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约在宋元之际已经出现了五锭的脚踏纺车。这是科技史学者较为一致的看法。但是，中国古代纺车可以分为丝麻纺车和棉纺车两种。丝麻纺车实际上只是将长丝或绩接成长条的麻缕加拈合股，所以还称不上是真正的纺纱。棉花是短纤维，要纺成纱必须经过一个"牵引渐长"的过程，现代纺织工程学称之为牵伸。牵伸过程可以用指缝夹持棉条来控制。由于一只手有四个指缝，因此只能控制四个锭子。四锭以下的丝麻纺车，稍加变更就可用于棉纺；但是。五锭丝麻纺车要改为棉纺车就成为一个难题。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五锭棉纺车呢?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是明代的徐光启。他在《农政全书》中记述说："(棉)纺车容三维(即锭)，今吴下犹用之。间有容四繀者。江西乐安至容五绻。往见乐安人于冯可大所道之。因托可转索其器，未得。不知五繀向一手间何处安置也。"徐光启没有亲眼看到乐安的五锭棉纺车，搞不清楚这种纺车的牵伸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因而托冯可大去索取一台，但是没有成功。徐光启治学严谨，冯可大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著有《月令广义》、《经世实用编》等)，上面那段记载是可信的，但留下一个难以解开的谜。清人褚华在《木棉谱》中重新提出这个疑问："善纺者能四繀三绻为常，两绻为下，江西乐安人间能五繀。往见四繀者已将棉条并执食指中，不知五繀又用何法?"不少近、现代学者甚至据此判断中国古代根本没有五锭棉纺车。例如，严中平先生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提出："单人纺车的改良，始终没有将棉纱的牵伸工艺由人手转到机械上去，棉条既需人手来挟持，则一手绝不能挟持五线，足踏多锭纺车循这样的途径进步到四锭之多，可算已到了手工技术的绝顶了。"他认为："终明之世，这种纺车的装置，似未超过三锭。"《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一书也认为："江西乐安的五锭脚踏纺车是用来加拈麻缕等纤维的合线车，似不能用来纺棉纱。"
笔者在《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第19集(1984年12月)上撰文提出了相反的意见。笔者认为，否认中国古代五锭棉纺车存在者，都忽略了手工棉纺车上使用工具代替人手进行牵伸的可能。文章从某种较晚本子的《天工开物》匕的一张五锭纺车插图出发，结合王祯《农书》等其他文献资料，作以下推断：中国古代确实存在一种五锭棉纺车；这种棉纺车使用作出一种梳状牵伸器代替人手；这种牵伸器是从宋元五锭麻纺车上的导纱器发展变化而来的。笔者曾做过简化的模拟试验。结果表明用梳状齿和左手配合对棉条进行牵伸是可行的。这个观点得到了部分同行的赞成，其中包括《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的主要编写者周启澄。但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文章对五锭棉纺车牵伸机构及工艺的描述带有很大的假设成分。
中国古代五锭棉纺车的存在与否，也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例如，德国的库恩博士(受李约瑟委托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和美国的华裔学者康超(著有《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一书)都对此表示过极大的兴趣。这个问题的真相大白，将有待于新的有关文献和实物的发现以及更深入的研究。
（包铭新)
"蒙汗药'是怎么制成的
小时候读《水浒》，特别喜爱"母夜叉孟州道卖药酒"这一段，对孙二娘的特种武器--蒙汗药印象很深。以后又读过《醒世姻缘传》、《小五义》等明清小说，更对这一神奇药物耿耿于怀。请教过一些老者，或认为传说；或斥之小说家妄言，不可轻信。
其实，蒙汗药的存在未必不可信。古人对蒙汗药早就有过存疑和研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力图解开蒙汗药的奥秘。综合各家之言，蒙汗药的药物构成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押不庐"说。周草窗《癸辛杂志》说："回回国有药名押不庐者，土人采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至三日少以别药投之即活。"押不庐，李时珍《本草纲目》曾予著录，并指出这是一种草，麻痹效果虽"加以刀斧亦不知"。押不庐仅生于西土，其他地区很难觅得，蒙汗药的主药是否就是押不庐很难说。
二、"草乌末"说。草乌末就是草乌研磨的末。草乌是中医常用的药物。《齐东野语》记载："草乌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后活。"经化学分析，草乌含有乌头碱、新乌头碱及次乌头碱等，而乌头碱对人体的各种神经末梢及神经中枢具有先兴奋后麻痹的作用。明定王朱楠的《普济方》中载有用于麻醉的"草乌散"就是以草乌末为主料。以草乌末作蒙汗药的主料也不是不可能的。
三、"曼陀罗花"说。曼陀罗是一年生有毒草本，夏秋开花，花冠漏斗状。曼陀罗花又叫风茄花、洋金花、山茄花。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谓："广西曼陀罗花，遍生原野，大叶百花，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山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干而末之，以置饮食，使人醉闷，则挈箧而趋。"曼陀罗的叶、花、果、茎均可供药用，各部分都含有东莨菪碱、莨菪碱及少许阿托品等生物碱。曼陀罗中起麻痹作用的正是这几种生物碱，其中以花的含量为最高，约有0．43％。这说明曼陀罗花的麻痹效果较叶、果、茎更佳。南宋窦材《扁鹊心书》在记载"睡圣散"这一药方时说："人难忍艾火灸痛，服此即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火麻花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后即昏睡。"这条材料表明至迟在南宋，以曼陀罗花作为麻醉药应用于外伤治疗已相当普遍。正因为曼．陀罗花的药理已被不少人所熟识，又易采撷，所以绿林好汉用曼陀罗花末制成蒙汗药，使人食之不省人事，尔后窃取钱财。"曼陀罗花"说较"押不庐"说和"草乌末"说，根据要充分得多，因此有不少古人，甚至当代研究中医学的同志都认为蒙汗药的主料是曼陀罗花。 、
除以上三种说法外。还有"醉鱼草"说。醉鱼草，又叫闹鱼草，马钱科落叶灌木。花和叶含有醉鱼草甙和醉鱼草黄酮甙。其麻痹性能，对鱼类尤甚。《本草纲目》卷十七说："渔人采花及叶以毒鱼，尽圉圉而死。"醉鱼草对人类的麻痹性也很大，人食其花，不久便出现舌咽干燥、头晕、胸闷、呼吸困难、四肢麻木等症状。主张"醉鱼草"说不乏其人，但据古籍所记蒙汗药"醉人而不伤人"的记载看来，"醉鱼草"说似乎较难成立。
蒙汗药的解药更使人扑朔迷离，从《水浒》记载来看，蒙汗药不仅有解药，而且药性甚灵。吃了解药，不消半个时辰，受害者便如同从梦中醒来一般。但解药是以什么药草制成的呢?史籍并无明确记载。沈括《梦溪笔谈》说坐拿草心具有催醒作用，但这一说在宋苏颂《图经本草》、明定王《普济方》、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医书中均无记载，仅见于《梦溪笔谈》，难以为凭。当代中医认为毒扁豆碱可以消解蒙汗药的药性，但是古代蒙汗药的解药是否是毒扁豆，不得而知。有人说，甘草绿豆汤作解药甚灵。因为甘草是常见的中药解毒药。唐孙思邈《千金方》说："甘草解百药毒，如汤沃雪，有同神妙。有中乌头、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方称大豆汁解百药毒，余每试之，不及甘草。又能加之甘豆汤，其验尤奇。"《本草纲目》说甘草对天仙子有解毒作用，而天仙子的主要成分是莨菪碱、东莨菪碱等生物碱。绿豆性寒，能散热解毒，与甘草相配，效果更佳。甘草、绿豆都是易得之物，配制又极为简单，以它们作为蒙汗药的解药是极为可能的。
蒙汗药是以什么药物组成的?它的解药是什么?前人虽然作了大量工作，但没有得出十分可信的答案。其中奥秘，尚有待于人们继续探研。
(章义和)
我国度量衡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我国度量衡起源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不仅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宝贵内容，而且在世界度量衡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从我国古代的《尚书》、《周礼》到《夏书》、《史记》，直至历代正史《律历志》中，都有关于度量衡的专门记述。对其历史发展的探索研究，一代更比一代深入。然而，在涉及我国古代度量衡的起源时间问题时，往往看法分歧，诸说各异。这不仅使家喻户晓的度量衡起源时间成为历史之谜，而且给我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造成一定困难。
截至目前，我国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即父系氏族公社后期，随着私有制和社会交换的发生，度量衡已开始产生并逐渐出现统一的要求。据此，度量衡产生于黄帝时代，．已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说法。自古到今，不论前人的史书典籍或后人著书立说，均以"黄帝创始度量衡"为立论根据，说起源，讲看法，探索中国古代度量衡的源远历史。《家语·五帝德》称："黄帝治五气，设五量。"该文注解"五量"为权衡、斗斛、尺丈、里步、十百。(关于"五量"，另有二说：一是龠、合、升、斗，斛；一是度、量、衡、亩、里)这是有关黄帝创始度量衡的最早历史记载。关于黄帝如何具体创立度量衡的问题，史书中似乎也有不少记述。《吕氏春秋·适音》篇就说："黄帝使伶伦取竹于昆仑之懈谷，以造黄钟之律，更据以作权衡度量。"《汉书·律历志》说："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笛以听风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1934年商务印书馆版本《中国度量衡》书中也说："黄帝时代的度量衡，是照黄钟律管的长短、容积，与所容黍粒的分量而定的。"该书在详述黄帝用律管如何制作度量衡之后还说："这就是当时度量衡的大概情形了。不过这时所谓律、管、黍粒的标准，还不能固定不变，不到几时，就渐渐地紊乱起来。所以少昊才有'正度量'，虞舜才有'同律度量衡'，夏禹才有'循守会稽，审铨衡，平斗斛'(见《越绝书》)，'关石和钧，存之王府"'(见《夏书·五子之歌》)的举动。由此可见，黄帝创始度量衡，用黄钟具体制定度量衡，已为史料记述，又为前人研究所证实。
对于这些黄帝创始说及其尧、舜、禹继承并整顿度量衡的历史，我国史学界不少人历来深信不疑，尊为正宗。新中国成立后的有些学者专家，都对"黄帝创始说"多方赞赏，倍加肯定，不断写文章予以宣传。邱隆同志撰文认为："黄帝设立了度、量、衡、里、亩；舜召集四方君长把各部族的年月四季时见辰，音律和度量衡协同起来；夏禹治水使用规矩准绳为测量的标准。"《(经济日报》1984年12月3日《源远流长的我国古代计量》)丘光明同志写文章认为黄帝派人取竹制律，"以鸟鸣声定律是完全可能的"，并得出结论说："《吕氏春秋》中的这段记载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详见《计量工作通计》1981年11期《黄钟律管与长度标准》一文)就连国家计量局1980年主编出版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前言》中也说："这些记载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度量衡发展初期的情况。"
然而，很早以来，对"黄帝创始度量衡"的说法，有人就相继表示怀疑。提出异义。归纳起来，这些怀疑、否定的意见是：
一、否认《吕氏春秋》记载，认为黄帝"设五量"的说法"不大可信"。明代音律家朱载堉在其名著《律吕精义》一书中说："白吕不韦著书，始言伶伦解谷取则凤鸣，雄鸣为律，雌鸣为吕，孰曾见闻?"并说： "后人撰前汉、晋、隋志皆采其说以为实有解谷凤鸣之事，盖亦误矣。"对朱氏上述见解，吴承洛先生认为言之有理，并在《中国度量衡史》书中说："中国上古历史记载，本每多渺茫托辞，朱载堉之言，自亦有理由。"另外，也有人认为黄帝"设五量"的说法，违背历史实际，"不大可信"。并指出"五量"(指龠、合、升、斗、斛)出现于汉代等。如这些看法属实，"黄帝创始说"岂不成了难以成立的说法7 ．
二、认为黄钟作度量衡标准是汉代所定，不是黄帝创始的办法。吴承洛先生虽曾承认"中国度量衡制度发生于黄帝"，但他却在《中国度量衡史》书中明确指出："至汉世命黄钟为度量衡之根本标准，取黍为度量衡之参验校证．至是度量衡制度始为初步之完成。"此外，清末制定的《划一度量制度》"总说"中也有"量之制莫先于《周礼》，尺之制莫备于《隋书》，权衡与法码之制莫详于宋太宗及明洪武正德之时"的说法。这些观点都直接与"黄帝创始说"相对立。
三、认为律生度的说法穿凿附会，"黄帝创始说"应该否定。持这种看法的，以韩伯生同志的观点最为清楚。他在《试谈我国计量制度的沿革》一文中说："黄钟律管既然是一种乐器，以这个乐器本身，可以找到长度、面积和容积，于是就被人穿凿附会，不仅说成度量衡起源于黄钟，并且还把黄钟说成是我国最早的度量衡标准原器。"并进一步认为："我国的史籍记载和历代研究度量衡史的人，都传说(度量衡)是起源于黄帝时所造的黄钟。""直到解放前，在吴承洛所著的《中国度量衡史》中，还保持着'中国度量衡之制创始于黄帝'的传统说法。"(详见1964年第2期《计量工作》)很明显，对"黄帝创始说"，作者是持全面否定态度的。
综上所述，黄帝创始度量衡的说法，虽在我国历史上流传广泛，尊为正宗，成了约定俗成的普遍看法。然而，毋庸讳言，围绕"黄帝创始说"是真是假的问题，学术界始终存在明显分歧，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面对已成定论的东西，不少人仍认为"黄帝创始说"虽有典籍记载，又有史料为证，但其说漏洞百出，历史渺茫，无从稽考，实属子虚乌有，难以令人置信。因而，古往今来，持怀疑否定态度者，不乏其人，这就是这桩历史悬案，争来论去，至今尚未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
(赵寒村)
宋代针灸铜人现在流落何方
在中国历史上，最为精巧、弥足珍贵的医学文物，当首推宋代天圣年间铸造的针灸铜人。主持针灸铜人的设计和铸造的是北宋名医王惟一。
王惟一(987～1067年)，精通医道，尤其擅长针灸，此外又对金石雕刻颇为内行，史书上称他"尤工厉石"。王惟一曾经历任宋仁宗和宋英宗两朝的医官。他有感于当时针灸教学上使用的，都是平面型针灸挂图，所说穴位不够清楚和形象化，并时有错乱发生，因此决心设计铸造出一种立体型的针灸人体模型。王惟一先后两次上书皇帝，提出铸造针灸铜人的要求。在征得朝廷批准之后，于天圣五年(1207年)，"考次针灸之法"，亲自设计铸造了两座针灸铜人。此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五中曾有记载： "天圣五年(1207年)冬十月壬辰，医官院上所铸俞穴铜人式二，一置医官院，一置相国寺。"当时的皇帝宋仁宗看后大为赞赏，即令一座留于相国寺供为御览。因为是宋仁宗天圣年间所铸，故史称"天圣铜人"。
王惟一主持设计铸造的针灸铜人，是两座身高如同常人的**男像，系用精铜雕铸而成，其工艺设计可谓精巧无比。因此，针灸铜人不仅仅是实用的医学模型，又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在以后的各个朝代里，一直被人们视为"国宝"。在医学史上，针灸铜人更是世界上最早创制的人体经脉、经穴模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种如实地反映人体内脏和骨骼的解剖模型。关于天圣铜人的精巧构造，南宋遗民周密的《齐东野语》卷十四《针砭》篇中曾经作过较为详细的描述："……尝获试铜人像，以精铜为之，雎腑无一不具，其外腧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甩之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腊，中实以汞，俾医工以分析寸，案穴试针，中穴则针人当汞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
但是，宋代针灸铜人自铸成之后，却命运坎坷，历经沧桑，最后竟然不知其所终。
公元1128年，宋朝为金所败，金指定要以针灸铜人作为和谈条件之一。此后，一座铜人遂为金所占有。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1279年回师灭南宋，建立元朝，又从金人手中夺回针灸铜人，运回北京，放在三皇庙中的神机堂内供人们观赏。以后在封建朝代的相互更替和战火混乱之中，两座天圣铜人都下落不明。
关于宋代针灸铜人的最后归宿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第一座天圣铜人可能已经毁于战火，而第二座天圣铜人则在战乱中，几经辗转，最后流入日本。现今陈列于日本帝室博物馆(即今东京博物馆)中的一具古代针灸铜人，就是第二座天圣铜人，如马继兴先生在《仿制宋天圣铜人》(《中医杂志》1979年第9期)中，就持这一观点，其主要理由是：第一，在所有的日本关于古代针灸铜人的文献中，均一致承认这是一座中国古代铸造的铜人，而非日本所自制，并且认为其制作时代很古，因而崇之为不可多得的"国宝"；第二，从铜人流入日本的时期来考察，可以肯定现存日本的这座铜人，是王惟一所铸两座铜人中的第二座；第三，再就该具针灸铜人实物的特征，结合有关历史记载来看，则可以进一步证明该座铜人正是"天圣铜人"。
然而，也有学者并不同意以上观点，他们认为：现存日本的，传说是由"中国渡来"的那一具铜人，并不是真正的"天圣铜人"，而仅仅是宋代以后中国历代所铸铜人中的一座。如万方先生在《关于宋天圣铜人的两个问题》(《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1期)中，就作如此观。他的主要理由是：首先，现存日本的铜人，其内部构造与有关天圣铜人的构造的历史记载不合。据南宋周密在所著《齐东野语》中说："铜人为背面两器相合，……中实以汞。"而现存日本的铜人却为12个断片缀合组成；其次，现存日本的铜人共有365个穴位，这比宋代天圣《铜人经》和元朝滑寿《十四经发挥》多出11个穴位，比明代《针灸大成》还多6个穴位。据史书记载：《铜人经》的摹印颁行在铜人铸成之后，故此书题名为《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而铸铜人和刊行《铜人经》的目的是消除差异，订正讹谬，以求记载的准确和统一，为此，又将《铜人经》刻之于石。可以想像其整理工作是非常慎重的，三者的记载必然是一致的，绝对不可能《铜人经》与铜人本身所记竟相差1 1个穴位之多。再者，史料记载：天圣铜人的腧穴是"窃而达中"，试针时，"中实以汞"、"虚中注水"，则"关窍毕达"。"针入而汞(或水)出"。可是，现存日本的铜人中间却不能贮水；最后，据曾经亲眼看到天圣铜人和明代复制品实物的人说：明代重铸的铜人比天圣铜人的质量更高。可以想见，在有实物可作借鉴的情况下，加之铸造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今存日本的铜人质量却远比明代复制品为高。如果认为它真是"天圣铜人"，就显得不可思议了。
历经沧桑的宋代天圣铜人，究竟在何方?是否确实已经毁于战火?抑或可能仍然完好地保存于世?这些都还是千古不解的历史之谜。可喜的是，针灸铜人的复制品于1987年制造成功，保存于河南开封相国寺中。
(冯兆平）
我国度量衡是怎样发明的
古今中外，不论是昔日的度量衡，还是今日枝繁叶茂的当代计量，都有个选用什么标准物确定自己量值准确一致的问题。千百年来，人们为此呕心沥血，进行了顽强的探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国古度量衡在创立自己标准方面，度过了漫长岁月，经历了艰辛里程。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受到世人的称赞。
据有关史料介绍，我国度量衡演变过程使用的标准物极多，概括起来，一是选用自然物，如人体、黍谷、丝毛和纯水等。二是选用人造物，如律管、圭璧、货币和金属等。在这些标准物中，人们除对"金属和纯水"的看法较一致外，对其他标准物在认识上都存在一些分歧。其主要分歧是：
一、围绕"人体为则"的分歧。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以身为度"、"以体为法"是我国度量衡初创阶段的标准和方法。《史记·夏本纪》说：大禹'身为度，称以出"。《说文》称："周制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之体为法"、"妇人手八寸，谓之咫"、"周制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日丈夫"。《礼记》中也有"丈夫以手为尺"等记述。由于人手指长近于寸，一手之长近于尺，两手臂长近八尺等，故而才有"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以及"迈步为亩"、"手捧为升"、"举权知重"等说法。吴承洛先生不同意上述"人体为则"的看法，他认为"人体实非为度量衡之标准"，只不过"尺度之长短，可以证之于人体，以易于鉴别"。他还说："史称大禹以身为度，后人尊前王之意，非禹之本制如是。宋徽宗以其指三节为三寸之标准，徽宗意其为帝王之身，妄自尊也。此均非定制之法。"(详见吴著《中国度量衡史》一书)
二、围绕"律生度量衡"的分歧。在我国历史上，律生度量衡说法广泛，影响深刻。虽然在律生度量衡究竟始于黄帝还是始于西汉问题上，人们看法不尽一致，但律生度量衡被公认为事实，并获极高的科学评价。《孔传》云："律者候气之管，度量衡三者法制，皆起于律。"《史记·律书》也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汉书·律历志》则详述了"律生度量衡"的办法，说度"本起黄钟之长"，量"本起黄钟之龠"，权"本起黄钟之重"。丘光明同志曾撰文赞扬我国古代运用音频原理作古度量衡标准这一重要科技成果，并说："日本研究世界度量衡史的学者小泉袈裟胜，对我国古代运用音频原理定长度标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说："另一位在国际计量局工作的专家也曾说，中国古代早已采用律管作为定长度的原器，而几千年后的今天，世界上才提出了采用光波作为长度标准的方案。"(详见《计量工作通讯》1981年1期《黄钟律管与长度标准》一文)对于这个受到国际好评的重要科技成果，有人却持否定态度。韩伯生同志在1964年第2期《计量工作》发表《试谈我国计量制度的沿革》文章认为："黄钟律管既然是一种乐器，从这个乐器本身，可以找到长度、面积和容积，于是就被人穿凿附会，不仅说成度量衡起源于黄钟，并且还把黄钟说成是我国最早的度量衡标准原器。"
三、围绕"黍生度量衡"的分歧。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度量衡源于"累黍'的说法。《说苑》称："度量权衡以粟生。"并说"一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千二百粟为一龠，十龠为一合；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铢，二十四铢重一两。"汉、隋《律历志》中均有类似记载。关于粟生度的解法，《中国度量衡史》书中引用明朱载堉的话说："累黍造尺，不过三法，皆自古有对之矣。日横黍者，一黍之广为一分；日纵黍者，一黍之长为一分；日斜黍者，非纵非横，而首尾相衔。"有人曾称此为"三黍四律法"，足见朱氏看法的重要。"累黍法"起源早，影响大，直到清初，康熙帝还以此为法，躬亲累黍，以横累百黍为律尺，纵累百黍为营造尺。然而，在黍生还是黍校度量衡的问题上，人们看法不完全相同。吴承洛先生就认为："度量衡本生于黄钟，而古黄钟虑其失，又为积黍之法，由积黍以明度量衡。故度量衡制起于黄钟，法寓于积黍。"因而历史上才有"度量衡佐律而存法"的说法(详见吴著《中国度量衡史》一书)。
四、围绕"丝毛生度量衡"的分歧。《孙子算术》称："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另外，《易纬通卦验》、《说文解字》中也有"十马尾为一分"、"十发为程、十程为分"等说法。吴承洛先生认为这些"丝毛为则"的说法，反映了以数论说度量衡的记载，是"算家之所记"、"丝毛为定小数起数之源，及进位之法，后人借为度制寸位以下之命名，亦非为度量衡之法"(详见吴著《中国度量衡史》一书)。
五、围绕"圭璧货币生度量衡"的分歧。《周礼》称："典瑞璧羡以起度，玉人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尔雅》称："肉倍好谓之璧。"《中国度量衡史》中也有"大泉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等记载。正因为圭璧货币能生度量衡，因而历史上才有不少人在前代度量衡标准物散失湮没的情况下，以往昔残留之圭璧货币为据，对古代尺斗秤量值进行考证，并取得成果。如明朱载靖以莽大泉、唐开元钱之径，参考"三黍四律法"，求得自周起各代尺度的长短。吴大澄采用"璧羡度尺"办法，考证了历代的尺长。又如清末王国维对历代尺长的研究和考证，同样说明圭璧货币曾是我国古度量衡产生的重要依据。然而，吴承洛先生在其《中国度量衡史》中却认为："圭璧定度之制，周以后已不可考。"又说："圭璧货币言度量衡者，为定圭璧货币大小轻重之法，先有度量衡之制，而后其为度量衡之数定、非度量衡之制定于货币。"并说"圭璧货币为人造之物，时有变化，不足为精密标准"。
总之，在我国度量衡源于何物的问题上，人们看法不尽相同，有的还相当对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人云亦云者多，探清究竟者少，致使这个关系我国古度量衡起源、演变的重要问题，呈现出纷纭繁杂的"说不清"状态。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对古度量衡史的科学研究，而且对正确认识和评价"律管柜黍法"的历史地位和科学价值，也造成一定困难。因此，我国度量衡究竟源于何物，必将成为人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这个历史之谜必将被人们揭开。
(赵寒村)
蚩尤时有金属制的兵器吗?
蚩尤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个历史人物，虽然对他褒贬不一，有的称他为古之天子，九黎国之君；有的说他是庶人中的贪者；有的又尊他为战神、兵主。但在有其人的问题上，似乎大家是一致的。据说他带领黎苗(有的说是东夷)集团与轩辕领导的华夏集团发生过多次暴力冲突，最著名的一次就是涿鹿之战。在冲突中，有的史料说蚩尤用五金作兵器，武器较好。但到底有没有金属制的兵器?还是历史上的一件悬案。
认为蚩尤用金属制兵器的记载有这样一些材料：
《世本·作篇》载：?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这里不仅记·载有金属兵器．而且还列举了所制兵器的种类。
《管子·地数篇》不仅记载了金属制兵器的种类，而且还记述了金属的来源和金属兵器的威力，"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皑、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为雍狐之戟、芮戈(短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中还引《龙鱼河图》(古书．已佚)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作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
《山海经·大荒北经》也有"蚩尤作兵伐黄帝"之说。以上记载，进一步记述了金属的来源和他制成兵器后相兼诸侯、威振天下的情况。
另外，还有一些记载，不仅把金属兵器的发明、制作记到了蚩尤身上，而且还把他封为兵主、战神，进行顶礼膜拜。
据《周礼·春官》记载：西周时，把蚩尤和黄帝并列，作为造军法的战神祭祀。"肆师"条下郑玄注说"于所立表之处为师祭，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培也。其神盖蚩(尤)或日黄帝"。
《史记·封禅书》中记载了祀奉蚩尤的盛况。秦代，把蚩尤列为八神将中的兵主，"三日兵主，祠蚩尤"，请蚩尤坐了第三把交椅。汉代，汉高祖刘邦在沛县起兵时，曾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在取得天下后，又把蚩尤祠迁到了长安，设官祀奉。"后四岁，天下以定……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而黄帝反被冷落在一边。
据《宋史》记载，在宋代还保留了对蚩尤的礼奉。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征河东时，还用猪羊祭蚩尤。"太宗征河东，出京前一日，遣右赞善大夫潘慎修出郊，用少牢一祭蚩尤杩牙。"
从以上这些记载看，蚩尤虽然是一个被杀的失败者，但在死后人们还对他进行隆重的祀奉，并一直延续到3000多年以后，究其原因，恐怕也与发明、制造金属兵器有很大关系吧!
另一些记载认为，兵器源于生产工具，在原始社会，人类的劳动、狩猪工具就是战斗工具，它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由石兵器、铜兵器，进而铁兵器。据春秋时的冶金家风胡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春秋)之时，作铁兵。"(《越绝书·记宝剑》)
考古材料也表明，我国虽然在原始社会后期已经发明冶铜术，但还没有使用铜兵器。如与蚩尤同时期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存中，虽然已经出现有炼铜渣和孔雀石一类的炼铜原料，但还没有铜制兵器。而要到年代稍后的(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才出现有青铜制作的戈、矛、戚、镞等兵器。经放射性＼＋C断代，大约是公元前2l至前16世纪的遗物，也就是在夏王朝纪年内的兵器。
但是，也不能排除蚩尤时使用过金属制兵器。因为以蚩尤为代表的东夷(黎苗)集团，活动的地区较广，在这些地区内，蕴藏有五金矿产，当原始人用火焚林，或因雷击引起森林焚烧时，有些**的矿苗，被大火熔为硬块，后经雨水冲刷暴露于地面，当人们发现了这种矿物熔品，不仅比石器坚利，而且也易于加工时，遂采为用器或制作兵器，也是很自然的。另外，有的还认为"自然界中存有天然的青铜，因此，很难说人工生产青铜始于何时"。(《武器和战争的演变》，美·杜普伊著，军事出版社出版，1985年6月)所以，蚩尤是否有金属制的兵器，有待今后考古工作的发展和考古知识增加以后，才能作出结论。
(庞成保)
《墨经》中的"衡"所指何物?
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墨经》，积累了前人劳动的丰富经验，汇集着墨家的重要科学发现，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一颗瑰宝。其中许多科学成就，如力学方面的杠杆原理就是闻名于世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因为此，我国学术界才有中国不等臂秤发明至少比欧洲早三个世纪，发现杠杆原理也要比欧洲早一二个世纪，以及我国是最早使用杆秤的国家之一等说法。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注释《墨经》第一二七条"衡而必任"、"衡加重于其一旁"，"相衡则本短标长"等句的"衡"究竟指什么时，往往是众说纷纭、各不相同。从历史角度讲，由于文献简古、训释有别、疑义丛生，历来就不大一致。就是近年发表的有关研究文章，仍是诸说各异，分歧明显。这不仅影响了人们对我国杆秤创始年代的探讨，而且对正确理解经典著作造成一定困难。
就目前情况看，至少有四种说法：
一、认为《墨经》中的"衡"指杆秤。看法来自两方。一是有些研究《墨经》训诂注释的专家学者，认为"衡"系指杆秤。钱临照先生早在40多年前写文章认为"本条述及天平与秤可无疑义"。并说："唯于'力矩'之原理仅及其轮廓，而未详其奥，为可惜也。"(详见北平研究院1943年编辑的《李石曾先生六十岁纪念论文集》中《释墨经中的光学、力学诸条》一文)研究《墨经》的著名专家谭戒甫先生在其《墨经分类译注》中也说："此'衡'是说秤杆。秤杆必是平正的，故引申有平衡之义。"二是有些中国度量衡史研究者鉴于《墨经》问世前后，杠杆原理及衡器使用已相当普遍，又出土了许多春秋战国衡器实物，认为《墨经》中"衡"讲的就是杆秤，权就是秤砣"。有的还说：《墨经》中"已有关于杠杆原理的论述，桔槔、杆秤都是这种原理在实践中的运用"(引自《文物》1979年第4期《谈战国时期的不等臂称"王"铜衡》和《文物》1984年第10期《我国古代权衡器简论》两文)。
二、认为《墨经》中"衡"系指不等臂称。目前，这种看法比较普遍。徐克明同志的说法有代表性。他发表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物理研究》(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卷第1期)一文中认为《墨经》"记载一个演示杠杆原理的不等臂称实验"。去年他又在《中国科技史料》1984．年第5卷第l期上发表了《先秦杠杆原理钩沉》长文，反复强调《墨经》的论述及实验物"衡"，"基本上是一种不等臂称"，"是对不等臂称的演示实验和理论总结"，"第一步先将不等臂称调正为等臂"、"证明它是不等臂称的实验模型"等。还指出"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些诸侯国家已经先后使用不等臂称。它的出现是杠杆公式产生的标志；没有杠杆公式，不等臂称是造不出来的。从春秋时代的齐国有不等臂称的事实，可以推断杠杆公式是《墨经》于公元前四五世纪问世以前就发现了的"。据此，文章得出结论说："可以大致肯定：在中国，是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山东和河南出现了不等臂称。大约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墨家通过对不等臂称的总结而初步得出杠杆原理。"文章还认为：钱临照先生40多年前注释的"秤"，"不是沿用至今的提系杆秤，而是不等臂称(或不等臂天平)"。徐文还引用刘东瑞等人关于杆秤创始年代的看法，作为自己论证的依据。而刘等主张我国不等臂称出现于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提系杆秤是公元五六世纪南北朝的产物。
三、认为《墨经》中的"衡"系指天平。除钱临照先生有此看法外，邱隆同志认为："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物考古工作者就曾在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春秋战国墓葬中发现了上百套(件)古代天平和砝码。"并说"同时代的科技文献《墨经·经下》记有完整的天平杠杆原理"。(见《中国财贸报》1981年8月22、29日四版《我国古代的衡重计量》)很明显，他认为《墨经》中的"衡"指的是天平。由正明同志在《天平的演进》(见《计量工作》1982年第l期)中也说："我国古代的许多能工巧匠也早就制造和应用了天平，我国最早阐述天平原理的是战国时代的《墨经》。"他还说："从出土文物看，在湖南省博物馆藏有战国时代的楚天平砝码是早期的实物。" ·
四、认为《墨经》中的"衡"既不是杆秤和天平。也不是不等臂称，而是"衡器"。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就持这种看法。什么是"衡器"?据《礼记·月令篇》郑玄注："称上曰衡，称锤日权。"谭戒甫先生在其《墨经分类译注》书中说："称上，今叫称杆，称锤，今呼称砣。"而吴承洛先生在《中国度量衡史》中认为："衡之为器，即今之各种秤类。"又说："称之名，周已有之。…'锤为称权之名，周时已有。"丘光明同志在其《我国古代权衡器简论》(见《文物》1984年第10期)文中说："我国古代对权衡器的称谓缺乏严格的界限。'称'不一定指不等臂称，往往多指等臂式天平。权和锤可以指多种不同的形制。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当前度量衡史研究著作中阐述得还不够清楚，新出版的大型辞典中有些解释也存在概念上的混乱。"刘东瑞同志则认为："'秤'原是衡器的通称。"从上述多数说法看，都很难把杆秤排除在"衡器"之外。
综上所述，在解释《墨经》中"衡"所指何物的问题上，大家的看法存有分歧，说法各式各样。这些说法，虽事出有因，各有原委，但稍作推敲，论据大都不够充分，尚难形成定论，当然，要真正搞清《墨经》中的"衡"所指何物，是需要做许多研究工作的。然而，核心还是要解决我国杆秤创始的确切年代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往往是导致不同看法的梗阻所在。为此，只有依据文献记载和实物考证，尽快搞清我国杆秤创始年代，弄清历史上不等臂秤与杆秤的演变和异同。这样，《墨经》中"衡"所指何物的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赵寒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