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王驾前要端庄矜持，不可失礼，求情之心，反而越发难制。可是，总不愁没有机会，在走廊之下，在前堂之中，在花园之内，遥远的一瞥，会心的一笑，身体有意的一触，偷偷的一吻。当这个成熟丰盈的女人，开始向那个肠柔心软、青春年少的太子一调情，太子的劫数算是注定了。武氏言谈，随时一语双关，意在言外。她说她渴望太子殿下特殊的“恩泽”，她当竭其所能，“善待”殿下。所有宫廷中的词藻像“献身”、“宠爱”、“忠诚”等等，若由一个谈情求爱的少妇口中说出，都会另有意味，独具色彩。日复一日，太子受了蛊惑，大起胆来，意乱神迷，恋情似火。于是在老王背后，太子与这位不平凡的宫女，在小心戒备之下，恣情拥抱调笑。太子视礼法若耳旁风，进而想入非非，企图把武氏据为己有，一切牺牲，在所不惜。
秦帝国的覆灭原因
“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 ”
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于一位旷世伟人的描述与赞叹，言词雄壮，势贯长虹。
秦始皇——秦帝国的开国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而又雄才大略的划时代人物。其执政早期，秉承秦国“耕战”之国策，坚持“远交近攻”的兼并方略，重用王翦、尉缭、李斯、蒙恬等名臣，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攻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中原长达四百余年的东周乱世，恢复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大一统格局，开创了封建郡县制政体，夯实了君主制中央集权。始皇帝在一统华夏之后，奋六世之余烈，集七国之精华，对外北攘匈奴，开直道，筑长城，横连燕赵；南取百越，输兵勇，通灵渠，直贯两江，形成了现今中华版图的雏形，定鼎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同时对内推行新政，令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为中华文明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此外，秦帝国所采用的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参政议政的权利，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
然而，强大的秦帝国在始皇帝死后的短短三年就突然崩解了。其原因是复杂而多层次的：其一，秦国对外快速扩张、对内大兴土木，不恤民力，造成国内民怨极重；其二，对外兼并土地，多是蛮荒之地，无法再度采用“耕战”的方式以战养战，完成连续兼并战争，致使暴师千里国用不足；其三，对山东六国固有势力估计不足，没能在根除这些势力之后再对外扩张，给对手以可乘之机，在始皇帝死后，关东六国前贵族形成合流，最终推翻了秦二世的统治；其四，秦国实行郡县制军功爵，依靠的是广大平民和前奴隶的支持和拥戴，但秦二世亲信奸佞赵高，使得秦国纲常尽失，赏罚失度，因秦帝国尊崇法家，以法立国，某种程度上讲，也就等于是断送了秦帝国的统治根基；其五，始皇帝崇信方士，迷恋长生久视之道，对身后事宜安排不足，在其死后使得秦帝国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颇有贤能的太子扶苏不幸死于政治倾轧，赵高乱政，直接导致了秦帝国的覆灭。
司马懿和诸葛亮谁更厉害
司马懿和诸葛亮的不同之处，是他要对付的敌手和潜在的敌手更多一些。
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言听计从；曹睿视司马懿不过是老臣之一，并不十分信任。诸葛亮在西蜀，几无一人可与之相埒；而在洛阳朝中，曹真、曹休这些皇亲，陈群、华歆、王朗这些重臣，权势不小，与司马懿不相上下，并对他深怀戒心。刘备托孤时，要他的儿子对诸葛亮以父事之；而曹操早留下“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于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的评语。
因此，诸葛亮只有一个敌人，即曹魏；只有一个念头，即北伐；也只有一个手段，即诉诸武力。司马懿知道，魏之患在蜀，而不在吴，防蜀甚于防吴，但从曹丕起，攻吴之心重于攻蜀。司马懿知道魏强蜀弱，坚守不出，以逸待劳，则蜀必败，但朝野上下，势骄焰盛，务求必克。
他知道，功高不仅震主，也会引起同僚嫉妒，适度退让，以免锋芒过露，但又不能使人认为他不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长远来看，不宜急于和诸葛亮决战，可以在耐心等待中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又不能不打，朝野上下要看到他的战果。他也了解，一旦太辉煌，同僚嫉妒固非小事，主子猜疑则更加可怕；而无所作为的话，有可能被黜还乡，一败涂地。
所以，他得把握住，赢不能大赢，输不能大输，攻不宜太攻，守不宜大守的分寸感，要比诸葛亮难多了。由此可见司马懿的心机和他处于荆棘丛中的谨慎，以及善处左右的韬略。在当时诸葛亮、陆逊与他这三个堪称棋逢对手的主帅之中，应该说他处境最难，所以，他在政治上，也包括在军事上，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步步为营，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诸葛亮六出祁山，一次只能带一个多月的粮草，粮吃完了，仗也打完了，就得撤回去。所以，他是典型的追求速战速决的短期行为者。司马懿不仅要打败诸葛亮，打败蜀国，还要打败吴国，夺取魏国，变为一统的司马氏天下。他的目光，要比争夺几座城池远大得多。
司马懿不但在军事上是诸葛亮难以对付的对手，在政治上也表现不俗。他知道，诸葛亮必取武都、阴平，遂派郭淮、孙礼袭蜀兵之后。诸葛亮知道司马懿必有此举，亲率兵马，来袭郭淮、孙礼之后，前后夹攻，魏兵大败。在武都、阴平失守以后，司马懿料到诸葛亮不在营中，定去两城安抚百姓，派张郃、戴陵去夺蜀寨。诸葛亮却未离寨，并设下包围圈，以待偷袭。司马懿在这时以一种开阔的胸怀、大家的气度，承认“孔明智在吾先”。一个不怕承认失败的对手，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难怪孔明先生叹息：“彼深知我也。”
司马懿病死后，其次子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追尊他为高祖宣皇帝，祖母张氏为“宣穆皇后”。
唐代房玄龄等修撰《晋书》时，对张氏高度赞扬：“穆后一善，绩侔于十乱。”这“一善”是什么呢？《晋书·后妃传》给出了答案：“后少有德行，智识过人……宣帝初辞魏武之命，托以风痹，尝暴书，遇暴雨，不觉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见之，后乃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而亲自执爨。帝由是重之。”
司马懿跟曹操一样，也属于奸雄，《晋书·宣帝纪》称他“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他生在乱世中，“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当时曹操任司空，派人召他到府中任职，司马懿借口自己有风痹推托。曹操不信，派人夜间去刺探消息，司马懿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像真的染病一般。他的伪装暂时打消了曹操的怀疑，但因曝书遇雨，他慌忙起身收书，露了马脚。张氏情急之下，将撞见真相的婢女杀死灭口。为了配合丈夫的伪诈，张氏的行为，可谓残忍。
不过，曹操是何等人物，他还是看穿了司马懿的鬼把戏。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为丞相以后，用强制手段辟司马懿为文学掾。曹操明确对使者授意，“若复盘桓，便收之”。意思是，司马懿若再推辞不从，就杀了他。这下司马懿害怕了，只得就职。他小心谨慎，勤勤恳恳，“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最终赢得曹氏集团的信任，恩宠无比。
这位名叫张春华的宣穆皇后，对于帮助司马氏创立晋朝，功不可没。不过，像大多数男人有了权势以后就要变心一样，司马懿也不例外，他后来宠幸年轻貌美的“柏夫人”，“后罕得进见。帝尝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烦出也！’后惭恚不食，将自杀，诸子亦不食。帝惊而致谢，后乃止。帝退而谓人曰：‘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张氏倒是对丈夫情有独钟，但看到司马懿现在这副德行后，不知她是否后悔当初杀死无辜的婢女，以配合司马懿哄骗曹操的瞒天过海剧？
(一)难寻破绽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司马懿是作为诸葛亮的第一对手出现的。正是因为有了司马懿的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最终使诸葛亮的北伐大业惨遭失败。最后诸葛亮“秋风五丈原”，实际上是死于跟司马懿的对抗当中的。
对这么一个对手，这么一个非常顽强的对手，别人恨他还来不及，但诸葛亮不这样看待他，诸葛亮很欣赏司马懿，对他另眼相看。在司马懿还没有真正出场，没有大显身手的时候，诸葛亮就对他的人品、对他的特点了如指掌。他说：司马懿“乃世之英雄”(卷十九《孔明秋夜祭泸水》)。曹操评价刘备是英雄，是慧眼识英雄；诸葛亮评价司马懿是英雄，也是慧眼识英雄。在司马懿还没有建立赫赫军功的时候，诸葛亮就称他是“世之英雄”，这种眼光是很独特的。
而且，诸葛亮对司马懿还怀有一种恐惧感，一种内在的恐惧感。他坦白地说：“平生所患者，独司马懿一人而已。”(卷十九《司马懿智擒孟达》)
诸葛亮以“千古第一贤相”的美誉流芳百世，他一生不怕曹操，不怕孙权，当然更不怕周瑜、夏侯惇之流，这些人全不放在他的眼里，平生所害怕的唯独是司马懿。他看得很准，将司马懿视作他的真正对手。所以他觉得在战场上最好不要碰上司马懿这样的对手。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这么看重司马懿？
因为司马懿这个人在性格上是没有巨大缺陷的，他不像曹操，不像周瑜，这些人都有非常厉害的性格优势，同时也有非常明显的性格隐患。像曹操，非常聪明，智慧出众，但有时候会因为性格多疑而出现非常重大的疏忽。像周瑜，则气量过于狭小。这些性格缺陷，便于被人把握，在真正的战争中，容易受到致命的攻击。像司马懿这个人，他有点像下围棋的那个李昌镐，他每一步棋都让人找不出任何的破绽。虽然他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也没有太大的缺点，所以谁碰上这种人都会觉得非常难以对付。
(二)“牛皮糖”战术
诸葛亮“六出祁山”，表面上看似乎算无遗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最后他也没有消灭司马懿率领的曹魏军队。
我们看到，诸葛亮一直打胜仗，很热闹，但最终司马懿还是保存着实力，还是没有被打败。诸葛亮好像胜了，但从来没有大胜，没有彻底地胜；司马懿好像败了，他却也没有被彻底打败，因为他始终是有实力的。
在魏蜀两国长期对峙中，正是司马懿，愣是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诸葛亮恢复中原的雄心大志，从而成为诸葛亮战略上和战术上的真正对手。
作为对手，最让诸葛亮头疼的就是司马懿的那股劲儿，一种软磨硬抗的劲儿。司马懿采取的战略决策是：战略上防守，战役中固守。他相信自己最后会赢，所以从不担心在战争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地输。司马懿不停地在和诸葛亮“磨”，你来硬的我就来软的，你进攻我就守，你撤退我就追，反正我粘着你。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牛皮糖”战术：打不赢也打不垮，你急我不急，粘你没商量。所以，“六出祁山”形成一种僵持的局面。在这个僵持阶段里，由于诸葛亮神机妙算，司马懿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战。司马懿总是不会败到一败涂地，总是能够保存自己的实力，继续跟诸葛亮抗争，打持久战。
比如，诸葛亮三出祁山与司马懿交战时，司马懿坚持守寨不出，持续了半个月，一直不跟诸葛亮交兵。司马懿熬得住，诸葛亮可熬不住，因为他粮草不足，他恨不得速战速决。于是诸葛亮使了一个计谋，佯装拔寨退兵，以此引诱魏军。
第一次蜀军退出三十里下寨，张郃等将领提出追赶上去。司马懿认为诸葛亮退兵，绝对是诱兵之计，切不可上当。他说：“孔明必有大谋也，不可轻动。”十天以后，诸葛亮见魏兵按兵不动，又退出三十里下寨。这时候司马懿仍然不主张追击，他亲自到前线察看诸葛亮退军势头，断定说：“此乃孔明之计也。”结果又过了十天，诸葛亮第三次退了三十里下寨。这时魏军将领们沉不住气了，他们认为诸葛亮是使诈谋，用“缓兵之计，渐退入汉中”，因怕被别人耻笑，急于交战。所以张郃坚持要率兵追击，司马懿出了一招，说你率兵打头阵去进攻，我带部队在后头支援你，万一打败了，我还能帮你顶着。
于是张郃等率兵追击诸葛亮，结果正中诸葛亮的圈套，魏兵大败。退兵后，司马懿下了死命令，说：“今后切不许妄动！再有不遵，决正军法！”(卷二十《孔明智败司马懿》《仲达兴兵寇汉中》)他坚持自己这套软磨硬抗的战术，毫不动摇。
(三)多疑与谨慎
当然，这种战术跟司马懿的性格大有关系。司马懿的性格虽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至少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他的多疑，特别地多疑，在这点上他很像曹操。正因为他多疑猜忌，所以办事非常谨慎。尤其是碰上诸葛亮这样的对手的时候，他更是极其小心谨慎，极其多疑多虑。
其实，多疑并不一定就是缺点，有时它可以成为一个优点，前提条件是多疑要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了解自己的长处，也了解自己的短处，同时我也看到对方的长处和对方的短处。这样以我之长攻人之短，这是可以的；而守住我之短，防备敌之长，这种多疑也是应该的。因为我应该更充分地估计你的长处，以便做好更充分的防备。
但是从司马懿的具体表现来看，他的多疑有时并没有真正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有时小心谨慎到了过分的地步，这样就不免贻误战机。
最典型的就是“空城计”一战。“空城计”这一战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诸葛亮神机妙算，他的“空城计”是一个很高的绝招。有人认为是司马懿的失误，因为司马懿多疑，认为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以致贻误了战机，使蜀军得以安全脱险(卷十九《孔明智退司马懿》)。不管怎样评价，“空城计”的结果是保证了蜀军的安全脱险。蜀军在大败的情况下，以“空城计”的计策安全脱险，这是很不容易的。
京剧《空城计》把司马懿大大地调侃了一番。剧中，诸葛亮从容不迫地摇着鹅毛扇，坐在城头唱道：“我正在城头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当时司马懿已经兵临城下，诸葛亮却如此地闲雅自在，足见他是何等地聪明、自信！
司马懿到了城外，手握重兵，心里彷徨，生怕城里有埋伏，胆战心惊，估算半天到底还是不主张攻城。最后得知原来只是一座空城的真相以后，他自我解嘲地说：“司马呀司马，你的胆子也太小了；诸葛呀诸葛，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他觉得诸葛亮从来没有这么大胆，怎么这次这么大胆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一事件。古人说：“料事者先料人。”要预料一件事情，首先要预料一个人，要充分吃透一个人。“能料愚者，必不能料知；能料知者，必不能料愚。”聪明人只有跟聪明人一起，才能够知己知彼。聪明人若遇上一个愚蠢人，就无法猜透他。你可以明白地去琢磨一个聪明人的所作所为，却无法估计一个愚蠢的人，他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诸葛亮是个聪明人，他的对手司马懿也是个聪明人，所以诸葛亮才能神机妙算，算定司马懿不敢贸然破城。如果诸葛亮赶上的是张飞或者曹仁、曹真之流，他们没准就不管有没有埋伏，先冲进城去再说，反正输就输了，输了也先打个痛快，那就真把诸葛亮给活捉了，这个“空城计”就玩不成了。
所以，“空城计”的故事，不仅表现出诸葛亮的智高和胆大，也不仅表现出司马懿的多疑与谨慎，同时也表现出司马懿的过人智慧。
更重要的是，“空城计”故事还表现出司马懿的战略决策，他决不轻举妄动，不轻易涉险，一门心思为了保存实力以便跟诸葛亮软磨硬抗到底。我输一场、输两场，让你笑一次、笑两次，都无所谓，反正我就是要跟你磨的。既然要跟你磨，我就不怕输，输了一场两场无所谓，只要最后我能大胜，来日方长呢！这正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四)并非“恐亮症”
有人认为司马懿得了“恐亮症”，一听到诸葛亮的名字就头疼，一遇到诸葛亮就吓得胆战心惊，怎么也不敢跟诸葛亮打。实质上并不这样。试猜想，一个得了“恐亮症”的人，能在“六出祁山”长时间的对抗当中，一股劲儿地跟诸葛亮打，坚持抗争到底吗？显然，司马懿内心中并不是害怕诸葛亮，而是非常看重诸葛亮。他只不过是知己知彼，知道自己绝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不和诸葛亮硬碰硬地对着干罢了。
还是三出祁山时，司马懿算计诸葛亮必然袭取武都、阴平两城，便派郭淮、孙礼偷袭蜀兵之后。但是诸葛亮早就料到司马懿必有此举，便亲自率兵马从后面包抄郭淮、孙礼，前后夹攻，魏兵大败。司马懿输得服服帖帖，赞叹说：“孔明智在吾先”，诸葛亮的智谋从来是算在我的前头的，所以“吾智不如孔明也”，这点他心里非常清楚。
这一战以后，司马懿又算计诸葛亮必然亲自去武都、阴平两城安抚百姓，不在营中，便派张郃、戴陵引一万精兵，去夺取蜀寨。没想到诸葛亮并未离寨，早就设下包围圈，等待魏兵来偷袭，结果将魏兵杀得丢盔弃甲。司马懿不得不惊叹道：“孔明真乃神人也！”(卷二十《孔明智败司马懿》)
遇到像司马懿这样的敌人，有着开阔的胸怀和坦然的心态，能够在失败的时候还由衷地佩服对手，令诸葛亮不得不另眼相看，费尽心机。
战场上也好，商场上也好，生活中也好，可以设想，我们最怕碰到的应该是司马懿这样的对手。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如你，明明知道斗不过你，但是他始终要和你抗争到底，而且始终也不怕失败。他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一次又一次地被打趴下了，却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尘土，继续跟你打。就跟拳击赛一样，被打趴下了，还要硬挺着站起来，继续跟你打。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身体上不趴下，能继续站起来打，而且在精神上也不趴下，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不到最后，决不服输。
这让人想起《西游记》小说里的猪八戒这个人物。猪八戒也老是打败仗，但他失败了以后，总是自我解嘲，说“我不能倒了我的旗枪”，就是说我再失败，我的精神不能倒，我的斗志不能垮。猪八戒一看到唐僧被妖怪捆着，无奈地流泪痛哭，他就说：“师傅，你不能这么软弱，师兄还在外边呢，他能来救咱们的。咱们再怎么输，也不能倒了咱们的旗枪。”
司马懿就是这个特点，再怎么失败，他也绝对不倒了自己的旗枪，不垮了自己的斗志。司马懿毫无畏惧地面对诸葛亮这个神话般的人物，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勇者精神，诸葛亮的对手的确非他莫属。
当然，司马懿屡战屡败，这只是小说家言。在历史记载中，司马懿跟诸葛亮还是有一拼的，至少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蜀、魏两军在渭南一带进行“拉锯战”的时候，互有输赢，诸葛亮也有过多次被打得溃不成军的经历。只是小说家为了神化诸葛亮，把司马懿写得几乎不堪一击，只能乖乖地当“缩头乌龟”。
最重要的是，司马懿总能够在败中求胜，这是很高的招数。
当诸葛亮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六出祁山，好像一直在打胜仗，把司马懿打得焦头烂额。这时大伙都不看好司马懿，甚至连他身边的将领都不看好，传到朝廷里也有好多人不支持他。当然皇帝这个时候还是支持他的，因为他认定司马懿这个战术是可行的。因为诸葛亮几次出祁山，最后都是无功而返，这个事实已经说明司马懿这套持久战、拉锯战的战术还是行得通的。
在战场上，司马懿一旦认准了死理，就一点儿也不动摇，坚持既定的战略方针，打不垮诸葛亮，愣是要把他拖垮了事，决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把自己看作“缩头乌龟”。
六出祁山时，诸葛亮在上方谷取得胜利，差点儿把司马懿父子烧死。这时候应该是天意，下了一场大雨，司马懿父子安然退出。
司马懿逃此大劫以后，心里明白，诸葛亮的这支军队实在太了不起了，自己一时头脑发热，冒险追击诸葛亮，才有此大难。于是他躲进营寨，坚守不出。
诸葛亮一来粮草不足，求胜心切，二来也想乘胜追击，趁热打铁，所以他多次让人在魏寨前头骂阵叫战，激怒魏军。但是司马懿却认为，大败之后，交战不利于己，因此坚决不出战。我斗不过你，难道还磨不过你吗？
这时诸葛亮使了一招，派遣一位使者，送了一套妇女守丧时穿的衣服给司马懿，还写信激怒他，说他就像寡妇一样，“甘分窟守土巢而畏刀避箭”。
司马懿一看到孝服，脸色就变了，但他马上沉住气。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确是性格多变，他很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心中大怒，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装着一脸笑，说：“视我为妇人耶？吾且受之。”妇人就妇人，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热情地款待使者，当着使者的面，一字不问蜀军的虚实，只是打听诸葛亮每天睡几个小时，吃几碗饭，平时忙不忙。使者如实相告，回答说：“丞相夙兴夜寐”，一大早就起来了，晚上很晚才睡觉。“罚二十已上者皆亲览焉”，打20板子以上的人，他都要亲自过问，就是事无巨细，全部都要亲自过问。“所啖之食，不过数升”，每天就吃几升粮食。我考证过，东汉末年这数升米饭，大概就是五六两。一天只吃五六两米饭，又没有多少肉可吃，这个饭量的确是很小的。司马懿听了这段话以后，感叹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吃得这么少，工作又那么繁重，这能坚持多久呀！使者回到五丈原，把这话如实说给诸葛亮听，诸葛亮不由得叹息道：“彼深知我也！”司马懿真的很了解我啊(卷二十一《孔明秋夜祭北斗》)！
我们知道，心理学上有一种很特殊的方法，叫作“心理暗示法”，就是古人讲的“攻心为上”。按我个人的理解，司马懿在这儿也采取了这种“心理暗示法”。这种说法也许有点深文周纳，有点揣测，但事实上这种方法最终还是发挥了作用。司马懿让使者把他的话转告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实际上他是在暗示孔明，你吃得这么少，却这么操劳忙碌，你还能活多久呢？
这种“攻心为上”的心理战术果然很奏效，小说写道，诸葛亮自从听了司马懿的话以后，“自觉神思不宁”。诸葛亮果然上当了。
司马懿很有耐心地在等待着，他一点也不着急，因为他知道，诸葛亮这么操劳，吃不饱，睡不安，肯定没有几天活头了。
果然，诸葛亮像油灯似地耗尽了最后一滴油，不久就发病死在五丈原。司马懿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真是“不战而胜”。
诸葛亮死的时候是54岁，而司马懿比他大两岁，56岁。一个比你年龄大的人，敢跟你熬，想的是“咱们就来熬吧，反正我年龄比你大，咱们熬熬看，看谁熬的时间长”。结果司马懿果然就比诸葛亮熬的时间长。从这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确是笑到了最后，所以能笑得最好。
当然诸葛亮临死还使了一个奇招，就是所谓“死诸葛惊生仲达”。
司马懿深通天文，当天晚上他算天象，认定这次诸葛亮肯定死了，于是第二天蜀兵败退时，他就派兵追击。他早就被诸葛亮吓坏了，从来不敢追击蜀军，这次好不容易壮着胆去追击。没想到诸葛亮早就让人把他自己塑成一个木雕的形象，当司马懿大军追上的时候，把这尊雕像放在车上推出来，吓得司马懿立刻退兵。
司马懿这次虽然又被诸葛亮的遗计给蒙骗了，没有穷追蜀军，但他还是大度地笑着，自我解嘲说：“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诸葛亮活着我能算过他，死了我算不过他。实际上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司马懿从来也没有算过他。这下反正诸葛亮死了，他可以吹吹牛了。作为一个胜利者，司马懿说起这话来当然脸不红心不跳，坦然自若。“死诸葛”地下有知，说不定会被气得活转过来。
不过无论如何，司马懿是笑着说这句话的，他的确是笑到了最后。
(五)孰高孰低
有人认为司马懿比诸葛亮还高出一筹，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我们在评价司马懿和诸葛亮的时候，不应该只去评价他们个人，还要联系到他们背后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力量。
从表面上看，司马懿背后站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魏国，而诸葛亮背后站着的是一个非常弱小的蜀国，所以这两个人之间的政治对比，事实上形成一种不平等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两个人博弈的过程当中，诸葛亮事实上越来越紧张，司马懿却越来越松弛。因为诸葛亮根本就输不起，司马懿他能够输，他经得起输。所以诸葛亮到最后，他越不能输，就越会有一些战略上或者战术上的失误；而司马懿能够输，他反而能够扎紧脚跟，慢慢地做起一番事业来。
虽然历史是不以胜败论英雄的，但是即使我们不论胜败，也不能不肯定，在某种意义上，司马懿的确要高出诸葛亮一筹，他能笑到最后，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从深层次来看，诸葛亮在“六出祁山”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曹魏；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北伐恢复中原；而且也只使用了一个手段，就是诉诸武力。这是非常明确，一往无前的。
后主刘禅对诸葛亮，虽然有几分畏惧，却不得不言听计从，唯命是听。所以诸葛亮在西蜀的地位，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话是算数的，他能够甩开膀子“六出祁山”，全力以赴地对付司马懿。
但是司马懿不一样。身在魏国的司马懿，比起身在蜀国的诸葛亮来，处境无疑险峻得多，他同时需要对付公开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他正面对抗的是以诸葛亮为军事统帅的蜀国军队，背后对抗的则是魏国上上下下君臣们对他的不信任。在“六出祁山”的过程中，他的处境一直非常微妙。
如果对事件背后的政治背景有所了解，我们就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司马懿为什么一直采用“蘑菇战术”。因为司马懿知道，从长远来看，他并不宜和诸葛亮决一死战，只能在等待中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是他又不能不跟诸葛亮交战，因为要让魏国的朝野上下看到他的显著战果。
司马懿更知道，功高不仅会引起同僚的警惧，甚至会产生“震主”的效果。他一旦战果太辉煌了，同僚嫉妒，还是小事，君主猜疑，更加可怕。所以在蜀魏相争的战场上，他必须适度退让，以免锋芒过露。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让人觉得他无足轻重，无所作为，那也有可能被黜还朝，剥夺权力，解除兵甲，一败涂地。
所以，在蜀魏相争的战场上，司马懿得时时把握住一种分寸感，赢不能大赢，可以小赢，输也不能大输，只能小输，保存实力；攻打不宜太猛，太猛了会伤亡太重，退守也不宜示弱，示弱了就失去精神。所以，他做人要比诸葛亮难多了。
尽管处境如此困难，司马懿还是能够笑到最后，取得最后的胜利，你能不佩服他吗？他在军事战场上，实际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政治智慧，这不能不令人惊叹。
司马懿和诸葛亮他们俩谁更有才能？如果从纯功利的角度讲，司马懿的才能是要远远大于诸葛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可以从当年二人在渭水前线打的一仗看出来。我们都知道，在战场上没有什么公理法则，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最终打败了敌人，就是胜利者，而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当年诸葛亮伐曹操受到司马懿的阻击后，一筹莫展，无计可施，说得难听一点已经是黔驴技穷了。而反观司马懿，却处之泰然，游刃有余。诸葛亮被司马懿拖一个半死，实在没有办法，竟然想到要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的衣服来刺激他，这也太小儿科了，古今中外哪有这么用兵的？而从战争的结局来看，二人的高下就更加明显了。诸葛亮打不过司马懿，气得不行，于是秋风五丈原，连翻盘的本钱都丢掉了。而司马懿呢，回到魏朝后一门心思地开创了大晋王朝，成了“晋史”的主角。上面说的是军事才能，而政治才能诸葛亮就更差了。且不说司马懿老谋深算，活活把一个曹魏王朝拿了下来，就是司马懿欲擒故纵活捉曹爽那一下子，也是诸葛亮一辈子都学不会的。而反观诸葛亮，他虽然也把持着蜀汉政权，但却玩得力不从心，险些将自己累死。最后，蜀汉还是因为人才缺乏而最先灭亡了。
俩军交手过吗？谁赢了？这个问题其实上面已经回答了，当然是司马懿打败了诸葛亮，诸葛亮还把一条姓命搭了进去。后世的人们神化诸葛亮，〈三国演义〉写得二人交战经常是诸葛亮打得司马懿落花流水，但那都是后人的杜撰，当不得真。
他们的才能被刘备和曹操限制过吗？这个问题不好说，因为人才只存在重用不重用，而没有限制不限制的说法。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一般，所以刘备并没有让他打什么仗，只让他搞后勤。而诸葛亮的后勤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也可以这样说，刘备虽然没有完全发挥出诸葛亮的才能，但也是给了诸葛亮充分的政治舞台的，没有限制他。说到曹操是不是限制过司马懿，那可能还是有的。曹操善于观察人，他认为司马懿久后必反，所以对司马懿有较大的戒心，没有放手使用。只是司马懿工于心计，他明知曹操对自己不信任，于是工作更加卖力，终于曹操打消了疑虑，没有太为难司马懿。等到曹操死后，曹丕上台，司马懿的机会便来了。所以，曹操虽然限制过司马懿，但这个限制被司马懿巧妙地化解了。从这个层面来看，司马懿仍然比诸葛亮要高。
孔孟一家是千年错误的说法，孔孟并非一家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学者（公元前551～前479年），他首开私学之先河，创立儒家学派。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学者（生卒年不详，一说前385～304年，一说前372～前289年），他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对儒家学派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孔子生于山东曲阜，孟子生在距离曲阜仅数十里的邹县，他们都曾沐浴着以五岳之首的泰山为中心的齐鲁文化。
《孔子》
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汉武帝认识到孔子学说有利于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因而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尊奉孔子为圣人，尊称孟子为亚圣；上至天子皇帝，下至百姓黎民，以及孔孟后裔，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或认为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或完全一致，简言之即所谓的孔孟一家。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或许也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政治阴谋。因为，实际情况是，孟子的学术思想一部分继承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孟子自己的创造，而这后一部分内容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孔子。
《孟子》
孔子倡导的社会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问题在于，当君王不尽君王的责任时，或君王胡作非为时，人们没有正当合法的途径去纠正君王的错误或更换君王。对这个难题，孔子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但是他没有找到或不愿提出解决的办法。对比下，孟子则鲜明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他第一个明确主张，民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为了约束君王的行为，孟子主张在任命或罢免官员的问题上，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大臣说了算，而是必须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允许君王的亲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说了算，同样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也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他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事实上，孟子的上述主张，都是孔子未曾提出过的，这表明孟子的学术思想、政治理念与孔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孔孟并非一家。
其实，孟子与孔子思想存在着本质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
明代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孟子》书中的一些主张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从孔庙里迁出，但是他冷静下来后，却发现把孟子像放在孔庙中还是实在很有必要的。这是因为，只要宣扬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远屈居亚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张的正确与否，也就必须以孔子思想为准；这样便可以用正圣压制亚圣，用孔子的思想埋没孟子的思想，从而扼杀了孟子倡导的民主思想的传播。
在春秋战国这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墨子主张民众有权参与国家政事，墨子的信徒还建立了严密的团体组织，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身体力行。对比之下，孟子则属于理论家，而不属于政治家，他希望从理论上说服君王采纳一种类似“君主立宪”的管理方式。但是，对于封建专制帝王来说，最有价值的学说，乃是孔子的主张，因为孔子的主张有助于维护既成的格局，这是期望着永远坐稳天下的皇帝最欢迎的（打天下的人都不用孔子的学说）。因此，孔子及其学说备受历代封建帝王的礼遇，而墨子的学说则受到了冷遇，孟子的学说则受到了“招安”。遗憾的是，个中奥妙，一般文人学者，并不明晓；至于普通百姓，更是被蒙在了鼓里，其标志即相信“孔孟一家”。
另外，单纯在儒家的问题上，孟子不如孔子，如果没有孔子整理、编纂五经并以圣王之道兴办教育，根据春秋时期的局势，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是不可能形成的，是孔子的毕生努力奠定了儒家的基业。这一点，孟子的头脑是最清醒的。孟子认为，伯夷、伊尹、周公、孔子等都是古之圣人，他们中的哪一位也比不上孔子。他说：“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秋雨并无诋毁古人之意，只是谈谈个人看法而已。
中国古代妻妾妓如何共存？
妻妾共存是中国特色的婚姻制度。多数西方国家，实行一夫一妻制。西方的男人当然可以找情人，嫖妓女。男人找情人，是一夫一妻制之外，他们在感情上的补充；而嫖妓，则更多是男人发泄剩余性能力的需要。但这些都不可能在法律上纳入家庭范畴。家庭之内，只有丈夫和妻子是合法关系。
在古代中国，则大大不同，妻子和妾，或者数个姬妾，能够相安无事地被放置在一个家庭之内，这确实是世界婚姻制度的一大奇观。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是“一夫多妻制”。但这话存在问题，如果你当真生在古代而说这句话，一定会被人目为不守礼法之徒，因为妾是没有资格与妻并称的。中国古代，仍然是一夫一妻制，妾不能算做合法配偶，如果一定要说，那就只能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中国的“妾”，最初来源于氏族社会的“媵”制。这是一种氏族首领才有资格实行的婚姻制度。即女儿出嫁时，岳家必须以同姓侄女辈陪嫁。陪嫁过去的姊妹，自然属于媵妾，比之一般的女奴，媵妾的地位便高了许多。但这一制度实行不了多久便告夭折，因为哪个君王愿意让自己的女儿或侄女屈尊做小老婆呢？所以后来陪嫁的女人便换成了女奴，甚至很多便是花钱买来的。如此一来，妾的地位便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由于出身问题，妾在家庭中的地位便非常低下，仅仅比丫环的地位略高。她们在家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丈夫生儿育女，完成家族继统的任务，二是满足丈夫性的需要，成为丈夫泄欲的工具。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妾大多年轻漂亮，又有点**，往往是男人钟情的对象。因为既然是“纳”，便肯定是看中了，如果是个令人大倒胃口的女人，男人又怎么会费尽心思去“纳”她们呢？
男人纳妾，更多是炫耀心理的反映。有实力的男人，往往便以小老婆的多寡当作自己成功的标志。要不连靠乞讨为生的齐人都娶个一妻一妾哩。据说民国时的袁世凯便有十八个小老婆，而当时的另一个糊涂军阀张宗昌，尽然连自己有多少个小老婆都不知道。
然而养小老婆是要花代价的，就像现在包二奶一样，非有钱人不可。于是更多的男人把眼光瞄准了妓女。
中国古代，男人嫖妓，一方面是生理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更多是寻求文化与心理的认同。在一个讲究“三从四德”的社会里，妻子无才便是德，怎么能和丈夫谈论琴棋书画呢？这一角色，非妓女充当不可。
人们对中国古代妓女的描述是诗意化的。正如在林语堂《妓女与妾》一文中所说的:“妓女是以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中国古代的男人在家庭中尝不到爱情的滋味，便只好到青楼里寻找。
要命的是，与妻子相比，青楼女子更容易捕获男人的“芳心”。一方面，她们风华绝代，骨子里透出一股媚态，让男人欲罢不能；另一方面，她们往往是不错的艺术家，能歌善舞便已不简单了，再加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如此才色兼备者，怎不让男人流连忘返，乐不思家呢？于是很多男人便动了将妓女娶回家去的念头。
一般说来，妓女从良之后只能做妾，这是宗法制社会对男性的约束。因为娶妓为妻，玷污了家庭与家族血缘的纯洁，败坏了门风。因而历史上，能娶妓为妻的男人真是打灯笼难找，明末清初的龚鼎孳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名妓顾横波娶回家做夫人，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不过比起他从明朝到南明，再到清朝为官，这点“胸襟”只是小菜一碟。
但即便是娶妓回家做妾，也并非那么容易，因为他必须征得妻子的同意。如果说丈夫在外花天酒地，妻子尚可忍受的话，那么，娶妓回家，她们却是一万个不愿意。因为在她们看来，妓女不属于家庭中的一员，不存在争宠与分财产的问题。所以妻子虽然不满，但有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是馋嘴的猫偶尔偷腥罢了。
妾就不同了，她们进入家庭，便直接从感情和经济上威胁到妻子的利益，因此妻子不会坐视不管。由此联想到现在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妻子往往对丈夫嫖妓不闻不问，而对丈夫包二奶则会大吵大闹。原因何在？便是因为嫖妓只是身体的背叛，而包二奶、养情人，则是身心的背叛，孰轻孰重？明眼人一目了然。
如此一来，能够容忍丈夫娶妓回家的妻子便极其罕见，值得大书特书。古代有个官员叫林茂叔，在建昌县当官时与一名妓楚娘相爱。两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林茂叔想娶楚娘回家，但妻子不批准。一次楚娘题诗于壁以寓意，诗云：
去年梅雪天，千里人归远。今岁梅雪天，千里人追怨。铁石作心肠，铁石刚独软。江海比君恩，江海深犹浅。
此诗令林妻感慨万千：“人非木石，怎么就不能相容呢？”于是三人大被共寝，妻妾相安无事。
然而这样的例子毕竟不多见。多数情况下，丈夫动用夫权将妓女娶回家，妻子要保持贤惠的名声，不会明目张胆地反对。但实际上，背地里她会动用小诡计，给新过门的妾一个下马威。妾其实也知道她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但从良的愿望依然支持着她去冒险，明知是火坑，她们依然会往里面跳。名妓王巧儿看上了书生陈云峤，想嫁给他为妾。老鸨警告她说：“陈云峤的老婆是铁太师之女，忌妒心很重，你到她家，必定会受到她的凌辱！”但王巧儿斩钉截铁地说：“我只是一名妓女，蒙陈公子厚爱，陪伴左右，就是马上死了，我也无怨无悔！”妓女做到这个份上，王巧儿的痴情令人感动！
当妓女终于实现从良的愿望，如愿做妾后，她们的命运并不会由此改变。因为一个过惯了青楼卖笑、迎来送往生活的人，是很难适应家庭那令人窒息的气氛。毕竟，在家里调情总须顾及周围人的反应，要不便会扣上“有违妇德”的帽子。所以张春帆在小说《九尾龟》中，借嫖客高手章秋谷之口说道：“所以依我看来，花柳场中只可暂时取乐，就如行云流水一般，万万不可认真，免得后来烦恼。譬如一树名花，种在那水边篱落，临流照影，姿媚横生，你就天天的载酒看花，暂时领略，也未尝不妙，何若一定要伤根动叶，把他移到家中？虽然锦帐雕栏，殷勤爱护，却是离开了他自己的托根之地，未免水土不宜，雨露不润，眼看着那一株可爱的名花不由的叶萎花落，渐渐的憔悴起来。这还算是好的，更有硬硬的折了一枝，把他供在花瓶之内，天天相对，爱惜非常，却过得不多几天，依然枯死。假使花能解语，你问他可是愿意的么？大抵上海的倌人，只好把他当作名花娇鸟一般，博个片时的欢乐。若定要将他娶到家中，就免不得要杀风景了。从古以来，煮鹤焚琴，蹂香躏玉，煞是伤心，这就是这班妓女嫁人的小影。”这是站在男权角度上的立场，它其实反映了嫖客与妓女心理的两个层面：视妓女为玩物的嫖客心理与玩笑风尘的妓家心态。
此外，从良的妓女还必须面对社会的冷眼。宗族祭祀、家庭会议，她都没有资格参加。虽然从良了，但周围的人依然会拿她当妓女看待。更要命的是，当初拼命将妓女纳进门来的丈夫，对她的情意又会维持多久？多数情况下，男人娶妓为妾主要看重的是女人的才色，一旦年老色衰，又一旦另有新欢，那么妾便只有被遗弃的份。因为在多数男人看来，抛弃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便如同抛弃一件旧衣服一般。裔昭印在《从家庭和私人生活看古雅典妇女的地位》一文中写到：“（妓女）虽然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这恰恰是她们低下社会地位的标志，因为在雅典人的思想观念中，受人尊敬的妇女是呆在家中的。雅典的公民妇女决不会羡慕这些能够进入男性社会充当伴侣的妓女，正像波梅罗伊所说：‘某些妓女也试图像一位受人尊敬的妻子一样活着，但是没有一位公民妻子想做妓女。’”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妾的妓女在家庭中不但比一般的妾地位低下，便是地位最为卑贱的丫环，也可以从她们那里获得心理优势。
妾的日子不好过，并不是说妻的日子便好过。事实上，中国古代婚姻，大多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它注定男人会到外面去寻找属于他的爱情，这也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宗法制社会赋予男人的权利。但内心深层次上，男性往往将女性当作一种财富来占有，而且不许别人染指。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男人会把红杏出墙的妻子作为自己最大的羞辱，而自己去风流快活则认为是一种时髦与潇洒。然而这样的认识却获得了大众的普遍认同，究其实，在于它已成为男权主义引导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如果读者有进一步深入的需要，笔者推荐可以参看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其中不乏关于妻妾妓的精彩论述。
李白唯一没有搞定的女人是谁？
唐朝大才子李白，因为当代语文教材的原因，他给国人留下的印象只是豪放派诗人，而关于他的私生活，国人知之甚少。史料中关于他的婚恋，最详实的资料也只有魏颢《李翰林集序》中的一段话：“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就是这么简短的几句，却让后世的学者伤透了脑筋，为李白究竟生了一男一女还是只有一女而争论不休。碧华今天不想再陷入这种论争的泥潭， 只想说明一点，至少结过四次婚的李白，在那个时代以他的才情，对女人应是呼之即来，而女人们仰慕他把他当做最大的偶像是不容怀疑的。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风华绝代的男人，却在一个女人面前碰了壁！
一首《相逢行》暴露了他的隐私——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金鞭遥指点，玉勒近迟回。夹毂相借问，疑从天上来。蹙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锦衾与罗帏，缠绵会有时。春风正澹**，暮雨来何迟。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当年失行乐，老去徒伤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旷佳期。
这首诗写的是他的艳遇，一个秀色女子，坐着极豪华的“云车”，可以想象，刚去拜见过皇上的李白正春风得意，李白见了她便主动地打了招呼，这女子也不害羞，“金鞭遥指点”，就把李白带到了一处娱乐场所，两人观看歌舞，一起碰杯饮酒，让李白心旌摇**，直把她当做了天上来的仙女。而且可以肯定是豪华包厢，只有两人相处，并且可以推断，喝了酒的李白有了冲动，对秀色女子提出了亲热的要求，在李白的心里，一个陌生的女子愿意与自己秘会，一定可以得手的，谁知这女子竟拒绝了！所以他恼怒地说：“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这句诗很露骨，意思是你这美人儿撩得我神魂颠倒，却又要保持贞洁，那还不如不见面！看这喝酒了的李白多么混帐，倒责怪起那女子不该陪他玩乐。
然后，当朝大诗人李白又对这女子进行了反复的引诱，直接提出要发生肉体关系， “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你何必独守空房呢？ “春风正澹**，暮雨来何迟。”“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趁着我还身强体壮，你也青春貌美，我们不如行**吧！别说是当朝最大的偶像，就是一般的官员，如此反复勾引，一般的女子也会借“醉酒”顺水推舟，而从诗的结尾来看，那女子拒绝了李白厚颜无耻的要求，就在起身离开时，李白仍提出再找机会一起缠绵，这样的场景，让碧华看到的就不是高大的李白形象了，简直如当今一些夜生活场所里的无赖小儿。
这是李白所有关于女性的诗歌中，唯一弥漫着失败情绪的一首，凭着才气和皇上对他的器重，李白在当时正春风得意，名声远播，女人们主动投怀送抱是很自然的事。谁料到在这个女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呢。于是，碧华对这个女人来了番揣测，这个女人非等闲之辈，她坐的是豪车，熟悉豪华娱乐场所，李白在拜见皇上之后“出银台”时遇到的，也就是在官府区附近相遇，证明此女人一定是达官贵人之妻，但文职官员，李白一般都熟悉，或许这女人是某将领之妻，将领驻军在外，她不得不独守空房，孤独寂寞时才常去娱乐场所散心，虽说答应了与李白一起休闲的要求，却仍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只是无法得知，这女人的真实身份和姓名，所以让李白的诗中充满了神秘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