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穷人身上很容易看到两种极端，一种是极其粗暴，一种是极其懦弱。因为穷人在极其艰难的生活状态下，其成长的过程中充满着不平，充满着各种冲撞，各种头破血流，他要么退避，要么以更强硬的姿态对抗，一旦选择了，就成为定势，不断固化，以至成为性格特征。
在粗暴家庭长大的孩子，很难真正有分寸地待人。要么逆来顺受，以求少受皮肉之苦，以尊严换和平；要么就更加粗暴地待人，以毒攻毒，以暴抗暴，靠强硬获得地位。穷人的状况也往往如此。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绝不妥协，绝不宽容。铁血的主张在穷人中向来就有很高的支持率。所有的繁文缛节都产生在富人之中，无论是精神贵族还是物质上的富人，穷人没有那么多讲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
一个富人，如果身边尽是穷人，他一定很不安。穷人容易走极端，富人和穷人打交道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而且可能付出血的代价。所以本能地，富人总是和穷人保持距离，既有情趣上的原因，也有安全上的考虑。
一、穷人最恨不平等
洋人做生意的确有一套，肯德基、麦当劳就很好地迎合了穷人的心理。店堂里没有雅间，就是你多付钱也不行，不管你有没有想与大众脱离的愿望，也不管你是不是真有大生意要谈，一律大厅就坐。
厨师都在后堂……
收银通过机器……
服务员只管清洁卫生，绝不半跪点烟……
不管你在店里有没有熟人，汉堡包的大小都绝无区别。不管你有钱没钱，是官不是官，都得排队付款，自己端着盘子找座位。座位也是固定的，桌子不能挪动，椅子角度一致，不管你的肚子是大是小，你的屁股是胖是瘦，也不管你平时是坐沙发还是坐硬板凳的，都一视同仁，这就是平等！于是穷人的内心平衡了。穷人最恨的就是不平等，在平等的地方他们才有自在和尊严。所以他们蜂拥而入，把麦当劳、肯德基的店堂挤爆，使这个美国人的快餐店，在中国硬是成了格调的象征。于是很多人就一面认同“洋快餐”是“垃圾食品”，一面操起鸡腿，平平等等地大啃特啃。麦、肯的主人于是成了更富的富人，又一次体现出“富人赚穷人的钱”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中国向来就有追求大同的传统，平均主义是深入人心的，有人太穷，有人太富，必然就会有人站出来打抱不平，替天行道。
然而历来的农民起义，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贫富问题，哪怕打出“杀富济贫”的旗号，以战争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也只是造就了少数新贵，这些农民出身的皇帝，并没有使人民过得更好。
现在的国人喜欢打麻将，麻将的最佳境界是一铲三，赢家通吃，把桌子上所有的筹码都扫到自己一方，所有赢家都是以对方的惨败为前提的。
以这种麻将思维去看待贫富问题，穷人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穷的原因归结为被富人掠夺了。于是抱怨自己的剩余价值被剥削，对富人充满仇恨。
然而社会经济的推进和赌博并不是一回事。赌本身不会使赌金增值，无非是怎么分一个蛋糕的问题，蛋糕的大小是恒定不变的，不赢即输，没有共同富裕的可能。换一种思维，如果把蛋糕做大，让社会总体的财富增加，即使在分配的时候，切去一块给做蛋糕的人，穷人的盘子里可能反而更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英籍学者阿玛依·森(Amartya Sen)这样说：“对于改善贫穷人民情况的第一件事，是为他们争取平等权(Equity)。如果贫穷阶层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这对贫民便是大事，纵使这会使贫富更为悬殊。改善贫富悬殊是重要，但并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头来会不会提高穷人的生活素质。”
阿玛依·森是一个被誉为“把良心和道德引入经济学”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他之所以认为改善贫富悬殊并非首要问题，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认识：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富人更富，就有了投资的财富来源；如果富人肯投资，穷人就会通过就业改善现有的贫困。富人多了不是坏事，富人的财富可能正是穷人生活来源的一部分。让富人先富一些，可以使富人有带动穷人摆脱贫困的资本，而穷人和财富不太多的“小富者”，是很难使更穷的人受惠的。我们过去曾经提倡自力更生，实际上是穷人的自救。贫困者当然可以自救，但自救的路很漫长，说不定自己还没走到终点就已经倒下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个高明的策略，然而剩下那一部分人能否也跟着富起来，却要由很多因素决定。俄罗斯算不上是个穷国，但也不算富国，这原本没什么特别可说的地方，但当2002年福布斯的财富榜统计出莫斯科的亿万富翁竟然比纽约还多，位居世界第一时，我们就不能不为一种畸形而心痛了。在一个不算富的国家，出现了世界上最顶尖的富人群体，那必然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穷人被剥夺的程度比别的地方更甚。
俄罗斯在一次性私有化后，很多富有者都是前权力阶层的人士，他们从中夺得先机，瓜分了大量原本属于社会的资源。但资本市场又没发展起来，致使那些转为私有的财富，又大量地外流，成为很多欧美大银行的“黑色户口”。有人统计，俄国现有5 000亿美元的私人现金存在这些户头中，是该国财库的500倍!有人认为还不止于此数，至少应该再加10倍!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仍然可以说明一点，俄罗斯是从绝对平均到绝对两极分化的国家，是一个以最快速度转换角色的国家，仅仅是一夜之间，前苏联全体百姓70年的积累，就成了极少数人致富的源泉。
分配不均并不是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绝对的机会不均才是绝对赤贫的根源。我们需要的不是向富人开火，而是向权力经济开刀，向垄断经济开刀，向一切有碍于公平竞争的制度开刀！只有让更多的人得到相对均等的发展机遇，社会总体的贫困线向上延伸，穷人的境遇才会更好一些。而穷人过得更好一些，富人睡觉也可以更安心一些。
二、穷人想当暴发户
穷人嘴里在骂暴发户，脸上是一副鄙夷的表情，心里其实藏着秘密的希望，巴不得自己也暴发起，穷人知道，自己起点太低，不来一个超常规发展，根本就抓不住财富的尾巴。
暴发户是有很多缺点，可是没有缺点也就不是人了，正是这些缺点给了穷人无穷的希望——连他那样的人也能暴发，我等有何不能？说到底，暴发户也是穷人出身。有着缺点的暴发户在穷人心里就亲切了，甚至穷人因为有着相同的缺点而自豪。
暴发户不择手段，穷人也觉得这是个美德，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嘛。这是一个实用主义哲学流行的时代，笑贫不笑娼，行行出状元，能挣钱就好。
暴发户讲究做派，你说我“房新树小画不古”，我偏要弄幅古画来挂在墙上。穷人也要讲究格调，刚刚脱贫就迷上高尔夫球，还要养匹赛马——当然只能认养，马是马场的，名义上你占一股，不知是占一个蹄子，还是占半个屁股？总之偶尔可以去骑骑，拍一摞照片回来，向人展示贵族气质。暴发户挥金如土。穷人金子是少了点，但也照挥不误，还捡了一条时髦的理论——不会花钱的人就不会挣钱！那句式和拿破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如出一辙。谁知道拿破仑说没说过这句话呢，反正最终9999%的士兵都没当成将军，这是后话了。穷人的挥金如土也只能使自己更穷。
最后，暴发户都想使自己显得不是那么暴发，就去请人写书，尽量让形象光彩夺目，让历史源远流长。而且还去读了MBA，和名校的博士平起平坐。穷人虽然还没有粉饰自己的条件，但他也在暗暗努力了。穷人从来就是各种证书的热情追随者，如果能有个露脸的机会，他也绝不会轻易放过。
当暴发户成了一个时代的英雄，这个时代必定是喧嚣不堪的。喧嚣也不都是坏事，喧嚣也是活力的表现。财富是一个诱人的梦想，只不过许多人都只看到结果，却把过程忽略了。财富来得太快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理所当然。于是人的眼光变高了，凡是不能快速赚钱的事，都觉得艰苦、乏味、不值得做。不愿忍耐艰辛和平淡，这也是暴发户很多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
很多时候，暴发只是一种偶然，而要维持这种偶然，没有长期的修炼，几乎是不可能的。黄昏，一个富人坠楼自杀，因为他买的股票暴跌了十分之三，而就在他对面的楼里，一对卖烧饼的夫妇，却因为今天的烧饼多卖了十元钱而欣喜不已。其实，富人没必要自杀，看热闹的穷人说，他的钱已经不少了，就算亏了，剩下的都还够我们用一辈子。
穷人没学过经济学，好多事情搞不懂。刚好一位经济学家买了菜路过此地，看见这么多人都在关注自己专业所关注的事，就兴致勃勃站到台阶上讲解：“同样的钱，给富人和穷人带来的满意程度是不一样的，边际效用，懂吗？就是增加一个单位某种物品的消费给人带来的主观心理满足程度的增加。一块钱的边际效用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讲得很吃力，脖子一伸一伸地。穷人似懂非懂，想了想，说得也是。同样是一块钱，对富人来说，有它不多，无它不少，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俺们这种卖烧饼的人来说，多一块钱就足够高兴好半天了。
经济学家又说：“是啊，所以社会在分配财富时，应该偏向穷人。你们想想，要达到同样的满意程度，一个富人可能需要100块钱，一个穷人1块钱就够了，还不如从一个富人那里拿100块钱，分给100个穷人，富人虽然损失了一份满意度——他家大业大，这点损失也算不了什么——穷人却增加了100份满意度，从全局的观念讲，全社会总体的满意度还是增加的，而且增加得不少，两下相抵，整整是99%啊！”
穷人一听就高了兴，热烈鼓掌，有人还拿来一个板凳，让他站上去讲。这边厢听众里也有富人，就冒出了冷汗。刚跳楼一个，还嫌不够啊！咱富人就不是人？你穷人要满意，富人就不要满意了？普天下人民都要幸福嘛，一个都不能少！
富人也认识别的经济学家，就把老熟人请来，也拿来一个板凳，让他站上去讲。这位经济学家就讲开了：“人人是生而平等的，都有追求个体的效用最大化的权利，不能说为了满足一些人，就剥夺另一些人，不管剥夺多少，性质都是一样。为什么古代的富人都自己豢养家丁，守住自己的钱财，而在现代，富人们又都要通过立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呢？为什么？”经济学家用手指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向下面的人群逼视，下面的穷人就嚷开了：“因为富人太贪婪！太吝啬！”
“No！No！No！”经济学家摆手，下面听讲的富人也奋力向周围的穷人反驳，两方吵成一团。站在凳子上的两个经济学家也互不相让，唾沫横飞地捍卫自己的观点。
人群越聚越多，车子堵了一大串，最后电视台来了，交警来了，殡仪馆也来了，强行把人群驱散，把跳楼的富人抬走。
晚上，电视报道了这次事件，还请了一个经济学家点评，他没有站上板凳，而是坐在演播室的高脚凳上，脚不沾地，腰杆挺直，“这个嘛，怎么说呢？我还是只能说说个人的观点，个人的观点。经济学嘛，是一门科学，但有些时候又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有些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些就不是那么普遍适用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关键要看站在什么立场去看。我们现在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作为群体的经济学家，必然分化为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有人为资本说话，有人为穷人呐喊，只要不违背客观事实，不违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基本良心，都是可以畅所欲言的。”
女主持人有点疑惑，问道：“良心是个软指标，我们又如何能够保证每个经济学家都有基本的良心？”
经济学家说：“既然承认经济学家是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那良心问题就不单是经济学家个人的问题了，而成了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事。既然社会是由穷人和富人共同组成，那么富人的成就和贡献就不能抹杀，穷人的苦难和权利也不能漠视，两者自然会找到平衡点。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他自有平衡的办法。你看我说得对不对？”他把头转向旁边的女主持人，女主持人习惯性地笑着，点头如捣蒜。
三、穷人穷怕了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当个富人是很受用的，矮子里面充高个，颇有鹤立鸡群的感觉。需要壮大声势的时候，你尽可以海阔天空，克隆一堆庞大的数字，让听者听得啧啧出声，却不用担心税务机关找上门来，让你为这堆唾沫埋单。
有时你也需要韬光养晦，人怕出名猪怕壮嘛，你又很容易归入平淡，和穷人一样到菜市上讨价还价，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中国其实是很少有贵族的。现在市面上正在风光的大都是些暴发户，没有谁有三代以上的纯正血统。所以富人骨子里还是平民化的，再富的人对穷的滋味都不陌生。
中国的富人有着极强的伸缩性，也有着极强的承受力。他们是创业的一代，对不劳而获有着深深的鄙夷感。总体来说，他们的心态是青春的，他们还处在上升阶段，总是在拓展，还不太考虑守财的问题。大部分富人就是这20年间富起来的，有的甚至只有几年，他们的人生经验实际上就是开拓的经验。
所以中国的富人也有致命弱点，那就是太钟情于热火朝天。所谓深圳速度，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城市，在迫不及待地改变面貌。所有成天急匆匆挣钱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富人，他们还没有安全感，还没有足够平静的心情，能悠闲地品味生活，更不能停下来思考。
一个穷国，不仅是穷人焦虑，富人也同样焦虑，而且焦虑的问题非常一致。穷人是生怕越来越穷，刚从穷人堆里爬出来的富人则更怕被重新请回去，人人骨子里都难心平气和。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誉，当所有的人都没有恒产的概念，这个社会普遍的不守规矩，就是一种必然。
在商品经济时代，不劳而获不仅是不光荣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之所以有权获得收入，是因为他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社会才给了他回报。
有一位伟人说，一个人的价值大小，不是看他向社会索取多少，而是看他贡献多少。很多人就由此断定这个伟人的确伟大，因为他无私，只讲贡献。其实，圣人无私，所以成其私。伟人心无杂念，一意修行，终至功力深厚；仍无杂念，倾力奉献，最后成果卓著，他成
了伟人！当然，荣誉有了，面包有了，一切都有了。
社会总是在进步的，这进步的成果每个人都在享受，20年前大家都看不上电视，现在大家都看上了。但是区别也出来了，有的人看大彩电，有的人看小黑白，有的人住花园别墅，有的人却不得不下岗。并不是谁想害谁，在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里，个人收入的水平虽然会随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不同，有的人提得快，有的人提得慢，提得慢的就成了穷人。
穷人之所以是穷人，原因很多。也许一场大病，就导致了一个家庭在经济上的一蹶不振，但这毕竟是少数；也许是自然环境的恶劣，使得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了和物质文明的距离，但这也是一种群体现象，不能解释个体的差距。在同样的环境中，为什么有的人穷，有的人却相对富一些呢？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别不是高矮胖瘦，也不是单眼皮和双眼皮的问题，而是知识、性格和思想。性格和思想的成因比较复杂，也不是说变就变得了的，知识却可以通过学习得到。
知识的作用不仅仅是充实人生，知识直接是实用的，可以提高生产力。有知识的人和没知识的人，能做的事情不一样，做出来的结果也不同，生产能力不同，创造的价值不同，得到的收益当然不同。一个人生产能力越强，工资就应该越高，这合情合理。而个人生产能力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人力资本的存量，诸如受教育程度、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劳动技能等等。
尽管—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全部返还给他，返多少？怎样返？这中间一折腾，难免会有漏洞，难免会有不公。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相比之下，以效率为标准的分配制度，让多创造的人多收益，不劳而获就困难了，巧取豪夺也不容易了，瓜分别人创造的财富也不正当了，公民都能从对教育和物力资本的投资上获取不断扩大的收入，社会也能因为他们的劳动而更好地发展。分配是个困难的事，能做到九全九美也不错了。
按劳分配并不是按你的劳动量来分配，“多劳”不是要让你累死，而是要你产出更多的价值，你劳动的能力越强，创造的价值越多，就越有可能获得高的收入。多劳多得最根本的标准是质而不是量。穷人最根本的投资是自身能力的提高。
很早以前，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想用小恩小惠腐蚀拉拢革命干部，革命干部往往断然拒绝：“谁要你的臭钱！！！”香花毒草顿时蔫了，革命品质大放光彩。
现在，谁要再以那种高亢的语气说出“臭钱”二字，人家不仅要说你鼻子有问题，甚至怀疑你精神也有问题。有钱的人现在正吃香得很，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就是大哥。精神和物质从来就是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很符合辩证法。现在，当财富成为人们追求的第一目标，人越来越像经济动物的时候，道德的底线就迅速下沉，直至深渊。
犯罪学上有“洗钱”一说，说明钱确实有脏的。一个人如果太想致富，又没有正当的途径，他就只好去从事一些肮脏的行业，做一些黑暗的勾当，不管钱臭不臭，挣了再说，挣了再洗。
古代的刀斧手，专门砍人脑袋的，好多都是世袭，大概耳濡目染，习惯了，胆子就大了，手艺也好了，砍得也就利落了。杀人也是个技术活，何况挣钱！挣黑钱的人，和刀斧手有异曲同工之妙。
刀斧手上场之前，往往要喝一碗酒，酒一下肚，胆就壮了。还有一个法宝，就是绝不要和犯人见面，也不要去见他的家属，总之一切与他有关的事都不要知道，与己无关，就等于猪狗。狗养熟了都还要产生感情，将杀之人，一定要冷处理。
所以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一定不要知道买你商品的人具体是谁，只要不是你的舅爷老表兄弟左邻右舍，假酒喝死也罢，假药毒死也罢，假电器烧死也罢，眼不见心不烦。小煤矿的“矿把头”，是绝不会和工人打成一片的，工人只是劳动力，只有在计算成本时才有意义，至于煤矿透水、瓦斯爆炸、解决后事这些问题，他都只是作为问题去考虑，不需要感觉活生生的肉体。
真的，有时走在城市的街头，看见那些建筑工地上的民工，端着一个搪瓷碗，蹲在脏兮兮的地上吃饭，真的，我都不敢去看。不看就不存在了，又可以心安。这是闲话了。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走私、贩毒、掘墓、卖**……条条道路通财富！据说，向境外拐卖一名妇女，可得7 000~10 000美元；向茅台瓶子里灌烧酒，利润是成本的几百倍。不过所有这些，比起大权在握的官员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些出了事的腐败分子家里，钱已经多得生虫，简直成了负担！这些人也应该算是富人！
富人走在街上个个都很光鲜，你从他们泛着红光的脸上，看不出他们的身份和职业，更不知道他们的谋生手段和生存技巧，你只看见他们从汽车里钻进钻出，更多的时候是只看见他们的车，而不知里面是什么人。他们有时很铺张，有时也很朴素，但究竟如何铺张如何朴素，你其实也搞不懂，你对他们的了解更多的是来自于媒体和传说。他们很神秘，以各种身份混迹于社会，并且在名义上做着正大光明的行当。有时当他们健步登上主席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的头上正在冒出祥光，熠熠生辉，照得旁人都猥琐不堪。
这也是他们的阴谋！就是要让旁人猥琐，越猥琐，越不敢正视，他身上的雀斑、黄褐斑、白癜风、癞痢头、淋病、梅毒，等等，才越可以不被发现，他们的形象才越加光辉灿烂。很多大人物，只有在被绳之以法之后，公众才能真正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营生，才有机会惊叹他们的财富居然如此巨大，同时又是如此肮脏。
而更多的富人是永远不会让你知道，他的财富究竟是如何得来的。他会喋喋不休地讲述他的奋斗故事，讲得气贯长虹——但那全是鬼话！当他能够站出来讲述的时候，他的罪孽已经清洗了，或者埋葬了，连他自己都相信自己是干净的了。他已经确确实实在做着正当营生，赚着阳光下的利润，还大把大把地捐助穷人。穷人一感动，哪里还想得起他的过去，就算想得起，也不追究了，毕竟是拿了人家手软，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罪恶是很容易清洗的，成者王侯败者贼，谁管你手上沾没沾满过鲜血！富人一旦成为富人，他就不容易做噩梦了。上帝睡了，鬼就可以到处乱跑！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富人的事，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四、穷人作秀富人做派
穷人作秀，富人做派，两者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效果。穷人作出来的是秀，只能达到靓丽的表层，鲜艳夺目，却终是浅薄，难有磅礴气派。
派不是穷人能做的，就像玲珑的奥拓车，只有喷上鲜艳的颜色，才有点醒目的感觉，如果学了大奔，也做成豪华黑色，那就成了一个可怜的小老头儿了，要财富没财富，要青春没
青春。
黑色是最高贵的颜色，但黑色的高贵必须有出众的内在品质，而且要在背景的映衬下才能凸现。大奔的黑漆绝不是普通的油漆，卡迪拉克的闪闪车身，也绝不是随便哪个修理工拿杆喷枪就可以做出来的。黑色，越是单纯，越是没有修饰，越是需要内在的品质。
脸上有着特别多脂粉的女人，多半本身的质地欠佳。花哨往往也是便宜货的代名词，真正高贵的精品是不屑于混迹其中的。但对很多人来说，买不起高档货，不花哨更拿不出手，花花哨哨，热热闹闹，至少显得不那么寒酸。
所以穷人要做秀。再怎么也得做！脸都长成这样了，不打粉更是不行。就只好打了。可是打哪种粉，怎样打，始终是个问题。穷人很容易将脸蛋的不够光鲜，归结为粉的质量问题，其实不全是。富人不光是有高质量的粉，而且更重要的是打的方法比穷人高明。她用不着自己动手，就有专业人员帮她搞掂。这些人趣味高雅，训练有素，又不存在当局者迷的弊病，以专业的眼光，职业的心态，来塑造富人的形象，很容易就扬长避短了。
富人于是光鲜。但光有他自身的光鲜还远远不够，哪怕是美国总统，如果放他一人到孤岛上，他就只不过是一个高级猴子，甚至不如猴子。
富人的派其实是穷人捧出来的。仔细看看，但凡背上扛着大包的，多半是民工，为一碗饭奔命；肩上背着挎包的，多半是打工仔，匆匆忙忙赶去上班；腋下夹着小包的，不是小老板就是小领导，时刻准备着替人买单；甩着两手，什么都不拿的，才是真正的大老板，一切自有人安排。每每看见电视里有这样的镜头，一座豪宅，一扇铁门，一辆黑车疾驰而至，铁门洞开，被早已等候的保镖飞跑着推开，黑车竟毫不减速，绝尘而进——好派！再高档的车，如果开到门口被保安拦住，登记，怯生生驶进，排队停车，任你再大的来头也搞得灰溜溜的了。
富人出门需要随从，领导下去需要接待，并不是他独自一人不能应付，也不是想占那点小便宜，而是“派”的需要，没有那派头，就不像个领导了，威信何来？级别何在？工作也不好做了！同样，一个大老板，来谈几千万的生意，出门你却发现他打的而去，怎么看都像个骗子，生意绝对吹了。
所以想想酋长，头上往往插满了鸟毛，还是很有道理的。酋长头上插羽毛可以理解，一般人头上也插，就有点滑稽了。有个故事，甲和乙打赌，甲说现在经理泛滥，就咱路边那包子店，方圆五平方米，大小三个人，一定也有个经理。乙不信，于是当场拨通电话，“喂，请问你们经理在吗？”对方答道：“你是找肉包部经理，还是菜包部经理？”电视是穷人的宝贝，穷人没有电视，就像世界没有色彩。
有人说，如果你没有在华灯初上的时候，到上海的大剧院看一场演出，管它是越剧《红楼梦》还是歌剧《茶花女》，你就不能说是了解上海。
如此看来，99%的上海人，哪怕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其实都是不了解上海的。对于几百元一张的票价来说，不了解也就不了解吧，反正是上海户口，谁也不能说你不是阿拉。
哪怕是上海这样的城市，穷人还是占绝大多数。穷人看电视，天经地义，在一个工业的时代、科技的时代，只有大量复制的、批量生产的，才是廉价的。对穷人来说，廉价是一切消费的前提。
一场歌剧，或者任何其他的艺术表演，都是一次性的，只有现场有限的观众可以欣赏，因而它很昂贵。据媒体报道，某著名导演在北京紫禁城导演的一场歌剧，票价就高达3 000元。穷人别说买不起票，就是买得起，也进不去，人家要求你西装革履。就算你行头都准备妥了，坐在那里也未见得舒服，因为你听不懂，人家唱的不是汉语。
穷人还是看电视好。电视很廉价，只需要有一个电视机，就可以无限地看下去。穷人甚至会误以为看电视不要钱，好像占了谁的便宜。其实不然，在这个消费时代，没有谁可以享受免费午餐，你必须为眼球付款。看电视的代价就是接受广告，接受了广告，没准你就会为广告上的那种商品付钱，从这种意义看，电视也不是廉价的。
电视是给穷人看的，电视的内容也很符合穷人的口味。比如让富人出丑的反腐剧，穷人就喜欢得很，看见腐败分子落网，觉得出了大大一口恶气；还有越来越神的武侠剧，穷人明明手无寸铁，也可以在白日梦中陶醉，把自己想成飞檐走壁的大侠，对准心中的恶霸，一抓一坨肉，一戳五个洞；穷人的老婆是最喜欢看言情剧的，一旦进入角色，她那被生活压得干瘪的浪漫，又可以在横飞的眼泪中滋长了。穷人是虾米，是比虾米还要渺小的泥巴，穷人想出名，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只有电视舍得把露脸的机会慷慨地送给穷人。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速配节目里妙语连珠，也可以在娱乐节目中大展才华，表现得好，还可以得一堆奖品，大摇大摆抱回家。
不要觉得过意不去，你当了一次免费演员，免费提供了一次节目，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找了一次乐子，给你一点奖品，应该，你们双赢。
五、穷人戴黄金
人往高处走，天经地义。富人已经爬上了高地，穷人还待在沟里，水是要往低处流的，穷人就只有承接的份儿。
富人的品味，富人的用语，富人的生活方式，富人的装模作样，从来都是穷人向往和模仿的。只要穷人对富人的景仰一天不停止，一切与富人有关的东西就将值钱下去，时髦下去。有时富人也富烦了，反过来吸收一点穷人的东西，比如衣服上故意打个补丁，墙上挂双草鞋之类。但这种穷是只有富人才有资格品味的——居高临下，就可以俯瞰众生；胸有城府，才可以虚怀若谷——真正的穷人从来不敢以穷为荣。
水流到低处有个过程，穷人对富人的模仿也总是要慢上一拍。当富人穿金戴银时，穷人还在努力减少身上的补丁。当富人都嚎叫着回归自然，大口大口嚼着野菜时，那些身上戴着黄金、西服袖口上还留着商标的，肯定就是穷人了。 “富人害怕失去既得的利益，因而鼓吹效率，反对平等”和“穷人想不劳而获，因此支持平等，批评效率”，这是穷富两大阵营的辩论基调。在平等和效率的关系上，一般人普遍认为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提高了效率必然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强调了平等又会影响效率。
但是实际情形并不尽然。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人与人之间有差异是正常的，由此而造成的财富差异也是正常的。要让西施和东施获得同样的注目，这种公平恰恰最不公平，既浪费了西施的姿本资源，助长了东施的个人膨胀，还强暴了男士的选择自由。将“公平”放在“公众平均”这个意义上使用，是一种认识的过错。
其实，穷人的愤怒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如别人，而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合理的机会。如果一些特殊人群，可以不凭个人能力，而是凭借自己对机会的特殊占有来获取社会财富，那对更多的没有这种机会的人来说，就是极大的不公。
公平不是绝对的。一件事如果只追求结果的公平，必然导致平均主义，那对经济效率的损害就太大了。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会努力去干呢？惟有规则的公平才能保证竞争中机会的平等。体育比赛中运动员都必须遵守相同的规则，然而规则公平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平等，因为每个运动员的能力不一样，竞争就有输有赢，就不可能平均。而结果不公平反过来又可能导致起点不公平，富家子弟与贫苦孩子就因为家庭的不同背景，因为上一代人竞争的胜负不同，而面临不同的人生起点。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姑且叫做禀赋吧，比如家族、健康、聪明等。每个人的禀赋是不同的，因此起点公平几乎不可能真正存在。
我们所需要的公平只能是规则的公平，机会的公平。常常看见“反腐”报道，一个海关关长，一个厅长、局长，凡是带“长”字号的，一旦翻船，涉及的财产数量都令一般百姓目瞪口呆。为什么大都是些“长”字号的人呢？因为他们才有腐败的机会。权力阶层的腐败，就是机会不公的表现。
据说，在上海，扫马路的工人多劳多得，月收入可以超过5 000元，比西部的硕士挣得还多。是上海的清洁工特别优秀吗？不是，换了西部的人去扫马路，给他500元，他可以扫得一样干净，可问题是不允许他去扫！
中国的事情，很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正常的，但它就是存在。地方保护政策，客观地造成了不同区域间的不平等。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如果任何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没有城乡户口的差别，那么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少了一些人为因素。
机会不公，表现在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各种不同的情况当中。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在收入的分配上差距都非常大。一个社会分配差距的扩大并不可怕，但是如果这种差距很大一部分是由机会分配不均造成的，就十分危险。穷人并不是一定要向富人看齐，他们更需要公平竞争的机会，如劳动机会、投资机会、政治机会、对权力的监督机会，等等。只要大家是在公平的规则下竞赛，输赢都是自己的事，谁也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