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文帝霸陵薄葬之谜
汉文帝霸陵地面上没有封土，在白鹿原原头的断崖上凿洞为玄宫，其中间以石砌筑，坚固异常，修筑时可能比平地起冢的长陵、安陵省工得多。霸陵的兴修，汉文帝既要考虑到将来坟墓的安全，又要提倡节俭，不以金银铜锡为饰，使盗墓者“无可欲”。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霸陵曾先后三次被盗，人们发现其中既有铜钱，又有珍宝。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夏六月己亥日去世，遗诏中有对丧葬事宜的明确指令。两天后，汉景帝刘启正式登基。乙巳日，汉景帝按遗诏将文帝葬于霸陵。
《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汉文帝一生俭朴，在他当政的23年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仅仅“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他曾经说：“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临终又遗诏丧事从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他特别强调：“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致。”汉景帝上台后，遵照遗诏将汉文帝在去世之后第六天就安葬了，汉文帝殡葬从简的愿望可能是得到了尊重。根据资料记载，霸陵覆土工程只动用了31000人，与其他帝陵相比，工程量不大。如果与秦始皇陵覆土工程使用工役达70万人的情形比较，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有一次，文帝携了慎夫人到霸陵，群臣前呼后拥。他看到白鹿原头的断崖上凿洞为玄宫的墓穴，十分感慨地说：“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紵絮错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都附和着说的确如此，只有大臣张释之走向前说：“如果其中有别人想要的东西，即使将整座山封锢起来但还是有缝的。假如里面没有人想要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据说文帝十分欣赏张释之的这通话，为了墓的安全，他必定使墓中没有盗墓者想要的东西了。
霸陵薄葬，在丧葬史上传为千古佳话，也成为帝王节俭的典范。人们认为对一位封建皇帝来说，这是十分难得的。两汉之际，赤眉军入关中，为了得到金银财宝，对汉代帝陵进行了发掘。在挖长陵时，不但取其宝货，还“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在这件恶劣事件中，汉朝的宗庙园陵都被开挖，只有汉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得以保全。赤眉军对西汉帝陵的破坏，为中国历史上公开以武力发掘帝陵之先声。之所以文帝和宣帝没有被开挖，主要是人们认为两陵内没有盗墓者想要的东西，两位皇帝当年实行了薄葬。
文帝的节葬遗诏，历来被视为我国古代葬制的重大改革，备受古人的称颂。南朝粱沈炯的《归魂赋》中说：“咄嗟骊山之阜，惆怅灞陵之园。文恭俭而无隙，赢发掘其何言。”唐代司马贞在为《史记》写《索隐》时称赞文帝：“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绨衣率俗，露台罢营……霸陵如故，千年颂声。”唐朝诗人鲍溶说：“霸陵一代无发毁，俭风本自张廷尉。”文帝的薄葬影响了后代不少皇帝，如魏文帝曹丕、唐太宗李世民等，他们都以自己和文帝一样主张薄葬而在世人面前自夸不休。南朝梁武帝在诏书中说，西京霸陵因山为陵，是“敦朴”和“约俭”的典范。五代后周太祖郭威说：“我攻收关中时，看到李唐十八帝陵园广费钱物人力，并遭开发。汉文帝俭素，葬在霸陵原，陵至今还在。”
在厚葬成风的秦汉时代，文帝修建霸陵只用砖、瓦，不用金银装饰，不要大兴土木，这样节省经费，不劳民伤财，对于一位封建皇帝来说，是十分难得的。
不过，对于霸陵是否真的坚持了薄葬原则，汉文帝是否真的节约到仅葬了点砖瓦陶器，后代有很多人是怀疑不相信的，他们对霸陵薄葬持否定意见。
他们认为，《汉书·张汤传》早已记载了霸陵曾有随葬钱币被盗掘，而霸陵瘗钱被盗时，距汉文帝入葬不过40年左右。因此从真实情况来看，霸陵其实早已不是完整而未被盗过的陵墓。此外，《晋书·索綝传》也记载，西晋末年霸陵和杜陵遭到盗掘，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数千家一起出动盗墓，结果“多获珍宝”。索綝说，汉代天子即位第一年就开始修陵，当时天子贡赋三分之，一份供宗庙，一份供宾客，一份供山陵。霸陵和杜陵比起汉代其他诸陵还是“俭者耳”，却还要遭到盗掘，“亦百世之诫也”。
后代顾炎武、黄汝成等人早就对汉文帝的薄葬提出了怀疑。顾炎武认为，春秋列国以来，汉文帝时厚葬风俗并不能全部革除，“史策所书未必皆为实录也”。黄汝成认为，文帝陵在史书中曾三次被盗掘，怀疑是汉景帝违背了汉文帝遗诏，以实际上的厚葬使后人以为汉文帝是矫情虚伪、言行不一，从而导致了盗掘的发生。
一些人认为，汉文帝霸陵不是真薄葬的原凶在于汉景帝没有遵照文帝遗诏办事。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也指出，霸陵“薄葬”只是较其他诸陵略为俭朴，而“非真薄”，他怀疑是汉景帝“不从遗诏之故”。这一推测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如日本人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也说，在文帝死后“臣子违其素志”，因而古书所说“未可悉信也”。
有关学者指出，根据后来霸陵也曾经出土珍宝之器的传说，怀疑汉文帝霸陵薄葬只是一种政治宣传。汉文帝平素行事虽有大俭之名，但又有大奢之实，其心理行为的矛盾是十分怪异的。明朝时霸陵曾经因秋季灞水冲激，被冲出五百余片石板，可推测汉文帝仍然坚持以石为棺椁，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厚葬其中，随葬“皆以瓦器”并非事实。
从实际情况来看，霸陵因山为陵，“不治坟”，“不起坟”，史书中也没有动员大量民众从事土木工程修建的记载，这是大致可信的。墓中随葬品的等级和数量，完全有可能因入葬时情形比较复杂，确实有与汉文帝个人意愿不尽相合的情形出现。说“或景帝之陷亲于不义耳”，虽然话很严厉，但大致上可信。历史上新帝违背先帝遗诏，是十分普遍的事情。
汉景帝刘启对汉文帝含有深厚的感情，他对文帝的施政措施是全面肯定的，在入葬之后的第四个月，汉文帝被尊奉为太宗。汉景帝是不可能背离汉文帝遗诏由薄葬改成厚葬的，但他可以在表面上遵照遗诏而事实上实行厚葬。
另一种观点认为，霸陵不是薄葬的原因可能是景帝母亲孝文窦皇后造成的。孝文窦皇后在汉武帝建元六年(135)方才去世，比景帝还要晚死6年，而她与汉文帝是合葬霸陵的。霸陵出现丰厚的随葬品，也有可能是汉景帝的母亲窦皇后在汉武帝时入葬霸陵带入的。《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崩，合葬霸陵。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可知太后的金钱财物当不在少数，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随葬品入葬霸陵是有可能的。窦皇后陵在霸陵东南1900米处，平地起冢。今坟堆底部东西长137米，南北长143米，顶部东西30米，南北35米，封土高近20米。西汉皇室女性地位相当高，其时天下空前富足，在汉武帝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祖母逝世，他是不可能完全迁就汉文帝二十余年前的遗制实行薄葬的。于是，所谓汉文帝薄葬只是“表面文章”，以及所谓“或景帝之陷亲于不义耳”的怀疑，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洗刷。
从实际情况来看，汉文帝霸陵被盗的最早记录，是在孝文窦皇后“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之后的11年，从时间上看也是相符合的。也许人们知道窦皇后入葬是埋入了金银财宝的，这才想到可以盗掘霸陵，而史书上记录的盗掘实际上都是在开挖窦皇后陵。
也有学者提出，后人盗掘霸陵“多获珍宝”，有可能是陵园中其他从葬者的随葬品，这未必可作为否定汉文帝霸陵薄葬的直接依据。霸陵有一批陪葬坑和陪葬墓，孝武陈皇后、窦太后、董偃以及后来的更始帝都陪葬在四周，人们盗挖的财宝说不定就是这些墓中的，因都在陵区内，所以史书记载是霸陵。
尽管霸陵不起坟堆，但在墓上“稠种柏树”，筑陵园围于其中。文献记载霸陵“周围三百丈”，大概是指其陵园范围，说明霸陵规模也是比较大的。霸陵陵园辟有高大门阙，在陵北还建有陵庙，所谓霸陵的薄葬照笔者来看大概只是相对而言，对汉代诸帝来说，汉文帝当然在丧葬过程中是十分节约的，按一个皇帝的标准来看，后人挖到一点财宝是十分正常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皇帝啊。
第二节 汉文帝刘恒之不近女色之谜
秘密终于揭开，刘恒之所以不近女色，是因为他有断袖之癖，龙阳之好。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刘恒到底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但他喜欢男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猜测，刘恒对慎夫人表面上的宠爱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这就好比现在的同性恋者顶不住社会压力，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而选择与女人结婚一样。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刘恒喜欢男人比喜欢女人要多一点。
一个早已不是话题的话题浮出水面--大汉王朝皇帝们的同性恋问题，更确切地说是男宠，因为我们无法肯定，当时的大汉皇帝到底是真的喜欢男人还是玩弄男人。异性相吸，同性相斥，自然界的生物规律被打破，男人怎么会喜欢男人?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但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汉朝，帝王们喜好男色蔚然成风，在两汉二十五个刘姓帝王中，十个有男宠，即使是男人中的极品--汉武大帝--那么爷们的一个人，史书上记载，他的男宠多达五个，最有名的当数美男子韩嫣，汉武帝与他同卧同起，形同夫妻。
真正的爱与性别无关。同性恋中有虚情假意的，异性恋中也有，异性恋中有真情实意的，同性恋中也有。帝王们的爱情因为选择的多样性，逢场作戏的比真挚的、专一的要多，他们爱男人与爱女人一样，凭的就是自己的本能和感觉。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汉成帝与他的男宠张放之间的感情。汉成帝名声很臭，男女通吃，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对待赵飞燕、赵合德的情感和对待张放的情感都是真挚的。
张放是一个漂亮的男人，如果不漂亮，汉成帝也不会喜欢。汉成帝与他形影不离，把公主嫁给他，封他为富平侯。张放得宠得罪了汉成帝母亲的娘家人。他们数次去太后那里告状，每次都是汉成帝为他说情，他才幸免于难。终于，太后把张放流放了。分别那一天，成帝与张放相拥而泣。分开后，他们经常通信，鸿雁传情。后来，成帝纵欲而死，张放也因思念，日夜哭泣而死。
在对大汉王朝皇帝们的同性恋问题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再来说汉文帝与邓通的爱情。
刘恒与邓通之间算不算爱情我们姑且不说，等看完他们之间的故事后再下结论也不迟。
刘恒对邓通的宠爱源于他的一个梦，这个梦是不是真的我们无从考证，古时候的史官们总爱找原因，任何事情都会有原因，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地爱上另外一个人的，也就是说刘恒是绝对不可能对邓通一见钟情的。
这个梦是这样说的，刘恒梦见掖庭池一个船夫推他上天，这个船夫戴黄色的帽子，衣襟系在后面。在船夫的推力下，刘恒最终升了天。梦醒后，刘恒就迫不及待地派人按照他描述的梦境去寻找这个船夫。刘恒相信，这个船夫是他生命中的贵人。可以理解，古时候的人，对梦之类的玩意儿非常迷信，何况是升天的好梦。
世上还真有这等奇怪的事情，很快，派下去的喽啰就传来令人兴奋的消息：刘恒梦中的船夫找到了。
刘恒一看，果真和梦里一模一样，年纪一样，头戴黄色的帽子，衣襟系在后面。
刘恒龙心大悦，再一问名字，叫邓通，哎呀，更是了不得，邓通不就是"登通"吗?天意，真是天意也。
至此，刘恒梦中的船夫成了刘恒梦中的情人，刘恒对邓通的宠爱有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真佩服那些史官们，能编出如此美好的故事。如果没有这样的因，哪有刘恒宠爱邓通的果?刘恒会平白无故地喜欢一个啥都没有的穷小子吗?刘恒会那么下贱吗?当然不会。于是，编了这么一个故事。
纳兰秋以为，刘恒就是喜欢邓通这样一个人，因为他漂亮，因为他善良，因为他心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刘恒的口味，或者说，刘恒对他就是有感觉，这种感觉在后宫三千佳丽身上没有找到，却在邓通身上找到了。
刘恒对邓通的宠爱有目共睹。这样一个勤俭节约的皇帝，他以及整个后宫都衣着朴素，可是赏赐给邓通的绫罗绸缎数以万计，邓通不敢受，刘恒就以天子的命令来压他。刘恒为邓通专门修建豪华的别墅，授予他上大夫的官职，饮食起居，如影随形，甚至洗澡如此私密的事情也要邓通陪伴。刘恒还常常溜出宫去，到邓通的家里玩耍。
如果这都不算爱，那怎样才算爱?刘恒对邓通的爱不掺杂任何一点物质利益，是一种纯粹的爱。自卑的邓通面对帝王强大的爱曾经很恐惧，他有一次问刘恒，他什么也不是，他什么也没有，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刘恒想也没想就直爽地答道，我喜欢你呀。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回答了。
刘恒对邓通的未来很关心，因为刘恒比邓通大很多，刘恒可以保障他的生前，却不能保障他的身后。于是，他请来当时最著名的星相家为邓通算命，相士说邓通最后会饿死。
刘恒吃了一惊，继而龙颜大怒，你胡说什么?能掌握邓通命运的人只有我，他怎么会饿死?
然后，以妖言惑众之罪，命人把相士暴打了一顿。
相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怪就怪自己运气不好，他怎么会想到邓通是刘恒的爱人呢?
天子无戏言，刘恒说到做到，为了不让邓通有朝一日饿死，他赏赐蜀郡的严道铜山给邓通，并授予他铸造钱币的权力，也就是说，邓通从此以后想造多少钱就造多少钱。刘恒的感情用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富翁，后来我们形容一个人的富有，常常会说他"富比邓通"。
邓通其实不需要那么多钱，刘恒对他的赏赐已经足够他用一辈子，但天子的命令他不敢违抗。
现在我们要说一说此时此刻窦漪房的心情，自从有了邓通后，刘恒对窦漪房的冷落越发严重，甚至达到数月不见一面的程度。
一直顺风顺水的窦漪房遇到了她人生当中最大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她束手无策。
窦漪房的亲信把刘恒与邓通的故事源源不断地告诉她，可是却没有人告诉她，刘恒为什么喜欢男人，喜欢邓通?
那时候当然没有同性恋这一说法，窦漪房不知道怎样形容刘恒的行为，想劝阻却难以启齿。
于是，她只能忍受，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男人把她心爱的男人从她身边夺走，她却毫无还手之力，这种痛又有谁知晓?
然而，刘恒授予邓通铸造钱币的权力，窦漪房觉得刘恒玩得有点过了，如果再不制止，刘恒勤俭节约的美好形象就会被邓通毁掉。于是，窦漪房找到刘恒，只不过是旁敲侧击了一下，还没有说到正题上，刘恒就不耐烦了，大手一挥，把窦漪房赶了出去。
至此，窦漪房再也无能为力。而刘恒除了把窦漪房当做皇后之外，再也没有夫妻情分，窦漪房等同于守活寡。她不明白，邓通有啥能耐，为什么把刘恒迷得如此深?在窦漪房眼里，两个男人之间是不会有爱情的，她实在找不到刘恒如此对邓通的理由，只好把邓通看做是与妲己一样的妖媚人物，是狐狸精转世。
这是刘恒对邓通的爱，那么，邓通对刘恒什么感觉呢?
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邓通对刘恒只有敬畏和仰慕，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刘恒的朝夕相处，邓通也慢慢地对刘恒产生了感情。在邓通眼里，刘恒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最好的皇帝。刘恒对他的好，他不能辜负。他也要以爱来回报刘恒对他的爱。
下面一个故事可以说明邓通对刘恒的爱。
刘恒的后背长了一个疮，邓通侍候他的时候发现了，就用嘴去吸那个脓疮，把毒汁慢慢地吸出来，刘恒深受感动。换作谁都会感动的，何况是自己的爱人。于是，刘恒问邓通，普天之下，谁最爱我呢?邓通其实很想说是自己，可是出于礼貌，他回答说是太子。
刘恒将信将疑地点了一下头，恰巧太子刘启前来看望父亲，刘恒想试探一下太子，于是让刘启为他吸脓。刘启看了一眼父亲背上的脓疮，迟疑不决，刘恒脸色大变，对刘启说，刚才邓通已经为我吸过了，我只不过试探一下你罢了。邓通说天底下最爱我的是太子，我看太子对我的爱不及邓通对我的爱。
这就是邓通吸脓的故事，需要指出的是，后来很多人对这个故事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一批人非常鄙视邓通，说邓通这样做完全是谄媚，为了博取汉文帝更多的宠爱。纳兰秋不敢苟同这样的观点，纳兰秋更相信邓通这样做是出自一种本能，一种心疼自己心爱的人的本能，因为此时的邓通实在没有必要再向汉文帝谄媚，汉文帝已经把铸钱的权力都给了他，他还想要什么?如果说此时邓通还没有得到文帝的宠爱，他为文帝吸脓还有可能是谄媚。
然而就是这一次，当时的太子刘启就恨起了邓通，事实上他一直看不惯邓通的行为。
邓通的悲惨结局从而成为定局，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刘恒曾经问过邓通，他死后邓通怎么办。邓通当时呆住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就在刘恒问邓通这个问题后一个月，邓通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发生了，刘恒死了。这个给了他无以复加的爱的男人，离他而去了。
刘恒的死对邓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唯一的依靠就是刘恒。刘恒走了，邓通的爱情与前程也跟着走了，这种撕心裂肺般的痛他从来没有尝过，他决定跟随刘恒而去，可是在他准备饮下毒酒之前，他却被刘启抓进了牢房。
刘启抄了邓通的家，把邓通的手脚绑住，用铁棍把他的上下颌撑起来，不让他咬舌自尽，不给他吃的，数日后，正如当初的相士所言，邓通被活活饿死了。
而此时的窦漪房，虽然对刘恒的爱也跟着他的去世而消失，但是她却开始了她人生的另外一段锦绣前程。
第三节 汉文帝李恒的生平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前一七八年和前一六八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前一六七年又下令尽免民田租税。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田税定制。同时，每年的算赋，也由过去每年每人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向人民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并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实行金融自由政策，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流通，商品迅速发展。农工商业的发展，使文帝时期畜积财增，户口渐多，国家的粮仓钱库溢满，海内殷富，天下家给人足，社会经济繁荣。
文帝对秦代的苛刑峻法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入官府为奴，称为「收拏相坐律」。文帝即位初，于前一七九年颁「尽除收拏相坐律令」。前一六七年，又将黥、劓、刖左右趾这几种「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秦法还规定，判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身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满，可免为庶人。文帝还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官吏的断狱，如对廷尉张释之的几次断狱，虽曾有不同意见，但最后还是认为「廷尉当是也」，接受了张释之的决断。晁错为内史时，他「惩恶亡秦之政」，对法令进行更定，「论议务在宽厚」，于是在文帝时期「禁网疏阔」，「是以刑罚大省」，每年天下断重罪者仅四百，人民所受压迫比秦代显着减轻。
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友好的政策，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由于对南越采取了不和好的政策，致使南越王赵佗一度自立为南越武帝，役属闽越、西域，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茸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再度派陆贾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修好和善，于是赵伉去帝称号，归附汉王朝。文帝初年，匈奴在边地骚扰加剧，文帝前三年（前177）五月，匈奴右贤王进犯河南地，至上郡杀略吏民，抢掠牲畜，丞相灌婴奉命率八万轻骑将匈奴驱逐出塞，初步取得胜利。此后匈奴虽屡犯边地，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守备；并亲自出巡，视察边境军营，对治军严饬的细柳营，大加称赞，对防备松懈的霸上、棘门军营，提出批评。他还采纳晁错「募民徙塞下」的建议，把一些奴婢、罪人和平民迁徙到边塞屯戍，将他们以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这种做法既起到了「御胡」的目的，也起了开发边境的作用，为汉代屯田之先河。
为加强同匈奴的作战能力，文帝大力推进鼓励养马的政策，「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并在西北边境设立了三十六个牧马所，用官奴婢三万人从事牧养、繁殖战马。这些措施对防备匈奴大规模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后来武帝开展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战提供了物质保证。
在生活方面，文帝崇尚省俭克奢，他在位二十三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计划造一露台，令工匠计算，需用百金，觉得花费太大，对臣下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遂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临终前，针对当时盛行的厚葬风气，要求薄葬省繁。他对死，反映了朴素的观点，认为：「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莫可甚哀！」对厚葬，他认为「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产，重服以伤生，吾其不取」。他下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并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由于汉初刘邦大封诸侯王，诸侯王国地盘过大，至文帝时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成为稳定政局的严重问题。济北王刘兴居首起叛心。他趁文帝至前线督战之际，在后方举行叛乱。文帝闻讯赶回长安下诏宣布：叛军凡投降者「皆赦之，复官爵」。结果，叛军迅速瓦解。接着，淮南王刘长「自以为（与文帝）最亲，骄蹇，数不奉法」，无视法制，也起而叛汉。后淮南王死于流放途中。
针对诸侯王势力的膨胀，贾谊上《治安策》，同文帝痛陈天下形势，提出削弱诸侯王的「众建诸侯而少兵力」的政策。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把齐国分为六，把淮南分为三，稍微压抑了诸侯王的叛心。但文帝对诸侯王的严重情况，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仍认为宗室亲亲，「不忍」对诸侯王开刀。刘长死后，他又封其长子刘安为淮南王；对汉廷有「怨望」而多年「称疾不朝」，早露反意的吴王刘濞，也赐其几杖，允许他可以不来朝请。这些措施的结果，是他死后不久就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同时，他的一些随心所欲的口谕，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侯人邓通因阿谄媚上，得到文帝赏识，一句话就把严道铜矿的开采权赏予了他。致使他可以私铸钱币，形成「吴邓钱布天下」的局面，严重扰乱了货币制度。
前一五七年，文帝去世，终年四十六岁，葬霸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