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猎狐对太监们来说却是个苦差事，白天要蹲点，晚上要带路，活得比狐狸还难受。李湛性格急躁，打猎失手或是收获不多的时候，就会发火，把气撒到太监们身上。轻的时候挨顿鞭子，重的时候就被抄家、关大狱。早在这之前，一些太监因为别的事就已经被李湛折腾得够呛了。太监们也是人，一辈子低三下四无非就为混口饭吃。如果这碗饭不好吃，他们又不能退货，唯一能做的就是造反。宪宗在的时候，王守澄等人就是因为吃不好饭而造反的。有了前面的榜样，他们自然就会原样复制一番。这种情绪经过长期的积累，在李湛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只是没有人敢于挑着个头。终于有一天，刘克明挑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李湛又去山上打狐狸。黑暗中光线不好，李湛一箭走歪，射中了刘克明。李湛本是无心，刘克明却觉得自己和董淑妃的奸情败露，小皇帝这是故意放冷箭。他越想越害怕，越害怕就越想造反。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身边的同事们一说，立即得到了一致支持。
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十二月初八，李湛又叫上身边的一干人上山打狐狸。这天他发挥得特好，端了好几窝狐狸，心情特别地好。当夜在宫里大摆宴席，和刘克明、许文端、苏佐明等人举杯畅饮。李湛当晚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地跑到更衣室里换衣服。刘克明和同伙儿趁机熄灭了大殿的灯火，在黑暗中把李湛杀死在更衣室里。大概到死李湛都不会想到，自己身边的一群绵羊原来都是伪装过的狼。
刘克明毕竟是第一次作案，没啥经验，他们原本想拥立绛王李悟为帝。当年毒死唐宪宗的老太监王守澄哪容这些小兔崽子作威作福，很快就调集兵马杀入宫中，逼得刘克明投井而死。不久，江王李涵改名李昂，继位为帝，是为唐文宗。
第五节 唐文宗“甘露之变”之谜
这是中国历史上宫廷中最为惨烈的流血事件，一日之内600多名朝臣被杀，皇帝也被宦官软禁。尊贵的、至高无上的皇帝怎么会被家奴们玩弄于股掌呢？从唐穆宗以后到唐亡，8个皇帝之中，有7个是由宦官拥立的。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结、纵容宦官，如宦官杨复恭以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骂昭宗为“负心门生”，昭宗也无可奈何。“甘露之变”就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
被皇帝称之为家奴的宦官，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下的必然产物。早在秦汉时期，尤其是东汉后期，宦官势力的发展曾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豪强政治的发展，士族豪门领袖与皇族共同执掌朝政，外朝扩大，内廷缩小。在豪强势力制约下，宦官小社会也随着内廷职责的缩小而迅速萎缩，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处于配角地位。此后的历朝中，只有唐、明两朝还出现过宦官弄权的现象，并都导致了这两朝的衰落和灭亡。但是仔细比较东汉、唐、明三朝，宦官势力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并能够完全左右朝政、使皇帝成为傀儡的，首推唐朝。
“甘露之变”的时代背景
唐王朝宦官势力的消长，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势力抬头 从唐太宗到唐睿宗时期，是唐朝宦官势力开始抬头的阶段。唐太宗在位时期，鉴于前代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对宦官限制非常严厉，宦官只是“门阁守御，庭内扫除，廪食而已”，稍有不轨便遭到严厉的惩罚。武则天执政时，集权于内廷，以牵制外朝的功臣宰相，内官用事开始增多。不过，武则天不像东汉时期的那些女主们，要凭借宦官成为自己和男性大臣沟通的桥梁，这一阶段宦官没形成什么势力，品级也都很低。中宗复位后，韦后当政，为了扩大内朝权势，发展阉人势力，并授予宦官品爵，人数增至3000多。中宗还派宦官外出监军，开唐代宦官监军的先河。同时，各派宫廷政治势力为了窥测上意，探听消息，纷纷巴结拉拢宦官。当时李隆基为了消灭韦后势力，就曾利用过宦官高力士等人，这说明宦官势力已开始抬头，力量不可忽视。
迅速发展 从唐玄宗到肃宗、代宗3朝，是宦官势力迅速发展的阶段。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内廷宦官激增至3000人，官至五品以上的即达三成。像玄宗宠侍高力士更是显赫一时、贵盛无比。当初李隆基发动兵变，讨平韦后逆乱，高力士立下首功，被提升为内给事；后来又在诛杀太平公主一事中立下功劳，被提升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成为宦官中的第一人。李隆基对高力士极为信任，“四方奏请皆先省后进，小事即专决”，即地方上报的书信、文件、奏章，高力士阅后拣重要的让玄宗过目，而一般的政事可以由高力士自行决定、处理，不必报知，这就开启了宦官处理国家政务的先例。当时，高力士可谓权倾朝野，皇太子李亨称他为“二兄”，其他的亲王、公主称高力士为“阿翁”，李隆基经常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将军”以示尊宠，其他人可想而知。不过高力士虽然显贵，但是权势还不是很大，朝政始终还是掌控在皇帝和大臣的手中。
唐玄宗李隆基为了防止宫廷内外大臣、将领、外戚交相结纳，采取了进一步削弱外朝、集权内廷的政策，并开始任用身边亲信宦官预政领军。如开元初，他就曾派宦官杨思勖领兵征讨安南之乱，功成后封杨思勖为辅国大将军。
“安史之乱”是宦官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安史之乱”发生后，唐肃宗李亨因强藩作乱、险亡其国而开始对武将妄加猜疑，宦官则大受宠信，开始内掌军队，外监诸将，其权力从内廷向外朝逐步延伸，从间接向皇帝进言干预朝政到直接把持军政要职，最终形成了专权格局。“安史之乱”中，肃宗李亨在宦官李辅国支持下即位，对李辅国特别宠信。李辅国官兼数职，权及核心，掌握了朝廷中枢机要大权，因他排行为五，贵族王公见了尊称其为“五郎”。代宗即位后，又因李辅国拥立有功，更加宠信，称为“尚父”。李辅国竟也大言不惭地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代宗）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处分。”可见朝政大权已全在他手。后来，代宗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杀了过于专横跋扈的李辅国，又将皇室防卫力量的禁军交由程元振典掌，结果使程元振的权势又超过了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是大宦官鱼朝恩，他曾被代宗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成为当时讨伐“安史之乱”的唐朝大军实际上的统帅，代宗还让他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的“神策军”，权势气焰又高出一等。后因其居功自傲，挟兵胁迫皇帝迁都，被赐死。这一时期宦官势力发展十分迅速，但当皇帝不满宦官跋扈时，还可利用外朝的朝官势力予以抑制和清除。
掌握兵权 德宗与顺宗二朝，是宦官监军和专典禁军制度化的阶段。鱼朝恩之后，皇帝曾收回宦官所领兵、相二权，宦官也不再掌握禁军。但德宗年间发生“泾原兵变”，宦官窦文玚、霍仙鸣因率领宦官及亲王左右保驾有功，被起用为禁军统领，又于贞元十二年（796）任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直接统帅指挥禁军。此后，设神策军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由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宦官掌握禁军便由此成为定例。本来皇帝是想用宦官来监军，控制武将，避免尾大不掉的情况再生祸乱，但没想到的是，宦官监军却带来了新的灾祸。由于宦官典军制度化，使其势力达到左右朝政、制驭百官的程度。如顺宗时“二王”改革，改革派想夺取宦官兵权，宦官干脆迫使支持改革的顺宗退位，并罢免放逐了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官员。
宦官专权 从唐宪宗至昭宗末期，是唐朝宦官专权的鼎盛期，这股依附于皇权的恶势力，对它所依附的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二王”改革失败后，几乎所有宦官都参与朝政，广泛深入到当时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如大批宦官进入政府，担任诸司使职；掌握宫中全部机要，出纳王命；干预吏选，监视外朝官员；掌握书院、国子监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领域。由于朝中文武大权基本落入宦官手中，朝中制定国策、进退将相大臣，以至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纵在宦官手中，皇帝成了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后操纵的傀儡。宪宗以后到唐亡的9个皇帝，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余的都是由宦官废立。唐文宗哀叹自己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他说：“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结、纵容宦官，如宦官杨复恭以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骂昭宗为“负心门生”，昭宗也无可奈何。连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还有谁敢跟他们作对呢？
“甘露之变”就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
有德无才的唐文宗
公元827年，唐文宗李昂即位。他是被宦官王守澄拥立即位的。在这之前，宪宗、穆宗都死于宦官之手，文宗的前任、同父异母的兄长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杀害。文宗并不是既定的继承人选 ，他能以穆宗次子、敬宗二弟的身份即位，是错综复杂的宫廷矛盾斗争的结果。
宦官刘克明等杀害敬宗后，假冒敬宗旨意选立了宪宗的另一个儿子绛王李悟“权勾当军国事”。这样做本来也是多年来宦官拥立的惯用伎俩，大臣也都习惯了，但刘克明等还不满足，又商议着剥夺其他宦官手中的权力，这样就惹恼了内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四位实力派大宦官。他们密谋商定，动用所掌握的禁军力量将穆宗的次子江王李涵迎入宫中。神策军中尉派出的精锐禁军将刘克明一伙全部诛杀，绛王李悟也死于乱兵之手。江王李涵就是文宗，即位后改名为李昂。
唐文宗稀里糊涂地被推上皇帝宝座时，只有17岁，但他已不是一个不更事的少年。文宗自幼敏感聪容、博学多思，还在当江王时，在藩邸就是手不释卷，尤其喜读本朝史官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对先祖太宗皇帝敬慕不已。如今天降大任，自然要有所作为一番。他即位后的第三天，就发布了很多具有革新内容的诏令，如释放宫女3000人，裁减冗员1200人；放五坊鹰犬，罢地方进献等等。退朝时，宰相裴度激动得泪流满面：“太平可期了！太平可期了。”朝野对文宗都有些期冀，希望能在文宗的治理了，便当时历经祸乱、颓败不堪的朝政重兴起来。
文宗也不负众望，励精图治。与前任敬宗每月上朝二三次不同，文宗每逢单日就上朝。每次上朝时间都很长，举凡军国大事，从朝廷用人到国库储藏，从各地灾情到水利兴修，他无所不问，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措施，他都详细地与宰相大臣讨论研究。他要求把各种节假日或者辍朝的时间尽量安排在双日，以便不影响单日的上朝。文宗不喜欢音乐、歌舞和游乐，不近女色，自己在听朝理政的闲暇，十分注意读书。文宗曾对身边的人说：“若不能甲夜（初更）亲自处理政事，乙夜（二更）观览图书，怎么能够做人间君主呢？”所以，他每当退朝处理完政事以后，就手不释卷。
文宗还一改宪、穆、敬时期的奢华风气，倡导节俭，而且身体力行。他自己的饮食从不铺张，特别是遇到各地发生灾荒的时候，更是主动地减膳。十月十日是他的生日，这一天被立为“庆成节”，文宗也不允许宰杀猪牛，只许食用瓜果蔬菜。文宗严禁臣下衣着豪华，有位附马戴了很贵重的头巾，他提出批评；有位公主在参加宴会时穿的衣裙超过了规定，他就下令扣除驹马两个月的俸钱以示惩戒。一次，一个官员穿着桂管布做的衣服拜见皇上，桂管布是桂林地区生产的一种木棉布，布厚而粗糙，较之缓罗绸缎自然略逊一筹，文宗见他衣衫就认定此人是个忠正廉洁的臣子。他自己也做了一件桂管布的衣服，文武百官纷纷效仿，致使桂管布的价格上涨很快。文宗穿着朴素，有一次他对臣下说：“我身上的衣服已洗了三次了。”
众人都赞誉皇上节俭的美德，只有翰林学士兼侍书的柳公权认为，皇上君临天下应该选贤任能，使天下太平；皇上穿洗过的衣服，只是生活细节而已。
虽然文宗有心成为李唐一代名主，但有心未必能成事。他在性格上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优柔寡断，不能长期信任他人，而自己也缺少果断，不能择善固执，往往一件事和臣下们商议已定，不久却突然改变主意，朝令夕改，弄得大臣们也无所适从。这导致臣下无法正确了解他的意图，做事束手束脚，问时也使文宗不但不能成为明主贤君，反而变成任权宦欺凌摆布的懦弱君主。
李昂即位第二年（827）改元大和，大臣韦处厚因为文宗性格太柔，觉得难以一抒己志，要求退休。淮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王璠被任为同平章事王璠累任盐铁转运使，长庆二年（822）川任淮南节度使，他不顾南方大旱，搜刮不已。后复为盐铁转运使，又加重铜、盐税，每月以钱物进奉皇帝，称做“羡余”。大和元年（827）任满还京，献银碗数千只，绫绢数万匹，目光短浅的文宗见钱眼开。心里十分高兴，再加上一些权臣的吹风，文宗就把王璠升为宰相。自此之后，文宗身边的奸佞之人越来越多，而正直的人自然就很难得到重用。
宫廷中最惨烈的流血事件
自德宗以来，宦官典掌禁军成为制度，宦官势力的膨胀有了充分的基础，已经无法简单根除。由于文宗是宦官拥立的，所以宦官的权势更是不断扩大。
除宦计划 文宗耳闻目睹宪宗、穆宗、敬宗的悲惨下场，一刻也不忘为父兄雪耻，重振皇纲。但文宗本身是由藩王拥立登上皇位的，既没有东宫之侍者，也很少有心腹重臣。文宗即位后一直有重树外戚的打算，但是他的生母萧氏是闽人，来京以后父母早亡，家中只有一个弟弟，已失去了联系。文宗后来令福建官员寻访，一连有三个人自称是文宗的舅舅，其中有人还得到了优厚的待遇，但是最终都是假冒，真的国舅竟无从找到。据说元和、长庆时，两京百姓在大街巷里见面打招呼，多说“合是阿舅”，文宗找国舅的事正好与“合是阿舅”的说法相应验。
文宗不甘心受制于家奴，总想物色一个合适的大臣，与之商议诛除宦官的大计。文宗观察内廷人员很久，觉得宋申锡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于是秘密地召见宋申锡。“代宗以来，宦官专横跋扈，你认为应该对待宦官专权？”“应当逐渐放除宦官的势力。”接着宋申锡如此这般讲陈了释宦官权力计划。“好，这件事就交由你全权负责。”文宗欣然同意，为了让他好办事，答应任命他为宰相。
大和四年七月，任命宋申锡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申锡推荐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圣上决定让我负责，联合外廷朝官诛除宦官，你可愿意与我一道为皇上效力？”“好啊！大图在此一举！宦官专权我痛恨已久，只是没有机会，能为朝廷除奸，至死不渝！”王璠满口应允。两人痛饮一番。宋申锡哪里知道，王璠暗地里偷偷将文宗的意图泄露给郑注，郑注转告王守澄。王守澄是神策军都尉，专横跋扈，得此密报，急忙与郑注商议对策，二人决议先发制人。王守澄禀告文宗：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李凑。文宗信以为真，龙颜大怒。要杀宋申锡，后来牛僧孺说了句“宰相是人臣最高的职位，宋申锡既然当上宰相，他还有什么野心呢？我看他不会反对陛下”，宋申锡才保住性命。后来，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最后病死在开州。
第一次去宦虽然失败，但文宗并没有因此灰心，相反，他吸取教训，又开始物色新的人选，这时，李训与郑注便应运而出。
郑注本姓鱼，人称“鱼郑”，精通医术。文宗犯风疾时，大宦官王守澄推荐郑注给文宗医治，效果很好，郑注由此得到重用。李训原名李仲言，出身名门，精通《周易》。郑注贪财，流放被赦的李训贿赂他后，他即把李举荐给王守澄。王为了更好地控制文宗，将李训荐给皇帝，说他有大才，可重用。文宗大喜，要将之用作近侍官。
郑、李二人都善于揣度人心，思路敏捷，口才极佳，文宗把二人视为“奇才”。郑注、李训二人又都受王守澄宠信，如果与他们谋划，会避免王守澄等人的怀疑，而且这两个人还不是当时朝中二李（李德裕、李宗闵）朋党，正可倚为心腹。从这一点来说，文宗认为这两个人是合适的人选。当时李训为翰林侍讲，利用为文宗讲解《周易》的机会随侍文宗左右，暗中揣摩、察觉文宗本意，便在言语上逢迎皇帝，语及时弊再三愤激，借此打动文宗。
文宗见李训纵横言论、才辩超脱，以为是个干才，倚之必能成事，于是便将真心图谋托与李训、郑注，这两人遂以诛宦官为己任，朝夕计议，指陈方略，规划太平，除阉宦、复河北、收河湟，谈兵纸上。自此，文宗对这二人宠信不二，所言无不从，李、郑声势一时显赫。外人只以为这两人是倚靠宦官才擅作威福，并不知他们同文宗还有密谋。
李训、郑注虽然势力微弱，成功的希望也很渺茫，可是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宦官集团中的内部矛盾，步步得手，进展十分顺利。
宦官中势力最大的当属王守澄，他曾三次操纵皇帝的废立，又握有神策军大权。神策军是保卫皇帝的主要禁军，全国边镇中也有许多劲兵悍将归其统领。李训、郑注知道士守澄权焰熏天，一时也动摇他不得，就苦思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决定先消灭其他宦官。他们借助王守澄的力量，把反对王的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三个宦佞驱逐到外地当监军，不久即将三人处死。此后，又劝文宗将王守澄的原神策军中尉的职务移封给宦官仇士良，以分割王守澄的权力。史载仇士良飞扬跋扈，“秋按鹰内畿，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李训、郑注为了对付王守澄，竟将这个人提拔了上来，无异于引虎逐狼，留下后患。后又提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表面上是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是让他离开首都，削弱他在内廷中的权力。在王守澄离开首都前夕，朝官和宦官们给他饯行，席间在酒中投毒，毒杀王守澄，宣布为暴病身亡。以王守澄为首领的这部分宦官势力基本上被消灭了。
在铲除大宦官的过程中，李训和郑注表现出的干练的政治才能和翻云覆雨的果断狠毒，在朝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等大臣都十分畏惧，见了李训，甚至叩头迎拜。
李训、郑注原本小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对同自己有芥蒂者，不是诬其贿通中官，便陷以党同二李，非贬即逐，以致朝堂上人人自危，忠贞之士屡遭贬逐，而奸邪小人却逢时而进。
甘露之变 在王守澄死后，剩下来的掌握权势的老宦官还有仇士良、鱼弘志等。李训、郑注要想彻底完成文宗密托，自己独揽大权，就必须除掉这些宦官。
文宗因为李训有功，升任他为同平章事，郑注则做了凤翔节度使。当初李训与郑注密谋除尽宦官，定下的计策是郑注出镇凤翔后，精心挑选数百名壮士作为亲兵；当年十一月要葬王守澄于浐水，郑注以故旧情深，奏请率亲兵入护丧事，不会引起怀疑；同时奏请文宗下诏令内臣齐集送葬，届时李训关闭城门，郑注在城外令亲兵尽诛宦官。但是在郑注启行前往凤翔后，李训觉得如此计划，“则注（郑注）专有其功”，让郑注抢了功劳，不如抢先下手。于是李训将其集团的骨干分派至各地任节度使和京兆尹等职，以便掌握全局，他又命令郭行余、王潜在赴任之前，各率其兵将来京城会同金吾便韩约共同行事。指望日后起事大功告成，不但尽杀宦官，就连郑注也一并除去。所计不可谓不毒！
在商讨采用什么方式时，李训想到天降“甘露”的瑞兆可以利用。所谓“甘露”，据说是像雨一样从天上降落，不过与众不同，就像**水晶，附物即不滚落，也不会被阳光蒸发。“天降甘露”是一种千年难遇的吉兆，预示着君王的圣明，国运昌隆。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均认为“甘露”是一种延年益寿的“圣药”，“其凝如脂，其甘如馅”，服用后能使“不寿者八百年”。因此，帝王称之为“天酒”、“神浆”，梦寐以求之。有些帝王听说降下甘露，马上改变其年号，以甘露命名，如汉宣帝刘询、前秦苻坚等，都以甘露作过年号。还有的帝王为了祈祷甘露下降而大兴土木，如汉武帝曾在长安城外的建章宫内建造了一座高20丈、大10围的承露盘。在封建帝王们看来，甘露既是吉祥的象征，又是长生不老的仙药。据《资治通鉴》载：“月（太和九年），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仅仅过了三个月，天又降“甘露”，这种原本可遇而不可求的所谓“神物”，对文宗这一朝来说可谓“情有独钟”了。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唐文宗在大明宫紫宸殿上朝。百官鱼贯而人，依班序而立。金吾大将军韩约这时匆匆人奏说：“在左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这是天降吉祥的征兆。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感动上天，不能得见甘露。”说完以后，手舞足蹈地给文宗叩头。宰相李训、舒元舆也率百官拜贺，并且请皇帝亲自观赏。文宗欣然同意，于是登上龙荤出紫震门，升含元殿，并先叫李训去看看。
唐代的皇城分宫城和皇城。宫城在皇城的中央，除太监和皇帝宫嫔等，一般人没有密诏是不能进入的。左金吾府在宫城外皇城内，驻扎着保卫宫城的军队。李训等人离开含元殿后，过了很久才回来。回来后，李训奏称：“甘露已经看不清了，但暂时不必宣扬出去。”唐文宗说：“有这样的事吗？”他示意叫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率领宦官前去探视。仇士良等人去后，李训立即召郭行余、王璠两人入殿受敕。王璠感到害怕了，两腿战栗不敢前行，只有郭行余拜受殿下，带领招募的亲兵数百人，携带武器等候在丹阳门外。李训召集这些亲兵，立即部署杀宦官的计划。
仇士良等人来到金吾厅，正遇着韩约，见他神情紧张，惊讶地问：“将军为什么这样紧张？”韩约忙以生病搪塞。正在此时，一阵风将帷幕吹起，露出了里面埋伏着的兵士，同时传来了兵器碰撞发出的声音。仇士良久历仕宦，经验丰富，见此心知情况不妙，慌忙返奔。金吾厅侍者想要关门，被仇士良怒骂，竟然没敢关门，让众多宦官得以逃脱。韩约也是无用，此时竟不指挥士兵冲出围杀，任由仇士良等逃掉。
仇士良与鱼弘志跑回含元殿，气喘吁吁地对文宗说：“宫里要发生暴乱了，请陛下赶紧还驾。”李训见仇士良等人往含元殿方向跑去，知道韩约处有变，急忙招呼金吾卫士，大喊：“赶快到含元殿保护陛下，进去以后，每人赏钱100缗。”金吾卫士刚要登含元殿，仇士良眼明手快，抢先一步令宦官抬着文宗从殿后出去。
李训见状，急忙上前拦住轿子，对文宗说：“臣奏事未毕，请陛下暂时留步。”仇士良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在宫中布置武装，要谋反吗？”文宗知情，一边挣扎着一边说：“这不可能！”仇士良根本不理，抢步前来要打李训，被李训推倒。当李训抽出匕首要杀仇士良时，被宦官拦住。仇士良拥舆急奔，李训紧追不舍。这时，金吾兵已经登殿，罗立言、李孝本各率士兵杀宦官十余人。仇士良令宦官在外抵挡，自己引文宗走进宣政门，等李训赶到时，宣政门已被关闭。至此，李训知道消灭宦官的计划已经失败，急忙换上从吏的绿衫，化妆出宫。
宣政门内的仇士良这时真是红了眼，他恶狠狠地对文宗说：“你干的好事！”转过来对各率五百禁兵赶到的神策军左右副使刘泰伦、魏仲卿道：“杀！”于是，在事变不到一个时辰，由宦官统领的禁军从北、东、西三面，向位于大明宫南部的朝官们的衙门发动了反攻。
郭行余、王璠两人见势不好早已逃掉，罗立言、李孝本等人见李训已经逃逸，知道事情已经失败，也随即逃窜。宰相中舒元舆因早知内情，已悄悄改换官服，单人匹马逃出宫外，而宰相王涯、贾觫等尚不知情，对前来询问的朝官们说：“不知何故，你们请各自便。”众官退下，宫内各门均已被人关闭，王涯等刚刚奋身脱出，宫门就被禁兵合上。有600多名没有挤出者，均被禁兵所杀，尸横血流，狼藉涂地。宫内诸衙印鉴、图籍、帷幕、器皿等，在兵乱中一扫而尽。下午，神策军分遣千余骑兵，出城追捕，又在城中大搜索。长安城内诸多恶少趁变乱陡起，借机滋事，杀人越货，互相攻劫。长安城中，已是一片尘嚣。
次日百官入朝，直待日出方开建福门，禁兵露刃夹道，惟准每官以从者一人相随。行至宣政门，门尚未开，宰相御史知班等人都不在，百官乱次站立，班列无序。文宗见没有一名宰相上殿，便对宦官说：“宰相王涯等为什么不上朝？”仇士良说：“王涯等谋反，已逮捕下狱！”顺手就把王涯“谋反”的状子及有关“罪证”呈上。此时文宗还能怎样？只好敕令起草诏令，宣布李训等罪状。
李训乔装出宫，一路上假装疯癫，逃列终南山的寺院中。后被地方官抓获，他担心押送到宦官手中会遭羞辱和酷刑，在到达京师附近时，便对押送的人说：“现在禁军到处抓我，是因为能够得到重赏。等他们见到我，肯定会将我从你们手里抢去领功，不如你们把我杀了，拿着我的首级去领赏更直截了当。”结果，李训被杀。郑注和全家老幼被仇士良派人诛杀，与事变有关无关的朝廷官员也有上千人被杀。
这就是“甘露之变”。有人称之为“失败的反击”！反击之所以失败，表明在这之前的宦官势力已到了难以消除的程度。
这次事变后，宦官更加盛气凌人，对待皇帝也很不礼貌，常常出言不逊，文宗羞惧难当，从此也不再做声。据说，只是在独居无人的时候，文宗才会自言自语：“须杀此辈，令我君臣间隔。”说罢，不免又一阵伤感。宦官对待皇帝尚且如此，宰相更是不在话下。宰相李石为人正直，多次与仇士良对抗，仇士良于是派刺客暗杀李石。李石中了一剑，却是刺断了马尾；还中了一箭，人伤得并不重，但引起了朝中大臣的极大恐慌。李石遇刺的第二天，常参官入朝者仅有9人而已。李石考虑到人身安全问题，辞了官职。天下大事从此都由宦官的北司决策，南衙宰相机构只是“行文书”而已（当时，宦官衙署在宫城，朝官衙署在皇城，宫北皇南，因此人们称前者为北司，后者为南衙）。
一天，百无聊赖的文宗问侍从：“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谁？”当回答是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周墀时，文宗命人召来。赐酒三杯后，文宗徐徐道：“依你看来，我是怎样的一个君主？”周墀一听，立即下座，恭敬地回答道：“我是个小臣，不晓得大道理。但听百官都说陛下有尧之圣、舜之明、商汤之仁、夏禹之俭！”文宗淡然一笑：“你这样说是为了维护我，其实我哪里敢跟尧舜禹汤相比！我是要问你，我比周赧王、汉献帝如何？”周墀一听，如五雷轰顶！周赧王、汉献帝是两个庸碌的亡国之君，文宗如此发问，可见内心痛苦到何种程度！于是，他倒身拜伏，声音硬咽。文宗见他不再说什么，只好自己说了：“我自以为连周赧王、汉献帝也比不上！周赧王、汉献帝是受制于诸侯，我却受制于家奴。我比他们差得远了！”文宗说过此话后，再没有视朝。一个月后的开成五年（840）正月初四，驾崩于太和殿，年仅32岁。
历史上对文宗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评价：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就是说，文宗虽然能够勤勤勉勉、宵衣旰食，但自身缺乏治国的才干，最终也不能消除祸患。
“甘露之变”是唐代的皇室为反抗宦官专政所作的最后反扑，是继“王叔文事件”之后唐代士人和宦官发生的又一次大冲突，但是王叔文和宦官仅是“文争”，所以朝臣牺牲不大，也未过多牵连。而李训、郑注这次和宦官却是发生了“武斗”，造成朝臣牺牲惨重，牵连众多，并且使朝臣和宦官逐渐走向彻底对立。
从这一天起，唐代已经开始衰败，直至最后亡于朱温之手。皇帝、朝官与宦官的斗争，均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宦官有武装，他们掌握了禁军。“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更加压倒了朝官，朝官经历了多次失败，最后在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宰相崔胤引宣武节度使朱温带兵入长安，几乎杀尽宦官，才结束了宦官专政的局面。不久，唐朝也被朱温的后梁所取代。
天子为何受制于家奴
有人说，唐朝并非亡于藩镇割据，而是亡于宦官专政。唐朝宦官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之时，把将相和帝王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
从唐穆宗以后到唐亡，8个皇帝之中，有7个是由宦官拥立的，而有立即有废。宪宗时，太子李宁死，宦官吐突承璀欲立李恒为太子，因恒母身贱未立，又立李俏为太子；宪宗崩亡，宦官陈弘志杀吐突承璀及李俏，拥立李恒即位，就是唐穆宗。唐穆宗是因受惊中风而死的。穆宗之后的敬宗，极喜游玩，一次夜猎回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等人饮酒作乐，喝醉之后入室更衣，忽然殿中灯灭，刘克明等即害死敬宗，苏佐明等矫制立绛王，而王守澄、梁守谦等率禁军讨贼，诛杀绛王另迎江王即位，就是唐文宗。
文宗在位时，本已立李成美为皇太子，文宗死时，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废成美，立文宗之弟李炎为皇太弟，即位后，就是武宗。武宗死，宦官马元贽立武宗之叔李忱为皇太叔，即位后，就是宣宗。宣宗大病之时，宦官王宗实等矫诏立郓王为太子，即位后为懿宗。懿宗有病，宦官刘行深、韩文约等又立普王为皇太子，即位为僖宗。僖宗之后，宦官杨复恭率兵拥立寿王为皇太弟，即位为昭宗。而每次废立之际，或兵刃相见、血流盈廷，或密行诡计、众不可测，造成一段时期的权力真空状态，使中央政权毫无权威可言，诱发了社会的动乱。
宦官专权干政，对功高绩显之臣往往嫉妒如仇，必欲构陷使之失宠而罢休。如肃宗、代宗时期，大将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有大功，宦官程元振等就在皇帝面前诬陷李光弼，使李光弼失宠自危。郭子仪是反击“安史之乱”中的重要将领，平生小心谨慎，不敢多言，但也逃不过宦官的谗毁，甚至派人挖掘了他家的祖坟。刑部尚书颜真卿刚正不阿，曾率百官向移居西内的太上皇玄宗请安，触犯了宦官李辅国的心病，便下一纸公文，把颜真卿贬逐到偏远的蓬州任长史。如此这般，使得朝廷将相心寒，贤德之士难以立足，奸佞之徒趁机而入。 唐朝宦官专权和为害，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呢？
首先，从根本上讲，这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必然现象。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个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但皇帝又无法统辖管理庞大的官僚机器和日益繁杂的各种具体事务。完全依靠朝廷中的文臣武将，又放心不下；依靠宗室外戚，也常常发生问题。
相比较而言，只有宫中的宦官最易控制，也最为放心。因为自古以来，有强臣篡权为皇的，有宗室夺权的，有外戚甚至女主临朝的，但却没有宦官当皇帝的！宦官的生理缺陷使他不可能凯觎这“九五”之尊。虽然宦官有种种祸患，但其本身从来不构成对皇权的威胁。这就是历朝历代的皇帝心中很清楚宦官专权的危害，但却照样宠信不衰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有封建专制制度存在，宦官专权为害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这是历代封建王朝包括唐朝在内无法避免的问题。
其次，帝王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则与宦官专权为害互为因果。中唐以前，政治相对清明，对宦官的限制也较严格，宦官参政的机会很少。中唐以后，皇帝渐渐失去了开国之时的那种励精图治的蓬勃朝气，生活上追求享受，政治上企求苟安，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如唐敬宗整日击球、摔跤、打猎，无心过问政事；唐宪宗后来追求长生不死，轻信方术之士，炼丹服药；唐僖宗整日斗鸡走马，一掷千金。其他帝王，有的从小由宦官陪伴，长大当政后放纵亲信宦人，委以重任；有的整日深居宫中，需要宦官为自己提供享乐的条件。而宦官呢？当然喜欢推波助澜，让皇帝沉溺于酒色犬马之中，无暇管理政事，以便自己专权，作威作福。
曾侍奉过6个皇帝的大宦官仇士良，在告老还乡时，曾直言不讳地向同僚传授了伺候皇上的秘诀，最关键的是“不可让皇上闲着”。他说：“皇上闲了就要看书，接见大臣，就会采纳他们的意见，智深而虑远。如果这样，我们这些人的恩宠就会薄了，权力也小了。你们今后要想尽办法弄钱财，蓄养猎鹰好马，每天让皇上沉溺于声色犬马，使他高高兴兴而不想闲着。这样，他必然会排斥儒学之士，不想关心政事，凡事都听我们的，这样，我们的恩宠和权力就能长久了。”
仇士良这番话，道出了唐代宦官专权干政的诀窍与经验。的确，皇帝的荒**腐败与政治黑暗，导致了宦官势力膨胀；而在宦官的推波助澜下，又加速了皇帝的腐败与政治的黑暗。
第三，就唐朝而言，中唐以后外戚势力的衰微是宦官势力得以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皇帝常用的统治术是以内廷牵制外朝。在内廷中，除了利用宦官外，还倚重外戚勋旧势力。作为帝王母后亲属的外戚，又大多出身于官僚士大夫之家，他们既能任外朝宰辅，又能插手中宫，形成了强大的内廷势力。
在外戚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宦官势力必然被分割。唐玄宗天宝以前，中央机要大都为外戚掌握。直至“安史之乱”，诛杀杨氏族党，外戚势力剪除殆尽。此后，帝王在内廷只能倚重宦官，而宦官势力也趁机发展起来。
窥探皇位的皇子们窥伺帝意，常与宦官往来密切。宦官具有接近皇帝、往来导引、开关宫门、随从侍卫的便利，皇子们如果要发动政变，必然要取得宦官的支持，才可里应外合，完成大事。而在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阉人，也会因此得到新帝的宠爱。中唐的高力士、程元振、李辅国等，都是因此而受宠的。
所以说，不仅外戚势力的衰微给了宦官势力发展的机会，而唐朝宗室内部相互倾轧和夺权的斗争也给予了宦官势力发展的良好土壤。
第四，朝中大臣的朋党之争，也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发展。朝中大臣为了巩固权势，升官晋爵，需要依靠常在皇帝身边的宦官来为自己美言，而宦官也想争取这一部分人，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
玄宗时的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将军安禄山、高仙芝等，就是由巴结权宦而上台的。尤其是李林甫，非常善于贿赂收买宦官，通过宦官察知宫中动静和皇帝的心思，然后按皇帝的心意行事，来取得恩宠，保全相位。尤其是朋党之争时，各派都在暗中勾结宦官，谋取权位，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又如李逢吉投靠宦官而入朝为相，当上宰相后，又与大宦官王守澄勾结，排斥异己。为了阻止政敌李德裕为相，在宦官的支持下，举荐牛僧儒入朝为相。而李德裕为了争取相位，也勾结监军杨钦义，在杨的保荐下达到目的。通过宦官的“后门”入朝为相者，自然要为宦官发展势力提供方便与支持。本是对立的两股势力，却又往往互相利用，各得方便。朝臣之间为了政见党争需要借助掌握实力的宦官的支持，宦官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需要朝臣的帮助，这两派之间是既争斗又互相利用，关系错综复杂，致使朝政日趋腐败。
唐朝宦官为害之烈是空前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与其他朝代相似的方面，又有唐朝独特的某些方面。归根结底，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不治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