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白，秀才乐君足下：昨者舟行往来，皆辱见过1。又蒙以所业一册2，先之启事3，宛然如后进之见先达之仪。某年始三十矣，其不从乡进士之后者4，于今才七年。而官仅得一县令，又为有罪之人，其德、爵、齿三者皆不足以称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为惭。自冬涉春，阴泄不止5，夷陵水土之气比顿作疾6，又苦多事，是以阙7。
然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8，其充于中者足9，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10。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谓夫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谓也。
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11《易》，周公之作《书》，奚斯12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讲而笃信之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夫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又其为辞不规模13于前人，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窃读足下之所为高健，志甚壮而力有余。譬夫良骏之马，有其质矣，使驾大辂而王良驭之14，节以和銮15而行大道，不难也。夫欲充其中，由讲之深，至其深，然后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
修见恶于时，弃身此邑，不敢自齿于人16，人所共弃。而足下过礼之17，以贤明巧正见待18，虽不敢当，是以尽所怀为报，以塞其惭。某顿首。
1皆辱见过：承蒙你慰问我。辱，承蒙。见过，访问。
2所业一册：所业，所从事的，指文章。
3先之启事：来信中所说的事情。
4从乡进士之后者：随同众人应举考试。
5阴泄不止：阴泄，阴寒腹泻。
6比顿作疾：经常生病。
7是以阙：因此没有及时写信。
8讲之深而信之笃：钻研深入，信仰坚定。
9其充于中者足：内心的品德学问深厚。
10大以光：广大而光明。
11系：系辞。
12奚斯：鲁国大夫，作《诗经·鲁国·閟宫》。
13规模：严格遵守规矩。
14有其质矣，使驾大辂而王良驭之：大辂（lu），大车。王良，春秋时著名的驭马者。
15节以和銮：节，调节。和銮，皇帝所乘的车上的铃铛。即调节铃铛的节奏。
16自齿于人：与一般人等同。
17过礼之：过于礼敬。
18见待：对待。
欧阳修这篇文章所谈到的其实就是自从韩愈以来在古文运动中的一个纲领性的东西，那就是“文以载道”的话题，而在“文以载道”这个宗旨中，就必然牵涉到文与道的关系的问题，那么文与道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自从孔子以来就一直在谈论的话题，而在历史的中途就遗忘了很久之后，到了韩愈这里又接着来谈论这个话题，韩愈是强调“文以载道”的，那么文又是如何载道的呢？文在载道的过程中它自己又有没有什么独立的价值呢？关于这一点，可以说就是古人与我们今人不同的地方所在。我们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在“文以载道”这个话题中，最关键的是道，强调的是道，要是没有了道，那么这个文显然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文是用来载道的，就像车子是用来载货的，要是没有货物了，一个空车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今人却不一样，强调这个车子也有它独立的价值，那就是观赏性、艺术性，所以今人就认为这个文即使不载道也有作用，这是古今的区别。而欧阳修这里，显然是认为要是没有了道，文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文是用来载道的，并且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信中议论的中心论点是“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这一论点揭示了文与道的关系，这不仅是作者告诫于人的经验之谈，也是其本人一贯坚持的治学态度。欧阳修的书信杂文具有宋代文章的特征，即表现为善于论道，由这篇书信的中心内容可以得到见证。作者把“文”与“道”相提并论，并且把“道”放在首位，他本身也始终坚守“蓄道德而能文章”这样一个信念。所以，这是我们在阅读本文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与黄校书论文章书】
修顿首启：蒙问及邱舍人1所示杂文十篇，窃尝览之，惊叹不已。其毁誉等数短篇，尤为笃论2。然观其用意在于策论。此古人之所难工，是以不能无小阙。其救弊之说甚详，而革弊未之能至。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盖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然近世应科目文辞，求若此者盖寡。必欲其极致，则宜少加意3，然后焕乎其不可御矣。文章系乎治乱之说，未易谈，况乎愚昧。恶能当此。愧畏愧畏。修谨白。
1舍人：中书舍人之称。
2笃论：精审的议论。
3少加意：稍微多用点心。
欧阳修这一篇文章主要谈论的是关于策论的问题，而这个策论是古代考试的一种方式，主要谈论的话题是关于农事、政事等国家大事，所以其实这就是一种很好的阐述自己的为政观点的文章形式，要是回答得好，很可能马上就有官做，然后施行自己的主张。所以这种策论在古代考试中非常重要，并不简简单单只是八股文，事实上这个策论很能显示一个人的才能和将来的作为，而且调动了读书人关注国家大事的积极性，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培养和考试方式，而且也将读书和做官和为国为民直接挂钩，这是很难得的，而并不是掉书袋的考试方式，只是后来不用了，这是很可惜的。而欧阳修这篇文章谈论的就是这个。在文章一开始，欧阳修即说：我所看到的十篇杂文令人惊叹不已，即写的很好。而其中毁誉等几个短篇，更是评论确当。作者以此开头，做为阐述策论文体特点的开始，引出策论话题。作者说，策论对古人来说写好不容易，所以这几篇杂文也不能没有小缺点。作者说，给我看的这几篇文章，其中拯救弊端方面谈得很详细，但怎样革除弊端却没有涉及。看见弊端就能明白革除弊端的原因的人，必须才能与知识都很过硬，然后他的文章才能从多方面论述并且深刻。那几篇文章中，对于社会弊病述说的很具体不是泛泛而谈。一般来说，看清弊端了，也一定看出这种弊端产生的原因。象贾谊论述秦朝得失而挖掘到古代培养太子的办法一样，这才称得上是懂得事物的根本呢。所以其实欧阳修在文中提到的这些是很值得我们反省今天的考试制度和培养人才的制度的，只有当我们真正回到古人的书中去，真正看到古人的生活，才能更深地体会古人那种智慧是我们今天应该好好学习的。
【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臣闻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后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军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节。军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趋赏而争利，其先材能而后名节者，亦势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风俗之薄厚，治道之污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于下也，不能家至而谆谆谕之1，故常务尊名节之士，以风动天下而耸励其偷薄2。夫所谓名节之士者，知廉耻、修礼让，不利于苟得、不牵于苟随3，而惟义之所处。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为，而惟义之所守。其立于朝廷，进退举止，皆可以为天下法也。其人至难得也，至可重也，故其为士者，常贵名节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节以养成善士4。
伏见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5，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谓朝廷贪拯之材而不为拯惜名节6。然犹冀拯能执节守义，坚让以避嫌疑，而为朝廷惜事体。数日之间，遽闻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7。虽初无是心，然见得不能思义，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岂独不思哉!昨闻拯在台日，常自至中书，诟责宰相，指陈前三司使张方平过失，怒宰相不早罢之，既而台中寮属，相继论列，方平由此罢去，而以宋祁代之。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自其命出，台中寮属，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罢，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谓蹊田夺牛8，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资望，虽别加进用，人岂为嫌9！其不可为者，惟三司使尔。非惟自涉嫌疑，其于朝廷，所损不细。
臣请原其本末而言之，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虏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陛下奋然感悟，思革其弊，进用三数大臣，锐意于更张矣。于此之时，始增置谏官之员，以宠用言事之臣。俾之举职，由是修纪纲而绳废坏，遂欲分别贤不有，进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骤见而骇10。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谓好讦阴私，或以为公相倾陷，或谓沽激名誉，或谓自图进取，群言百端，几惑上听，上赖陛下，至圣至明，察见诸臣本以忘身徇国，非为己利，谗间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渐为信，自是以来，二十年间，台谏之选，屡得谠言之士，中间斥去奸邪，屏绝权幸，拾遗救失，不可胜数，是则纳谏之善，从古所难。自陛下临御以来，实为盛德，于朝廷补助之效，不为无功。今中外习安，上下已信纤邪之人，凡所举动，每畏言事之臣，时政无巨细，亦惟言事官是听。原其自始，开发言路，至于今日之成效，岂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过，似于激讦，逐人之位，似人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无所利于其间尔。而天下之人所以为信者，亦以其无所利焉。今拯并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将来奸佞者，得以为说，而惑乱主听。今后言事者，不为人信，而无以自明，是则圣明用谏之功，一旦由拯而坏，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议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而拯取其所不宜取，为其所不宜为，岂惟自薄其身11，亦所以开诱他时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12，相习而成风，此之为患，岂谓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无心耳。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虽欲自信，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着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
伏望陛下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拯他职，置之京师，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节，不胜幸甚。臣叨尘13侍从，职号论思14，昔尝亲见朝廷致谏之初甚难，今又复见陛下用谏之效已着，实不欲因拯而坏之者，为朝廷惜也!臣言狂计愚，伏俟诛戮。
1不能家至而谆谆谕之：不能到每一户人家去细心教导。
2风动天下而耸励其偷薄：教化影响百姓而约束、禁止其有伤风化的行为。
3不利于苟得、不牵于苟随：不追利、不从众。
4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节以养成善士：作为君临天下的帝王，也注重名节而培养真正善良中正的人才。
5三司使：掌管财务的官员。
6不为拯惜名节：不替包拯顾全名节。
7逐其人而代其位：将别人驱逐而自己取而代之。
8蹊田夺牛：跑到别人的田里去牵牛。
9虽别加进用，人岂为嫌：如果另外安排升任职务，别人都不会说什么。
10骤见而骇：一下子都暴露出来。
11自薄其身：自己贬低自己。
12倾人以觊得：排挤别人而希望自己得高位。
13叨尘：身处…位置。
14职号论思：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欧阳修这篇文章里面所提到的包拯，是我们很熟悉的，他是庐州合肥，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内的人，字希仁。在天圣年间考中了进士，后来做官累迁到监察御史的职务，他在任职期间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曾经还出使到契丹去国，后来还担任过三司户部判官，和陕西与河北路转运使这样一些官职。后来还入朝担任过三司户部副使这个职务，也就是欧阳修在文中所反对他去担任的这件事情，他在任职期间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后来又改知谏院，为官清正，所以多次论劾权幸大臣。到了嘉裕六年的时候，出任枢密副使一职。卒于位，谥号“孝肃”。历史上的包拯和我们在电视戏剧上看到的包拯有些相似，做官是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比如他在知庐州时，执法就不避亲党，受到人们的崇敬。而欧阳修这一篇文章中，艺术特点就是条理清晰。逻辑关系到贯通全文的意脉，条理清晰则意脉明，反之则意脉不明。不过作者认为包拯其人不贵名节，并揭露包拯诟责宰相，指陈前三司张方平过失，后又弹奏宋祁过失，遂逐二臣自居三司其位，故作者尖锐地指出包拯的做法是“蹊田夺牛”的行为，是不顾“廉耻之节”。接着作者紧随议论，认为陛下授三司于包拯，是朝廷“贪拯之材而不为拯惜名节”，朝廷重用不执节守义之人实谓可惜可嗟。而作为当事者包拯来说，明知自涉嫌疑于朝廷，常人皆知避嫌，而拯独不避嫌。鉴于朝廷已命，拯已受命之情况，欧阳修只能力谏力辩，忠劝皇帝另择人选，罢用包拯任三司使。而这也是欧阳修尽忠直谏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因为他一向是很注重谏官、谏言的，不但劝别人这样做，而且自己也主动这样做，是很值得我们佩服和学习的。
【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1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2，惟赖圣明，幸加省察。
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罢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虽供职在外，事不尽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良，其说不远3，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以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者，臣请试辨之。
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见其不为朋党也。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信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则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彰着，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今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衍等真得汉人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4。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之得专也。然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不见其专权之迹，而但见其善避权也。权者得名位则可行，故好权之臣必贪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恳让，让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坚。臣但见其避让太繁，不见其好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别有所为。陛下见其皆未行事，乃特开天章，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事，然众人避让，不敢下笔，弼等亦不敢独有所述，因此又烦圣慈，特出手诏，指定姓名，专责弼等条列大事而施行之，弼等迟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条数事。仲淹深练世事，必知凡百难猛更张5，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但欲渐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多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坚意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谮，已曰专权者，岂不诬哉！至如两路宣抚，圣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国之威6。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及于天下。北虏乘衅7，违盟而动，其书辞侮慢，至有贵国祖宗之言。陛下愤耻虽深，但以边防无备，未可与争，屈意买和，莫大之辱。弼等见中国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进用之恩，故各自请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惮勤劳，欲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见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夷，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
伏维陛下睿哲聪明，有知人之圣。臣下能否，洞见不遗，故于千官百辟8之中，特选得此数人，骤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际，恩礼各优。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轻矣。惟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任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裨补。方今西北二虏，交诤未已，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如弼与琦，岂可置之闲处?伏望陛下早辨谗巧，特加图任，则不胜幸甚。
臣自前岁召入谏院，十月之内，七受圣恩。而致身两制9，方思君宠至深，未知报效之所，今群邪争进谗巧，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报国之秋，岂可缄言而避罪？敢竭愚瞽10，惟陛下择之。
1群邪切齿：小人痛恨。
2干一人难犯之颜：即宰相吕惠卿。
3其说不远：其说法都差不多。
4真得汉人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真正当得起汉朝人所称的忠臣常不能随众。
5凡百难猛更张：一切事情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大改变的。
6况自中国之威：况，更何况。
7北虏乘衅：北边匈奴侵犯。
8千官百辟：众多的官员之中。
9致身两制：处身高位。
10敢竭愚瞽：竭尽智虑。
欧阳修这一篇文章所写的是关于范仲淹等人主持进行“庆历新政”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范仲淹等人曾经与庆历年间主持过一场变革，成为“庆历新政”，变革的时间并不长，后来由于一些官员的反对，而遭到贬斥和停止，当时有很多支持变革的大臣就纷纷上书反对贬斥和停止变法，欧阳修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庆历三年，欧阳修任太常丞知谏院时曾写《朋党论》进呈宋仁宗，当时反对派即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主张改革的活动为“引用朋党”。庆历四年十一月，朝廷下诏书，对“朋党”之事针砭为“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诂名誉”。至庆历五年，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又因“朋党之议”而受相继罢黜。可见，“朋党”之议争斗之激烈。欧阳修出于刚正不阿之心，以无所畏惧的激愤之情，继《朋党论》之后，又上奏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中心内容紧紧围绕“朋党”及“专权”而议论。作者于文中明言“不避群邪切齿之祸”，“岂可缄言而避罪”，为伸张正义，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胆敢与“诏书”对抗，为朋辈的无辜受贬大鸣不平，他的文章“鲠言无所忌”，“放言无惮”，义无反顾，无所畏惧，体现了一位正直无私的官吏的高尚情操。这篇政论文，作者的是非观极其明朗，观点十分突出，所议中心紧紧围绕“朋党”、“夺权”而展开。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包拯、寇准等等都是那几十年先后出现的名臣，可以说名数还是比较多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为什么在几十年中间，北宋竟出现了那么多名垂千古的文人和名臣，这肯定跟当时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个个都是能文能武、道德和学问都很好，这是真正我们应该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论修河第三状】
右臣伏见朝廷定议，开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陇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为国家极言其利害者，何哉？盖其说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无奇策。
今执政之臣，用心于河事，亦劳矣。初欲试十万人之役以开故道，既又舍故道而修六塔，未及兴役，遽又罢之。已而终为言利者所胜，今又复修。然则其势难于复止1也。夫以执政大臣锐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复止之势，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李仲昌小人，利口伪言，众所共恶。今执政之臣既用其议，必主其人2。且自古未有无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虽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将来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为大臣所主，欲与之争未形之害，势必难夺。就使能夺其议，则言者犹须独任恩、冀为患之责，使仲昌得以为辞，大臣得以归罪。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敢言也。
今执政之臣用心太过，不思自古无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为患。若得河不为患，虽竭人力，犹当为之。况闻仲昌利口诡辩，谓费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为奇策，于是决意用之。今言者谓故道既不可复，六塔又不可修，诘其如何，则又无奇策以取胜。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众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独敢言者，臣谓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兴利除害尔。若果知其为患愈大，则岂有不回者哉。至于顾小人之后患，则非臣之所虑也。且事欲知利害、权重轻，有不得已，则择其害少而患轻者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无奇策，相地势、谨堤防，顺水性之所趋尔。虽大禹不过此也。夫所谓奇策者，不大利则大害；若循常之计，虽无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择利者之所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终不可成而为害愈大；言顺水治堤者，常谈也，然无大利亦无大害。不知为国计者欲何所择哉?若谓利害不可必，但聚大众，兴大役，劳民困国以试奇策，而侥幸于有成者，臣谓虽执政之臣亦未必肯为也。
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详，而未蒙采听。今复略陈其大要，惟陛下诏计议之臣3择之。
臣谓河水未始不为患，今顺已决之流，治堤防于恩、冀者，其患一而迟。塞商胡，复故道者，其患一而速。开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为害无涯。
自河决横陇以来，大名金堤埽岁岁增治；及商胡再决，而金堤益大加功。独恩、冀之间自商胡决后，议者贪建塞河之策4，未尝留意于堤防，是以今河水势浸溢。今若专意并力于恩、冀之间，谨治堤防，则河患可御，不至于大害。所谓其患一者，十数年间，今河下流淤塞，则上流必有决处。此一患而迟者也。
今欲塞商胡口，使水归故道，治堤修埽5，功料浩大，劳人费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复归，高淤难行，不过一二年间上流必决。此二患而速者也。
今六塔河口，虽云已有上下约6；然全塞大河正流，为功不小。又开六塔河道，治二千余里堤防，移一县两镇，计其功费，又大于塞商胡数倍，其为困弊公私，不可胜计。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东，横流散溢，滨、棣、德、博与齐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号富饶，河北一路财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坏田产，河北一路坐见贫虚。此二患也。三五年间，五州凋敝，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涩，则上流必决。此三患也。所谓为害而无涯者也。
今为国误计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喻7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横陇故道本以高淤难行至商胡决，今复驱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余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虽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无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后悉也。
臣前未奉使契丹时，已尝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为，惟治堤顺水为得计。及奉使往来河北，询于知水者，其说皆然。虽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愿且治恩、冀堤防为是8。下情如此，谁为上通？臣既知其详，岂敢自默。伏乞圣慈特谕宰臣，使更审利害，速罢六塔之役，差替9李仲昌等不用，选一二精干之臣与河北转运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堤防，并力修治，则今河之水必不至为大患。且河水天灾，非人力可回，惟当顺导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难必之功10，以为小人侥冀恩赏之资也。况功必不成，后悔无及者乎！臣言狂计愚，惟陛下裁择。
1难于复止：难于再次阻止。
2必主其人：一定会用他这个人。
3计议之臣：即天章阁的大臣。
4塞河之策：堵塞河道的策略。
5治堤修埽：修筑堤坝。
6上下约：上游和下游都有堤防。
7不喻：不能理解。
8是：正确。
9差替：替换。
10难必之功：难以达到的功业。
欧阳修这一篇文章谈论的是关于修理河道的问题，我们知道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比重，而对于农业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水利灌溉工程，而同时另一方面，在过去，黄河常常泛滥成灾，给两岸的百姓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威胁，这也是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经常是过不了几年就得面对一次，所以如何将治理河道和修建灌溉工程两个大的项目结合起来，做到既治理了河道又有益于百姓的生活和农业生产，这是为官者常常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欧阳修本文正是就此问题而阐述的。我们来看文章的内容，文章共分两部分内容，前一半内容，作者毫不回避地剖析了有关修河事中“中外之臣”未有肯为国家极言其利害”之原因，他所归纳之三个原因，矛头直指当朝“执政之臣”，所以，欧阳修不畏丢官受贬，锋芒直指朝廷统治者，这是非有极大的勇气和胆量不可的。对河渠使李仲昌，他蔑视其为“小人”，直呼“李仲昌小人”，这一点则与《与高司谏书》中对高司谏的挖苦讥讽的行文风格是相一致的。前一半内容由文章的开头到“又无奇策以取胜。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肯言也”，包括四个自然段，议论的中心为“未有肯为国家极言其利害”，作者在结构上采用总分式安排材料。后一半内容是状书的要旨所在。其中心内容为剖析开修六塔河，回水入横陇故道的“奇策”，作者从辩证角度摆利害，论理详尽，陈词恳切，观点鲜明，字里行间显现其忧国忧民。更为可贵的是，他明确表明自己写状书的态度。这是我们在阅读文章时，应该注意的地方。