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他对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功垂百世，名扬千古。然而，他的出身是什么呢?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称毕昇为"布衣"，即平民。同书卷二十中又说："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尝以罪配沙门岛，能作黄金，有老锻工毕升曾在禁中为捷锻金。"王国维认为，后者毕升即前者毕昇，故毕畀是一个锻工。胡适在《读梦溪笔谈》中也说："我疑此锻工毕升即是那作活版的毕畀。"法国学者儒莲则将毕异的身份译作铁匠。冯汉镛也认为："显然，布衣是他的身份，锻工是他的职业，两者并不冲突，故不得据此而怀疑为两人。"
有人不同意上说，认为毕界是刻字工人。对我国印刷史研究造诣高深的刘国钧先生在《中国书史简编》中，依据"布衣"两字推断，毕异所以能发明活字印刷术，因为他是一位"天才工人"。胡道静在《活字板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试探》一文中，也认为毕昇是位"刻字工人"。徐仲涛等编的《中国古代发明创造》一书中，称毕昇为"一位具有实践经验的刻字工人"。王天恩等编的《出版工作手册》中称毕异为"工人"。至于影片《毕异》则将毕异塑造为一位雕梓良工。于是，毕昇是工人的说法流行最广。
有人对上述两说均持异议。这一派学者以吴式超为代表，对《梦溪笔谈》上述二处记载作了分析，认为"舁"与"升"是同音异字，沈括在同一部书中不能将一人的名字写成两个字；毕昇造活字在沈括家乡印刷业发达的杭州，锻工毕升为王捷锻金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一南一北，相距甚遥；毕升在祥符年间(1008-1016年)已是"老(锻工)人"，到了二三十年后的庆历年问(1041～1048年)岂还能发明活字?因此，从两者的名字、活动地点、年龄上看，毕昇和毕升当是两人，毕昇也并非锻工。毕异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从铸字、排检到印刷有一套完整的方法，须先造出数以万计的单字，再根据各字使用的次数多少，决定哪些字多造，哪些字少造，造好后按规律编排起来，以便排字时能很快找到。其中的排检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至今人们还在继续研究，毕畀采用了音韵分类排检法，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方法。可见，能发明活字印刷术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毕畀在发明过程中，先用木做活字，试验后高低不平，且易与药粘连，才改用胶泥。清代瞿金生用毕昇的方法，使用了15个人力，经30年才造出泥活字十几万；元代王祯为印《农书》，用工匠制木活字也花费了两年时间。毕畀从木活字到泥活字试验改进过程，势必需要雇用工匠、花费几年及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需要拥有相当的资财。北宋的工匠地位低贱，没有可能读书识字，不具备相当的文化程度；他们收入低微，生活艰难，不可能拥有大量资财。因此，从发明活字印刷术所必须具有的文化和资财两方面分析，毕昇也不可能是锻工或刻字工人之类的工匠。如果毕昇是书肆良工，在书肆主人支持下创造了活字印刷术，这有无可能呢?也不可能。因为如是，发明的成果必然冠以主人的名字，造出的字也会归主人所有，不会如《梦溪笔谈》中所戴："畀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了。
那么。毕界究竟是什么人呢?据《梦溪笔谈》、《宋会要》和其他史书及宋人小说中的记载或描写来分析，"布衣"两字虽泛指平民，但从未见指工匠之类人，而是习惯上多指未入仕途的士人。以毕昇一生潜心研造活字的情况来分析，他～定是个热心于出版书籍的人，或为出版自著诗文，如王祯；或为印行著名经史，传播文化，扬名后世，如五代文学家和凝，五代蜀相毋昭裔，宋代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岳珂等人；或为印书牟利。因此，毕畀是位不图宦达、献身于改进和发展印刷业的文人雅士。
毕昇究竟是锻工?刻字工人?抑或雕梓良工?还是士人?孰是孰非，尚难以定论。
(杨剑宇)
"会计"命名起源于何时?
"会计"一词，按现在的含义是：(一)会计工作；(二)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三)会计方法。
在我国，"会计"的命名，从古老的概念中，也可以看出它所具有的科学素质。
那么，我国"会计"命名起源于什么时候呢?
直至现在，这个问题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会计"的命名起源于夏代。
持此观点的人，主要依据《史记·夏本记》里的一些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日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此论者还说，远在《史记》以前的《管子》、《墨子》、《吕氏春秋》以及《淮南子》、《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古籍中都有记载。并举例说，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就有：禹"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乃大会计……遂更名茅山日会稽之山"。并说，在《越绝书》中还讲到禹曾二次到茅山，第一次便改茅山为会稽之山。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会计"命名起源于战国时代。
持此论者，依据我国先秦时代的两部著作，其一为《周礼》，其二为《孟子》。认为，这两部著作是战国时的著作，我国"会计"一词又最早出现于这两部著作中。所以认为，我国"会计"的命名起源于战国时代。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会计"的命名。及"会计"这个职称，均起源于西周时代。
此论者的依据之一是《周礼·天官下》中的一些记载："司会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而听其会计。"认为，司会是专掌会计的官员，并且在其所属官员中也初步有了会计与出纳的分别。
持此论者，经过考证商代《甲骨书契》及商末青铜器物的铭文，发现有3500左右的单字，然而，却无"会""计"二字的象形字体出现，认为，在西周以前尚无会计的名称。
此论者从考古发掘出的西周青铜器物铭文中，发现"会"与"计"的形体和会计的一般涵义，并认为，"会"字之起源于"合"与"曾"二字形体省略后之合一，意义之合一。
此论者又对"计"字从形体上作了考证，称未在金文中发现。认为，从它的形体构成部分的"言"、"十"字来看，已有专字，包含有计算的意思。还引用了《周礼·地官·遂人》中的一段记载："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甽。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所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认为，在那时有十进位制，"故会计二字连用，顺乎其情，合乎其理"。
持此论者认为我国"会计"起源于夏代的说法不妥当。
其一，启废"禅让"制，表明私有制在夏代已经产生，到启时又有所发展。并且，夏代刚从原始社会中脱胎出来，在生产、交换和文化方面的发展还很有限，各方面都不成熟，"会计"概念还没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其二，在商代甲骨文中，尚无"会""计"专字，因而在当时，人们对"会计"概念尚无明确的认识。
其三，"会计"涵义的形成为一种科学概念，客观上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决非一朝一夕偶然成之。
此论者还认为，我国"会计"命名起源于战国时代一说，也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其一，认为战国说以成书年代作为判定"会计"的命名，带有片面性。认为，关于"会计"一词的记载，不仅仅是《周礼》、《孟子》这两部书，《六韬》、《左传》、《管子》、《战国策》、《韩非子》、《商君书》、《吕氏春秋》等书籍也有记载。
其二，认为战国说有自相矛盾之处。《孟子·万章》篇讲："孔子尝为委吏，日：会计当而已矣。"认为，"会计当而已矣"这句话为孔子所云，而孔子为春秋时人，故关于"会计"的言论自然也应该产生于春秋时代，而非于战国时代。
其三，认为持战国说者也否定了我国"会计"命名产生的历史过程。
可以说，关于我国"会计"命名起源于何时，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管国忠)
"八卦田'是南宋籍田还是郊坛?
玉皇山，又称玉龙山，位于西湖与钱塘江之间，风景秀丽。登上山峰，左眺是"怒涛卷霜雪"的钱塘江，右眺是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西子湖，远眺便是"参差十万人家"的杭州城，向南俯瞰山下，依稀可以看到一片古迹遗址--"八卦田"。"八卦田"的四周分成八边，形如"八卦"，故名。1984年，杭州市政府花了两年时间进行整修，使"八卦田"恢复了原貌。"八卦田"以其独特的景观博得了游人墨客的赞叹，目前已成为杭州南线的热点风景点。
"八卦田"是什么古建筑的遗址呢?有两种看法，一、南宋籍田遗址；二、南宋郊坛遗址。
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说："八卦田、宋籍田，在天龙寺下。中阜规圆，形以沟塍，作八卦状，俗称'九宫八卦田'，至今不紊。"《四时幽尝录》也载道："八卦田，宋之籍田，以八卦爻画沟塍环布成象，迄今犹然。春时菜花丛开，自天真高岭(玉皇山)遥望，黄金作埒，碧玉为畴，江波摇动，恍自河洛图中分布阴阳爻象。海天空阔，极目杳然，更多象外意念。"按此说，"八卦田"在明朝仍然保存完好，人们以之为南宋籍田，是著名风景点。
籍田是先农坛下的一片农田，先农坛是皇帝祭祀先农神(神农氏)的所在。皇帝照例要在春耕前举行祭先农、耕籍田之礼。祭祀时，皇帝执耒耜场籍田上三推或一拨，称为"籍礼"，意为皇帝亲自耕作"为天下先"，以示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宋高宗在杭州临安府建行都之后，仿照北宋旧制，把一系列祭祀性建筑先后修建起来，籍田先农坛是祭祀性建筑之一。
认为"八卦田"是南宋籍田的，还有多种杭州地方志和风景导游手册以及《中国名胜词典》、《说杭州》等书籍，重新修复的"八卦田"也是按籍田模样维修的。
郊坛和籍田先农坛都是古代帝王祭祀的地方。郊坛又称郊丘、圆丘、圆坛，是皇帝祭天的地方，祭天与祭先农神是两个不同的祭祀项目，其意义与礼仪规格均不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文献通考》卷七十二载："绍兴十三年，令临安府于行宫在南城外先次踏逐可以建圜丘并青城斋宫去处。领殿前都指挥职事杨存中、知临安府王唤等言，今于龙华寺西空地得东西长一百二十步，南北一百八十步修筑圆坛，除坛及内壝，丈尺依制度使用九十步外，其中璇外壝乞随地之宜用二十五步……若依前项地步修建青城并望祭殿，委是圆备，从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礼志》、《宋会要》记载与此略同。可见，当时用来修建郊坛的地基是不够宽广的，所以不得不缩小中壝与外璇的营建尺寸。"八卦田"处于玉皇山、慈云岭和包家山的环抱之中，加上当时各山脚下的寺庙林立，空地面积十分有限，其地形条件与上面所引的记载完全吻合。
古籍记载南宋郊坛在龙华寺之西，查《咸淳临安志》所附的《皇城图》与《西湖图》，可以发现，龙华寺在包家山的南麓。其故址就在今富春江水泥厂内，其西边正好是"八卦田"，即南宋郊坛遗址。按照古代祭祀礼仪规定，郊坛祭天，皇帝及随祭百官须在祭前一日赴郊坛附近的斋宫斋宿一晚，以示洁诚，所以郊坛附近还应有斋宫、望祭殿等附属建筑。从《文献通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咸淳临安志》等古籍记载来看，充当郊坛斋宫和望祭殿的龙华、天龙、净明三寺都正好在今"八卦田"的周围附近，这也可以证明"八卦田"是南宋郊坛之所在。
另外，明嘉靖年间，阮鹗曾在"八卦田"的中心土阜上修建"太极亭"。"太极"是宋代程朱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八卦"则可以代表天地万物，郊坛是皇帝祭拜"天"的最高统治者--"昊天上帝"的地方，因此，"太极亭"建立在"八卦田"上是符合郊坛礼仪的。同时也证明阮鹗当时知道这里是南宋的郊坛遗址。所以，《万历钱塘县志》的作者聂心汤就毫不含糊地认定："育皇山(玉皇山)……前有龟畴田，宋郊坛也。"新中国成立后，在"八卦田"旁发现了南宋"郊坛下官窑"的遗址，也可佐证"八卦田"是郊坛遗址。
那么，南宋籍田到底在哪儿呢?说法也不统一。《西湖游览志》记道："自清波门折而南……为慈云岭，岭之南为龙山(玉皇山)……其下为龙华寺、宋籍田。……山旁有宋郊坛、净明寺……并废。"这么说，籍田在玉皇山下，郊坛也在玉皇山下，两者是相比邻的。郊坛在明朝已仅存遗址。明王元章诗曰："****南郊路，金舆不复行；古台余草色，新树自新声。寂寞荒村景，凄凉故国情；遗民能道旧，曾是御营兵。"
另一说法是：籍田在玉津园南，洋泮桥侧。乾道、咸淳两部《临安志》都说，"籍田先农坛在嘉会门外四里，玉津园之南。"玉津园遗址今无存，据翟灏云："玉津园在宋嘉会门南四里，洋泮桥侧。"(《湖山便览》)据此，我们可以推定，南宋籍田就在今天洋泮桥至海月桥之间濒临钱塘江的地段上。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朝野杂记》记，绍兴十六年宋高宗"亲飨先农于东郊"，洋泮桥至海月桥一带虽不是临安城正东方向，但在嘉会门以南一带却是最靠东边的位置。而"八卦田"却位于临安城的西南角上，与"东郊"两字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张建国)
纸币为何又称钞票?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迄今将近有：1000年的悠久历史。现在通常称纸币为钞票，人们已经司空见惯。其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存在"钞票"的称谓。历代纸币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有许多种类和名称，如两宋的交子、钱引、会子、关子，金元的交钞、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明清的大明通行宝钞、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等。直至清代晚叶，钞票作为纸币的代称才在社会上普遍出现。纸币为何又称钞票呢?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论者进行了探索。特别是近年来的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比过去有了较大的进展。
有人认为，纸币因"钞"字的使用由来已久，便产生钞票之名。千家驹、郭彦岗合著的《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说："中国的纸币发行，自宋迄明，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钞字已深得人心。一般习惯就以'钞'为货币的代称，或称钱钞、钞银、钞券，钞票之名也由此而起。"后来他俩在《中国货币史纲要》书中又说："明代宝钞，中叶后已不通行。但'钞'字却深得人心。嗣后仍以钞代表货币，……钞票之名也由此而起。"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册)持有类似的看法，其"钞票"词条解说云：''宋、金曾发行交子、会子和交钞，又叫钞引，用纸印刷。……元、明、清三代还发行过宝钞，也是纸币。我国俗称纸币为钞票，就是由此而来。"可是在宋到明代的数百年时间内，虽然纸币多称为钞，而且逐渐用钞代表货币，但从未发现有将纸币称为钞票的记载。纸币称钞并不意味一定就称钞票，两者之间毕竟有所不同。所以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较多的人主张，纸币称钞票出自清代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合称。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筹集军费，通过发行纸币来解决财政困难。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又称"钱钞"；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又称"银票"，都是不兑现纸币。由于这两种纸币既是同年发行，且各以"钞"和"票"为名，因此在咸丰年间的一些史料中，有时被合称为"票钞"或"钞票"。货币史学家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写道：清政府于咸丰三年"发行两种钞票，一种是大清宝钞……另一种是户部官票……钞票的名称即导源于此，为宝钞和官票的总名"。历史学家吴晗在《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论文中也认为："合钱钞与官票简称钞票，是现在钞票一字的语源。"这种见解比较流行，影响颇广，如《辞海》(修订本)"钞票"一条说：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合称'票钞'和'钞票'。现称纸币为钞票。本此"。其他还有郑家度的《广西近百年货币史》等亦以大清宝钞与户部官票的总名，当做纸币称钞票的原因。然而清代史料仅将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合称为钞票，却没有谈及钞票的名称导源于此。故以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合称作为纸币称钞票的开端，理由尚嫌不足。
此外，有人提出一种新观点，即纸币称钞票实起于户部官票。潘连贵在1984年第1期《广东金融研究》发表的《"钞票"一词溯源》一文中说："钞票原是对户部官票的一种说法，因为国家发行的纸币一向称'钞'而户部官票却叫'票'，所以将两者联系起来，就是'钞票'。"主要根据是咸丰三年三月刑部尚书德兴等人的奏述："臣等查试行钞法改用官票，诚难保无不肖之徒私造行使，……查钞票之用，与银钱并重，其私造之罪，亦应与私铸同科。……今新行钞票，国宝攸关，应比照私铸铜钱之例加重，不分银数多寡，定拟罪名。"(《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该奏折所言"钞票"，显然是指户部官票。事实上，咸丰三年发行的两种纸币，以户部官票居先，大清宝钞在后。户部官票称钞票时，大清宝钞尚未筹备发行。王茂荫曾说："再查部臣议行银票，意谓票与钞相关，欲以此试钞之行否。"(《王侍郎奏议》卷三《请将钞法前奏再行详议片》)可见纸币称钞票同户部官票的名称大有关系。自从户部官票称钞票后，各种纸币亦通称钞票，"钞票"之名遂不胫而走，一直沿用至今。不过此说仍有斟酌的必要，户部官票已称钞票当无疑问，但将它作为纸币称钞票的起源，似有待于进一步佐证。
总之，以上几种意见究竟孰是孰非，目前尚无定评。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和讨论的展开，我国纸币为何又称钞票的历史真相，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莲桂)
会子始于南宋还是北宋?
宋朝的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为商业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经济的发达，商业的繁荣，需要大量的货币流通。北宋每年铸造大量的铜、铁钱，仍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起初，在川陕一带使用铁钱，但铁钱分量重而价值贱，小钱每10贯，重65斤，折大钱1贯，重12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商贩，尤其是大商人，甚感不便，客观上需要一种容易携带的轻便的货币。于是就产生了"交子"。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设交子务于益州，由国家发行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规定每界(期)发行额为1256340贯，准备金为36万贯。交子以三年为一界，当界满时，制造新交子，调换旧交子，而不换的旧交子，就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
到南宋时，纸币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铜料不足，鼓铸日稀"，铸钱大量减少。同时，由于大量铜钱被富商销毁，铸成铜器，获取厚利。而许多豪富之家，也皆"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钜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有的铜钱被偷运到北方金朝统治地区，更有许多铜钱被偷运到高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于是社会上铜钱缺少，发生钱荒。纸币就应运而生，会子在各地广泛流通。
现代出版的历史著作，如郭沫若、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以及断代史，中国货币史、辞书等等，都认为我国最早的纸币是北宋发行的交子，到南宋时流通的纸币是会子。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都持这种观点。如中国历史研究会编的《中国通史简编》、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中国史稿编写组编的《中国史稿》、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浙江省高等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组编的《中国通史讲义》、刘泽华等编的《中国古代史》以及《辞海》会子条目、《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会子条目，还有记叙颇详的彭信威著的《中国货币史》等等。他们都认为"北宋时交子只在部分地区行使，南宋的纸币交子和会子在各地广泛流通"。他们指出会子产生的原因是："南宋境内发生严重的钱荒。"于是杭州的豪右便"私置便钱会子"，作为轻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以弥补铜钱流通量的不足，名称叫做便钱会子。"后来钱处和主持临安府，才收回官营。其后钱处和调为户部侍郎，于是由户部接办。"时间是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起初只通行于两浙，后来通行到淮浙湖北京西等区，纳税和交易，多可使用。几乎成了一种法币。"由此可见，纸币会子，在南宋的统治区，成了与铜钱并行流通的一种轻货币。会子的面额分为四种，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后来增发二百文、三百文及五百文三种，以三年为一界。从以上所引各种著作来看，我国的纸币最早是北宋的交子与南宋的会子，是我国最早的货币，似乎已成定论。
予嵩撰文《北宋的会子》一文(载《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提出新的论点。认为"会子在北宋末年已经出现并使用，行用的地点主要在首都东京(开封)，也包括东京以外的一些地方"。他据《宋会要辑稿·刑法·禁法》记载："(政和三年)十月一日，尚书省言，访闻诸色人多将京城内私下寄附钱、物、会子之类，出城及于诸处行使，有害钞法，诏：寄附钱，会子辄出新城外行用者，徒二年，许人告，赏钱以会子所会钱赏之。"作者认为这段重要的经济史料，因用法律禁约的形式，记入刑法类，而为治经济史者所难见，故往往被忽略过去。作者认为当时东京已首先出现了会子所及会子。这些会子在东京新城以内是政府允许行用的。而"诸色人"将会子带到城外甚至"诸处"使用，有损于官府钞法的利益，因而受到禁止。
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这段史料被发现，传统的看法，受到了冲击。因而使会子的出现，究竟是始于南宋，还是源于北宋，有待于研究中国古代或中国货币史的学者、专家，作进一步的探讨。
(蔡继福)
谁是交子的创始人?
交子这个东西，凡是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纸币，而且是世界最早的纸币。然而，人人皆知之事，未必人人都悉其情。没有专门从事经济学工作的同志，通常只能从《辞海·经济分册》上得到这样的解释："交子：中国最早的纸币。宋初，四川使用铁钱，体大值小，流通不便，商人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交子'。性质同存款收据相近，可兑现，也可流通。后由富商十六户发行。以后交子常因发行人破产等原因不能兑现，政府遂禁止商人发行。"通过这样的介绍，人们只能了解关于"交子"的一些常识。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一些问题若明若暗。如关于交子创始人的问题，《辞海》里讲是"宋初……商人发行一种纸币"，"商人"这个概念的范围太大了。
交子既然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纸币，其形式必然是比较原始的。尽管它已无实物传世，但根据有关记载，我们不难推测，它作为"天府骄子"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起码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要有纸；二是离不开印刷术。实际上，它也确实是我国纸和印刷术这两大发明的一项副产品。据史书记载，交子最初的形式不过是印刷着红黑二色店铺和市民图案的纸片，．上面亲笔题着发行者的名称。起着"存款收据"或存款证明书的作用，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存折。《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章第三节就有这样的记载："交子……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这里，"见"是"现"的通假字，"见钱"即"现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交子虽然相当于今天的存折，却不仅不能像今天的存折一样可以从银行取得利息，相反，在用交子兑换现钱时，"储户"反要"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即付利息给交子铺。
对交子的形式，很少有人提出异议。但对其创始人，却至今尚无定论。目前，除"商人"创设说(如《辞海》的解释)外，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说法尚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张咏创设说：张咏镇蜀时，为了补救铁钱的不便贸易而创设。这种说法的依据有二：一是《宋史·张咏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张咏在宋太宗、真宗时期曾两度出任益州知州(即后来的成都府)。而交子正是在此期间产生的。依据之二是《宋史·食货下三》卷首的一段话："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
问题在于《宋史·张咏传》只提到张咏在"出知益州"期间，曾"会诏川、陕诸州参用铜铁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咏上言'昨经利州，以铜钱一换铁钱五，绵州铜钱一换铁钱六，益州铜钱一换铁钱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纳铜钱"'。后来，虽然"真宗以咏在蜀治行优异，复命知益州"，但文中除了真宗说"咏在蜀，吾无西顾之忧"的赞语外，并无一字提及"交子"之事。通篇张咏传，除了记述他调整铜铁钱兑换比值一事外，再没有任何整理铜铁钱的"治绩"。因此，张咏创设说显然缺乏有力的证据。
另一种是"铁钱不便，民间私造"说：当时，民间为了缓和铁钱"体大值小"的矛盾而私造了交子，与张咏无关。这种说法的根据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一中的记载："(天圣元年)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
这里，交子的创始人显然是"蜀民"而不是"知益州"的张咏。但"蜀民"与《辞海》中所说的"商人"一样都很笼统。具体是哪一位"蜀民"创设的，仍然不得而知。不过，"富民十六户主之"倒是许多处都提到过。乍一看，似乎大大缩小了创始人的范围。细细一想，仍然是一根海底之针。因为其一，"十六户"究竟是哪十六户?至今无人知晓；其二，即使弄清了"十六户"的名单，他们也不过是交子出现之后"主之"而已(《辞海》说的是"后由富商十六户发行")，这十六户是否同时又是创始人，是共同创设还是某一户先创设，等等，均无可靠资料佐证。
还有一种是"民间钱少私造"说：李顺作乱之后，四川停止铸铁钱，因而铁钱缺少，民间便私造交子。与前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说法认为交子的出现不是因为铁钱使用起来不方便，而是因为流通中缺少铁钱。其所凭之据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九中的记载："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如福州之制，每贯用铁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两成，每钱值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
照此说，交子的产生，非但不是因为铁钱"体大值小"、"不便贸易"、反而是对铁钱缺少的一种补救措施。然而，我们不可忘记，正如今天取得存折必须存入现钱一样，当时要得到交子也是必须付出现钱的。如果是因为铁钱太少才产生了交子，那交子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这种因钱少才"私以交子为市"的说法破绽更大，它比前两种说法还要经不起推敲。何况，即使当时纸已相当普及，印刷工具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购置的。
这里要顺便指出的是，上面引文中也提到了"知益州"的张咏，但说的却是他采取的铸铁钱的措施，只字未提创设交子之事。可见，张咏创设说确是难以成立的。
上述诸种说法，虽然没有提出公认的交子创始人，但有两点应该是可信的：一是交子产生的原因是铁钱"不便贸易"。因为上述几种说法中，除最后一种说法外，都提到了铁钱不便这一点。而且，《宋朝事实》中张若谷、薛田二人的奏疏里也有这样的描述："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据有关考证，宋朝铜钱的标准重量是每贯5宋斤，而l宋斤约为今天的1．2斤。即当时的65斤相当于今天的78斤。当然"难以携持"。二是交子发明后，曾由十六户富商发行。这一点也是史书上多次提到了。如此看来，交子产生的原因、形式及后来的发行者都有定论了。剩下的难解之谜是：第一张交子究竟出自谁手?
(文大会)
钟灵堂票文有何隐喻?
1978年，我国首次发现一帧钟灵堂文物。原件长22．5厘米，宽lJ．5厘米，布质。上端票名"钟灵堂"，其上有四爪盘龙图案；中间是"凭票兑银伍两整"，右侧为"威字第六号，失票不究"，右侧为"年月日"兼有钟灵堂印章；外围右下左三边有一首排列颠倒的诗句。图文均以靛青色(木刻雕板)印刷，十分引人注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博物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举办捐献文物展览会时称：此票是清代"同光年间南京天地会组织发行的"。天地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发行的实物多有隐喻暗号。钟灵堂布质文物，至今在国内尚属仅见，为天地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珍贵资料。人们在惊喜之余，对它进行探讨。钟灵堂票文究竟有何隐喻暗号?学术界颇有相左的意见。
]酰， "凭票兑银伍两整"是否货币之义，说法不一。吴筹中、金诚在1981年第12期《文物》发表《天地会"钟灵堂"伍两布币初探》一文说："钟灵堂伍两票币系以货币为凭信的实物。"主要理由如下：(1)凭票兑银伍两整是货币形式；(2)赵之谦《章安杂记》提到天地会的信物有金钱、红帖与布票；(3)天地会以金钱(泉币)作为信物的实物资料，近代已有发现。1983年出版的《太平天国钱币》则主张，此票是天地会的会证。著者马定祥、马传德指出："票文中五两之用大写'伍'字，表示持有此票，某人已经入伍之意。"他们借引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会员证谓之宝，用白布以靛青印之"和其他一些史料，说明应是会证而不是货币。
其次，论者们认为，"钟灵"源出"钟灵毓秀"一语，谓天地间灵秀之气，其中寓意"天地"二字。但"钟灵堂"与南京有无关系，看法不同。"堂"是天地会的基层组织，据咸丰钦差大臣李星沅奏述：天地会"每股各有堂名，各有头目，复有某字、某馆号票及带马买货名色"(《李文恭公奏议》卷十一)。吴筹中、金诚在《初探》文中赞同上海博物馆的考证，认为钟灵堂是南京地区天地会的一个山堂名称。马定祥、马传德《太平天国钱币》也说，票的编号选用"威"字，同洪太岁诗中的"军声威振南京省"有关。这些观点大体相仿："钟"字指南京的钟山。然而，王松龄的《天地会钟灵堂会证的考据》(载《中国钱币》1985年第1期)却提出，钟灵堂并非南京的山堂。因为在河南洛阳的关林(埋葬关羽首级的关墓)，围墙上立石墓门有一座题名为"钟灵处"，而且天地会的跪拜仪式，亦崇尚《三国演义》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所以"取名'钟灵堂'，这是爱戴关公的忠义双全"。
关于钟灵堂诗句，诸家均作旋读，言其读法与《章安杂记》述及的"连环合同"相似，乃是一种洪门的秘密暗号，隐喻天地会"反清复明"举义的决心和信念。因诗文无规则排列，读法遂有多种。有的按"方、王、昂"押韵，读成：钟灵灵光光万方，三江五湖四海王，一到风云聚会日，龙盘回水气昂昂。有的旋读按"方、昂、王"或"昂、方、王"押韵。此外，王松龄《考据》文中还认为，诗文每句各藏一字，顺序是"万云龙王"。读法是：钟灵灵光光万方，一到风云聚会日，龙盘回水气昂昂，三江五湖四海王。他说，天地会拜仪式有"六拜万云龙大哥，七拜陈近南先生"，山堂对外称王，对内称大哥。天地会抄本《西鲁叙事》云："万云龙即影射郑成功，陈近南即影射陈永华"。相传天地会创始人就是辅佐郑成功的陈永华，故诗句不以韵读才符合本意。
近年来，史学工作者、文物工作以及货币爱好者对钟灵堂布质文物的研究，日趋重视和深入。目前，这一热门课题，正在继续热烈争论。
(潘连贵)
漳州军饷银币铸于何时?
漳州军饷银币是我国早期的自铸银元，制作简朴，正面币名"漳州军饷"，下有叠写花押文字，反面为"足纹通行"。它问世不久，就从流通领域消失。因而传世甚少，至今发现寥寥无几，弥足可珍。这一宝贵文物未铸纪年和纪重，花押文字又分两种，不易辨识。此币究竟铸于何时?历来学者的意见颇有分歧，争论不决。 '
郭沫若在《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中主张，漳州军饷为郑成功在南明永历三至六年(1649-1652年)进行抗清活动时所铸。福建漳州民间向有"郑成功大元"的传说，他考证币面花押一为"国姓大木"，一为"郑成功"，均系郑氏签字。据此，厦门郑成功纪念馆，遂陈列漳州军饷银币。但是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指出，漳州军饷侧边有斜纹或回纹，其斜纹恰与1740年始铸的荷兰马剑银元花边相同。史料记载清代乾隆以后我国才有自铸银元，并且仿效外来银元的形式，可见"郑成功大元"的说法不能成立。
蒋仲川、王守谦合著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认为，同治三至四年(1864-1865年)曾国荃、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铸造漳州军饷，花押一为曾国荃签字，一为左宗棠签字。持不同意见的论者却认为，这种说法开始是从旧军界的某些人讹传而来，不足置信。施嘉干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还说，查币上花押，绝不类曾、左两人签字。
多数论者的意见认为，漳州军饷铸于道光年间。主要理由是：当时福建台湾地区铸有图案的寿星银币和如意银币，亦有"足纹银饼"或"足纹通行"字样，它们与漳州军饷不仅有共同的制作特征，而且都属于军饷币的性质。然而，对于漳州军饷铸造的具体年份，则有不同的断代，有的说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有的说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1855年出版的卫三畏(旧译威廉斯)《中国通商手册》记述：1844年漳州试铸过银元，"最初发行的重量是七钱四分，但很快就减轻百分之五"。国外的研究者多认定这种试铸银元是漳州军饷，如耿爱德《中国货币论》说："漳州之银币，两面皆汉字，无图。……背面横书日漳州军饷。"近年来国内不少研究者也认为此说比较可靠，戴志强在1981年第10期《文物》撰文《漳州军饷银饼年代考》提到，1844．年台湾发生洪协、郭崇高反清起义，福建地方政府曾用武力镇压，《福建通志》对此事有记载。他推测"漳州军饷银饼的铸造发行可能与这次军事行动有关"，因为该币在台湾有过发现。不过上述意见仍有值得商榷之处，既言重量是七钱四分，减轻百分之五应重七钱，可是从漳州军饷的实物来看，标准重量是七钱二分，与卫三畏的记述不合，所以1844年试铸的银元是否漳州军饷存在疑问。
我国港台学术界大多认为漳州军饷铸于1841年。1981年台湾出版的《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著者张璜引用内地钱币专家马定祥的见解认为，"此币乃鸦片战争时期所铸军饷币(1841年)"。战时福建漳州地区所铸的漳州军饷，后来大都被英军掠往英国及其属地，过去收藏家在东南沿海不惜以重金获取的少量此币，反而是从海外流入的。同时主此论者认为，花押并非任何人签名，"盖当时通行吉利颂词之叠写"，一为"如意吉利"，一为"成功"，似与寿星、如意银币象征吉祥之义相同。这种观点方兴未艾，有待文献资料证实。
总的来说，以上几种对漳州军饷银币铸造年代的争论，说法甚不一致，在时间上前后相差竟有200余年之久，孰是孰非，各执己见。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十分重视漳州军饷铸造年代的研究，除了它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外，还旨在弄清楚铸造此币的历史原因。这一悬案真相如何，目前人们正在追根寻源。
(潘连贵)
神州何处"妃子笑"?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唐杜牧《过华清官》
此诗意指的是唐玄宗的杨贵妃特好吃鲜荔枝、"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新唐书·杨贵妃传》)。不过，无论是史籍或是民间传说谈到贵妃所食荔枝的产地，都各执其说，莫衷一是，铸成历史上一疑案。
提到此事，人们也许会联想到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荔枝叹》诗中的"天宝发贡取之涪"之句，认为贵妃吃的荔枝产于涪州(重庆涪陵)。这不是没有原委的，涪陵在历史上确实盛产荔枝，《元和郡县劫、《太平寰宇记》、《图经本草》均有明确记载。与苏东坡同代的蔡襄在《荔枝谱》中谈到天宝年问杨贵妃吃的是涪州荔枝，每年命驿传传递，当时的词人对此还有许多感叹呢!南宋的吴曾在其《能改斋漫录》一书里谈到他看到一本《涪州图经》(已失传)，记杨贵妃吃的是涪州妃子园的荔枝。吴曾还声称他到当地询问土著居民，证明这是事实。南宋《舆地纪胜》记载妃子园在涪州城西15里，当时仍有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
另外，宋元明清的二些地理志书、荔枝谱记、野史笔记等和游记也有类似的记载。有的说这个妃子园在明正德年间还有荔枝，万历年间剩下仅存的一株新砍后树桩，后来知州清咸丰年间涪州姚兰坡曾在妃子园建亭植荔以现陈迹，不久又因故而毁。今人蔺同在《涪陵文史资料选辑》著文肯定杨贵妃吃的是涪州荔枝，并记今涪陵仅有荔枝两株，但已非古树。另外，《蜀中广记》、《读史方舆纪要》、《川中杂识》等史籍对从涪州取洋巴道和子午道到长安的贡荔古道也有记载。不过，值得犯疑的是杜牧的《过华清宫》诗一点没谈及所贡之荔出于涪州，只是宋人才在诗文中认为所贡之荔出于涪州。再者《元和郡县志》、《新唐书》等正史也不载涪州有贡荔之事，惟载四川宜宾和广州二地。另外涪州荔枝质量不好，宋人早就称："闽浙徒以妃子得名，其实不如泸叙。"
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史籍和四川宜宾的一些人都认为贵妃食荔枝是宜宾荔枝。早在晋代的《华阳国志》等史籍就载今宜宾一带早在秦汉时就盛产荔枝。《元和郡县志》载唐元和年间宜宾土贡有荔枝煎，《新唐书'地理志》也载宜宾土贡有荔枝煎，但二书不载四川其他地方曾贡荔枝。以后，许多地理志书和野史笔记都载今宜宾一带盛产或进贡荔枝。今天，在宜宾民间流传着绿荔枝姑娘的传说，认为杨贵妃所食荔枝即宜宾绿荔枝。在今宜宾县西南打鱼村仍有五株古荔，据西南农学院和中国柑橘研究所专家鉴定，树龄在千年以上，为唐代之物，故当地一些科研人员认为贵妃所食荔枝为宜宾所产。又据当地人称，在''**"前打鱼村附近还有唐代天宝年间官府颁布的保护贡荔的告示碑，"文革"中被抬走，下落不明，有关单位正在着手寻觅。
唐代今四川泸州也产荔枝，今四川荔枝产量的90％以上在泸州合江。南宋学者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明皇时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者，谓泸戎所产也，故杜子美有意向泸戎摘荔之句，是时闽品绝未有闻，至今则闽品奇妙香味皆可仪视泸戎。"今天，泸州民间仍相传泸卫城(古宋)荔枝和合江荔枝曾经进贡给杨贵妃。今人潘嘉强在《泸州科技报》著《合江七月荔枝丹》一文也肯定杨贵妃吃的是合江荔枝。
唐代今忠县和乐山也盛产荔枝。宋人张君房认为贵妃食荔枝是来自忠州，《碧鸡漫志》有称："太真妃好食荔枝，每岁忠州置急递上进，五日至都。"宋人宋景文《益部方物略记》则认为贵妃所食之荔是来自嘉州(乐山)。
四川、重庆、广东和福建在历史上是我国四大荔枝产地。特别是广东，早在汉代就曾为贡荔之地，《新唐书·地理志》载岭南广州进贡荔枝。《新唐书'新乐志》载唐玄宗游骊山，恰好是贵妃生日，命乐伎作一新曲，曲成而无名，正好广州进贡的荔枝到，新曲因名荔枝香。《杨贵妃外传》又谈到安史之乱中，贵妃在马嵬驿被赐缢死于佛堂梨树下刚断气，恰好广州进贡的荔枝到，玄宗立即派宦官高力士用它来祭奠贵妃。另外，《资治通鉴》、《太平御览》所引《唐书》以及明人徐勃《荔枝谱》等都认为贵妃食荔来自岭南。《徐氏精笔》载唐天宝末年进士鲍御，亲眼见明皇下诏用马传递南海荔枝，作杂感诗有"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文函关"之句。《岭南荔枝谱》引录一个叫阮福的人据新旧唐书考证的结果，认为贵妃食荔"皆岭南所产无疑矣"，不可能是产自l~Jll。崔弼在《白云山志》不仅否定四川说，而且还否定了福建说。据说广东南海县还有一株唐代古荔，名妃子笑，相传为贵妃所食。不过宋代苏东坡谈到岭南荔枝有"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之诗句，言下之意岭南荔枝不曾为贵妃所取，这是令人犯疑的。
福建也是我国著名的荔枝产地，《新唐书》虽不载其有贡荔，但《灯影记》记在唐玄宗天宝年间正月十五晚，玄宗在宫殿里抛撒闽江红锦荔枝，叫宫廷的人为其拾取。这样看来，贵妃所吃的荔枝也可能是来自福建。在此以后，《禾史》独载其一地有贡荔，从宋到清福建贡荔之事的记载不绝于史籍。
如此众说，似乎涪陵、宜宾、广东三说较为人信服，但三说中相左的史料仍甚多，孰为事实，却仍是一悬案，还待征考。
(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