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势所引发的不满
怨恨之情也随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得势而来，不仅表现在他们对房产的购置中，尤其明显的就是对于将在匈牙利建立一条中心铁路时的初步探讨，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打算在铁路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来自希纳的竞争也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且他成功取得了匈牙利伟大的赛切尼伯爵（Count Szechenyi）的支持。
事实上确实也是如此，所罗门近来的露面都相当的有派头，比如他每次的出行其铺张程度不得不让人怨声四起。他每次从一地前往另一地的排场都很豪华。1844年4月28日，匈牙利中央铁路公司（Central Hungarian Railway Company）要在普雷斯堡（Pressburg）举行一场会议。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于前一天夜里乘坐轮船抵达普雷斯堡，但是令人不愉快的是，由于他的原因，船停在了孔尼斯普拉特（Konigsplatz），而不是通常的码头。在桑尼酒店（Hotel zur Sonne）的一些房客就因为这位男爵的入住，被迫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而自己的住所只能听其安排了。而且还泄露出在29日夜晚，为这位男爵返回维也纳预定了两辆四轮大马车，同时配有骑马侍兵。罗斯柴尔德的族人们也想给他一个特殊的欢迎仪式。
“这里有很多犹太人，”警察报告书里写道，“在多瑙河的沿岸等着他；但是埃斯特哈齐伯爵（Count Esterhazy）挫败了他们希望给拜仁特别欢迎的打算，他禁止犹太人实施燃放四十枚烟火的计划。他们甚至都不许欢呼，因为鉴于当地居民和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举动有可能会破坏他们之间的和平气氛；同时人们也抱怨就因为罗斯柴尔德的缘故，船停靠在了孔尼斯普拉特而不是往常的码头。他下船的时候，就有一辆四轮马车等候着把他送到酒店入住。当他一抵达目的地，就立刻到了霍林格咖啡屋（Hollinger cafe）要了一杯冰水。当他离开时，有几个年轻人从楼上对他叫喊。罗斯柴尔德今天中午将和伯佐纳勒（Perzonale）阁下一块儿共进午餐，陪同的还有来自反对党的委员。下午四点，当他们结束时，罗斯柴尔德将会立刻打道回府。原本打算在会议厅召开中央铁路公司会议的；但是当听说议会中一些年轻人情绪激动，同时希纳联队的斯蒂文·赛切尼伯爵（Count Stephan Szechenyi）也激烈地反对中央铁路时，会议改在了射击场举行。”
在市长的宴会上，出席的有宫廷副臣卡尔·埃斯特哈齐伯爵（Count Carl Esterhazy）和普雷斯堡军事司令安德拉希伯爵（Count Andrassy），许多各地的权贵人物，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家族成员，比如加百利（Gabriel）、龙雅（Lonyay）、海尔泰伦迪（Hertelendy）和雷迪（Raday）。这些人都是罗斯柴尔德极为友好和支持的朋友，他们中的一人用最为奉承的方式为罗斯柴尔德身体健康祝酒，表达了自己希望男爵和他居住于欧洲各国首都的兄弟们都能到匈牙利，为这个国家贡献自己的金钱和道德财富。罗斯柴尔德非常礼貌地表示了感谢，说道尽管这个提议非常好，但是却并不实际，因为这是由命运和环境所决定的，但他会一直对匈牙利这个美丽的国家给予特殊的关注。他的这个回应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当他离开的时候，所罗门觉得他该像一位小学校长一样，离开时对自己的小学生说：“我离开了，但是我的斗篷还留在这里，它会告诉我在我不在的时候谁做了什么，你们是怎样表现的。”虽然之后对于这句话有许多的评论，但在当时却是对在场人一次很好的打趣。
神职人员对这个犹太银行家不断增长的权势愈发地不满，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展制造障碍。于是，为了自己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煤炭和沥青工厂，所罗门被迫于1845年2月6日请求国王采取可能的措施让扎拉大主教（Archbishop of Zara）命令那些牧师们停止给他的生意制造困难了。他的要求总是能得到满足，因为所罗门是那么的不可或缺。他当时正与国家谈着另外一笔很重要的生意；即在威尼斯泻湖建立一座盐场的合约，为的是给整个伦巴第（Lombardy）提供用盐。
成为国家财政的依靠支柱
当所罗门不在维也纳而呆在法兰克福的时候，王室当权者就不得不照看这些生意，而且常常如此，这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尤其是当铁路证券遭遇突然下滑，以及1845年10月，维也纳交易所发生危机时，就像当时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些股票中有很多投机交易。危言耸听者对目前意大利的动乱局势谣言四起，说三大国银行家希纳、厄斯克斯和当时不在场的罗斯柴尔德的经理，要求国家给他们的联合证券资助一笔两百万弗洛林币的贷款，才有可能避免灾难的发生。梅特涅考虑到国家货币市场的状况，指派奥地利驻法兰克福的部长请求所罗门，让他不是亲自来维也纳，就是派他们家族另一名成员过来。他说为了国家财政的发展，很有必要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名成员永久定居于维也纳。
所罗门推脱道他在法兰克福也有很紧迫要处理的生意，那里同样面临着财政危机；然而这个事件展示出了，一旦奥地利遇到了财政困难，梅特涅就会急着向罗斯柴尔德求助。
在法国的情况也是一样，法国的财政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1841年，当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在噶斯坦（Gastein）接受治疗时，法国财政部长胡曼恩（Humann）请他务必在9月7日或9日抵达巴黎，因为他担心贷款的签订不能再迟于那个日期了。事实上，一家詹姆斯为董事的公司已经在1841年10月签订了一笔一亿五千万法郎的贷款，利息3%，票值为78.52，没有任何人需要再开价了。这是在巴黎一笔让人非常不平的买卖；它根本没公平考虑法国的信用问题，让人感觉胡曼恩是被骗了。而事实上，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签订这项贷款时，在交易所直接就开始了交易，成交于81%。
在外交和财政事务方面，罗斯柴尔德家族常常受聘于路易斯·菲利普政府。当埃斯帕特洛（Espartero）大公在征服唐·卡洛斯(Don Carlos)，逼迫太后逃离国家，而自己成为西班牙摄政王（Regent of Spain）之后，基佐（Guizot）觉得应该跟他建立起更为良好的关系。法国政府与玛丽·克莉丝汀（Marie Christine）关系一向很好，法国驻马德里外交代表对埃斯帕特洛没做任何表示。基佐决定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来取得进展，基佐让詹姆斯带给他的代表维斯威勒尔（Weisweiller）一封来自法国政府祝愿的信，埃斯帕特洛大公在代表那儿有私人投资，通过这一渠道，大公也许能受到他们的讯息。维斯威勒尔对这一建议表示异议，他担心这样一来会威胁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西班牙的财政和经济利益。但是这些信件最终还是被传达了，尽管接下来西班牙局势的发展以埃斯帕特洛的衰落为结局，而这一举动也造成了不少负面的影响。
虽然最终仍是无法阻止自己党羽唐·卡洛斯的落败，梅特涅仍然希望能够缓和结果。他的主意就是把玛丽·克莉丝汀的女儿，当时1844年仅有14岁的年轻的伊莎贝拉女王（Queen Isabella）嫁给唐·卡洛斯的儿子，这样一来就能在西班牙国王身边间接安插进自己党羽的儿子。3月29日，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写信给在维也纳的所罗门，告诉他英国政府将会不惜一切可能确保这个计划的成功实施。所罗门立即将这个信息传达给了梅特涅，梅特涅表示此次婚姻的圆满成功将会是整个欧洲皆大欢喜的结果，而且会在其他三个外国机构的帮助下，将对西班牙事务持相互独立立场的英国和法国站到同一阵线上来。不考虑其他因素，仅就梅特涅的个人威望，梅特涅对这件事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梅特涅代表唐·卡洛斯尽自己一切努力说服柏林和圣彼得堡的议会。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同时也感觉到，这样一个婚姻将会给自己的家族带来无数的机会。
“如果这件对西班牙未来能带来好处的事情能够成功的话，”他给巴黎、伦敦、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写信道，“那么我们家族为这个国家提供有效的财政援助以巩固政府的时刻已经到了。我们尊贵的王储将会亲自满腹自信地让我们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表达我们希望与西班牙建立广泛的金融业务的意愿，而且将会得到来自殿下大人的全力支持。
“在殿下的统治下，我亲爱的兄弟们，你们要知道的是殿下的感情就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记住这些都是我们视作神使的殿下的观点，我无需赘言让你们一切都以它们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导准则，一旦情况步入正轨，我们有可能就不再会仅仅考虑和从事符合这样最为重要的条件下的事情了。”
然而，情况开始往反方向发展。伊莎贝拉嫁给了她的堂兄，而不是唐·卡洛斯的儿子，而梅特涅想要为自己在西班牙行事找正当理由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梅特涅对此极为气愤，尽管他一贯来都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抱以宽大仁慈的态度，这次在西班牙问题上，他却恨不得把所有的气都撒在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身上。
同样在巴黎，也有一个很有权势的党派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表示怀疑。而这一点，当在罗斯柴尔德人没参与到北方铁路（Northern Railway）买卖时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些想借此赚钱的人当然已毫无希望了，而那些连机会都没得到的人逮住任何机会跟别人说，路易斯·菲利普将会因支持犹太人而辞职。
一段时间以来，梅特涅的脾气都很不好，有一次他表示对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所享有的地位有着强烈的不满。在强调了奥地利和法国不同的情况之后，他说：“就事情的本质原因看来，我说不清是处于友好还是处于道德，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事务上的影响力远大于这个国家任何一家外国机构，在英国的情况有可能有所不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金钱。那些想要慈善捐助，和那些极力批判金币的沉重的人，都需要大量的钱。事实上，腐败现在已经被相当地公开化，更为现实的是，在当代的代理体系中，它充斥于所有语言中。”
欧洲最有势力的家族
德国驻巴黎部长冯·阿尔尼姆（Arnim）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描述成当今最有势力的家族之一，很少有政府能够说自己不处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黄金链中。
对于那些社会各阶层人士都进行狂热的投机活动和那些甚至连政府职员都毫无羞耻之心地在交易所里投机的国家而言，情况也许更为严重。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并未察觉出这个国家对国事正在不断增加的不满情绪。他设想仅仅是因为现在每个人都从事投机和赚钱活动，由于怕有金钱损失，就没人再有推翻政府的想法了。
詹姆斯的评判太多地受到了来自他最常交往圈子的态度的影响。他将自己给工人和农民使用的房产移出了开支范围，因为他自己对他们很少有接触。他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到了铁路修建上。为了平息来自议会和那些与重要交易有关联的新闻界一贯的反对态度，他尽自己最大努力给那些反对方一些利益分成。唯一拒绝接受股票的就是《国报》（National），它继续活跃地反对北方铁路。
1846年6月15日，北方铁路的部门盛大开张。同年7月8日，发生了铁路事故。这对时局评论册和新闻界来说都是晴天霹雳的打击。而雪上加霜的是，这次事故很严重。在法姆波乌西（Fampoux）附近靠近阿拉斯（Arras）的地方，火车脱离轨道冲向了急转弯的路堤，冲进了路堤脚下的水岸里。37人死亡，事故对铁路建造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尤其是它最为重要的建造者罗斯柴尔德家族而言。
《国报》对此展开了正面的挑战，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各方时局评论册的攻击。之前在德国也有过类似的攻击，当时一位叫亚历山大·威尔（Alexander Weil）的社会学家和共产党人在一份时局评论册上建立了一个名叫“罗斯柴尔德和欧洲各国”的专栏进行恶意攻击，打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专制与自负。他说在欧洲只有唯一一个势力家族，就是罗斯柴尔德；他的机构大大过于别的银行，他的手下都是受人敬仰的实业家和商人，而他的利剑就是投机。
这些话跟现在发生在法国的风暴相比而言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最为激烈的攻击是在一本时政评论册上名为《历史的启发和罗斯柴尔德一世——犹太人的国王》的文章，其中记述了发生在7月8日的铁路事故。这篇对詹姆斯和他的家族进行了最为恶毒攻击的文章以匿名的方式广为发行。在另一方面，也有人受詹姆斯命令行事，在海外发行对这个事件进行反击的评论文章。
一位与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关系密切的人发表一篇以“拜仁·罗斯柴尔德对题为《历史的启发》一文的官方回应”为题的评论。另一个人发表了题为“来自罗斯柴尔德——犹太国王对撒旦——诽谤者之王的回复”的文章。
这些人期望从詹姆斯那儿索取现金回报，但他们失败了，因为詹姆斯打算对这些文章作者都一视同仁、不予理会，无论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自己。但是，他发现这根本无法做到，因为尽管那些文章都很拙劣，然而这些评论册却以数以万计的发行量传播着。当这些文章在普鲁士以德文翻译过来时，在法兰克福的阿姆谢尔·梅耶面对这些下流粗俗的恶言恶语却无法像他的兄弟詹姆斯那样冷静了。他决定要采取行动，所罗门的儿子阿姆谢尔直接将此事上报到了普鲁士政府。
阁下大人（他写道）一定会，我相信，以您一贯的仁慈和宽容，我请求您的关注，虽然国家有许多更为重要的事务要处理，但我所面临的是与我的家族密切相关的事。
阁下大人毫无疑问已经注意到了，在北方铁路于法国发生了不幸的事故之后，不断出现攻击我代表巴黎家族的舅舅——拜仁·詹姆斯的恶意言论；这些留言家不仅将事故责任归咎到我舅舅身上，而且还肆无忌惮地对我们家族事业的章程和品行进行恶毒的、毫无事实根据的指责，其无耻程度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我们认为出于尊严我们要对那些粗鄙的流言进行反击，特别是那些出自卑鄙之人之口，而我们也相当正确地拒绝了对他们的贷款。我们的观点是，对于那些宁愿听流言也不愿接受真相和真理的乌合之众而言，是很难教化的；但对于那些秉持工作、愿意思考的大众，他们有机会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观察，他们是根本用不着教化的。
之后确实马上就出现了为我们家族反击那些恶意言论的文章，但是我们却一点都没有参与其中，而且一直毫不知情。只要我们的敌人在法国这片土地上展开攻击，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有用的办法来阻止他们，因为法国一直以来就是个言论极为自由的“大猎场”，在这里没有哪个声名显赫的人物能不受那些攻击的伤害。但是在德国，尤其是在普鲁士，情况不能也不应该如此。当我们发现类似的粗俗文章也在柏林和布雷斯劳（Breslau）出版时，我们感到更为伤心。
我对阁下大人毫无隐瞒，对于我年长的父亲和舅舅来说，他们无不感到这些文章的尖锐，而且很遗憾，在这样一个有着最为正直的君主统治、有着如此严格的审查制度的国家里，我们家族多年来效力服务，现在却让那些失败的小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为支持和代表我们家族的所有成员，我现在鼓起勇气向阁下大人您提出请求，希望能将随同附上的包含了我们正义请求的请愿书交给国王陛下手中。我的家族相信他们已经与阁下大人您在这个问题上建立了十分具有影响力的特殊合作，同时您也会很快看到对于这个令人讨厌的事情所做出的快速有效的措施以防止再次发生，虽然已经发生的无法更改。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对阁下您的请求将会继续增添我们的感激之情，尤其是对于完全为您效忠的父亲和舅舅而言更是如此，他们将会一直对您保持着感激之心。
因为安塞姆在那年夏天就普鲁士公共金融重组一事与普鲁士财政部长进行着密切的谈判，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封请愿书寄予极大的期望。然而这些流言攻击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而言几乎没造成什么影响；那些与罗斯柴尔德有生意往来的大国都急迫地需要财政支持，加上罗斯柴尔德在这个领域上的垄断地位，使得没人能摆脱他们的强大影响，所有令人不快的流言都被屏蔽了。
阿姆谢尔·梅耶是德意志联邦（German Federation）的财务秘书；奥地利和普鲁士为铁路修建给联邦账户支付资金，在1846年2月，罗斯柴尔德发表声明，揭露联邦在账户中隐匿了总额近七到八百万的收益。
甚至连主教大人都通过梅特涅的中间关系，再次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谈判，已为铁路建设筹集资金。自从1846年6月起，富有自由思想的皮尔斯四世（Pius IX）继任了罗马教皇的位置，他立即同意修建铁路，而之前这是他的前任所禁止的。为此，在1846年8月13日，总理大臣提交了一份有关安塞姆和罗马教廷大使在朗曾斯巴特（Franzensbad）谈判的报告。
奥地利在1847年申请另一笔贷款，由包括罗斯柴尔德在内的三大银行接手，以八千万弗洛林币的债券，用六十五个月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八千四百万弗洛林币的现金，从1847年6月1日起算。考虑到第二年所发生的事情，这笔贷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总理办公室收到进一步的贷款申请，请求批准管辖权时，贷款没被允许，这样一来就不会给获得意料之中的维也纳城（City of Vienna）自由权的所罗门之子安塞姆造成阻碍了。科洛夫拉特（Kolowrat）伯爵在此事上的态度表示，虽然安塞姆有可以与其父媲美的公众精神，也应当慷慨大方地为维也纳城的那些服务大众利益的慈善机构捐助，同时，还该注意到的是“对于国家的利益而言，同样也应该批准统治权，因为假如那些在维也纳提供贷款和从事其他金融业务的主要银行有什么不测，比如所罗门、拜仁·罗斯柴尔德的去世而衰落的话，那我们将不得不与希纳家族（House of Sina）进行交易”。
事实上，安塞姆已经踏入了维也纳城的黄金篇章。紧接着在1847年6月11日，又提交了另一封请愿书。在这封请愿书里，所罗门请求将他在摩纳维亚科里斯查（Koritschau）的房产，以及在维也纳的三座乡村别墅归并为限定继承财产，总价值为两百万弗洛林币。他要求要特别考虑两百万弗洛林币的价值，因为法律不允许将最大限度高于四十万弗洛林币的财产列入限定继承范围，只有国王本人有权对此类例外要求做出批示。
国王将这封请愿书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审批，但之后马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让所罗门的请求无法立刻获准。
在英国也是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并未受损。内森的最为年长的儿子莱昂内尔（Lionel）异常的活泼和刻苦。而他的弟弟们安东尼（Anthony）、那撒尼尔（Nathaniel）和迈尔·内森（Meyer Nathan）成为了有名的运动员和赛马主。那撒尼尔住在巴黎，他从小身体虚弱，但却对艺术、科学以及发生在他周围的政治事件很感兴趣。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迎来了第三代人，但他们并不乐衷于金融事务，而是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对艺术和体育情有独钟。莱昂内尔在大不列颠取得了自己金融生涯的尊贵地位，在1847年3月，他向英国议会提供了自己的财政支持以实施计划好了的改革，来处理爱尔兰发生的恼人事件。财政大臣实际从罗斯柴尔德和巴林（Baring）那儿贷到了八百万英镑的贷款，这就是之后著名的“爱尔兰饥荒贷款”（Irish Famine Loan）。
内森向来都拒绝任何在政府名下有关政治上的尊称或是地位，而莱昂内尔却想进入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现在，根据惯例，犹太人不能在英格兰担任民事或是军事机构的职位。他们不允许参加议会选举，也不能进行投票。在英国的犹太人生活在一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犹太人区中，处理罗斯柴尔德人和其他相当少数的一些取得非常重要地位的犹太家族之外，没有人能希冀摆脱这种状况。只有两大议会有权破例或变更这种条件。然而，莱昂内尔认为既然他的家族在金融事务上给予了英国如此之大的帮助，他就有能力战胜这些困难。
在1847年8月，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作为自由党参选人的身份代表伦敦市，最终他也当选了，同时当选的还有约翰·拉塞尔大公（Lord John Russell）。现在每个下议院成员在就职之前，都要宣誓，而其中有一句是“作为一个忠诚的基督徒。”自然，莱昂内尔是不会说这么一句誓言的。下议院提议应该对宣誓内容进行调整，但上议院拒绝了这个提议。于是莱昂内尔无法就职；但是他又再次成为了一位参选人，而且也总是当选，然而却从未发挥过作为一位议会成员的效用。
一场新的危机
在1830这关键的一年，以及在1848年前夕，罗斯柴尔德人参与了大量的贷款业务。除爱尔兰饥荒贷款之外，他们还掌握着利率为3%，数额达两亿五千万法郎的法国贷款，罗斯柴尔德以72.48的票值成交。鉴于奥地利的贷款问题，他们对这笔贷款采取按月分期付款的预防措施。在1847年12月出现了问题发生的不祥征兆，奥地利表示希望能获得发行一定数额的证券，同时要对此高度保密，这些发行债券除了那些平常的贷款之外，还要为威尼斯和伦巴第国土的军事力量的壮大提供必要的基金。对于此事，Kolowrat伯爵当时发表了他的观点，并且对未来的发展表现出了相当的远见。
货币市场（他写道）现在非常低迷，没有任何能够尽早改善的希望。政治发展常常让人们有理由担心情况会进一步恶化。通过对货币市场状况的认真考虑后，拜仁·库贝克（Baron Kubeck）认为他能很放心地将考虑中的证券，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那也要尽可能多地交给罗斯柴尔德保管，这样对他而言更为安全，如果利率能达到4.6%的话他将会十分满意的，这一利率水平对于商业资本来说已经算是相当合适的了，尤其是考虑到它包括了所有当今不确定环境下有可能产生的风险。
于是拜仁·库贝克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提议交给国王，并急切请求国王予以接受，而且允许让当局对此保持高度的保密。
现在最为重要和紧迫的就是给予财政管理部门尽可能多的业务，让其能够从军队未预料到的沉重开支这一窘境中摆脱出来。我之前提到的储备基金是无所作为的财政部长最后的希望了。然而不幸的是，当这笔钱也用光的时候，我们就再没有一分一毫能够用来应对可能发生的灾祸了。但是各州必须要面对可能发生的灾难，即使是那些超越人类力量所能控制范围之内的，比如国家首脑的去世、流行病的突然爆发以及农作物歉收。现在我的职责就是在仍然有可能对在意大利不断增长的军队开支和我国仅剩的资源利用实行上限的情况下，尽我所能断然地在没有储备的情况下事先考虑到这些可能发生的意外；呼吁大家关注现实，不然显而易见的是当奥地利政府将大量精力都放在国王的情况下，却忽视了本国的发展，这将会导致我国财政的崩溃。
我有责任发表这一严肃声明，我们正处在落入深渊的边缘，随着财政部不断对抗击外国革命事件而增加预期之外的开支，已经导致了全国不断上升的不安情绪，而这一点几经被省级地产（Provincial Estates）和我们邻国新闻界的文艺大爆炸所印证了。
拜仁·库贝克的议案还不足以完美地陈述一个严重的经济批判。从他的角度出发，已经超出了问题本身的紧迫性，在我看来，唯一要补充的就是罗斯柴尔德的出价在我看来是非常合理的，尽管到了今天，2月13日，利率4%的债券已经在交易所里涨到了93%的成交价格。
拜仁·罗斯柴尔德本人已经对此情况进行了保密，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对于我们财政管理部门更为重要，我们必须避免任何会对奥地利信用产生威胁的情况发生。
科洛弗拉特的论述是非常正确的。在已经77岁高龄的总理大臣梅特涅和他的骑士们，尤其是冷酷的公安部长塞德尼斯基（Sedlnitzky）伯爵统治的体制下，国家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不满情绪。在意大利，对国家统一运动所直接采取的打压措施相当严酷，而在梅特涅的势力影响下也让整个事件变得很严重，因此那些来自奥地利政府的威尼斯和伦巴第王国的祝福都被抛诸脑后了。在40年代中期，在邻国瑞士爆发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当地的国民分成了激进党（Radicals）和保守党（Conservatives）两大阵营。七大天主教行政州联合组成了一个独立的联邦，并且公开对抗激进派。
1847年11月，温和派被联邦军队强制赶下台。一贯对保守党联盟表示同情的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将发生在瑞士的事件视为是自我防卫。梅特涅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是对奥地利在伦巴第的直接威胁。
一直坚定不移地追随总理大臣政策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也深深受到了这些事件的影响；在1847年11月20日，他惊慌失措地赶到梅特涅那儿，询问事态的发展状况。
梅特涅简短地说了一下概况，紧接着就问所罗门是否相信“假如国王在这次革命中放弃意大利州，转而将他的精力集中到阿尔卑斯山的这一边情况会有所好转，还是他应该继续维护自己在威尼斯和伦巴第王国的地位”。
“不能那样！”罗斯柴尔德对于第一种可能惊呼道。“那样一来，所有的都将会失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梅特涅回答道，“而且所有有感知的人都应该这么认为。但是，在想法和行动之间，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
然而，要行动就要做点什么，而其中的方法是需要好好估量的。梅特涅接着说道，他将会建议国王下令援助意大利军队。而这就需要钱，并且是在不破坏现有的国家财政计划之下筹集。他们刚刚才成功渡过了一场危机；如果再发生的话将会是更为严重的，而这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出现的。总理大臣宣称，特殊的情况就需要用特殊的方式解决，他问所罗门这样一种特殊的援助是否会到来。
“您需要多少就有多少，”所罗门立刻回答道，“只需您一声吩咐。而这不会有损您的信誉，反而会增加它。告诉我您需要多少，我马上就能支付。”
梅特涅回答说他什么都不想要；需要钱的是财政部，他也知道从哪儿能弄到钱。他想知道的是，拜仁·库贝克当需要钱来完善他的计划时，他是否会去找罗斯柴尔德借。除此之外，他没什么好担心的。
“无论拜仁·库贝克想要多少都没问题，”罗斯柴尔德大声说道。“我会立刻去找他，他可以将货币市场留给我来打理。我刚刚才提高了价格，您知道我是怎样做的吗？我在交易所用金属币将总价提升了2%，达到三千万弗洛林币。”
“我不允许你，”梅特涅说，“对拜仁·库贝克做任何计划。当他需要你时，他会说的；而一旦他来找你，按他说的去做。”
交易所对形势相当敏感。在那年的1月，继西西里岛（Sicily）的导火事件发生后，一系列1848年革命事件开始爆发，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情绪，意大利到处都是激愤的热浪。维也纳的交易所对此新闻反应相当的焦躁，各国的自由党人都不遗余力地夸大意大利公共财政的艰难处境，而意大利也被认为是这些动乱的大本营。当地的老百姓也纷纷开始到银行将纸币兑换成硬币，梅特涅开始给予严肃关注。
尽管对金融状况表示担忧，但由于米兰仍然很平静，在1848年1月的下半月，梅特涅对总体的局势还不至于很失望。当所罗门在1月23日去拜访总理大臣时，他描述说，梅特涅措辞非常严肃，并且“皱着很深的眉头”。
“政治性而言，”他对所罗门说，“一切还是顺利的，但是交易所的状况就很不好了；我正做我份内之事，而你却没做你的。如果厄运降临到我身上，那你也不能幸免；我正面对着地狱；而你却在呼呼大睡而不是战斗；你的命运已定！”
对于这个抨击，罗斯柴尔德给予最诚挚的歉意，他说：“我明天就会买进。我已经就此事与拜仁·库贝克谈妥了；你们可以信赖我。”
“我，”梅特涅答道，“只看行动。你也许会明天买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昨天没有这么做。如果是为了等待更低的价格的话，那我就没什么好感激你的了。”
这段对话再清晰不过地表现出了梅特涅和所罗门是多么紧密地荣损与共的。1848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很有力地证明了这一事实。
1848年的“二月革命”
西西里岛的革命很快就蔓延到了那不勒斯，当时卡尔·罗斯柴尔德就在那儿，但是当地的自由党当权部做出了让步，当地没有发生什么危险。托斯卡那大公（Grand Duke of Tuscany）和皮埃蒙德（Piedmont）的查尔斯·艾伯特国王（King Charles Albert）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将意大利统一在一个王权之下，也遵照了这个做法。
这些起义的星星之火从亚平宁半岛（Apennine Peninsula）蔓延到了法国，在法国燃起了一场大火，而这场大火烧遍了整个欧洲大陆。路易斯·菲利普的统治日益压迫；他拒绝进行必要的改革，而这最终导致了在首都爆发的一场对基佐当权的激烈反对。1848年2月22日，首先在工人和学生中引发了暴动。甚至连国家卫队都希望倒戈，开始惶恐的国王接受了基佐的辞呈。军队被调来对抗反叛者，而这首次的枪击引起了强烈的激愤情绪。
2月24日，城市的所有主要街道都筑起了防御栏；国家卫队和步兵团与反叛者对抗，情形很快明朗，由于国王的原因，局势变得越来越糟糕了。路易斯·菲利普一下苍老了许多；在他第75个年头里，他已经很难再应付这样突然而意外的风暴了。说到阿伯尼（Apponyi）伯爵，他在此刻表现出的因害怕而无法做出决定，他已然失去理智了。早在2月24日，他就逃走了，逃离了他的首都，将自己的国家留给了反叛者们。可爱的奥地利老大使自己全然搞不清状况他给2月23日的舞会送出了九百份邀请函，而在当天的早上，他还问市办公厅舞会能否取消。
对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而言，他在过去几年里在国王和部长们中取得了相当特殊的地位，这件事无疑是晴天霹雳。他无法相信就在这么短短的一夜之间里，所发生的变故就将他的生意和他的家族所取得的积淀从他脚边带走了。这个比任何人与已颠覆的体制关系亲密的银行家此时感到，从事件的发展来看，他现在所处的地位相当危险。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放弃巴黎，梅尼埃（Prosper Meniere）告诉我们有人在诺德（Nord）车站看到了他，正要搭乘火车前往边界。然而，在最后一刻，他被建议不要离开巴黎，因为这样显然会有损他的地位和荣誉。
于是他留下了，而他的妻子和女儿由于巨大的恐慌逃到了伦敦亲戚家，不打招呼出人意料地抵达了莱昂内尔的住处。由于所经历的恐惧在她们的脑中仍然历历在目，她们凄惨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从人类幸福的天堂瞬间跌落到不幸和恐怖的地狱的。
现在新的州政府正想方设法组织金融巨头和银行家们逃离这个城市，因为就和之前的国王一样，他们也需要钱和金融家的服务。巴黎还广泛流行一种说法，说是罗斯柴尔德用粪车将自己的金银偷运出城，以期之后宣布破产。于是科西迪埃派了一名侦探紧盯罗斯柴尔德，当罗斯柴尔德打算逃走的流言持续升温时，他把银行家叫到了警察局。詹姆斯被告知他被监视的原因并有预谋逃走的嫌疑。詹姆斯回答说：“警官，人们都认为我金银无数，可是我除了纸币之外一无所有。我的财富和资产全都是证券，而在此时它们已经一文不值了。我没有想破产，如果我要死我也会先辞职，但是我觉得逃走是懦夫的所作所为。我已经写信给我的家人，让他们给我寄现金过来，这样我才能还债。明天我就会把我的侄子介绍给您，他就是为此刚从伦敦赶来的。”
科西迪埃说他很高兴能够帮助罗斯柴尔德家族，他请他不用担心巴黎的民众。他们虽然穷，但却诚实，即使有些工人成为了罪犯，新政府也知道如何对付他们。
“完全是诽谤，”科西迪埃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之后他向罗斯柴尔德申请一笔贷款，照他所说，是用于出版刊物和其他机构文件的。第二天，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带着他刚从伦敦来的侄子再次来到了警察局，为在2月的抵抗中为保卫警署效力而未能获得酬劳的战斗者家属们存入了一笔钱。詹姆斯离开时头脑更为平静，他也希望能够顺利地渡过这次难关。
总的金融局势很不乐观。和1830年的情况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负担了各种数不清的贷款债券。关于罗斯柴尔德在初期已经支付了八千二百万法郎的总额为两亿五千万法郎的贷款，考虑到目前的状况，不得不放弃那笔保证金了。詹姆斯称这场革命，给他减轻了剩下的一亿六千八百万法郎的债务。
罗斯柴尔德同时还持有大量诺德铁路（Nord Railway）的股票，由于交易所的恐慌情绪，所以也和其他证券那样遭遇大跌。
除了来自未受任何影响的伦敦家族的大量资助外，詹姆斯还不得不为承担沉重的债务而做出巨大的牺牲，他被迫将利率为3%的持股以33法郎这一荒唐的价格卖出，而更糟的还在后面。
共和国宣布成立，暴民侵入到土一勒里宫（Tuileries）和皇家宫殿进行掠夺性的毁灭，他们将价值连城的家具扔到街上烧毁，这让人有理由担心会发生进一步的暴乱。国家卫队和其他军队艰难地重新维护了市中心的秩序，而暴民在郊区开始攻击未受保护的建筑。暴民的愤怒发泄到了所有的铁路工程，比如车站和桥梁上，在巴黎周围方圆三十英里的范围内被彻底损毁和烧尽。人们将这些建设视为剥削自己的事物。像马车夫一类害怕来自铁路竞争的人，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在这次暴乱中，位于纳伊（Neuilly）的皇家城堡同样难逃摧毁命运，罗斯柴尔德在叙雷讷（Suresnes）的别墅也被洗劫一空并烧毁。革命中的警察局长对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承诺了过多他无法做到的事情。
Apponyi伯爵根本无法恢复镇定。3月10日，当意外地获得了相对的平静时，他写道：“我们仍感觉就像在做梦。根本无法相信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实。毫无疑问这根本没有任何预兆、这是一个预谋的袭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这样的事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就像突然来袭的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将所有的东西都摧毁了；这是天意，是上帝的意愿。”
詹姆斯一点儿也没能轻松地摆脱这一切。科西迪埃拿走了他的钱，而叙雷讷也被损毁了，而他寄托于犹太裔财政部长古德召的希望也泡汤了。设立了国有工厂的临时政府内政部长，莱度·罗琳（Ledru-Rollin）用所有能想到的借口不断的厚颜无耻地向财政部长要钱，直到任职几天后因厌倦而自动辞职才罢休。
根据俄罗斯的秘密代理人，同时也是巴黎革命的目击人之一的描述，莱度·罗琳脑袋里所想的就是想方设法要到钱，而不停地去找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他跟银行家说，如果他不给他为了爱国目的而要的二十五万法郎的话，他第二天就会派一万名工人上拉菲特街（Rue Laffitte）毁坏罗斯柴尔德宫殿（Palais Rothschild）来报复他。他用手枪指着詹姆斯勒索，他惊恐万分地给了钱。这位俄国人讲述接下来的几天莱度·罗琳故伎重演，不断地威胁詹姆斯，又成功地得到了五十万法郎。
无论这个故事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可以肯定的是，詹姆斯不得不为他的自身安全支付一大笔钱。
很快革命就蔓延到了整个欧洲。随着路易斯·菲利普的下台，罗斯柴尔德失去了他在欧洲立足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支撑点。不久前还兴旺发达、让所有人都艳羡的巴黎家族，一夜之间就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现在不得不重头开始依靠那些新生的势力重建自己的地位，与现在的当权者建立起原本就该建立好的关系。然而，在这五兄弟建立起的更为重要和有实力的巨大构架给予的支持让步之前，这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和梅特涅一起下台”
来自巴黎的消息使得奥地利王室中产生极度的恐慌。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从兄弟那儿得到了电报，然后梅特涅是从他那儿得知基佐下台的消息。他一开始根本不相信，但不久之后俄国的代理公使通知并确证了这个消息，他沮丧地说：“好，我亲爱的，一切都结束了。”他仍抱希望国王还生还；然而当他接到来自所罗门进一步的悲惨消息，说法国已经成立了共和国，这位年老的总理绝望地跌坐在自己的座椅上。
维也纳和奥地利的人民变得很激愤。皇家政府被来自各个地方的请愿书、改革提议和各种各样的紧急上诉所淹没。甚至发生了纸币拒收的情况。贸易和工业都停滞了，所有人都感到将要爆发一场可怕的风暴。当国外收到梅特涅亲王退休的消息时并没发生什么事情。有意思的是，这是在从维也纳听说梅特涅亲王决定辞职的消息后，于1848年3月4日，在帕默斯顿夫人（Lady Palmerston）的招待会上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些成员传播出去的。当时在场的奥地利代表有很多疑问，但他仅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说这不过就像是证券交易所里的一个计谋罢了。但是当代理公使将这个意外消息带到维也纳时，梅特涅已经不做总理了。
产业界的人士将在3月13日星期三会面。当时正在起草一份请愿书，一群学生代表冲进会议现场，将请愿书撕毁，并宣布广大群众的愿望。一伙人聚集在街上，演讲者正慷慨激昂地演讲着。“与梅特涅一起下台！”人群大喊。
一群人走过总理办公室，大喊着亲王下课。向阿尔布里齐大公窗前扔石头；军队开火。第一批中弹者倒下了，激愤的情绪广泛蔓延开来。罗斯柴尔德宅邸周围竖起了防护栏，离军械库不远。所罗门在窗前紧张地观望着不断升级的不安。保卫队拉响了警报并诉诸武力。皇宫里既焦急又犹豫。费迪南德国王对所发生的情况完全搞不清。只有约翰大公保持着冷静、分析事态。他意识到梅特涅必须立刻下台来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总理大臣在3月13日晚上8：30宣布辞职。房屋亮起了灯。在这儿就仿佛是节日一样，而在外面人们还在与防护栏的士兵们斗争着。这里的人们不断被枪击倒，而在那儿人们正欢庆着新闻界取得的自由。
3月14日晚上6点，梅特涅亲王和他的家人逃离了这座城市。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没有冒险离开自己的家。梅特涅的一个信使拜访了他的这位忠诚的朋友和银行家，通知他梅特涅离开奥地利的决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梅特涅没准备好足够的钱。他本该好好利用自己无限的权力，利用自己扩展到国家财政的独裁控制，这样就不用在自己要逃走的时候还要被迫借旅费了。罗斯柴尔德乐意给予这位失利的政客友好的援助，通过建造师罗马诺（Romano）给他送去了一千元现金。这个数小时前还是这个帝国最有势力的人，现在一拿到钱就秘密离开了城市，拿上旅费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信用证。
事已至此，梅特涅在穿越德国边境的时候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身份。比如在3月20日，在法兰克福有谣传称总理已经抵达，现正呆在奥地利将军诺比利伯爵（Count Nobili）府上。上千人立刻就聚集到将军府门前大喊：“交出梅特涅！”将军勇敢地站到窗前，宣布说亲王并没跟他呆在一起，随后就只身开车穿过人群，去参加拜仁·阿姆谢尔·M·罗斯柴尔德举行的招待会了。人群又来到罗马凯撒酒店，上演了相似的一幕。当他们也确信梅特涅并不在那儿时，他们就到离得不远的拜仁·阿姆谢尔·梅耶·罗斯柴尔德府邸去了，向他要钱。但是当时阿姆谢尔·梅耶并不在家，于是人群就散开了。
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留在了维也纳，在经历了3月13和14日两天紧张的日子之后，一切开始回复平静，但是他仍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很害怕。由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和梅特涅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他与这位政客之间的友谊也很深厚，所以他感到不仅是自己家族的利益受到了威胁，而且伤的更重的是自己的感情。他心情忧郁而沮丧，决定静观事态会如何发展。
这个时候，革命运动波及到了欧洲的各国首都。3月18日，柏林发生了起义。街道发生打斗，军队出击防卫，引起大众恐慌。当消息传到法兰克福时，那里的情绪同样紧张不安，人民提出不分种族信仰的平等公民权的要求，当普鲁士国王下令射击人群时，暴民们砸碎了普鲁士部长和老阿姆谢尔·梅耶·罗斯柴尔德的窗户。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同样也呆在动乱的中心，而相对而言也是个政治要地，因为提出整个德国要统一于一个新的中央政权的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先驱者们聚集在了法兰克福。如果新政府能巧妙掌权，不在一开始就被破坏的话，那就给这位联邦德意志的官方银行家提供了各种机会和可能。
内森住在幸运的英国的儿子们，躲过了这场革命和动乱。他们仅仅受到了来自交易所总体萧条的影响，因此能够给欧洲大陆上受到威胁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
意大利的革命
卡尔·罗斯柴尔德当时正在整个意大利受革命影响最严重的中心——那不勒斯。他来到那不勒斯后就切断了自己和奥地利的密切联系，但是由于他和那不勒斯王国保守党的关系，他也受到了来自革命给王国所带来的困难。在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在维也纳革命之后直接起义反抗奥地利的统治，结果使得皇家机构辞职，共和国成立。这对于不久前才与威尼斯签署一项重要的盐井协议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罗门当初信心满满地认为伦巴第将会继续由奥地利政府统治，在威尼斯投资了四十万弗洛林币的资产，而现在伦巴第也起义了，正让所罗门对那笔钱忧心忡忡。
罗斯柴尔德的事业完全随着君主国的兴盛存亡而起伏不定，所罗门尽自己最大所能挽救可以挽救的。传言说在很短的时间内，伦巴第的革命很有可能就会平息了，所以他请求外交部长对奥地利国民利益和主要工业事业的关心，确保他不要受太多损失。
他得到了各种各样的保证和承诺，但是除了所罗门的生意外，政府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关心，而梅特涅的缺位又使得其更加明显，因为以前即使是最关键的时刻，他总是有时间去考虑所罗门的愿望和建议。所罗门痛苦万分地察觉到自己的地位是多么地依赖之前与维也纳总理的良好关系，而现在已经有了本质上的转变。他现在所遭受的冷落也就是自己兄弟詹姆斯在巴黎遭受的。
詹姆斯的日子很不好过。可怕的二月革命把对自己十分友好的国王和与自己有许多很好的交易的部长们赶下了台。其他的朋友也离开了首都，包括奥地利大使阿伯尼伯爵和他的五十万弗洛林币债务，还有那位临时替代大使胡波纳（Hubner），这位暂时任职的大使现在已经远不是詹姆斯的同道中人了。他为人冷淡不善；公开地宣布有反闪米特（Anti-Semitic）倾向，并且根本没打算给予罗斯柴尔德在阿伯尼任奥地利大使期间所享有的地位。
詹姆斯确实在新的当权者中找到了一些旧日的朋友，而且由于他懂得如何让自己融入到新体制中，并且他无论受何煽动都克制住了自己内心里对奥尔良派的同情，他投机者的天性为他赢得了一些调和的理解。
与此同时，所罗门在奥地利又再次陷入了不安之中。无论在匈牙利、意大利，在波希米亚还是在首都，国王的境况都相当令人沮丧；到处都是叛乱爆发。在7月25日库斯托扎战役中撒丁岛国王查尔斯·艾伯特军队的败北和年老陆军元帅拉德茨基伯爵的胜利，才缓解了这样一种状况。在这段动**的日子里，意大利希望的是法国能够插手，撒丁岛能够助他一臂之力对抗奥地利。
因为害怕共和法国会采取行动，维也纳忧心忡忡。于是奥地利的临时代理大使索恩（Thom）先生就被派去回报法国对此事的态度，索恩在阿伯尼手下工作直到胡波纳任职为止，同时他对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也十分了解。然而，那些外国大使们，尤其是那些保守党的势力在此时的巴黎却毫无影响力，因此他们也得不到任何消息。反倒是詹姆斯已经和新任财政部长卡尼尔·佩吉（Garnier-Pages）之间取得了十分良好的关系，他也经常去拜访他，所以詹姆斯可以告诉索恩部长政府并没有任何要介入意大利的打算，不仅如此，而且还会尽一切所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样一来，罗斯柴尔德就继续成为了索恩的信息来源。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在巴黎的地位日益稳固，但是仍然没看到重获政治保障的迹象。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所谓的“国家研讨会”（national workshops），在那儿，政治比工作更重要，而这很快成为了难以忍受的财政重负和政治威胁。
随着政府解散的打算，这里再一次爆发了严重的恐慌。经过6月份中三天的街头打斗，与共和党人密切相关的活力旺盛的部长路易斯·尤金·扎瓦纳克（Cavaignac）取得了胜利。
他成为了独裁者似的人物，并被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任命为外长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的名义主席。詹姆斯从前就与他交情甚好，在用了相当一笔钱之后，他又成功地使得自己在将军和共和党人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很快他就像之前是一个忠实的君主主义者那样成为了一名共和主义者。
詹姆斯这种能让自己适应任何可想见的环境的能力甚至也让极左党派（extreme Left）佩服，他好几次都宣称自己一切为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
“你是一个奇迹，先生，”极端激进刊物《工人的警钟》（Tocsin des Travailleurs）的编辑写道，“尽管他政党多数派的路易斯·菲利普失利了，基佐下台了，立宪君主政体和议会手段全都消失了；然而，你，依然屹立不倒！……阿拉戈和拉马丁到哪里去了？他们都完蛋了，而你却存活下来了。那些金融泰斗们都被清盘，他们的办事处也都已倒闭了。工业和铁路公司的首领们都已摇摇欲坠。股东、商人、制造家和银行家们都一同倒下了；大人物和无名小卒也被压倒；你却在他们中毫发无损。虽然你的家族受到了巴黎第一次动乱的撞击，虽然革命的影响一路追逐你从那不勒斯到了维也纳和柏林，但你却仍然面对着这撼动整个欧洲的运动固若金汤。财富远去了，荣誉失色了，统治结束了，但是犹太人，我们这个时期的君主，仍戴着他的皇冠；但这还不是全部。你也许本已逃离这个国家，就像你们圣经所说的那样，像山羊一样翻山越岭。你留下了，宣布着你的势力并不依赖于过去的王朝，你勇敢地走向了新的共和国。你毫不灰心地依靠着法国……你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政客了，你是信誉的标志。难道现在还不是中产阶级的有力契约——银行应该帮助人们实现他们毕生愿望的时刻吗？虽然不是财政部长，但你却是这个时代金融的巨子。你的工作也许会更广泛，你的名望（你有很高的名望）也许会更为显赫。在成为金钱国王之后，你将会更上一步甚至为神。难道这不吸引你吗？想想这么一天，也许法国共和党会在万神庙（Pantheon）给你设一个神位呢！”
詹姆斯获得了来自极左派极为广泛的尊敬。更进一步的是，扎瓦纳克从阿尔及尔（Algiers）召回了泰奥迪勒·尚佳尼耶（Theodule Changarnier）将军，而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任命他为整个国家卫队的总司令，职责就是维护首都的安全。他不像扎瓦纳克那样是个彻头彻尾的共和党人，总是在奥尔良派和另一个打算将奥尔良派和正统主义者（Legitimists）统一的党派之间摇摆，而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自己谋取要职。于是罗斯柴尔德就能轻松自如地游走于共和党人和剩余的君主党人之间；但是事实发生的却于此大不相同。
在接到2月28日爆发革命的消息后，路易斯·拿破仑急匆匆地赶到巴黎“将自己安置于共和党的旗下”，但之后他回到了伦敦，并且没有得到国民议会给予的候选人参选权。然而在9月的最后大选中，亲王在三大部门中当选，在科西嘉（Corsica）也是如此。他的名字本身就像是一个计划。在动乱中，他那与法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没有滑铁卢（Waterloo）记忆的时候——给予了人们希望；对于成千上万的人而言，拿破仑这个姓就是力量、光辉、命令、皇权和光荣的象征。
在六月对抗之后，相当一部分的民众都受到了来自右派的政治影响。人们热切地渴望和平和有序，很快“拿破仑”这个不朽的姓就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
詹姆斯心情复杂地目睹了这一系列事情的发展。他记得自己和兄弟们在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手下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想见他的侄子很清楚法兰克福的犹太人是如何在国王失势时继续自己的游戏的，他们随着胜利的旗帜一齐奔向了胜利者的营地以及波旁的归来，其后在高度保护下开开心心地做着生意，而那时伟大的国王却在圣赫勒拿岛（St. Helena）艰难度日。
路易斯·拿破仑本不是个男子汉；如果他没有想过要对那些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们进行正义的复仇的话他根本不可能成为拿破仑；无论怎样他都不肯给他们表示出友好。
在拿破仑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后詹姆斯很快就离开了巴黎，而正在此时Cavaignac将军正在讨论正直的共和党人应该如何应对由拿破仑带来的新的危险。詹姆斯以商务之由到了布鲁塞尔，而那里也是动**不安。他和奥地利部长沃伊纳（Woyna）伯爵商讨形势，他曾写过国内报告，鉴于给共和党人借出的一大笔钱，拜仁·罗斯柴尔德就像过去是君主主义者一样现在是个共和党人。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伯爵回复道，“法国的那些体面的人认为他们自己唯一拯救希望就在于毫无限制地给予当局首领（Cavaignac）以支持。在整个法国他确实独自认真地、尽职尽责地处理着共和国的事务。至于牵涉到帕迈尔斯顿（Palmerston），”部长继续道，“这位聪明的银行家并不了解，尽管他现在也许称自己是共和党人，但是他却对所有事情都一无所知。他对我说，现在法国所想的是，随着波拿巴（Bonaparte）在所有领域都有所进展，加入英国不阻止法国对意大利事务可能发生的干涉的话，那么由路易斯·拿破仑挑起的战争就会立刻蔓延开来意大利已经卷入了战争，而共和党和皇家波拿巴党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再一次宣布对英国的大陆封锁计划。”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接下来拜访的是路易斯·菲利普的女婿、比利时国王（King of the Belgians），他也不赞成路易斯·拿破仑的崛起。当革命在巴黎爆发时，利奥波德国王（King Leopold）也曾想过自己也许会遭遇和岳父同样的命运，会被迫立刻回家。于是为了对所有不测的事进行准备，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汇了五百万法郎到自己的名下，以备自己可能要被迫立刻回家时使用。为此事詹姆斯去了布鲁塞尔。当比利时又回复到原来的平静的时候，国王汇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那笔钱随着年复一年的复利计算，到了1866年，已经累积到了惊人的两千万法郎，而这笔钱成为了不幸的墨西哥夏洛特皇后（Empress Charlotte of Mexico）巨额遗产的基础。詹姆斯从布鲁塞尔回到巴黎后“继续勇敢地加入到令欧洲不快的所有麻烦根源中去”，沃伊纳伯爵这么说。他沮丧地看到扎瓦纳克独裁者和尚佳尼耶将军越来越失势于路易斯·拿破仑。在1848年11月上旬，巴黎的形势再度变得非常紧张，并且像索姆先生说的，巴黎的总体看法就是另一场巨大的革命马上就要爆发了。
“担忧与不安，”代理大使写道，“是很普遍的；商业和经济利润都大幅下滑。证券界的萎靡标志着平衡被打破，昨天还有谣言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受此影响将要变现资产。”
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但这也足以使罗斯柴尔德对路易斯·拿破仑亲王的事业在整个国家中大跨步地向前迈进感到极度的不安了。他非常沮丧地接到了12月10日的消息，说路易斯·拿破仑以550万的选票当选共和国主席，而扎瓦纳克和尚佳尼耶分别只有150万和5万的选票。
他决定充分利用当前的局势，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小心地表达自己任何的政治观点。路易斯·拿破仑的地位还没有巩固，但是他在这点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当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正严肃对待自己未来问题以及国家建立的未来情况时，在奥地利王国的情况却越来越混乱了。当奥地利在意大利事务上取得胜利时，匈牙利却倒戈了，科苏特（Kossuth）给国民们演讲，他脑海里充斥着匈牙利解放独立的国家主义思想。大多的军队都离开维也纳到了意大利和匈牙利，只留下了一队很弱的驻军在首都。在匈牙利的唆使下，维也纳的民主主义者在此情况下发动了另一场血腥起义。
1848年10月6日，不想去匈牙利的其他军队和国家卫队的人员叛变并加入了叛乱者。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狂叫的暴民来到部长开会的战事办公室，威胁说要对部长处刑。但是他们逃跑了，因为可怜的拉图尔伯爵（Count Latour）被残忍地谋杀了，而他的尸体被**裸地悬吊在路灯柱上，任由暴民们辱骂和击打。谋杀事件之后，已全然失去控制的人群来到了军械库,那是现在的中央军火库,在维普林格斯特拉塞(Wipplingerstrasse)和列恩卡塞有地皮，和罗斯柴尔德府邸十分临近。
晚上七点时，他们对军械库展开围攻。暴民洗劫并占领了维迪斯格莱兹（Windischgraetz）宫殿和罗斯柴尔德在列恩卡塞的府邸。并从罗斯柴尔德府邸的房顶上对军械库里的手榴弹兵营地（Grenadiers’quarters）射击。交火持续了一整夜，第二天军械库交给国会（Reichstag）指派的一个委员会接管。
整个维也纳都陷入了恐慌。国会议员离开居所逃到了奥尔米茨（Olmutz）。进一步的忧虑使得在列恩卡塞府邸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也逃走了。他现在无比痛苦地回忆起梅特涅的话：“如果我陷入了困境，那么你也会陷进去的。”在最后几个月他还想证明总理是错的，就因为梅特涅下台了，而他留下了。
但是现在，他自己的房子被掠夺，而且还用来作为向不远的军械库进行攻击的指挥室，他感到彻底的失败，唯一期盼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离开维也纳。
他先藏到了维也纳的一个邻居那儿，直到自己将他的秘书、金匠、家人以及最重要的文件和财产转到安全的地方为止。
金匠们乘船逃到了离克莱姆斯（Krems）不远的斯坦（Stein），但是家族的父亲回到了维也纳，以备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在旅途上将用的上他，并且帮他把金钱和证券都进行转移。但是要想毫发无损地进入维也纳不再是件容易的事了。金匠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向自己在多波灵（Dobling）有个乳场的房东租了一辆小车和一些牛奶罐，以牛奶商的身份混进城。他在努斯多菲尔·里涅（Nussdorfer Linie）和斯卓腾托尔（Schottentor）差点儿就被查出来了，但他成功地安全抵达罗斯柴尔德办公室，在那儿他发现几乎所有东西都完整无损，金库锁好并藏起来了。
罗斯柴尔德的书籍、现金和证券不一会儿都被打包好了，并送到了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那里被安全地接管。这事发生在1848年10月10日。此后金匠就再没见过所罗门。男爵找到机会去了法兰克福。从此再也没回到过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