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海格蒂在打了一上午的高尔夫球和吃了一顿很长时间的午餐以后，正在他的那张长沙发椅上打盹。突然白宫专线的电话响了起来，而且响个不停，于是海格蒂便意识到有紧急的事情发生。
海格蒂在1955年12月24日下午4点30分接到的这个电话标志着他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最受欢迎但也是最具争议的新闻秘书的开始。
在丹佛的劳利空军基地，副新闻秘书穆雷·辛德在艾森豪威尔渡假时的工作室里向海格蒂汇报说总统的心脏病发作了。
然而，海格蒂并没有把总统的病情公诸于众，甚至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都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这个事实与他为人公正的形象大相径庭。他的这种做法使后来的几任新闻秘书，也包括他自己都陷入一种困境之中。
在接到辛德电话的12个小时以内，在把这个紧急的状况告知副总统尼克松及其他人以后，海格蒂便乘坐军用飞机飞往丹佛。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每天平均举行三到四次新闻发布会向记者们通报总统的身体状况。他还劝说医生们自己召开新闻发布会。他甚至还建议在总统的第一次肠道手术上做文章。
海格蒂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把他从一个记者变成了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的新闻秘书，然后又成为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委员会的一员，最后进入了白宫。
艾森豪威尔的职业生涯大都是在军队里度过的，所以他最注重的就是效率，而海格蒂恰好就拥有这种品质。他不需要——也许根本就不想要——罗斯那种博学多识的人。
在艾森豪威尔离任几个月以后，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想要写一篇关于海格蒂在担任新闻秘书期间的表现的论文，20名华盛顿通讯员同意回答他的问题。他们在评价海格蒂时出现次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肤浅的”但却“十分有技巧”。
海格蒂对报纸发行的最后期限问题把握得很准，并且精通于新闻事务。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且能正好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报纸发行时间相吻合。一名记者说，他甚至知道加尔各答报纸发行的最后期限。
从个人的专业素质方面来讲，一些新闻人认为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很贫乏。一名通讯员说：“我认为海格蒂从来就没有认真研读过国家的各项政策，尤其是在国际事务方面，就更显出他的无知。”
罗斯死后，新闻办公室里就发生了变化。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杜鲁门选择了《巴尔的摩太阳报》的那位与罗斯不和的，脾气暴躁的乔瑟夫·绍特继任新闻秘书的职务。多数人认为杜鲁门选择绍特，是因为他更有效率。在他上任以后，便任命了两名新闻助理。一位是罗杰·杜比，他曾在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工作过，负责处理外交新闻。另一位是在国内财政局负责处理国内新闻事务的新闻官员艾尔温·派里米特。因为绍特的这种做法，罗斯生前唯一的新闻助理伊本·艾尔斯愤怒地离开了新闻办公室，但是他仍然做为一名特殊助理在白宫里供职，为杜鲁门处理一些琐碎事务。艾尔斯认为绍特是白宫里最令人厌恶的记者，并且拒绝让他参加波茨坦会议。
杜本从国务院引进了一套新的筹备记者招待会的计划，就是提前2到3天把所有的有关资料都记录在一个本子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在招待会开始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演练一下了事。派里米特在总统出行的有关事宜上提出了一套十分有效的办事方案，记者们以前总是在这件事上抱怨颇多。原来在记者招待会上使用速记人员做记录的形式也被磁带所取代。
所有这些举措所带来的效率似乎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记者们抱怨说他们的消息来源被切断了。国际新闻社的通讯员罗伯特·尼克松说：“他们几乎切断了我们与白宫所有工作人员的接触，甚至都无法从他们那里得知时间或是天气状况。
1952年9月，在距艾森豪威尔参加竞选不到两个月以前，绍特也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杜鲁门悲伤地说：“我觉得是我害死了他们。” 杜比和派里米特便担负起了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责任。当派里米特也因为心脏病而离开时，杜比就成了总统的新闻秘书。海格蒂在就职以前与杜比会面以了解一些新闻办公室的情况。
海格蒂的工作性质与政治有很大的关系。他还依稀地记得在萨加莫尔山见到西奥多·罗斯福的情景，当时他的父亲，《纽约时报》的政治专栏作家JAMES A.海格蒂在采访这位前总统时，带了他的家人一同前往。
后来，年轻的海格蒂加入了《时代》杂志，在1942年成为杜威的新闻事务执行助理以前，他在纽约城以及奥尔巴尼一共报道了八年的政治新闻。他在1944年杜威对罗斯福的竞选中负责新闻事务，然后又在1948年针对杜鲁门的竞选中担任同样的职责，他一直希望杜威可以打败杜鲁门，这样他就可以当上白宫的新闻秘书了。然而，他并没有得偿所愿，杜鲁门的胜利又让他回到了奥尔巴尼。
但是他的这个愿望在杜威把他介绍给艾森豪威尔以后，又再度复燃了。艾森豪威尔虽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但是却有极强的政治背景。自从那次在纽约的沃尔道夫-阿斯特里亚酒店里会面以后，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频频接触。艾森豪威尔亲切的称他为“吉姆”，而他则称艾森豪威尔为“将军”。
海格蒂凭着他丰富的处世经验与艾森豪威尔相处地很好。曾经有这样一个被人们反复提到的小故事。在1952年竞选活动的初期，这位脾气暴躁的将军对他的那位新上任的新闻助理大发雷霆。当这位总统候选人愤怒到极点时，他注意到海格蒂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艾森豪威尔便问到：“你不害怕，是吗？”海格蒂回答说：“是的，先生。”
当竞选伙伴里查德·尼克松陷入秘密基金丑闻时，海格蒂对尼克松的心腹说：“看吧，让迪克把整件事情都报道出来吧，这正是将军想要的。”尼克松在接下来的电视演说中试图劝说艾森豪威尔不要把他从候选人的名单上除名。
当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获胜以后，海格蒂便陪同他一起来到了这个他从未工作过的城市，华盛顿。
在听完杜鲁门的新闻秘书杜比的简单介绍以后，海格蒂决定不改变办公室里的任何陈设。他还和杜比谈及关于艾森豪威尔要把记者们从白宫的新闻发布厅搬到其他办公楼里的传闻。当一名白宫助理来到白宫西翼时，看到前厅的桌子上乱七八糟地堆了一些衣服和帽子时，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些人需要这么大的地方。将军正打算为他的工作人员增加一些办公空间呢！”此外，他还说艾森豪威尔不喜欢他的访问者们在办公室的门口向他提出问题。海格蒂认为新闻工作人员的迁移会造成更多不值当的麻烦。
在艾森豪威尔就职第二天的第一次记者见面会上，海格蒂说：“我是来帮助你们获取新闻的，我也是来为一个人服务的，那就是我们的总统先生。”他还说他会任命穆雷·辛德为他的新闻助理。保守派记者大卫·劳伦斯建议他应该恢复使用书面提问的方式，但是他拒绝了。他在打破了关于艾森豪威尔将放弃举行常规的记者招待会的传言以后，宣布说总统可能会每周至少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
但是直到一个多月以后，也就是2月23日，艾森豪威尔才召开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自那以后，他通常都是隔上一到三周的时间才召开一次。到了夏季以后，甚至隔上两个月才召开一次。1954年1月，他抱怨说：“在立法会议期间召开记者招待会简直就是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但是后来他还是同意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因为海格蒂 对他说他已经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召开记者招待会了。
海格蒂为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准备了两页长的时间表以及一个会议进程大纲。他还规定每位记者在提问前需要先举手示意并且自报家门。在没有总统或是新闻秘书的同意下记者们是不允许直接引用会议上的任何内容的。海格蒂建议艾森豪威尔在致完欢迎词以后向通讯员们宣布将撤消杜鲁门时期的那个不受欢迎的安全命令。他说：“许多部门和机关都利用这个命令来隐瞒法律方面的新闻。”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以谈论公司的价格作为会议的开场白。后来，政府还是撤消了那个安全命令，取而代之的安全防范措施是在各个政府机关的机密文件上做些标志以示区别。
记者招待会通常是在与白宫隔着行政大街的旧国务院大厦里举行的，这个19世纪时期的建筑物后来被人们称为行政大厦，再后来，当一个新的行政大厦建成以后，它又被称为旧行政大厦。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具体地点就是第四层的印第安条约厅，这是一个天花板很高的房间，它的名字源于与美国土著部落签定的那些重要的条约。
尽管这是一个装饰极其华丽的房间，海格蒂还是把它称为“一个可怕的地方，但是……却又是唯一可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地方。”“其他人”也同意他的看法。前美联社记者，杜鲁门第二任新闻秘书的妻子贝斯·绍特对于杜鲁门在1950年8月27日把记者招待会迁移到这个“沉默而古老的房间”的做法感到不满。她同许多记者一样，十分怀念在总统办公室里举行拥挤的记者招待会的那种亲切感，正如国际新闻社的尼克松回忆的那样：“记者们都站在总统的办公桌前面，他们可以清楚的看见总统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的保罗·伍顿说：“旧国务院大厦里没有空调设备，所以当311名记者一下子涌入时，这个房间就像是一个装着满满的沙丁鱼的罐头。”记者们往往要在上午8点钟就来此排队，而记者招待会召开的时间是上午10点30分。
但是事情也有好的一面。至少这个房间比总统办公室要大得多，而且还有座位，尽管是木制的。虽然没有空调设备，但是距地面有两层楼高的天花板让人们觉得并不是那么闷热，即使是在华盛顿酷热的夏天。艾森豪威尔经常站在一个巨大的桃木桌子后面，上面放着记事簿，笔筒，还有两个麦克风。他还经常自己带进来一张纸，并且把它放在桌子上。有一次，一名记者发现在这张纸上列了五个标题：“红十字……意大利人……农业法案……上克罗拉多……个人的。一旦总统有公开的声明发表的话，海格蒂就注意到通讯社记者的电话旁边都放着声明的油印复件，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记者招待会结束以后，马上向所属的通讯社口述最新的新闻。
记者招待会通常是在每周三举行。海格蒂则在星期一时就把他认为记者们会问到的问题列了一个表，并且分发到各个政府部门。在星期二中午以前，各部门需要把他们对问题的答复交到新闻办公室。星期三上午9点，海格蒂和其他一些白宫助理们就会浏览这些汇总的资料。助理们或许还会提出一些刚刚出现的问题，海格蒂就会把这些问题也加入到列表中。在记者招待会开始一个小时以前，海格蒂会与他的副手，以及一些高级白宫官员，有时还会有一两个内阁成员一起再浏览一遍列表上的问题，此外，艾森豪威尔也会参加进来。
艾森豪威尔的秘书安·怀特曼因为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迟到而偶然听到海格蒂惊叹道：“一个人怎么可能记住关于裁军，农业等问题的所有细节。”在这次招待会上，出现了一个关于公民权利声明的争论，艾森豪威尔说：“你们不要徒劳地试图让我说出一些我根本就不相信的事情——下一个问题。”
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海格蒂一直站在总统的旁边，随时帮助他解决问题。在1958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回答一名记者说，他已经敦促苏联总理尼克莱·布尔加宁把他写给他的信公开。海格蒂在听到他的回答以后立即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艾森豪威尔便立即更正道：“对不起，显然我弄错了一些事情。”后来艾森豪威尔问海格蒂：“难道那封信里没有提到那件事情吗？”他回答说：“不，先生。”
海格蒂为总统的记者招待会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引进了电视。
在艾森豪威尔就职一个月以前，他在给参谋长舍曼·亚当斯的一份报告中说道：“广播电视公司会在今年付出更多的努力以获得对新闻发布会的转播权，但是他们还是会遭到拒绝的。”然而，在就职典礼的第二天，他又改变了主意，他告诉记者说：“我非常愿意和电视广播公司合作，并且希望总统能够通过你们的帮助同全国人民对话——在电视上。”他还说这样的新闻发布会会每月举行一次，并且在中间穿插一些没有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当转播新闻发布会时，会上的所有内容是可以被直接引用的。
在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席弗兰克·斯丹顿就此事发布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新闻稿，对白宫的这个决定表示欢迎，并且称它为“新闻报道事业的一大进步。”两天以后，海格蒂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以及相互广播公司的的代表开始商讨有关在新闻发布会上引进广播，电视转播的计划。相互公司驻华盛代表霍利斯被任命为这项计划的执行主席，他还建议新闻发布会应该在白宫二楼的书房里举行，让记者们坐在舒服的椅子上提出问题，并且尽量营造出一种轻松的家庭似的气氛。
然而，印刷媒体方面的代表却没有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奈特报系的华盛顿总主编保罗·里克认为：“总统想要利用电视的最好的途径就是像罗斯福那样做围炉夜话，而不是转播新闻发布会。”《新贝德福德时报》, 《马塞诸塞时报》，《标准时报》尽管都在建立自己的电视台，但是他们还是发表评论说：“艾森豪威尔作为候选人在堪萨斯的阿比林转播新闻发布会时就已经暴露了一个问题，即如果转播新闻发布会的话，新闻的严肃性就会降低，而更加使其趋向于娱乐化。”
为了使“新闻发布会对其他媒体形式开放，”白宫允许通过无线电广播转播1953年12月16日艾森豪威尔的那次持续了33分钟的新闻发布会。华盛顿WRC的雷·斯科勒在6点40的晚间新闻广播中说：“今天是广播新闻业的里程碑，对新闻发布会内容的直接引用可以使新闻人更加准确地获得信息，也就是更加精确的报道。”当晚，WRC以及其他一些广播台都转播了新闻发布会的全部过程。在当时的情况下，白宫是不允许广播台进行现场直播的。
1954年1月，白宫邀请电影明星罗伯特·蒙特高麦里为电视转播方面的名义顾问。《纽约时报》称他为：“电视转播事务方面的白宫第一人。第二个这样的人就是共和党人罗纳德· 里根，他曾经是美国电影演员工会的主席。艾森豪威尔在电视采访中用到的那些小巧的提示卡片就是出自于他的建议，他还告诉艾森豪威尔说：“接受电视采访时，你一定要觉得是在跟人谈话，而不是跟摄像机。”
海格蒂因慢速胶片的问题而推迟了转播新闻发布会的计划，根本的原因是慢速胶片不能在灯光较弱的情况下使用。1954年10月，伊斯曼·柯达公司 和广播电视网的代表人对他说他们已经研制出了一种可以在灯光较暗的情况下使用的快速胶片。为此，他们还把海格蒂带到了一个工作室，并且证明给他看。然后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认为这是可行的。”在艾森豪威尔的建议下，海格蒂与电视工作者们一起在印第安条约厅召开了一场模拟新闻发布会。艾森豪威尔和舍曼·亚当斯则在白宫的地下室里充当观众。最后，艾森豪威尔只是对海格蒂说了声谢谢。海格蒂告诉电视工作者说让他们耐心等待白宫方面的消息。几天以后，艾森豪威尔吃完午饭正要返回总统办公室时，海格蒂找到了他，对他说关于灯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于是，艾森豪威尔就同意让摄像机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中出现。海格蒂就在当天下午的例行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决定。各大媒体对此的反映非常热烈。几年以后，海格蒂还记得在当年的那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人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你们的赞助商是谁？”他知道广播电视新闻网是通讯社的大客户，于是，便让电视工作者给通讯社的主管们打些电话。这招果然奏效。对此事表示坚决反对的合众社的马里曼·史密斯接到了从纽约总部打来的电话，然后他就对海格蒂说：“我会闭嘴的。”
1月19日，共有218名记者出席了这次新闻发布会，而前两次只有177人和194人参加。有13名记者不得不在房间的四个阳台上就座。在房间的后面支起了一个装有6盏灯的架子。艾森豪威尔的开场白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实验一种新的形式，希望它不会让人们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
随着白宫对新闻发布会内容的全面解禁，海格蒂雇佣了一家速记公司为记者们做会议记录。但是他保留了对会议记录做修改的权利。在这个记录中，他一共挑出了14个问题，这其中包括总统无法叫出一名劳工统计委员会委员的名字，以及把印度尼西亚理解成印度支那。国家广播公司为所有的新闻网络录制了这次发布会的全部过程。《纽约时报》发现总统当天的表现比以前平静多了，不再那么轻易的发脾气了。这也许是因为他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毕竟媒体将转播这次发布会。此外，记者们也都根据电视技术的要求，大多穿上了蓝色的衬衫。
新闻发布会结束以后几小时，海格蒂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次发布会的转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第一家转播这次发布会的媒体，从东部到华盛顿的所有分公司都同时杂晚上7点转播这次发布会。美国广播（ABC）公司是在晚上9点30分转播，而国家广播公司则从晚上11点30到午夜转播了这次发布会，西海岸的各家广播站在重新录播了发布会的全过程以后，在晚些时候向全国观众转播。这些转播都是没有得到赞助的。海格蒂在他的日记中强调说：“总之，这是很好的一天。”他还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四个感叹号。这位并不幽默的新闻发言人在第二天上午读到《时代》杂志时，发现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发布会的文章有种含沙射影的意味。但是他却对华盛顿总编辑阿瑟·克劳克和电视评论家杰克·古德所写的专栏大为赞赏。克劳克写道：“尽管面对的是摄像机，艾森豪威尔还是以一种十分轻松的态度谈论到了很多方面的事情，这种轻松的态度是从一个深知他想法的人那里学来的。海格蒂之所以对这段话十分满意，就是因为这个人指的就是他。古德则说：“原来那些认为这是一场闹剧的人们改变了他们的想法，这种方式还使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另一个艾森豪威尔。”后来他又补充说：“当然肯定会有一些共和党人在看到昨晚的电视以后感到不高兴的。”
海格蒂以印第安条约厅的空间太小不能容纳必要的设备而拒绝直播新闻发布会。在每次发布会之前，他都要仔细检查每部摄像机以保证他们不会弄出过大的噪音。《时代》杂志的詹姆斯·莱斯顿问道：“现行的这种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是否会与当今情况的复杂性和威胁性想冲突。”在看了转播以前和转播以后的发布会记录并且把它们同新闻报道比较以后，演员蒙特哥马利认为当所有形式的媒体都参与其中时，报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白宫的电视顾问也说：“很显然，当镜头对准发布会时，记者们会尽力让一切都变得真实。”
海格蒂每天召开两次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并且提前一天公布总统的日程表，这在后来成了历届新闻秘书的惯例。他与辛德每周轮流在家里值夜班。在每周一次的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和总统之间的会议上都有他的身影。他可以随意参加内阁会议，但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出席这些会议。他尽量避免参与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政府机密的讨论中，因为“如果我太早知道它们的话，我可能会在新闻发布会上作出暗示或是建议。”他的办公室距总统的办公桌只有37步之遥。因此，艾森豪威尔总是对他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一定要来找我。”
他对一些琐碎之事总是能了如指掌。他甚至可以清楚的列出艾森豪威尔打了多少局高尔夫球，以及每局的分数和平局的次数。但是记者们却认为他对他们隐瞒了许多更加重要的信息。一名记者说：“海格蒂在对待白宫事务上有自己的衡量尺度，所以局外人只能依照他的这个尺度来获得消息。”另一名记者则批评说：“他对自己这份工作的肤浅认识使总统和共和党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还不错，但是他却忽视了国家利益以及对公众的责任。”
没人可以否认海格蒂是名出色的后勤专家。艾森豪威尔的出访活动远远要比其他总统多。仅在1959年他的总行程就达到77，000英里。在所有的出访活动中，海格蒂都能妥善地安排好记者们的新闻报道活动。事无巨细，他都会照顾周全。例如他经常检查电话的工作状况以保证转播的正常进行；还询问记者们是否需要剃须刀的变压器，或者复印时是否需要支付现金，以及可以在哪找到电报室和洗衣房，甚至连什么气候适合穿什么衣服他都向记者们做详细的说明。海格蒂说：“任何具有这种经验的新闻秘书都能十分出色地管理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在一次出访印度的行程中，他给记者们每人发了一本37页的油印小册子，上面详细地列出了总统每个小时的活动内容。即使是在国内的访问活动中，海格蒂也一样保持着他细心谨慎的作风。在一次去费城的途中，这位前二战时期的司令官从他的助手那里拿到了一份与诺曼底登陆计划的页数一样多的日程表，这份日程表达到7页之多。
或许是因为海格蒂比艾森豪威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所以他比以前任何一位新闻秘书在白宫的影响力都要大。如果是在夜间出现紧急事物的话，他有权决定是否要叫醒总统。如果有一项声明要发表的话，他会在转播之前就读到它。理查德·斯特劳特说：“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说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总统，是他？还是艾森豪威尔？”
国务院发布的公报是指每周关于重要的外交事务声明的汇总，在这届政府执政的前18个月以来，已经发布了5次这样的公告。绍特任新闻秘书时只在这个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而罗斯则一篇都没有发表，尽管他们两人在外交事务上要比海格蒂懂得多。海格蒂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下总是以“我们不相信”或是“我们从不认为”开头，这就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新闻秘书即政府的错觉。海格蒂在其他政府官员的反对下敦促艾森豪威尔否决财政拨款并且坚持削减政府开支。在1958年年末的一份长达8页的备忘录中，他建议总统奉行罗马的古老信条，即“人民即论坛”，并且说林登·约翰逊以及他在议会中的盟友们会因种种政治目的在任何时候伺机蚕食总统的特权。他还力劝艾森豪威尔应该以出访他国的形式亲自参与到更多的外交事务当中。他还为艾森豪威尔制订出了一份详细的出访时间表。其中包括印度，菲律宾，弗摩萨，日本，韩国，欧洲，苏联，非洲，近东，以及海格蒂所说的南美州及拉丁美洲。艾森豪威尔后来访问了除俄罗斯，中东，以及日本的所有国家。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取消对日本的访问是因为一些反美的日本游行示威者向海格蒂投掷石块。当时在一张广泛流传的照片上，海格蒂正在用一部小型相机拍摄示威者向他的车子投掷石块的画面。当得知相机中根本就没有胶卷时，艾森豪威尔觉得此事非常好笑。
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的突然中风使得整个美国政府处于瘫痪状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艾森豪威尔对海格蒂说：“吉姆，千万不要让那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然而，艾森豪威尔担心的事情在1955年因心脏病突发而变成了现实，当时海格蒂正在家中渡假。当天下午，他在《华盛顿星报》头版新闻的最后一部分读到他的副手辛德说总统的消化系统有些问题的报道。他当时只是认为总统的胃可能有些不舒服，并没有特别在意此事。即使是在接到辛德的电话以后，他还对此表示怀疑，甚至还问辛德诊断是否准确。
辛德说总统是在夜间感到不舒服的。白宫内科医生霍华德·辛德对记者们说总统胃的状况不是很好。由于无法忍受记者们的围攻，穆里·辛德只得给总统的秘书安·怀特曼打电话。她又即刻给一名白宫医生打电话，并且让他告诉记者总统的病情并不严重。事实上，辛德医生为艾森豪威尔做的是针对心脏病突发的急救措施，但是他却没有向外界透露实情。当天下午，当穆里·辛德 和巴恩·怀特曼以及其他一些白宫助手吃午饭时，医生再次打来电话说：“总统患上了轻微冠状脑血栓。”
辛德以心电图的测试结果向海格蒂证明了艾森豪威尔确实是心脏病发作。他说他正在召集记者就此事发表声明。海格蒂问：“我有多长的时间来准备？”辛德回答说：“大概半个小时吧！”于是海格蒂说：“好吧！就这样吧！”
在把广播调到国家广播公司的周末新闻节目“监察”后，海格蒂开始给一些人打电话。第一个接到他电话的人是副总统尼克松，他在电话中说：“迪克，你最好坐下听我说话。”尼克松听完海格蒂的话以后沉默了好长时间，以至于海格蒂误以为电话断线了，然后他建议海格蒂在事实确定之前不要发表任何声明。海格蒂紧接着说：“我们对此已经绝对地确认了。”尼克松在得知这一情况以后说：“那你现在必须让我随时都能与你保持联系。”几分钟以后，当他还在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广播中听到了雷·斯格勒发布的关于此事的公告。
在告知尼克松总统的病情仍然没有改善以后，海格蒂就乘坐一架军用运输飞机于凌晨4点飞往丹佛。沃尔特雷德军医院的医生托马斯·马丁利带着艾森豪威尔的检查报告一起上了飞机。在许多邀请海格蒂吃晚饭的新闻记者当中，马里曼·史密斯被邀请一同前往丹佛。在五个小时的飞行当中，马里曼·史密斯并没有向Mattingly追问总统的病情，这使得海格蒂感到很欣慰。
这架飞机原计划在劳里降落，但是由于遇到了暴风雨而不得不在丹佛的斯丹普雷顿机场降落。在飞机艰难地降落以后，海格蒂就急忙赶往费兹西蒙斯将军医院。
他对医生们说：“你们看，我现在必须马上发表公告。”起先这个建议遭到了他们的反对，但是在海格蒂说明这是总统的命令并且告诉他们威尔逊总统的事情以后，他们便同意了。但是他们仍然在时间问题上争论不休，最后，医生们还是同意召开新闻发布会。
艾森豪威尔后来说在他心脏病发作两天以后，他指示海格蒂说：“不要向公众隐瞒任何事实。”海格蒂在当天的日记中描述了他们的谈话，但是没有关于这些指示的记录。
不管怎样，海格蒂每天都在劳里的新闻发布厅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早晨7点一次，中午11点30分一次，下午3点30分左右一次，最后的一次是在晚上9点。他让著名的心脏病专家报罗·杜德雷·怀特把他的那本1，128页的著作《心脏病》中的500页用红笔做了标记，并且复制了20份放在新闻发布厅了。
第二天，在怀特的建议下，海格蒂在他的公告中说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个肠道手术。总统认为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而且大多数的公众都相信了这一说法，但是怀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总统开始恢复的第一个征兆。
当最高法院法官赫伯特·布朗奈尔到医院看望总统时，海格蒂就为布朗奈尔安排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将在发布会上发表声明批准联邦法院的一项改革。这个改革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在早些时候公布了，而且有人怀疑总统是否能在25分钟的探视期间看完这个计划的全部内容。一名记者看见海格蒂在病房前递给一名内阁成员关于总统状态的声明。海格蒂说：“总统的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好了，而且我们想让公众们知道这个情况。”
艾森豪威尔的病情确实有了明显的好转，他还在1956年2月29日宣布他将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但是就在共和党国家会议举行两个月以前，他再次病倒了。
6月8日早上7点43分左右，辛德医生打电话告诉亚当斯总统的胃病又犯了，并且说应该取消原定的内阁会议。上午8点50分，海格蒂对记者说总统的胃有些不舒服，而且还有头疼的症状。中午的时候，海格蒂说总统的病情已经确诊了，是回肠炎。艾森豪威尔被救护车送到了沃尔特雷德医院，海格蒂及一个新闻小组也一起到了医院，负责守夜。一个公告上面说总统的小肠有一部分被阻塞了。在凌晨2点15分时，海格蒂发表声明说总统需要立即动手术。海格蒂, 亚当斯, 安迪·古德帕斯特站在医院的走廊上等待手术的结果。5点11分时，海格蒂说总统在经过了1小时53分的手术后，已经处于十分良好的状态。后续报道也对这个消息给予了肯定。
海格蒂经常会向记者们发布一些总统的细节行为。比如总统已经能自己走下床了；他签署了27份文件；他已经吃了一个煮鸡蛋和一片涂了黄油的烤面包。海格蒂放出的这些安慰性消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以至于理查德·斯特劳特以"T. iL B的笔名在《新共和》上发表了一篇以“回肠炎利于……”为题的文章。奈特报系的约翰·奈特在1952年的大选中是尼克松的坚决拥护者，他发表社论谴责白宫方面关于“总统的健康状况一直都很好”的言论。海格蒂回击道：“如果总统心脏病发作的话，全国人民都会因此而担心，但是我们认为回肠炎并不会危及到总统的生命。”
1957年11月25日，就在他连任总统的前一年，艾森豪威尔在签署文件时感到有些头晕。因为无法握住笔，他便把安·怀特曼叫来，但是却无法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安叫来了古德帕斯特，是他把艾森豪威尔带回了白宫的住处。医生诊断说总统的脑血管被阻塞了，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中风。
海格蒂在巴黎筹备艾森豪威尔将要参加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的有关报道时，白宫的新闻事务就由6个月前接替穆里·辛德的威顿负责，她曾是奥尔巴尼的《尼克伯克新闻》的政治记者。她对记者们说总统只是得了感冒而已，医生希望他能休息一阵子，然而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患的是轻度中风。第二天上午8点55分，她发表声明说总统现在恢复地很好。她不能说总统是否发烧，或是早餐吃的什么。一个半小时以后，她说医生正在做进一步的检查。当有人问总统的并且是不是并不只是感冒那么简单时，她回答说：“我对此一无所知。”
下午2点58分，面对官方记录中描述的“像雪崩一样的”记者时，威顿不得已拿出了辛德and雷纳德·赫顿的诊断证明。上面说对总统的进一步诊断证明了他们先前的判断，即总统的中枢脑动脉的一支血管被阻塞了。有记者要求她解释一下这些医学名词时，她说：“就我的理解，这可能是心脏病发作的表现。”但是后来她又说这与心脏病无关。针对那些重复的问题，她回答说不知道这是否是中风。
不管总统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她声明说当她对记者说总统患的是感冒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这个最初的诊断。那天晚上，《新闻周刊》的华盛顿总编辑查尔斯·罗伯特给威顿打电话询问在总统生病期间，谁将负责国家事务。他说威顿无法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当得知威顿为了安抚记者而拿出了总统的那个不确定的诊断证明时，亚当斯让古德帕斯特招回在巴黎的海格蒂。这位新闻秘书在午夜时分回到了华盛顿，并且对记者们说总统在吃过晚餐以后看了两个小时的电视才睡觉。上午8点15分时，他告诉记者说总统已经起床了，并且还自己刮了胡子，他的早餐吃的是半片葡萄加奶油的牛肉，涂蜂蜜的烤面包。但是他拒绝回答关于艾森豪威尔说话是否困难的问题。尽管其他医生已经向记者承认了总统患的是中风，但是海格蒂却仍然拒绝这种说法。
人们对于艾森豪威尔是否能够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表示怀疑。国务院的一项声明似乎指出他不会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海格蒂却说这件事情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上午10点45分，海格蒂说总统已经签署了12份文件并且还起草了一份文件。他还把总统的签名用照相机拍了下来。《新闻周刊》的罗伯茨评论说：“我们应该信赖那个与总统直接对话的人，他的话比那个1000字的诊断证明要真实的多。”艾森豪威尔按照原计划参加了会议，并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是在他中风以后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美联社形容他的气色同往常一样好，但是合众社则说他脸色苍白，有时甚至词不达意。
海格蒂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替换掉了那个没有经验，遇事慌乱的威顿。尽管仍然有大量关于总统签署文件，吃早餐，自己刮胡子，以及散步的报道，但是关于总统病情的报道却几乎再也没人提及。就像在其他的事件中一样，当记者们意识到自己被告知的消息越来越少时，他就会报道的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