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一词本来是民国时期林语堂先生借英语“humour”一词的翻译，中国古代并无此词，而是用“滑稽”称之。可惜作为人生艺术，深谙此法的人并不多。生活有时是严酷的，不留情面。忧郁、悲伤、痛苦、烦恼、尴尬常常会不期向你袭来，围困着你，使你感到人生的艰难和生命的困惑，然而当你解不开、想不通的时候，为什么不换一种思维来面对它呢?
三国时期，有一年天旱少雨，虽为天府之国的蜀地，也是粮食告急。所以先主刘备下令禁止民间百姓私下酿酒。当时，有个官吏在民家搜到酿酒的工具，便认定他们不顾禁令私自酿酒了，于是准备定罪处罚。有一天，简雍和刘备出游，看见一对男女走在路上，于是简雍对刘备说：“主公你看，他们定是准备通奸，为什么不拘押起来呢!”
刘备笑道：“胡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如此?”
简雍回答：“他们各有可以通奸的器官，与要酿酒人的情况一样。所以我才这么说。”
刘备听了大笑，就释放了因有酿具而被捕的人。
同样三国时，诸葛恪的父亲瑾(字子瑜)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的时候，使人牵一驴人，仔细地查看了驴脸之后，写了“诸葛子瑜”四字，诸葛恪不慌不忙，跪了下去，说：“请给我笔加上两个字。”孙权于是把笔给他。只见诸葛恪从从容容地续上了“之驴”二字，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击掌欢笑，感赞恪之聪慧，孙权就把这头驴赏赐给了诸葛恪。
加州州会中某议员正在发表一篇冗长乏味的演讲。另有一议员，走近这人身旁，轻轻地劝他结束演讲，以经济时间。这人正在得意，岂肯听从劝导，以严厉的态度低声叱道：“走开!”这被叱的议员，觉得好意劝阻，反受他叱骂，心实不甘。
想要伸怨复恨，但被人气得发昏，不知怎样才好。只能和小学生遇着冤屈时，向教师申诉一样。他走到会长柯力司面前说：“你听见某人刚才对我发的恶声么?”以为柯氏立刻为他洗雪冤屈，以消忿怒。可是柯氏不动声色地答道：“但我已查过法典，你无须退出议场。”柯氏以幽默的口吻，毫不费力地将紧张的局面，化为趣谈。既使自己不致卷人无谓争执的漩涡，同时使对方也自知龈龈抗辩，实属无聊。真是排难解纷，息事宁人的最好办法。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我们什么时候使用幽默这“张牌”，幽默自身有没有原则?有。幽默有的不是一古代笑话有则“还叩头”的故事。一个秀才与一个挑粪人争路不让闹了纠纷，告上大堂。县官一听大怒：“粗鄙之人竟不礼让读书人，罚你叩头认过，否则大刑伺候。”挑粪人害怕了，只好叩头如捣蒜，秀才好不得意。叩头仪式正在进行，县官突然叫停，问衙役道： “他叩了几个头?”衙役答： “六个。”县官说：“按规定叩三次就行了，怎么多叩了呢。必须按律行事。这样吧，秀才还挑粪人三个叩头，互不赊欠。”秀才不情愿，县官便命衙役按着他给挑粪人叩了三个头。
我们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真正的幽默必然包含了一种为人处世的哲学，幽默只是表达这种智慧的。
一九四六年五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甲级战犯时，十个参与国的法官们曾因排定法庭座次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中国法官理应坐在庭长左边的第二把交椅，可是由于中国国力不强，因而被各强权国所否定。
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出庭的中国法官梅汝墩与列强展开了一场机智的舌战。他说：“排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国的签字排序排列，这是惟一正确的原则。当然，如果各位同仁不赞成这一方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侧量器来，然后以体重的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各国法官听了，忍不住地笑了起来。庭长笑着说：“你的建议很好，但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梅法官接着回答说：“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那就按体重排好。这样纵使我被置末座亦心安理得，并且可以此对我的国家有所交待，一旦他们认为我坐在边上不合适，可以派另一名比我肥胖的来换我呀。”这回答引得法官们大笑起来。
梅法官并不重视自己个人的座次，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梅法官自己的座次，是国家、民族尊严的象征，不能相让，必须据理力争。幽默是一种学问，是一种智慧，更是摆脱尴尬，远离纷争的一剂良药。谁学会了幽默，谁的人生就将充满欢乐。所以，遭遇尴尬处境时，与其张弓拔驽，不如放松心情，幽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