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太祖朱元璋是如何从士大夫阶层夺权的？
他用残酷的恐怖的屠杀手段，推翻八百年来的传统政治制度，组织新的分部负责政府，自己综揽大权，造成专制的残暴的专制政治。接连不断制造大狱，杀了十几万社会上层的领袖人物，利用检校和锦衣卫侦伺官民，应用里甲制度布成全国性的特务网，用廷杖挫损士大夫的气节，立“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之法，强迫知识分子服役。在三十年为一世的长期统治下，开国功臣被杀光了，谋臣策士一个个被消除了，豪绅地主成群成批被淘汰掉了，全国上下各阶层的人吓得胆战心惊，诚惶诚恐，束手服从。他不但是国家的元首，也是政府的当局，也是国军的最高统帅，是最高的立法人和审判官，又是法律的破坏者，具有无限制的货币发行权和财政支配权。用学校和考试制度造成忠顺的干部，用里甲轮役的方法动员全部人力。他收复了沦陷于外族四百三十年的疆域，他建立了中华民族自主的大帝国，是大明帝国的主人，也是几十个属国和藩国的共主，他被后代人称为“民族英雄”，也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专制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
就整个历史的演进说，皇帝的权力到朱元璋可以说是达到了极峰。
研究皇权的极权化发展，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士大夫地位的下降，二是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的被摧毁。至于人民，向来只有被统治被剥削被屠杀的义务，和治权是丝毫沾搭不上的。
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
具体的先从君臣的礼貌来说吧。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贾谊和汉文帝谈话，不觉膝之前席，可见不但三公，连小官见皇帝都是坐着的。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御榻，十八学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处。到宋朝便不然了。从太祖以后，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无坐处，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到明代，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说话了。从坐而站而跪，说明了三个时期的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
从形式再说到本质：
坐的时期的典型例子是魏晋六朝的门阀制度。
汉代的若干世家宦族，如关西杨氏，汝南袁氏之类，四世三公，有数不尽的庄园，算不清的奴仆，门生故吏遍天下，本身有雄厚的独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在黄巾起义时代，地方豪族如孙策、马腾、许褚、张辽、曹操之类，为了保持土地和特殊权益，组织地主军保卫乡里，有部曲，有防区，造成军事力量。小军阀抗不住大股黄巾，投靠大军阀，大军阀又互相吞并，结果是三分天下，建立三个皇朝，原来两类家族——世族和豪族也都占据高位，变成公卿将帅，成为高级官僚了。这些家族原是共建皇业的股东，和皇家利害共同，休戚一致，在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大官位全为这些家族份子所独占。东晋南渡，司马家和王谢等家到了建康，东吴旧族顾、陆、朱、张等家族虽然是本地高门，因为是亡国之余，就吃了亏，在政治地位上屈居第二等。这些高门，世执国政，王谢子弟更平步以至公卿(北方的崔、卢、李、郑、王等家族也是一样)。到刘裕以田舍翁作皇帝，陈霸先更是寒人，在世族眼光里，皇家只是暴发户，无根基，没派头，朝代尽管改换，好官我自为之，士大夫集团有其传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地位，非皇权所能动摇，士大夫虽然在为皇权服务——因为皇帝有军队——目的在以皇权来发展并保障士大夫的已有权益。在这情况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享治权的。皇家的利益虽然大体上和士大夫一致，但是在许多场合，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例如世族的荫蔽人口，霸占农田水利以至山林湖沼等，经隋代两帝的有意识的打击摧毁，如取消九品中正制度，取消长官辟举僚属办法，并设立进士科，用公开的考试制度，用文字的优劣来代替血统门望高下，来选任官僚。但是，文字教育还是要钱买的，大家族有优越的经济地位、人事关系，因之，唐朝三百年间的宰相，还是被二十个左右家族所包办。
门阀制度下的士大夫，有历史的传统，有庄园的经济基础，有包办选举的制度，甚至有依门第高下任官的成文法，有依族姓高下缔婚的风气，高门华阀由此种种便成为一个利害共同的集团，并且，公卿子弟熟习典章制度，治国(办例行公事)也非他们不可。在这诸多特殊情势之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的，只有双方合作才能两利。而且，皇帝人人可做，只要有强大的军力能夺取政权便行，士大夫却不然，寒人役门要成为士大夫，等于骆驼穿针孔，即使有皇帝手令强制，也还是办不到。何事非君？士大夫只要不损害他们的权益，可以侍候任何一姓的皇权。一个拥有大军的统帅，如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却绝对作不了皇帝。
考试制度代替了门阀制度，真正发挥作用是十世纪以后的事。
经过唐代前期则天大帝有意援用新人，任命进士作高官，打击世族。经过后期甘露之祸(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白马之祸(天佑二年，公元905年)和藩镇的摧残，多数的著名家族被屠杀。经过长期的军阀混战，五代乱离，幸存的世族失去了庄园，流徒各地，到唐庄宗作皇，要选董朝廷典故的世族子弟作宰相都很不容易。宋太祖太宗只好扩大进士科名额(唐代每科平均不过三十人，宋代多至千人以至几千人)，用进士来办事，名额宽，考取容易，平民出身的进士在数量上压倒了残存的世族，一发榜立刻作官。进士出身的官僚绅士和皇家的关系，正如伙计和老板，是雇用的而不是合股的。老板要买卖作得好，得靠伙计忠心卖力气，宋朝家法优礼士大夫就是这个道理。用宋朝人的话说是共治，著名的例子是文彦博和宋神宗的对话：
文彦博：王安石胡乱主张，要改变法度。其实祖宗朝的法制就很好，不要胡改，以致失掉人心。
宋神宗：更改法制，对士大夫也许有些吃亏，可是，老百姓是喜欢的。
文彦博：这话不对，皇家是和士大夫治天下的，和老百姓何干？
宋神宗：就是士大夫也不全反对，也有人赞成改革的。
这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三月间的事。
和前一时期不同的，前期的世族子弟有了庄园，才能中进士作官，再去扩大庄园。这时期呢？中进士作了官才能购置庄园。名臣范仲淹年轻时吃冷粥，过穷苦日子，到作了大官就置苏州义庄，派儿子讨租子，得几船粮食，便是好例子。前一时期的世族，庄园是中进士的本钱，后一时期的官僚，庄园是作官的利息，意义上不相同，政治地位自然也不因之不同。
更应该注意的是印刷术发明了，得书比较容易，书籍的流通比较普遍。国立学校学生入学资格必须父祖曾作几品以上官的规定取消了，而且，还有许多私人创立的书院，知识和受教育的机会比较不为少数家族所囤积独占，平民参加考试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读书成为作官的手段，“遗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念书，考进士，作官，发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帝王作仆服务：“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政府的提倡，社会的鼓励一，作官作绅士得从科举出身，竭一生的聪明才智去适应科举，“天下英雄入我轂中”，皇权由之巩固。官爵恩泽，都是皇帝所赐，士大夫以忠顺服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换取皇家的恩宠。皇家是士大夫的衣食饭碗，非用全力支持不可。士大夫是皇家的管家干事，俸禄优厚，有福同享。前期的共存之局到此就变成共治之局了。君臣间的距离恰像店东和伙计，主佣间的恩意是密切照顾到的。
士大夫从共存到共治，由股东降作伙计，已经江河日下了。到明代，又猛然一跌，跌作卖身的奴隶，士大夫成为皇家的奴役了。
明初的士大夫，既不是像汉、魏世族那样有威势，又没有魏晋隋唐以来世族的庄园基础，中举作官得懂君主的窍，揣摩迎合，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喜怒为喜怒，从办公事上分一点残羹冷炙，建立自己的基业。一有不是，便丧身破家，挨鞭子棍子是日常享受，充军作苦工是从宽发落，不但礼貌谈不上，连生命都时刻在死亡的威胁中。偶而也有被宠用的特务头子，虽然威风，可是在朱元璋的心目中，甚至口头上，只把这些人当恶狗，养着咬人。皇帝越威风，士大夫越下贱，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士大夫越被制抑，皇帝就越尊贵，君臣的关系一变而为主奴。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新士大夫，体贴入微地逢迎阿谀，把皇权抬上了有史以来的极峰。
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的被摧毁，是皇权极权化的另一面。
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把政权分作三部分。在形式上在理论上防止臣下擅权，分而治之，各机构互相箝制，同时也防止作皇帝的滥用权力，危害根本，是消极的巩固皇权的一种政治制度。实际执行政务的六部，在尚书都省之下，地位很低。凡百政务推行，名义上由政府首长负其责任，事情作错或作坏了，一起推到宰相身上，免官降黜甚至赐死。皇帝对国事不但不是直接领导，并且是不负法律责任的。例如有天灾人祸等重大事变，开明一点的皇帝最多也不过是素服减膳避殿，下诏求直言，或进一步自我检讨一下，下诏罪己，闹一通也就算了。因为皇帝不能作错事，要认错，要受罚，也只能对上天负责。三省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使皇帝不负行政责任，用臣下作赎罪羔羊的办法。到元朝合三省作一省，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以后，又废去中书省，提高六部的地位，使其直接向皇帝负责，根本取消了千多年来的相权。皇帝除了是国家元首之外，又是事实上的政府首长，直接领导并推讲庶务，皇权和相权合一，加上军队的指挥权，立法权，司法权，和任意加税或减税权，以及超法律的任意处分权，人类所能运用所能想到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一人之手，不对任何个人或团体负责。这种局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单独就门下省的封驳权而说，是约束皇权滥用的一种成文法制。其实，封驳权不限于门下省，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也有这个权。中书舍人掌起草诏令，中书省长官在得皇帝所同意的事项或命令以后，交词头(原则或具体措施)给中书舍人起草诏敕，舍人如不同意，可以缴还词头，拒绝起草。皇帝如坚持原来主意，也可以再度命令执行，但是舍人仍可以再次三次拒绝，除非职务被罢免，或是把这任务交给另外一个舍人。门下省有给事中专掌封驳，封是原封退回，驳是驳正诏敕的违失，凡制敕宣行，重大事件要覆奏然后施行，小事签署颁下。有违碍的可以涂窜奏还，叫作涂归，又叫作批敕。这制度规定皇帝所颁诏令，得经过两次同意，第一次是起草的中书舍人，第二次是签名副署的给事中，最后才行下到尚书省施行，所谓“不经凤阁(中书)鸾台(门下)，何谓为敕？《新唐书卷一百十七？刘祎之传》。”如两省官都能尽职，便可以防止皇帝的过举以及政治上的失态行为，对于巩固皇权是有极大作用的。当然，历代帝王很多不遵守这约束，往往不经中书门下，以手令直接交尚书施行，这种情形，史书上叫作墨敕斜封，虽然被执行了，但在理论上是非法的。元朝废门下省，给事中并入中书省，到明初废中书省后，中书舍人成为抄录文件的书记，给事中无所隶属，兼领谏职，和稽察六部百司之事。两道约束被清除，皇帝的意志和命令就是法律，真接颁下，任何人都得遵守，不能批评，更不容许反对，造成了朕即国家的局面。皇权跳出官僚机构的牵制，超乎一切之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在明以前，守法在理论上是皇帝的美德，无论是成文法典或是习俗相沿的传统。为了维持一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以至皇家的优越地位，守法是作皇帝的最好最有利的统治方法。皇帝地位虽高，权力虽大，也不应以喜怒爱憎的个人感情来毁法、坏法，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用皇帝的特赦权或特权来补救。著名的例子如汉文帝的幸臣邓通，在殿廷不守礼节，丞相申屠嘉大发脾气，说是朝廷礼节给破坏了，下朝回府，发檄传邓通审问，拒传就处死，邓通急了，向皇帝求赦，皇帝只好叫他去。到府后去冠光脚跪伏谢罪，丞相厉声说：“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叫长史把他拖出去杀了。邓通在下面磕头讨饶，额角都砸出血来了。文帝才派特使向丞相说情，说这人是我的弄臣，请特别赦免。邓通回去见皇帝，哭着撒娇说丞相几乎杀了我，见不到面了。申屠嘉是列侯，是*重臣，代表重臣集团执行法纪，重臣集团和皇家利害一致，汉文帝便不敢也不能不守这个法《汉书卷四十二？申屠嘉传》。。又如宋太祖时有臣僚该升官，太祖向来讨厌这个人不批准，宰相赵普非照规矩办不可，太祖生气了，说：“我偏不升他官，看怎么办？”赵普说：“刑以惩恶，赏以酬功，是古今来的通道。而且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的刑赏，怎么可以用个人的喜怒来破坏？”太祖气极，竟自走开，赵普一直跟到宫门口，不肯走，太祖拗不过道理，只好答应了。这例子说明赵普和宋太祖都能守法《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
不过重要的是赵普不只是宰相，还是皇家旧人，他的利害也是和皇家一致的。到朱元璋便不理会这个传统了，朝廷里没有像汉初那样的元老重臣集团，有地位有力量可以说话作事，也没有像宋初那样家庭旧人，有胆子有分量敢于说话作事。相反，他的利害是和朝廷的勋贵大臣对立的，成日成夜怕人对他不忠，不怀好意，一面制定法典，叫人民遵守，犯法的必死，他自己却法外用刑，在《大诰》里所处分的十种死罪和酷刑，都出于法典之外，而且全凭喜怒杀人，根本不依法律程序。在政治上的措施，擢用布衣儒士作尚书九卿以至方面大官，也是不依成法的。他的性格、权力，加上古所未有的地位，使得没有人敢拿法来约束，甚至劝告。自己决不守法，在法律上，在法律之外，却强迫全国人守他的法，一点不许有差池，这正是暴君独夫民贼的典型人物。
他用残酷的恐怖的屠杀手段，推翻八百年来的传统政治制度，组织新的分部负责政府，自己综揽大权，造成专制的残暴的专制政治。接连不断制造大狱，杀了十几万社会上层的领袖人物，利用检校和锦衣卫侦伺官民，应用里甲制度布成全国性的特务网，用廷杖挫损士大夫的气节，立“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之法，强迫知识分子服役。在三十年为一世的长期统治下，开国功臣被杀光了，谋臣策士一个个被消除了，豪绅地主成群成批被淘汰掉了，全国上下各阶层的人吓得胆战心惊，诚惶诚恐，束手服从。他不但是国家的元首，也是政府的当局，也是国军的最高统帅，是最高的立法人和审判官，又是法律的破坏者，具有无限制的货币发行权和财政支配权。用学校和考试制度造成忠顺的干部，用里甲轮役的方法动员全部人力。他收复了沦陷于外族四百三十年的疆域，他建立了中华民族自主的大帝国，是大明帝国的主人，也是几十个属国和藩国的共主，他被后代人称为“民族英雄”，也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专制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
对官僚地主士大夫，朱元璋用一副恶狠狠的面孔，青面獠牙，无人不怕。对平民百姓，有另外一副面孔，白胡子的老公公，满脸慈悲相，满口和气话，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许是人民多年来所梦想的有道明君呢！
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了，完租纳税之外，剩不了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这套话的主要意思，是要吃鸡蛋得喂饱鸡，要不然，也不能让鸡饿死。
使农民安居乐业的办法，不外乎上代人常做的，积极的为农民兴利，消极的为农民除害。
兴利的事业主要是增加生产。建国以后，下令凡民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到晚年又令户部劝谕民间，凡是有空地的都种植桑枣，由官家教授种植方法。加种棉花的免除租税。棉花的种植从此遍布全国，过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渐为棉布所替代，衣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其次是水利，鼓励人民一切对于水利的建议，特别吩咐工部官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防备水旱灾的，根据地势一一修治，并派遣国子生和人材到各地督修水利，统计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再就是劝导农民合作，用里甲作基础，户部劝谕，一里之内，有婚姻死丧，疾病患难，有钱的助钱，有力气的出力气。春耕秋收的时候，一家无力，百家帮忙。每乡里备有木铎，选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铎游行宣讲。每里有一鼓，农桑时日，清早击鼓催人起床作工，有懒惰的由里老督责，里老不管事的处罚。
除害指的是赈灾和肃清贪官污吏。
照规定，凡各地闹水旱灾歉收的，蠲免赋税。丰年无灾伤，也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的免交二税之外，还由官府贷米，或者是赈米、施布、给钞。各地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准备大批粮食救灾。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以死刑。洪武二十六年又手令户部，地方官有权在饥荒年头，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三十多年来，赏赐民间的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无数。
凡地方官贪酷害民的，许人民到京师陈诉，《大诰》说：
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皆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拨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阖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大诰耆纪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
甚至鼓励人民把贪污吏役和土豪绑赴京师：
今后市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挡。
官吏贪赃到钞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处以剥皮之刑。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也叫皮场庙。各衙门公座旁照例摆一张人皮，里面是稻草，叫做官的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三？重征贪吏》条引叶子奇《草木子》。。地方官上任赏给路费，家属赐衣料。考绩以农桑和学校的成绩作标准。来朝时又特别诰诫，说是“天下新定，百姓财力都困乏，像鸟儿刚学飞和新栽的树木，拔不得毛，也动不得根。”《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循吏传序》。求他们暂时不要狠心剥削，危害皇家的安全。
话说得很多，手令面谕，告诫申斥，翻来覆去的要官吏替农民着想，替政府的租税和人力动员着想。成效如何呢？洪武九年叶伯巨上书说：
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将何以教养斯民哉！
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视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也。
以学校言之，廪膳诸生，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师生缺员甚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有以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
朝廷切切于社学，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习课业。乃今社镇城郭，或但置立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徒存其名，守令不过具文案、备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刷，未尝巡行点视也。
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小民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
官僚政治的任何作为，都是纸面上的，文字上的，和实际情形全不符合。弄得“民俗浇漓，人不知惧，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进，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寻改，既赦而复收，天下臣民，莫之适从！《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十二年后，解缙奉诏上万言书，也说：
臣观地有盛衰，物有盈虚，而商税之征，率皆定额，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粮，果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
也可见他的治绩只是纸面上的。苛捐杂敛，弄得贫民卖产赔纳；徭役繁重，弄得贫民困苦逃避。尽管杀的人多，处的刑重，贪污的空气还是照旧，用他自己的话来证明吧：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官发放，每米一石，官折钞二贯，巧立名色，取要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库子又要办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急得跺脚，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刘辰《国初事迹》。！结果还是“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陆容(成化时人)曾经用具体的事实，分析洪武朝官僚政治的效果说：
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心违于身后者数事：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是已。洪武钱民间全不行，予幼时尝见有之，今不复见一文，盖销毁为器矣。宝钞今虽官府行之，然一贯(一千文)仅值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法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洪武韵分并唐韵，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内依其笔划而已。至于作诗，无问朝野，仍用唐韵。
二、血泪仕途：专制皇权之下岂有士人尊严
士人，或者说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官僚……他们是最应该拥有尊严的一群人。他们人格尊严的丧失与人文精神的沦落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的品格气质，直至今日。在皇权独大，一家专制的社会，不可能塑造出大写的“人”，也不可能找到全身心真正快乐的人。
士人和士大夫阶层也是国家的管理者。国家管理者是这样一群不快乐的人，社会中被管理者谈何快乐？
明朝用“诏狱”处置士人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根本就是个流氓地痞，时世造“英雄”，竟成了中国政治史上最典型的暴发户。他本人及其皇子皇孙们特别喜欢无缘无故地跟士人找茬子，发威风：
他为人苛酷寡恩，滥杀功臣，用刑酷而滥；又由于其出身卑微，对士大夫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嫉恨，但又很难说出口，于是找各种岔子在精神上与生理上侮辱士人。明代对士大夫的两大酷政——诏狱和廷杖，都始于朱元璋。所谓“诏狱”，就是皇帝直接审理、处置官吏，不必经过司法部门和司法程序；所谓“廷杖”，就是皇上在朝上令锦衣卫当廷打官吏板子。（摘自《发现另一个中国》王学泰著）
到了明清时期，极端的皇权专制已经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而朱元璋的“诏狱”完全是不讲原则、不讲道理，只凭个人好恶的胡作非为：
言官直臣王朴，因一事与朱元璋辩论是非，朱说不过他，把他推到市上问斩。正要开刀，朱元璋又召他回朝，问王朴：“汝其改乎？”王朴正气凛然地回答说：“陛下不以臣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得用之？”（摘自《发现另一个中国》王学泰著）
这个坐在皇帝位上的朱元璋希望王朴求饶认错，自己出了气，又保全了皇帝的威严；而耿直的王朴这种掷地有声的回答和严正的逻辑，把朱元璋气坏了，立刻催促把他推出去杀了。另一个直臣茹太素也敢于与朱元璋争，朱既觉得他有用，又恨他不能卑躬屈膝，有时甚至让他戴着脚镣办公，最后还是把他杀了。
对敢于直言的大臣如此，对那些时刻小心翼翼，不想冒犯圣意的老实人他也不放过。何满子先生在《皇帝与文人》中引用明代前七子之一徐祯卿的《翦胜野闻》，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狱有疑囚，太祖欲杀之，太子争不可。御史袁凯侍，上顾凯曰：“朕与太子之论如何？”凯顿首进曰：“陛下欲杀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帝以凯持两端，下狱。三日不食，出之，遂佯狂病癫，拾啖污秽。帝曰：“吾闻癫者不肤挠。”乃命以木锥锥凯……
面对着一个皇帝，一个太子，袁凯分别赞扬他们“法之正”、“心之慈”，已经算是左右逢源，两头讨好了。可朱元璋还是不满意，硬说人家“持两端”，这就关进了大狱。袁凯受了这样的欺凌，“佯狂病癫，拾啖污秽”还不行，让人用木锥子锥他。朱元璋对文人的迫害已经不可理喻，简直就近乎荒诞妄为了。
比“诏狱”更有辱士人的“廷杖”
然而，对士人的人格尊严具有普遍杀伤力的，大约还不是诏狱，而是当众打屁股的“廷杖”。
廷杖之惨，清初的胡承谱所著《续只望塵谈·廷杖故事》里说得十分具体：“凡杖者以绳缚两腕……缚囚定，左右厉声唱：‘喝阁棍。’则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杖之三，令：‘着实打！’或伺上不测，喝曰：‘用心打！’而囚无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喊声动地，闻者股栗……（摘自《发现另一个中国》王学泰著）
历史上最著名、最具规模的廷杖，大概要数嘉靖皇帝对杨慎等人“议大礼”的惩罚。
孝宗（弘治皇帝）死，武宗（正德皇帝）继位。数年后，荒**的正德皇帝三十一岁死于豹房，无子嗣，于是阁臣杨廷和以遗诏迎兴献王（孝宗的弟弟）之子朱厚熜入继大统，是为嘉靖皇帝。杨廷和援引古例，请嘉靖皇帝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也就是以伯父为父，以父为叔父，这才合乎传统礼仪制度。但是，“议三上三却”，皇帝不同意。旷日持久的“大礼仪”之争，即由此开端，双方一直僵持不下。嘉靖三年，皇帝欲更易生母章圣皇太后尊号（去“本生”之称以更示尊隆），更是激起群臣反对**。
“于是大小臣工二百二十余人一齐跪伏左侧门。上令司礼中官谕退，从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传谕，犹跪伏不起。上大怒，传锦衣卫先执为首者。于是杨慎（杨廷和之子，时任翰林修撰）、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上益怒，命收系四品以下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令何孟春等待罪。接着，对诸臣行廷杖，死于杖下者十六人。”
关于这次大规模的廷杖，李洁非先生又有一种说法：
“共有一百八十多位闹事者被打屁股……这是往死里打，‘与我着实打’，被打官员中，直接打死或事后因为创伤过重而死者，共十九人。”（摘自李洁非《万岁，陛下》）
这场因为“大礼仪”引发的争端由群臣的“文攻”起，以皇帝的“武卫”终。“礼仪”何在？试想，这是怎样一个让士人们斯文扫地的场面呀：一百八十多名臣工在朝廷上齐刷刷地撅着屁股，被锦衣卫挥着棍子“打！”……“着实打！”……“用心打！”……
“奉旨申斥”——清朝士人尊严被剥削殆尽
清代取消了廷杖，但君臣之间的关系更加悬殊，大臣在皇帝面前上奏或回话，都要跪下，成了名副其实的奴才。康雍乾三朝现在被一些“辫子戏”吹捧为开明盛世，引来许多历史学家嗤笑。事实上，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愚昧，士人最没有尊严地位的黑暗时期。专门整治士人的“文字狱”连绵不绝，罗织罪名，抄家灭族，诛连同僚……搞得士人们噤若寒蝉，人人自危。更荒唐的是，清代皇帝还发明了当廷“奉旨申斥”制度。
“奉旨申斥”是另一种羞辱大臣的方法，皇帝要羞辱谁，可派太监当朝“申斥”他，被“申斥”者要跪在殿下敬聆。清代的太监都是粗人，他不管娘老子地在那个倒霉的大臣耳根子旁痛骂一阵，因为太监是代表皇帝骂的，不能质疑、反驳，更不能回骂，被骂者有时被骂哭了……（摘自《发现另一个中国》王学泰著）
一个“廷杖”，一个“奉旨申斥”，把“庄严”的朝堂弄得与市井差不太多了；一个打，一个骂，把士人的人格尊严剥夺殆尽了。
现在我们来说说清代三朝元老，《康熙字典》、《雍正实录》，以及《明史》、《国史馆》、《清会典》的总纂官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的故事。
张廷玉是康熙三十九年的进士。在康熙一朝就已历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到雍正一朝更是得到重用。清史稿《张廷玉传》说：“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雍正皇帝是如何倚重张廷玉的呢？史料上说，雍正五年(1727)，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雍正则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张廷玉受雍正器重，当然是有原因的。清史说：“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皇帝口授几句，他就可以当场伏地挥笔而就，每天不下几十次。由此可以看出，张廷玉文笔之好。雍正识张廷玉，显然是从喜欢他的文章开始的。再则是帮助雍正设立军机处。张廷玉在任军机大臣期间规划和建立了军机处的制度，加强了中央控制，提高了效率。清史说：“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从此，军机处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并深深影响了清代中后期的全部历史。再者，则是张廷玉的勤勉。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户部、吏部、翰林院，又担任国史馆和其他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工作忙碌。雍正经常召见他，从内廷出来，到朝房办公，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几十上百人。他经常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处理事务。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可以这么说，在雍正一朝，张廷玉同皇上的关系，已到了“名曰君臣，情同契友”的地步了。如皇位继承这样极其重大的事情，雍正在其去世前三四年即已拟定，当时只给张廷玉看过，后又让同为顾命大臣的鄂尔泰作为旁证。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和感情，雍正特别立下遗嘱，要张廷玉以及鄂尔泰在其身后“配享太庙”，就是死后进入皇帝家庙到地下去陪伴雍正。
名士张廷玉最终难逃皇权**威
到乾隆即位后，初始对前朝重臣还表示尊重，后来就越来越不以为然甚至有戒心了。在专制制度里，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皇上个个都充满着防范心理。而天子又基本上把士大夫阶层当作可以利用的对象，用完了，用旧了，用厌了，就弃之如敝屐，像一双旧鞋子一样扔出去了。这就决定了皇上与土大夫之间关系的脆弱性。
但张廷玉是一个极小心的人，乾隆一时也找不到什么茬。乾隆十年，因张廷玉的部属在皇后祭文中误用了一个词，乾隆大加斥责。皇上的小题大做让张廷玉感到心中不安。因此，在乾隆继位之后，张廷玉已不断地示意在北京的家人亲属，以各种事由先后辞官回家。他自己也屡次上奏，要求退休回家。这段历史，清史稿中有大段记载。
三朝元老张廷玉深知，以他在前朝的地位，要想继续呆在京城皇帝的身边是很危险的了，他决定请求退休回安徽桐城老家。其实，张廷玉的父亲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也是清代著名大臣，在京做官多年，张廷玉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在朝廷为官，一家老小都是地道的北京人。张廷玉说得一口圆润的京腔，我甚至都怀疑他听不听得懂老家桐城那浓郁的方言。还有，桐城离我的家乡安庆只有100多公里，我深知那儿的气候，冬天潮湿阴冷，又不像北京有暖坑等取暖设施，当地人冬天脸上手上长冻疮是非常普遍的。作为一个已经80岁的老人，这样的冬天是很难过的，可张廷玉还是一心想告老还乡。但数次上奏，都被乾隆驳回了。有一种说法，乾隆既不想重用张廷玉，又觉得此人知道的事情太多，怕他回乡说些不该说的话。直到乾隆十四年冬，张廷玉再次提出了回乡的事情。不过，这一次，他不敢再说退休，只说是“暂归”，乾隆这才允许张廷玉致仕(辞官之意)。
张廷玉在感谢皇上恩典之时，重提了先帝雍正之遗命——他死后“配享太庙”的事情，希望皇上“立字为据”。乾隆听到这番话后就不高兴了，不过“配享太庙”是先皇的遗命，乾隆第二天给他颁了“手诏”赐之。这天因有大风雪，80岁的张廷玉让儿子代自己去谢恩了。乾隆竟然计较得大发雷霆之怒，要“降旨切责”。当时在皇帝身边值班的协办大学士汪由敦为张廷玉求了情，并把皇帝生气的事告诉了张廷玉。张廷玉得知后吓得赶紧于次日，冒着风雪颤颤巍巍地亲自上朝谢恩。吓得半死的张廷玉也不敢再提回乡了。
一年之后，张廷玉以为乾隆恐怕已经忘记此事了，准备早早登上返乡之路。不想就在张廷玉准备启程之时，遇到了皇帝长子永璜去世。张廷玉曾经做过永璜的师傅，因此必须参加丧礼。熬过了初祭以后，张廷玉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己准备返乡了，不料这又一次令皇帝勃然大怒。乾隆说，皇长子才过初祭，张廷玉就要南还，可见其对皇室并不忠诚。于是张廷玉被皇帝明令取消配享资格，灰溜溜回到了桐城老家。据说，地方大员为了避嫌，无一人出面迎接，只有一位侄子率几位家人，把他接进了老屋。
张廷玉刚刚平静下来，朝廷中又出了一件祸事：他的二儿子的岳父四川学政朱荃，在母亲去世后，为了挣点“考试补贴”，居然隐瞒母丧消息，“匿丧赶考”，为御史所参。乾隆在处理这事时又一次想起了张廷玉。于是在处理了朱荃后，乾隆又决定，收回以往三代皇帝对张廷玉的一切赏赐，以示惩罚。乾隆十五年八月，钦差大臣德保来到了桐城。张廷玉率领全家老少，跪在门口迎接。他早早已经把三代皇帝赏赐给他的字画、珠宝、衣服器物收拾装箱，准备交给德保。不想德保从安庆知府那里借来了二百名兵勇把张廷玉的家抄了。结果，张廷玉家并没有多少财宝，德保把抄家过程中翻出来的所有带文字的东西：书籍、文章、信件乃至便条都带走了。
据说是，德保出京之前，乾隆把他召到宫里秘密嘱咐，到了张家，要严格检查张廷玉的私人文件及藏书，看看其中有没有对乾隆的怨怼之词。抄到这些东西后，德保审查了半个月一无所获。这次抄家，引得朝庭内外全国上下议论纷纷。乾隆也觉得此事做过了，不得不下了道谕旨，说是德保弄错了旨意。皇帝发布上谕，宽免张廷玉与朱荃这样的卑污小人有染的“罪过”，又借题发挥把张廷玉痛斥了一顿。经过这最后一次打击，张廷玉日日呆坐家中，终日沉默不语。乾隆二十年，张廷玉终于死了，享年83岁。
士人，或者说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官僚……他们是最应该拥有尊严的一群人。他们人格尊严的丧失与人文精神的沦落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的品格气质，直至今日。在皇权独大，一家专制的社会，不可能塑造出大写的“人”，也不可能找到全身心真正快乐的人。
士人和士大夫阶层也是国家的管理者。国家管理者是这样一群不快乐的人，社会中被管理者谈何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