罚我，但假如我已使你们相信：自从我落地的那天起，我的命运就悲惨、痛苦和伤心，那末请怜悯我。”
“那你的母亲呢?”庭长问。
“我母亲当时以为我死了，她是无罪的。我没有想去探究我母亲的名字；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正当那时，在那以曾经昏厥过一次的那个贵妇人为中心的人群中间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叫，接着是一阵啜泣，原来那个贵妇人现在陷入一种剧烈的歇斯底里状态了。当她被扶出法庭的时候，遮住她的面孔的那张厚面纱掉了下来，邓格拉司夫人的真面目被认出了。维尔福虽然精神恍惚，耳聋脑胀，却依旧认出了她，他站起身来。
“证据!证据!”庭长说，“被告，你得记住。这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指控，是必须有最确凿的证据才能成立的。”
“证据?”贝尼台多笑着说，“证据，你想要证据吗?”
“是的。”
“好吧!请你瞧瞧维尔福先生，再来向我要证据吧。”
每一个人都转过去看检察官，后者不能忍受现在只盯在他一个人身上的那一片目光，踉踉跄跄地走到法庭中心，头发散乱，脸上刻着指甲的痕迹。全场的人发出一阵历时颇久的惊奇的低语声。
“他们问我要证据呢，父亲，”贝尼台多说，“你说我要给他们吗?”
“不，不，”维尔福先生声音发哽，结结巴巴地说，“不，不用了。”
“什么，不用了?”审判长喊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检察官喊道，“我觉得要和这种已落到我身上来的致命的重压抗争是不可能的，诸位。——我是——我看出——我是落到一个复仇之神的手里了！无须要证据，这个青年所说的话都是真的。”
全场弥漫着一种象预示某种恶劣的自然现象那样阴森凄惨的沉寂，大家打了一个惊慌的寒颤。
“什么!维尔福先生，”审判长喊道，“你难道昏了吗？什么！你的理智还在不在？你的头脑显然是被一个这样奇特、这样可怕、这样意想不到的污蔑弄糊涂了。来，恢复你的理智吧。”
检察官低下了头。他像发高烧的人那样，上下牙齿格格地打战，但他的脸色却是死人一样的惨白。
“我没有丧失理智，先生，”他说，“失常的只是我的肉体。那个青年所控告我的罪，我全部承认，从此刻起，我悉听下任检察官的处置。”
当他用一种嘶哑窒息的声音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他踉踉跄跄地向门口走去，一个法庭上的警官机械地打开了那扇门。全场的人都惊奇得哑口无言，这一场揭发和承认使半月来轰动巴黎社会的那一连串可怕的事件达到了最高峰。
“嗯!”波香说，“现在还有谁会说这出戏不合情理啊!”
“嗬，”夏多·勒诺说，“我宁可像马瑟夫先生那样收场——对准自己开一枪，也要比经受这么场灾难舒服一些。”
“再说他也还是要去死的。”波香说。
“可我以前还打算娶他的女儿哩，”狄布雷说，“我的上帝，亏得她死了，可怜的姑娘!”
“诸位，现在退庭，”审判长说，“本案延期到下次开庭办理。案情当另委法官重新审查。”
至于安德里，他依旧很自然，而且比以前更使人感到兴趣了，他在宪兵的护送下离开法庭，宪兵们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一些敬意。
“嗯!你对这事儿有什么看法，老兄?”狄布雷问那个法警，一边往他手里塞了一个路易。
“根据有些情节，可能会酌量减刑。”这个法警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