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看！古人的19种智谋
01.欲抑先扬
明朝庄浪地方部落拭挫鲁麟，本为守甘肃的副将，他向朝廷要求当大将而没被获准。便依仗自己部落强大，向朝廷示威，以孩子幼小为由而擅离职守，自行回庄浪部落。面对这种情况，朝中有人主张封他为大将，有的主张把他召到京城，给他封地。惟有尚书刘大夏说：“鲁麟为人暴虐，且不善于管理部众，他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然而他又没有犯罪。现在如果授他大将军印，不合朝廷的法规；召他到京城，他如果不来，则有损于朝庭的威严。”此时上策是暂时搁置,不去理他,听任他在家赋闲。而另外表彰他先世对朝廷的忠贞。表彰鲁麟先辈的功绩，使他内心愧惭，而怨恨朝廷不封他大将军的事又不能说出来。这样事情的趋势才能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发展。不久，鲁麟自觉没趣，便心情抑郁而死。
02.出其不意
刘坦任长沙太守，主管湘州(今湖南湘于)地方的行政事务。当时正赶上王僧粲阴谋反叛,湖南的一些郡县都起来响应王僧粲。前镇军钟玄绍潜伏在长沙，做王僧粲的内应，准备王打来时起事。一天，此事被太守刘坦察觉，但他佯装不知，一样理政判讼，谈笑如常。到了夜间，刘垣故意打开城门，以疑惑对方。钟玄绍惊疑有变，不敢贸然行动。第二天早晨，刘坦借故把钟玄绍叫来议事，并有意把谈话时间延长，同时派人到钟家去搜查。玄绍不知是计，应邀前来。在与刘坦谈兴正浓时，搜查的士兵已成功查获了玄绍和王僧粲来往的全部信件。刘坦拿出了这些书信讯问玄绍，铁证面前，钟玄绍只得低头认罪。刘坦就当场把玄绍处斩，并把他们的书信给烧了，以稳定他部下的人心。长沙局势也因此安定了。
03.不信神灵
唐朝贞元年间，咸阳有人向皇帝报告说，他见到了战国时的大将白起。这位白起大将军让他向皇帝报告说：“让他为国家捍卫西部边疆，因为到正月，吐蕃将要大举东下，进犯唐朝边境。”过了不久，吐蕃果真兴兵入侵。在守边将士的奋力抵御下，吐蕃败退。唐德宗李适因此对这个咸阳人神话般的传说信以为真，准备在京城长安为白起修庙，追封他为司徒。宰相李泌说：“据我所知,国家兴旺,都是因君主能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所致。现在守边的将帅立了功，而陛下却奖赏古人白起。这样做，恐怕会引起守边将士不满，从而瓦解了战斗士气。况且在京城修庙，大规模地进行祈祷活动，流传到四方，也会引起不好的巫术之风。听说在杜邮有一座旧的祠庙，陛下可命当地官吏修葺一下，以供奉白起，这样不至于惊动更多的人。”德宗皇帝觉得言之有理，便听从了李泌的建议。
04.迫其自毙
宋仁宗时，西部边疆发生了战事，大将刘平阵亡。朝野舆论认为，这是因为朝廷派宦官做监军，主帅不能完全施展自己的指挥才能，导致刘平失利。于是仁宗便下令诛杀刘平的监军宦官黄德和。有人请求仁宗把各路元帅的监军全部撤掉。仁宗征求宰相吕夷简的意见，吕夷简说：“不必撤掉，只要选择为人忠厚谨慎的宦官去担任监军就可以了。”仁宗就委派吕夷简去办理此事。吕夷简说：“我只是一名待罪宰相,不曾和宦官交往，怎能知道他们是否贤良呢，希望皇上命都知押班去推举，为了能职得其人，当规定：如果他们所荐举的监军有不胜其职者，与监督同罪。”仁宗采纳了吕夷简的意见。第二天,都知押班在仁宗面前叩请撤掉各监军的宦官。朝中的士大夫无不称赞吕夷简的谋略。杀一个监军，其他的监军依然还在。全部撤掉他们，必生怨言，若军中再有过失时，他们就会为撤掉他们找口实，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自己请求撤掉。
05.以退为进
明武宗时，宸濠叛乱，后被王守仁平定，捕获了宸濠，把他囚禁在浙江。当时适逢武宗南巡，驻跸留都。中官便让王守仁放宸濠回江西，等武宗亲征时再把他擒获，并私派两名宦官到浙省传达命令。王守仁闻讯大怒，严辞厉责中官的这种荒唐想法。中官自知理亏，此事也就作罢了。但王守仁的部下江彬等人，因妒忌王守仁的功劳，便散布谣言，说王守仁开始时与宸濠同谋，后听说朝廷的大军亲征，才把宸濠逮捕以开脱自己的罪责。意想乘机诬陷王守仁，以使平叛大功据为己有。王守仁与张勇商量决定：先把宸濠交给了张勇，再上表告捷。把捉宸濠的功劳归于总督军门，请求皇上不要再到江西去了，王守仁自己也称病在净慈寺修养。张勇回到京城，在武宗面前极力称赞王守仁的忠诚，以及他让功避祸的做法。武宗恍悟，于是就制止了对王守仁的指控。
06.不拒而绝
宋高宗时,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叛乱,胁迫高宗答应隆太后垂帘听政.各路兵马闻讯,齐奔京师,意欲勤王救驾。大臣朱胜非为防苗、刘狗急跳墙,威胁到皇帝的安全,便让皇帝答应封苗、刘为淮南两路制置使,给他们统帅军队权力，然后说服苗、刘投降。
苗、刘降后，朝廷希望他们快去赴任，苗、刘的部属张逵却为他们谋划道：要皇帝给他们立铁契为证，以防日后有变。退朝后，他们带着书信到朱胜非府上，要求办理此事。朱胜非叫他的秘书拿笔来，奏请皇上允许赐给铁契，并命令他属下的官吏详细查一下过去有关此事的典故，以便照例办理。苗刘二人听后，都非常高兴。
第二天临上朝时，苗傅的待卫傅宿求见朱胜非说：“昨天皇上批准要赐给苗、刘二位将军以铁契，今天能举行赐契大典吗？”朱胜非默思良久，忽然环顾左右诸官，问道：“叫你们查找过去的做法，都查到了吗？”诸官回答说：“没有先例可查。”又问：“按照过去的方法制造铁契，你们知道怎么做了吗？”回答说：“不知道。”朱胜非说：“这样的话怎么给他们铁契呢？”官吏们都笑了，傅宿自知理亏，便解嘲的说：“已经得到了。”于是就灰溜溜地回去了。此事妙在不拒绝他们而让他自己放弃。假如给一般迂腐之人处理此事，必会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与他们辩论，这不但会激怒小人而危及自身，也会使对方志在必得，使局面无任何回旋的余地。
07.不养食客
唐朝中期，河西、陇右一带被吐蕃所占领；自玄宗天宝年间以后，安西、北庭一带向朝廷报告公事的路也被阻断了。西域在长安的使者无法返回，人马都由鸿胪寺(管礼宾的机构)代管，鸿胪寺又委托各州府县供养。政府开支经常超出预算，况且当时长安经济也非常萧条。
德宗时，宰相李泌得知外国留在长安的使臣很多，有的已经住了四十多年，在长安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且大都购置了土地房产，收入颇丰，很是富有。李泌就命人调查在长安有田产的外国客人，结果共查出有四千余人。便命令国家全部停止对这些人的供养。
这些外国人闻讯，都到政府去申诉，官吏们无奈，只得来找李泌。李泌说：“这都是我们过去工作的失误，哪有外国来朝贡的使者，留在京城数十年而不回国的呢？现在应该取道回纥或从海道把他们送回国去。有不愿回国者，命令他们到鸿胪寺去说明理由，然后授予他们官职，发给他们薪俸，使之成为唐朝的官吏。人的一生应当及时施展自己的才能，哪能终生做客呢？”
结果外国客人没有一人愿意回国的。李泌就把他们安排在保卫京城的神策军中，原先是王子的使者，让他们去当军官或官府的押衙；其余都当士兵，这样一来，不但加强了京城的警备力量，而且每年可为国家节省开支五十余万。鸿胪寺所供养的外国客人，此时也只有十余人了。
08.速遣皇舟
明朝武宗年间，汪应轸出任泗州太守。武宗决定到南方巡视，驿站的使者骑马沿途报告皇帝即将到达的消息，其他州府都惶恐不安，强索民财以为迎接皇上的费用。独有汪应轸沉着冷静，他托说：“皇帝巡视没有准确的日子，匆匆忙忙作准备，官差役吏四处搜掠，很容易作弊欺压百姓。倘若费用都收集齐了，而皇帝不来，怎么办呢？”
在皇帝巡视的路上，宫廷使者络绎不绝，对沿途任意敲诈勒索。皇帝到达泗州时，汪应轸率领百余名壮士，排列在龙船旁边，大声欢呼。宫廷使者正为不能下水勒船而颓丧，汪应轸便指挥人们急速拉船前行，倾刻之间，行出百里，出了泗州境界。
自此以后，凡有到泗州的使者，都敛迹速去，绝无人敢肆意横行了。泗州大治，官民皆颂其德。
09.两手准备
明世宗皇帝准备巡检楚地，如果走水路去，则南京就得准备楼船供皇帝使用。准备了楼船，要是皇上改变了路线，就白白浪费了官府的银钱。如果不准备，而皇上突然到了南京，那就犯了大罪。
尚书周用问工部沈主事有什么好办法，沈主事说：“把船商们召集来，让他们准备好木材在龙江关等候，派快驿使侦察皇上所行的路线，算出到达的日子来，到时候把船造好。如果乘船，那么造船的钱归官府出；如果不乘船，就不造船了，把木材退给商人，这事不难办。”
后来，皇上果然走陆路，南京的船也就没有造。
10.以诚相待
北宋英宗赵曙初即位时，有一天，慈寿皇太后送一封密信给宰相韩琦，内称皇上和其生母高太后都对她不尊敬，还有“为孀妇作主”这样的话，并密令宦官伺机替她报仇。韩琦见信后，只淡淡地说：“领圣旨。”
第二天，要上朝议事，韩琦借口家有急事，请求晚上朝。过后，韩琦上殿单独面见皇上，说：“我不敢惊动圣上，但有一封信必须请皇上过目，要当面说清楚，只是不能泄露出去。”韩琦接着说：“皇上能有今日，全赖慈寿太后之这个大恩不可忘记。虽然她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但要多尊重她，自然也就平安无事了。”皇上说：“请相国明示。”韩琦说：“这封信上所说的话，我可是担当不起，希望皇上能把它秘密烧掉，如果泄露出去，挑拨离间的人就会乘机而入。”皇上颌首称是，依言而行。从此以后，两宫太后关系融洽，没有人看得出她们原先曾有过矛盾。
宋朝兴盛的年代，贤德的宰相能够为国尽力者，都是能当面谈问题。因为宰相和皇上当面讨论问题，消除了畏忌，感情很融洽才能讲出肺腑之言，所以虽说是皇宫内部的一些不好公开的矛盾，也能得到及时的解决。
11.见微知著
商朝纣王即位不久，便命工匠为他磨一把象牙筷子。纣王的庶兄贤臣箕子感叹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土瓦器，而要配犀角雕的碗白玉磨的杯。有了玉杯，其中肯定不能盛菜汤豆羹，而要盛山珍海味才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愿再穿粗衣葛服，而要穿锦绣的衣服；也不愿再住茅屋陋室，而要乘华贵的车子，住高楼广厦。这样下去，商国境内的物品将不能满足他的欲望，还要去征掠远方各国珍奇异宝。果然,纣王的贪欲越来越大。他抓了上千万的劳工修建占地三里的鹿台,以白玉为门的琼室,再搜罗珍宝和奇禽异兽充塞其中。同时在鹿台旁注酒为池悬肉为林，使**在其中相逐戏，以供纣王取乐。
由于纣王的残暴，以致天怒人怨，在文王率部征伐下，士兵纷纷倒戈反商。众叛亲离的纣王，最后被迫自焚于鹿台的熊熊烈火之中。
12.病榻论人
春秋时，齐桓公由于有贤相管仲的辅佐，曾称霸于中原。
管仲病危时，齐桓公去看望他，说：“仲父您病了，有什么话教诲我吗？”管仲说：“我希望你能疏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这些人。”桓公说：“易牙用自己儿子的肉来孝敬我，说明他爱我胜过爱他的儿子。”管仲说：“如果他对自己儿子都很残忍，对君主怎么能好呢？”齐桓公又说：“常之巫能预知人的死期，能治疗我的顽疾，难道不能信任他吗？”管仲说：“死生由命，顽疾是身体上的毛病，你不能掌握自己的命数，守住自己的根本，却依靠常之巫维系健康，他将会因此而为所欲为了”齐桓公说：“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已十五年了，为了我，他父亲死了他都没去奔丧，说明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这样的人还不能信任吗？”管仲说：“人最亲的莫过于父母，对父母尚且如此无情；又何况对他人呢”桓公认为管仲话有理，便坚决地答应了。
管仲死后，齐桓公便驱逐了这四个人。但四人走后，桓公食不甘味，夜不酣寝，更没有心思上朝理政，且旧病复发，着实难受。但由于管仲当初有言在先，所以也就强忍煎熬坚持了下来。
又过了三年，桓公实在忍不下去了，便说：“仲父的话也太过分了，此四人有益于我而无害于国。”就又把他们召回朝廷。次年，桓公病了，常之巫造谣说：“桓公将在某日死去。”于是易牙、竖刁、 常之巫勾结起来发动政变，把桓公的宫门堵塞住，不准任何人进出，并在宫外筑起三丈多高的围墙，且断绝了他的饮食，最后把桓公给活活饿死了。
齐桓公临死时，流着泪叹息说：“唉！ 恨我当初没听仲父的话，以致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仲父真是圣人啊 ”
13.智伯之死
战国时，赵国丞相张孟谈拜见晋国智伯后出来时，在军营门外遇见智过。智过入见智伯说：“韩、魏二国恐怕主意要变。”智伯问：“为什么？”智过说：“我在军营门外遇见孟谈，看他表情矜持，举止傲慢。”智伯自信的说：“不会这样，我与魏桓子和韩康子秘密约定攻下赵国后，三分赵国土地，他们一定不会欺骗我，你可千万不要将此话说出”
智过不放心，又去拜见韩、魏二主，回来后再次劝智伯说：“二主表情不对，心思变了，一定是背叛了您，不如立即杀掉他们，以绝后患。”智伯说：“他们的军队驻扎晋阳三年了，一朝行动，即能得利，那里会有别的企图，你切莫再提此事了。”智过说：“不杀二主，那就更亲近他们吧”智伯问：“怎么亲近？”智过说：“魏桓子的谋臣叫赵吉，韩康子的谋臣叫段规，”此二人都是能改变他们君王主意的幸臣。您可以与这二位约定，攻下赵国，就给他们二位每人万户的封赏。若如此，韩、魏二主就不会变心，您也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土地了。”智伯说：“攻下赵国后三分其地，现在再给这两个人各万户的封赏，那我所得的土地就太少了，这不行。”智过见晋君既不采纳他的计策，也不听从他的劝告，于是就离开军营，改姓辅氏，隐居不知去向了。
张孟谈回去后，见赴襄子就说：“我在军营门外碰到智过，看来他怀疑我了，他从智伯那里出来后就改姓换名。今晚若不动手，必留后患。”于是赵襄子即派张孟谈去见韩、魏二主，约定夜晚动手，杀掉守堤的官吏，决堤淹智伯的军营。智伯的军队在水中一片混乱，韩、魏之军分从两翼攻击，赵襄子率军从正面进攻，大败智伯军。智伯被活捉后处死，国家被分，族人因受株连，全部被杀。
14.慧眼识人
隋朝末年，战事频繁，魏先生隐居于梁、宋之间。李密早年投身行伍，后因战败，只身逃到了雁门，换名换姓，扮成一教书先生，与魏先生认识且常来往。一次，魏先生半开玩笑地同他说：“我观察先生面色沮丧，目光涣散，心神不定，言语支吾，现在朝廷正在抓捕山东的叛乱分子，难道先生就是其中的要人吗？”李密惊慌起身，抓住魏先生的手说：“您既已知道我的底细，还望先生救我”魏先生说：“我看先生没有帝王气象，也不具将帅的谋略，仅一乱世英雄而已。”接着魏先生详细地向他分析了历代帝王将帅及乱世英雄成败得失的原因，最后魏先生说：“我夜观天象，汾河晋地一带有帝王将出，如您能前去辅佐，则前途不可限量。”话音未落，李密拂袖而起，傲慢地说：“腐儒之辈，不屑与图大事。”
不久，李密又借故西逃，沿途招兵买马，驻营作战，最后还是一败涂地，投降了唐王朝。后又闹叛乱，终被全部消灭。
15.行善忍小
长州尤翁开了三家当铺。年底某天，忽听门外一片喧闹声，出门一看，是位邻舍。站柜台的伙计上前对尤翁说：“他将衣服压了钱，今天空手来取，不给他就破口大骂，哪有这样不讲理”？而那人仍气势汹汹，不依不饶。
尤翁从容地对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是为了度过年关。这种小事，值得一争吗？”于是命店伙计找出典物，共有衣物蚊帐四五件。尤翁指着棉袄说：“这件衣服抗寒不能少。”又指着棉袍说：“这件算我给你拜年用，其他东西现在不急用，可以暂留在这儿。”那人拿到衣服，自觉理亏，只得灰溜溜的离去。
当天夜里，那位邻人竟死在了别人家里。他的亲属同那家人打了一年多的官司。原来此人因负债过多，已服毒，知道尤家富有，想敲笔钱，结果一无所获，才转到另外一家。有人问尤翁为什么能预先知情而容忍他，尤翁回答：“凡无理来挑衅的人，一定有所依仗。如果在小事上不先忍耐，那就会大难临头。”
16.奸臣误国
楚国太子建在郑国被杀，建的儿子叫胜，当时正在吴国。楚国的令尹子西想召他回国， 沈诸梁闻讯，前来求见子西，问：“我听说您要召王孙胜回国，您是想要启用他吗？”子西答：“我听说胜这人刚直不阿，勇猛无比，我想让他戍边守疆。”沈诸梁说：“我听说此人心胸狭窄，狡猾诡诈，而且一心只记着要报父仇，就不会以善去恶，修其德行；仅想报私仇就无心为国事出力。若请他来而不宠信，会召来怨怒；若宠信，又会助其贪欲，假使国家边境遭到挑衅 ，他一定不会固守。我听说国家将败之时，朝廷内定有奸臣掌权。一个人谁没有毛病呢？是聪明的人能够及早地避免它，因个人旧怨而灭宗亡国的人，才是国家的真正隐患。关起门来尚且要警惕他来，假若去召他回来，则亡国之日不远了。”
子西不听沈诸梁的劝告，固执地召胜回国，并命他戍守边境，尊称为白公。后来他打败了吴军，狂妄的要求以军事演习来祭功。此后又制造叛乱，劫走楚惠王，并公然在朝廷上杀死国家重臣子西、子期，夺得楚国政权。
17.先见之明
宋代河西赵元昊反叛，皇帝询问边疆防务情况，辅臣都答不上来。皇上大怒，当即罢了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四位枢密使的官。
四枢密使中一位姓王的枢密使被贬到虢州。其好友翰林学士苏公仪到城外送他时，王对公仪说：“我这次去虢州，十年前已有人预言了。”公仪说：“那人一定是位占卜算卦的术士吧”王说：“不，是曹玮。”在我从前当三司盐铁副使时，一次到河北判决狱囚，那时曹玮从陕西刚被贬到河北做军师。我到定州办完公事后，曹玮对我说：‘公事办完，该回京城了，愿您明天暂留一日，我有话要对您说。”我本来就爱慕他的雄材伟略，一听此话，就欣然留了下来。
第二天中午，曹玮请我吃饭。饭后，他清退左右，对我说：“我观公满面是善变骨相，您将来不是做枢辅，就是做边帅，有人说你能做到宰相，我看不能。不到十年，你一定到这里当总管。那时西边常传警报，公应预先研究边防战备，搜罗人材，否则很难应付突发事件。我说：“边境的情况，只有您最熟悉，您有何见教？”曹玮说：“我在陕西时，河西的赵德明曾让人用战马到中原做交易。我当时一见这种贪利小人，就怒不可遏，便要杀他，谁求情也听不进去。赵德明有一小儿子，那年才十来岁，却勇敢地说：用战马资助邻国已经失算，现在又因商货小事而杀守边的将士，若如此，谁还肯为国效力呢？”
看完谏帖，我心中暗想：这孩子是个可造之材，将来定会有一番作为。听说他常从集上路过，我一直想见见他，几次命手下人诱他来府上，都没成功。于是便使擅画者画下他的相貌。后来我终于见到了这个孩子，真有一股英雄气概。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边地的祸患，算一算他成人的日子，正是您在这儿掌政的时候，望公努力啊” 我当时听后，并不以为然，如今才知道被画的人就是赵元昊。”
18.甜酒不再
汉高祖之弟刘交被封为楚元王后，对穆生、申公等人十分恭敬。穆生不喝酒，元王每次设酒宴，都会专门为穆生准备甜米酒。等到其子王戊继位，开始还设甜米酒，到后来就渐渐忘了。
穆生回到家说：“我该隐退了，不设甜酒，说明楚王对我已不在意了，我若还不离去，说不定有一天楚兵会把我抓住，腰斩于市呢”于是就自称有病，闭门不出。申公与白生强拉他去参加酒宴，劝他说：“你难道忘记先王待我们的恩情了吗？如今楚王偶失小礼，你怎么能这样计较呢？”穆生说：“周易上说：知几是神人‘几’的意思是事物的细微变化，这是判断吉凶的先兆。君子见到‘几’，就应有行动，一天也不能拖延。先王礼遇我们三人是为了宏扬道义。如今楚王忽视我们，是因为他忘记了道义，忘记了道义的人，怎能与他久处呢？我哪里是为了一点点的小礼节？”于是借口有病而离去。
申公、白生留了下来。后来，王戊逐渐骄横残暴。二十年后，因同薄太后私下勾结，被削去东海薛郡，后又图谋反叛，申公、白生二人进谏，楚王根本不听，二人失望地离开楚王，隐逸他地去了。
19.知子莫若父
陶朱公范蠡还住在陶时，曾生了一个小儿子。等到长大成人后，陶朱公的二子因杀人，被楚国拘囚起来。陶朱公说：“杀人偿命是应该的，但我听说有千金之家财，其子可以不被处死于市中。于是准备齐千金，准备让小儿子前去探视。但大儿子也坚持要去，并说：“父亲不让大儿子去，而让小弟去，一定是父亲认为我是不肖之子。”说着竟要自杀。夫人见此，再三强劝陶朱公，陶朱公不得已，只得让大儿子去，并附信一封，叫他交给自己过去的好友庄生。并对大儿子说：“到了以后，把礼金送上，然后一切客随主便，不要与他争辩。
大儿子到后，便按照父亲的嘱咐去做了。庄生对他说：“你快走，不要再继续留在这里了。即使你弟弟被放出来，也不要问是什么原因。”大儿子走后，并没有按庄生吩咐回去，而是偷偷的住在楚贵人那里。庄生虽穷，却以廉洁耿直为标榜，楚王以下的大臣们都把他师视之，非常尊重他。陶朱公的儿子所送千金之礼，庄生并无意收下。原本想把事情办成后，再退还给朱公，以为信守之据，然而陶朱公的长子并不理解他的这番良苦用心。
一天，庄生找了个理由觐见楚王，说天上有星相显示，有事不利于楚国，只能用做好事的方法才能消除。楚王一贯信任庄生，于是就命人封住三钱之府，准备大赦天下。楚贵人欣喜地将此喜讯告诉了朱公长子。不料朱公子想，大赦时弟弟一定会出来，千金企不白送庄生了。于是就又去见庄生，庄生吃惊地问：“你怎么还没离开这里？”朱公长子说：“弟弟今将大赦，故而特来告辞。” 庄生明白他的意思，就把钱还给了他。
庄生被陶公子的耍弄感到是一种奇耻大辱，于是就又觐见楚王说：“楚王大赦是为了修德去凶，可楚国的百姓都说，陶地的富翁陶朱公的儿子杀了人被囚在楚，他们家里就用金钱来贿赂楚王左右的人，所以说楚王大赦并非为楚国百姓，只是为陶朱公的儿子一人着想罢了。”楚王听后大怒，下令对陶朱公的儿子立即处斩，然后才下大赦令。
当陶公子拿着弟弟死亡通知回到家。母亲及乡亲都很悲伤，陶朱公说：“我听说你的行动，就知道你一定会害死你的弟弟。这并非是你不爱他，只因为你从小与我一同创业，备尝生活的艰辛，所以很看重钱财。至于你小弟，本来就生长在富裕的环境里，出门乘车、骑马，不知钱财来得不易。我派他去只因为他能抛舍钱财，而你却不能，最终是你杀了弟弟，不是见怪，我早就料想你会带丧报回来！”
金屋 藏娇
“金屋藏娇”典故来源于志怪小说《汉武故事》，其核心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幼年的胶东王刘彘（即汉武帝刘彻，汉武故事称其幼名彘），另一个是馆陶公主的女儿陈氏。汉武帝刘彻在中国历史上是赫赫有名；“娇”就是指陈氏，汉武帝刘彻的第一任皇后，后因骄横无子与巫蛊被废黜。
陈氏的父亲是堂邑侯陈午，母亲是汉景帝刘启唯一的同母姐姐馆陶长公主刘嫖，陈氏正史并未留名，《汉武故事》称其小名为阿娇，此名由来已不可知，可能是化陈蹻（陈午和馆陶公主的第二个儿子）之名而来，因“金屋藏娇”的典故流传甚广，后世习惯以“陈阿娇”称呼陈后，现在有人称陈后大名为“陈娇”，其实是穿越小说中，附身陈阿娇的女主本名。
联姻
刘彻是汉景帝的嫔妃王夫人王娡所出，刘彻排行第十，景帝有十三个儿子，其中宠妃栗姬生子最多且生育了皇长子——刘荣。景帝的皇后薄氏因“无子无宠”被废。由于没有嫡子，公元前153年，景帝遵照‘立长’的传统立自己已经成年的庶长子刘荣为太子，同时立聪明伶俐的小刘彻为胶东王，时年刘彻四岁。
公元前153年，被立为太子的刘荣尚未婚配，馆陶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皇后，就想把女儿许给太子刘荣。不料刘荣生母栗姬因厌恶馆陶屡次给景帝进献美女而拒绝这桩婚事。馆陶十分恼火。于是，又看上了“梦日入怀”而生的胶东王刘彻，刘彻的生母王娡同意了这桩婚事。
《汉武故事》以此史实为基础，讲述了一个青梅竹马的美好童话：馆陶长公主抱着小刘彘问：“彘儿长大了要讨媳妇吗？”小刘彘说：“要啊。”长公主于是指着左右侍女百余人问刘彻想要哪个，小刘彘都说不要。最后长公主指着自己的女儿陈阿娇问：“那阿娇好不好呢？”小刘彘就笑着回答说：“好啊！如果能娶阿娇做妻子，我就造一个金屋子给她住。”长公主非常高兴，于是数次请求景帝，终于定下了这门亲事。
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的由来。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其实王娡和馆陶定下了两桩婚事，另一桩婚事是后来的馆陶之子隆虑侯陈蹻和王娡小女儿隆虑公主的联姻，这两桩婚事的背后，有两个母亲鲜明的政治考虑。而两桩婚事的当事人的意愿，自然不在母亲们的考虑范围内。
为了让女儿成为一国之母，也为了报复栗姬，馆陶转而全面支持刘彻，经常说栗姬的坏话，谎称栗姬指使侍者在后宫女子的背后吐口水的方式施行“媚道”（《史记》：（馆陶）日谗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挟邪媚道。”）。 在汉代之前，“祝唾其背”一直是一种简单易行的诅咒方式，是巫蛊之术的一种。
王娡暗中派人催促大臣奏请立栗姬为皇后。一次朝会上大行官奏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请封太子母亲栗姬为皇后。景帝非常生气，竟论罪处死了大行官，并废了太子，改封他为临江王。栗姬由此完全失宠，不能再见到景帝，最终忧郁而死。不久，皇帝正式册封王娡为皇后，刘彻立为太子。（《汉书》：王夫人又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号宜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当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男为太子。）
婚后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后，刘彻继位，立陈氏为皇后，两人一直没有孩子。
建元二年，三月初三上巳节，刘彻到姐姐平阳公主家做客，公主献上美人，但刘彻并不喜欢。看歌舞时，刘彻初见到姐姐家的歌女卫子夫，十分喜爱，把卫子夫带进了宫。卫子夫刚一入宫就成为普通宫女，一年多都不得见武帝一面，后来汉武帝亲自挑选部分宫女让其回家，卫子夫终于见到武帝，哭求出宫，武帝怜惜，《汉武故事》写道：“上曰：‘吾昨夜梦子夫中庭生梓树数株，岂非天意乎？’”卫子夫再次受到宠幸，后来生了三女一男，男即太子刘据。
陈皇后自恃皇帝当初得以立为太子，自家有功，于是骄横无礼，听说卫子夫“大幸”时，数次寻死觅活。刘彻对她越发恼怒。发展到最后，陈皇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女巫楚服等人在宫内施行了巫蛊之术。元光五年，陈后行巫蛊的事情败露后，楚服枭首于市，诛连者三百余人。陈后被废，罢退居长门宫。
陈后被废的第二年，其父堂邑侯陈午病逝，陈须继承侯位。十几年后，馆陶（时称窦太主）逝世，与其面首董偃一起合葬在霸陵。元鼎元年，陈后的兄长堂邑侯陈须、隆虑侯陈蹻（音同娇）在守丧期间**，兄弟争财，事发后自杀，堂邑侯、隆虑侯国除。在父母兄弟皆离世数年后，陈后逝世，葬于霸陵官员驿亭的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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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上之得为嗣，大长公主有力焉，以故陈皇后骄贵。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
班固《汉书·外戚传》：初，武帝得立为太子，长主有力，取主女为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擅宠骄贵，十余年而无子，闻卫子夫得幸，几死者数焉。上愈怒。后又挟妇人媚道，颇觉。元光五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使有司赐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
史记惠景间候者表：元鼎元年，侯蟜坐母长公主薨未除服，奸，禽兽行，当死，自杀，国除。
班固《汉书·外戚传》：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须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余年，主薨。须坐**，兄弟争财，当死，自杀，国除。后数年，废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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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故事》节选，注：加粗部分为陈后相关
此文扫校于纸书《古今说海》[明] 陆楫 等辑（巴蜀书社）。第615-620页-说纂部。
钦定四库全书提要
《汉武故事》一卷
旧本题[汉]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书。《隋志》若录传记类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读书志》引张柬之《洞冥记》跋，谓出于王俭。唐初去齐梁未远，当有所考也。所言亦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而杂以妖妄之语。然如《艺文类聚》、《三辅黄图》、《太平御览》诸书，所引甲帐珠帘、王母青雀、）茂陵玉碗谙事，称出《汉武故事》者，乃皆无之。又李善注《文选》西征赋，引《汉武故事》二条：其一为柏谷亭，此本亦无之。其一为卫子夫事，此本以有之而文反略于善注。考《隋志》载此书二卷，诸家著录并同。钱曾《读书敏求记》，亦尚作二卷。称所藏凡二本：一是锡山秦汝操绣石书堂本，一是陈文烛■伯家本，又与秦本互异，今两存之云云。两本今皆未见。此本为明吴琯《古今逸史》所刻，并为一卷，仅寥寥七八页。盖已经刊削，又非两家之本。以共六朝旧帙，姑存备古书之一种云尔。
《汉武故事》说纂一 逸事一
汉景帝王后槐里王仲女也，名姝儿。母臧氏，臧荼孙也。初为仲妻，生一男两女。其一女即后也。仲死，更嫁长陵田氏。生二男。后少孤，始嫁与金王孙，生一男矣。
相工姚翁善相人，千百弗失，见后而叹曰：“天下贵人也。当生天子。”田氏乃夺后归，纳太子宫，得幸，有娠，梦日入怀。景帝亦梦高祖谓已曰：‘王美人得子。’可名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为武帝。
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年四岁，立为胶东王。少而聪明，有智术。与宫人诸兄弟戏，善征其意而应之。大小皆得其欢心。及在上前，恭敬应对，有若成人。太后下及侍卫咸异之。
是时薄皇后无子，立栗姬子为太子。长公主嫖有女，欲与太子婚。栗姬妒，宠少衰，王夫人因令告栗姬曰：“公主前纳美人得幸于上，子何不私谒长公主结之乎?”时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得贵幸也。故栗姬怒不听，因谢长公主，不许婚。长公主亦怒，王夫人因厚事之。长公主更欲与王夫人男婚，上未许。
后长主还宫，胶东王数岁，公主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否?”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指其女曰：“阿娇好否?”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皇后既废栗姬次应立，而长主伺其短辄征白之。上尝与栗姬语，属诸姬子曰：“吾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弗肯应，又骂上“老狗”。上心衔之。未发也。长主日潜之，因誉王夫人男之美。王夫人阴告长主，使大臣请立栗姬为后，上以为栗姬讽之，遂发怒，诛大臣，废太子为王。栗姬自杀。遂立王夫人为后，胶东王为太子。时年七岁。上曰：“彘者彻也。”因改名彻。
廷尉上囚防年．继母陈氏杀年父，年因杀陈。依律，杀母，大逆论。帝疑之，诏问太子，对曰：“夫继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缘父之爱，故谓之母尔。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大逆论。”帝从之，弃市。议者称善。
太子年十四即位，改号建元。长主伐其功。求欲无厌，上患之。皇后宠亦衰。皇太后谓上曰：“汝新即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长主，必重得罪。妇人性易悦，深慎之。”上纳皇太后戒，复与长主和，皇后宠幸如初。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上始亲政事，好祀鬼神，谋议征伐。长主自伐滋甚，每有所求，上不复与，长主怨望，愈出丑言。上怒，欲废皇后，曰：“微长公主弗及此，忘德弗祥，且容之。”乃止。然皇后宠送衰，骄妒滋甚。女巫楚服，自言有术能令上意回。昼夜祭祀，合药服之。巫著男子衣冠帧带，素与皇后寝居，相爱若夫妇。上闻，穷治侍御巫与后。诸妖蛊咒咀，女而男**，皆伏事。废皇后，处长门宫。后虽废，供养如法，长门无异其宫也。长主以宿思，犹自亲近。后置酒主家，见所幸董偃，上为之起。偃能自媚于上，贵宠闻于天下。尝宴饮宣室，引公主及偃。东方朔、司马相如等并谏。上不听。偃既富于财，**于他色，与主渐疏。主怒，因闭于内，不复听交游。上闻之，赐偃死。后卒与公主合葬。'
'清代朝廷高薪难养廉 为何洋人控制海关能保持清廉
“重禄”固然是“劝士”之器、“养廉”之具，而器具运用得当，尚需要一定规矩，那即是“正大光明”。“高薪”是房基，而其栋梁却正是“正大光明”四字。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唐人李商隐的这阙诗，讲的是“勤俭”方能持家兴国，老生常谈了。其实，“勤”、“俭”并非一体，“勤”之相对是“懒”，“俭”之相对才是“奢”。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但凡世人，大多喜“奢”不喜“俭”，“勤”力劳作，为的就是能尽早由“俭”入“奢”——当然，“奢”有大“奢”、中“奢”、小“奢”，食不果腹之人，能顿顿红薯稀粥即是“奢”，钟鸣鼎食之家，琥珀为枕亦还算“俭”的。
求“奢”之心，乃是人欲。既是人欲，在鸿章看来，就是天理。倘若非要通过“灭人欲”才能“存天理”，这天理亦就不成其为天理了，只能出些朱熹之流的伪君子，已所不欲，偏施予人，以“天理”之幌子为其一己之“人欲”张目。人欲如江河，不废万古流，唯有善加导引，方能得水利，而不为水患。
耗羡归公
齐家治国平天下，端的是不能靠“寡欲”二字，而要在规矩导引上下工夫。“齐家”乃是“治国平天下”之根基。鸿章从不讳言，大丈夫当做大官、办大事，亦需挣大钱——至少不应让家人为衣食而忧。“学得经纬术、卖予帝王家”，出将入相，挣功名利禄，亦可算是士大夫独门生意。“千里做官只为财”，固然是格局忒小了，但“千里做官先为财”，却还算是正解。自己立定脚跟，方能达则兼济天下。
前明大家顾炎武曾说：“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康有为亦道：“求人则无气，久贫则无耻。”倒是难得说了句实话。前明亡国，官场腐烂是关键。而官场腐烂，很大一个肇因即是官吏过多，衙门架屋叠床，且又设立东厂、西厂、锦衣卫等耳目以防变图稳，粥少僧多。没料到，愈想防变图稳，愈是多变难稳。官吏饕餮，圣贤教诲又岂能抵冲微薄薪俸？正道上得不着，只好捞偏门，愣是将一个能将贪官剥皮揎草的国家弄得遍地贪官，民不聊生
大清开国入关，沿袭明制，官吏俸禄极低，多数仅能养家糊口，顺康二朝（顺治、康熙）亦如前明，贪渎横行。其一即是征收耗羡（碎银熔成银锭时所受之损耗，亦称“火耗”）。此本为前明弊政，国初虽屡有厉禁，却禁之不能。彼时以八旗之军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惨酷，发之令一下，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倘真想禁绝耗羡之征收，亦不会太难，可见还是撼人易、撼自己难。彼时民政之酷烈，不亚于前明，与圈地蓄奴相比，征收耗羡亦不过是小节而已。
康熙朝与民休养生息，定“永不加赋”，耗羡一项即成官吏首要的“正道”财源，河南甚或有征收一钱五分的（1两银子征收1钱5分的火耗，即15%），横征暴敛，国库分毫难得，百姓痛心疾首，肥的只是中间的硕鼠。
至雍正朝，世宗皇帝整饬吏治，一手拿大棒，一手拿胡萝卜，对贪官墨吏大开杀戒之余，亦实行“耗羡归公”。征收耗羡，虽是残民之道，却又是难治之疾，与其放任，不如明定其额而归公，统收统支。于民而言，其害稍轻；于国而言，略增国用；于官而言，废私为公。“耗羡归公”，取之于官（实乃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官——为官员发放养廉银，指望凭此待遇而令官员免于贪黔，洁身自好。
“耗羡归公”，入库后三成分肥，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作地方公用，一份给官员养廉。各省依品级发放养廉银，多寡不均，皆比正俸禄高出数倍至数十倍，甚至多达二百余倍，官员因此大受其益。自此，即便官清如水，亦能稳得一富家翁。
欲壑难填
雍正一朝，吏治相对最好。一则固然因“耗羡归公”发放养廉银，官员们得了实惠，贪墨之心略淡；二则因世宗皇帝乃是有名的冷面皇帝，既有密折制度确保耳目畅通，又用严刑峻法铁腕治国，官员畏刑，亦不敢妄动。
养廉银起初只为地方官独有。京官在薪俸之外，还有俸米，常有恩俸，亦不需如地方官那般为公务雇请师爷随从，日子本比外官好过。养廉银实施后，外官之收益激增，京官倒成了“穷京官”，他们虽非亲民之官，不便直接取之于民，却是管官之官，靠山吃山，势不得不仰外官馈遗。而外官为维持自家地位，亦需朝中有人，至少不可与之为敌。每遇季节，外官必赠京官财物，夏季谓之冰敬，冬季则谓之炭敬，吉、凶、庆、吊无不赠遗，名为礼物，实乃分润。
乾隆朝，养廉银发放遍及京官及军官，雨露均沾，厚禄却更难养廉。一则因养廉银之肥瘦因地、因职而不均，难免得陇望蜀。得不到“蜀”的，虽然手里拿着“陇”，也还是觉得自家吃亏，要从百姓头上打主意，填平这“陇”“蜀”之间鸿沟。二则因养廉银已成分内应得之财，在其位、得其银，与德能勤绩无关，丧失了原本“奖廉惩贪”之功效。三则因为承平日久，上下和煦，如世宗皇帝般严刚果决、不吝杀戮的毕竟少见，官员不再畏刑，官场一派和谐，民间自然就难和谐了。耗羡虽已归公，打不得主意了，但只要大权在手，捞钱门道多得很。
自乾隆朝开始，至嘉道咸（嘉庆、道光、咸丰）间，吏治日复败坏。京官吃外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小吏、小吏吃百姓，胃口越吃越大。官吏中，即非贪得无厌者，也不得不取给陋规以资挹注，否则难以立足；而不肖者，则以为多取是贪，少取亦是贪，等贪、多贪可乎？上行下效，一部、一省、一郡官员莫不皆然，上宪和言官即使能独善其身，岂能概行纠劾，遂阳禁而阴纵之，于是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皆耗于官府之剥削。
即令鸿章等征战在外之将领，一战之后，最怕的就是军费报销。倘不能上下打点，户部官吏定会鸡蛋里挑骨头，就算你在疆场上百战百胜，也要被算盘珠子打得落花流水。而此种陋规，往往高达二成（20%），以动辄千万两之军费计，此乃一笔惊人之数。
更有甚者，为补财用之不足，朝廷大开纳捐之途。官职乃是公器，纳捐本限于虚衔，而不能出任实职，但此类禁令，无非是为吏部及执掌升迁任命之大吏增一财路而已，只要银子到位，捐纳之官也可遇缺实补。彼辈以官为贸易，实权在握后，自然要将本求利，加倍捞回。朝捐于官，夕害于民，捐输十百，取偿万千，岂能为区区养廉之银而裹足不前？
正大光明
厚禄养廉，其要在于“养”。“养”既是和风细雨之培植，亦需要间苗修枝之约束。不以规矩，难成方圆，此正是养廉银难养廉之症结。
顾炎武曾说：“人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贪致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此言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忠信”加“重禄”固然是“劝士”之器、“养廉”之具，而器具运用得当，尚需要一定规矩，那即是“正大光明”。
社稷公器也，唯有德者居之。但是，德之有无及高下，极难辨别。人非圣贤，奢谈道德者，往往多是伪君子，言行不一，还不如真小人。西人将官员皆当做小人、将政府视为“必要之恶”，实在亦是防患未然之不得已之法。
反观我中国，雍正朝之前薪低俸薄无法养廉，雍正朝之后薪高俸厚依然无法养廉，显见，俸禄之厚薄并非症结。林林总总之衙门中，细数下来，唯有海关税司一枝独“清”，其中缘由，实值得世人及后人深思。
海关税司，乃是我中国唯一由洋员掌管之衙门。以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为首，数十年来，精耕细作，竟成国家财用最大之支柱，亦是最为廉洁之衙门。世人多以为，此应归功于赫德倡议之“高薪养廉”。海关之中外官员，其薪俸之高，远超寻常官员数十倍，于列国之中亦罕见，因此列国之人才，莫不以效力中国海关为荣。
海关之廉、之能，依鸿章之见，并非只是来自“高薪”。“高薪”是房基，而其栋梁却正是“正大光明”四字。但凡海关官员，无论籍隶中外，升迁提拔，皆要考核德能勤绩，如不够格，即令是赫德之英国亲眷，亦不能例外；而一旦有吃拿卡要、玩忽职守的，必予处分，且处分极严。海关规章，事无巨细，皆张榜公布，务使中外商民透彻明了，亦以此杜绝官员“钓鱼”执法之漏洞。因此，但凡与海关税司交往，一切照常办事，守法商民勿需畏官，违法商民无处通融，两造“无猜”。
赫德尝在其《局外旁观论》中道：“（我中国）制度本极精详，而日久尽为虚器。”此乃虚言，即以养廉银为例，制度其实仅及高薪，却未及如何以“高薪”来“养廉”。跛脚“制度”，想不成“虚器”也难……
朱元璋怕宦官专政，为何明朝却成为太监帝国
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历朝历代，能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2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9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明代的宦官虽然不如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的宦官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能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了天下。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这显然不仅是赵匡胤一个人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都已兔死狗烹，权力禁脔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他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内臣不得擅自做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权，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他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在围攻南京时，又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率军与南兵对冲，为朱棣在战场上立了功。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迈开了问鼎权力巅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域，王安等督军营，马靖巡视甘肃。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增设东厂，委任宦官主持，专门侦察刺探臣子民众情形。这样，宦官可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大权在握，为后来的专权提供了条件。
朱棣孙子宣宗朱瞻基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取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二三百人，由司礼监秉笔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学生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书籍，评定成绩的标准是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者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秉笔。从设立内书院始，宦官读书成为定制。本来学书习字，传授知识是好事，但这却无意打开了葬送大明朝的潘多拉魔盒—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
至英宗朱祁镇时期，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朱祁镇即位时年方九岁，还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顽童，太监王振带着他游玩，他对这个鬼点子层出不穷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王振利用朱祁镇的信任假传圣旨，总揽朝政，没有人能控制他，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朱祁镇成年后，皇家教师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肢解，抛掷荒郊。
有一天，王振前往国子监视察，祭酒李时勉没有对他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让他在国子监门前戴枷示众三天。数千学生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那里。当何太后询问朱祁镇时，他惊愕地说，“一定是王振干的”，这才下令释放。
朱祁镇即位的第十五年，蒙古瓦剌部落向东推进，对中国北部边疆发动攻击，沿边城堡相继陷落。朱祁镇召集大臣商量对策，王振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皇帝亲征。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有权就有战斗力。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已有军士饿死，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大军到了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说不但不可北进，而且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30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剌追兵已至。兵部尚书邝野请求英宗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搜刮到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王振坚持等候。邝野再三要求迅速撤退，王振骂道：“军国大事，你懂什么？”把邝野逐出营帐。很快，瓦剌骑兵合围，大呼：“投降免死！”王振这才发现权力也有不管用的时候。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明军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成了阶下囚。这就是“土木堡之变”，为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朱见深赋予亲信宦官汪直以军政大权。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后门。只要汪直肯在宪宗面前美言，则此人立刻官运亨通。由此一来，那些想走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的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边。那时，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蓟辽、大同、榆林等处，素称“北方九边”。担任巡边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边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话，便可以决定边镇命官的生死升谪。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员从来不敢马虎。这次汪直巡边，鉴于他已经是皇上的宠宦，官员们更是唯唯诺诺尽显小人相。那些督抚、总兵以及所在地的抚台等官员，都出境二三百里地迎接。官员晋见他，都行跪礼。公堂之外，官员们纷纷私下向汪直行贿，以博欢心。这些丧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在汪直回京之后，所有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贬谪。
成化十四年(1478年)曾经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仆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称汪直。从芜湖、常州、苏州到杭州、绍兴、宁波，他所到之处，各地官员争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当他南下到福州时，被福州镇守太监识破，杨福被斩杀，轰动一时。此案虽然颇令汪直难堪，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汪直的权倾一时。
武宗朱厚照15岁即位，这是一个只对女人和游**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大权。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称为“八虎”，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称呼。刘瑾使刚上台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谢迁、刘健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阴谋使皇帝陷于孤立的“奸党”，刘瑾把他们统统地赶出朝廷，连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也被廷杖后贬窜蛮荒。从此朝中文武大臣要么对刘瑾侧目而视，要么争先恐后拍他的马屁，刘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权。
有一天早朝时，朱厚照发现了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绝相信，把这封信转交给刘瑾。刘瑾大发雷霆，命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许多人当众倒下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他们释放了。
刘瑾权势熏天，整个政府都围绕着他转圈。宰相焦芳、内政部长张彩、国防部长曹元，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的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的私宅里决定，即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
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作“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多的则五千两。如果升了官，还要立即用重金“谢”刘瑾，叫作“谢礼”。送少了还不行，会被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刘瑾究竟拥有多少家产呢？据史家考证，刘瑾的家产近乎天文数字—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20万公斤黄金！
刘瑾当权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八虎”之间的矛盾，刺激张永反戈一击，告刘瑾谋反。武宗下旨逮捕刘瑾，籍没家产。武宗从刘瑾家中抄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其中，有两柄貂毛大扇，里面暗藏机关，以指按动，便弹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武宗看了，也吓得目瞪口呆。刘瑾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魏忠贤的专擅独断，不过是这些前辈们权力的再现与延伸。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耻之为“最大的太监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