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跳槽者和傲气十足的管理大师
每个人都想从路易斯·格斯特纳（Lou Gerstner）碗里分一杯羹，现在他的股票正逐渐回升。在最近一次关于互联网世界的发言中，他吸引了大批商报的自由摄影者。在随后的旅行展示活动中，无数记者追踪报道他，商界显贵们奉承巴结他，还有众多网迷围着他转，为的是能得到他的亲笔签名。他拒绝了白宫的邀请（“没空。”他说）。他甚至成了《危险》一书的主角。如果已知的答案是：1993年路易斯·格斯特纳成为统领IBM这个电脑巨人的第一个门外汉，你能猜出问题是什么吗？
对这位讲究体面的执行总裁来说，所有这些关注都是始料未及的，但也未必多余。这位体格魁梧的商界奇才一改过去不修边幅的陋习，换上了高档的细条格衬衫。作为一个严谨的人，格斯特纳有远大的志向和强烈的紧迫感。从早到晚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一刻空闲，他力求在每一分钟都能有钱可赚。街上散发广告招贴的报童一眼就能认出他来，因为那不是比尔·盖茨或安迪·格鲁夫，也不是马克·安德森，而是大名鼎鼎的路易斯·格斯特纳，地道的哈佛MBA出身，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最完美的典范。出道不久，他就在Amercia Express（美国运通）公司展露头角。可有一天他给美国运通执行总裁吉米·罗宾逊留了张便条，从此便不见踪影。后来他煞费苦心获得了RJR Nabiso烟草公司的控股权，就在公司如日中天之际他又弃之不管。格斯特纳也许是最自由散漫的商人，随时都在为寻求更多的金钱、荣誉和特许权四处奔忙。无论在哪儿，他都毫不掩饰地吹嘘自己的精明能干，却又在离去的身影后留下了各种没有答案的疑问。现在所有人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在IBM濒临破产边缘时，他毅然接下了这个烂摊子，并且做得出人意料的好，但他愿为IBM 驻足去重现它昔日的光芒吗？
面对这个问题，格斯特纳似乎仍在犹豫。一方面他说：“我在这里只能算是热身，我还不准备给自己定型。”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在续职问题上他仍没能与董事会达成共识。“有时候我也问自己，我还会干多久？”直到最近他仍徘徊不定：“我只能说我基本完成了所要做的事。”
格斯特纳早在商务学校时就能一人同时为三件商务案例分析提供原始资料，他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个人经历。但要想从他口里套出点什么就如虎口拔牙一般困难。对来访的记者他总是粗鲁地拒绝：“你别想知道我的秘密。”数日前，在被问及“你的抱负从何而来？”时，他回答说（还是用那种蛮横无礼的口气）“我不知道，我是左撇子，你难道也想知道我的左撇子从何而来？”
格斯特纳的言行一直让人捉摸不透，他被捣到聚光灯前时就像灯边的飞蛾般充满**，但对自己的私生活他是绝对地守口如瓶；他是天主教徒，每周都会到教堂作弥撒，可他却常常触犯教会的清规戒律；他的智力发育让教育学家无不震惊，在一个EQ（情商）刚刚风行的年代，格斯特纳全是IQ（智商）。他经常训斥下属，可总有人宁可舍弃工作也会对他死心塌地；他憎恨浪费他时间的人和东西，但他同时又是一名细心的园丁，喜欢尝试种植文竹这种费神的园艺；他对打高尔夫球非常痴迷，却厌烦打球的礼仪规矩。最近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打球时，他与同伴赶上了比他们先开球的一个四人组。当别人彬彬有礼地让他先打过去时，他却对着前面的球洞嘟囔了几句，挥杆之后拔腿就走而没表示任何谢意。
许多公司老板都对这个把IBM从地狱中挽救回来的格斯特纳表示欣赏，但一些人也流露出对他傲气的不满：“他很能干，也很务实，但他不该就此傲慢无礼。尽管他很出色，但如果我是老板，我不会雇他。我们始终没搞懂他为什么会那样表露自己。”
对此格斯特纳说：“我很认真，喜欢接受挑战。我很专注，直率，也很强硬。是的，有时我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遗憾，但我不喜欢别人在我背后说长道短。每次开董事会，我总是提前两分钟到场，会后就马上离开。我不想因来得太早而去喝咖啡，也不想在会后留下来吃午饭。”事实上，通过神秘的外衣，我们能看到格斯特纳的许多鲜明个性。但还有一点，那就是格斯特纳鄙视“骄兵必败”这个成语。
◇从书桌上瞭望世界是危险的
1993年愚人节那天，路易斯·格斯特纳入主IBM成为这家快倒闭的公司的执行总裁。在那场桌面办公设备的“革命”中，IBM多年的基业几乎全被夷为平地。所有人，包括IBM自己的管理者，都对这家公司心灰意冷，IBM股票暴跌。前任执行总裁约翰·阿克斯把公司拆成了13块，试图从某些部分收回股本。那时IBM一片混乱，但没人愿挽救它。尽管一群大集团公司的“英雄”们作了些尝试，这些人包括通用电气（GE）的杰克·威尔奇，联盟信号（Allied Signal）的劳伦斯·波斯蒂，依斯特曼—柯达（Eastman－Kodak）的乔治·费舍尔（后来他去了摩托罗拉），但终究于事无补。一开始，格斯特纳也对IBM不抱希望：“我仿佛看到它已被戴上了死神的光环，我想它是没救了。”
桌面设备“革命的创伤”随处可见。曾一度以终身雇用制闻名于世的IBM已裁减了近半数的雇员（从1986年的406000人减到了1994年的219000人），它注销了200多亿美元的资金，使它的负债率直线下降。这个统治电脑业长达几十年的业界雄狮终被错误的内部决策断伤了筋脉。IBM现在的财政主管森查得·托曼回忆说：“那时IBM的内部争夺简直比橄榄球赛还精彩。”压倒一切的完美主义使新产品难以走出实验室，更不用说推向市场了。格斯特纳曾对他的技术人员说：“如果你们不在这里推出新产品，那他们就会溜掉。”
在这样的情况下，格斯特纳进入了IBM，像他通常所做的那样，带着疯狂的速度。在90天内，他作出了重大决定：他将保持公司的完整性，并把资金投入到大型主机上。这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一步，但在当时，它是一个十分大胆而不得人心的举措。IBM内部的每个人都希望破坏一切，格斯特纳的决定异常关键。IBM再也经不起从头折腾了。
从一开始，甚至直到现在，一直有人怀疑格斯特纳能否担当IBM的重任。一位指挥生产饼干的管理人员懂得高科技吗？太阳公司的斯科特·麦克届里就尖刻地讥讽说：“IBM聘请格斯特纳太好了，因为格斯特纳可以改变这家公司，却不必改变IBM 的字母缩写，从此以后，IBM三个字母就代表国际饼干制造公司。”
格斯特纳看待电脑业的确有一种非常不同的角度：“过去我每天与顾客打交道，而电脑业却是每天与技术打交道。驱动电脑业发展的是技术，但市场上发生的一切是由顾客推动的。In ternet已存在了20多年，为什么突然在现在红火起来？真正的问题在于顾客在改变他们关于信息技术的想法。”在格斯特纳的办公室里，挂着他最喜欢的作家约翰·卡雷的一句话：“从书桌上隙望世界是危险的。”
◇即使是在领袖行列，也想站在最前面
格斯特纳不顾公司内外的非难而开始削减开支，重建生产，剔出他不信任的雇员。他用休克疗法重振企业精神，又为主板生产线的整修更新费尽心血。他完善了售后服务管理，并把IBM重新带回到了PC制造商的行列。他把长期贷款从146亿削减到99亿，并想尽办法购回了107亿美元的股份，终于使IBM 的股票回升到了每股168美元，仅比过去的最高纪录低6．75美元。在重建过程中，IBM的股票曾一度跌至140美元以下。但即使在这种困境下，IBM仍在商品销售上盈利400多亿美元。
接下来IBM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树立新的理想。格斯特纳当仁不让为IBM构制了一幅宏伟的蓝图：IBM将重主网络世界，他们将调整技术发展战略，建立运行自己的网络系统，并最终成为电脑设计和制造的中坚力量。IBM带动的不仅仅是几家公司而是整个电脑世界的发展。从某种角度上说，格斯特纳正把IBM引向新的希望，那将是个与从前一样光辉的时代——成为全美甚至全球业界信息技术的至尊霸主。互联网的兴起毋庸置疑给IBM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在眼花缭乱、瞬息万变的网络世界中，IBM的地位将无人可以替代。英特尔执行总裁格鲁夫说：“路易斯·格斯特纳已为IBM勾勒出了新的沙盘，这沙盘很大，很适合IBM的发展。”
格斯特纳给公司作了重新定位。他要重塑IBM一流品牌的企业形象，IBM不是硅谷那些穿帆布鞋吃豆腐的无名小辈，而是纽约Armonk顶尖、体面的电脑公司，他把自己认定为电脑业的无冕之王。与他的同行们不同的是他确已处在那个位置，而且让人们感到了他的威慑。格斯特纳知道轻易许诺而不兑现的后果。在一次发言中他说：“我搞不懂为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我的律师都会告诫我，如果我言而无信的话，我就会被扔进监狱。”
如今格斯特纳距他的“王位”只有一步之遥了。詹姆士·琼斯顿、RJR的烟草主管说：“即使是在领袖行列，路易也总想站到最前面。”杰罗姆·约克、IBM复兴初期的财政主管对分析家说：“格斯特纳必将成为90年代的杰克，威尔奇（通用电气公司总裁）。”只需再过几年，人们就可以验证约克的预言。格斯特纳已稳定了IBM的下滑趋势，并让它渐渐重新振作起来，但他能改变IBM人心里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吗？那不仅意味着在技术上要胜人一筹，还需在市场竞争中力挽狂澜。他能保证利润的持续增长吗？格斯特纳知道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他。1997年1月在每年一度对全球范围IBM职员的发言中，他踌躇满志地说：“1997年我们已不必再对世界隐瞒我们的进展，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该对自己作一全面的评判。1994年我们用事实证明了我们能够生存，1995年我们忍辱负重实现了公司的稳定发展，1996年我们的增长令世人惊叹，而1997年我们要证明这是一个由IBM主宰的时代。我们不能再找籍口为自己开脱，我们不能说我们还在为重组举手表决。”
◇高额“转会费”下的年轻总裁
格斯特纳一直是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骄傲。28岁时他成为最年轻的委托代理人，33岁成为最年轻的高级主管。他的忠实搭档迈克·斯蒂沃特帮他进入了公司的上层俱乐部，继而又进入了董事会，他被推荐到麦肯锡咨询公司引以自豪的美国运通工作，并成为执行总裁詹姆士·罗宾逊的高级顾问。他与罗宾逊一见如故，两人配合十分默契。1978年在他35岁时，他成了美国运通的执行副总裁，负责收支信用卡业务。
在格斯特纳出任执行副总裁时，美国运通在收支信用卡和旅行支票等业务上面临激烈竞争。格斯特纳不断扩大Travel Related Services（旅行相关服务）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使它成为80年代美国运通中业绩最佳的公司。在格斯特纳离任后，和托曼一起接管Travel Related Services的爱得文·库伯曼回忆说：“格斯特纳刚到时，被认为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家伙，他并没受到热情接待。但不久他立即成为公司里最耀眼的主管。每次走进会议室他总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在他上任的第一年里，我们的营业指数上升了10到15个百分点。到了年末，我们有时也许并不清楚自己的‘孩子’在哪儿，但我们十分清楚我们在同行业中的位置。”
在格斯特纳任职期内，美国运通内部曾发生一次为公司职员谋求特许权的运动。而格斯特纳成了反对特权的最强硬的捍卫者。曾在会计部工作的雪莱·拉扎鲁斯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我从路易那里吸取了一个很大的教训。一旦你制定了一个决策，你最好永远都不要违背它。那时没人会得到一张免费信用卡或打折信用卡，因为那样会导致价格混乱。路易说：‘这会损害我们的信誉，我决不允许那么做。’”
格斯特纳在美国运通的经营业绩表明他能让一家本已完善的公司加速发展。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在他选好航线后，风向变了怎么办。他能及时调整航线吗？”8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商家用户开始抱怨美国运通的优惠赠购权过于昂贵，并转而使用银行的信贷卡。美国运通之所以在信贷卡业务上起步较晚，部分是因为格斯特纳认为提供信贷会损害美国运通的品牌信誉。尽管美国运通在以后许多年一直处于严重的不利局面，格斯特纳依然认为那是公司管理的问题而与发行信贷卡无关。1987年美国运通开始发行Optima信用卡以期挽回败局，直到1996年美国运通的股票在过去10年中第一次没有下跌。
了解格斯特纳的人说他一直对美国运通收购Shearson公司感到不满。格斯特纳解释说他关注的是公司的全局而非个人利益。但当Shearson的职员转入美国运通之后，格斯特纳同老板的距离越来越远。尽管人们认为他理所应当会成为罗宾逊的接班人，但Shearson的执行总裁桑弗·威尔却被提名为美国运通的执行总裁。曾与格斯特纳共事的人说：“那时路易立即想到的就是去查实委托书上的工资等级。”几年之后威尔离开了美国运通，而格斯特纳面对堆积如山的问题也感到无力回天。1987年他开始为自己另谋出路。那时联合航空公司正在物色一名新的执行总裁，格斯特纳有意出任这一职务。但由于联合航空公司与工会发生了严重纠纷，有人认为脾气暴躁的格斯特纳并不是合适的人选。悉知内情的人说：“我认为他和工会一定水火不容。”
1989年3月格斯特纳进入RJR Nabisco公司并出任总裁。这使他再次面临严酷的考验，不过也使他有机会拿到一笔巨款：由于格斯特纳为美国运通实现了预期的利润增长，他将获得1．46亿美元的附加无息贷款。此外他还有机会加入CEO俱乐部，那里的每个会员都拥有令人羡慕的特许权。
格斯特纳在处理RJR出现的危机时显示出了超凡的魄力。他小心翼翼地把这家负债累累的公司带出了危机四伏的证券泥潭。他在棘手的困难前从不退缩。烟草主管吉米·琼斯顿回忆说，当他建议注销大笔资金来抵债时，格斯特纳的反应是：“如果这对公司有益，我们就这样做。”
他的下属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RJR世界通讯的高级副总裁简森·莱特说：“他有这种独特的风格。每个人都信任他，并且愿意买公司的股票。但你如果指望一夜间腰缠万贯，你最好打消这念头。你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因此你不必为自己没大捞一笔而喋喋不休。”
格斯特纳的生活同他的工作作风一样不受虚饰。琼斯顿说：“路易不爱看超级杯，也不愿会见影视明星，他甚至对与国家首脑会谈都不感兴趣。他只喜爱打高尔夫球。”但格斯特纳确有很强的等级观念。在RJR对谁有资格乘坐公司的专机，甚至连他们的座位格斯特纳都异常注意。在专机上他有一张办公桌，下属都称它为“皇位”。琼斯顿继续说：“尽管格斯特纳很能干，但我认为他只有一样东西我没有——他魁梧的身材，格斯特纳很看重人的身高，尤其对他自己。”
如同在美国运通一样，格斯特纳在RJR的多数短期策略要比长期策略更奏效。他和同事们努力工作竖起了RJR的标志品牌——Winston（温斯顿）、Salem、Camel（骆驼）。在低价香烟市场的促销使他们获得了高额利润也提高了RJR的股票价格。在格斯特纳的领导下，RJR如日中天。他们已开始着手建立烟草和食品两个分部。而这一计划在1993年3月2日，也就是格斯特纳到达IBM的第二天，便立即搁浅。也就是同一天，RJR的死敌菲利浦·摩里斯的主打品牌Marlboro（万宝路）的股票狂跌，那一天被称为“万宝路的黑色星期五。”媒界报告，菲利浦·摩里斯把万宝路的股票下跌归咎于RJR在低价香烟市场的倾销。这场降价拼杀最终也使RJR大伤元气，大量香烟库存积压，股票直线下滑。
这也许是天意弄人，可这样的恶运却从没让格斯特纳遇到，在IBM等待他的将是更激烈的挑战。IBM将为他提供施展他毕生所学的舞台。无论是危机处理，战略运作，还是业务转变，对他来说都早以胸有成竹？IBM的高级律师瑞斯亚迪说：“路易喜欢在激烈的商场激战中寻求刺激，这次他终于得到了一盘五维棋局。我们要从对手那里买人我们需要的东西，还要把我们的产品卖给他们。有时还免不了和他们打官司。我们的关系一向就这么错综复杂。”
◇我值很多钱 我能挽救IBM
一开始格斯特纳对IBM这盘棋并不感兴趣。当Heidrick＆Struggles猎头公司总裁杰瑞·拉奇鼓动他加盟IBM时，格斯特纳的回答是：“别来烦我，我现在很忙。”拉奇说：“格斯特纳坚持在非工作时间才同我会面，结果似乎他的所有时间都在工作。”尽管屡遭拒绝，IBM的管理层却并不灰心。曾担任过强生公司总裁的IBM高层主管詹姆士·伯克主动去拜访了格斯特纳，并提议让他的得力助手凡龙·乔丹也一起转入IBM。不过有些IBM 董事担心格斯特纳缺乏电脑方面的专业知识，对此伯克反驳说：“路易的个性比钉子还硬。目前IBM困难重重，我们正需要像他这样具有超凡才干的人，无论从兴趣、经验和本能来讲，他都是一个卓越的谋略家。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他做任何事情都讲策略。我曾问他是否对自己的狗也如此。”
情急之下，IBM的说客们对格斯特纳说，即使是从道义上讲他也有责任承担这份工作，因为IBM的利益会影响美国电脑业在全球的利益。这一招果然有效，参与此事的人说：“这符合他的本能，也符合他的自我理想——他一直希望能把赚钱同服务社会统一起来。”一旦格斯特纳接受了IBM的邀请，他将获得非常丰厚的收入：年薪150万美元，100万美元奖金，另外得到50万股IBM股票外加420万美元以弥补离开RJR所蒙受的损失。在IBM强烈攻势下，格斯特纳终于接过了IBM的帅印。
入主IBM不久，格斯特纳就给每位员工发了一笔数额可观的奖金。他身边的人说，格斯特纳很少表扬下属，但在薪金上他却从不吝啬。在为自己争取利益时，他是个胃口很大的谈判高手。最初他提出要100万股份。尽管只得50万股，但不久他的股份就像越滚越大的雪球。到1996年他的股份总数已达82．5万股。这使他每年帐上的红利高达6900万美元。1997年3月中旬在IBM最新的协议书上，格斯特纳又获准取得20万股。而让人眼红的是，协议书上注明了一项从1999年到2002年的分期股份转让计划。熟悉内幕的人说：“这份协议书只是为了让格斯特纳能在IBM多呆一段时间。”
在格斯特纳看来，他得到的只是他应得的报酬，可就连他的崇拜者都对他的贪婪胃口感到担忧。1995年秋天，在高层董事的家庭宴会上，格斯特纳不留情面地挖苦了在场的一些人，说他们在IBM股市暴涨后坐收红利。对此一位IBM董事说：“他那样说是不太适当的。”
格斯特纳对哥哥迪克的安排也使很多IBM人感到不满。认为他对待有功之臣的态度及关怀不尽人情。然而，格斯特纳要让IBM这个昔日的电脑巨人再次成为火中的凤凰，他必须大刀阔斧地对公司的发展战略作出修改。他打破传统的生产布局，对在研制和销售领域取得成绩的职员给予重奖。他从设备服务的泥潭中脱身而出，花巨资收购了莲花公司（Lotus），使IBM 从此有了自己的桌面软件和软件品牌，并且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大型网络。
格斯特纳不负众望，把一切促进发展的可能性都发挥到最大限度。主管390主板系统的总经理林达·桑佛回忆说，当格斯特纳决定加快生产速度时，每个人觉得他简直是疯了。但如果你要想在他手下干活的话，你就得像信奉上帝一样相信他的决定。格斯特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帕米萨罗接管了生产运作。帕米萨罗说：“初步预测结果表明我们会赔掉很大一笔钱。”但帕米萨罗还是硬着头皮算出了能挣钱的唯一可能性，即到1996年底390主板系统部的一半以上产品必须更新。然而在帕米萨罗接任3周之后，他意识到就连这最后的可能性也难以实现。帕米萨罗和同事们在研制中心讨论了一整天。出来时大家都沉默不语，因为没人想出一种可行的方案。帕米萨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大家都显得灰心丧气，有人用一种IBM人特有的口吻对我说：哦，是的，如果今晚太阳系的所有星球汇成一线的话，我们也许还有救。”午夜帕米萨罗从梦中惊醒，他清楚地知道这次计划如果失败，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季度而是全年的发展战略。对此没人愿坐以待毙。
第二天早上7点，帕米萨罗召集齐他的手下：“我们必须完成这个计划，否则我们都得去见上帝。”他把平常坐惯了办公室的高级经理们全都派往了生产检测车间，连一名退休的技术部经理也被召了回来。生产线的检测进展很快。在IBM还没有开始全面生产前，帕米萨罗的销售组就已签订了成堆的订货单。一名推销员说：“山姆，如果我们签了约又失约，我们就会丧失信誉。”帕米萨罗回答道：“你说得没错，但如果不这样，结果也差不多。”
6个星期后，IBM自己生产的PC机开始上市，这是近10年来的第一次。帕米萨罗自豪地说在1996年后3个季度中，他们的股票价格指数上升了3个点。在热烈的庆祝宴会后，帕米萨罗的下属每人都获得了一份数目可观的奖金，但他依然谨慎：“10个月的成功并不会一成不变，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干这门行业不允许松懈。”
多年来格斯特纳一直在教IBM人学习一门语言，一门他们曾经说得很流利却不知为何变得生疏了的语言——市场营销战略。在过去的辉煌时代，IBM一直为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销售阵容而深感自豪。现在格斯特纳要让历史重演，他称自己是IBM的头号推销商贩。他每年都举办有名大公司执行总裁出席的经营策略会议，并时常号召同行们把视线转向网络世界，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IBM已重返时代舞台。
作为IBM的代言人，格斯特纳有许多崇拜者，当然也有人不满。有两家公司的董事说，格斯特纳的会议并不精彩，多数时间都是格斯特纳一个人在夸夸其谈，使他们没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还有一位董事说，他认为格斯特纳是上帝创造的最没用的商人，他傲慢得让人难以置信。
但华尔街对傲慢从不介意，他们只关心格斯特纳能否保持利润的持续增长，他们不喜欢看到股市行情风云突变，因为最后一份季度报告显示IBM的利润收益增长缓慢，并由此导致了股价波动。但凭借他追求完善的个性，格斯特纳不久就会像通用电气和可口可乐一样完全掌握IBM的命运。如雷萨迪所说，IBM股东们恨不得把每年的股票盈利率提高到12％、13％甚至14％。
在竞争激烈的电脑行业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但至少格斯特纳结束了IBM坐冷板凳的历史，并使之成为了一名优秀球员。格斯特纳说：“要想在网络世界中赚钱，专业技术、商业头脑和好运气缺一不可。我有敏锐的商业头脑，IBM有众多的一流技术人员，我们的运气也不错，或许是正合时机，谁知道？对我们来说都一样。”
现在，来自长岛的商业奇才路易斯·格斯特纳终于有机会同行业巨子杰克·韦尔奇（通用电气总裁）、罗伯特·戈伊苏埃塔（可口可乐总裁），当然还有汤姆·沃特森并肩站在一起。没有人能再像美国运通的罗宾逊那样阻碍他前进，也再不会被RJR那样的巨额负债捆住手脚。实现IBM的重生，不仅需要傲慢、聪明，也需要运气——或者说是上帝的干预，能不能把握机会全靠路易自己。
英特尔总裁安迪·格鲁夫
◇筑巢引凤
过去5年，格鲁夫实施了一系列看似与芯片制造毫不相关的计划。他的很多时间都花在与好莱坞的贵族名流们闲聊上，这些人经常被赫伯·爱伦邀请参加在爱达荷州新瓦利避暑胜地（Sun Valley）举行的夏日晚宴。与此同时，格鲁夫暗地投资赞助一批不知名的小公司，隐密地开发互联网上“三维交互式虚拟世界”等项目。他甚至掏钱帮斯达巴克思（Star bucks）公司建立用户电视会议网。现在，这一切的目的都变得十分明确，为确保英特尔在今后5年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前景，他绞尽脑汁想把PC 机变成我们生活中最离不开的家用电器。格鲁夫的梦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用PC看电视、在互联网玩大型复杂的游戏、用电脑编辑保存家人的照片、管理家电以及通过视频与家人、朋友、同事保持经常联系。如果格鲁夫梦想成真，英特尔的未来会更加充满希望，否则，英特尔的发展战略就会全盘崩塌。
“为满足对微处理器不断增加的需求，英特尔一直在全力以赴地研制开发新产品。”斯科特·兰道尔（康涅狄格州斯坦福Sound View财经杂志的一位股市分析家）这样说道，“要是有一天英特尔推陈出新的步伐慢了下来，那么他们的经营计划就得重新考虑。”
正因如此，格鲁夫才大量增加了推动市场发展的计划预算，而对生产微处理器没多投一个子儿。英特尔的市场投入从1990年的零开始，到了1996年就已高达5亿多美元。英特尔是唯一能承担这笔费用的电脑硬件商家，它的利润比前10位PC 制造商利润的总和还要高。
对英特尔来说，有一件事是其他竞争者无法比拟的，那就是它能数以百万计地生产一种档次的微处理器，尽管与此同时它还在不断改进它的芯片设计。更重要的是，它是唯一能够不断增建巨型工厂来满足芯片生产需要的商家。1996年英特尔在研究与发展计划中投入了50个亿。每9个月它就会让一座新的芯片生产厂或装配厂拔地而起，每座工厂都等于给英特尔的未来多压了20亿美元的筹码。克莱格·贝利特，这位1997年1月13日才被提名的总裁候选人解释说：“我们总是提前两年修建需要的工厂。在我们知道要用它们来生产产品前，在我们知道这门行业会继续发展前，我们就已经在修建这些工厂了。”格鲁夫也说：“我们的工厂是梦想的原野，我们修建它们，并期待人们会走进来。”
格鲁夫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对技术至上的未来缺乏明确的方向。1996年11月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Comdex电脑展示交易会上，格鲁夫满怀信心地向在场的7000名与会者描述了2011年英特尔的芯片将会是什么样。今天的Pentium Pro上有550万个晶体管；而到那时，晶体管的数量将达到10亿个。主频将由200兆赫跃增到1
兆赫。1996年英特尔售出了大约6000万个微处理器，到2011年，英特尔希望每年销售量能上亿。迈克尔·斯拉特（《微处理器报道》杂志的出版商）说：“目前我还没发现明显的技术性威胁，对英特尔来说最大的长期威胁就是市场需求增长太慢。”
这种威胁一直困扰着格鲁夫。英特尔每推出一种新型的微处理器时，第一批出厂的芯片，每块售价大约在1000美元左右，他们支持当时最先进的PC机和服务器。购买者大多是些急不可待的电脑迷。随着产量的增加，英特尔逐渐把价位降到大约200美元，那时这种微处理器就会成为大众市场的热门产品，这种价格既能让好几百万的产品销售一空，又能确保巨额利润的回报。
即便如此，英特尔的芯片还是贵得让PC制造商们感到囊中羞涩。他们不得不对每台电脑索价1500美元才能维持盈利。正如斯拉特所说：“英特尔的经销模式在于以200美元左右的价格销售处理器，同时也依赖于1500美元的PC机主导市场。”只有让用户确信新型的PC机能帮他们处理各种棘手的事情，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掏腰包。
英特尔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需要稳定PC市场以便盈利，另外英特尔也知道200美元的价格终究无法维持太久。其他竟争对手迟早会在技术上赶上来，并会以低于英特尔的价格倾销他们的产品。当然英特尔那时也会降价，不过它肯定已经开发出了另外一种新型芯片，并在新一轮竞争中继续获取高额利润。康涅狄格州斯坦福技术策划咨询公司的马克斯加曼认为：“正如汽车制造商总想我们每三年买一部新车一样，英特尔一直把淘汰旧产品列入经营计划的考虑范围中。”
◇拖着电脑业向前走
英特尔的经销模式不允许出错，这也是为什么英特尔不指望别人会创造需求来购买PC电脑。1990年左右，格鲁夫开始推动英特尔从电脑行业的追随者变成领导者。在推出486芯片后英特尔开始迎头赶上，但一个潜在的威胁阻碍新一代芯片［后来被命名为奔腾（Pentium）的正常发售］，那就是：微处理器速度的提高已超过了电脑其他部件发展的进度。那时的总线（电脑内部传送电子信号的网络通道）只能以远远慢于奔腾设计指标的速度处理资料。用户也许会买一台功能强大的奔腾个人电脑，但会对结果大失所望。
在那以前，总线几乎都是由IBM或其他PC电脑公司设计制造，而到了1990年，格鲁夫了解到设计发展总线的进程仍十分缓慢。英特尔的一个部门曾计划设计新型的外部设备互连总线（PCI），但当时格鲁夫认为英特尔不该插手总线制造。他回忆说：“想起我们会向前迈一步去设计制造电脑，这主意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奇怪了……我们从哪儿开始着手设计总线的呢？对，我记得当时曾与一位支持这种作法的董事发生过激烈争执，不过最后他说服了我们。如果那时我们不自己干，也许今天我们仍无法找到合适的总线。”现在，PCI总线已成为个人电脑使用的标准总线。
关于总线的决定表明格鲁夫已进入了一个被他称为“逐渐领悟电脑真谛”的阶段。1991年在Comdex公司他就被他称为“万恶之源”的一种电脑作了简短发言。他向人们展示了一台配有PCI总线和特殊芯片的PC电脑笔记本是如何通过无线网络接收电子邮件和图形资料的。那时，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Dell、IBM以及其他电脑公司对这个奇妙的东西赞不绝口，并当场派代表上台与格鲁夫洽谈。那场展示会取得了空前成功，连格鲁夫对自己公司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感召力都感到惊讶。他意识到英特尔的这种领袖形象将会成为竞争中制胜的关键。“瞧，那是在向我致意！”他得意地说道。从这以后，英特尔开始涉足电脑设计领域，从而推动了整个行业的竞争。
1993年，英特尔开始生产主板，这激起了康柏和其他向英特尔订购芯片的PC厂商的愤怒，但他们却无力阻止这个巨人的脚步。现在英特尔又进入网络业，开始生产网卡，两天内就使这一领域的老大3Com公司的市场价值跌去20亿美元。英特尔的动机很简单：离开了快速而便宜的网络，人们不会愿意购买英特尔提供的更加快速的微处理器。英特尔的一位副总裁称，英特尔就是要提供更多的带宽，以便客户能够更好地利用PC机的处理能力。
不错，英特尔最近演示了带有MMX（Multimedia Extension，多媒体扩展）功能的400兆赫的Pentium Pro芯片，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如果你在下载一个环球网主页时，老得无休无止地等待，你有什么必要去买一个这样快的芯片呢？一些厂商致力于制造将环球网主页更快地传递到用户手中的设备，其中一个重要厂家是Cisco公司。它生产的高端路由器价格达10万美元，而英特尔网络部生产的网卡只有99美元。有什么东西会阻止英特尔从网卡转向路由器生产呢？后者毕竟获利要高得多：Cisco公司现在的市场价值达410亿美元。不妨记住当英特尔大举进入主板生产时所发出的道歉：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解决奔腾芯片装入大众化电脑时所遇到的瓶颈问题。
英特尔的长期战略是，把更多的图像和多媒体应用植入PC 机中，以使其处理器忙起来。“几年后，每一台计算机都将是多媒体化和网络化的，”格鲁夫宣称，“没有这些东西的计算机就好像没有内存的计算机一样毫无意义。”为此，格鲁夫在俄勒冈州的希尔斯伯罗建立了英特尔体系结构实验室，从事培育大市场的工作。其项目包括生产更快地在网络上传递图像的软件、开发In ternet电话以及Internet可视电话，等等。格鲁夫还使英特尔变成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拥有50余家公司的股票。他甚至还进入了诸如系统集成和数字成像这样的领域，就连英特尔的对手也不得不佩服。芯片厂家超微（AMD）的首脑执行官杰里·桑德斯说：“英特尔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刺激了对运算能力的市场需求，因而都是好事，整个工业被它拖着向前走。”
大多数PC厂商赞扬英特尔的创新努力。然而它们也担心这台庞大的利润机器会蚕食自身本来就已很小的市场份额。例如，1996年英特尔已开始设计和制造网络服务器。如果英特尔更加咄咄逼人的话，局势就会进一步紧张。但格鲁夫认为英特尔别无选择。“我也担心我们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但我们有非常简单的原因要成为一股推动力。我们建造了大型的工厂，必须让它们开工。如果你没有什么选择的话，什么也吓不倒你。”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主动进攻——这其实也就是格鲁夫一生奋斗的写照。
他1936年出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年幼时经历过纳粹的残暴统治。在学校里，他爱好歌剧和新闻报道，但到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后，他父亲的企业被收归国有，格鲁夫和一群难民乘船逃离祖国，最后辗转到达纽约。当时，他不会讲一句英语，口袋里只有20美元。然而3年以后，格鲁夫不仅自学了英语，而且靠当侍者支付自己的学费，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纽约州立大学毕业，获得化学工程学位。又过了3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1967年出版《物理学与半导体设备技术》，即使今天，这本书也被视作半导体工程专业的入门书。
离开伯克利后，格鲁夫加入了摩尔和诺伊斯创办的世界上第一家半导体公司——仙童公司。1968年，诺伊斯和摩尔决定自行创业，创办英特尔公司。当时格鲁夫在仙童公司担任实验室副总监，由于表现出色，深具潜力，他被摩尔大力举荐，进入英特尔担任研究和开发部门的总监。1976年，他成为首席运营官。1979年，他发动了一场一年内从摩托罗拉手中抢到2000家新客户的战役，结果英特尔不仅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还超额了500家，其中一家是IBM。
1982年，IBM打算进入个人电脑业，问英特尔能否提供8088芯片。这种芯片英特尔1971年就已开发出来，但却从未想过它的重大用途。不过，尽管IBM有些动作，直到1985年个人计算机的发货量仍然很小。英特尔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存储器公司，但在这时日本的存储器厂家登台了。他们最重要的武器，是使用户能以惊人的低价购买到高质量的产品。这种削价战很快使英特尔面临一种危险：被挤出自己一手开发的市场。公司连续6个季度出现亏损，产业界都怀疑英特尔是否能生存下去。英特尔管理层围绕是否放弃存储器业务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越是继续，英特尔的经济损失就越大。
1985年的一天，格鲁夫在办公室里意气消沉地与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摩尔谈论公司的困境，那时英特尔已经在漫无目的的徘徊中度过了一年。格鲁夫问摩尔：“如果我们下了台，另选一名新总裁，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答道：“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格鲁夫目不转睛地望着摩尔，说：“你我为什么不走出这扇门，然后自己动手？”
这个决心很难下。在所有人的心目中，英特尔就等于存储器。怎么可以放弃自己的身份？如果没有了存储器业务，英特尔还称得上是一家公司吗？但格鲁夫说做就做，他力排众议，顶住层层压力，坚决砍掉了存储器生产，而把微处理器作为新的生产重点。
英特尔从此不再是半导体存储器公司。在探求公司的新身份时，它意识到微处理器是其一切劳动的核心所在，于是自称为“微型计算机公司”。到了1992年，微处理器的巨大成功使英特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企业，甚至超过了当年曾在存储器业务上打败它的日本公司。
这是一次对英特尔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这样的转变被格鲁夫称为“战略转折点”，1996年，身兼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的格鲁夫出版了一部新书，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在谈战略转折点问题。格鲁夫写道：“我常笃信‘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句格言。初出此言是在何时，我已记不清了，但如今事实仍是：只要涉及企业管理，我就相信偏执万岁。企业繁荣之中孕育着毁灭自身的种子，你越是成功，垂涎三尺的人就越多，他们一块块地窃取你的生意，直至最后一无所有。我认为，作为一名管理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常常提防他人的袭击，并把这种防范意识传播给手下的工作人员。”
“我所不惜冒偏执之名而整天疑虑的事情有很多。我担心产品会出岔，也担心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就介绍产品。我怕工厂运转不灵，也怕工厂数目太多。我担心用人的正确与否，也担心员工的士气低落。当然，我还担心竞争对手。我担心有人正在算计如何比我们做得多快好省，从而把我们的客户抢走。”
“但是这些疑虑，与我对所谓‘战略转折点’的感受相比，就不值一提了。战略转折点就是企业的根基所即将发生变化的那一时刻。这个变化可能意味着企业有机会上升到新的高度，但它也同样有可能标志着没落的开端。”
这部书的名字就叫做《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格鲁夫说，所有的企业都根据一套不成文的规则来经营，这些规则有时却会变化——常常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没有事前的明显迹象为这种变化敲响警钟。因此，能够识别风向的转变，并及时采取正确的行动以避免沉船，对于一个企业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变化被格鲁夫称为10倍速因素，意为该因素在短期内势力增至原来的10倍。
面临10倍速变化的时候要想管理企业简直难于上青天。从前的管理手段无一奏效，管理者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而且不知如何重新控制它。最终，在工业上将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一些企业强盛起来，另外一些衰败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安全地到达彼岸，那些无法幸存的人将面临与从前迥然不同的生活。
正是为此，格鲁夫说：“穿越战略转折点为我们设下的死亡之谷，是一个企业组织必须历经的最大磨难。”
在今后10年里，失败和成功都将以10倍速的节奏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妨听听格鲁夫告诉你偏执狂的求生之道：
“在雾中驾驶时，跟着前面的车的尾灯灯光行路会容易很多。‘尾灯’战略的危险在于，一旦赶上并超过了前面的车，就没有尾灯可以导航，失去了找到新方向的信心与能力。”在格鲁夫的眼里，做一个追随者是没有前途的。“早早行动的公司正是将来能够影响工业结构、制定游戏规则的公司，只有早早行动，才有希望争取未来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