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到了某种规格，就有了某种待遇，待遇和规格是成正比的。即使遇到变故，规格变了，待遇还会惯性延续。
人要取得成就是不易的，一旦出人头地了，就证明他已不是一般的人，他有高于一般人之处，一般人就会从内心里对他有一分敬畏。有过人之处的人确实是值得尊敬的，所以，即使是战犯，同样被俘了，一个将军和一个士兵，受到的待遇也是大不相同的。起码，将军不会挨打，不会饿饭，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这就是非常幸福的了，而这种幸福的获得，是因为他自身的分量决定。
一个有分量的人，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会得到最起码的尊重。侮辱一个将军，会让所有有自尊的人愤怒，哪怕他是敌人的将军。侮辱别人的尊严，其实也在丧失自己的尊严。人们之所以愿意维护上等人的尊严，因为他们已经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功，成功本身就意味着受人尊重，就意味着有尊严。
正因为如此，古人有“刑不上大夫”之说。上等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维持他的面子，维持他的基本尊严。与此相对的一句话是“礼不下庶人”，这真是有点侮辱劳动人民了。“上等人”和“下等人”自古以来就有天壤之别。
富人哪怕进监狱，也可以住豪华牢房，有彩电、冰箱、卫生间，有的还可以打高尔夫球，定期享受**。穷人就是不犯事，也未见得能享有这样的待遇。这倒并不只是个钱多钱少的问题。富人级别在那里了，一般说来不会进下等的监狱，或者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就算到了最后，判了死刑，有的注射死，有的枪毙，细细想来，状况也是很不同的。哪些人能享受比较舒服、比较有尊严的注射死刑呢？恐怕还是富人居多。
所以人要努力啊，要奋斗，只有到了上层，你的生命、你的尊严才能有保障。至少，为了在极端情况下不挨打，不饿饭，你要尽量往上爬。
一、穷人恩重如山
煤矿出事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几乎是月月有，天天有。死人的消息看得太多，我们也麻木了，十个八个，几十个几百个，数不同而已，没什么区别。只有当那些具体的细节描写出来，我们才意识到他们也是人，和我们一样的人。
在一次矿难后，一个幸存的矿工说，有两个车煤工跑出来了，其中一个与他相熟，外号叫“一把火”……一个外号，突然就叫人心痛了，那些没有跑出来的，他们也是有着自己的 外号，有着自己的性格，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啊！
那年湖南矿难，一个叫聂清文的矿工写在安全帽上的遗言，让我们感到生命的鲜活和高贵，“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 200 元，我欠邓曙华 100 元，龚泽民欠我50元……”在这顶帽子面前，我们难得地看见领导落泪了，他发誓要把安全工作抓好。
但这似乎不是他一个人，或者是坐在那里的一班人发誓就能解决问题的。安全生产不仅与生产条件和生产制度有关，还和思想、文化、意识有关，和太多太多的因素有关。
煤矿为什么频繁出事？因为煤炭涨价了，煤炭行业有暴利，暴利之下，矿主就会不择手段！那么为什么有暴利呢？还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旺盛造成的，经济要发展，大家要享受，都离不开能源，煤就紧缺了，就值钱了，矿主就发大财了。穷人的命是最不值钱的，虽然穷人创造的价值最高。一切现代人最离不开的资源：水、电、煤、气、石油、金属……所有这些的开发，都是由穷人来亲手实现。煤矿既然那么危险，为什么还是有人要去当矿工？很简单，用一位死难矿工妻子的话来说，因为每月工资一千多元，觉得不错了。一千多元，不过是富人的一顿饭，一顿对他们来说根本上不了档次的饭，但却有那么多的穷人，不仅要在没有阳光的地下累死累活，还要为之付出生命代价。
富人住豪宅，开大马力汽车，无情地挥霍资源，穷人却要为他们的挥霍流血流汗。穷人就是穷人，他们的需求可怜得很，他们亲手开采出来的资源，自己又能享受多少呢？他们所要的，不过就是吃饱而已。孩子能上学，老父母能看病，就很幸福了。
粗略查了一下和“穷”有关的成语，就有：穷乡僻壤、穷山恶水、穷凶极恶、穷兵黩武、穷奢极欲、穷愁潦倒、穷途末路，等等，除了“穷则思变”还有点积极意义外——其实之所以要“变”，还是因为对“穷”持否定态度——其他的都让人心情沉重，可见“穷”不是个好字。
相反，和“富”有关的成语，就有点扬眉吐气的味道了：富可敌国、富国强兵、富庶之
地、富甲一方、富贵荣华、富丽堂皇，等等，除了“富贵浮云”有点虚无的感觉，其他都是很实在的。话又说回来，人为什么要感叹富贵如浮云？还不是因为富贵太好，太让人留恋。有谁听到过有人用惋惜的口气，感叹穷困如浮云转瞬即逝的呢？可见“富”是个好东西。人只要是正常的，没有谁故意想穷。然而富人毕竟只是少数。这就注定，在一个社会里，大多数人的愿望难以实现，大多数人心怀不满。所以说起穷富的问题，大多数人的心态难以平和。
不平和往往就要出问题，大则危害社会，影响安定团结；小则伤及肝胆，影响身体健康。古人云，“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为什么？愤怒是一种毒，所伤害的绝不仅仅是愤怒者本人，在一个充满愤怒的社会里，谁也不要想长命百岁。还是平和一些好。
古希腊（或者是古罗马）一位哲学家（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说，在讨论问题之前，先把概念搞清楚。之所以还记得这句话，是因为高中的数学老师每次在讲一个定理之前都要强调这句话。在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从概念入手，一步一步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他是我所遇到的少有的几个好老师之一。
现在我又想起了老师的口气，我想说的是，在我们愤怒之前，在我们对穷富问题得出结论之前，先把概念搞清楚，然后再推断。
二、穷富的趋势
什么是穷？什么是富？为什么穷？为什么富？穷的结果，富的结果，分别是什么？还有没有第三种状态？由穷到富，或者由富到穷，我们处在怎样的趋势之中？
天气变化之时，人就容易感冒。感冒了就要吃药。仔细研究各种感冒冲剂，方子虽然不一样，但功能是相同的，就是清热解毒。当今天下，“财富”早就热到了炙手的地步，不管穷也好，富也罢，万事失了度，也就到了该清热解毒的时候了。
“穷”“富”都是一种毒，只要过了度。要解毒，需先清热，清穷的热，更要清富的热。“穷光荣”固然要不得，“一富遮百丑”也不可取，装富、拜富、仇富，都是社会流行病的症状之一。财富是个什么东西？人和财富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我们喜欢工作吗？我们为什么而工作？我们每天挖山不止，就是为了找那点可怜的金子，然后拿它去买肉吃，吃得多，长得肥，然后又逼迫自己再花钱去减肥？
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方法呢？少挖山，多种树，有节制地吃肉，既免去把自己的身体发胖了再还原的痛苦过程，也使我们从劳累中解放出来，不再成为钱的奴隶。世上没有长生不老的人，没有长开不败的花，长盛不衰是不可能的。我们对待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应该保持一种克制的心态，不要去过度开发，不要想去穷尽它。任何东西的增长都是有极限的，自然、经济、文化，都是如此，有节制地、持续地发展才是明智的。
三、穷人没法不志短
京城有个房地产老板说，中国的建筑师很容易改变立场，一个方案，开发商让他怎么改他就怎么改，生怕老板不满意，就拿不到这单生意了。而外国的建筑师，特别是著名的大建筑师却很固执，他宁肯不做这单生意，也绝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设计，哪怕只是一个细节。
其结果就是外国大建筑师留下的是更加完美、更加个性化的作品，因而也名气更大，要价更高，生意更兴隆。中国建筑师却把自己降到开发商的水平，难免生产出一些平庸粗俗的
城市垃圾。作品的层次低了，人的档次也就低了，想要高价更不可能了。结果凡是有大的项目，还是让老外抢去，眼睁睁看着别人挣大钱，自己干瞪眼。
这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区别！不是中国的建筑师没有个性，而是他们的收入过于菲薄。如果建筑师还在为区区一点设计费而呕心沥血——据说外国设计师的要价大约是中国同行的十倍——没有这单生意就有可能影响其生活质量，他是在为生存奋斗，而不是为艺术献身，在老板面前他还能有什么脾气？！
献身是可以的，也是伟大的，但献身的前提是身还在，还是你自己的，你还可以做主。如果肉身的存在都成了问题，献身就只是一句空话。穷人的理想往往就是空话！
穷人没法不志短，他在等米下锅！人穷就必然受制于人，迫于生计，很多时候只能妥协，这一妥协又埋没了自己的才华，错过了发展的机会，最后只好随波逐流，一直穷下去。穷人很难有长久的打算，穷人是很难长大的。
有人说，5年后中国会出现一个中产阶级。用词虽然有点夸张，但趋势确实如此。解放后，中国就没有什么中产阶级了，有的只是无产阶级，如果被视为“有产”者，你就惨了。如果非要有一个中等收入阶层，那就是工人阶级。工人收入稳定，没有失业危险，粮食定量供给，医疗养老都有保障，那时候能够进厂当工人，真的是心满意足了。
现在不同了，失业、下岗，这些城市中最令人焦虑的问题，都落在工人阶级身上。尽管他们也有了彩电、冰箱，也有了存款和股票，新旧对比，收入还是上升的，但再左右一看，就相对贫穷了，心理难免失衡。再让工人阶级来充当原来的类似中产阶级的角色，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一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可能绝对平均，总存在着贫富两极，而在这两极之间，一定有一个中间地带，那就是中产阶级。这是必然，也是必须。中产阶级是两极之间的平稳地带，没有中产阶级的调节和平衡，两极之间的冲突就会因为彼此的巨大落差和直接碰撞而变得更加激烈。有一个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就有了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经济基础，由此而有了稳定的上层建筑。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包括所谓的白领，他们的数量确实是在增加，而且增速很快，但相对于庞大的贫困人口，还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这部分人的分布也非常狭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中等收入者已经在形成阶层，因为这些城市的金融、电信、高科技等等行业发达，外国资本也相对集中，白领的生存就有了很好的土壤。但是几个大城市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情况，在广大的中小城市，5 000元以上月薪，还是凤毛麟角，10万元年薪就是炒作题材了。
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这无论对穷人还是富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富人可以期待少一点危如累卵的感觉，穷人则有了更加现实的目标，大家都可以心平气和一些。不管怎么说，当经济学家正在研究中产阶级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力时，穷人最需要做的就是，瞄准机会，跑步进入中产阶级。
十多年前，社会上流行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谓之“脑体倒挂”。何谓“倒挂”？就是头和脚颠倒了，置人于倒悬，这当然不正常！脑袋在上，天经地义。其实，即使是在倒挂的年代，真正的书香门第，或者稍微有点见识的人家，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荒废学业，他们还是宁肯让孩子在作文里写上“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去造原子弹”，而不愿意看到他的理想仅仅是坐在街边上卖茶叶蛋。凭着一种直觉，他们知道什么是更高级 的职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没有想到20世纪末会来这么一场浩浩****的知识经济。知识突然就值钱了，成了资本，那些一夜暴富的网络英雄们，那些专利在手的科学家们，还有专门出点子的，舞文弄墨的，帮人打官司的，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收入高的人越来越多，行业虽然不同，却都披着知识的外衣，连舞台上唱歌的，球场上打球的，没有文凭都会被说成素质不高，从而使身价受到影响。受潮流影响，各色各样的老板们也从钱堆里探出个脑袋，呼吸几口知识的空气，不惜花大价钱去大学里搞个学位，生怕被当成了草莽英雄。
他们怕得有理，“草莽”从来都是成不了正果的。几千年前孔孟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智慧永远高于体力，要想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取得支配地位，你就必须是个“劳心者”。
劳心者少流汗，却并不意味着不辛苦，做一个劳心者是很多人的愿望，却不一定都能达到。这里面固然有天资方面的原因，认识也是个问题，就像哪怕在“脑体倒挂”的年代，真正有见识的人也不会放弃学习一样，对他们来说，读书更多是一种精神活动，其次才是谋生手段。学习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性格中的天然成分，那种欲望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更多的鞭策。
有些人家中虽然豪华装修，却找不到一个书柜，见不到一本书，甚至没有一份报纸杂志，阅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辛苦而生疏的事，也许在外力的强制下他会去学习，但压力一旦消失，他又和书本生疏起来。
一个人需要学习，首先因为他从学习中得到力量和乐趣，一切从实用目的出发去学习的人，都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他缺少原动力。一边牢骚满腹地打着麻将，一边却严厉训斥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没有得到100分，这样的家庭是走不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哪怕考出一个硕士博士，骨子里也常常和知识没有感情，一方面靠知识吃饭，一方面对知识嗤之以鼻。
当然，知识和财富并不能直接划等号，知识分子里也有很多百无一用的书呆子，但是比起没有知识的人来说，书呆子的出路还是要好一些，普遍地说，高学历者的收入比低学历者多得多。只要你承认我们的时代是信息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你就会认同知识的经济价值。教育是最大的投资，穷人往往既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又没有受教育的热情，结果成了知识缺乏的人群。这不仅直接影响到生计，而且更是断绝了后路，断绝了发展的前途！
四、穷人为富人输血
仅从售价来看，公共汽车贵还是轿车贵？答案是公共汽车。
那么，坐公共汽车的是穷人还是富人呢？显然是穷人。为什么穷人反而坐贵的车？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恰恰是因为他们没钱，所以必须合伙消费。
按照市场规律，公共汽车是富人出钱买的（假设公共汽车属私营企业所有），但他买来不是自己消费，而是投资。穷人买不起自己的私家轿车，就只有去乘公共汽车，很多人共同乘一辆，分摊费用，以买票的形式交易。这样，你一元我一元，很多人的钱慢慢积累起来，富人不仅将买公共汽车的钱分摊掉了，而且最终还赚了。
富人一定会赚的，不然就没人再愿意买公共汽车了，穷人也就无车可坐了。富人往往是赚穷人的钱。穷人单个来看钱不多，但穷人的数量多，穷人也要消费，有的消费可以独立承担，比如买一瓶洗发水；有的消费不可能独力达到，就只有像乘公共汽车一样，合伙消费，而有能力提供这种合伙消费的，只能是富人，不管怎么样，钱都被富人赚去了。
富人赚穷人的钱，前提是他必须有资本，首先得买了公共汽车，才会有人来坐。有趣的是，富人的钱并不都是自己的，很大部分靠银行贷款。而银行的钱，很多则是穷人存进去的。我们终于清楚了，富人实际上是利用了无数穷人的小钱，进行自己的投资，生产自己的产品，再提供给穷人消费，把穷人的钱赚走。穷人喜欢存钱，富人喜欢贷款，一个把钱放进去，一个把钱拿出来，实际上富人的资本很多是穷人给的，穷人始终在给富人输血。这其间，银行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
五、法律是为穷人定的
银行是干什么的？就是做钱生意的，银行是个企业。生意从来只认利润，不认六亲，生意只能在生意人之间做。从这个意义来说，银行永远是富人的朋友。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所以法律面前也只可能有相对的平等。法律只能寻求各种利益的平衡点，就像交通法规中的人车之争，完全保护机动车驾驶者或完全保护行人，都是不行的，最后只能达到一个大致的平衡——大多数人没话可说了，也就基本上公平了。
就算立法本身已经做到了相对公平，这个公平的法律也不是人人可以享受的。为了保证法律的公平，就必须有相应的程序，而很多繁琐的程序看起来是为了公平，实际上是把弱者拒之门外。比如维权。
维权是需要成本的。穷人打不起官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说古代穷人打不起官司，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执法者的腐败，那么现在穷人打不起官司，不仅是没有钱“打通关节”，就是正常程序所产生的费用，他们也是支付不起的。
报上登过一件事，2002年，南京市玄武区白甸村农民曾经怀疑村里的一个化工厂毒死了他们百亩蔬菜，有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然而，当他们到检测机关一咨询，一种小菜的鉴定费用高达二万元，几种蔬菜就要十多万，一辈子没挣过这么多钱的老农们顿时傻了眼。
傻眼之余，只好作罢。貌似公正的法律对弱者来说是件奢侈品。有一个知识分子，他家楼后正在修一个新楼，日夜施工，噪声扰民，于是他想拿起法律武器。这次取证倒是不成问题，但他翻开有关规定一看，“建设单位对确定为夜间施工噪声扰民范围内的居民，根据噪声受污染的程度，按批准的超噪声标准值夜间施工工期，以每户每月30元至6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他一算，即使按最高标准讨回来的“公道”，可能也抵不上在讨公道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这显然是件不划算的事，只好作罢。
经常让人“只好作罢”的法律，公正性从何说起？很多时候，法律对弱者来说只是个摆设。倘若只是个摆设，倒也罢了。历史上的冤案、错案，无一不是在法律的借口下实施的。现代许多巧取豪夺的事情，也无不是穿上了合法的外衣。法律是件有力的武器，正因为如此，掌握的人才要格外公正，格外仁慈。也正因为如此，穷人一定要遵纪守法，万事想得开，千万不要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