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杰出的科学家伽利略，曾借助一个牧童吹笛子的小故事，述说了大自然的丰富性，面对许许多多不可知的事物，我们的知识是有限，"即便经验有时仍不足以弥补我们的无能"。
●当一位名成功就的科学家对自己进行评价时，会给人们许多深刻的启示，"对我的智力的评价"即是如此。达尔文在文章中认为："我既没有极其敏锐的理解力，也没有机智"，但他具有比一般水平的人更高的本领……
●读诺贝尔的情书，我们能体验到他献身于工作，献身于科学的**，他把各种各样的妇女，不管年老年幼，统统看作是侵吞他时间的小偷。
●爱因斯坦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叙述了自己人生的满足，"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思·波恩认为，科学家的乐趣"就在于体会到洞察自然界的奥秘，发现创造的秘密，并为这个混乱的世界的某一部分带来某种情理和秩序"。
自然使我们与它所有的秘密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它只让我们认识事物的少数表面性质，至于那些为事物的影啊完全依靠的力量和原则，它是掩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的。
——休谟
人类的基本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的。看得见的历史不过是地方的景象，只有看不见的历史的永不止息、永远变动的背景才是真正普遍的和进步的。
——乔治·萨顿
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预悟在自然弄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另，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爱因斯坦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的成功，不营它有多大，是取决于种种复杂的思想品质和条件的。真中最为重要的是，热爱科学。
——达尔文
只要我们瞄准着一个大目标，就可以勇敢地说："我已经尽力而为。"
——巴斯德
在我看来，巧妙的、基本的科学思维是一种天资，那是不能教授的，而且只限于少数人。
——马克思·波恩
真理画前半步齿饱不后退
作者：布鲁诺
前进，我亲爱的菲洛泰奥，愿任何东西也不能迫使你放弃你宣传你那美妙的学说，无论是无知之徒的粗野咒骂，无论是苟安庸碌之辈的愤慨，无论是教条主义者和达官贵人的愤怒，无论是群氓的胡闹，无论是社会舆论的令人震惊，无论是撒谎者和心怀嫉妒者的诽谤，这些都损害不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决不会使我离开你。
顽强地坚持下去，我的菲洛泰奥，坚持到底！不要灰心丧气，不要退却，哪怕那笨拙无知、拥有重权的高级法庭用种种阴谋来陷害你，哪怕它妄图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抵制那美好的意图、你那种种著作的胜利。
你放心吧，这样的一天总是会到来的。那时所有的人都会明白我所明白的东西，那时所有的人都会承认：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同意你的见解并颂扬你是那么容易做到，就像要比得上你却那么难于做到那样，所有的人，凡不是从头坏到脚的人，终有一天会在良心驱使之下给予你应得的赞扬。要知道，打开理性的眼睛的，归根到底是内在的教师，因为我们理解思想上的财富并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从自身的精神得到。在所有人的心灵中都有健全理智的颗粒，都有天赋的良心，它耸立于庄严的理性法庭之上，对善与恶、光明与黑暗进行评判并作出公正的判决。你那良好事业的最忠诚最卓越的捍卫者之所以能从每一个人意识的深处终于点燃起起义之火，要归功于这样的判决。
而那不敢与你交朋友的人，那些胆怯地顽固维护自己的卑鄙无知的人，那些坚持充当**裸的诡辩派和真理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的人，他们将在自己的良心中发现审判官和刽子手，发现为你复仇的人，这位复仇者将能更加无情地在他们自己的思想深处惩罚他们，使他们再也无法向自己隐藏这些观点。当敌人给予你的打击被击退的时候，让一大群奇怪而凶恶的爱夫门尼德（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专在地狱中折磨人的灵魂）把他包围起来，让其狂怒倾泻在……敌人的内心动机上，并用自己的牙齿将他折磨致死。
前进！继续教导我们去认识关于天空、关于行星与恒星的真理，给我们讲解在无限多的天体中一个与另一个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无限的空间中无限的原因与无限的作用为什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实体、物质和运动，谁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为什么任何有感觉的事物都由同一要素和本原组成。给我们宣讲关于无限宇宙的学说。彻底推翻这些假想的天穹和天域——它们似乎应把这么多的天空和自然领域划分开来。教导我们讥笑这些有限的天域以及贴在其上的众星。让你那些所向披靡的论据万箭齐发，摧毁群氓所相信的、第一推动者的铁墙和天壳。打倒庸俗的信仰和所谓的第五本质。赐给我们关于地球规律在一切天体上的普遍性以及关于宇宙中心的学说。彻底粉碎外在的推动者和所谓各层天域的界限。给我们敞开门户，以便我们能够通过它一览广漠无垠的统一的星球世界。告诉我们其他世界是如何像我们这个世界那样在以大的海洋里疾驰的。给我我们讲解所有世界的运动如何由它们自身内部灵魂的力量来支配。并教导我们，在以这些观点为指导去认识自然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阔步前进。
（汤侠生译）
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
作者：伽利略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于比萨。1589年任比萨大学数学教授，后任罗马林嗣科学院院士。因从事科学宣传，遭罗马宗教裁判所迫害。1633年被判终身监禁。在科学上主张系统的观察和实验。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确立了自由落体定律。发现了系列物体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对基本运动概念提出了严格的表达方式。在天文学上也有重大发现，支持和发展了地动说。其哲学思想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亦有重要意义。
基于长期的经验，我似乎发现，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处于此种境地：知识愈浅薄的人，愈欲夸夸其谈；相反，学识丰富倒使人在判断某些新事物时，变得甚为优柔寡断。
从前有一人，生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但他天资颖慧，生性好奇。他喂养了许多鸟雀，饶有兴味地欣赏其啁啾，聊以自娱。他极为惊异地发现，那些鸟儿运用巧妙之技，借助呼吸之气，能随心所欲地叫出各种声音，皆好听极了。一日晚间，他在家听到附近传来一种声音，十分悠扬，遂臆断为一只小鸟，出去捕之。路上，遇见一位牧童，正在吹着一根本管，同时手指在上面按动着，忽而捂住某些孔眼，忽而放开，使木管发出了那种响声，宛然喈喈鸟语，不过发音方式迥然不同。他惊诧不置，并在好奇心驱使下，送给牧童一头牛犊，换取了那支笛子。他通过思索意识到：假使牧童未从此地路过，他将永远不会晓得，自然界有两种产生声音和乐音的方法。他决定离家出走，意欲经历一些其它奇事。翌日，当他经过一幢茅舍时，听见里面响着一种乐音，为了弄清是支笛子还是只乌鸦，他信步而入。只见一少年，正用拿在右手的一根弓，拉着绷在左手持着的一只木匣子上的几条筋，同时指头在筋上移动着；根本不必吹气，那件乐器就发出了各种悦耳的声音。此时他有多么惊愕，凡是像他一样具有智慧和好奇心的人，都是可想而知的。他偶然见识了这两种意想不到的产生声音和乐音之新法后，遂开始相信自然界尚会存在其它方法。然而又令他感到十分奇妙的是，当他走进一座圣殿时，为了瞧瞧刚才是谁在奏乐，便往门后看去，发觉音响是在开门之际产生自门枢和铰链。另外一次，他兴致勃勃地走进一家酒店，以为能看到某人在用弓轻轻触动小提琴的弦，但看见的却是有个人正用一只手指的指尖，敲着一只杯子的杯口，使其发出清脆的响声。可当他后来观察到，黄蜂、蚊子与苍蝇不是像鸟雀那样，靠气息发出断断续续的啼叫声，而是靠翅膀的快速振动，发出一种不间断的嗡嗡声时，与其说他的好奇心越发强烈了，毋宁说他在如何产生声音的学问方面变得茫昧了，因为他的全部阅历俱不足以使他理解或相信：蟋蟀尽管不会飞，但却能用振翅而非气息发出那般和谐且响亮的声音。嗣后，当他以为除了上述发声方式之外，几乎已不可能另有它法时，他又知悉了各式各样的风琴、喇叭、笛子和弦乐器，种类繁多，直至那种含在嘴里、以口腔作为共鸣体、以气息作为声音媒介物的奇特方式而吹奏的铁簧片。这时他以为自己无所不晓了，可他捉到一只蝉后，却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无知和愕然之中：无论堵住蝉口还是按住蝉翅，他都甚至无法减弱蝉那极其尖锐的鸣叫声，而不见蝉颤动躯壳或其它什么部位。他把蝉体翻转过来，看见胸部下方有几片硬而薄的软骨，以为响声发自软骨的振动，便将其折断，欲止住蝉鸣。但是一切终归徒然；乃至他用针刺透了蝉壳，也没有将蝉连同其声音一道窒息。最后，他依然未能断定，那鸣声是否发自轻骨。从此，他感到自己的知识太贫乏了，问他声音是如何产生的，他坦率地说知道某些方法，但他笃信还会有上百种人所不知的、难以想象的方法。
我还可以试举另外许多例子，来阐释大自然在生成其事物中的丰富性，其方式在感觉与经验尚未向我们启示之时，都是我们无法设想的，即便经验有时仍不足以弥补我们的无能。故此，倘若我不能准确地断定替星的形成之因，那么我是应当受到宽宥的，况且我从未声言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懂得它会以某种不同于我们任何臆度的方式形成。对于握在我们手心的蝉儿，都难以弄明白其鸣声生自何处，因而对于处在遥远天际的彗星，不了解其成因何在，更应予以谅解了。
（刘黎亭译）
自然的秘密是隐蔽的
作者：休漠
休漠（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生于爱丁堡。11岁入爱丁堡大学。1729年起专攻哲学。1734年赴法国进修哲学。曾任英国驻法使馆秘书、代办。1767年至1768年任副国务大臣。他在哲学上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提出不可知论；在经济学上提出了货币数量论。著有《人性论》、《道德和政治论说文集》、《人类理解研究》、《宗教的自然史》、《自然宗教对话录》等。
我们确乎必须承认，自然使我们与它所有的秘密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它只让我们认识事物的少数表面性质，至于那些为事物的影响完全依靠的力量和原则，它是掩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的。我们的感官只告诉我们面包的颜色、重量和硬度，至于面包所具有的那些适于营养和补益人的身体的性质，无论感官或理性都是不能告诉我们的。视觉或触觉固然可以将物体的真实运动的观念传达给我们，但是有一种奇妙的能力或力量，使运动的物体在连续的位移中一直前进，物体除了把它传达给别的物体以外，从来不会失掉它。对于这种力量，我们是不能形成一点观念的。但是，我们虽然不能知道自然的能力和原则，当我们看到同样的感性性质时，却总是假定它们也具有同样的秘密能力，而且还期待它们产生出与我们过去经验到的结果相似的结果。如果有一件物体摆在我们面前，它的颜色和硬度和我们所吃过的面包相同，我们就会毫不踌躇地重复以前的实验，并且预先断言，它将给我们与以前同样的营养和补益。这一个心理过程或思想过程，我很愿意认识它的基础。从各方面来看，我们都必须承认，在感性性质和秘密力量之间，并没有前面所说的那种联系；因此，心灵通过对于它们本性的任何认识，也不能作出这样一种结论，认为它们中间有恒常的、有规律的联系。至于过去的经验，我们可以承认，只是提供出关于一定事物以及认识这些事物的一定时间的直接、确定的报告。但是，何以这种经验可以扩张到未来，扩张到以我们认为仅仅在表面上相似的其他事物上面呢？这正是我要想追问的主要问题。我以前吃过的面包固然给了我营养，就是说，一个具有这样一些感性性质的物体，在那个时候。是带有那样的秘密能力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推出，别的面包在别的时候也一定对于我有营养，而且相似的感性性质总是一定带着相似的秘密能力呢？这个结论看来决不是必然的。至少我们必须承认在这里有一种由心灵推出的结论，有一定的步骤，有一种思想过程和一种推论过程，需要我们加以解释。下列的两个命题决不是一样的：一个命题是："我曾经见到这样一个事物经常有这样一个结果跟随着"，另一个命题是："我预先见到别的表面上相似的事物也会有相似的结果跟随着"。我承认一个命题可以从另一个命题里正确地推论出来，而且我知道事实上它经常是这样推论出来的。可是，如果你坚持这个推论是由一串推论作出来的，我希望你将这个推理提示出来。这两个命题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直觉的。如果这个结论真是由推理和论证推出的，便需要一个中介，心灵只有通过这个中介才能作出这样的推论。这个中介是什么呢？我必须承认，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
（洪谦译）
对我的智力的评估
作者：达尔文
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生于英格兰。1831年大学毕业后以自然科学家身份作环球考察，后创立生物进化理论。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论学说，首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为进一步阐释和发展进化学说，又著有《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等。
在这里，我已经列举出了我所有的已出版的书，它们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所以我再要讲的话也就不多了。除了现在要讲的一点以外，我还没有发觉自己的思想在30年内有什么变化。只要是精力一般不降低，那当然也就未必会期望有任何的变化。我的父亲享寿83岁，他的思想却依旧同往常一般敏锐，而且他所有的官能都没有显著的衰退。我希望我最好是在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显著枯竭时就与世长辞。我认为，我在探寻正确解释和想出一些实验核对的方法方面，已经比过去略微熟练了些；可是，这大概只是单纯的实践和大量的知识积累的结果罢了。我在清楚而扼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方面，仍旧像往常一样，很感困难；这种困难使我耗去了极多时间；可是，在这方面也有一种补偿，就是：它使我不得不对每一句文字作长久而且专心的思考，因而就会使我在推断方面，在自己和别人的观察结果方面，看出错误和失察之处。我的思想中似乎有一种命定的特征，它使我最初在叙述自己的说法和主张时，总是采取错误或拙劣的表达方式。从前，我时常在写作时，要在推敲自己的文句以后，方才下笔写出它们来；过了几年后，我得出了结论，为了节省时间，尽可能迅速地用极其拙劣的笔迹，潦草地写满全页。接着就把它们缩减一半，然后才去仔细考虑，改正它们。这样记写的词句，反而时常要比我事先深思熟虑后可能写出的词句，更加优美些。
上面已经讲了很多我的写作方法；我打算再补充讲一下，我在自己著写的几部书中，曾经把大量时间耗用在一般的材料整理方面。起先，我在两三页稿纸上写出最粗略的提纲，接着把它扩充成几页较长的纲要，用不多的词句，甚至用单词，去充当整个论断或一批事实。我开始以扩展形式写作以前，先把其中每个小标题再扩大一些，而且时常把它们更换成新词。因为在我的几部著作中，大量引用了其他科学家的观察资料，又因为我经常同时研究几个完全不同的专题，所以我就准备好三四十个大纸夹，把它们放置在书橱中贴有标签的搁板上，这样我就可以立刻把各种个别的参考资料或便条存放进有关的书夹中去。我购买了很多图书、在它们的未页上，记写了书中所有与我的研究工作有关的事项索引。有时，如果这本书不属于我自己，那么，我就写成一篇单独的摘要；在我的一只大抽屉中，就装满了这些摘要。在开始从事某个论题的研究工作以前，我先去查看所有简短的索引，编写出一个分类的总索引，以后再选取一个或几个适当的纸夹，因此就可以获得我过去收集到的所有备用资料了。
正如我曾经讲过的，在过去二三十年内，我的思想方式在一个方面发生了变化。我过去一直到30岁，或在超过30岁的时候，曾经对很多种类的诗歌发生了很浓厚的乐趣；其中，有弥尔顿、格雷、拜伦、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雪莱的诗篇；甚至在中学时代，我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历史剧，已经有了强烈的爱好。我还讲到过，从前我对绘画也有相当的爱好，而且也对音乐非常热爱。可是到现在，很多年来，我竟不能容忍去阅读一行诗句；最近，我尝试去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却发现它枯燥乏味，使我难以容忍，以致厌恶万分。我几乎也丧失了对绘画和音乐的兴味。音乐已经不再使我感到快乐，通常反而只会使我过分紧张地去思考自己当时要去干的工作。我对绮丽的风景，还有一点兴致，但是它已经不再像往年那样，引起我极度的狂喜之情了。另一方面，有些长篇小说，它们是幻想的作品，虽然其幻想并不属于很高级的，但在这些年里却使我获得了异常的安慰和快乐，为此我时常赞美所有的长篇小说作家。家中人曾经把很多长篇小说朗诵给我听，只要它们的内容情节一般是好的，或者它们的结局不是悲惨的，我都会感到高兴；应当批准通过一条法律，禁止出版那些结局悲惨的长篇小说。依照我的趣味说来，如果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不能使人产生真正的热爱，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作第一流的作品；而且如果主人公是一位姣美的女郎，那就更好了。
我对这种高尚的审美兴趣，丧失得实在奇怪而且可悲；这种丧失也是最令人惊奇的，因为我对于历史、传记、游记（不论其内容是否有任何的科学性事实）和种种专题的论文，仍旧同往常一样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的头脑，好像已经变成了某种机器，专门把大量收集来的事实加工研磨，制成一般的法则；但是我还不能理解，为什么这必然会引起我头脑中专门激发高尚审美兴趣的那些区域的衰退呢？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具有比我更加高级的或者构造更加良好的头脑，那么，他就不会遭受到这种损失了；如果我今后还要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一定要制订一条守则：至少在每个星期内，要阅读几首诗和倾听几曲音乐；大概采取这种使用脑筋的办法，会因此把我现在已经衰退的那些脑区恢复过来。这些兴趣的丧失，也就等于幸福的丧失，可能会对智力发生损害，而且很可能也对品德有害，因为这种情形会削弱我们天性中的情感部分。
我的著作，在英国销售量很大，而且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国外也再版过几次。我曾经听说，一部著作能够在国外获得成功，就是证实它具有永久价值的最良好的检验标准。我怀疑，这种说法是否完全正确；可是，如果用这种准则来作判断，那么，我的姓名大概将会再留传下去几年。因此，我觉得，一个人要对那些使自己获得成功的智力性质和条件来作分析，虽然很难获得正确的结论，但是也不妨来试它一试，可能是值得这样干的。
我既没有极其敏捷的理解力，也没有机智；有几位聪明的人士，例如赫胥黎，就具有这些优良的品质。因此，我只是一个很差的评论家。我在初次阅读任何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时，通常总是对它发出赞美，但是在继续作了一番思考以后，马上就会看出它的缺点来。要我遵循一条冗长的抽象思想路线——这种本领，对我是有限度的；因此，我在形而上学和教学方面，从来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有几位评论家曾经批评我说："哦，他是一位出色的观察者，但是他却没有推理能力！"我认为，这种评语是不正确的，因为《物种起源》一书从开头一直到结尾，恰恰就是一长篇论证，而且它已经使不少有识见的专家信服了。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推理能力，决不会写出这部著作来。我有一点本领，就是推理能力，正好像每一位颇有盛名的律师和医师所具有的这些本领一样；不过我自信，我在这方面的本领并不太高强。
另一方面，我以为对我有利的一种情况是：我具有比一般水平的人更高的本领、能够看出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事物，并且对它们作细致的观察。我在观察和收集事实方面，勤奋努力，真是无以复加的了。尤其重要的是：我热爱自然科学，始终坚定不移，旺盛不衰。可是，我却怀有一种虚荣心，想要博得我的同道自然科学家们的尊敬；这种虚荣心也就强烈地促进了我对自然科学单纯的热爱。我从少年初期开始，就抱有极其强烈的愿望，想去了解或说明自己观察到的事物，也就是说，想把一切事物分门别类，归纳到某些一般的法则中去。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曾经培养出我的一种耐心，使我能够在任何悠长的岁月中，对任何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顽强地思考。根据我所能作出的判断，我对于别人的指示，并不轻易听信，盲目遵从。我始终不变地努力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其范围可使我在一见到事实明显地相反于我深爱的任何假说时，马上就放弃这个假说（而且我对于每个专题，总是忍不住想要建立一个假说）。的确，我只能照此办法去行动，别无其他途径可以选择，因为我记得，凡是我初次建立的假说，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总是使我不得不放弃，或者作重大的修正，只有《珊瑚礁》一书中的假说是个例外。这种情形，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我对混合性科学中的演绎推理方法的极不信任。我认为，富有怀疑态度，这对科学家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他们不致损失大量时间；然而，我曾经遇见不少人，我相信，他们正是由于（缺乏怀疑态度），不敢去试验和进行观察工作，不管这些工作是否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益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现在举出我很早已经知道的一个十分离奇的事例。有一位先生（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区系植物研究家），他从我国东部郡县写信告诉我道，那一年各地的普通豆科植物种子，即豆子，竟与往年不同，都错误地着生在豆荚的另一侧边上了。我在复信中，请他作更加详尽的报导，因为我不理解他所指的是什么；但是过了很久，却毫无复音。此后，我看到了两张报纸：一张是肯特郡出版的；另一张是约克郡出版的；在它们上面都载有一则新闻，报导这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事实："本年所有豆子，都错误地着生在（豆荚的）另一侧边上。"那时我就想，这种说法，竟流传得这样广泛，一定有某种根据。因此，我就去找自己的园丁，他是肯特郡的老人；我问他，对这种说法，是否听到过什么来历；于是他回答道："哦，不对，先生！这一定是搞错了：因为只有在闰年，豆子才着生在（豆荚的）另一侧边上，可是今年却不是闰年呀！"接着我再问他，豆子在平常年份中怎样生长，在闰年又怎样生长；可是马上就发觉，他对于豆子在任何期间怎样生长的情形，却是一概不知，不过他还是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那位最初的报导者，来信向我表示万分歉意，并且说，上次他要是没有听到几个有文化的农民提出这种说法，那么就决不会写信告诉我的；可是后来，他再去同其中的每个农民交谈，才知道他们个个都丝毫不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因此，在这里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形：一种信念，只要是可以把毫无明确观念的有关说法叫做信念的话，那么，它用不着任何一点证据，就可以不胫而走，几乎会传遍英国全境。
在我过去的一生中，我只听到过三次故意捏造的报导；其中一次，可以说是一种招摇撞骗（科学上的招摇撞骗事件，已发生过几次），但是它竟然会蒙骗了美国的一家农业杂志。这次报导的内容是：在荷兰，用牛属中各个种互相杂交，育成了新品种的牛（我恰好已经知道，牛属中有几个种，是杂交不育的），而这个报导者竟然厚颜无耻地说，他已经同我通过信，而且我为他所获得的成就深受感动。这篇报导文章，是由英国农业杂志的编辑转寄给我的；这位编辑先请我对它发表意见，然后准备要把它刊载在他的杂志上。
第二次，有一位作者报导了几个变种，它们是用报春属中的不同的种育成的；他说，尽管它们的亲本植株被严密防护、隔离、不让昆虫接触，结果还是自发地结生了大量种子。这篇报导文章，是在我未发现花柱异长的意义以前发表的；其中的全部叙述，或者全是骗人的谎话，或者是在隔离昆虫接触方面有很大的漏洞，以致难以使人相信。
第三次报导，更加使人奇怪了：赫斯先生在他的论著《近亲婚姻》一书中，发表了几长段的摘录；这是从一位比利时著者的论文中摘引的；这位比利时著者肯定说，他把亲系极近的兔子**，已经进行了很多世代，毫无有害的后果。这篇文章，发表在一本内容极其丰富的科学杂志——《比利时皇家医学会会刊》上。可是，我对它却仍旧难免发生怀疑：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篇文章中，总是举出这样（的成功）事例，举不出任何一种（失败的）事例来呢？可是，根据我自己繁育动物的经验看来，我不得不认为，这是不很确实的。
因此，我在这种非常犹疑不决的情况下，写信给望·贝耐登教授，向他询问这位著者（的论文内容）是否确实可靠。不久，我从他的复信中得悉：比利时皇家医学会已经发觉，这全篇报导文章都是伪造的，因此大为震惊。该会的《会刊》公开向这位著者责问，要他明确答复：他在进行为时几年的养兔试验工作时，居住在什么地点，而且他的大群兔子又在什么地点；结果却毫无回音。于是我就写信告诉这位蒙在鼓中的赫斯先生：他引用作为自己著作的主要论据的这篇文章，竟是伪造的货色；不久，他以极其可敬的态度，在回信中附来一小张印刷的（勘误声明）纸条；他已经把这些小纸条附进了（书店中）尚未出售的每本书中了。
我具备了一些井井有条的习惯和方法；这对我独特的工作方法很有一些用处。最后，我还不急需去谋生觅食，所以就有了充分的空闲时间。即使是我身体很坏，而且它使我在一生中损失了几年的（宝贵）光阴，但同时也使我避免了许多散漫的社交生活和游乐，节约了时间，也不无小补。
因此，根据我所能作出的判断，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的成功，不管它有多大，是取决于种种复杂的思想品质和条件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热爱科学；在长期思考任何问题方面，有无限的耐心；在观察和收集事实资料方面，勤奋努力；还有相当好的创造发明的本领和合理的想法。确实使人惊异的是：使我所具有的这些中等水平的本领，竟会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对科学家们的信念，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毕黎译）
尽力而为
——在七十寿辰纪念会上的答辞
作者：巴斯德
总统先生：
您之出席这个纪念会，使一切都改变了：一个友谊的集会变成了盛大的典礼，一个科学家的简单的生日变成了科学史上的纪念日。
部长先生，诸位先生：
我在这个荣幸的日子里，首先想到了那些只认识证据的科学家们，心里非常忧愁。在过去，他们不得不和那些扼杀他们意见的成见作斗争。这些成见被战胜了，他们又遇到了各种障碍和困难。
没有多少年前，公众的能力和市政府的财力都还不能为科学建筑些华丽的场所，我最亲爱的朋友伯纳儿只有一间低而潮湿的地窖做实验室。他也许就是在那儿得了致死的疾病。一想到你们在这里为我所保留的，他的往事就呈现在我的脑中。
诸位先生，仔细想来，好像你们是要使我一生的生活呈现于我的眼前。多耳市长是我的老乡，他带了一张照片给我，照片上可以看到我的父母们很困苦的生活和简陋的房屋。高师的同学们全体出席，使我回忆起我最初对于科学的热心。立尔学院的代表们使我回忆起我最初关于结晶学和发酵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使我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当我感觉到这许多幽暗的现象的后面有些规律的时候，我是被多么热烈的希望占据着啊！遵循着实验的方法，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推演，才能够达到关于生理学的研究。我的亲爱的同事，这是你们亲眼看到的。至于我之所以有许多次的激烈的争论，破坏了我们各学社的恬静，乃是因为我要尽力维护真理。
外国的诸位代表先生，你们远道而来，足见对于法国深表同情，你们带了一种最深的快乐给我。凡是坚决地相信科学与和平能够战胜昏愚和战争的，相信各民族能够在建设上同心协力地合作的，相信将来的胜利必定属于为人类解除痛苦者的，一定可以证明我内心的快乐。亲爱的李斯特，科学的代表们，医学的代表们，我相信你们都能够证明。
青年们，你们应该相信这些可靠的有效的方法啊，我们对于这些方法还只知道初步的秘密。不管你们的职业如何，你们绝对不能被那些诽谤和荒诞的怀疑所动摇，也绝对不要因国家的一时的忧患而丧气。你们应该安安静静地在实验室里和图书馆里，你们首先要问问："我为我的教育做了什么？"当你们向前前进的时候，必须常常问问："我为我的国家做了什么？"直至你们很荣幸地想到你们已经为人类谋了些幸福和进步的时刻。但是努力必须顾到健康。只要我们瞄准着一个大目标，就可以勇敢地说："我已经尽力而为。"
诸位先先，我十分感谢你们的盛意。大艺术家罗狄在这个徽章的背面隐藏了我终生感觉得到的这么重大的日期，也是我应该深深感谢的。
（丁柱中译）
我们那是未解之谜
——致女友的情书
作者：诺贝尔
诺贝尔（1833——1898），瑞典化学家。生于斯德哥尔摩。1850年至1854年在美国学习。1854年至1859年在俄国彼得堡学习，并随父亲从事化学试验工作。回国后开始研究炸药。1866年至1867年与父亲一起研制成信号雷管和地雷，发明甘油炸药。1875年又发明三硝基甘油和硅藻土混合的安全烈性炸药，1888年发明无烟火药。除研究火药外，在化学方面也有许多发明，仅在英国获专利权的就有120多项。临死时用大部分遗产设立诺贝尔奖，从1901年起由瑞典诺贝尔基金会颁发。著有《论现代爆破剂》。
致贝尔塔
你说我是个谜——也许吧。
我们其实都是未解之谜，
在痛苦中开始，在深沉的折磨中结束。
琐屑卑贱的事物把我们拖向死亡，
崇高的思想把我们带到诸天之上而欺哄我们相信一个灵魂梦想永垂不朽。
致莎菲娅
一
我心爱的莎菲娅：
昨天没有收到你的信，我离开你这么远，目前的季节对你脆弱的身体又十分不利，这更使我焦虑不安。在我们北方，阳光充足，气候温和，但愿你那里的天气也能如此。
亲爱的宝贝，你埋怨说，我的信只是三言两语、欲言又止。除非我违背自己的意志明白地告诉你，否则你是不会知道其中原因的。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人们，尤其是妇女，都是利己主义者，只为自己着想。但是我一开始就意识到，并感觉到你把自己在人生中的地位摆错了。从那时起，我对此越来越遗憾。因此，我强迫自己对你冷淡，经常向你发脾气，不让你对我的感情深深地扎下根来。你也许以为你爱我，但你真正感到的是感激，或许是尊重，这样的感情远远满足不了一颗年轻的心灵对爱情的渴求。将来有一天——这一天也许不会太远——你会真诚地爱上号一个男子。如果我已经把你牢牢地束缚在情网之中，到那时你又会怎样地责备我呢！想到这些，我不得不用理智来控制感情。我并不像你经常责备的那样心如铁石，也许我比别人更感到寂寞的重压。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求着一条通向另一个心灵的道路，但那颗心决不是一个21岁的女子的心，它对生活的感受同我的全无联系。你的星宿正在天空升起，而我的却在降落。青春使你的希望显得绚丽多彩，而我的希望之光只不过是夕阳的一点余辉。所以我们不配相爱，但我们依然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忧虑的是你的前途。如果你爱上了一个青年，他也爱上了你，我们之间现在的这种不适当的关系就要成为你幸福道路上的障碍。我知道，别人怎样看你，你是一点也不在乎的，这是你的福气，可以减少许多烦恼，但别人却不能对此置若罔闻。如果只有自尊心，而得不到别人的尊重，那么这种自尊心就好像经受不住阳光考验的珍宝一样。
每当我想到这些问题，我就感到心烦意乱。见到你就要生气，离开了你又感到闷闷不乐。但是，即使你给我带来了并还将给我带来许多烦恼，我知道你始终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姑娘。我喜欢你，对你的幸福我比对我自己的还要关心。说起我的幸福，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一降生痛苦就接踵而至。但是我的小宝贝，生活正向你发出微笑，没有几个人能得到这种幸运，如果你有时感到不很如意的话，那只是暂时的，你很快又会感到称心如意。但要获得真正的幸福，你受的教育必须与你的地位相称。因此，你必须勤奋地学习。你还是个对未来无忧无虑的孩子，你最好找一位老伯伯专门来监督你。
二
亲爱的小宝贝：
昨晚我本来准备到伦敦去，但从工厂到这儿（格拉斯哥）的火车误了点，我未能赶上开往伦敦的火车。在这个上帝都害怕的国度里，星期日火车是不开的，于是，我就困守在这个有一个城镇那样大的旅馆里了。
这几天我不得不参加一些集会，从而看出最近几年我因避开社交活动所造成的危害。在大庭广众之中，我感到自己很愚钝和糊涂，我只好避开大家。不幸由于我对你的同情心，在这一生中我的智力恐怕再也不可能活跃起来了。我并不是责备你，小宝贝，因为，归根结底，这是我自己的过错，你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对人生的理解、对人生的目的的理解，对精神文明的重要性的理解，对作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的人的职责的理解，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实在无法互相了解。我痛苦地感到自己的智力已衰退，与那些有教养的人们在一起，我深感羞愧。
就在今天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也痛感我的智力低于别人。我悲叹我不幸的经历，请别为此生我的气。你不知道，这些年来，你损害了我的智力，滥用了我的怜悯和钟情，对我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不幸的是，如果一个人脱离了文明社会，忽视了与有学识的人交流思想，他最后就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交流，就会失去自尊心，同时也会失丢别人对他的尊敬——从前他是受人尊敬的。
善良、可爱、多情的莎菲娅，最后，我诚挚地祝愿你，你的青春应该比我的美好，希望你永远不会有我这种自惭形秽的感觉。祝你快乐平安，别忘了你那不幸的绝望的朋友。
三
我亲爱的小宝贝：
从你的电报得悉，你在卡尔斯巴德还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把商治好。依我看来，保持安静是你最有效的药方。但是你却一直到很远的国度去旅行，而这些地方我是不能也不想陪着你去的。这种发疯的行为已延续7年了，对你无益，我也感到伤神费力。这使我苦不堪言，也浪费了我的宝贵时间。我希望献身于工作，献身于科学。我把各种各样的妇女，不管年老年幼，统统看作是侵吞我的时间的小偷。我不能在实验室里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却成了服侍一个大孩子的保姆……。如果你一直乐意住在我住的国家里，你现在想来早已痊愈，我也不会被折磨得麻木不仁，叫我的朋友们大惑不解了。我虽然可以忘记我们之间充满了痛苦的过去，但是失去的时间却永远也迫不回来了，这件事日日夜夜折磨着我。但是让我们忘记过去吧。……最近的将来我们怎样安排呢？你想在伊斯基尔买一座别墅，好，我们买下来了，可以后又怎么样呢？要我到伊斯基尔去朝圣，等于要我自愿下地狱。明年奥尔加得上学了，她也就不能在你身边了。于是伊斯基尔又会不合你的意了，你又会硬要我在赖兴诺、菲拉赫、戈尔日、穆尔租赫拉格——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地方——买别墅，……你硬说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找不到一个安身的地方，而我，作为你的保护人，纯粹出于仁慈，竟会容忍到这种孩子气，你想你是多么荒唐啊！至于我，我受头痛和胃痛的折磨，所以如果我在这封信中表现出情绪不佳，你也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一直忙到深夜，几乎没有时间打电报给你。会议刚结束，在深夜两点半钟写下了这几行字。
请接受你的老朋友的衷心的祝贺和拥抱，他真正为你担心。
（王楫等译）
思想的艺术
作者：霭理斯
霭理斯（1859——1939），英国科学家、思想家、作家。生于一个海员家庭。1875年，他随父亲的船前往澳大利亚，在悉尼一所私立学校做见习教师。4年后回英国。1880年入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开姚研究性心理学，并热衷文学创作。1890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新精神》。他在性心理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编辑《现代科学丛书》，并出版《性心理学研究录》；在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也有较大贡献。
达·芬奇不但在科学方面是至高的伟大人物，而且是科学精神的具体化、艺术家、大自然的爱好者，这是我们最好应铭记在心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意识中对这一事实认识清楚，那么就会避免许多错误。我们将不再发现设计艺术家为了受到他们所认为的思想艺术家的束缚而愚蠢地恼怒不已。一位像布伦内提尔那样心胸狭窄的教师，尽管在他自己范围里多么有用，但当他愚昧地宣称他所谓的"科学的破产"时，也就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可能现在仍如此）被人看作是先知。很不幸，许多人冒充"科学工作者"，而实际上却没有资格取得这一称号。他们可能在小密室里堆砌一些事实，做着有益的勤奋的工作，而这些事实可能有朝一日由那些更真实地受到科学精神启发的人加以研究；他们可能把真正的科学家的发明应用到实际生活上而多少做些必要的工作。他们自己有权利使用"科学"这个名字，就如那些造出堆积在陶器店里的盆钵和盘子的人有权利使用"艺术"这个名字一样，其实他们都无权使用这些称号。他们还不知道，科学并不是堆积孤立事实的知识积累，而是积极的知识的组合，是把一种非常精致的工具的锐利刀锋应用到世界上，而如果没有最广阔的眼光以及最激**的丰富想象力，就不可能达成这项工作。
法兰西斯·加尔顿——我举出一位由于有一些共同的兴趣而我有幸与之接近的人——就是属于这种更真实的科学家。他不是职业科学家；他甚至愿意别人把他的喜爱科学看作只是一种嗜好。从一般职业科学家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是一位业余科学家。他甚至不是一位博学的业余科学家，就像有些人的情况一样。我怀疑他是否真正精通任何专题的文献，虽然我以为这并不怎么要紧。当他听到某一有名人物和他从事同一领域内的研究时，他就要查看这个人的研究工作；威斯曼在从事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时，就出现这种情况，而我在展读加尔顿的信中，看到他无法正确拼出威斯曼的名字时，不禁付之一笑。对于科学的态度，加尔顿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就像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博物馆的开路先锋们的态度，如查德斯肯特、阿希摩尔、伊夫林以及史龙：对于那些才开始或还没有引人好奇的事物具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我曾对墨西哥的仙人掌麦斯卡尔从事一些个人的实验，以探测它产生幻象的特性，这种仙人掌的特性当时在英国鲜为人知，加尔顿对此表示强烈的兴趣，想要亲自去做实验，只是最后因年老而作罢。但是，加尔顿的好奇心并不只是孩子般的好询问，而是基于此点，他的好奇心与一种几乎是独特结构的头脑相合作，他的头脑既正常又敏锐。所以，一方面他的好奇心转变为极为精巧和富有发明创造的多种方法，另一方面，好奇心受到稳定的谨慎和理智的检验而得到指导和控制。他知道如何保持那种巧妙的平衡而不会有任何的严厉、紧张或独断，只是显得有趣而亲切，表现出最可靠的谦虚。这些特性难能可贵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在他的《人类能力之探讨》中看到一切——使他成为天才人物的典型，天才不是凭借职业或苦心的训练来达成使命的，而是凭着自然的功能，照亮世界的暗处，在人类经验的不那么正统的领域里创造科学，这些领域以前只是人们兴之所至的对象，或者完全没有被人所察觉。他是一位彻底的艺术家，而如果（报导所说）他生命最后一年主要致力于写一本小说，那么这部作品就代表他全部的美妙活动；他从未做其它别的事。只有他的传奇是真实的。
加尔顿的表亲是名声更著的却尔斯·达尔文，他在大自然和科学方面也同样是纯粹的喜爱者和艺术家。无疑，一度有很多愚昧的人认为这两个名字似乎不适用于达尔文。有人认为达尔文几乎不是一位天才，只是一位研究事实的枯燥而辛勤的平常学子。他自己甚至有一次悲叹自己对于诗和艺术的冷漠，对此事许多人难以忘怀。但是达尔文是少数的选民之一，他在潜意识（如果不是在意识）的本性中就认识到"科学是诗"，而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诗和艺术的领域里，他却同时是诗人和艺术家。只有这种天赋的人才能够在读马尔萨斯的作品时得到一个暗示，想到自然淘汰是有机生物之所以连绵不断的主要模式的创造性力量；他的奇妙的进化学理论也是如此。甚至在实验的琐碎事务方面，例如让一位音乐家在他的温室里演奏巴松管，以确定音乐是否影响植物，他有着诗人或艺术家的全部的发明想象力。他在对待大自然的整个态度上是诗人和艺术家，可是我怀疑是否有人已指出这一点。他努力工作，但对于他来说，工作是一种游戏，如果工作不是游戏的话，由于他健康情况欠佳，他就无法开展他的工作。我们一再在他的《生活与信札》中，发现诸如"我极为高兴"的句子来引述他的观察与实验。而他在提及一个生物学上的问题时曾说，这种问题犹如下盘棋。我真的怀疑：是否还有任何伟大的科学家比达尔文更是一位艺术家，更有意识地感到自己是在这个世界里玩游戏，由于生活的乐趣而感到更美好的兴奋。这个人创造了雌雄淘汰的理论，使得整个生命的适应成为艺术，也使得生命的适应的秘密成为诗，而他很可能发觉"诗和艺术"是索然无味的。
我们可以判断这些生物学家的观点比较容易达成目的，这是因为他们涉足于活生生的大自然，但我们不单是在生物学家中发现喜爱者和艺术家的态度。当天才人物悠游于有人所谓的物理学家的不毛之地时，我们也同样明显地发现这些态度，法拉弟在实验室工作，一间简单的实验室，却对真正的科学精神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地方，如果没有他在电磁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可能就会错过（感到痛苦或不感到痛苦）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实用的机器：发电机和电话。然而法拉弟眼前并没有实际目标；我们可以说：他探讨大自然，就像诗人探讨感情一样。这样就足以使他成为最高的科学家。为他写传的贝斯·琼斯博士对他很了解，他说，法拉弟的第一个伟大特点是他对于事实的信任，第二个伟大特点是他的想象力。我们在此看到了他性情的根本所在。重要的只是要记住：这两个特点不是分开和明显的。这两个特点本身可能是对立的特性；这是因为在法拉弟身上，这两个特点在有力的紧张状态里结合在一起，这样他就成为探讨大自然秘密的一种很有效的工具。他的朋友和同事蒂德尔似乎觉察了这一点。蒂德尔写道，"他的想像力所具有的威力十分巨大"——他"从一些最细微的起点开始，达到最伟大的目的"，从"氧和氮的气泡直到地球本身的大气包层"——但"他像一位强壮的骑士一样驾驭想像力"。法拉弟本人也说过同样的话："让想像力奔驰，用判断和原则保卫它，但用实验来掌握和指导它。"他在另处曾说，他年轻时，他可能会补充说他当时仍然是，"一位具有十分生动想像力的人，并且能够像相信《百科全书》一样地相信《天方夜谭》。"但不久他就获得一种以实验来检验事实的本能，不信任没有测试过的所谓基本事实，而接受他以这种方式所得到的一切结论，完全漠视为一般人所接受的信仰。（他在桑德玛尼亚教堂确实是一位忠实和虔诚的长老，而这在这位迷人的人物中并不是最不具魅力的特点。）蒂德尔坚称法拉弟的心智活动有这二个层面。他表现"美妙的欢愉"，他具有"容易兴奋和激动的性情"，同时"在欢愉的表面之下有着一座火山般的热能"。他自己相信从遗传中具有一种赛尔特人的气质；有人传说他的祖先来自爱尔兰；我现在在爱尔兰找不到法拉弟家族，也找不到任何像法拉弟的姓名，但蒂德尔由于自己是爱尔兰人，所以宁愿相信这种传说是可靠的。这只能说明这种性情中感情欢愉活泼的一面。还有另一面，也是蒂德尔所坚称的：喜爱秩序，极端顽固，高度的自律，而这种自律能把内心的热火转变成清晰而集中的白热光。蒂德尔说在这两种特性的交汇融和下，"他成为一位先知，并时常显现一种灵感，只有凭着同情才能了解这种灵感。"他广阔而出于感情的想像力变成真理的仆从，并一经点触，就有生气。在完成物理实验时，他会经历一种孩子似的喜悦，眼睛也闪闪发亮。雪尔范纳斯·汤普森在他论法拉弟的书中坚信，法拉弟对试验和证明的永恒冲动结合了由于想像力的奔放而产生的孩子似的喜悦心情，"甚至到了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也会因为看到一次新实验而高兴得几乎跳起舞来，然而他总是毫不犹疑地把由实验所提示的观点推进到其逻辑的结论，尽管这些结论可能多么广泛地引自为人接受的思想模式。"他的方法是《天方夜谭》的方法，只是转移到事实的领域。
法拉弟不是一位数学家。但如果我们转向在抽象计算的领域里活动的开普勒，我们也会发现这些特点的完全相同的结合。我们应把宇宙太阳中心论的建立归功于开普勒，而不归功于哥白尼，而开普勒比任何人更是牛顿的先驱。人们说，如果没有开普勒的话，很难设想有谁会取代他的地位，在我们宇宙的科学性创造活动中担当他的特殊角色。要担当这么一个先锋人物的角色，需要奇特地混合在表面上相反的特性。只有一种打破旧秩序的大胆、独创以及冒险的精神，才能挣脱统治天文学几千年之久的长久传统和一成不变的先见。只有一位有无限耐心、谨慎、辛勤和准确的研究者，才能建立新的革命性观念，以取代这些传统和先见。开普勒把能力难能地结合在一起。他拥有最狂浪的奔放的想像力；然而他对计算准确性的尊重比世人所知道的更甚。他愿意相信：地球是一种动物，如果发现她有肺或鳍，他也不会吃惊。同时，他决心夺取准确的真理，他极有耐心地辛勤工作着，以致他的一些最仔细的计算甚至重复做了70次之多（没有借助于对数）。在开普勒身上最为清楚地体现了形成至高的科学艺术家的两个基本特性。
开普勒很可能把我们带引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自从他的时代以来，在了解宇宙方面最伟大的先锋，并且由于他似乎已经赢得了和牛顿同等的地位，他确实已不单是一位先锋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是：虽然爱因斯坦有一种极为谨慎和长于批评的心智，并被认为常识丰富，但他深深敬慕开普勒，时常引用开普勒的话。因为爱因斯坦也是一位具有想像力的艺术家。
爱因斯坦显然是一位艺术家，甚至在外表上也如此，见过他的人常注意到这一点："他看起来更像音乐家而不很像科学家，"有个人写道，那些很了解爱因斯坦的人说："他基本上是一位发现者，也是一位艺术家。"事实上，他是位精通于最普通为人公认的艺术之一的艺术家，是位有成就的音乐家，一位优秀的小提琴家，他自己说过：即兴演奏钢琴"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必需品。"据说，他在倾听音乐时，会容光焕发；他喜爱巴赫、海顿和莫扎特，比较不喜欢贝多芬和瓦格纳，而对肖邦、舒曼以及音乐中所谓的浪漫派，则不感兴趣，这是我们可以预料到的。他对音乐的喜爱是天生的；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产生了这种喜爱，那时他想出一些"赞美上帝"的小曲子，并自己演唱，在那么小的年纪，音乐、大自然、上帝就开始在他身上变成一种统一体。莱布尼兹说："音乐是人类灵魂从进行自己未意识到的计算时所经受的欢愉。"音乐最为抽象，它是最接近数学的艺术——我们可能回忆，根据毕达哥拉斯的发现，音乐和数学是如何有着它们的共同来源的——而音乐成为爱因斯坦喜爱的艺术，这是不足为奇的。建筑是他仅次于音乐的爱好——歌德把建筑艺术称之谓"凝固的音乐"——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建筑中，实际上我们投身于静态和动态转变成可见的美的机制之中。他漠视绘画，虽然他不是伟大的读者，但他被文学所吸引。他在文学中并不怎么去追求艺术，而是追求感情；在文学领域里，具有严格结构成分的作品不再吸引他了，所以他不爱读易卜生的作品；他大大倾心于塞万提斯、凯勒和史特林堡；他深深敬慕莎士比亚，但对歌德较冷淡，然而他最狂热地喜爱的作家却是所有伟大作家中有着最高度感情，神经组织中最陷入分裂状态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尤其是他的杰作《卡拉玛佐夫兄弟》。"陀思妥也夫斯基所给予我的，超过任何科学家，超过高斯。"在爱因斯坦看来，所有的文学分析或美学技巧都无法穿透像《卡拉玛佐夫兄弟》这样一部作品的中心，只能用感情把握这部作品。他一说到《卡拉玛佐夫兄弟》，就容光焕发，他只能以"道德的满足"来形容而别无它词。因为平常意义的道德作为一种系统来说，对爱因斯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甚至不把道德包括在科学里，使他满足的是具体体现在艺术中的道德欢愉。再者，据说，爱因斯坦的感情生活方式的基调是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呼唤："我来这儿不是跟你一起去恨的，而是跟你一起去爱的。"他感到，生活中所能提供最好的事情是洋溢着快乐之光的脸庞。他是位激进的民主派、和平主义者，而不是（人们时常想象的）社会主义者；他相信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具有国际性，他认为这绝不会损毁国家的特性。
这儿要说清楚的一个要点是：爱因斯坦并不只是在闲暇和游戏时才是一位艺术家，就如同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可能打高尔夫球，或者一位伟大的军人可能种兰花一样。他在全部工作中都保持同样的态度。他追寻科学的感情之根，而感情也正是艺术之根的所在。爱因斯坦很敬慕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爱因斯坦这么说到他："那种使他合宜地投身于工作的感情状态，就像一位献身者或一位情人的感情状态。"我们可以说，爱因斯坦本人似乎也应验了这句话。他甚至不像一些人可能认为的是属于那种严格的宗派，即那种主张所有真正科学都是正确规范的宗派；他认识到：生物科学一定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数学之外。他有一次说，如果数学是科学的惟一途径，那么，大自然对歌德来说，将会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歌德具有一种非数学，甚至反数学的心智，然而却拥有一种比很多准确的科学研究者更伟大的直觉力量。爱因斯坦认为：一切伟大的科学成就都始于直觉。他不断重复这点，虽然他补充说，由于创新也是需要的，所以直觉就一定不能孤立。人们通常认为许多科学发现是纯粹的思想成果，但爱因斯坦却倾向于视为真正的艺术成果。他要把这个观点具体化于一切教育之中，使教育成为一种自由的、活生生的过程，不死记硬背，也不考试，主要是一种诉诸感觉的过程，以便获得美妙的反应。为了达到他的目标，甚至为了达成道德的个性，他要每一个孩子学习一种手工艺，细木工、装钉书，或学其它的，他并且像埃利·富尔一样，对电影的教育价值有很大信心。我们看到，在爱因斯坦一切活动的后面都有着这么一个观念：物理学家的工作是要去获得一幅图画，他所谓的"世界图画"。爱因斯坦于1918年在一次纪念普朗克的庆祝会上说："我同意叔本华的意见，即吸引人们从事科学和艺术的最有力的动机之一是一种渴望摆脱日常生活及其令人痛苦的粗鲁和凄凉的荒芜状态，此外，摆脱由他们自己不断改变的欲望所形成的枷锁。这种渴望驱迫那些具有较强烈敏感性的人走出个人生活，进入客观知觉和了解的世界。这种渴望是一种驱动力量，就像一种力量把身处喧嚣混杂的闹市的居民赶往平静闲适的阿尔卑斯山高处，在那儿他们似乎可以俯视永恒。和这种消极的动机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积极的动机，这种积极的动机促使人们寻求一种适合于他们性情的简单的世界观，以这么一种反映世界观的图画来取代世界，从而征服世界。画家、诗人、哲学家、科学家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在这么做着。"斯宾格勒曾谨慎地辩称：物理学、数学、宗教和伟大的艺术都有完美的一致性。我们大可以指出爱因斯坦就是这种一致性的高尚的具体化。
在我们到达数学的领域时，我们就进入了一些过程，这些过程对于一些人来说，似乎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不具有人性的、并且是远离诗的。然而艺术家却在这儿拥有最充分的想像力。贝特兰·罗素在他的《神秘主义与逻辑》一书中说："数学可被定义为一种科目，在这个科目中，我们永不知道我们在谈些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所谈的是否真实。"我们是处身在艺术的想像领域，而数学家是在从事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这种工作就其秩序井然而言像音乐，然而在另一层面上重新产生宇宙的秩序，这样就似乎成为一种天体的音乐。最伟大的数学家为了要发现一种类似于他们的工作的性质而一再诉诸艺术，这并不使人惊奇。他们确已在种类极为繁多的艺术中发现这种类似性。在诗、在绘画、在雕刻中发现，但是，我们却确实在音乐——最抽象的艺术、数字和时间的艺术——中，发现了最紧密的类似性。米塔·雷佛雷说："数学家的最佳工作是艺术，一种高度而完美的艺术，如同最神秘的想像之梦那样大胆、清晰而透明。数学的天才和艺术的天才彼此接触。"而西尔威斯特在他的《相互的理论》一书中这样写道："难道代数不是好像已经获得了一种美术的尊严了吗？工作者能在这种尊严中，自由发展他的观念，就像在一场歌舞戏的主题或一幅画的主题中。它已经达到这么一点：即每一种已适当发展的代数结构，就像一幅技巧老练的风景画一样，都能暗示位于画布极限以外的无限距离的观念。"贝特兰德·罗素又说："如果以正确态度看待数学，数学不仅拥有真理，而且也有至上的美——一种冷静而严肃的美，像是雕像的美……真正的欢愉精神，意气风发，具有一种超人的感觉，这些试验最优越状态的试金石，都确实能够在数学中发现，如同能在诗中发现一样。"
这位数学家已登临人类思想阶梯的最高梯级。这也是我们全体都在拾级而上的相同的那个阶梯，从个人的婴儿时代爬起，也从种族的婴儿时代爬起。莫利哀的乔登40多年来一直在发无聊的议论，自己也莫明其妙。人类在整个漫长的生涯中一直想着诗，却也同样地显得无知。
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
作者：罗素
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1890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数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16年因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解职，1944年重新在三一学院任教。曾在美国大学任客座教授。在数学上，从事过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的研究，创立"罗素悖论"。哲学上提出了逻辑原子论和中立一元论等。著有《哲学问题》、《数理哲学导论》、《西方哲学史》等。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50年代因积极参加世畝和平运动，获世界和平奖。
在人类所面临的悲剧性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科学家应当集会对这种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引起的危险作出估计，并且按照所附草案的精神进行讨论，以达成一项决议。
我们此刻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以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为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
几乎每个有政治意识的人，对于这些争端中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都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把这种感情丢在一边，而只把你们自己当作是生物学上一个种的成员，这个种有过极其惊人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它绝迹。
我们尽可能不说一句为某一集团所中听而为另一集团所不中听的话。大家都同样处在危险之中，如果理解到了这种危险，就可希望大家会共同避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