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我会想起那天剩余的时间，那一晚及第二天，只记得一批又一批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在盖茨比家门前来来往往。外面大门口处有一根绳子拦住，旁边站着一名警察，不让围观者进来，但小男孩们不久便发现他们可以从我的院子里绕过去，因此总是有几个孩子目瞪口呆地挤在游泳池旁。那天下午，有一个神态自若的人，或许是一名侦探，低头检验威尔森的尸体时用了“疯子”两个字，而他的语气偶碰巧为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的报道定下了基调。
那些报道大多数都是一场噩梦——离奇古怪，捕风捉影，煞有介事，并且失真。
等到米契利斯在验尸时的证词里透露了威尔森对妻子的猜疑后，我以为整个故事不久便会被添油加醋地刊登在黄色小报上，。不料凯萨琳，她本可以信口开河的，缺什么都不透露，并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魄力——她那描过眉毛地下的两只坚定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验尸官，又发誓说她姐姐从未见过盖茨比，说姐姐和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美满，说姐姐从来没有什么不端的行为。她说得自己都几乎信以为真了，又用手帕捂着脸痛哭起来，仿佛连提出这样的疑问都是她所无法承受的，于是威尔森就被归结为一个“悲伤过度神经失常者”，以便让这个案子可以保持最简单的情节。而案子也就这样了结了。
但是事情的这个方面似乎整个都是不痛不痒、无关轻重的。
我发现自己是站在盖茨比一边的，并且只有我一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镇报告惨案那刻起，每一个有关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会提到我这里来。起初我感到又惊讶又迷惑，后来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他依然躺在自己的房里，一动不动，不呼吸，也不说话，我才渐渐明白我在负责，因为除我外没有人感兴趣——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每个人身后多少都有权利得到的强烈的个人兴趣。
在我们发现他的尸体半小时后我便打了电话给黛尔西，本能地、毫不犹豫地给她打了电话。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并且还随身带了行李。
“没留下地址吗？”
“没有。”
“说了他们几时回来吗？”
“也没有。
“知道他们上了吗，怎样才能联系到他们？”
“我不知道，更说不上来。”
我真想给他找个人来。我真想走到他躺着的那间屋子去安慰他说：“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盖茨比。别着急了。相信我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
迈耶·霍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男管家把他百老汇办公室的地址给了我，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但是待我有了号码时已早过了五点，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你再摇一次好吗？”
“我已摇过三次。”
“有十分要紧的事。”
“对不起，那儿恐怕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里，屋子里突然挤满了官方人员，起先我还以为是什么不速之客。虽然他们掀开被单，用万分惊恐的眼光看着盖茨比，可他的抗议继续在我脑子里回响：
“我说，老兄，你一定得替我找个人来。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我一个人可遭不了这个罪啊。”
有人来找我提问，我却脱身跑上楼去，匆忙翻了一翻书桌上没锁的那些抽屉，他从未明确地告诉我他父母已经故去，但是什么也找不到——只有丹·克蒂的那张相片，那已被人遗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象征，正从墙上向下面凝视着。
第二天一早我派男管家到纽约去给霍尔夫山姆送一封信，信中向他打听消息，并恳请他搭下一班火车赶来。我这样写的时候觉得这个请求似乎多此一举。我认为他一看见报纸肯定马上就会赶来，正如我认为中午之前黛尔西肯定会有电报来的——可是电报也没来，霍尔夫山姆先生也未到，什么人都没来，只有更多的警察、摄影师以及新闻记者。等到男管家带回霍尔夫山姆的回信时，我开始有中傲视一切的感觉，感到盖茨比与我可以团结一致横眉冷对他们所有人。
亲爱的卡拉威先生：这个消息真是令我感到万分震惊，我几乎都不敢相信是真的。那个人干的这种疯狂行径应使我们好好反思。我现在还不能前来，因为我正忙着办一些极为重要的业务，目前还不能与这件事发生牵连。过些时候如有我可以出力的事，请派埃德加送封信通知我。我听到这种事后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感到天昏地暗。
您忠实的，
迈耶·霍尔夫山姆。
下面则又匆匆
附了一笔：
关于丧礼安排请告知。又及：根本不认识他家里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起，长途台说芝加哥有电话来，我以为这总该是黛尔西了，但等到接通了一听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轻很远。
“我是斯莱格……”
“是吗？”这名字显得很生疏。
“那封信真够呛的，是不？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什么电报也没有啊。”
“小派克倒霉了，”他话说得极快，“他在柜台上递证券时给逮住了。刚刚五分钟之前他们收到纽约的通知，列上了号码。你能想到吗？在这种乡下地方你无法料到……”
“喂！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打断他的话，“听我说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线那头沉默好久，紧接着是一声惊叫……然后喀一声电话就断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的样子，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城镇来了一封署名为亨德利·C·盖茨的电报。上面只说发电人马上会动身，要求待他到达后再举行葬礼。
来的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十分庄重的老头子，极为可怜，异常沮丧，如此暖和的九月天裹上意见蹩脚的长外套。他激动地不住流泪，我从他手中接过旅行包和雨伞接，他则不停地伸手去拉他那撮稀稀疏疏的花白胡须。我好不容易才帮他脱下了大衣。他人快要垮了，于是我一面把他领到音乐厅里去，让他坐下；一面又打发人去弄点吃的，但他不肯吃东西，那杯牛奶也从他哆嗦的手中泼了出来。
“我是从芝加哥报纸上看见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都刊登出来了，我马上就动身了。”
“我没法子通知您。”
他的眼睛装作视而不见，可是不停地向屋子里四面看。
“是一个疯子干的，”他说，“他肯定是疯了。”
“您喝杯咖啡好吗？”我劝他。
“我什么都不要。我现在好了，您是……”
“卡拉威。”
“呃，我现在好多了。他们把杰伊放在哪儿？”
我把他领进客厅里他儿子停放的地方，让他留在那里。有几个小男孩爬上了台阶，正往门厅里张望。等到我告诉他们谁来了，他们才勉强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盖茨先生打开门走出来，他嘴巴张着，脸微微发红，眼睛断断续续洒下几滴泪水。他已到了并不把死亡看作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年纪，此刻他第一次向四周观望，看见门厅如此富丽堂皇，一间间大屋子从这又通向别的屋子，他的悲伤就开始和一股又惊讶又骄傲的感情交织在了一起。我把他搀到楼上的一间卧室里。他一边脱上衣和背心，我一边告诉他一切安排都推迟了，等由他来决定。
“我当时并不清楚您要怎么办，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茨。”
“盖茨先生，我以为您或许要把遗体运到西部去。”
他摇了摇头。
“杰伊一向愿意待在东部。他是在东部上升到现在这个地位的。你是我孩子的朋友吗，先生？”
“我们是非常知己的朋友。”
“你知道的，他大有前程，但它在这个地方却很有能耐。”
他郑重其事地用手碰了碰脑袋，我也点点头。
“假使他活下去，他将成为iyige了不起的大人物，就像詹姆斯·j·希尔那样的人。他会帮助建设国家的。”
“却是那样，”我局促不安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把绣花被单扯来扯去，试图把它从**拉下来，接着就硬邦邦地躺下去，马上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显然害怕的人打来电话，一定要事先知道我是谁才愿意报他自己的姓名。
“我是卡拉威”我说。
“哦！”他似乎感到宽慰，“我是克利斯普。”
我也感到了宽慰，因为这一来盖茨比的墓前可能就会多一个朋友了。我不愿登报，引来一大堆围观的人，所以我就自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是难找到。
“明天出殡，”我说，“下午三点钟，就在他家里。我希望你能转告凡是有意参加的人。”
“哦，一定，”他忙说，“当然啦，我不大可能见到什么人的，我是说如果我碰到的话我不大可能见到什么人。”
他的语气令我心疑。。
“你自己当然是要来的。”
“呃，我一定会想法子来。我打电话来是要问……”
“等等，”我打断了他的活，“先前是说你一定来吗？”
“呃，事实上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眼下待在格林威治这里朋友家里，人家指望我明天和他们一起玩。实际上，明天要去野餐什么的。当然我若走得开一定来。”
我忍不住叫了一声“嘿”，他一定也听到了，因为接着他不乏紧张地说：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留在那里的一双鞋。不知能不能劳烦你让男管家帮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鞋，我离了它简直没办法。我的地址是B·F……”
我没听他说完便挂了电话。
在那之后我为盖茨比感到羞愧——还有一个我打电话去找的人竟然表示他是罪有应得。不过，这也许是我的错，因为他是那些当初喝足了盖茨比的酒就大骂盖茨比的客人中的一个，我本就不该打电话给他的。
出殡那天早晨，我到纽约去找迈耶·霍尔夫山姆。似乎用任何别的办法都无法找到他。在开电梯的指引之下，我推开一扇门，上面写着“控股公司”，可是起先里面似乎没有人，但是，我高声喊了几声“喂”也没人应答之后，一扇隔板后面忽然传出争辩的声音，紧接着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在里面的一个门口出现，用满含敌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没有人在家，”她说，“霍尔夫山姆先生已经到芝加哥去了。”
前一句话显然是说谎，因为里面有人已开始不成腔地用口哨吹奏《玫瑰经》。
“请告诉他卡拉威需要见他。”
“我不能把他从芝加哥叫回来，对不对？”
正在这时有一个声音，毫无疑问是霍尔夫山姆的声音，从门的那边叫了一声“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地说，“等他回来我会告诉他的。”
“但我知道他就在里面。”
她向我面前跨了一步，并开始把双手气冲冲地沿着臀部上下移动。
“你们这些年轻人自以为随时可以闯进这里，”她骂道，“我们都烦透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是在芝加哥。”
我提到了盖茨比的名字。
“哦……啊！”她又打量了我一翻，“请您稍……您姓什么来着？”
她不见了。又过了一会，迈耶·霍尔夫山姆庄重地站在门口，两手都伸了出来。他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一面用虔诚的口吻说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一面敬我一支雪茄烟。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情景，”他说，“刚刚离开军队的一名年轻少校，胸口挂满了在战场上赢得的勋章。他穷得只能继续穿军服，因为买不起便服。我第一次见他是那天他走进四十三号街怀恩勃兰纳开的弹子房找工作。他已两天没有进食了。‘跟我一起吃午饭去吧。’我说。还不到半个钟头他就吃了四块多美元的饭菜。”
“是你帮助他做起生意来的吗？”我问。
“帮他?！我一手造就了他。”
“哦”
“是我把他从零培养起来，从阴沟里捡起来的。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等她告诉我踏上过牛津时，我便知道他可以派上大用场。我让他加入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后来他在里面的职位还挺高的。他一出马便跑到奥尔巴尼给我的一个雇主办了一件事。我俩在一切方面都像这样一样亲密。”他举起了两个肥胖的指头，“永远在一起。”
我心里十分纳闷，不知这种搭档是否也包括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的那笔交易在内。
“可现在他死了，”我过了一会才说，“你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因此我知道今天下午你一定会来参加他的葬礼。”
“我确实很想来。”
“那么，来就是啦。”
他鼻毛微微颤动，摇摇头，泪水盈眶。
“我不能来……我不能牵扯进去。”他说。
“没有什么事可以牵扯进去的。事情现在都过去了。”
“但凡有人被杀，我总不愿有任何瓜葛。我不介入。我年轻时就大不一样——如果朋友不幸亡故，我总竭尽全力帮忙到底。你或许会认为这是感情用事，可我说到做到-----一直拼到底。”
我看出他决意不去，自是有他的原因。于是我便站了起来。
“你是不是大学毕业？”他突然问我。
有一阵儿工夫我还以为他要提出搞点什么“关系”呢，可他只是点点头，握了握我的手。
“咱们大家都应当学会在朋友健在时讲交情，而非等他死了之后，”他表示，“在人死后，我个人的原则是不管闲事。”
我离开他办公室时，天色已晚。我在蒙蒙细雨中回到了西卵。换过衣服之后我就到隔壁去，看见盖茨先生兴奋地在门厅里走来走去。他对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财物所感到的自豪一直在不断地滋长，现在他又有一样东西想要给我看。
“杰伊寄给我的这张照片。”他手指哆嗦着掏出钱包，“你瞧吧。”
是这座房子的一张照片，四角已破裂，他热切地把每个细节指给我。“你瞧！”随即却看到我眼中有没有丝毫赞赏的神情。他把这张照片给人看了那么多次，我愿意相信在他看来现在照片比真房子还要真。
“是杰伊把它寄给我的，我觉得这是张极好看的照片，照得非常好。”
“非常好。请问您近来见过他吗？”
“他两年前回家看过我的，给我买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当然，他从家跑走的时候我伤心极了，但我现在知道他之所以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有远大的前程，他发迹后一直对我很慷慨。”
他似乎是不愿把那张照片放回去咯，依依不舍地又在我眼前举了一阵子。然后他把钱包放了回去，又从小口袋掏出一本破烂的旧书，书名应该是《生仔卡西迪》
“瞧瞧看，这本书是他小的时候看的。真是从小见大。”
他把书翻开来，掉转过来让我看，在最末的空白页上端正地写着“时间表”几个字和一九零六年九月十二日的日期。下面是：
起床 上午6:00
哑铃体操及爬墙 6:15－6:30
学习电学等 7:15－8:15
工作 8:50－下午4:30
棒球以及其他运动 下午4:30－5:00
练习演说、姿态 5:00－6:00
学习有用的新发明 7:00－9:00
个人决心
不要浪费时间去沙夫特家或（另一姓，字迹不清）
不再吸烟或嚼烟
每隔一天洗一次澡
每周读有益的书或杂志一份
每周储蓄五元（涂去）三元
对双亲更加体贴
“我无意中发现了这本书，”老头说，“真是从小见大，是不？”
“真是这样。”
“杰伊注定出人头地，总是做这样的决定。你注意没有，他用什么提升自己的思想品位？他在这方面一向是很了不起的。有一次说我吃东西像猪一样，我把他揍了一顿。”
他舍不得把书合上，把每一条大声念了一遍，之后便眼巴巴的看着我我想他满意为我会抄下那表自己享用。
接近三点的时候，路德教会的那位牧师从弗勒兴来了，于是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向窗户外面望，看有没有其他车子来，盖茨比的父亲同我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佣人都走进来站在门厅里候着，老人的眼睛开始焦急地眨起来，同时他又忐忑不安地提及外面的雨。牧师看了好几次表，我只好把他拉到一旁，请他再等半小时，却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人来。
五点钟左右我们三辆车子来到墓地，于密雨帘中在门旁停下——第一辆是灵车，又黑又湿，怪难看的，后面是盖茨先生、牧师和我坐在大型轿车里，再后面一点的是四五个佣人和西卵镇的邮差坐在盖茨比的旅行车里，大家都淋得湿透了。正当我们穿过大门走进墓地时，我听见一辆车停了下来，接着是一个人踩着湿透的草地在我们后面追上来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戴墨镜的人，三个月以前的一个晚上我发现他一边看着盖茨比图书室里的书一边惊叹不已。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面熬他姓甚名谁。我不知道他如何知道今天安葬，雨水顺她眼睛滑下他只得摘下眼镜擦擦，再看着挡雨帆布从盖茨比的坟上卷起。
此时我很想回忆一下盖茨比，但他已经离得太远，我只记得黛尔西既没来电报，也没送花，然而我并不感到气恼。我隐约听到有人喃喃念道：“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接着那个墨镜的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了一声：“阿门！”
我们零零落落地在雨中跑回到车子上。戴墨镜的人在大门口跟我说了一会话。
“我没能赶到别墅来。”他说。
“别人也都没能来。”
“真的！”他大吃一惊，“啊，我的上帝！他们过去一来就是好几百嘛。”
他把眼镜摘了下来，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
“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他说。
我记忆中最鲜明的情境之一就是每年圣诞节从预备学校，以及后来从大学回到西部的情景。到芝加哥之外的地方去的同学往往在一个十二月黄昏六点钟聚集在那座古老、幽暗的联邦车站，和几个家在芝加哥的朋友匆匆话别，只见他们已融入了他们自己的节日欢娱气氛中。我记得那些从东部某某私立女校回来的女学生的皮大衣以及她们在严寒的空气中唧唧喳喳的笑语，记得我们发现熟人时抢先呼唤，记得互相比较收到的邀请：“你到奥德威家去吗？赫西家呢？舒尔茨家呢？”还记得我们紧紧抓在戴了手套的手里的长条绿色车票，最后还有停在月台门口轨道上的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铁路的朦胧的黄色客车，看上去就像圣诞节一般地使人愉快。
火车在寒冬的黑夜里向着远方奔驰，真正的白雪、我们的雪，开始在两边向远方延伸，迎着车窗闪耀，威斯康星州的小车站暗灰的灯火从眼前掠过，窗外一片漆黑只有火车里灯火通明。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一股使人神清气爽的寒气。我们吃过晚饭穿过寒冷的通廊往回走时，一路深深地呼吸着这寒气，在奇异的一个小时中难以言语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片乡土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其后我们就要重新融化在其中了。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不是草原，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凉村镇，而是那青年时激动人心的还乡车，是黑夜严冬里的暖灯与铃声。我是这其中的一部分，由于那些漫长的冬天使我的为人显得不免有点矜持，由于从小在卡拉威公馆长大，态度上也不免会有点自满。在我们那个城市里，人家的住宅仍旧世世代代称为某姓的公馆。
我才明白这故事原来是一个西部的故事——汤姆和盖茨比、黛尔西、乔丹和我，我们都是西部人，也许我们具有什么共同的缺陷使我们在无形中不能够适应东部的生活。
即使东部令我兴奋之极的时候即使我最敏锐地感觉到比之俄亥俄河那边的那些枯燥无味、乱七八糟的城镇，那些只有儿童和老人可幸免于无止无休的闲话的城镇，东部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即使是在那种时候，我也总觉得东部有畸形的地方，尤其西卵仍然出现在我做的比较荒唐的梦里。在我的梦中，这个小镇就似埃尔·格列柯画的一幅夜景：上百所房屋，既平常又怪诞，蹲伏在阴霾的天空和黯淡无光的月亮之下。在前景里有四个板着面孔、身穿大礼服的男人沿人行道行走，抬一副担架，上面躺着某个喝醉酒的女人，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晚礼服。她一只手耷拉在一边，闪耀着珠宝的寒光。那几个人郑重其事地转身走进一所房子——走错了地方。但并无人知道这个女人的姓名，更没有人关心。
盖茨比死后，东部在我心目中就变成这样鬼影憧憧，面目全非到超过了我眼睛矫正的能力，因此等到烧枯叶的蓝烟弥漫空中，寒风把晾在绳上的湿衣服吹得邦邦硬的时候，我就决定回家来了。
在我离开这里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办，一件尴尬的、不愉快的事，本来也许应当不了了之的，但是我希望把事情收拾干净，而不指望那个乐于帮忙而又不动感情的大海来把我的垃圾冲掉。
我去见了乔丹·贝科，从头到尾谈论了围绕着我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然后谈到我后来的遭遇，而她只是躺在一张大椅子里静静听着，一动也不动。
她穿一身高尔夫球衣，活像一幅很好的插图她的下巴很神气地微微翘起，她头发就像是秋叶的颜色，她的脸和她放在膝盖上的浅棕色无指手套一个颜色。等我讲完后，她告诉我她已经与另一个人已经订了婚，别的话一句没说。我怀疑她的话，虽然有好几个人是可以与她结婚的，但是我故作惊讶。一刹那间我寻思自己是否正在犯错误，接着我很快地考虑了一番就站起来告辞了。
“无论如何，都是你甩掉我的，”乔丹忽然说，“你那天在电话中你把我甩了。我现在拿你完全不当回事了，但是当时那倒是个新经验，我有好一阵子都感到晕头转向的。”
我们俩握了握手。她只瞟了我一眼，神态镇定。
“哦，你还记得吗，”她又加了一句，“我们有过一次关于开车的谈话？”
“啊……我记不太清了。”
“你说过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只有在碰上另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之前才会是安全的吧？瞧，我碰上了另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了，是么？我是说我真不小心，竟然这样看错了人。我以为你是一个相当老实、正直的人。我以为那是你暗暗引以为荣的事。”
“我已经三十岁了，”我说，“要是年轻五岁，或许还可以骗自己说这样光明正大。”
她没有回答。我又气又恼，对她有几分依恋，同时心里又非常难过，只好转身走开了。
十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偶然碰到了汤姆·布柯农。他在五号路上走在我前面，还是那样机警和盛气凌人，两手微微离开他的身体，仿佛要打退对方的碰撞一样，同时把头忽左忽右地转动，配合他那双溜溜转的眼睛。我正要放慢脚步免得赶上他，他停了下来，皱着眉头向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忽然间他看见了我，就往回走，伸出手来。
“怎么啦，尼克？你难道不愿跟我握手吗？”
“对啦。你知道我对你的看法。”
“尼克你疯了吧”他慌忙说“疯得够呛。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
“汤姆，”我质问，“那天下午你到底对威尔森说了什么？”
他一言不发，所以我才得知我不明底细时的猜测显然是猜对了。我转身而走，可是他却紧跟上一步，抓住了我的胳臂。
“我说了实话，”他说，“他来到我家门口，这时我们正准备出去，后来我让人传话下来说我们不在家，他想冲上来，疯到可以杀我，如果我没告诉他车子是谁的，他时刻都想杀了我”他忽然停住，强硬起来，“告诉他又怎样？他自己找死，如果迷惑你，就像迷惑黛而西，事实上他确实是个心肠狠毒的家伙。他撞死了茉德尔就像撞死了一条狗一样，连车子都不停一下。”
我无话可说，“事实并非如此”
“你不要以为我不痛苦——我告诉你，我去退掉那套公寓时，看见那盒倒霉的喂狗的饼干还搁在餐具柜上，我坐下来像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我的天，真难受……”
我无法宽恕他，也不能够喜欢他，但他做的事却完全有理。一切都粗心大意、混乱不堪的。汤姆和黛尔西，他们是粗心大意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人，随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或不管什么使他们留在一起的东西之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
我跟他握了握手。不肯握手未免太没礼貌了，因为我突然觉得仿佛我是在跟一个小孩子说话。随后他走进那家珠宝店去买一串珍珠项链，或者也许只是一副袖扣，永远摆脱了我这乡下佬吹毛求疵的责难。
我离开的时候，盖茨比的房子还是空着的，他草坪上的草长得跟我的一样高了。镇上有一个出租车司机载了客人经过盖茨比房子的大门口没有一次不把车子停一下，用手向里面指指点点。也许出事的那天夜里开车送黛尔西和盖茨比到东卵的就是他，也许他已经精心编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不要听他讲，因此我下火车时总躲开他。
每个星期六晚上我都在纽约度过，因为盖茨比那些灯火辉煌、光彩炫目的宴会使我记忆犹新，我仿佛可以听到微弱的音乐声和欢笑声不间断地从他园子里飘过来，还有一辆辆汽车在他的车道上开来开去。有一晚我确实听见那儿真有一辆汽车，看见车灯照在门口台阶上，但是我并没过去查看。大概是最后的一位客人，刚从天涯海角归来，还不知道宴会早已收场了。
在最后的那个晚上，箱子已经装好，车子也卖给了杂货店老板，我走过去再看一眼那座庞大而杂乱的、意味着失败的房子。白色大理的石台阶上不知哪个男孩用砖头涂抹一个脏字眼儿，映在月光里分外触目，于是我把它擦了，在石头上把鞋子刮得沙沙作响。后来我又溜达到海边，仰天躺在沙滩上。
那些海滨大别墅现在大多已经关闭了，四周几乎没有灯火，除了海湾上一只渡船的幽暗、移动的灯光。当月亮升起的时候，那些微不足道的房屋慢慢消逝，直到我逐渐意识到当年让荷兰水手的眼睛放出异彩的这个古岛——新世界的一片清新碧绿的地方。它那所有消失了的树木，那些为了给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被砍伐的树木，曾一度迎风飘拂，低声响应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昙花一现的神奇的瞬间，人们面对这个新大陆一定会屏息惊异，不由自主地堕入他不理解亦不祈求的一种美学的欣赏中，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对着和他感到惊奇的能力相称的奇观。
每当我独自坐在那里，缅怀着那个古老而神秘的世界时，我又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黛尔西码头尽头那盏绿灯时所感受到的惊奇。他经历了多么曲折漫长的道路才终于来到这片蓝色的大草坪上，他觉得他的梦一定就在眼前，不可能抓不住的。然而他不知道那个梦很久以前就已经遗失在他的身后了，遗失在这个城市那一片无尽的混沌之中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在那里，只有合众国黑黝黝的田野仍在夜色中向前伸展。
盖茨比是如此信奉这盏绿灯，相信这个极乐的未来，虽然它一年年地在我们眼前远去。它曾经从我们的追求中逃脱出来，不过没关系——明天我们可以跑得更快一些，将胳臂伸得更远一些……总有一天……
我们拼命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